——毛泽东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矛盾的不断上升，将各民族、各政党、各阶级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谋救国大业成为当务之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直接领导了西北局部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建立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为一体的西北局部抗日统一战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
1931年，正当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调动自己的军队进行“围剿”与反“围剿”的内战时，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事变。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集团军——关东军——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然后贼喊捉贼，反诬中国军队——东北军——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关东军派兵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在蒋介石和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的“不抵抗”的命令下，尽管有一部分官兵违抗蒋介石的意志，奋起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但无济于事。根本阻止不了侵略者进攻的脚步。一夜之间，日军占领沈阳城，并向东北其他地方发起了进攻。在“不抵抗”政策的扼制下，留守东北的十几万东北军面对只有。一万多人的关东军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东北沦陷。9月底，辽宁（不包括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日军再占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1932年2月，黑龙江全省沦陷。至此，整个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生活在日军的铁蹄之下。
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这就是让中国人永生不会忘记的九一八事变。
日军大规模地入侵中国使中国各阶层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各阶层人士对国民党政府的屈膝退让政策无不义愤填膺，自发地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此时，中央红军正进行着激烈的抗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1931年11月宣告成立）多次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族“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中国工农士兵劳苦民众“拥护反帝运动的惟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文件提出：党在九一八事变后要“大胆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但是，由于此时国民党正调集30万重兵对中央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围剿”，特别是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把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看做反苏战争的前兆，认为“目前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九一八事变“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视而不见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国内引起的社会阶级的新变化，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的变化，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尽管临时中央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但是所谓的“统一战线”是排斥一切上层分离、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的所谓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临时中央没有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展革命力量上来，而是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红军和苏维埃会立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临时中央还由此断定：“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周恩来作为临时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名成员，其思想明显地受到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掣肘。1931年12月底，他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于中央苏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军事上如何打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周恩来到达苏区后的主要任务是与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中央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并领导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根据地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1933年8月，移师福建“剿共”、曾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军的第十九路军，派旅法时曾同周恩来在一起的吴明（陈公培）作为代表到福建延平前线，与红军联络，要求进行共同合作，抗日反蒋。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9月22日，他致电中革军委代理主席项英，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建议派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福建西芹地区与吴明进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经过会谈，红军与十九路军在前线进入了休战状态。10月26日，双方在弄清各自的真实意图后，在江西瑞金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
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立即停止双方间的相互敌对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双方互派常驻代表。之后，双方又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中央红军与十九路军停止了双方的敌对军事行动，确定了边界，恢复了交通贸易。其后，十九路军从福建往中央根据地运送了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部分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十九路军是“剿共”的一支强敌，协议签订后，红军与十九路军化敌为友，如果配合得当，将会给红军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有力的支持。但是结果却不是这样。
1933年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等领导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24日，周恩来与朱德向赣东北根据地的刘畴西、蒋介易、寻淮洲发出指示，要求赣东北红军借十九路军抗日反蒋、蒋介石调兵向浙赣边境集中之际，开展游击战，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同一天，周恩来还向中共中央建议：以中央红军要三、第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蒋介石军队，支持十九路军的反蒋抗日活动。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执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而不予支援。周恩来的建议未被采纳。不过，客观地讲，即使周恩来的建设被采纳，其主要效果只是求得与十九路军的协同，减轻中央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和十九路军抗击蒋介石的压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共中央此时无暇采取实际措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
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下，缺乏支援的十九路军失败了，福建人民政府流产，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因蒋介石重兵进攻，在“左”倾中央的领导下，中央红军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采取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到根据地以外战胜故人，在军事上同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还提出要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外无支援，主动要求联合红军的十九路军被临时中央拒之门外。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陷入了空前的被动与不利局面。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已推进到了中央根据地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要把整个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开始。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因一二九运动而起的全国性抗日救亡浪潮此起彼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历时一年的战略转移胜利结束。这为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陕北局势和全国的抗日浪潮使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从此，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地位。周恩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二、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中共中央真正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没有像蒋介石希望的那样成为“石达开第二”。中共中央胜利到达陕北后，仍然面临严峻的形势：蒋介石必欲置红军于死地而后快。中央红军身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的包围之中。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必须寻找出路，摆脱包围。同时，在中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
