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

    ——周恩来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

    ——中共中央文件

    一、西安事变爆发，力主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

    “逼蒋抗日”的方针形成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或以个人名义，或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联名，多次致信蒋介石，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希望其停止“剿共”，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否则，“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可是自恃武力强大的蒋介石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忠告当作软弱可欺，以为刚到陕北不久的红军已穷途末路，难乎为继，决定乘势追剿。1936年10月，蒋介石亲到西安督阵，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到洛阳作“剿共”军事部署，调集其嫡系约30个师的兵力，集中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宁地区“围剿”红军。12月4日，蒋介石亲率“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蒋鼎文、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卫立煌、军政部次长陈诚等20多名高级军政大员到西安督师“剿共”，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

    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

    如不愿意“剿共”，就将东北军渊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多次苦谏蒋介石放弃“剿共”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遭到了蒋介石的严厉斥责。蒋介石表示：“剿共是我们既定国策，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改变。”苦谏无效，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到了绝境。12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痛下决心，率部毅然扣押了前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及陈诚、蒋鼎文等大批中央军政大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强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八条政治主张：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就是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事变爆发当天，张学良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中央档案馆编：《西安事变史料选编》第3～4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中国共产党班先并不知道西安班变将要发生，事变的发生出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意料之外。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盟友，经初步协商。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派周恩来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大计”，中共中央必须事先对西安事变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事变的出现极其突然，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情况又不是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因此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保安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事变的政策。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林伯渠等人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性质与两广事变不同，是抗日的、革命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站在反对“剿共”的立场上，对我们的态度是友好的，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这对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为此，他提出在政治上维护张、杨，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影响全国。但是他同时也提出了要在人民面前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把蒋除掉。无论从哪方面，都有好处。”这表明：毛泽东这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借西安事变来推动全国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抗战局面。

    周恩来是第二个发言的人。

    他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各利，势力可能对事变出现的种种反应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说：西安事变爆发后，日本可能在南京搞政变，在沿海地区增兵。这样一来，就会加剧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3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美将支持南京政府中的抗日派、中间派。苏联则会在英美之后表态支持我们。在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央要围绕防止日本变南京为傀儡政权这一中心问题而制定对策。他指出：“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要稳定及争取黄埔系、CC系、元老派、欧美派，推动这些派别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就是要争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深入发动群众运动，巩固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还要在“抗日援绥”的旗帜下联合阎锡山、刘湘和西南桂系，以造成对华东的包围。他还指出，东南七省是南京的势力，是我们争取的对象，要争取他们抗日。

    鉴于中央军已逼近潼关，周恩来提出：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作战，但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政府对立。周恩来的发言得到了张闻天、博古的响应与支持。张闻天发言说，我们要尽力巩固自己的力量，争取时间，把西安、兰州控制在自己手中；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分化与孤立。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方针，要发动群众紧紧威逼南京。博古发言也赞同周恩来的观点。他提出：在政权形式上。不要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周恩来等人的提议得到会议的认同。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倡议。西安事变是一次爱国的行动。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对其实行兵谏，对于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如何处置蒋介石及对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何种态度是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关键。中共对事变采取对策要以是否变南京政权为日本傀儡政权为标准或原则。周恩来明确提出政治上不要与南京采取对立的建议，为中共确立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原则基础。所以，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于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不正面反蒋”，而是“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此即表明——“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毛泽东的结论即是中共中央最初对于解决事变的原则方针。周恩来正是带着这个原则方针去西安的，并顺利地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结论吸收了周恩来的意见。

    保安会议确定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权对立，是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制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它是中共中央后来制定以保蒋生命安全、逼蒋抗日为中心的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重要前提。是否与南京在政治上对立，实际上关系着是否把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位一体置于与国民党军队内战位置上的问题。张学良、杨虎城扣压蒋介石，成为南京与西北三位一体关注的焦点。在政治上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式必然引起西安与南京的战争，将把中国引向兵连祸结的深渊。而要使西安不与南京之间出现内战，关键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释放蒋介石，内战有可能避免；继续扣压蒋介石或采取其他激进的处理办法就肯定会导致内战。可以说周恩来的提议实际上已经暗伏了释蒋设想。

    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飞往西安的，许多事情需要他相机处置。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及时地了解事变爆发后的局势，明确提出要保蒋安全，逼其抗日，促成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最终形成。

    二、临危受命，成为解决事变的主心骨

    12月15日，雪下得很大。清晨，临危受命的周恩来率领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一行十八人，骑马向延安进发。当晚他们在安塞住了一晚。17日，周恩来一行在前来迎接的中共党员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上）第621—62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刘鼎的陪同下，乘坐张学良派来的专机飞抵西安。

    周恩来长期蓄着胡须，肤施会谈时，曾被张学良称为“美髯公”。为了便于接触各方人士，一到西安，周恩来就忍痛将自己的胡须剃掉了。

    这已是西安事变后的第六天了。周恩来的到来令张学良十分高兴：“周恩来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很快发现：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为能否解决事变的关键。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极度恐慌，产生了主和与主战的两派。主和派以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人为代表，以蒋介石的安全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主战派以何应钦为代表，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其他地方军阀对事变也有反应。

