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取团结了大量的统战盟友，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这一成就的取得，除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方针政策的影响和号召力外，是与周恩来在领导长江局、南方局工作期间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分不开的。
正如前述，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主要代表和长期生活和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求同存异；想盟友之所想，急盟友之所急，与盟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许多党外人士正是通过周恩来逐步认识、了解和接近共产党的。正如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刘仲容所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了周恩来的形象”。周恩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赢得了统战盟友的信任，赢得了友谊和尊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统战工作风格。
周恩来统战风格的形成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是周恩来进行统战工作的理论基础，也是其统战风格形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始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真正实践。在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政策。1936年8月，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并最终联合蒋介石国民党。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期，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步伐步步升级，中共中央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又注意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统一，在统一战线不破裂的前提下，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有力地遏制了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中央为了在抗战胜利后继续与国民党合作建国，提出了“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拥护。在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周恩来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先后与张学良进行秘密谈判，加速了西北局部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后，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和平解决事变，使之成为中国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救国、民族解放的转折点。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长期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反复谈判，坚决反击顽固派的反共逆流，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争取国际舆论力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认识、理解周恩来的统战风格，不能离开上述背景。可以这样说，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是周恩来统战风格形成的起点和基石。
第二，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是周恩来统战风格形成的内在因素。据《周恩来传》材料，周恩来从小“好学”，上小学时，课余就爱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书；进入南开学校后，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了。他在课余读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著作，读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赫胥黎《天演论》等著作。周恩来在日本留学和旅欧期间，阅读了河上肇、马克思、恩格斯等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大量著作。即使在繁重的革命活动之余，仍不断学习，广泛地阅读中外书籍。这使他具有了广博的知识面。因此，在统战工作中，面对具有不同专业和知识背景的统战对象，周恩来在与他们谈抗战局势的同时，谈历史、谈哲学、谈文学、谈经济、谈军事，等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语言。拉近了周恩来与统战对象之间的距离，使统战盟友倍感亲切，仿佛不是在与一个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一个政治家谈话，而是与一个朋友、一个专业和志趣相同的同行倾心交谈，如俞伯牙与钟子期之交，在不知不觉中，他们认识了周恩来，认识了作为共产党人的周恩来，加深了对共产党人的了解，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同情与支持。渊博的知识也成就了作为统一战线领导人的周恩来。10岁就开始“照管家里柴米油盐”的周恩来自小锻炼了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这使他在丰富的统战实践中，不局限于日常的琐事，而是运用自己的知识，由表及里，对日常的琐事不断地进行归纳总结，不断地完善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统战风格。
第三，非凡的人格魅力是周恩来统战风格的深刻印记。透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久经挫折而不破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周恩来的个人才干固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人格魅力也是一个影响争取中间势力、维系统_战线的重要因素，贯穿着周恩来统战工作的始终。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周恩来的个人才干是经，其人格魅力是纬，经纬交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感人的喜剧。成就了非凡的周恩来，成就了独具特色的周恩来。
周恩来出生于一个家道败落的封建大家庭，从小就四处漂泊的生涯和嗣母性格温和、待人诚恳、办事心细、善于兼听的处事风格对小时候的周恩来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与毛泽东富于幻想并乐于用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性格不同，周恩来在家庭和嗣母的熏陶下，形成了好学、好静、仁慈、礼让的性格。从嗣母那里，周恩来继承的是中国文化礼仪传统的养分，在“当家人”的位置上，周恩来得到锻炼的是有分寸、有条理的交际能力和对人的心理及人际关系的细腻揣摩。周恩来曾经对侄女周秉德说，幼小当家的他“要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这样一个角色不是容易装扮好的。上述的环境使周恩来养成了善于“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务实求是的处世作风，并使他在后来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温和而热情强干、忍让而不失原则、谨慎而刚毅果断的性格侧面。周恩来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作为普通“人”，他有凡夫俗子的丰富情感，认真仔细，善于从小处着手；设身处地，常常想他人之所想。这些都无时不体现在他的生活包括他的政治活动中。但周恩来又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理性的中国人，具有坚定的原则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周恩来把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与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完美地结合起来了。给政治盟友包括敌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寓刚于柔、融韧于忍、外柔内刚的难以战胜却又极具亲和力的共产党人。因此，政治盟友对周恩来有着很高的信任度。在众多的统战盟友心目中，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他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不朽的丰碑，是一面伟大旗帜。