瓦窑堡会议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找到了光明之路，为中国共产党在将要到来的新的历史时期掌握了政治上的充分主动权，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国内战争转向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起点。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与下面这些因素分不开的。
第一，遵义会议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摒弃了“左”倾中央的关门主义和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敌人的错误，这为客观分析自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打下了基础。
第二，华北事变和随后发生的一二九运动使中共中央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侵略意图，对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有了直观的认识。在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到达陕北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加紧了对华北的掠夺。1935年6月初，日军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两市和河北省；接着又策动华北五省（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11月，又唆使汉奸殷汝耕割据冀东22个县，在河北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日军的压力下，12月，国民党准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行华北特殊化。
中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愤怒情绪再也阻挡不住了。
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步步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断妥协退让，感受最为深刻，反应最为强烈。在国民党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宣布成立的时候，华北人民深感华北沦陷已迫在眉睫。身处北平、天津的青年学生对于时局的演变，尤为敏感和关切。他们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和影响下，1935年11月1日，北平、天津1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自由宣言》。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强烈谴责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投降政策，痛陈当今之中国“惟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9日，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请愿示威活动，要求国民党当局公开宣布对日交涉经过，停止内战，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6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北平城内外的大中学生与市民举行了规模比9日更大的示威游行，迫使国民党当局宣布延期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学生运动影响下，全国各地的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抗议国民党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援北平学生的斗争。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文化界起来了！海外侨胞和留学国外的学生团体起来了！一场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扩展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这场史称一二九运动的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评价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一二九运动所掀起的全国性的救亡浪潮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调整，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三，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为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明了方向。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分析了中国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于是，中共中央于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华北事变表明日本“不但要并吞整个华北，而且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提出“全中国的民众们！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保卫华北和保卫中国，以争取中国民族的最后解放”。2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反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障，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陕北局部面临的军事环境也是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边区的局面初步稳定下来。但“围剿”红军的东北军人数众多。是红军的主要对手。东北军是蒋介石“围剿”陕北红军的主力，也是一支有着强烈抗日要求的部队。如何对待东北军的抗日要求，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巩固并扩大苏区必须认真考虑和正确解决的十分现实的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林育英）、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人出席或列席了会议。会议确定要“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的作战力量”。在会上，毛泽东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会议在25日通过了由洛甫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中国国内“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决议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议还认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会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特别分析了在日本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变化，强调指出，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要求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由于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当中依附英美的利益集团也是可能按照其主子的叱责声，“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至此，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一切抗日势力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就确立下来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积极的工作。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周恩来对瓦窑堡会议的精髓心领神会。1936年1月2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开宗明义指出：整个政治形势中心问题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组织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他要求：有抗日斗争的地方，就应有共产党的领导存在；没有抗日斗争的地方，共产党人也应当去发动和推动群众性的民族革命战争。共产党人要无孔不入地去发动和推动民族战争。
三、张学良：“现实使我感觉一切全不对头。”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浪潮；二是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积极争取抗日的同盟者。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领导下，西北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很快形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直接的准备。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首先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东北军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在陕甘根据地“围剿”红军的主力。能否在东北军问题上取得突破，是中共中央考虑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为此，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统一领导和部署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东北军是北洋军阀的一支——奉系军阀张作霖统帅的部队，原称“奉军”。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位，成为东北军新的统帅。张学良为了“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张学良语），率东北军于12月29日宣誓易帜，接受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由此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也标志着蒋介石政权对全中国统治名义上的统一。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所属部队被改为东北边防军，张学良出任总司令。1930年，因张学良派兵武力调停中原大战，被蒋介石提升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接管华北军政，取得冀、察、晋、绥四省及平、津、青岛三市的实权，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成为位高权重的显赫人物。此时，年轻的张学良显然没有意识到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正在向他逼近。
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己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然后诬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突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翌日即占领沈阳。短短几个月之内，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三千万同胞被迫流离失所、背井离乡。
