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为严重的任务……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毛泽东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表现出严重的动摇、妥协与投降倾向，争取中间势力与共产党一道，推动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抗战到底，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早在1937年10月上海、太原失守后，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存在的投降主义倾向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好转。”并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影响：“由于策动中日妥协的英法卷进了欧洲战争，由于美国在中日问题上与英法态度还不一致，由于苏联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极大增长，由于日寇在政治上积极组织汪精卫伪政府和军事上占领南宁，特别是由于共产党与全国进步力量的增长及其对抗战团结政策的坚持，使得国民党内占统治力量的大资产阶级成分发生了动摇惶惑的心理，即动摇于联苏联共抗战或亲英反共降日之间，时局正处在一个转变的关头。”为此，指示指出：“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尽一切努力争取时局的好转”，“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1940年3月，为总结反磨擦斗争特别是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他再次对中间力量给予了界定：“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他们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8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把争取中间势力问题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他说：“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

    周恩来为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一、争取中间党派，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

    武汉时期，周恩来为争取中间党派支持抗战，与中间党派人士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重庆时期，周恩来总结武汉时期我们党重视国民党，而过于冷落中间党派的教训，更加注意争取团结中间党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政党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外，可以算作中间党派的政治力量只有1929年、1932年分别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和中国国家社会党。这两个政党在成立之初，均标榜为第三方面，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采取了都排斥的姿态。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伊始，发表宣言批判国民党：“勇于内战，怯于外战”，“一夕丧失东三省，一周抛弃热河，养兵数百万以从事内战”，“国民党所有，凡言论结社之自由，悉为党人之专有品，他人不得而事，致使党外人士有国而不能爱，苟有言论，即目为反动，苟有活动，即诬为不轨”。中国国家社会党对共产党也是坚持排拒态度。它认为共产党从“恨的哲学”出发，煽动阶级之间的争斗，结果必然使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中国青年党也是既批判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由于这两个政党对法西斯主义的推崇，认定“国家民族本位”，排斥阶级对立，虽然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但是其动机是复杂的。为了获得国民党政权对它们的认同，迎合蒋介石专制统治的需要，只讲民族斗争，不谈阶级斗争。中国国家社会党党魁张君劢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吾们相信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绝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已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矛盾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所以民族观念是深中于人心，而较阶级为强……只有民族的纵断，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能推翻民族的联合。即以苏俄论，他的成功不在阶级斗争的国际化，只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很快，张君励配合蒋介石政权“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宣传，于1938年12月16日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是“封建割据”；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必须暂搁一边”。信的主旨就是要共产党交出自己的军队，放弃自己的政权，抛弃自己的信仰，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信奉蒋记三民主义。张君励的信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击。翌年8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题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报告中，针对张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上，必须反对两种观点：一是将两者划等号，一是认为三民主义可以包容共产主义，“这都是不妥的”。鉴于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明显站在国民党专制的立场上，周恩来把支持和帮助中间势力成立新政党，从组织上发展壮大，使之成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内容。

    （一）没想将救国会改组成政党

    救国会全称“全国各界抗日联合会”，是1936年在上海宣告成立的一个爱国救亡的群众性团体。救国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为宗旨，积极倡导并推进抗日救亡运动。救国会的活动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打击和诬陷。其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王造时、沙千里、史良被蒋介石逮捕，酿成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抗战爆发后，七君子被释放。

    “救国会不是一个政党，好像是一种粘胶，它把各种力量粘合起来一致对外。”（沈钧儒语）为了增强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妥协投降、推动其继续抗战的政治力量，周恩来曾经设想过将救国会改造成一个政党组织。据抗战时期主持过救国会党团工作的钱俊瑞回忆说：“1939年，国共两党关系日趋紧张，当时我党南方局曾考虑通过适当方式组成广泛的民主同盟，来和国民党抗争。当时，周恩来同志就和我商量是否可以把救国会从一个救亡的群众团体改组成一个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当时我和沈钧儒、邹韬奋等同志磋商，他们表示原则上可以考虑。我向恩来同志汇报了他们的意见，恩来就要我起草一个使救国会成为一个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的纲领草案……后来这个草案《重建救国会纲领》起草好了交给南方局。”尽管改组救国会为政党的设想后来被代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博古、凯丰否定（当时周恩来因事回延安，不久，因手臂摔伤去苏联治疗），但反映了周恩来对中间党派政治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重要作用的高度重视。

