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国内外敌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率先倡导并积极推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主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民族大军，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伟大胜利。“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抗日战争这一伟大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周恩来即是其中的一个成就卓著者。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争取国民党及其他中间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御外侮、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坚持不懈且成就非凡的努力，以自己卓越的实践，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又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坚持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出现的诸多复杂问题，形成了关于国内、国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下面主要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周恩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一、“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年的华北事变使“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七七事变更是使日本侵略者欲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心昭然若揭。
为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周恩来为推动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为建立、促成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始终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看作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条件。他指出，建立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为了早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周恩来从1936年起，连续向蒋介石、陈立夫及其他国民党高层人士、东北军将士写信，阐述国共两党团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呼吁他们为促成统一战线做出自己的努力。1936年1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彭德怀等联名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指出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已使东北三省沦入敌手，“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号召东北军和红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坚信：“拿四万万中国同胞的人力、财力、武力、智力，是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5月，周恩来写信给张伯苓，指出，“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府与军队”，敦促张伯苓“一言为天下先”，倡导民族合作。8月，他又写信给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代表谈判的曾养甫。呼吁：“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9月1日和22日，他先后两次给陈立夫、陈果夫写信，指出：“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周恩来还亲笔致书蒋介石，大声疾呼：“日本大盗已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他正告蒋介石：“先生背弃孙中山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内战不已，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他提醒蒋介石要审时度势。“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经过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呼吁。加上西安事变的转折、民族矛盾的上升，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包括其他中间党派，容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周恩来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这种民族的觉醒，民族的愤怒，民族的斗争，区域之广，数目之多，动员之深，是中国史上空前所未有的！这种力量的伟大团结和发展，是敌人任何的军事分割和政治分化，所不能分解的，它将保证着中国抗战的继续，它将保证着中华民族的胜利！”
二、“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复杂”
中国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多阶级社会，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占社会的大多数，工人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只占一小部分。这就决定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与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必要时，甚至要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具有复杂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具有复杂性的统一战线。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始，就具有复杂性。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个特点就更加明显、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仅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还包括了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由于队伍庞大，成分复杂，因此在统一战线的内部和外部，出现了十分复杂微妙的、犬牙交错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也必然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部来。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共同抗日呢？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些过去革命的对象当作现在的盟友，这是不是敌友不分？是不是自找“麻烦”？这些问题郁是合作过程中要必然面对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甚至严重影响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同、发展，需要在理论上搞清楚。周恩来对此做出了同答。
周恩来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进行了深刻分析。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但是，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来看，要认清敌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有一部分人就对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实质认识不清。有的甚至还给蒋介石涂脂抹粉。抗战初期，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就是一个代表。他主张在统一战线内部，只分抗日和不抗日，不要分什么左中右。只要是抗日的各阶级各政党，都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完全抹杀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性、法西斯性。周恩来刚开始对王明宣扬的一些观点，作了某种程度的附和。1937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后，说：四个月来未能推动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坚持“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使别人认为过去抗战的损失是白牺牲了。他认为不应该把“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硬要讲以前“片面抗战”一定失败，以后“全面抗战”一定胜利，这不符合辩证法。他批评中央说，从山西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主张我们应当公开指出与纠正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信任和佩服我们。随后，在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周恩来逐渐看清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确有反动性，他是军阀，是法西斯，一定时候我们不去强调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替他擦胭脂抹粉就错了。”在1943年写的《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中，他对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本质作了系统的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蒋介石国民党在历史上在现在，都是向人民向劳动群众施行最残酷的进攻，以至于进行镇压革命的内战，实行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死敌。”周恩来认为，必须认清蒋介石的实质，只有认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性，才能在和他们联合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不致上当吃亏。