    周恩来及时地将有关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南京政府已经下令讨伐张、杨两将军，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等地；刘峙部的五个师已开进潼关，围攻华县，进逼渭南；蒋介石的澳籍顾问端纳携带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到了西安。见了蒋介石本人。宋美龄信中告诉蒋：“南京戏中有戏。”言外之意。南京有人要置蒋于死地。蒋受到震动，下令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3天。17日晨，该手令已由蒋鼎文带往南京。山西军阀阎锡山建议将蒋送山西，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认为现在办法不能解决事变，桂系同情张、杨两将军。蒋介石被扣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引起了巨大反响，对如何处置蒋介石分歧很大。有的主张杀蒋；有的提出要把蒋送到苏区；也有的认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不但要释放他，还要拥护他做领袖。

    此时，如何处置蒋介石有着多重的关联：既关系着西安与南京（美）王书君著：《张学良世纪传奇》（下）第685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是战是和的状态选择；关系着中国未来的局势发展，是抗日还是变成日本的傀儡？也关系到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团结。然而，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态度是极为关键的因素。所以，弄清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意图是周恩来到西安后的首要任务。

    周恩来到达西安当天晚上，就与张学良在金家巷一号张学良公馆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张学良向周恩来说明他与杨虎城二人对蒋实行“兵谏”的动机：“我俩实在是忍无可忍。倘若不捉住他，不临之以兵，就无法使他猛省。内战不停息，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他还介绍了蒋介石被扣压后的情况：起初拒绝商谈一切问题，现在已经允许谈抗日了。张学良表示：他个人认为，现在争取蒋抗日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张、杨扣蒋抗日的爱国热情，但认为“事变的方式却是军事阴谋”。对“军事阴谋”这一说法，张学良显然不爱听。一听周恩来说他的行动是“军事阴谋”，张学良的脸色都变了。因为这正是一些舆论对他的指责。他不满地质问：“我为公不为私，扣蒋还算阴谋？”面对张学良的质问，周恩来依然是满脸笑容：“所谓军事阴谋，同群众暴动不同，而是采取武装要求的方式。”周的解释使张得到了宽慰。接着，周恩来向张将军娓娓道来：“西安事变的于段虽系军事阴谋，但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符合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事变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产生的，它将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但事变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争取到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会使中国今后走上更好的前途，应该争取西安和南京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矛盾，走上团结抗日的前途。

    必须反对新的内战。另一种可能，就是杀掉蒋介石，这会引起新的更大的内战，使中国走向更坏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极表同情，决定对张、杨两将军以积极的实际援助，使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能够彻底实现。”周恩来诚恳地对张学良将军说，蒋的力量没有因事变受到削弱，而是原封不动保留在那里。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蒋的广大官兵抗日思想日渐增长。从各方面考虑，对蒋的处置都极需慎重。对蒋的不同处置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会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回去；同时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以有利于全国抗战的发动。在如何处置蒋的问题上，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想法是惊人的一致。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不谋而合是有原因的。

    笔者认为，周恩来之所以提出：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就保其安全，是因为：第一，蒋介石本人已有了抗日的愿望和要求，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明确表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求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分割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于日本的入侵表明南京政府的明确态度。第二，蒋应德田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14页，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氏被扣后，南京政府内部出现了混乱：有人想救蒋，有人想趁火打劫。西安对蒋介石处置态度必须迅速明朗，否则，主战的亲日派会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浑水摸鱼，南京有可能变成亲日派控制的傀儡政府，这对中国抗日将更加不利。第三，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对蒋介石截然不同的态度有可能给蒋带来杀身之祸。一旦蒋介石的生命出现不测，将成为亲日派挑起战争的有力借口。第四，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军队中还有很高的威信。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盘根错节，只有蒋介石才能左右和控制这些派系。长期扣留或处决蒋介石将极有可能爆发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因此，在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保安会议上，周恩来就提出：对蒋的处置要看张杨的态度。只要张学良、杨虎城同意释放蒋介石，事情就好办了。第五，国民党的军事势力还保持完好。在赴西安的途中，周恩来就对代表张学良前去接他的刘鼎说：西安事变并未打垮了蒋的武装力量，所以蒋介石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希望事变不要演变成更大的内战，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第六，张学良对蒋的态度至关重要。张所率领的东北军是一支力量强大的军事集团，在西安事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事变当日的通电中，张学良明白表明了发动事变是为了“对介公（蒋介石——引者）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平安，促其反省”，“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蒋介石被押到西安新城杨虎城公馆后，料定自己必死无疑，给妻子宋美龄和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写了遗嘱。张学良见到遗嘱后，马上致电宋美龄，表明自己实行“兵谏”的心迹，宽慰宋美龄：“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豁介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张学良、杨虎城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98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出版。夫人放心。”有了这样的基础，张学良对周恩来提出的逼蒋抗日、放其回南京的建议当即表示：“既然中共都同意和平解决，那我还有什么话说。”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谈话特别是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的一致，是一个事关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问题，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周恩来是受中共中央全权委托，到西安协助张、杨两将军处理事变的代表。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要领导者和发动者。两人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关键问题上意见惊人一致，使得原以为棘手的困难迎刃而解。接下来的事就是与杨虎城将军沟通，征求他对处置蒋的意见。