    （二）积极支持民盟建立

    1939年11月下旬，中间党派一些人士鉴于“所见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认为“只有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而且只有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不能从宪政得之（料定宪政不会实现）”，由梁漱溟、章乃器、左舜生、沈钧儒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同志建国会”，意为“只有统一才能建国”。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曾琦，国社党的罗隆基、胡石青，第三党的章伯钧，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中华职教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通，乡建派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的张澜等人参加了“统一同志建国会”，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蒋介石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存在。“统一建国同志会”是一个三党三派的松散团体，只是完成了中间党派的初步联合，而不是一个政党组织，但毕竟“从过去的被动协调变成了主动联合”。“统一建国同志会”建立时，周恩来正在苏联治疗摔伤的胳臂。1940年6月，他伤愈回到重庆，得知“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非常高兴，多次与黄炎培、沈钧儒等人谈话，希望他们与中共一道坚持抗战、进步、团结，反对分裂，制止内战。

    皖南事变后，中间党派看到中国共产党拥有自己的武装尚且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如此压迫，感到有进一步联合的必要，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已经不适应需要。酝酿成立一个新的组织。章伯钧曾经将他们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的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后者对此表示将大力支持。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左舜生、章伯钧等商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救国会虽然是发起者之一，但因张君劢等人认为救国会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怕招致蒋介石的反对，不赞同它加入。救国会直到1942年初才加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筹备过程中，得到了周恩来的积极支持。周恩来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从政治上关心中间党派，做了长期大量的艰苦工作。仅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皖南事变前后，从1940年10月19日何、白“皓电”开始，到翌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之前的5个月时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专门至中间党派负责人寓所会晤即有9次之多，及时将他们的思想动态、活动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对于中间党派在调解国共两党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幼稚和动摇，周恩来等人采取了耐心说服教育的办法，提醒其不要上当，既注意尊重中间党派的独立性。也不作无原则的迁就，从而在政治上有力地推动了中间党派的进步。

    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南方局还具体参与中间党派成立新组织的活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从中间党派秘密筹建新组织的情况来看，自1940年末有动议之始，周恩来即参与其中。1941年1月15日。他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当前各小党派想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我们力促其成，条件为真正中间，不要偏向国民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不敢公开组织，决定派梁漱溟先在香港创办机关报，以期通过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来争取其在国内的合法地位。梁在香港办报困难重重，多有曲折，周恩来指示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临到香港前，梁找到周恩来请求帮助，后者嘱咐他到香港后找中共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联系，并为此两次致电廖承志，要求给予梁漱溟实际的帮助。梁漱溟到香港后，廖承志参加了报纸的筹备工作。因民盟办报经费入不敷出，中共驻港办事处通过负责主持《华商报》的范长江以“南洋某侨领”的名义，送给梁4000港元。范长江鉴于中国国家社会党在香港办的报纸《国家社会报》，被报贩叫出许多报名，《国家社会报》的本名往往被忽略的教训，同梁漱溟商定，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光明报》。在中共的具体帮助下，民盟办起了《光明报》。为了向国内外公开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并避开香港殖民当局的检扣，《光明报》将民盟《政治纲领》和《成立宣言》以一版广告的形式公开刊载。由此，海内外都知道了民盟已经宣告成立。

    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国内逐步公开，因蒋的插手等原因致使内部出现危机时，周恩来为此再施援手，使张澜在自身困难颇多的情况下，勇敢地接任了民盟主席，避免了同盟内部分歧的扩大。

    原来。蒋介石获知民盟成立的消息，十分生气，对张群说：“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国民党、共产党以外，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下令张群严密封锁民盟成立的消息。3月21日，蒋介石将黄炎培等人叫去。大加责难，黄等只好搪塞敷衍，顾左右而言他。民盟成立时，黄炎培参加筹备并被推举为主席，但心存疑虑，要求盟员为其保密，“否认其参加组织”。因黄炎培在民盟发表《政治纲领》、《宣言》问题上担心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打击，坚决拒绝由己具名，也不同意提及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民盟内部引起分歧。梁漱溟、黄炎培等人遂公推张君劢继任主席。得知消息后，蒋介石通过张君励胞弟张嘉敖出面，以重金诱使张出走云南。民盟一时群龙无首。危难之机，梁漱溟力荐无党派人士张澜接任主席。这一提议得到了周恩来的积极支持，也获得了民盟成员的一致通过。