日本关东军是侵入中国的豺狼！现在，狼不仅强行进入我们的家门，还杀气腾腾向我们扑来。驻守关内关外、共有36万之众的东北军面对只有1万人的关东军这只越来越疯狂的“狼”，却表现得心慈手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沦为侵略军的乐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一种是“愚忠”说，有人认为，是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盲目服从和对关东军防御的松懈导致了这一后果。一种是“保存实力说”，有学者认为，在中原大战后获得巨大利益的张学良，面临着是将军队撤回东北防御日本，还是留在关内保障这些利益的选择。张学良选择了后者。登上权力高峰的张学良，在踌躇满志之后，过着追欢逐乐、纸醉金迷的荒诞生活。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学良面临的是牺牲东北军保卫国家利益，还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保存东北军实力的重大抉择。身体、精神、意志的糟糕状况已使他丧失了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已成为他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第一信念。
王海晨、胡玉海著：《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第38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刘国华：《论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
但上述观点似乎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张学良本人对日本人行为的错误判断。这一判断不是我们以往所说的他对国际联盟的错误判断，而是指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错误判断。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曾多次在东北及东北边境制造事端。如中村大尉事件、万宝山事件等，企图挑起更大规模的冲突。蒋介石政府和张学良本人始终把这些事端当做局部的冲突来处理。把事端的出现当作日本关东军内部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与日本政府没有关系。因此，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时，他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日本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兴起大的战争……总结这次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从张学良的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思想：了解日本人的图谋，九一八事变有可能酿成“大的战争”，但还是局部事件，不是日本政府的行为，关东军的行为会受到日本政府的约束。因此，不希望事态扩大，殃及全国。他仍然希望继续采取忍让的办法，以求得事态的平息。在事变过去50年后，张学良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剖析了他当时的想法：“当时我想，日本政府会控制（九一八事变——引者），因为他这样做违犯了国际公约，惹起了国际问题。”“我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对他不利，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政变，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然而，事与愿违。日本政府出面干涉关东军的行动，国际联盟向日本施压，重演甲午战争后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归还中国因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割
王海晨、胡玉海著：《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第38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第7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周毅、苑红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155页，香港（中国）市场信息出版社1991年出版。让的辽东半岛的旧梦，等等，都没有出现。日本关东军对东北的步步紧逼以及国际联盟的偏袒，使张学良原先的期待成了黄粱美梦。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蒋介石的“不抵抗”的指令下达后，张学良对蒋介石盲目服从的“愚忠”；也有不愿拿东北军作牺牲品的小算盘，还有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图谋的判断失误而希望求得不扩大九一八事变的错误处置。张学良的错误认识和小算盘在前，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在后，其与张学良处置日本人挑起事端的想法不谋而合，最后导致了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也是张学良本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不进行抵抗的结果，是让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三省。政治上张学良相对独立、雄霸一方的局面不复存在，这是他没有想到的。还有许多事情也是他没有想到的：个人家产损失惨重，东北军几万兵力溃散，地盘的丧失导致入关的东北军的军饷只能依赖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依附。更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他从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成为其个人历史上耻辱的一页。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处置上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张学良自言：“守土无状，万死不足以蔽辜”，丢失东北自然得付出代价，他请求辞去陆海空副总司令一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爽快，立即照准，改任其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1月初，日军进攻山海关，热河危急。已经背负丢失东北之责的张学良不愿再背骂名，积极准备抵抗。哪知道，蒋介石国民政府表面上积极，实际却敷衍了事，结果所谓的热河抗战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孤立无援的东北军再次大败，热河全省沦陷。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又一次受到一致谴责。他只得再次请辞。
热河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欲一洗“不抵抗将军”骂名的重大努力，他想与日军决一死战，守住热河，保住河北。然而，良好的愿望与实际的结果再一次背道而驰。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不得不自请辞职。客观地讲，热河抗战的失利，责任不全在张学良。他主动请辞还有一层含义：寄希望于蒋介石的挽留，以便重整旗鼓，率部反击日军。发出请辞电后，他还对身边的人讲：“我要亲自率领刘多荃精锐的部队和全部东北军，与日寇一拼，誓死收复热河。”可是，张学良斗不过精明的蒋介石。后者没有满足张学良的愿望。在张学良发出正式辞职通电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呈请辞职，应即准免职；特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权。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年时间，张学良从声名显赫的陆海空副总司令一下子降为普通老百姓，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现系平民了”。张学良的职位的急剧变化开创了一个先例：“拥众十数万之大军领袖，经保定车中一席谈，居然放下兵权，自请摆脱，又不可谓非中国军界之一创例也。”1933年4月，下野的张学良一行赴欧洲考察。他先后考察了意大利、英国、德国、芬兰，历时7个月。在欧洲，张学良戒掉了鸦片烟瘾，却在政治上染上了法西斯主义的毒素，崇拜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回国后，张学良决心拥护“中国的墨索里尼”。他认为，中国事情搞不好的原因就在于政出多门。全国要不愿做亡国奴，就要大彻大悟，拥护一个领袖，并在公开场合宣传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对身边的将校大谈法西斯主义的好处，认为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意大利是“中国可效法的榜样。”法西斯主义成为以后他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秘密会谈的内容之一。
张学良毕竟是蒋介石可以反复使用的一枚棋子。他回国后不
天津《大公报》社评：《行矣张汉卿》1933年3月13日。
何柱国、刘海波：《西安事变内幕》，转引自《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第466页。不久，就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职务，走上了与红军直接对抗的前线。为了让东北军将士安心“剿匪”，他遵循蒋介石的说法，大谈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说什么：“中国破坏至此，‘赤匪’应当负最大的责任……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共匪’这样破坏中国了。无论‘共匪’口头上是怎样说的，可是他们的一切行为，客观上都是在为帝国主义造机会，使帝国主义更能侵略我们，压迫我们，我们现在不能允许共产党这样为帝国主义造机会，所以，我们应当‘剿匪’。”对于东北军将士中一些人不理解不打日本鬼子却打中国人的想法，张学良这样进行解释：“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期，内忧外患，重重逼来，大家再不努力，马上就有亡国灭种的可能。不过今日惟一先决的问题，是在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统一的政府，有了健全统一的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的最重要工作，便是消灭赤匪。”张学良的这番训词，既是对蒋介石攻击共产党惯用语言的继承，也是与他崇拜法西斯主义、拥护“中国的墨索里尼”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在与红军的内战中，东北军被红二十五军整连整营地“吃掉”。张学良出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期间，尽管东北军在战场上没有捞到多少便宜，但他本人却从这时开始研究共产党，接触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的书籍。黎天才、潘文郁两人对张学良起了重要影响。黎天才原是共产党人，曾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主席、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等要职。1927年秋被张作霖逮捕，投靠奉系。张学良易帜时，黎为其撰写了《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张出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后，黎被任命为上校机要处长。潘文郁，中共秘密党员，早年留学苏联，回国后与黎天才同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九一八