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整个革命时期变动很大，表现在帝国主义有分有合。有时候，各帝国主义是合在一起压迫人民大众的；很多时候，帝国主义又是分开的。这就造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一方面，侵略和统治中国的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各个帝国主义都要在中国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于分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形成不同的集团。国民党内形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仍然占据着优势，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大小军阀的封建割据。因此，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统治中央的和统治地方的，统治这个地方的和统治那个地方的军阀之间，产生了不同的利益之争，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如阎锡山的晋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等。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把地方军阀统称为地方实力派，他们和统治中央的蒋介石集团是有矛盾有区别的。当然，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属于统治阶级营垒内部的矛盾。由于利益之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集团之间就有分有合，利益一致时就合，否则，就分。在反对和压迫人民群众这一点上，他们是共同的；有的时期，他们还联合起来一起摧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一旦出现利益纷争，就会产生矛盾。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合作是主要的，矛盾是自始自终的。如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中国，妄图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这侵犯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于是，“英美站在反对日本方面，成为中国抗战的同盟军”，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站在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立场；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则最终投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周恩来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其政治态度是会变化的。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决不能搞定型化。“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他以汪精卫为例，说明政治人物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大革命中期，他很激进。接近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武汉时期，他又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由此得出结论：“代表性改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基于以上分析，周恩来认为，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个有着明显两面性的阶级：“资产阶级有他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他的两面性，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更明显的，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这种两面性具体表现为：既抗日又反共两个方面。在抗日方面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和日本帝国主义对立，不得不和共产党联合抗日；另一方面，它又消极抗日，不积极反对汪伪政权，有时还和汪伪政权及日本帝国主义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积极反共，对人民抗日和民主要求采取很多限制政策。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展，甚至发动军事进攻企图削弱以至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如皖南事变；另一方面，它慑于国际国内的压力，又不敢发动全面的“剿共”战争，从根本上破坏国共合作。为此，我们要充分把握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利用它与日本帝国主义对立的一面，来推动和促进全国范围内的抗日运动，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要反对它在抗日方面的消极、动摇与妥协，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所阐明的关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基本思想，同毛泽东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是一致的，并且有着进一步的丰富和充实。
周恩来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复杂性，而且看到了外部的困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得到了苏、美、英等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政府的同情与支持，有了远比第一次国共合作更好的国际环境。但是，中国的抗战在不同的阶段获得支持是不同的：在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政府对中国进行了全力援助，不仅在武器装备上援助中国，而且还以政府名义派出了志愿空军参加中国的对日作战；而美、英两国这时对日本入侵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企图搞远东慕尼黑阴谋，牺牲中国利益以换取好处。英美的做法明显影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增加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难度。
1938年10月，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目前抗战形势》一文，对中国抗战的国内外形势作了分析。他指出，国际上，英美等国对日本侵华采取的政策是“一种半妥协状态，或者一种不更积极援助中国的状态”；国内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实行“军事分割和政治分化，加强了我们的困难”。因此，“汉奸亲日分子的活跃，敌探托派的挑拨，会在一个时期内增长，以破坏全国的团结和统一”。
尽管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国内国际因素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妨碍了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但是，他始终认为，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办法”。1939年1月初，他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校友会上，作抗战形势报告时指出：从卢沟桥事变以来，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寇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这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东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伟大的！他坚定地认为，只要我们加强团结，坚持全面的全民族的战争，坚持持久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3月，在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当他谈到如何克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的困难时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拿统一战线的发展来击退敌人的一切造谣中伤，团结我们周围的友党、友军、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造成有利的工作环境。”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制造了皖南事变，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而逼近了几乎破裂的边缘。周恩来一方面组织力量在政治上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大力同击；另一方面则大声疾呼加强抗战的团结的重要性。他在为《新华日报》写的代论中指出：“我再重复一次，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这是今天中国抗战的铁则，谁不遵守这个铁则，谁则成为万世的罪人”。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反击和国际支持中国抗日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只好向公众表示，以后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出现。