周恩来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这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为“中华之崛起”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使命。正因为如此，在统战工作中，他充分展示了自己伟大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坦荡的胸怀和卓越的才智，善于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去完成既定的目标。
纵观抗战时期周恩来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其鲜明的统战工作特点，突出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抗战时期，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并先后兼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代表（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他直接参与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又是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实践者和执行者。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长期生活和战斗中，直接接触了国内外的许多朋友，其中既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众多人物，还有各中间党派人士和大量的外国朋友。他接触的人物之多、碰到事情之复杂，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时间之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恐怕是第一个。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是直接参与制定党的方针政策的伟大战略家，又是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伟大实践家，既运筹于帷幄之中，又决胜于千里之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周恩来不仅以党的决策者的身份闻名于世，而且更是以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实践者的角色享誉中外。因此。如果谈到他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特点，首先就是他那种可贵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作风。周恩来常说：“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这是他对部属的要求，更是自身行为的准则。
自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结束，周恩来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战斗在统一战线工作的最前沿——国民党统治区，直接与各方面的人士交往。他既会见蒋介石、冯玉祥、宋子文、张治中、张冲、顾祝同、何应钦等国民党高官，也会见龙云、白崇禧、阎锡山、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势力派；他还经常同中间党派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等会面，交换彼此对时局的看法，向他们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争取中间党派人士对中共的同情与支持。他既做中国人的统战工作，也做外国人士的统战工作。他既做“大人物”的统战工作；也积极争取团结小人物，如在重庆期间，周恩来经常会出现在生活书店的茶话会上，与书店的职员交换对抗战时局的看法，作妙趣横生的政治报告。多层面的统战工作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大量的统战盟友。
由于直接身处统战工作第一线，由于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环境多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周恩来经常会遇到危险。但每当面临这种危险时，他总是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一如既往地进行着统战工作。如，1937年2月，东北军一部分激进的少壮派军官因营救张学良心切，派人杀害了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营救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将军。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闯入设在张学良公馆的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一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便明白了他们的来意。他霍地站起来，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认为这样子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作而做不到的事，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的严厉斥责下，这几名军官气焰顿失，低头不语。见他们平静下来，周恩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名青年军官自觉惭愧，流着泪向他认错请罪。在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中央军大兵压境、东北军内部少壮派与元老派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周恩来始终镇定自若，多方做说服工作，终于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来到重庆后，工作环境更加险恶。他在城里办公的住地——曾家岩50号（对外称周公馆），四周都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住在周公馆附近。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迁至重庆郊区的红岩后，国民党军、警、宪、特也跟踪而至，在八路军办事处四周设立了国民参政会、“外事处”等一些机关，实际是特务监视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行动的隐蔽场所。特务们还在周恩来住处的对面山头上设置机枪阵地。在从城里到红岩的往来路上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特务，以各种手段监视、阻止周恩来的活动。他就是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中，生活、战斗了多年。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形势非常险恶。