《武汉日报》，1934年6月6日第三版。事变后，与黎天才一起办《北方周刊》，宣传抗日。潘因黎的推荐，认识了张学良。张非常赏识潘的才华，任命潘为“剿共”总司令部中校机要秘书。在黎的推荐下，还有一些共产党员或前共产党人在张学良身边工作，如吴雨铭、李希逸等。在潘文郁、黎天才等人的帮助下，武汉时期的张学良开始阅读《资本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共产主义ABC》、《辩证唯物主义》等著作。1935年初，因叛徒出卖，潘文郁被蒋介石钦定为囚犯，由张学良处死。黎天才因张学良力保，得以身免，后出任西北“剿总”司令部政训处副处长。这一时期，张学良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和对共产主义书籍的初步涉猎，使他对共产党员的才干与人格都有了直接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简单的涉及，这对他以后从拥蒋“剿共”向联共逼蒋抗日的转变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1934年11月，鄂豫皖根据地主力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于翌年9月到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师。1935年1月，蒋介石撤销豫鄂皖“剿总”，改为武昌行营，张学良改任行营主任。此时，突破蒋介石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的中央红军正从四川、甘肃向陕北进发。为了继续“围剿”中央红军，10月2日，国民政府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一职，总部设在西安，节制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军政事宜。张学良率东北军再次进行了全军大移防，可干的差事却仍是苦差事——“围剿”红军，且这一次东北军面临的作战对象除了原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外，还有一个强“敌”——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主力红军。张学良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张学良大军西开，虽属不情愿之事，初到西北，他还是希望用“剿匪”的战绩来取悦于蒋介石。为了鼓舞士气，每当东北军开赴西北、途经西安时，他必定前去对士兵进行训话，反反复复谈的不外乎“只有首先消灭共产党，解除内乱，再联合友邦，才有巩固的力量抗日”等老调。这时张学良虽然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产生了怀疑，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对这一政策的执行，这就决定了张学良进入西北初期对红军的积极“进剿”政策。然而，好梦易做，好事难成。从1935年10月至年底，东北军近三个主力师先后被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吃掉”。这对张学良恰如晴天霹雳。此时的张学良如同受到伤害的孩子，急需得到抚慰。可他遭遇的却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伤心”事：第一，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给予东北军粮饷补充，非但没有得到补充，被红军消灭的两个师110、109师还被国民政府军政部下令撤销番号；第二，张学良请求给予阵亡的两位师长每人10万抚恤金，得到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做法极为不满而又无可奈何，只好自嘲：“我张某人混得不值20万块钱了。”
不仅如此，东北军官兵对反共内战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本来，广大东北军将士在九一八事变后，拖家带口，背井离乡，跟随张学良南下“剿共”，形同流浪。他们不愿意死在“剿共”前线，而愿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他们向张疾呼：“与其与共产党打仗被打死，不如与日寇去拼命。”110师、109师被歼灭后，死难官兵的家属齐集西安“剿总”门前，向张学良请愿，要求抚恤家属，停止“剿共”战争。如果说，东北军将士及死难家属的请愿对张学良的影响还不大的话；那么，他身边的一些“少壮派”军官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则是深刻的。连续的作战失利及蒋介石政府对东北军的落井下石让少壮派看到“剿共”前途无望，他们对张学良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应德田对张学良说：“东北军今天的失利，委员长会有所预料的，他深知会有这样的下场，这是极明显的。先‘剿共’而后攘外是委员长坚定不移的政策，可是他自己又剿得怎么样呢？进攻江西红军四年，前后五次投入兵力共达百余万，结果损兵折将，占了些什么便宜？红军还是红军，红军仍然存在。
“以往的教训，如不及早觉悟，固执坚持，东北军迟早会在‘剿共’声中毁灭自己。委员长的治国决策不能不令人警惕。再者。东北军迁驻西：‘剿共’前线，越俎代庖，兵马弹药得不到补充，先不说东北军阵亡将士的家属如何安抚，他们跟着副司令辗转南北，是为了有一天打回老家去，现在他们都成了异乡孤魂，如何不令人寒心？这些东北军阵亡将士是感动不了委员长的。他远居南京，坐山观虎斗，是想借用内战之机一箭双雕，达到既消灭共产党又削弱东北军实力的目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在抗日的疆场上克敌制胜？我们拿什么披甲凯旋？还有，委员长对东北军、对副司令是不是果真高枕无忧了呢？我看也未必如此。副司令是知道的，委员长在西安布置了那么多‘中央宪兵’，耀武扬威，横冲直撞，不仅俨然凌驾于东北军之上，是不是还有监视我们的意图呢？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对委员长的决策，请副司令深思！”
这位少校秘书的话显然打动了张学良。张学良心事重重地对应德田说：你说的有些道理，容我考虑考虑。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的意见也有谬误的成分。反对蒋介石委员长的“剿共”政策，就差不多反对他个人，也等于说，团结一切力量，而单单不包括委员长在内，这是不行的，是不实际的。俗话说得好，鸟无头不飞，马无头不走。爱国抗日不能意气用事，必须实事求是，委员长是握有全国军政大权而又最有实力的领袖，他要“剿共”，你就无法停止内战，他不要抗日，中国就无法抗日。为了团结抗敌，我想应该设法谏诤他，说服他，争取他。不应该抛弃他，把他拒之门外。既反他，又抗日，怎么行得通呢？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战是对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反蒋呢？也许委员长要“剿共”，他们不能不针锋相对吧。也许是他们对中国整个实际情况还不够清楚。
现实使张学良感到“一切全不对头”，他处于迷茫之中。于是。1935年底他来到了上海，秘密会晤了东北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杜
应德田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41～42页，中华书局1980年12月出版。重远和东北抗日名将李杜。
与杜重远会晤时，张学良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我过去到意大利，学法西斯，以为法西斯可以救中国，忠心不二的拥护蒋介石的政策，跟着蒋介石去‘剿共’，实指望国家统一后再抗日。但现实使我感到一切全不对头。我觉得过去的想法、做法错了，今后真不知怎样办。”杜重远明确告诉他：只有抗日，才是东北军的出路，张学良个人也可以有荣誉。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东北军不能作他的牺牲品。杜重远还指出，东北军驻在陕甘两省，有红军、西北军和新疆的盛世才可以联合，就看你做不做。对张学良担心共产党把他当作卖国贼，不会与他联合抗日一事，杜重远表示：共产党最忠实于自己的主张，只有你决心抗日，共产党就一定会与你联合。不联共抗日，是空谈抗日。只有联合共产党、西北军和盛世才，加上全国人民，一致起来抗日，东北军就会有前途，东北失地就一定能够收复。
张学良会晤了李杜将军。他请求李杜帮助他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想方设法与中共进行联系。李杜欣然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
张学良还会晤了宋庆龄、沈钧儒、王造时等人。在宋庆龄、李杜将军的帮助下，一位曾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过的老党员刘鼎来到了张学良身边。
现实使张学良发生了改变。他要寻找新的出路。他有一段话很好地概括了自己的处境：“既挨红军的打，又受中央的气，不能不痛改前非了。”
这就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嬗变的轨迹。
四、肤施会谈：西北局部统一战线形成
在张学良徘徊苦闷、急于与中共联络、寻找出路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积极寻找与东北军高层进行联系的途径和办法。中共中央与东北军的关系是通过高福源打通的。高福源曾任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后被任命为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1935年10月，他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在红军中生活几个月后，他对红军的抗日主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主动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说明几个月来思想认识的变化以后。表示他赞同和钦佩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很爽快地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衷心佩服。我相信，红军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不但我完全同意和佩服，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也会佩服，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红军合作。我现在激于抗日的热情，愿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立即同意了高福源的要求。高福源成为中共中央与东北军高层联系的第一个特使，打通了双方联络的渠道。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前往东北军驻扎的洛川，传递红军愿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信息。他托人捎信给东北军王以哲将军，报告自己此行的使命。王以哲立即将高福源接到了洛川城。高向王将军表明自己有重要事情要向张学良报告。王以哲即密电张学良，报告此事。正在苦盼打通共产党和红军联系渠道的张学良，第二天就亲自驾机飞到了洛川。张学良为了考验高福源是否靠得住，同时也考验一下高福源的胆识，决定先给他一个下马威。当高福源来见时，张学良显得特别严肃。
高福源对张行军礼，用立正的姿势向张报告说：“报告副司令，我同来了，这次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张学良不容他再说下去，就拍桌大喝：“你好大胆，你当了俘虏还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
高福源面无惧色，继续说：“报告副司令，我要怕死就不回来干
申伯纯：《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上），《纵横》1986年第6期。这种事。副司令枪毙我，还不是同踩死一个蚂蚁一样，容易得很。但是副司令忘了我们东北是被日本鬼子强占去了，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元帅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由还骂人家是‘匪’？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更有什么理由还去再打人家？”说到这里，竟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张学良和王以哲不由得也流下了眼泪。
张学良马上站起来拉着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你说得很对。我刚才是要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很好，现在我们坐下来好好地谈。”
于是高福源详细地把他所见到的关于红军的一切说给张学良和王以哲听，并强调说明：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和坚韧不拔。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完全是为国家民族着想，是绝对真诚的。共产党和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一齐打回东北去，是极端可靠的。
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谈了一整夜。
最后张学良对高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今后你可放心做这一工作。你此去如有危险，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由佟处长代为料理。”
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意见回到了甘泉红军驻地，将与张学良见面的情况向李克农作了汇报，还到瓦窑堡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当面汇报了与张学良会面情况。
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前去与张学良进行谈判。
