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开展了大量国内统一战线工作，而且进行了丰富的国际统一战线实践；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统一战线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深刻思想。下面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周恩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内容。
一、加强国际联系，争取各国的同情与支持，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抗战期间，周恩来十分重视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情与支持，注意利用国际社会的力量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他深知：中国抗战不可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而独干”，要充分利用国际上有利于中国的每个变化和因素。
要充分利用国际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变化，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进行援助，就必须重视对外宣传，扩大对外宣传，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情况，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周恩来十分重视对外国际宣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除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外，基本上是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态。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不久，因联络密码丢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也失去了联系。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恢复了中共中央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但中共对外交往的对象也仅限如此。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到苏区采访，成为第一个访问陕北苏区的外国记者。他写作的《西行漫记》是第一本向国民党统治区和西方社会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政策的书。斯诺之行打开了长期封闭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社会交往的大门。然而，陕北苏区仍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着，外界对苏区、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或了解甚少，更多的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政策的误解与歪曲。因此，增强外界社会对苏区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特别是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后，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而突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联合国内其他的阶级和政党。中国共产党要在各个阶级和政党之间寻找共同点，除了自身对外进行宣传后，更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特别是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因为第三方的宣传报道更具可信性和说服力，而国际舆沦是一个很合适的“第三方”。全面抗战开始后，抗日战争的持久进行及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有效援助和支持。因而，让国际社会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抗战的实绩，也就变得十分迫切和重要。为此，周恩来对第一个访问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是既惊讶又高兴。毕竟，后者是近十年来访问苏区的第一位外国记者。
1936年7月，周恩来在陕北安塞百家坪首次与斯诺会面。他对斯诺来访表示由衷的高兴。他说：“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到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他不仅回答了斯诺提出的许多问题，还为后者拟定了详细的考察路线及项目。作为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周恩来这样做的意图不言而喻。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有了更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1936年12月下旬，他会晤了英国驻华使馆武官斯卡特，向后者说明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也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亲自向西方国家政府官员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阐述共产党的主张。第二年2月15日。周恩来在西安会见了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向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团结抗日的主张，“颇得其同情”。对她到苏区访问的要求，周恩来表示热忱欢迎，并帮助安排她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从斯诺、史沫特莱等人到苏区访问想到了更多的外国记者来苏区采访的景象。为此，他向洛甫、毛泽东等人建议：从速训练接待人员，以方便美国记者到苏区采访，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
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后，打开了对外联络的窗口。在这之前，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和陕北苏区是被动地等待外国记者的访问。那么，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有了主动出击、主动联络的大好时机。武汉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临时首都和政治中心，既有外国常驻使节，又有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记者、作家、知名人士和友好使团，极大地扩展了代表团的接触面。为了加强对外联系，中共中央长江局专门成立了国际宣传组，直属周恩来领导。他规定国际宣传组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对外宣传，翻译毛泽东著作及主张抗日的文章和八路军战报；给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通讯》提供稿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统战政策和中国人民抗战实绩；接待和联络国际友人等。他还要求国际宣传组与在武汉的外国记者保持经常性联系，凡是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都要邀请外国记者参加，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的新闻资料。
周恩来不仅要求国际宣传组的成员与国际人士建立广泛联系，而且自己还亲自出马，与国际友好人士进行了频繁的接触。他多次会见史沫特莱，赞扬她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商谈后，在后者的帮助下，中共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他还协助荷兰导演伊文思拍摄了反映中共代表团活动的纪录片。这些对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战主张起到了重要作用。伊文思回忆说：“这次访问认识了周恩来，并得到他许多的关照，也了解到中国的许多真情，同时也因此对周恩来的伟大、深谋远虑和文武全才有所体会。”在重庆期间，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冲破国民党的阻力，把团结国际人士的工作做得更深入、更广泛、更活跃。