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员的安全，电示“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接到电报后，周恩来决定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除留下少数人员外，其余人员分别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此时，从国民党特务的眼皮下疏散、撤退，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周恩来为此作了仔细的部署。由于计划周密，工作细致，许多干部都得到了安全转移；而他却坚持在重庆，冒着随时被捕入狱的危险，继续为争取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为争取国际社会压制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进行着颇富成效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周恩来是一个既通达全局管大事、又不拘小节做小事、细事的人，既是党的一个高级领导者，同时又是一个普通的统战工作者。正是周恩来这种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这种战斗在统战第一线的工作作风，不但带动和影响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以他为榜样，积极而勤奋地为党工作，推动了统战工作的开展；更重要的是能够接触并影响统一战线中的大量盟友。这种直接的接触和影响对盟友产生的作用是巨大而深刻的。著名工商界领袖胡子昂回忆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时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佩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
二、广交朋友，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事业，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而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有全国各民族、各政党、各团体、各派军队共同团结起来，结成稳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周恩来始终坚持以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己任，以宽广的胸怀、旺盛的精力，与一切主张抗日的人士来往。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地结交朋友，最大限度地巩固并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交朋友，是周恩来抗战时期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国民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最大政党，也是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主要对象。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不愿发动民众，只进行片面抗战；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一党专制，不给人民民主；由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表现出的妥协投降倾向；因此，如何推动蒋介石集团坚持抗战，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大任务和目标之一。要达到上述目的，需要开展多方面的工作。争取国民党的中间进步分子（民主派），让他们从内部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利用工作接触或专程拜访等多种形式，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冯玉祥、宋庆龄、李济深、张治中、张冲、何香凝、柳亚子、覃振、朱学范等许多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使这些人成为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战的重要力量，并通过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蒋介石本人，推动其抗日，反对其动摇、妥协。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前面章节已进行了大量的阐述，不再赘述。
与中间党派交朋友是周恩来抗战时期统战工作的又一重要内容。毛泽东曾很形象地说明中间党派的重要性：“每个党派看起来只是几根头发，但背后拖着一大把头发，国共两党，谁争取到这部分中间势力，谁就不会孤立。”中间党派对推动国共合作、坚持抗战有着重要的作用。周恩来既结交左翼的救国会、第三党；也争取长期坚持反共立场的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中间党派的许多人士发生了重要变化。“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逐渐成为民主左派人士的“一面旗帜”。“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坚持反对独裁，积极宣传鼓动抗战，成为著名的民主战士。邹韬奋病逝后，被中共中央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右翼的中国青年党领袖左舜生、李璜在周恩来等的团结争取下，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由李璜任社长的中国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在抗战后期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根据地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1944年8月20日，该报发表社论指出：抗战以来，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抗日游击战争的功绩“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不曾对日军真实地作战”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沦陷区还有许多共党游击根据地就是事实的证明”。社论对解放区的民主政权，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指出“至于共党在所谓解放区中的民主政治，固然有许多不满人意的地方，但大体说来，政治上没有贪污，行政效率贯彻没有废弛，这也是事实”。中国青年党虽然为国民党蒋介石说好话的时候多，但也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各党派合作。不仅如此，李璜、左舜生领导的中国青年党，还利用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密切关系，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建立联系牵线搭桥。
国社党领袖张君劢曾于1938年12月发表《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配合国民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反动宣传，要求共产党无条件地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取消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和军队。周恩来对张君劢的反共观点进行了批驳，认为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或认为三民主义可以包括共产主义的观点，“都是不妥的，只能模糊视听，增加国民党的自大心理，并不能帮助统一战线的发展”。但是，周恩来在批驳他的观点的同时，没有因此而放弃与他交朋友，而是对他继续进行争取。以后，张君励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非但不再反对中国共产党“扩大军队，成立边区，他还怕（中共）军队的力量不够强大，遭受袭击呢”。在民主宪政运动和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过程中，张君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周恩来及南方局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云南的龙云等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许多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也都成了周恩来的朋友。