    对处置蒋介石有着重要决定权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杨虎城将军。

    与张会谈后的第二二天，周恩来又与杨虎城将军进行了会谈。杨虎城将军不同于张学良，后者在1928年宣布接受蒋介石中央政府的领导，使南京政府成为名义上的全国政府，张学良有功于蒋介石，并因之成为蒋介石的结拜兄弟。且张将军与蒋介石打交道时间不长，对蒋的认识不深，在对待蒋的问题上只求其答应抗日。杨虎城将军与蒋打过长期交道，深知蒋的为人。中原大战，杨虎城背叛冯玉祥将军，依附蒋介石。战后杨部被改编为第十七路军并取得了陕西省的地盘。随着蒋介石对杨虎城重用共产党人南汉宸等人以及对杨部进攻红军不力的不满，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一方面，蒋派重兵进驻西北，监视遏制杨部的活动，分化肢解杨的部队。另一方面，蒋介石逼走南汉宸，并进而罢免了杨的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紧接着，又将东北军调进陕甘“剿共”。东北军进入西北，既是为了“剿共”，也是便于监视杨虎城，分化杨的势力。两人之间的矛盾有增无减。最后，杨虎城联手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杨虎城将军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显得更为慎重，有着更多的考虑。

    周恩来向杨虎城将军介绍了前一晚同张学良将军会谈的经过和主要内容，以及中共中央解决事变的方针。中共的态度特别是周恩来、张学良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的一致，无疑大大出乎杨虎城的意料之外。杨虎城原先估计，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有着深仇大恨，如今将仇人捉住了，即使不杀蒋，也不会轻易主张放蒋。可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派来协助自己和张学良处理事变的代表，不能不信他的话。但杨虎城对中共中央这样的处置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不利顾虑重重。他坦率地对周恩来说，蒋介石将来能否抗日，是否不对发动事变的人施行报复，不好说。他对刷恩来说：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中央对蒋可战可和；他是蒋的部下，此次“兵谏”是犯上作乱，触犯了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之大忌，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周恩来对杨虎城的顾虑表示理解，并试图消除他的这些顾虑。他对杨虎城将军说：不仅全国各阶层人民在逼迫蒋介石抗战，而且国际上，英美也在争取他抗日。英美两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希望蒋介石能制约日本；反法西斯阵营也在争取蒋走抗日的道路。蒋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蒋改变对日的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蒋介石是否会采取报复行动，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介石真想实施报复，也不可能达到目的。由于中共与张学良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主张一致，也由于周恩来对蒋处境的分析，杨虎城最后的表态既出自真心，也有一些无奈：“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周恩来与杨虎城将军在处置蒋的问题上也取得了共识。

    中共中央、张学良、杨虎城三方在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一最为棘手的问题上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一致，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与张学良会谈后，周恩来立即给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出：“为了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周恩来在这里虽然提的是策略上“保蒋”，但是，蒋的生命安全与内战是紧密关联的，有内战，就无蒋的生命安全；蒋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证，内战就有可能不会爆发，即便爆发，也会尽快得到制止。所以，在这里。策略即战略，战略即策略。

    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保蒋安全。这是由周恩来在与张、杨两将军接触后，在亲身感受和分析西安事变所造成的特殊形势后，做出极富创见的决断，是一个事关西安事变如何解决的关键性决策，也是事关中共中央正式确立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性一步。正是由于有了“保蒋生命安全”这样明确的认识，才会有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最终形成。因为保安会议虽然确立了“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方针，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并未形成一致意见。有人主张杀掉蒋介石，有人认为要保持冷静的态度。且前一种意见占上风。虽然毛泽东认为蒋最近的立场是“中间的立场”，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倾向于罢免蒋介石，放弃争取蒋介石的。周恩来持后一种意见。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他说：“这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杨虎城的态度。”即使在保安会议后，中共中央仍倾向于后一种意见。15日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联名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之结果”，张杨宣布的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希望“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并呼吁“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成统一战线政府”。从字面上看，“国人”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和红军，也包括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分子，比较“交人民公审”在语气上要后退了一步，但它的实质仍是要将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蒋的命运就是等待“审判”。周恩来关于“保蒋安全”的提议是全新的，已经对西安事变有了更多了解的中共中央立即认可了这一提议。12月18日，中共中央即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之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后发生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予以打击。”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介石个人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博古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在会上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上，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

    此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向党内指出：（一）我们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三）给张、杨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实现发动西安事变的主张；（四）准备在“讨伐军”进攻时给以严重打击，这种防御战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局面发动和开展。会后，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提出了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由南京方面召开和平会议，团结全国，一致抗日等建议，呼吁和平解决事变。21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提出：“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成立和平”的六项条件，并承诺在六项条件有相当保证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至此，以联蒋为中心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完整地形成了。因此，有的学者提出“18日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被完整地提出了”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此后，周恩来按照这一方针，在西安的险恶环境中，置生命于度外，为建立、维护西安的和平局面夜以继日地操劳。