国民党迁都重庆后，国际新闻界驻华机构也纷纷随迁。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东南亚陷落后，山城重庆逐渐成为采访亚洲战场的唯一新闻来源地。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德新社、塔斯社、路透社、国际新闻社、哈瓦那社、北美联合通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国际著名的通讯机构和美国《时代》、《生活》、《读者文摘》、《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每日邮报》、《每日快报》、《泰晤士报》，苏联《莫斯科世界新闻》，澳大利亚《悉尼晨报》，法国《巴黎晚报》等著名报刊都在重庆派驻了记者，一时外国记者云集重庆。加上外国驻华使馆及其它机构的人员，重庆麇集了大量的国际人士。据1943年10月重庆官方公布的数字，当时常驻重庆的外国人士有1192人之多，主要以美英苏人士为主，其中英国人为329人，美国人为168人，苏联人为163人。周恩来直接领导南方局外事组主动出击，同驻华外交官特别是英美大使馆的外交官密切交往，向他们阐述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经常会见外国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或演讲会，宣讲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的政策，向他们提供八路军、新四军重要战报。1940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中说，最近期间的统战工作，以外交方面收效最大，我们一直动员到英美大使，各国外交人员我们可以经常见到。同时，对各国在华顾问、记者、教会青年会、红十字会外国医生、外国商人等，都与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接触的机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主张，宣传我党我军和抗日根据地所取得的成就。中共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成为颇受外国记者欢迎的“新闻中心”。
周恩来领导的外事工作，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统计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为此，他主张除个别记者外，都应该加以联络利用。中央根据这一电报精神，第二天就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对于接洽访问之英美人员，不仅不应该采取不合理或冷淡的态度，而且应表示欢迎，以便经过他们的口和笔说明我军在敌后抗战之英勇战绩，以打破顽固派和一部分英美人士对我们的造谣和误解。
由于我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在抗战中的突出成绩，也由于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积极开展对外宣传，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和其它根据地进行参观采访。8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外国记者参观后，发表或出版了许多文章和书籍，反映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二、争取国际舆论，压制蒋介石的反共活动，维护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脆弱的联合体。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明显不同，这次国共两党合作，既没有共同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组织形式。虽然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点，但由于阶级利益的对立，被迫抗日的蒋介石集团既有抗日的一面，也有妥协动摇的一面，统一战线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蒋介石抗日是为了自身统治集团的利益，但也代表着英美的利益。这就成为制约蒋介石的重要因素。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需要英美等国的外援，支持他进行抗日战争；英美苏等国政府也需要利用中国的抗战力量来维护自身利益；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加需要中国的抗日力量来牵制和消耗日军。同盟国不希望国共两党之间再动干戈，引发中国又一次内战。因此，英美两国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及行径，既有默许，又有制约。为了拉拢蒋介石，维护英美等国的利益，两国政府对其制定的反共政策予以默许，维护盟友关系；当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严重到可能导致国共军事冲突，破坏抗日的局面时，超过了他们可以容忍的限度时，就会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收敛一些。苏联政府也不愿看到国共矛盾威胁到共同抗日，尤其是苏德战争爆发后，更是如此。
周恩来十分重视利用英美苏等国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德国的调停、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党政府在五届五中全会后，在抗日政策来了一个较大的逆转，从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日转向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国民党军事当局派出军队到敌后同八路军、新四军制造磨擦。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警惕地注视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妥协、动摇动向，领导外事组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情况随时提供给驻重庆的英美苏等国大使馆官员以及外国记者，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
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外事组组进行了大量对外交往工作。仅周恩来就会见了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英国大使卡尔、在陈纳德航空队任职的罗伯特、美国使馆助理武官等人，希望美英两国政府为自身利益计，采取措施，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他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告诉他们中国国内出现的妥协投降危险，要求苏联政府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他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数次长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的反共投降阴谋。在南方局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积极揭露下，在中共的坚决反击和美英苏政府的压力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收敛反共的嚣张气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周恩来还充分配合中共中央利用国际社会的力量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调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这次反共浪潮是在国际形势出现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情况下掀起的。1943年2月，苏联红军结束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从5月开始，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展开了战略反攻。同盟国不愿意看到因蒋介石发动反共运动而危及抗日力量。因此，中共中央把运用国际统一战线，发动制止蒋介石反共高潮的运动，作为一项重要措施提了出来，同时提出“目前不要刺激国民党”。为此，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对国际友好人士进行了积极的争取工作。6月间，他会见英美等国驻华使馆官员时，提醒他们注意“国民党有可能通过施加压力解决国共之间的分歧”。他召集南方局外事组成员龚澎、陈家康、王炳南、王安娜谈话，告诉他们：“虽然蒋介石应对反共活动负责，但根据当前形势，要避免严厉指责蒋放弃抗日，估计国内舆论和英美的态度可能对蒋有所影响。今后几个月应继续努力，向国内外人民说明我们的立场，提供国民党检查机关不让发表的有关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成果的情况。”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外事组成员四处活动，积极开展对外宣传联络工作，促使国际社会对蒋介石反共阴谋进行了压制。美英政府认为，如果这时中国发动反共内战，只会使日本得到好处。美英苏大使也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外国驻重庆记者纷纷向国民党中宣部提出质问。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策划的这次反共高潮还远未达到前两次的规模就被迫收场。