在交朋友方面，周恩来不计较党派政见不同，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只要是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的，都交为朋友。张冲在十年内战时期，作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总干事，是1932年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策划以阴险手段陷害周恩来的所谓“伍毫事件”的主谋。西安事变后，张冲成为与周恩来谈判的国民党主要代表之一。
1957年。他赞成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并不顾顽固派的反对，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立场。周恩来与他“由公谊而增私谊”。张冲死后，周恩来给予他高度评价：“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
周恩来在广交国内朋友的同时，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国际友好人士交往。他领导长江局、南方局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接触外国人士的机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反对内战的主张，交友范围从驻华大使、外国在华顾问、新闻记者扩展到教会、青年会、红十字会外国医生、外国商人等。他不仅花很多时间与盟国上层人物打交道，也很重视做盟国下层人士的工作。“他往返延安乘坐的是美军提供的飞机。为了表示谢意，周恩来亲自宴请机组人员，这事本来可交给下面的人去办，他却亲自做东道主，因为这使他有机会与年轻的美国人接触交谈。美国工程兵团的士兵曾帮助中共代表团架设无线电台，完工之后。他也亲自宴请他们”。
这些细致的工作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支持，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方针和主张的了解。美军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史迪威将军因此向美国政府建议，将美国援华物资分一半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1944年8月，美军还向延安派驻了观察组，以加强美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合作。
三、关怀朋友，风雨同舟
周恩来与统战对象交朋友，既坚持在政治上引导朋友，共同抗日。又在生活上倍加关心、帮助朋友，做到了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这不但会加深双方的友情，更重要的是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周恩来与救国会领袖邹韬奋的交往就是一个典型。周恩来是邹韬奋接触最多的共产党负责人。两人相识于武汉。重庆时期。两人往来密切，友谊日渐加深。1938年末至1941年初，在重庆的两年多时间内，两人经常见面，结下了深厚友谊。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认为他在党外所起的作用更大，说服他暂时放弃了入党的要求。
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大量发行坚持抗战的书籍，并拒绝了国民党当局要“生活书店”与之合作的要求，却在延安和晋东南设立了生活书店分店。国民党当局因此不断对邹韬奋进行迫害。1940年7月竟公然散布谣言，说邹韬奋、沈钧儒等人要在重庆领导暴动。皖南事变前，分布于各地的50多家生活书店被国民党当局一个个地查封。1941年2月，邹韬奋决定出走香港。临行前，他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按照周恩来的意见，邹韬奋决定把生活书店出版发行的重点转到香港。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周恩来又电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人：将困留香港的爱国人士接至澳门，然后转到广州、桂林等地，并特别叮嘱要派人帮助邹韬奋等人离开香港。在中共东江纵队的帮助下，邹韬奋于翌年2月到达东江抗日根据地。周恩来又特地致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要求“指定专人负责”接待邹韬奋，“以免暴露”。3月1 7日，周恩来再次致电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邹韬奋本人去苏北转华北。”当得知国民党当局已下令通缉邹韬奋并派特务到广东四处搜寻邹韬奋后，周恩来立即派人告诉邹韬奋：隐居在广东乡间，不一定就不出问题。为了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事业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考虑是否前去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从那里转赴延安。邹韬奋欣然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于同年9月，经上海辗转进入了苏北解放区。后因病去上海治疗，1944年7月，病逝于上海。邹韬奋在弥留之际还不断地呼唤着“周恩来”的名字，向守护在身边的同志和亲人说：“恩来同志是我毕生最敬佩的朋友！”
皖南事变发生后，著名戏剧家洪深困居乡间，本人疾病缠身，女儿身患肺结核病，深感世事艰难，“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归去”，一家三口在重庆赖家桥服毒自杀。经医生抢救，脱险。周恩来闻讯后，即派人前往慰问，给予资助，并把他送到桂林休养。以后，洪深重新振作精神，在抗战最后阶段，先后成功地创作、导演了《再会吧，香港》、《法西斯细菌》、《祖国在呼唤》、《黄花岗》等戏剧，为抗战文艺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深切关怀。皖南事变后不久，于右任因执行监察院弹劾权，受蒋阻拦，一气之下，表示要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并移居成都，以示抗议。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肯定了于右任敢于抗拒蒋介石的作法，并关切地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于先生一个人去成都，身边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你应该去成都陪伴他，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解除他的一点苦闷。”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屈武很快来到成都，陪伴岳父。于右任住在成都，总担心蒋介石报复他。周恩来知道后，又托屈武转告：“于先生和邓演达不同，他这块元老招牌老蒋还是要利用的，绝不会加害于他。你要请于先生鼓起勇气，对老蒋该顶的还是要顶。”周恩来的关心给了于右任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三岁女儿患急性肺炎，急需送医院抢救，周恩来、董必武知道后，立即令八路军办事处派汽车将她送到医院抢救。
周恩来对统战朋友的帮助不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不同。对青年党领导人曾琦的帮助充分体现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曾琦是一个政治上亲近国民党蒋介石，反对与共产党接近的人。周恩来没有因他的政治立场放弃对他的帮助。曾琦的夫人在日本飞机的一次轰炸中，在老家四川富顺不幸身亡，无以为葬。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指示南方局送去5000元奠仪，以安葬死者。
上述两件事，看上去都是生活小事，但它们是能够影响统战工作大事的。