1936年1月19日，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了秘密会谈。张学良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极，愿意各守原防，恢复通商。李克农与张学良的洛川会谈，是红军与东北军关系改善的重要转折点。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尽管中共中央反复倡导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次会谈使红军与东北军达成了初步停战协定，解除了红军东征的后顾之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次有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
1月25日，由毛泽东领衔，由周恩来、彭德怀等19名红军将领署名发表《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东北军是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蹂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可恨！”“东北军的将士们绝大多数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日本帝国主义拚命的”。《将士书》问：东北军的出路在哪里？打红军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而是“东北军的绝路”；提醒东北军将士“不要认错了你们的冤家对头，不要把你们的朋友认作了你们的仇人”；表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将士书》情真意切，发人深省，道出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里话，“对张学良影响很大”。
2月初，应张学良的请求，中共中央决定再派李克农前往洛川谈判。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叮嘱李克农：“此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性。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他
转引自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第467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第377～3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指示李克农要“按照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决议的精神谈，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问题，力争谈成；对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中央请示”。
李克农与张学良的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局部性的口头协议，即：（一）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肤施（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通商；（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四）恢复红区与白区之间通商。协定得到了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的同意。他们要求红军各部认真履行协议，“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讨论抗日讨卖国贼之目的”。
会谈中，张学良还向李克农提出：希望中共中央派出一名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到肤施同他进一步会商抗日救国大计。
李克农专程到山西东征前线，将会谈情况向洛甫、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肤施与张学良会谈。
张学良在通过高福源与红军建立起联系并秘密谈判的同时，接到宋庆龄、李杜来电：“要找的朋友找到了！”这个朋友就是刘鼎。刘鼎，原名阙尊民，四川人，曾留学德国、苏联，学识渊博，经历曲折，曾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过。张学良对这位朋友非常重视，派自己的亲信专程到上海迎接。
张学良与刘鼎一见面。就提出了三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你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同）第300～3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一版。
《周恩来年谱》第302页。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刘鼎没有立即回答张学良提出的问题，提出考虑后再回复。
第二天，他答复张学良说：“第一，张将军身为东北军边防司令，率领几十万大军，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猝发，张将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间，沈阳失陷。不到四个月，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三省。这当然遭到了全国的唾骂。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样，不能不表示态度。第二，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苏联被迫自卫，是正当的。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在东北扩张势力，而对有条约的中东路的管理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成为亲日反苏，苏联对张将军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第三，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已是‘剿共’大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了很大损失。红军在陕北自卫反击，使东北军遭受损失，这与苏区和红军的损失相比，算得了厉害么？！红军是有人民支持的不可战胜的新式军队，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之计，同时也借此消灭红军。共产党、红军和蒋介石打了十来年的交道，深知他那一套剪除异己的阴险手段。究竟是红军对东北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对东北军‘厉害’，值得考虑。”
见张学良听得认真，刘鼎继续说：“如今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际，将军当有深切的体会。为今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张将军和东北军最大而又最适应人心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也可以一洗‘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将来抗战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青史，占据首页。”刘鼎是在不了解张学良事前已与红军代表有过商谈的情况下说这番话的，切中张学良的要害。
张学良听完，沉思片刻，平静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我们慢慢地说。”为了清静，张学良当天就同刘鼎飞到了洛川，两人每天十几小时朝夕相处，主要的活动就是谈话。刘鼎向张学良谈红军的取胜之道、抗日战略、国家前途、军队建设，谈家庭、婚姻，可以说两人之间无话不谈，十分投缘。张学良被刘鼎折服，感叹：“共产党胸怀宽阔，知识渊博，难怪他们能屹立于广阔天地之间。”
刘鼎同张学良的谈话进一步加深了张学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对肤施会谈和以后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红军与西北军杨虎城部的联络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统帅杨虎城，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拥护者，国共合作破裂后，他与共产党员南汉宸、魏野畴保持了长时间的密切关系。他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任命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后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南汉宸离开了杨虎城，但仍与杨保持着联系。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愿意因“剿共”而削弱自身的实力，与当时在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他对中共地下组织开展的反蒋抗日活动不予干涉，甚至暗中给予资助。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积极开展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八一宣言发表后，南汉宸托人捎信给杨虎城，希望他与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合作抗日，并影响张学良抗日。杨同意南的建议。从1935年12月到翌年夏天，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多人到杨虎城处商谈双方联合抗日问题。
为争取西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毛泽东亲笔给杨虎城、西北著名人士杜斌丞等人写信，提出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信由汪锋专
李滔、易辉主编：《刘鼎》第44～45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程送到西安交给杨虎城。汪锋起身去西安前，周恩来特地找他谈话。指示他“到那里先从侧面了解杨虎城的思想动向，要找杜斌丞先生”。当杨虎城确信是毛泽东的亲笔信后，十分感动，诚恳地接受了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经过多次谈判，双方协议：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经杨虎城同意，红军派张文彬为代表驻西安，形成了红军与西北军合作抗日的良好局面。
李克农与张学良的两次会谈、刘鼎与张学良的长时间谈话奠定了张学良与红军合作抗日的初步基础。而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会谈则使中国共产党、红军同东北军合作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6年4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陕北肤施（延安）同张学良举行了重要的会谈。
延安，这座历史古城，在中国赫赫有名。这不仅因为它曾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范仲淹和写作《梦溪笔谈》的大科学家沈括曾经做“官”之所在；而且它是红色的大本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的大本营。然而，人们不应该忘记，它也是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一次会谈的地方。这次会谈无论是在周恩来的经历中，在张学良的经历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东北军历史上，无疑都是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一页。
4月9日（关于双方会谈的时间，有两个说法：一是7日，一是9日，本书采用后者），张学良在延安清凉山下的天主教堂门前等待周恩来。周恩来一行到达后，双方一阵寒暄后就转入了会谈。中央方面周恩来、李克农，东北军方面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参加了会谈。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马
申伯纯著：（西安事变纪实》第15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一版。上说：“我了解，我听老师张伯苓讲过。”周恩来很诧异，问：“何以张伯苓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我原先抽大烟打吗啡的，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咱们是同师。”这种坦率的语气使会谈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进行。