“工合”运动也成为周恩来用以反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推动蒋介石抗战的一种形式。1938年6月，周恩来在武汉会见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斯诺，对他们筹办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表示积极支持，希望他们组织的“工合”运动，能够推动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并尽可能多地争取国际援助。
三、欢迎国际援助，但强调接受援助要以自力更生为前提
尽管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地域大国，但面对着一个拥有强大武力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为此，争取外援成为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周恩来希望有外来援助，欢迎外来援助，十分重视争取外来援助，并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1月，他在谈到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条件时，把国际援助作为条件之一。他指出：前段时间，国际上弄不清楚中日作战的情形如何，中国需要些什么援助，这对于中国的抗战无疑是一种损失。为此，他要求“扩大国际宣传，取得全世界工人阶级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精神上、物质上乃至技术上的援助”。但是，周恩来在强调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国际援助的同时，始终主张“抗战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抗战初期，他在武汉接见救亡剧团二队时就指出：“对于抗战前途的救亡工作，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要妥为利用国际的有利条件，否则便会陷于万劫不复之境。”1938年10月初。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目前的抗战形势》一文。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十五个月的抗战史绩，已证明中华民族主要的靠着自力更生的国策和信心，支持了这一血战，一切速亡论的悲观心理与速胜论的侥幸心理，已被粉碎无遗。”他坚持认为，我们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在对外政策上“就是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外援。而不是依靠外援”。
苏德战争爆发前夜，中国的抗日战争已将进入第四个年头，内部困难日益增加，日、美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正在上升，国民党统治区因此出现了一股依赖美国打败日本的严重倾向。蒋介石向国民党官员表示：中国唯一的希望只能依靠美国。新闻界一部分人也对时局表示悲观，寄希望于美国，认为地中海被切断得越快越好，这样可以促使日本南进，英美也就非努力对付日本不可。
针对这种把中国抗战希望一味寄托于美英等国的想法，1941年5月25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论目前战局》一文，指出：日美矛盾在激化，但它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为了先对付德国后对付日本，英美会不惜代价与日本妥协，日美之间不可能近日内发生战争。根据这种判断，他的结论是：“必须弄清主从，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我们现在只有号召全国军民，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拿我们这种自信的坚决抗战方针，来争取外援，适当运用外援使日寇动摇于来华与南进之间，永远得不到出路，最后葬送于帝国主义大战的火焰之中”，而不应该只是希望和等待太平洋上的冲突。这篇文章对鼓舞全国军民克服困难，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1941年9月，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他发表了《“九一八”十年》一文，再次批评单纯依靠国际援助的错误倾向，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他指出：“世界没有不靠自力更生，专靠外援而能战胜强寇收复失地的。我们固然决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而独干，但我们更不应将我们最大的甚至一切的注意力，放在国际的援助上面，将我们全民族的命运，押输赢于他人的赌博场中；这是无可救药的奴隶根性，决不是我大中华民族抗战四年来所发扬的独立自尊的精神”，中国的抗战胜利，“必须从加强自力更生的信念入手”。到了抗战后期，周恩来对待外援的态度就是：你帮助我，我抗日；你不帮助我，我照样抗日。
四、在国际交往中必须坚持“民族立场”，反对外来干涉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摆脱外来侵略，自求解放的神圣事业，必须有着坚定的“民族立场”，这是周恩来始终不渝的信念。1941年6月，他撰文指出：“正因为我们要自求解放，所以对于日寇侵入中国，我们主张抗战到底，决不在敌人威力之下屈服，决不在敌人挑拨之下分裂，决不在敌人利诱之下妥协投降。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不出卖民族利益”。对敌人必须坚持“民族立场”；对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家，中国人民同样有一个民族利益问题。他说：“我们在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立场上，并不拒绝外援，而且争取外援，但我们决不能因为需要外援，便放弃我们进行民族解放的立场，而介入或附属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争夺战争中去。同时，我们也并不拒绝运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尤其是英美与日寇的对立和可能冲突，甚至在某种可能和必要时，一定战场上的军事配合行动，都是许可的，但这种运用，这种配合，必须求得有利于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进行。这不仅不能损害我们民族独立的利益。而且要在这个运用和配合上，取得和奠定中华民族从一切侵略和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的始基。”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明确指出了在争取和接受国际援助中，中国人民应该具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立场，这是中华民族摆脱外来侵略、自求解放的根本出发点。
所谓“民族立场”，综合周恩来的论述，就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对外交往中，既要反对一味依赖他国、甘作随从的奴隶思想。也要反对盲目排外的关门主义意识，要不断学习他人的长处，既与别的民族进行正常交往，又不能失掉自尊与自信。
周恩来在一份文件中很好地阐述了“民族立场”的内涵。1944年8月，他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着重提出，在对外交往中“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立场”。他指出，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外交史上，在民族立场上，曾经有过两种错误观念：排外和惧外。即使到了今天，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惧外观念仍很浓厚，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社会”，为此，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交往中，“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
坚持在对外活动中的“民族立场”，不单单是周恩来对中国近百年外交历史的总结，更重要的是他在抗战时期从事国际交往的工作指针。抗日战争时期，英美两个西方国家，作为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国，给予了中国抗战以重要的物质援助和精神上的鼓励，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美国，更是如此。但是美英等国对华政策的功利主义色彩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利用中国战场拖住和消耗日军兵力，以减轻日军对太平洋战场的压力，扶持一个战后继续依赖它们的国家。周恩来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944年底，他曾这样概括同盟国的政策：英国对东方还是帝国主义，它还在维持大英帝国的地位，仍在想划分势力范围。美国不是性质上与英国不同，只是方法上不同。在美国虽然有进步与保守两个方面，但决定政策的是罗斯福，这个政策有利于资产阶级。他们提出一切统一于美国指挥，皆由于愈早结束（解决）中国问题愈有利，这不是偶然的。美国在中国和亚洲的扩张，不仅同日本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也受到了苏联的抵抗。因而美国的政策是扶蒋拉共抗日，是防苏压英。因此，周恩来在欢迎同盟国对中国抗战进行援助的同时，反对他们干涉中国内政。如第六章所述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关于中共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参加政府问题上的交涉，就充分体现了“民族立场”。