周恩来不仅关心、帮助朋友，而且对朋友的关心是细致入微的。一次，周恩来与董必武邀请“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梁希、潘菽等七位科学家到《新华日报》社共进午餐。几位科学家到后，见桌上摆着寿桃和酒菜，非常惊讶。周恩来见此情景便说：“今天是梁老（梁希）六十寿辰、我们为他老人家祝寿。”说着。端起酒杯走到梁希面前深情地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梁希激动地说：“我无室无家，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人温暖忘年。”回去后，梁希夜不能寐，写了三首七律诗，两首送给周恩来，一首送给《新华日报》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还及时指示中共驻港办事处和广东东江纵队将滞留在香港的大批朋友接回内地。东江纵队先后从香港营救出爱国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民主人士朋友经济上的资助、生活上的关心，一直没有间断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间人士之所以由误解、不了解共产党到了解共产党、靠拢共产党，直至最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除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力外，与周恩来细致入微、体贴周到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
四、以诚感人。以理服人
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普通人。他在统战工作中，十分注意用真诚对待朋友，鄙视玩弄政治权术，强调对盟友要有“谦诚的态度”，因而赢得了许多党外人士的敬佩。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与杨虎城在西安首次会面。他除了向后者介绍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方针及自己与张学良谈话的主要内容外，还主动就红四方面军误杀杨部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以及在同杨部达成协议后又偷袭杨部这两个问题，代表中共作了自我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杨虎城消除了不少“疙瘩”，加深了双方的了解。
与统战对象初次相识，就用真诚去打动对方是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的一贯做法。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先后在武汉、重庆派驻了代表团，并在南京、上海、西安、太原、武汉、长沙、桂林、洛阳、豫北、广州、兰州、新疆、重庆、贵阳和香港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这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联络、结交盟友提供了广阔天地。但是，如何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外人士打交道对许多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问题。为此，周恩来强调说：“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虑，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38年9月，周恩来与邹韬奋在武汉第一次会面。一见面，他就热情地说：“欢迎你，邹韬奋先生，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噢！”坐下后，他又说：“见面就是朋友噢。当然。我们还未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节风我是很佩服的。今天下午，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畅谈一番。”接着，周恩来问到了邹韬奋出狱后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同邹韬奋分析抗战形势，向他介绍中共抗战方针政策。临别时，周恩来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邹韬奋表示：希望周恩来方便时到他创办的“生活书店”指导工作，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这次见面，给邹韬奋留下了深刻印象，称周恩来是他“最敬佩的朋友”。在周恩来的影响下，邹韬奋成为著名的民主人士。
不仅仅是邹韬奋与周恩来初次见面后就有相见如故的感觉。第三党的刘宗宽也有这样的亲身体会。1945年初，周恩来与第三党成员、时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的刘宗宽在重庆第一次见面。当陪同的章伯钧介绍说刘宗宽是杨虎城将军的老部下时，周恩来立即紧紧握住刘的手，连声说：“老朋友了，老朋友了！”刘宗宽后来回忆这次会见的情景说：“他亲切、平易近人的表情，一下子感染了我，只觉得一股热乎乎的暖流传遍全身，紧张的心情烟消云散，而感激的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和周恩来是第一次见面，而他却说‘老朋友了’。这是他对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友情，惠及于我。说明他非常重视友情。这就一下子打动了我的心。”解放战争时期，刘宗宽为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做出了贡献。认真地履行承诺是周恩来对盟友真诚的又一个方面。1939年初，黄炎培先生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国讯》杂志主编张雪澄约请周恩来撰写一篇有关当前时局的文章，周恩来答应了。但因“事忙且累，终至不能执笔，预约之文，乃至不能完篇”。为此，他几次写信或请邓颖超代笔向黄炎培、张雪澄一再表示歉意。为了践约，周恩来在百忙中完成了《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分三期登载在《国讯》杂志上。这事虽是一件小事，但以小见大，它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对朋友的诚意。
“严以责己，宽以待人。”这是周恩来对朋友真诚的另一个方面。一次，一位党员干部向周恩来汇报重庆各中间党派、文艺界知名人士发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调动军队进攻边区的签名运动情况时，对一位平时与我党比较接近而不愿签名的民主人士颇有微词。周恩来立即严肃地指出：“这样讲不对。我们和非党人士交朋友，希望或要求他们做一件事，不能凭主观行事，首先要替对方考虑。你认为签一个名很简单，在对方看来，可能是一件关系到他的职业、生活和安全的大事。要求别人表态，一定要为别人投身处地地想一想，强加于人不行”，“强加于人，只会丢掉朋友，甚至把他们推到反对我们的方面去”。被批评者心服口服。
周恩来对盟友发自内心的诚意，赢得了许许多多的各界朋友的认同。
在统战工作中，由于朋友所处的立场、态度、认识角度不同，加之不明真相或被误导，因而在某个或一些具体问题上产生疑惑、误会或与中共产生分歧，这是很正常的事。关键在于如何消除误会或分歧！周恩来的作法不是以大压小、盛气凌人，而是以理服人。这是他统战工作的又一鲜明特点。周恩来对救国会成员递交致斯大林公开信的处理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周恩来曾说过：“统战工作就是要用道理去说服别人，就要把许多事情告诉他们。”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之一。这一特点在抗战时期已经充分地体现在他的统战实践中。
为了引导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四大家族的罪恶，周恩来特别注意用事实来说明问题。一次，他在重庆参加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上，列举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换取外汇的金额，列举了国民党四大家族垄断外汇，以法币向工商界结算等事实。加上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等因素，指出了致使出口商蒙受巨大损失的根本原因，向工商界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四大家族的罪恶。这些数字不但说明了问题，而且也使工商界人士惊讶不已。事后他们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的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真叫人又钦佩，又感动。”