会谈正式开始前，张学良向周提出：“我从上海请来了一位共产党的代表，名叫刘鼎，是否可以来一起谈？”周恩来、李克农不知道刘鼎是谁。当刘鼎进来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刘鼎就是阙尊民，是自己的战友。刘鼎更是心情激动，见到了周恩来、李克农，就找到了党中央。多年战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这进一步融洽了会谈的气氛。
会谈中，张学良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参与酝酿此事。（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如果红军坚持东出，他可以通知在直南、平汉路西的东北军与红军联络。还答应可使驻陕甘的东北军为红四方面军北上让路。在云南的红二、六军团则需取得中央军同意，他愿为此事活动。（三）蒋介石现在歧路上，不会彻底抗战，但有可能争取与其合作。目前他尚做不到反蒋，如蒋降日，当离开蒋；在张公开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驻苏区。（四）将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的人由他派人护送到新疆，他可联络盛世才。会谈中，张学良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的，“剿共”与抗日两者不能并存。他向周恩来表示：不愿意打红军，但现在不能离蒋，财政上要依靠蒋。在国民党要人中，他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希望蒋抗日。蒋身边有许多亲日派，但也有不少主张联共联苏的人，如孔祥熙、宋子文主张联共抗日，陈立夫、陈果夫主张联俄，陈诚、胡宗南“主张抗日，不再‘剿共’”，冯玉祥、唐生智等力主抗日。他还认为，根据两年来的
《周恩来年谱》第305～306页。观察，蒋介石有可能抗日。
张学良自信地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周恩来诚恳地表示，将把他的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答复。
会谈中，张学良讲了一通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的道理。对张的这一认识，周恩来不是正面批驳，而是从剖析法西斯的本质入手，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最后指出：“法西斯是反历史反人民反共的，它没有群众基础，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支持是不可能的。”张听后，沉默良久，从此不再提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
会谈持续了5个多小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会谈确立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格局。延安会谈是张学良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西北局部统一战线形成的标志。
这次会谈使周恩来、张学良两位素昧平生的重量级人物一见如故。爽快的张学良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周恩来更是给张学良永生的烙印：“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朋友，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是早见到他该有多好呀！”“当时，我（张学良——引者）充分接受了他
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42）第12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
《刘鼎札记》，《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第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
《刘鼎札记》，《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的观点，并表达了对日复仇的愿望，不仅为了他们给我的家庭带来的不幸，也是为了他们给中国造成的民族耻辱。所以我决定，不甘心在为中国而奋斗中落在他人后面。”这正是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把周恩来当做主心骨的重要原因。
1936年4月14日，为进一步加强对张学良、杨虎城部的工作，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自此，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由周恩来统一指导。
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决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要以政治引导为主，并派刘鼎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负责与张学良联络。周恩来极为重视刘鼎的使命。刘鼎离开瓦窑堡前，周恩来特地叮嘱他说：“你去当代表，对我党我军非常重要，这样做统战工作还是第一次，中央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一定要做好。你与张学良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要继续推进，善意帮助他。他确实缺干部，要帮助他培养干部，招收青年学生，他们有很好的条件。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能成为一支很好的抗日同盟军。”他指示刘鼎要勤于与中共中央联络。刘鼎回到张学良处后，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王曲办起了军官训练团。关于如何开办军官训练团，刘鼎向张学良提出了许多建议，如学习内容以学政治为主，军事为辅；教员除了部队高级军官外，还要聘请专职教员，互教互学；训练团选址等，都被张学良采纳。军官训练团为东北军和西北军培养不少干部。
《张学良忏悔录》第51页，转引自（美）傅虹霖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毛泽东、彭德怀给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4月14日。
李滔、易辉主编：《刘鼎》第48页。
延安会谈后，中共对东北军政治上应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那么，对这样一支军队，中共是把它变成红军。还是把它变成拥护抗日、支持红军的友军？这是需要尽快解决的一个问题。5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对东北军的工作问题。周恩来发言时提出：由于东北军已从要求抗日发展到有反日反蒋的初步决心，我党可以争取东北军的大多数；目前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东北军，而是巩固它；建议成立抗日会、俱乐部等组织团结左派，坚决打击其内部的法西斯反动分子。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明确指出：“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目前超出于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在这个文件精神指导下，中共中央婉拒了张学良提出的把东北军拉出来与红军一起干、能拉多少是多少的想法。
原来，张学良因蒋介石不愿意抗日，并督促他率东北军进攻红军，心里很苦闷。他把刘鼎请过去，说这几天，我翻来覆去考虑。现在我打定主意了。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还毒的中央军，整我，害我。我这队伍里，年轻有为的不少，但老气横秋、
《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
《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顾虑重重的电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危险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好人坏人混杂，捏不到一起，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力量来抗日。我和周先生谈过，我们彼此了解。干脆跟我们合在一起，撒开手干，大有前途。”他要刘鼎立刻向中共中央报告。刘鼎随即到陕北安塞将这一重大情况向毛泽东、洛甫、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与毛泽东等开会研究了对策，指出我们党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要把它变成红军，而是要帮助、团结、改选，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友军；要求刘鼎放手大胆地工作，不要怕年轻、无经验，争取张学良，做好东北军的工作。回到西安后，刘鼎将周恩来等人的意见转告了张学良，张表示同意，从而避免了在不成熟的条件下蛮干导致抗日力量的损失。
周恩来领导开展的对东北军统战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评价。1936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周恩来报告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时，毛泽东称赞这项工作“可为很好的模范”。
对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也十分重视。8月初，亲自派李景林到延长去做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为加强抗日力量的团结，周恩来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沟通张、杨之间及这两支部队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自1935年秋东北军入陕之后，由于蒋介石的挑拨等原因，张、杨两部矛盾一度很尖锐。为此，中共中央通过各种关系，将东北进步人士高崇民介绍给杨虎城，打开了消除张、杨隔阂的通路。之后，王炳南、刘澜波等同志以及受共产党影响的进步人士杜斌丞、杜重远、王菊人、申伯纯等人都分别通过各种途径在张、杨之间进行了解释和疏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同）（上）第56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通，使张、杨在合作抗日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互相信任，以至生死与共的关系。
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由于政策恰当，指导有方，工作得力，西北局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北地区的局部抗日统一战线就完全形成了。
在延安会谈中，张学良提出的由中共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共同争取联合蒋介石抗日的看法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度重视。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中央一直把反对蒋介石作为抗日的前提，把“抗日”与“反蒋”并列。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延安会谈前，中共中央于3月20～27日期间在东征前线的山西孝义、石楼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经过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分析，改变了长期以来把蒋介石视为“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的认识，认为他有一定的抗日要求，将他定为“民族反革命派”的代表。但这个认识还不足以使中共中央改变对“卖国贼蒋介石”的根本看法。因此，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的《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中，“卖国贼蒋介石”仍是要打倒的对象。