三、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是没有民主传统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但篡夺胜利果实的北洋军阀打着“共和”的旗号，却仍然实行专制统治。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党政府同样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对内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对外对日本帝国主义奉行不抵抗政策。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就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确立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民主问题高度重视。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提出，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农共和国”应改为“人民共和国”，后者应是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人民共和国首先是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的，同时应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6年8月逼蒋抗日方针确定后，中共中央就向国民党人呼吁“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国民党对于“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有了“一些善意的愿望”，中共中央又公开表示，愿意像大革命时期一样，“坚决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胜利，即坚持对外的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民生主义的胜利，同国民党共同奋斗。”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更加明确地阐明了民主和抗日战争的关系。他说，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但“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在回答“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的提问时，毛泽东肯定地指出：“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在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入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与毛泽东一样，周恩来对抗战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并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民主特点。
周恩来认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抗战与民主的关系，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抗战需要民主来发动，民主是抗战取得胜利的保证；另一方面，民主又要服从抗战。1937年4月，他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谈到“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运动”时，对“民主”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着重指出：“特别是民主运动，在目前内战停止抗战准备期中，更有其严重意义。也只有在民主运动中，才能发展南京抗日派的政治团结，才能提高反蒋各省的政治觉悟，才能扩大全国的抗日统一运动，才能争取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同时也才能改变一些蒋介石的独裁观念与各省军阀的割据思想，以便于抗战的发动和胜利。”5月1日，他在《解放》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对“民主”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基础”作用进行了阐述。他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确认男女平等，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使国民大会建立起民主统一的政治基础，以加紧、加快发动抗战。周恩来还认为，民主与抗战是紧密联系的，但我们又不能脱离抗战来单纯谈民主。1937年6月27日，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作了《和平、抗日与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的报告。他说，抗战与民主犹如自行车的两个轮子，没有民主，抗战就不能广泛地深入下去，甚至发动不起来，或者遭到挫折，或者被出卖；但脱离抗战来谈民主，将会失去中心，失去领导而流为资产阶级的尾巴。进行民主运动的目的。在于依靠民主来发动抗战，扩大抗战的力量，最后取得抗战胜利。
全面抗战发动后，周恩来为争取抗战民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建议扩大国防参政会为民意机关，给人民抗日的民主，抗议由cc系控制的《扫荡报》等报刊宣扬“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这些都是对民主的真诚践约。
那么，抗战时期的民主内容是什么？
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反复倡导恢复的“三民主义”。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就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这一条是作为“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四条中的第一条而提出的，反映了中共中央试图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国共合作政治基础的良好愿望。然而，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在民主问题上显示出了那么一点点“进步”：表示要组织国民参政会，规定“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当与以充分之保证”。但是，人们很快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过是虚晃一枪，玩弄“民主”，真实意图是削弱、排斥其它政党，使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能够延续。于是，就出现了蒋介石关于共产党问题能否解决的真情流露：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是）不变的；出现了顽固派“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鼓噪；出现了《中国之命运》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赤裸裸的宣扬……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同与否，或者说对真假“三民主义”的信奉，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民主的不同态度，继而导致了不同抗战纲领的出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没有像中国共产党期望的那样，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既然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愿意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行真正的民主，正视现实的周恩来遂向蒋介石政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抗战期中的政治的民主，至少限度应做到：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容许各抗日团体的合法活动，保护各抗日书报书店的出版发行和营业的权利，扩大国民参政会及省县参议会的权限，筹备真正的普选的民意机关，并禁止特务的非法逮捕。”
为了推动抗日民主政治的实现，周恩来竭力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呼吁，具体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反民主行径，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专制的局面，实现抗日的政治民主。
中国共产党不仅倡导抗战民主。而且真诚实践抗战民主。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行民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民主政权，各根据地边区参议员实行普选制度，在政权组成上采取“三三制”，广泛吸纳抗日人士。与之相反，国民党政府在民主方面的“进步”稍纵即逝，顽固地坚持其专制独裁。1943年3月，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更是把蒋介石政府反共反民主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这本书仿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鼓吹法西斯主义，颂扬封建主义，公然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自由，使人们对国民党当局“反民主”的真实面目一览无余。