周恩来摆事实、讲道理的作法对统战朋友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四川实业界巨子康心远的女儿康岱沙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的研究，列举事实，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民族经济的敲诈、勒索。用材料和数字说明事实真相，这种有理有据的谈话，使得我父亲等人对周恩来同志和我党十分钦佩与信任。”
正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中，许多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周恩来的影响和他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逐渐走上了与中共合作、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胡厥文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时说：“他给人以教益，却从不自居于人师。他思想极为敏锐，但毫无锋芒毕露……从没有听到他对朋友指手划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讲话朴质无华，总是给人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地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
在与国际友好人士打交道的过程中，周恩来同样以诚感人、以理服人。皖南事变前，他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详细揭露了国民党反共磨擦的真相。事变后，他在会见美国总统代表居里时，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材料。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抗战时期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史迪威将军的助手谢伟思曾这样评价周恩来：“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可以说，谢伟思的评价十分准确地慨括了周恩来进行统战工作的这一鲜明特点。
五、坚定的原则与灵活的策略
在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即为达到目的，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在方式方法上灵活机动，这是其统战工作的又一大特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原则关系着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壮大，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着如何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对立与统一问题。因此，周恩来无论是在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中，还是在与中间派人士及国际人士的交往中，都始终把握住分寸，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
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我们用几个事例来说明。西安事变后国共正式谈判伊始，关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就提出来了。对此，周恩来十分肯定地说：“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他坚决拒绝蒋介石企图用“国民革命同盟会”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要求。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溶共的企图未改，把“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当作其至死不变的目标。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明确指出，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办法做不到”，提出可采用其它形式进行两党组织上的合作。然而，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几种形式（国民党改组为民族革命联盟，中共加入；建立共同委员会，等）都被蒋介石拒绝。最后双方只好采用“东方式的手续”：遇事协商，这成为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方式。
对蒋介石国民党，周恩来敢于坚持原则。对中间势力，在原则问题上。他同样不作丝毫让步。皖南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为摆脱困境，蒋介石打起了主意，想让中共参政员出席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企图利用国民参政会来掩饰国共因事变出现的严重分裂。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此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的出席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留在重庆不走，专等观看国民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如不出席此次会议，则确定无疑地向国内外显示了国共之间的严重对立。蒋介石因此异常焦灼。他急于让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会议，以减轻国内外舆论对他的责难。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轻易出席国民参政会，坚持以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二条”能否得到满意答复，作为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的条件。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黄炎培、梁漱溟、张澜、莫德惠等人在蒋介石的鼓动下，极力劝说中共出席参政会。这时，共产党参政员在国民党当局对“十二条”做出满意答复前是否出席参政会，不仅是关系到能否在政治上给蒋介石沉重打击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事关中共是否以原则作交易、换取中间势力同情与支持的问题。为此，周恩来对中间派人士做了大量说服解释工作，始终坚持中共的原则立场。最后，由于国民党当局没有对“十二条”做出满意答复，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打破了蒋介石粉饰太平的企图，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
在国际交往中，周恩来照样坚持立场，不以原则作交易。1944年9月，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后，立即产生了巨大反响。此时美国政府为利用中国的抗战力量，直接介入了国共谈判。1944年11月上旬，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到达延安，与毛泽东等人进行了直接谈判，达成了组建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草案）。满以为大功告成的赫尔利揣着协议回到重庆，没想到蒋介石不仅否定了五点协议，而且提出了三点“反建议”，实质在于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请中国共产党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客。赫尔利在蒋介石提出“反建议”后，也背弃了当初签订协议时的承诺，反过来成为蒋介石的说客，劝说中共接受蒋介石的“反建议”。在谈判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予以坚决拒绝。他坚定地表示，绝不会牺牲原则去换取国民党一党政府的几个官位。