    民盟公开后，国民党政府抓住其发表政纲和宣言时没有具名这一点大做文章，诬蔑《光明报》是“招摇撞骗”，攻击民盟是“第五纵队”，破坏抗日。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对民盟的成立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特地于1941年10月28日发表社论《民主运动之生力军》，赞扬同盟的纲领强调了“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台，革新内政的必要”，指出这是对“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希望“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各党派，在民主大旗下，更进一步的努力”，“以促进抗战胜利之到来，民主政治之真正实施”。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进一步结合的产物，“是许多党派的联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除少数为无党派的个人盟员外，主要是由三党三派组成。这样，其大多数盟员便同时存在着两重组织关系，同盟的组织纪律对其难有大的约束力，因此与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比较，它仍然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政治联盟。但是，同“统一建国同志会”相比，民盟有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提出了具有鲜明政治个性的独立主张——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总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较“统一建国同志会”，“组织更加扩大，纲领相对明确，要求摆脱国民党控制的立场更加显著”，体现了中间党派在政治结合上的深化。

    民盟成立后，成为国共之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人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与其发起人长期保持着良好关系。只要在重庆，周恩来总是应邀参加他们的座谈会、茶话会，相互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加强对民盟的影响。

    （三）倡议成立“小民革”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经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全面反击，尽管蒋介石被迫收敛了反共势头，但妥协投降的危险仍然存在。为了扩大民主力量，团结争取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共产党员、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幕僚职位的人士共同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组织。是年5月，由周恩来、董必武等直接领导，在王炳南（中共党员）、王昆仑、许宝驹等人筹备酝酿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在重庆领事巷著名企业家康心之公馆宣布成立。一年后，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民革”，后又改称“小民革”。这个同盟容纳了许多国民党左派，以王昆仑、刘仲容、于振瀛、杜斌丞、许宝驹、赖亚力、刘仲华、屈武、谭惕吾等为代表，很多人或本人是国民党高官，或与国民党上层关系密切。如，王昆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派人物，屈武是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女婿，赖亚力是冯玉祥秘书，刘仲容是白崇禧高级参谋，刘仲华是李宗仁的秘书，狄超白是李济深的秘书，等等。也有来自民主党派的人物，如金仲华、闵刚侯、曹孟军、孙晓村、吴觉农属于救国会，高崇民、阎宝航属东北救亡总会，潘菽属第三党。

    “民革”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参加其核心人物的碰头会。“民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统一战线组织，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为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努力促进国内的抗战团结，争取国民党内进步分子，反对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妥协投降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各党派人士“与中央之间发生了桥梁作用”（周恩来语）。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中间党派在组织上的帮助、政治上的引导，不只限于民盟和小民革，可以说这一时期产生以及酝酿并在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间党派如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等，都得到过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关怀和帮助。

    （四）重视中间党派人士的建议，照顾他们的利益

    在与中间党派人士的交往中，周恩来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如，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发表后，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紧张，大有一触即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之势。中间党派不希望这种结果出现，向周恩来建议：中共让一步。周恩来把这个意见及时地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中央中共采纳了这～建议，做出了长江以南新四军移到江北的决定。再如，1944年8月，中共中央准备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团体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为此，身在延安的周恩来要求在重庆主持工作的董必武、林伯渠广泛征询各中间党派和各地方势力派的反应。在收集多方意见后，周恩来代中共中央拟定了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联合政府”口号提出后，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对于中间党派人士由于认识不清而同中共产生的不同看法，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总是给以耐心的解释和提醒。如皖南事变后，我党坚持在国民党对中共处理皖南事变的“十二条”未给予满意答复之前，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中间党派最初支持中共立场，但在国民党当局以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的诱惑下，中间党派人士便纷纷活动，劝说中共出席参政会，要周恩来参加参政会主席团。1941年2月24日，经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左舜生、梁漱溟、黄炎培、张申府、罗隆基、李璜、冷遹等人商议后，由梁漱溟执笔，撰写了四条面陈国共两党的建议：

    为昭示全国团结，此次大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

    为永杜纷争，全国一切军队，应与任何党派绝缘，统一于国家。上项原则之实行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秉公监督办理。

    抗战建国纲领公布瞬满三年究竟实行者几何？而现在事实，背乎各条规定者又有若干？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切实检讨。其有实行不力者，应督促实行。背乎各条规定者，应加纠正。并以此委员会为常设之监督机关。

    根据二三条，合设一委员会，以最高领袖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时，派负责代表主席。设委员八人，网罗各方面充任之。委员会决议事项立即生效，不再经任何机关核定。