1943年8月16日，为了揭露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周恩来针对《中国之命运》，起草了《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提纲。提纲阐释了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政纲、策略、组织和活动，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基础是“极端的唯心论哲学”，它的历史根源“是官僚资本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它的纲领是反抗战、反共、反民主的，它的策略具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要求“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提纲还指出：“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同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被迫答应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实施宪政。人民因此欢呼雀跃。然而，现实再次粉碎了善良的人们的幻想：蒋介石承诺的“宪政”不过是一个真实的谎言。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就此在延安发表演说，再次向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呼唤“民主”。他批评“国民党执政已十八年了，至今还没有实现民主”，指出国民党如果真准备实行民主宪政，必须满足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他还强调指出，只要“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那反攻的准备，才能真正进行”。是年9月，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后，周恩来又一次发表演说，认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是挽救国民党政治军事危机的“惟一正确方案”。
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认真实施民主政治，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其独裁统治，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非常有限。因而，周恩来指出，争取民主，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弱点，也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欧洲人民阵线的地方。
四、总结了统一战线的一整套工作方法和准则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将其军事进攻的重点转向在其占领区后方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叛变投敌。代表英美利益的蒋介石集团也对抗战发生动摇，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转为对内积极反共，对外消极抗战，并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的军事磨擦。
面对蒋介石集团日益加剧的妥协、投降危险，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该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根据自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认识、分析和长期的统战实践，于1939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法进行了总结归纳。
周恩来认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面临的两大主要危险是“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虽然汪精卫集团投降了日寇，但蒋介石与汪精卫不一样，由于多种原因（见第四章），使其不会马上投降；对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虽然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对等的地位。甚至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如果幻想他放弃反共，“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联合共产党抗日对其政权的存在有利；“蒋介石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承认现实，只要现实对他有利”，也只好承认事实。迁就事实。蒋介石处于对日本投降与反投降、与中共联合与分裂的十字路口摇摆不定。为此，他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十条策略和四条方法。
统一战线的十条策略是：
开展反对汪逆（精卫）汉奸及其党羽的斗争；
帮助友党友军进步；
坚持我军在敌后游击战争的胜利与发展，树立模范作用，以影响友党友军；
在陕甘宁、晋察冀等边区树立模范的民主政治，以推动全国；
坚持全民动员，首先在边区等地做出成绩，影响全国；
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以扩大统一战线；
坚决进行反对顽固分子的斗争；
批评全国的倒退现象，促使国民党进步；
在国际上要联合各国朝野的同情人土，集中反对国际法西斯和民主国家中的妥协派；
正确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实质与关系，宣传科学思想、民族解放思想、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等。
从策略“十条”的内容可以看出，周恩来这时已经形成了后来由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对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对待各党派的关系上，他更是明确提出了“基本上应扶持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的主张。虽然这些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主要是针对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出现的妥协投降倾向提出的，但对扩大进步势力阵营，争取中间势力倾向进步势力或者保持中立，孤立顽固阵营，从而对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有许多统战对象或对手，最强大的对手无疑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如何对蒋介石进行统战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周恩来积多年来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提出了从事统一战线的四条方法，就是：
一、在斗争上，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灵活；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
二、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的发展。
三、在工作上，要互助互让，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要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
四、在方式上，要重实际，重信义。
周恩来根据蒋介石的特点，还提出在统一战线中要软硬兼施，该进则进，应退则退。他特别强调：有利的应该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趁热打铁——引者）；不利的应该严辞拒绝，不要拖泥带水，使他增加幻想（斧底抽薪——引者）；让步的应该主动让步，不要等他要求（给点甜头——引者）；可能实现的应该适时适当的提出要求，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亏（合情合理——引者）。总之一句话，对蒋不要存过多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四条”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是周恩来对自己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总结，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他不但批评了党内不重视工作方法的倾向，也驳斥了社会上有人诬蔑“共产党不择手段”等谬论，用通俗的语言，把原则立场和策略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讲透彻了。
周恩来还提出了共产党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六条准则，即：一、坚定的立场；二、谦诚的态度；三、学习的精神；四、勤勉的工作；五、刻苦的生活；六、高度的警觉性。这六条准则是周恩来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献身中国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自我修养的信条和优良品格，既体现了他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懈努力的高度党性，也反映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鄙视政治权术的高尚情操。
五、“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不同于大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又不同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它是全民族联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是由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党、不同的军队、不同的派别共同参加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主体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又是经过十年内战后在抗日旗帜下的再度合作。这使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和重要。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周恩来就提请中共中央“作好准备”，“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转变党的全部工作，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党要在即将到来的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周恩来又提出“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集中的一个问题”的思想。