    中共中央与张、杨两将军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的一致，为和平解决事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三方面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蒋介石会不会答应抗日？如何迫使其答应抗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周恩来行动的每一步是环环相扣的，只有走出了第一步，才能迈出第二步、第三步。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答应抗日就释蒋问题做出的承诺，就不会有与蒋谈判、逼其抗日这一步。周恩来要通过谈判来逼蒋抗日。

    遭扣押的蒋介石已成惊弓之鸟。蒋介石原以为扣留他只是张学良个人的行为，没有想到杨虎城也参与其中。因此，被扣押后，作好了“殉国”的心理准备。起初，蒋介石被扣押在杨虎城的新城公馆，为安全起见，张、杨两人商量后，将其转移到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当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久前来转移蒋介石时，蒋介石浑身哆嗦，以为要将他拉出去枪毙。后来蒋介石虽然平静下来，但仍然放不下国家元首的架子，与原来的部下在这样处境下由自己出面进行谈判显然有失体面，也不无尴尬。蒋介石需要寻找自己的谈判代表。恰好，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妻兄宋子文来到了西安，担当起了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的大任。

    宋子文最早于12月20日冒险来到西安。此行的目的一是同蒋介石取得联系，一是进一步探听西安的情况。张学良明确告诉他：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已经共同商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张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张学良还陪同宋子文去见了蒋介石。宋子文尽管知道r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态度，但一听说周恩来正在西安，十分紧张。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本来陪同宋子文专程来西安的郭增恺建议他去见周恩来，但他害怕因此给何应钦等人留下把柄，不敢单独见周，就派郭增恺去面见周恩来。两人见面后，周恩来说，此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弊，劝说蒋介石改变“剿共”政策，为国家做出贡献。并表示：“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郭增恺将周恩来的意见告诉了宋子文，不仅消除了宋子文的紧张心理，而且他对中共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喜出望外。宋子文带着喜讯回了南京，到处宣传蒋介石在西安的情况，赞扬周恩来是“共产党里最了不起的人，恐怕南京没有这样的人”，并讥讽何应钦说：“南京还有人要轰炸西安呢！”22日，宋子文又陪同宋美龄等人来到西安，与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代表三方进行谈判。

    谈判开始前，蒋介石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自己不出面，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进行淡判；二是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回南京后逐条执行。精明的蒋介石此时以所谓“领袖的人格”为借口，为自己留了很大的回旋余地：一旦二宋与周恩来达成的条件不合己意，可以不予执行，如被指责，因没有自己的签字，责任自然就不会落到头上，这叫进可以攻；如果达成的条件在自己的容忍范围内，就可以逐条执行，显示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的宽宏大度，这叫退可以守。为准备与蒋介石谈判，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提出达成和平协定、释放蒋介石的条件：

    “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第一，南京中央政府增加几位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抗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并结合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商定了与蒋介石及南京方面谈判的有关问题。

    23日，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为一方，以宋子文为另一方，双方进行了首轮谈判。周恩来提出了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对周恩来提出的六条主张，宋子文个人表示同意，并答应向蒋介石转达。同时，双方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军、释放爱国领袖、释蒋等问题进行了商讨。

    关于过渡政府。宋子文提议，先组建过渡政府，3个月后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南京政府中的何应钦、张群、张嘉敖、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新任行政院院长。西安方面对此表示原则上同意，并推荐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进入行政院。周恩来还提出在过渡政府时期，应先行成立西北联军，由张学良领导进行抗日，补给由南京提供。宋答复可以转告蒋介石。

    关于撤军。宋子文提出，由蒋介石下令撤兵，西安方面即放蒋回南京。西安方面坚持：中央军须先撤走，蒋介石才能回南京。

    关于释放爱国七君子。宋子文提出，先放蒋回南京后，再释放爱国七君子。西安方面要求先释放七君子。

    第二天，双方继续谈判。此次谈判，西安方面仍是周恩来、张学良和杨虎城三人；蒋方代表增加了宋美龄。此前一天，宋美龄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她表示：既然中共有诚意，就应在政府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向她明确阐述了中共的立场：只要蒋介石抗日，中共拥护他做全国领袖。周还说：“在中国目前的阶段，除了蒋委员长之外，别人谁也没有资格成为国家的领袖。”谈判中，宋美龄明确赞同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主张。她说：“我们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尽管在谈判过程中，宋子文也曾以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相差悬殊，还不能马上抗日，只能做抗日的准备，红军必须接受国民党指挥。方可停止内战等为由，对周恩来提出的六条主张予以婉拒，但是由于宋子文等人此行主要目的是救蒋，担心夜长梦多，拖延谈判时间会节外生枝，宋氏兄妹俩对双方商谈的一些问题作了明确的承诺。很长一段时间，外界一直不知道：宋子文兄妹向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承诺了一些什么内容。因为中共中央将周恩来12月24日电告的谈判结果长时间秘不示人。直到事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才在《周恩来选集》（上卷）所收录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中首次披露出来。双方达成的条件是：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关于释放蒋介石回南京问题，宋子文提出要蒋翌日即回南京。张学良表示将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杨虎城认为，放蒋没有问题，蒋走前须有一个政治文件，不同意蒋介石翌日就离开西安。