1944年12月4日，赫尔利约见因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成立“联合政府”未果、准备返回延安的周恩来。他向周恩来提出：“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你以为如何？”这明显是一种引诱。周恩来明确回答：“联合政府本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所提出者，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即令做到，也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赫尔利补充说，希望你们“先插进一只脚来”。周恩来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再次予以拒绝。他说：“关于参加政府问题，我们素有经验。先拿别人的经验而言，白崇禧不止参力盯政府，而且是军训部长，结果毫无实权。我自己从西安事变以来，八年之中近七年时间是留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我做政治部副部长时，每星期有三次参加军事会报，有意见也无法讨论，即令提出，蒋委员长也不过说好好而已。老实说，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赫尔利又用美援作诱饵，说：“我们是准备帮助你们的。成百架飞机的东西等着帮助你们，但是没有这一协定，我就无法帮助你们。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官帮助训练和作战，就可获得物资的供给。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改组政府呢？”周恩来立即严正指出：“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要军事，而且要政治、兵役、粮食、供养，乃至生产，都要政府来办理。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危局。”他进一步说：“参加的一面是不能在政府中有任何作用；另一面就要受到牵制，一切不好的军令政令都来了。”赫尔利再以“爱国者”做高帽子：“如果你们在不满意的条件下，竟能参加政府，那就表示你们是最大的爱国者。”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参加进去，不能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我就是不信上帝，我的良心也过不去。譬如政府要我参加，我党要我考虑，我个人都要拒绝。”在周恩来的严辞拒绝下，赫尔利无言以对。
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是对立统一体。坚持原则，并不排斥方式方法的机动灵活。在坚定的原则下，常常可以运用灵活的策略达到既定目标。周恩来深谙此道。
仍以皖南事变为例。对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的“皓电”，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原则上不能同意，但须答复。同时提出，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新四军皖南部队须移到长江北岸。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样做，既坚持原则，拒绝了国民党当局的无理要求，又机动灵活，争取了中间势力对我方的同情。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但他对国民党当局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斗争策略。对那些以反共著称且一手挑起事端的顽固派，他以硬对硬，针锋相对。如对何应钦，就属典型的一例。何应钦、周恩来曾同是黄埔军校的负责干部。广东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时，何应钦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周恩来是该师党代表。抗日战争时期，何应钦顽固坚持反共立场，是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因此，当周恩来得知国民党军委会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的命令后，他愤怒地痛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与此同时，对国民党的另一个谈判对手张冲，周恩来虽然也向他提出了不少质问和严重抗议，但对他个人却从没有采取过严厉的态度。在谈判中，尽管对重要问题张冲做不了主，但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他却能去办，并到蒋介石那里去通融。这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张冲因病去世后，周恩来发表悼念文章说：“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私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这既是对张冲在国共谈判中体所现的“相忍相重”精神的钦佩，也是向其他国民党人士倡导这种精神。
在统战工作中，周恩来为了争取团结最大多数，孤立少数顽固派，广泛运用多种灵活的方式，来避开国民党当局的限制，抗议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政治高压政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充分利用国民党政府“合法”的有关形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合法的、公开的身份，有利于开展党的统战工作。抗战时期，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一点。武汉时期，周恩来利用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1938年2月，周恩来想与冯玉祥见面，但冯担心会见中共要员会被特务打小报告。周恩来知道后，便以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穿上军装，登门拜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周恩来还说服郭沫若以非党人士身份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做统战工作。在郭沫若的协助下，把政治部第三厅办成了一个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宣传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统战组织。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政府借口政治部改组，撤销了第三厅。周恩来又促使蒋介石设立了隶属于政治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不仅保留了原政治部第三厅的骨干，还扩大了团结面，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秘密党员、著名作家夏衍，抗战前期在华南特别是桂林、香港等地为团结文化界知识分子起过重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到了重庆，要求到《新华日报》工作。周恩来对夏衍说：“你在重庆还得争取公开合法，以进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统一战线工作”，“你在重庆工作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公开的文化人的身份。你主动地和国民党的头面人物见面，以后就可以在《新华日报》和其他报刊上写文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到化龙桥（《新华日报》社址——引者）和曾家岩五十号”。遵照周恩来的嘱咐，夏衍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在重庆以撰文为生，做文化界人士的统战工作。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我党及其他小党派的迫害，做地下工作的党员没有职业和社会身份根本立不住脚。为此，周恩来一再强调：“每个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有职业”，“要使党员社会化，不仅不脱离社会，反而更深入社会”。南方局要求所有的党员要广交朋友，找到合法的职业，广泛地进入国民党地方保甲、教育、经济、军事等团体内部工作。这些措施保护了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有效地促进了统战工作的进行。