周恩来之所以说领导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是因为由哪个阶级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决定着抗战的前途和命运。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一是坚决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一是妥协投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当亡国奴。这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始终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由中国共产党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则能保证中国在抗战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由国民党蒋介石控制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中国则会向着专制、独裁方向继续猛跑。关于这一点，从《中国之命运》发表特别是中共“联合政府”口号提出后，国共两党围绕着成立“联合政府”的较量中就看得清清楚楚。
周恩来关于坚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取领导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是十分复杂的，这种队伍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因为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意味着放弃新民主主义的前进方向，放弃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但有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还在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集团，“无产阶级是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但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既然存在着这么多的阶级，也就必然存在着各个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的较量，这是因为“领导权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争，小资产阶级也争”。
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周恩来还对抗日战争以前几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在领导权问题上“翻的跟头”都很厉害，“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来，‘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来”。“左”右倾错误都是“不懂得争取领导权”。周恩来列举了几个典型人物：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自动放弃对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结果是蒋介石叛变革命，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在其控制下的中共中央大搞“关门主义”，为丛驱雀，为渊驱鱼，把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看成是自己的敌人，结果将中共在白区的成果全部损失，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必须争取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既然，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确定无疑的，那么。面对统一战线内部的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民族矛盾，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获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又怎样获得领导权？
第二，“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多个阶级，相互都在争夺领导权。但在周恩来看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关键，还在于能否正确地处理好国共两党关系。因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和我们争领导权最主要的力量，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个统治集团”。国民党当局控制着全国绝大部分政权，掌握着庞大的军队，能否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对争取领导权至关重要。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用铿锵的语言，阐明了一个浅显易懂的真理：用力量说话。套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可以说，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才能去争取并赢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周恩来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以至投降，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是因为在抗日战争的整个时期内，“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发展进步势力，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发展壮大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力量，特别是农民这个主要的力量。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最大多数是穿着军装的农民，根据地也建立在农村，“有了农民，我们就能进能退；没有农民，进是少数孤军前进，退则没有地方可退”。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农村坚持实行减租减息和其它民主改革，改善农民生活，调动农民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周恩来还认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队伍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还要跟农民结合”，否则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发展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根据地。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最害怕的力量。1939年12月，在莫斯科疗伤的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谈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时，他指出，“武装工农”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无限源泉”；对革命政权，他强调要保持下去，“这不仅是由于历史原因才需要，而且在当前的抗战阶段上必须保持这个边区，以便保护中共的领导，巩固八路军的后方，促进和推动全国民主制度的实”。在西安事变后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坚持红军改编后，师以上设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终迫使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师以上设总指挥。周恩来还就红军的作战原则与国民党的代表进行反复谈判。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在较短的时间内（1937年9月～1938年10月），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华中等许多大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总人口达到了5000万以上，八路军、新四军自身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分别发展到15．6万人和2．5万人。人民军队的力量越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愈加巩固。发展人民军队的力量，还需要正确处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军事磨擦。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自1939年冬到翌年春，山西阎锡山制造“晋西事变”；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平汉路以西的敌后游击队，石友三部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直逼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企图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络，将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伺机消灭。对国民党顽固派不听劝阻。一意孤行的反共行径，必须予以回击。但回击必须有度。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反击顽固派势力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体现了反击顽固派的斗争是防御性的，决不无缘无故地主动进攻国民党军队，也决不被动挨打。“有利”，即胜利原则，不反击则已，反击一定要求胜利，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原则，反击顽固派的军事磨擦，决不能无限期地进行，必须适可而止，否则就会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体现了与顽固派斗争的暂时性。中国共产党灵活地运用这些策略原则，将军事反击与政治进攻结合起来，交替进行，使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军事磨擦，遭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在反磨擦斗争中，与蒋介石的主观愿望相反，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不仅没有被削弱、被消灭，而且经过斗争，队伍壮大了，战斗力增强了，根据地也扩大了。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共已经创建了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有一百万军队和二百多万民兵，成了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发展进步势力，还必须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率领中共长江局和南方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要求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组织“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成为中共对外政策的窗口；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化龙桥虎头岩的《新华日报》社，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上空燃烧的光明之火，人民群众从这里看到了坚持抗战的希望。看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