    从周恩来的电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安方面与二宋的谈判成果是巨大的。宋子文等人的承诺与周恩来提出的六条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四方（中共、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谈判取得了巨大成功。

    不过，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只是理论上的成果，实际结果即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会怎样发展，蒋介石政府会履行到何种程度，周恩来等人不可能做出准确的预计，只能等待时间的检验。

    24日晚，周恩来由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一见到这位黄埔军校的前校长，就行了一个举手礼，并问候蒋：“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未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了。”见到自己十年来一直重金悬赏的共产党大员突然出现在面前，因惊吓紧张显得有些病态的蒋介石，虽然事前已让宋氏兄妹向周申明不能多说话，也不得不强作镇定：“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接过话，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代答：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是感激得很。会见中，蒋介石向周作了三点承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这是周恩来在内战还未停止的情况下，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向蒋直接表明了中共中央的合作态度。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

    三、张学良被扣后，力挽狂澜，维护和平局面

    然而，突然的变故使谈判成果和西安的局势变得扑朔迷离了。

    25日，敢做敢为的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转道洛阳回到南京。张学良这一行动事先未告知周恩来；蒋介石离开前，也未有“一政治文件表示”。这与周恩来和毛泽东当初的“释蒋”设想是不一样的。周恩来的意见前已说过。12月23日，周恩来电报请示中共中央“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下实现许蒋回京”，毛泽东的答应是：“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去后不再动摇才释放。”尽管如此，对蒋介石突然离开西安，回到南京，周恩来、毛泽东还是比较乐观的。周恩来表示“虽有缺憾，但大体上是转好的”。毛泽东认为，“依情形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

    张学良的匆忙送蒋回南京引发的后果，很快就立竿见影了。

    蒋介石登上专机，战战兢兢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了，自己的性命终于保住了。接下来，就是思索如何处置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个犯上作乱的臣子。蒋一到洛阳，态度就起了很大变化。他命令张学良让杨虎城立即释放被扣的军政干部。接到张的电报，杨虎城当天就设宴为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人饯行，予以释放。随后，又应张的要求，放回被扣的五十架南京方面的飞机。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无异于负荆请罪，既放人，又放机（飞机），可以说对蒋介石做到仁至义尽。蒋介石是怎样对待自己把兄弟的呢？

    12月26日，张学良一到南京，就被软禁起来，失去了自由。31日，蒋介石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审判，以所谓“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处他十年徒刑。几天后。又由国民党政府宣布“特赦”，“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看管”。从此，在中国现代史上因逼蒋抗日而名垂史册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囚禁生涯。

    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两人撤职留任，派其嫡系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军队就达12个师。中央军兵临城下，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蒋介石的背信弃义给西安方面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在此危急情况下，周恩来坚持和平方针，力挽狂澜，维护了西安事变后出现的国内和平局面。

    面对蒋介石的言而无信，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协同杨虎城、王以哲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进行认真的应对。

    首先是在政治上，表明西安三方面的严正态度，抗议蒋介石的轻诺寡信。

    一方面，1937年1月5日，周恩来同杨虎城等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将军领衔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留并审判张学良的行径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电文如下：

    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钧览，各院部会、各省市政府、各总司令、各总指挥、各绥靖公署、各军、师部勋鉴，各机关、各法团、各学校、各救国团体、各报馆钧鉴：客岁底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计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列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请，业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及虎城等深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足以救亡。而备具领导全国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实惟我蒋委员长。何幸蒋委员长熟审国势，详察舆情，对于张副司令暨虎城等所陈，不惟恕其冒渎，且更采及刍荛。此诚蒋委员长人格空前伟大之具体表征，亦即我国民族复兴之最大关键。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示其心迹光明。凡有血气，能无感动！虎城等及所属二十余万兵士，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敌，为国家民族确尽一分对外之力量，则其他均非所计。谓予不信，尽可求事实之证明。忆蒋委员长到京以后，曾令中央军队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以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我国苦内战久矣！今得负责领袖出此一言，不独张副司令及虎城亲聆之下钦幸万分，即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闻之，亦当无不额手称庆。凡我袍泽，尤应体仰领袖之意旨而为一致对外之要求。乃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匪未遵令东还，而反大举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百零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道通车，以致群情愤激。万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虎城之愚，诚不知其具何心意，作何理由。国危至此，绝不能再有萁豆之举，因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向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亦惟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犹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内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悚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赐教言。尤所企盼。

    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冯钦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徵流、刘多荃同叩。

    这封信语气委婉，层层递进，是对蒋介石背信弃义的公开声讨。既明白公示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决不任再起内战”的当面承诺；又表示对中央军不顾“土地主权丧失”、“西北军民之真意”及“全国舆论之向背”的步步进逼，西北军民欲求对内和平而不能时，将奋起抵抗。