由于张学良当时是最大的地方势力派，与蒋介石及其身边亲信关系密切，他对蒋介石的看法和他介绍的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人士的情况，引起了中共中央极度重视。延安会谈后，从中共中央发表的文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蒋介石”不再与“卖国贼”挂钩，不再提反对“卖国贼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这些原本属于打倒之列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呼吁共同抗日的对象。4月25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张闻天著：《张闻天选集》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会名义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和5月5日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东征红军回师通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这个共同点都能看出来。尤其是《通电》，实际上向全国宣布：中国共产党对蒋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抗日反蒋”的政策开始转向“逼蒋抗日”的政策。
瓦窑堡会议后，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周恩来统一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地区局部统一战线，这对建立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正是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和推动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
五、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坚定倡导人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开展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在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与蒋介石之间的秘密谈判渠道也逐渐打通。从1935年冬开始，国共两党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接触。
为什么蒋介石这时候要寻找与中国共产党会谈的渠道呢？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沦陷。接着，日军占山海关，陷热河，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察哈尔协定》、《秦土协定》，制造了华北事变。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遭到了全国民众的普遍反对，抗日救亡的浪潮不断高涨，一二九运动更是把抗日救亡的浪潮推向新的高度。国民党上层在反日问题上也出现明显的变化：九一八事变时只有少数人支持反日；到1935年华北事变时，“中国必须抗日而且能够抗日”成为国民党上层中广泛的呼声。蒋介石虽然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高唱“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但不得不提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1936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企图独吞中国。这使得日本政府与蒋介石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正如蒋介石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中写道的那样：“当时的情形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使得蒋介石一面继续其“剿共”战争，一面寻找渠道，对中共进行政治试探。1935年10月，蒋介石主动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希望苏联政府做中间人，同中国共产党谈判，遭婉言拒绝。他又下令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将军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晤谈。王明答复说，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中央都在国内，两党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宜；并指定将要回国的潘汉年作为谈判联系人。与此同时，在国内，蒋介石密令CC系首领陈立夫负责与中共联系事宜。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亲信、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又把这一任务转交给了自己的下属谌小岑。谌小岑通过不同的渠道，找到了中共北方局领导的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和中共上海特科的张子华。吕振羽于1935年11月底与曾养甫在南京会晤，谌小岑也于1936年1月3日在上海见到了张子华。但是，无论是吕振羽，还是张子华，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因此，国共两党的接触还处于较低层次上。
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高层的联系渠道是通过宋庆龄打通的。
1936年1月，宋庆龄交给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一封信，要他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还给了他一张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名颁发的“西北经济专员”委任状，以保证旅途方便。上海地下党组织介绍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董健吾、张
蒋介石著：《苏俄在中国》，（台）中央文物出版社1956年出版。子华到达西安后，由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一个骑兵连护送到苏区。
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抵达陕北瓦窑堡。这时，洛甫、毛泽东正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并计划前往山西前线参加政治局会议。留守瓦窑堡的博古、林伯渠、张云逸等人会见了董健吾、张子华，听取了汇报。博古将情况电告了在山西前线的洛甫、毛泽东等人。
周恩来得知国民党中央派人与中共联系的消息后，立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应分别进行。对蒋介石方面，可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谈判条件应依照拟定的“抗日救国通电”及宣言所定，而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则为根本之点。3月4日，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并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具体实际之谈判”，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五点要求：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1）。
3月5日。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中共中央与国民党高层之间中断了10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先生的帮助下，恢复了。这对中华民族是一件幸事，对国共两党也是一件幸事，两党终于可以坐下来而不是单纯通过枪炮横飞的战场来解决政治分歧了，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把抗日统一战线由西北局部统一战线扩展为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全国性统一战线提供了基础条件。
《毛泽东年谱》（上）第519页。
董健吾返沪后，张子华随博古到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本人同曾养甫接触的情况。中共北方局的王世英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同杨虎城谈判的情况以及吕振羽、周小舟在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会谈的情况。
中国国民党中央与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动联系这个重要的信息，使中共中央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去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
1936年3月20日～27日，中共中央在山西前线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由于战事频繁，会议地址多次发生变化。毛泽东、周恩来、邓发、博古、王稼祥、张浩、洛甫、林伯渠、彭德怀、杨尚昆、凯丰等人参加了会议。
23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
他在发言中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作了精辟的分析：
国民党领导层已开始认识到，日本将要继续南下侵略全中国。英美目前不会直接对日作战，因而寄希望于日苏战争。一部分国民党领导已认识到必须要先有自己抗日，才能做到联俄；先有国内的联合抗日，才能有国际的联合抗日。但是，国民党中也有人想挑起日苏战争，牺牲苏维埃和红军的利益。至今，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俄抗日，仍举棋未定。
他继续说，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这就更尖锐地推动了民族矛盾发展。对南京政府来说，“或降日，或抗日，其间的余地更狭了”。
因此，他主张我们要抓住国民党“联共”的口号，并用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他同时建议：不仅仅提出红军集中于华北，而且要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的口号。以推动全国抗日。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他认为，要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要有实际行动；我们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等。
在国民党刚显露出与中国共产党谈判，以求改善关系的一丝迹象时，周恩来就以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提出，要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并提出了与其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这为中共中央在随后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提出总体的原则框架奠定了基础，反映了他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已经破裂成“民族革命派”与“民族反革命派”。蒋介石是仍“坚持反革命立场”的“民族反革命派”的代表，但又与溥仪、殷汝耕等汉奸有所区别。为此中央提出，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这是在对蒋介石认识问题上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把蒋介石看作是“民族反革命派”，但认为他与汉奸不同，这为随后中国共产党确立“逼蒋抗日”的方针埋下了伏笔。这一认识使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中，对张提出的抗日联蒋主张不是一口回绝，而是表示回去提请中共中央研究。
会议决定采纳周恩来提出的“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的口号。