    周恩来对中间党派人士的意见极为重视。与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等人谈话时。他表示“极欢迎第三者出来说话”，“愿意与第三者共同推进民主，可将自己的事，加倍让步”。但他对于要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建议，则表示：除非中共“十二条”有满意解决的确实办法后，才能出席参政会。蒋介石以同意成立委员会为诱饵，鼓动中间党派力劝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为此，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沈钧儒等人多次与周恩来、董必武会晤，试图说服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周恩来反复向他们阐述中共的立场，并提醒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等人不要上当，以免被蒋介石各个击破。由于中共坚持了严正的立场，并考虑中间党派的调停，将原“十二条”进行修改，提出新“十二条”，“比较前次十二条降低甚多”（梁漱溟语），中共参政员虽然没有按照中间党派希望的那样，出席参政会，但是赢得了大多数中间党派人士对中共的同情和理解。

    当中间党派人士有了错误的时候，周恩来不是用大党的身份来压制他们，而是十分耐心地说服他们。促使他们改正错误。

    1941年4月13日，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前，斯大林为避免腹背受敌，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下文简称《条约》）。这一条约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至《条约》签订之前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基本上呈上升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中苏两国在1937年8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在物质、技术、人力、舆论等方面积极援助中国进行抗战；国民党政府也结束了30年代中期前后对苏关系“若有若无不即不离的平淡状态”，热诚欢迎和高度评价苏联的援助。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孙科在评价这一时期中苏关系时，称之为苏联“助我抗战阶段”，对苏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条约》的缔结，标志抗战以来呈上升趋势的中苏关系开始下滑。用签订该条约一方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话来说，就是它冷却了中苏关系。关于《条约》签订后给中国政府和中共抗战带来的负面影响，王真先生于1995年在《民国档案》第三期上发表的《（苏日中立条约）与战时中国》一文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心理上的刺激。抗战爆发后，苏联政府从各方面一直给中国以大力援助，是中国抗战以来给予中国政府最大援助的盟友，但《条约》一签订，给中国政府和民众最直观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苏联这个盟友保持中立立场，同中国的关系一定会疏远，从而造成一种思想感情上的距离，盟友的疏远给中国方面极大的心理上的压力。所以，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极不希望缔结此条约。还在缔约前半年左右，中国政府就嘱托驻苏大使邵力子向苏方讯问此事，探听虚实。驻苏大使邵力子多次向苏方了解，但苏方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不明确表示绝对不缔结该约，只“谓传说与推测不能作为事实讨论，缔约系双方问题，非片面企图所能达到，但至少目前尚未决定”。从苏联盟友处也未得到明确消息。蒋介石因此十分着急。1940年10月22日，他致电斯大林，说明“日本无论如何必为我中苏两国敌人”。蒋介石的意图十分明显：拉苏勿与日本接近。然而，尽管中国多方努力，《条约》还是缔结了。这对中国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打击，诚如邵力子所言，“……果有此约，对于中国人民精神上之打击将甚于一千架敌机之轰炸”。《条约》的签订使蒋介石“惘然若失”。

    2．日军对华压力增加。《条约》的签订使日本方面防御北方的压力减少，从而调整兵力部署，从东北撤出6个师团到关内或南亚。1941年4月中旬，日军以两个师团兵力在福建沿海登陆，向内地进攻。4月下旬，日军集结兵力在豫南、鄂北发动攻势。5月初，日军以10万兵力发起中条山战役，使国民党军队遭受惨重损失。国民政府认为，日本的这一系列攻势作战，是“依赖于外交上日苏中立条约表面上之成就，欲以闪电战的姿态求得军事上少许胜利，以威胁中国，并为离间中国与英、美、苏间友谊之凭藉”。显然，国民党方面是把日军的攻势与《条约》的签订联系在一起的。

    3．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条约的“声明”指出：“按照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所签订的中立条约的精神，并为了保证两国间的和平和友好发展的利益，苏联和日本政府庄严地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当时，外蒙独立尚未被中国承认，“满洲国”更是中国一向未承认的。“声明”中的这一提法显然是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签订后不久，蒋介石曾指出：“苏日条约，其最足憾者，当然为苏联与我敌国承认所得[谓]‘外蒙共和国’与‘满洲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性共同声明”，“故就此而论，在苏联对我国不免损失其在道义邦交上及条约信义上之立场……”中国外交部当时发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决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对苏联的这种做法，中国舆论界也议论纷纷，一片哗然。《大公报》撰文指出：“我们对日本无所责，因为它是我们的敌人，但苏联是中国的友邦，两国间有传统的友谊，有互遵的信约，且在中国抗战期间苏联有同情中国、援助中国的宝贵事实，今竟有这样的条约及宣言出现，不论苏联动机如何，以及其可能解释怎样，在中苏邦交上均属异常可憾可惜之事。”不满之情，跃然纸上。