    另一方面是平息因张学良被扣押后，西安方面特别是东北军内部的骚动。

    张学良被扣后，西安方面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巩固内部的团结问题。张学良是维系西北三方抗日力量的关键性人物之一，蒋介石扣押他无疑给西安方面以沉重打击。特别是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东北军是一个以张学良为惟一领袖的军事集团。在张作霖死后已经形成以张学良一个人为中心来维系内部团结的格局，虽有不同派别，但只要有张学良在，都以张的意志为意志。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代替张学良来领导和指挥东北军。张学良临离开西安前，虽然委托杨虎城、于学忠指挥东北军，但两人实际上都没法完成委托：杨虎城指挥着第十七路军，这是一支力量远较东北军要小的军事集团，且两支武装之间还有不少的矛盾，杨名义上可以指挥东北军，实际上很难做到。于学忠原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下，被张学良视作将才，深得信任。但因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又驻防兰州，虽然受张委托指挥东北军，实际上无法起到张学良要求的作用。东北军的实际工作由西安的王以哲和何柱国主持。杨虎城将军控制不了东北军，东北军中也缺乏能控制这支军事集团的得力人选，西安的局势和杨虎城的窘境可想而知。

    张学良的被扣加剧了东北军内部元老派与少壮派的矛盾。东北军内有一个以王以哲军长、何柱国军长等为首的高级将领组成的元老派。还有一个以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久、政治处处长应德田、抗日同志会负责人苗剑秋等为首的少壮派。两个派系之间本来就有矛盾。少壮派由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和政工人员组成，他们地位低下，要求抗日的意识强烈。他们与张学良有着很强的依附关系。张学良信任他们，他们也十分珍惜张学良的安危。当张学良从洛阳来电，要求杨虎城释放被扣的蒋介石军政大员时，少壮派就坚决不同意，要求继续扣押，以作为保证张学良回到西安的筹码。而元老派只关注了“和平”，忽视了少壮派急于救回张学良的迫切心情及能量，对他们的要求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张学良被扣后，双方都关注营救张学良将军回西安的问题。但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双方各执己见，从而使双方的矛盾不断加深。

    南京方面通过无孔不入的特工人员，显然了解了西安出现的混乱情况。为了在西安的混乱局势上火上加油，进一步分化西安“三位一体”，蒋介石派人向西安方面提出了甲、乙两种选择方案：

    甲案：

    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撤至陕西南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回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由第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

    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第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政府主席委任东北军方面的人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任第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在两种方案中，甲案是有利于西安方面的。因为按照这一方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在地理位置上仍然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的格局不致解体，便于三方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继续合作。尽管从表面看，乙案只是在处置东北军问题上与甲案不同，如果执行乙案，东北军开赴相对富庶的地区，会比驻扎陕甘这些贫瘠的省份更好，但东北军一走，“三位一体”就自然瓦解。

    选择何种方案？西安方面面临抉择。

    杨虎城主张接受甲种方案。东北军以王以哲、何柱国为代表的高级将领表面上主张接受甲案，暗地里在何应钦等人的蛊惑下，却预备接受乙案；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回张学良，再说其他事情。元老派与少壮派的矛盾有增无减。率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身份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请来的客人，作用是协助张、杨解决事变，不便干涉友军内部事务，却又不能不提出自己的建议。周恩来与杨虎城、王以哲一同研究甲、乙两方案后，提出：第一，为求得和平解决，杨虎城、于学忠须先通电就职。第二，派人去浙江奉化溪口面见蒋介石，坚决拒绝乙案，可基本接受甲案；但中央军必须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留驻东北军、西北军各一部。第三，在军事上，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要靠拢，政治上利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来寻求问题的解决。杨虎城等人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

    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通电，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处分，并要求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同时，派代表李志刚赴溪口见蒋介石，向其提出：（一）设立陕甘绥靖公署，由张学良任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或者设西安行营主任，由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顾祝同为副主任。（二）军事善后问题，中央军驻潼关、华阴，陕甘其他地方由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分驻。（三）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国策，抗日、联俄、容共。蒋介石对此表示难以接受。

    1月20日，李志刚返回西安，传达了蒋介石的态度后，东北军、西北军军政领导人群情激愤。张学良迟迟不能回来，更坚定了少壮派的主战要求。他们发动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表示即使因此同中央军开战也在所不惜。少壮派认为元老派主和是为取张学良而代之，对元老派的不满日渐增长。杨虎城虽然担忧同中央军作战没有把握，但害怕蒋介石报复，也希望张学良回来，于是在和与战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思想上倾向于少壮派，这更助长了少壮派军官的气势。一时少壮派的主张在西安占了上风。

    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坚持宣传“三位一体”共同坚持与巩固和平的道理，同各方面广泛接触，重点做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的工作。周恩来与杨虎城进行了详谈，尽力说服他下决心不与中央军开战。面对主战气盛的少壮派，周恩来耐心地做说服解释工作。

    1937年1月27日晚，少壮派青年军官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等50余人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金家巷向周恩来请愿，强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主张等张学良回来后再撤兵，要求红军支持他们的主张。对少壮派的要求，周恩来表示，这样做恐怕有引起战争的危险。他说：我们现在不坚持这一要求，退兵后只要“三位一体”好好地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学良将军回来。少壮派不同意周恩来的说法。应德田作了长篇发言，依然坚持少壮派的主张。