争取中间力量，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间力量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开明士绅、中间党派和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他们是统一战线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成分复杂，各阶级利益各不相同，特别是作为统一战线两大政党之一的蒋介石国民党一面抗日，一面又总是表现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投降倾向，因此。中国共产党推动并引导抗战方向的责任就十分重大。中国共产党能否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不仅对孤立和利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着很大作用，同时也可以影响到小资产阶级，而且对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周恩来吸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忽视争取中间力量的教训，十分重视争取中间力量。他认为，争取中间力量可以“扩大统一战线和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对中央政府施加其影响”，使中间力量成为推动国民党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
那么，怎样争取中间力量呢？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政治上的代表，争取中间势力就要争取中间党派。周恩来认为，要争取中间党派，总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它们要“加强良好关系”，“只要是抗日的便与他们合作”，“支持他们，推动他们进步”。具体说来，就是，“对接近我们的党派团体及个别分子，应扶助其发展”；“对其他党派应影响他，善良地批评他，以促进其进步”。“对中间分子或团体应密切其关系以争取之”，“对地方上公正士绅应尊重之，以扩大我们的影响”。这些策略方针是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争取中间势力方针的具体化。
按照上述原则，周恩来在统一战线中，大力扶持救国会、第三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展，保持对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的批评和引导，使中间党派在抗日战争期间，能够起到推动、支持蒋介石政府抗战的作用，基本上与共产党一道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呼吁并参与争取抗日民主的运动，对国民党政权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但应该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且能够很好地发挥它的领导作用。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总结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间领导。”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同势力，加上有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根据地作后盾，在国内外主张抗日力量的共同压力下，“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蒋介石受到了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推动了他抗战”。其后，“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向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示一点进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系下来。
六、阐明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原则，从根本上说仍然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关系着统一战线的成败与兴衰。因此，周恩来对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问题。极为重视。
1937年2月，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五条原则，其中有这样一些内容：中国共产党“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红军改编后，“拒绝国民党组织”在其中活动。这些都反映了周恩来对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立原则的明确认识。周恩来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后不久提出这些建议的，此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对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较土地革命时期有了认识上的提高，但对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并不十分清楚，尚处于探索之中。因此，这些认识十分可贵。
1937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民族统一战线纲领时，周恩来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是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国际性，共产党不能断绝同国际的关系；第三是阶级性，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他认为，“这些原则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得到承认”。对于国共两党成立联合组织的名称，他提出最好用“民族统一联盟”，中国共产党加入这一组织的原则是共产党可以加入，保存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这再次显示了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深刻认识。
1937年10月27日，他在山西前线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同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联名发出了《北方局给各部队和地方党指示电》，对党和部队工作做出布置。《指示电》要求北方局所属的地方党组织和部队要“独立自主的动员与领导群众”。“在被敌占领区域，共产党和八路军以自己的名义，公开直接去动员群众”；“在我军的后方。八路军共产党应努力去争取公开地位与公开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布党的主张”；“一切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要完全依照党的主张领导群众运动，不许在群众中模糊党的主张”。《指示电》不仅提出党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以“公开直接”的面目去发动组织群众，而且提出了要用“党的主张”去领导群众抗日运动，从而把独立自主原则具体化了，这反映出周恩来在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上的提高。
由于国共两党始终未就合作的组织形式达成一致意见，而是采取了“遇事协商”的方式，党的政策、方针就更能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所以，周恩来是这样定义“独立自主”的：“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不是同化于人家。”
周恩来认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划清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界线，不能把两者混同或者等同起来。1937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行而奋斗”，但是，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现在所必需，并不说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区别。他指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为此，他针对国民党当局宣扬的“一个主义”，强调：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上必须反对两种观点：一是将两种主义完全等同，以为国共合作了，就没有主义之间的差别了；二是三民主义可以包括共产主义；“这都是不妥的，只能模糊视听，增加国民党的自大心理，并不能帮助统一战线的发展”。因为，前一种观点必然导致“共产党人大可不必再相信共产主义”，“便连非国民党人也要这样想，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既是没有区别，至少是现在没有区别，共产党人何不先将三民主义做好，而不必再谈什么共产主义，至少是现在可以不谈”；后一种观点必然导致人们认为三民主义是凌驾于共产主义之上的主义，是高于共产主义的体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并不是要否认联合，否认团结，走向极端。周恩来说：“共产党不要因为独立自主，便拒绝与各民众团体及其他党派进行联合运动或一切包办”，而是同时应在统一战线中讲团结、讲联合，“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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