    4．苏联援华逐步停止。《条约》签订后，中国方面尤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苏联是否会继续援华。邵力子曾立即拜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后者称“苏联对中国抗战问题毫无变更”。4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同蒋介石会晤时亦表示：苏联对华政策不因《条约》而改变。苏联方面的这种表示或许给中国方面一点安慰，所以蒋介石指示所有报纸和刊物都不得提及苏日签约一事。蒋介石当时还说：“自十三日苏日条约订立以来，事实上苏联对我各种武器之接济，一切如常，均无异于往时”，“至少在抗战之现阶段上实无任何之影响”。但不管苏联方面对蒋介石等人如何宽慰，也不管蒋介石本人如何自我感觉良好，自《条约》签订后。从趋势上看，苏联对华援助是逐步减少了。据苏联著名的中苏经济关系史专家M．И．斯拉德科夫斯基所披露的材料证实：中苏两国于1939年6月13日签订的1．5亿美元信贷协议到1941年6月以后就没有再履行。苏联根据此项协议向中方提供的最后一批物资是在1941年6月以前，加上据该项协议提供的前三批物资，中方动用苏方款项为0．73176亿美元，不足协议款额的二分之一。诚然，造成这种局面有不久即爆发的苏德战争和自1939年以后蒋介石不断挑起的国共冲突等因素，但与《条约》不无重要关系。这一点，如同美国学者加弗所说，虽有苏联继续援华的承诺，但“中立条约却象征蒋介石对苏联外交崩溃”。蒋介石对苏联外交的目的不外有二：一是苏联直接对日参战，这是蒋自抗战爆发以后就一直积极努力争取的，《条约》的缔结可以说将这种想法化为泡影；二是苏联的物质援助。如前所述，《条约》的缔结使其更呈弱化趋势。对此，应当指出的是，从《条约》缔结后的表象来看，似乎苏援尚未停止，仍有援华物资的到来，但已成强弩之末。此时的援华物资并不是在《条约》签订后新增加的对华援助，而只是在1940年就已装载却尚未转交的物资，且中苏西北交通线漫长崎岖，运输颇费时日，故到来较晚。

    通过对上述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到，《条约》确实妨碍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发展，有着冷却双边关系的作用。该《条约》签订后，苏联的战略重心明显地转向西线，以应付日益紧张的欧洲局势，在东线力求同日本相安无事，中苏关系则被置于次要地位。同时，《条约》促成了日本的南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站在美、英一方对日宣战，苏联因此条约所限，更是极力避免同中国的交往，以至1943年底的盟国首脑会晤要分为美、英、中开罗会议和美、英、苏德黑兰会议两次会议来进行。194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专门讨论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的顿巴敦橡树园会议也被迫分成美、英、中会议和美、英、苏会议两个阶段来完成。应当说中苏在大战期间一直是盟国，但《条约》却造成两盟国间关系的这种曲折。战后，苏联史学界也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这一点：因同日本缔结中立条约，苏联在一定阶段上冒着恶化其同中国以及在太平洋和南海区域有着重大利益的许多国家关系的风险。由此可见，《条约》签订之初，苏联方面所言对华政策不因中立条约而改变云云，乃为不切实际的承诺。

    中间党派认为该条约明显损害中国主权，会影响对华援助。救国会领导人在重庆聚会，讨论《条约》的问题，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救国会就是一个因反对日本侵略东北、华北而成立的组织，中国的抗战正是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苏联虽是我们的友好邻邦，但《条约》明显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对中国的抗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有公开表示态度之必要。大家公推王造时起草一封给斯大林的公开信，由张申府审阅，沈钧儒、刘清扬、张申府、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胡子婴等9人在公开信上签了名。信一式两份，一份送给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一份交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王世杰转中央社发表。