南方局不仅要求从事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寻找合法身份，而且还采用聘请部分统战对象担任《新华日报》合法职务的方式，加强同他们及其党派的联系。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公开聘请了致公党的黄鼎臣担任医药卫生顾问，请救国会的沈钧儒、沙千里担任报社律师，并通过他们做致公党、救国会和民盟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第二，变旧为新。周恩来在统战实践中，充分运用传统习俗——祝寿这种形式，给它注入了新的内涵，赋予它政治意义。南方局先后为冯玉祥、马寅初、郭沫若、柳亚子等人举行了祝寿活动。举行祝寿仪式时，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人通过不同形式赞颂寿星的功绩，鼓励贺寿者学习寿星的革命精神。贺寿者通过聚会，提高了认识，交流了情感，增强了团结。为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举行六十大寿时，寿星正关押在国民党狱中。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合送了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高度赞扬了马寅初教书育人的功绩，表达了对深陷囹圄的马寅初的思念和对他一定会出狱的信心（“有龟”即“有归”的谐音）。《新华日报》社也送了寿幛：“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对马寅初不畏四大家族的强权，敢于揭露他们罪行的行为进行了赞扬。这次祝寿活动给马寅初和正在积极营救他的重庆大学师生及民主人士以极大的鼓舞。
通过给冯玉祥、郭沫若等人祝寿，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高压，颂扬抗战精神。采用“祝寿”这种形式，既不违反国民党的“法”，又适合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易被接受。可以说，这是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在策略方式上的重大创新。
第四，主动出击，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统战工作主要是争取和团结统战盟友，为达到目的，要主动出击，争取大多数。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周恩来主动争取在“星五聚餐会”作讲演。“星五聚餐会”是一个以民族工商界上层人士为主体的团体。按照该会规定，请人作报告要由该会干事会出面邀请。1945年8月，周恩来主动提出要在“星五聚餐会”上作演讲。他派人找到“星五聚餐会”的成员胡子婴和罗叔章，希望他们出面让干事会发出邀请。胡子婴、罗叔章找到干事会的陈叔敬、吴味经。陈、吴两人开始都认为周恩来太红，有一定的顾虑，但经不住胡、罗二人请求，尤其是陈叔敬，因胡子婴曾帮助他解决过棉纱原料短缺的困难，拉不开情面，只好同意。干事会共有成员三人，既然陈叔敬、吴味经已经同意，干事会的另一名成员张禹九虽然不愿意，也只好作罢。这样，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星五聚餐会”上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说，就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作了闸述，对工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六、始终倡导和坚持政治协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不同利益甚至是利益根本对立的政治团体组成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在如何解决冲突和矛盾的问题上，周恩来始终倡导并坚持：冲突和矛盾的各方必须进行政治协商，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共两党之间自始至终没有固定的合作组织形式，只是“遇事协商”。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谈判代表，周恩来在整个抗战时期，与国民党就两党之间的许多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谈判——协商。围绕着红军的编制及指挥权、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及政府主席人选、八路军作战区域、两党关系、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组成人选、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及武器装备等许多问题。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谈判代表直至蒋介石本人进行了艰难而长期的谈判——协商，通过协商，希望尽量求得两党的一致。尽管国共两党的关系一直曲曲折折，但周恩来始终坚持政治协商，把协商作为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方式之一，以协商求团结，以协商促抗日。即使在出现皖南事变这样的严重事件后，周恩来也仍然不改初衷，坚持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试图以和平方式求得两党冲突的解决或缓和。与国民党当局多年的谈判——协商经历。使周恩来拥有了丰富的协商经验。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义上，他提出了政治协商的四条原则。这就是：第一点，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第二点，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第三点，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第四点，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这是周恩来总结抗战八年国共两党谈判历程的经验之谈，更是他自己长期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的切身体会。
在周恩来的统战经历中，政治协商不仅在国共两党间进行，而且被用来协调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的关系。如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周恩来每周都与中间党派人士见面，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协商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对参政会的提案问题。这种协商“收获颇大，因此，我们在参政会的提案常常得到四五十人甚至七八十人的连署。国民党（原）以为我党只有参政员七人，提案要二十人连署，大概不易提案，而事实（上）我们有三四十人的坚固堡垒，同情者有八九十人，占了出席人员半数以上”。
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政策都通过周恩来和长江局、南方局其他领导人事先与中间党派人士协商，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因而得到了中间党派人士的同情与认同。“联合政府”口号之所以一提出就得到了巨大的响应，也是因为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事先布置向中间党派人士征求意见的结果。
遇事协商是国共合作的形式，政治协商精神是周恩来在两党谈判过程中倡导并坚持的产物，伴随着周恩来的一生。无论是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还是建国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与民主党派共商国是，周恩来都始终体现出了政治协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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