    周恩来进行了苦口婆心的解释工作：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张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张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如果坚持要求放回张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坚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那就不符合张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所希望达到的团结抗战的愿望。很明显，战端一起，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三位一体”好好地团结，保持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我们要求放张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现在坚持，要求南京即刻放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对东北军前途，对张副司令前途，都没有好处。

    他还充满深情地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张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少壮派还是不同意。苗剑秋哭着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你们是否想看着我们被蒋介石消灭。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久甚至跪下，哭请红军出兵。周恩来表示：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要好好商量后答复，他们才离开。

    这次对话长达6个多小时，效果并不大。救张心切的少壮派不久就导演了枪杀王以哲将军的悲剧。

    周恩来在做杨虎城和少壮派工作的同时，多次致电潘汉年，请其转告蒋介石：“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许张来陕讲话，以安东北军之心。”

    第二，军事上，周恩来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红军的部署问题，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可能对中央军的抗击。1937年1月4日，周恩来应杨虎城、王以哲的请求，电请中共中央调一部分主力红军开到关中。在短时间内，红一军团到达耀县、三原，红十五军团到达咸阳，红二十七军到达洛川。周恩来在几天内将这些部队的给养、弹药和无线电器材补充完毕，并亲自到咸阳看望红军，向红军战士讲明西安事变的意义，鼓舞士气。红军主力南下，给杨虎城、王以哲吃了定心丸。10日，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军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观。”既向张学良表明了红军支持东北军、西北军的明确态度，又通过张向蒋介石转达了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合作的决心。13日，为了进一步让杨虎城安下心来，周恩来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同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双方商定：只要中央军一发布进攻命令，红军即向富平、蒲城开进，支持关中作战。

    蒋介石的反复无常，使得少壮派主战的意见在西安占了上风。周恩来对少壮派的说服工作收效甚微。此时，杨虎城的思想也转向主战。他向曾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中共党员南汉宸说：“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杨虎城的态度对主和的意见无疑是雪上加霜。得知杨虎城的态度后，周恩来立即让南汉宸转告杨虎城：“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为巩固西安“三位一体”的合作局面，周恩来携叶剑英、博古专程赴三原红军司令部与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协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的对策。大家认为，东北军、西北军都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坚持要与中央军打仗，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不答应可能会导致敌对的情绪。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打仗。当晚，返回西安的周恩来将这个决定告诉了杨虎城和少壮派军官。并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这个方针也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同意。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广泛说服下，“主和”得到了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等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赞同。杨虎城虽不十分情愿“主和”，但见“主和”意见在高级将领中占了上风，也表示同意和平解决。“三位一体”高层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三方高层确立和平解决的方针大大出乎少壮派的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王以哲、何柱国使坏的结果，把仇恨发泄到王以哲、何柱国身上，决心除掉这俩人。

    2月2日，少壮派派卫队营连长吴文俊带兵冲进了王以哲将军家中，枪杀了王将军和副官宋学礼等人，制造了“二二”血案。少壮派还派人前去刺杀何柱国。因何将军事先已听到了一些风声，躲到杨虎城的新城公馆，在杨的保护下，少壮派的企图没有得逞。

    王以哲将军被枪杀，在西安城内引起了严重的混乱，一时谣言四起。有人甚至恶意散布说：少壮派枪杀王以哲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一些军长、师长的名字就在上面。王以哲被害激起东北军将士的愤慨。在前线的东北军军长缪徵流、师长刘多荃素与王以哲关系亲近，两部擅自从潼关前线撤防回师，向西安进发，要求交出杀人凶手，为王将军报仇。东北军内部开始了自相残杀：为红军与东北军抗日合作牵线搭桥的大功臣高福源，本与少壮派没有关联，被刘多荃怀疑为少壮派，下令枪杀。吴文俊也被枪杀，并被剖腹挖心以祭奠王以哲将军。许多少壮派军官被元老派逮捕。

    西安局势一触即发。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处变不惊。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同李克农、刘鼎赶赴王以哲家中吊唁，此时距将军被害只一个小时。他安慰家属，迅速帮助搭起灵堂，料理后事。此举使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感动，使官兵进一步认识到了共产党关心团结、反对分裂的立场，也使关于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也向王将军的家属发来唁电，对将军之死表示哀悼。

    得知东北军从潼关擅自撤兵后，周恩来立即派人到渭南向东北军官兵说明情况，力劝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的团结。

    对少壮派的刺杀行径，周恩来十分生气。他严厉谴责刺杀王以哲将军的主谋孙铭久、应德田等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年轻气盛的少壮派本以为杀了王以哲等人，就可以堵死和谈的道路，可以同中央军开战，可以救回张学良。没想到，事与愿违。他们恐慌了。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三人经彻夜商量后，向杨虎城提出自处的三个方案：（一）自己引咎自戕。（二）投案自首，听凭处置。（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一方面严厉批判少壮派军人破坏团结、分裂东北军的错误行径；另一方面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救回张学良，不能轻易牺牲他们。因此他与杨虎城、于学忠商议，决定将孙铭九等人送到三原红军驻地，又支持杨虎城将军以军事力量将卫队团撤离西安，使东北军元老派失去报复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也使主战的少壮派军官失去了首领，不再有其他动作，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周恩来成功地阻止了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维护了东北军这支武装力量的内部团结。