不管美国政府以什么的条件作诱饵，只要是损害民族利益的，都予以拒绝。因此，当赫尔利以美援、美国军官帮助训练中共军队等为条件，引诱中共在国民党不改组政府的前提下，“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时，周恩来严正地回答：改组国民党政府，“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政府不改组，无法挽救目前危局”，拒绝了美国的诱惑。拒绝美国参加国民党一党政府的提议，并不表明中共希望断绝关系。所以，“联合政府”口号提出后，周恩来、毛泽东联名致电在重庆的王若飞，要其向美方表明：“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
周恩来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是相当丰富的。他善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不断对实践加以归纳总结，并将这些总结用于指导统战工作中。这些思想不仅丰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内容，而且奠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乃至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基本框架。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周恩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杰出贡献，绝不仅仅限于实践方面，而且有着重大的理论贡献，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他是一位统战方面的理论大师。
周恩来之所以在理论上也有着杰出贡献，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第一，能够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是他能够在抗日战争时期丰富和发展统一战线理论的先决条件。从他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内容来看，他总是背倚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中国抗战中的实际问题，在统一战线的实践中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统战思想处处都闪烁着将二者结合的光辉。
第二，长期的、大量的亲临第一线的统战实践，是周恩来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前提条件。抗战时期，他始终战斗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前沿，接触和结交了大批国内国外的统战盟友。这使他能直接面对诸多具体的复杂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加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土地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实际体验，能够对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加以比较、提炼、总结，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统一战线思想。
第三，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是周恩来能够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八年，周恩来正当盛年（从39岁至47岁），风华正茂，所谓“四十而不惑”。中年是一个人理性思维能力、逻辑总结能力的成熟期。他不断对统一战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思考、总结，并对照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土地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对比总结，从而丰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如第二章提到的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提出的关于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方针，既是他对新形势下与国民党如何谈判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也是吸取了大革命时期我党对国民党过于退让、导致国共合作最终失败的教训总结。正是依靠这种勤于思考、勤于总结的精神，周恩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结束语
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自1840年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取得的第一次反对外来侵略的全面胜利。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共同为抗日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两大政党之一，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一、周恩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5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从此，周恩来开始了为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漫长历程。瓦窑堡会议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共中央局书记和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具体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学良合作的统战局面。1936年4月，周恩来亲自到延安与张学良将军举行秘密会谈。这次会谈使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延安会谈后，周恩来又统一领导了我党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为西北地区局部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周恩来向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陈诚、张伯苓、谌小岑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及社会贤达发出呼吁，倡导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解决事变。他把中共中央解决事变的原则方针具体化，与张、杨两将军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达成一致。通过与蒋介石私人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谈判，使和平局面得以形成。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后，周恩来力挽狂澜，平息了东北军内部的冲突，维护了西安事变后形成的和平局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标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再次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围绕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多次的反复的谈判，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全面抗战发动后。周恩来赴山西统一协调中共在晋的党、政、军工作。他协调了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行动，使中共与“山西王”阎锡山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在山西形成了抗战期间国共两党较为密切的军事合作。他与阎锡山协商了八路军的活动区域，说服阎接受红军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发展了山西抗日统一战线，加速了毛泽东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支点的战略设想的实施。