延安会谈中，张学良提出的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对周恩来有着深刻影响。周恩来觉得这个意见不无道理。他认为，自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特别是近半年中，蒋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42）第11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出版。
《毛泽东年谱》（上）第527页。石是有变化的，是向抗日方向动摇着。但要使蒋走向抗日，还要经过斗争。要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距离还很远，但我们不应该放弃他、排斥他，应逼迫他走向抗日。
随着蒋介石在对日政策上逐渐趋向强硬，促使周恩来提出了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1935年5月至1936年初，日本帝国主义步步深入华北，威胁绥（远）北、绥（远）东，大有吞并中国之势，加深了它同英、美之间的矛盾，也加深了它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蒋介石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也迫于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缓和自己营垒内部分爱国将领要求抗日的压力（如1936年6月，广东、广西的李济深、陈济棠、蔡廷锴、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把两广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公开同南京政府对立。蒋介石虽然派兵镇压了两广的反叛，却不得不正视他们的抗日要求），对日态度渐趋强硬。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不仅如此，国民党政府还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废除《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华北日军不得任意行动和日本飞机不得随意在中国领空飞行等强硬要求。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的谈判中，拒绝了日方提出的“重建华北五省政权，通过中日合作、发展华北五省的经济”，“南京政府应同意委任日本顾问，包括军事顾问，他们将在中国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根除反日情绪，镇压反共宣传，包括修改教科书”等无理要求。蒋介石政府的变化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
此外，潘汉年在南京同曾养甫会晤后，于1936年8月8日来到陕北保安，带回了一个消息：曾养甫希望潘汉年回陕北听取中共
转引自：（美）傅虹霖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139～140页。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再到南京见陈果夫。这些变化要求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决断。
8月10日，中共中央在陕北保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变，但他准备召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战术变了，有可能引起其战略的动摇。蒋介石现在总的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的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的方针仍是愿意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提出，同南京谈判时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二、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并明确建议：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会议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确立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区域愿成为“民主共和国”的一部分，敦促国民党政府实行抗日、民主，表示愿
《周恩来年谱》第317页。
《毛泽东年谱》（上）第567页。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_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标志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正式形成。这一方针的确立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党。也是国际公认的合法的执政党，掌握着全国数量最多、力量最强的军队；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掌握着最高权力。很难想象：如果一味执行反蒋抗日的方针，将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拒之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门外，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不能真正建立起来！而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全民族的抗战能不能展开！只有逼蒋抗日，将蒋介石、国民党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掀起全民族的抗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确立“逼蒋抗日”方针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的又一个重大的贡献。
积极倡导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尽快建立，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会谈后，就向国民党当权派和社会著名人士写信，呼吁他们发挥自身作用，敦促国民党放弃“剿共”政策，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6年5月15日。他致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向先生呼吁：“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以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中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中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府与军队。居今日之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同日，他还致信南开学友谌小岑和曾任南开教师、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的时子周，希望他们运用影响，“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后，周恩来于8月31日给曾养甫回信：”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表示：“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9月1日、22日，周恩来连续两次写信给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和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主席的陈果夫兄弟俩，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两党合作的诚意，希望他们向蒋介石进言，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尽快“使两党重趋合作”，一致抗日，并提出愿与他们直接会晤，“迅作负责之商谈”。信中指出：“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22日，周恩来直接致书蒋介石本人，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向蒋介石本人致函。信函慨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与决心，呼吁蒋介石“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他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第一版。
《周恩来书信选》第98页。
《周恩来书信选》第103页。
《周恩来书信选》第107页。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
除了向国民党高层政治领导人写信外，周恩来还向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写信，吁吁他们为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9月23日，他给蒋的心腹、正在西北统军的国民党政府军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痛陈国民党军队与红军作战“相凋则徒损国力，相持则坐使日寇收渔人之利，西北再失，则同陷浩劫，同为奴隶，尚何胜负可言！”希望胡宗南不要再率兵与红军作战，“此为国家保留元气，为抗战保实力，不仅民族之幸，抑亦兄与蒋先生之所福也”。同年10月后，周恩来致书时任晋陕宁绥四省“剿共”总指挥的陈诚和国民党政府军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等人，提醒他们“和平久已无望。牺牲必不可免”，“今大敌当前，舍同仇御侮、共谋民族出路外，则只有相率为奴耳”，呼吁他们率部队“枪口对外”，以发动抗战。周恩来向国民党有关人士直至蒋介石的呼吁，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明确主张；也反映了他本人对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殷切渴望，是“逼蒋抗日”方针的具体化。正因为党中央和周恩来有着逼迫蒋介石抗日的认识，才有西安事变期间的“联蒋抗日”主张的提出。
中共中央本来希望国民党中央对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做出积极回应，为此任命潘汉年为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与国民党当局的联络与谈判事宜，还准备派周恩来外出与国民党谈判，尽快协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事宜。但蒋介石这时并无与共产党真正合作抗日的诚意，他对共产党的猜疑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国民党与共产党员的合作，就是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国民党来进行收编。所以，在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实际是“收编”共产党的条件：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
蒋介石还把军队问题的解决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自然被中央拒绝。周恩来外出谈判也没有成行。在蒋介石的设想中，政治解决是诱导，武力才是后盾。因此，蒋介石一面在政治上与共产党玩谈判游戏，一面企图趁红军初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用武力强行解决。尤其在平息两广事变后，蒋介石以为可腾出手来解决西北问题，可用军事手段消灭红军，并同时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问题。
于是崇尚武力的蒋介石调兵遣将，并亲赴西安部署、督促对红军的围剿，妄图一举消灭红军。但是，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一场令他始料未及的事变彻底打乱他的如意算盘，自己不仅“剿共”未成，反成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共抗日的“人质”。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逼迫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实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