    周恩来将孙铭久等人送到三原红军驻地，是有着极大风险的，充分显示了周恩来的智慧与胆略。王以哲将军被杀，此前已有共产党是幕后指使的谣言。周恩来亲自前往吊唁王将军，虽然可以消除一部分人对共产党的误会，减弱谣言的损害程度，毕竟难以一下子消除谣言给共产党和中共代表团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时候将孙铭久等人送出西安，送入三原红军驻地，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讲，绝对难避掩护凶手的嫌疑。但是，周恩来这样做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第一，只有送走孙铭久等人，才能让元老派报复缺少目标。王以哲将军被杀使以东北军高级将领为代表的元老派十分气愤，从潼关前线擅自撤回军队向西安进逼。这时候，少壮派、元老派都想向对方倾泻自己的仇恨。少壮派将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当作背叛张学良的代表，欲发泄心中的愤懑。何柱国之所以能躲过劫难，皆因杨虎城将军力保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何柱国不是躲在杨将军的公馆里，又有杨虎城出面叱退少壮派派出的杀手，何柱国能否幸免？元老派认为少壮派目无尊长，犯上作乱，急于为死难者报仇雪恨。这从刘多荃下令将枪杀王以哲将军的吴文俊连长杀死后剖腹挖心祭奠王以哲将军的残忍手段，可见元老派对少壮派极端仇恨之一端。倘若两派交火，同根相煎，结果无疑是两败俱伤，让他人渔利。而东北军内部的争斗自然会大大削弱西安“三位一体”的力量。削弱西安的稳定，进而损害来之不易的西安和平局面。第二，送走孙铭久等人，不仅使元老派缺少了报复的具体对象，也使少壮派失去了首领，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了连续采取过激行动的决策人物，避免了少壮派对元老派可能实施的更大更多的危害。少壮派大多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兵权，可以调动一定数量的军队，一旦元老派因王以哲被杀事件对他们采取报复行动，少壮派将可能采取更大、更加过激的举动，结果就更加难以预料。第三，送走孙铭久等人，保护了东北军青年军官的爱国热情。周恩来之所以敢冒掩护杀人凶手嫌疑的危险，不单单是出于保护孙铭久等人生命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东北军内部的大规模内讧，更为重要的是，此举有效地保护了那些在西安事变发动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一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爱国青年军官。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对张学良的不断影响，才有张学良与杨虎城二将军的义举。没有这批力主抗日爱国的青年军官对张学良的潜移默化的渗透，会不会有西安事变的爆发，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无论孙铭久等人是否出于自愿，放任元老派随意处置他们，都会让那些爱国的青年军官生出这样的疑问：共产党过河拆桥，自己被人利用了！他们因之将心灰意冷，刚刚升温的爱国抗日热情会冷却下来。

    “二二”血案出现后的几天，是周恩来最为紧张、最为困难、最为忙碌的日子。少壮派与元老派的冲突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他们都是共产党的朋友。情况的发展云谲波诡，令人难测。在这个时候，极需要理智和把握复杂局势的能力。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初步和平成果，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殚精竭虑。既要对主和与主战的两派平等相待，又要力阻东北军内部的手足相残，还要保护少壮派的爱国热情。他以诚恳的态度、颇有说服力的谈话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极端危险的情形下，力挽狂澜，保住了西安事变后的和平大局，赢得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士的尊重与信任。

    周恩来为挽救危局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毕竟东北军内部的裂痕早已存在。“二二”血案更加深了这种裂痕。扩大的裂痕使东北军一些高级将领如507军军长缪徵流、105师师长刘多荃等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采纳甲案、使东北军仍留在西北与红军靠拢的建议，表示愿意接受乙案，离开西北。接着，东北军骑兵10师师长檀自新、106师师长沈克公开通电投向蒋介石。随着东北军内部的裂痕加大和南京政府对西安施加的强大压力，杨虎城、于学忠也只得同意接受乙案。2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和平宣言，宣布接受乙案。随后，第十七路驻西安部队开往三原。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师和平进入西安。次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进驻西安。

    至此，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中国时局的关键。诚如周恩来所说：“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就是：

    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

    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

    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

    卯、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标志。周恩来是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重要功臣。正如当年跟随周恩来参加解决西安事变的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所说的，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周恩来在极端复杂而紧张的历史时刻，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背负民族的希望，在西安这个风暴中心，临危不惧，沉着理智，废寝忘食地工作，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纵横捭阖、驾驭复杂局面的卓越才能。

    对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周恩来的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他个人的才能和胆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是代表中共中央来处理西安事变的。西安事变是执政的国民党内部发生的特别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是它需要在野的并长期与之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参与谋划，才能获得妥善解决。这种历史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理的方针与结果，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中国社会中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也是“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政策的最终确立，周恩来功莫大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功莫大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又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担当起了与国民党进行正式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新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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