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到达武汉，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副书记。在任期间，他除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谋求国共两党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外，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争取各方人士，并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这些工作打开了外部世界看中国共产党的窗口，为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特别是相持阶段到来后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投降倾向十分严重。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争取中间势力对中共抗战主张的支持，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有效地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持续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周恩来的统战工作是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开展的
抗战时期，周恩来的统战工作始终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进行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华北事变则表明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因此，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精神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号召全国各政党、各军队、各团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周恩来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就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开展的。在全国民众不断高涨的救亡浪潮推动下，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大批军政要员，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等多方，反复商谈，终于和平解决了事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之后，周恩来辗转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高层进行数月的艰难谈判，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共同抗日。
抗战初期，针对党内出现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错误，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根据独立自主原则，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始终坚持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推动国民党蒋介石进步，反对它倒退和妥协。同时，争取中间势力对中共抗战方针的了解与认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前发展。
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由积极抗日转为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把争取中间力量提到了党在国统区中心工作的高度。为此。周恩来为争取、团结中间势力，争取国际舆论来遏制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动摇与反共，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丰硕的成果。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每一个统战行动，都是与党的方针政策紧密相连的。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具体执行者之一。
三、周恩来的统战工作极富创造性
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忠实地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但是他领导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过程同时也是充满创造性的过程。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党的方针政策与具体执行过程中的特定情况相结合，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行之有效地去实现党的政策目标——维护与扩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从中共中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一开始，周恩来在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就充分体现出了自己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如，西安事变前夕，周恩来根据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细微变化（与中共秘密联系，对日态度渐趋强硬等），率先提出了放弃“抗日必须反蒋”口号。这个意见为中共中央采纳，不久，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提出“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的原则，为中共中央制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争取最大多数人坚持抗战，反对和孤立极少数顽固派，周恩来领导长江局、南方局运用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地广交统战朋友。这些方式、途径极好地体现了周恩来的统战风格。
再如，1940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发表后，周恩来根据自己对蒋介石的分析和了解以及中间人士、国际社会的反映，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略作让步，将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北移。建议被中共中央采纳。这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意见，既拒绝了蒋介石企图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赶到旧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又做出小的让步，表明了中共团结抗战愿望，同时也照顾了中间势力的要求。中共按照这一建议，命令皖南新四军北渡长江，尽管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围攻，损失惨重，但赢得了多方的同情，使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后居于极为有利的位置，民心向着中国共产党明显倾斜。
由此可见，周恩来无愧是一个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充分展示自己个性和创造力的伟大实践家。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的党性原则，他的灵活机动，他的人格力量，无不给同事和对手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感染。
周恩来不仅是一位实践家，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在统战实践中，在维护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抗战的实际结合起来，在统一战线中坚持运用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在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独立自主原则，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特点，关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等等方面，他都形成了较为深刻的思想，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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