    公开信全文如下：

    苏联大使潘友新先生并请转贵国领袖斯大林先生勋鉴：

    我们以中国国民的立场，谨以最恳切的热诚，致书于阁下。贵国援助被压迫民族运动的政策，及积极援助我中国抗战的事实，使我全国民众对于贵国具有至高的号仰与无限的希望。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碍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我们很殷切地希望阁下对于该项协定。能就下列三点，在相当的时机，用相当的方式，作一补充的说明，以祛除我国国民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疑虑：（一）尊重所谓“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中国抗战自始即抱定自力更生的原则，认定日本帝国主义为唯一的敌人。对于友邦的援助固然极端欢迎与感谢，但对于友邦一时的苦衷所造成不利于我的表现。除表示否认外，亦莫不寄以极端忍耐的期待。我们深信，我们的抗战，不仅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抑且有裨益于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且我们深信我们必能全国团结一致，经过长期奋斗，获得最后胜利，恢复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为主张抗战之人，我们亦为景仰贵国之人，并且自信今后亦为能同情贵国之人。对于中苏两大民族携手向人类解放途上迈进，尤具无限的期望。故谨以至诚，略献数语，以供阁下的考虑。此虽系我们数人签名，但我们相信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民众意见。专此，并致革命敬礼！

    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找沈钧儒等谈话，向他们作了解释。周恩来说：苏联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在西线打击希特勒德国，对援助中国的政策不会改变，并诚恳地向他们指出，救国会朋友这样做，容易被国民党内的反苏分子所利用。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史良等当即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承认做事欠妥。只有章乃器不以为然。沈钧儒等想了一个主意，以需补充内容为由，把信从国民党宣传部要了回来，避免此信被国民党顽固派作为反苏的招牌。

    王造时执笔的这封公开信无论是从外交的角度，还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写得都是相当好的。信的开头高度赞扬了苏联政府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末尾又向斯大林致以革命敬礼。信真实地反映了救国会成员对《条约》的担忧，所以，站在中国人爱国立场上，对《条约》涉及的我国领土主权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绝对拥护”中国政府的立场；同时，公开信又充分考虑到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战的友好援助，体谅苏联政府的“一时的苦衷”，因此，语气温和，用词恳切，既没有出现“抗议”的字眼，也无过激的言辞，具有外交家的风范。然而，恰恰就是这封措词严谨的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周恩来的批评只是其中之一，更严重的是因为这封信导致了中共对王造时的误会，王造时被认为是一个“反共反苏”分子，因为公开信被看作是“一封给斯大林的抗议信”，“一个攻击斯大林的声明”。那么，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出现呢？

    首先，我们必须分析这封信写作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国际上，英美两国政府仍在执行绥靖政策，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默许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以换取日军不南进；英国为了对付希特勒德国，正准备牺牲中国的利益与日本谋求妥协，以全力对付德国。国内，以亲日派首领、大汉奸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的帮凶；日本侵略军正调集重兵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对抗日动摇妥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关系处于抗战以来最紧张的时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危机之中。此时此刻，《条约》的签订无疑对国共关系是雪上加霜。它对中国共产党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条约》签订后，重庆反共宣传加强。国民党顽固派乘机“大作其反苏反共宣传，说中共非中国人”。救国会是中间势力的左翼，在这样的情形下，由王造时起草的且有救国会9名领导人签名的公开信不管出发点如何，都很容易为国民党顽固分子所利用，成为其攻击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借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周恩来及南方局不愿看到的，也是主张抗日的中国人和国际友好人士不愿看到的。所以周恩来向救国会领导人指出了这封公开信可能导致的后果。尽管历史证明《条约》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当时情况下，周恩来只能这样说，也不得不这样说。他的意见得到了救国会人士的采纳。

    再次，王造时在公开信发出的第二天就离开重庆回江西去了，不知道周恩来与沈钧儒等人的谈话内容，没有就此事进行解释。后来，偶尔听到一些有关这封信的不愉快传闻也没放在心上，终于导致了不良后果。公开信后，“反苏”成为王造时的一个“污点”，中共从此就不再信任他，并成为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共合作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很早就有过论述。1937年11月，他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被迫参加统一战线的，他们既害怕战争对财产的损害，又害怕民众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随着抗战转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的妥协投降倾向日益严重，争取各种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孤立国民党顽固派，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中共过去过于看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争取中间势力方面做得不够。所以，194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在向中间阶级发展统一战线方面做得不够，现在才逐渐了解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强调要加强这一工作。这次会议把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全局工作的战略地位确定下来，并突出地强调了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因为只有国民党内部外部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中间势力与进步势力，加强其对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力，对时局才有好转的可能性”。

    按照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时期高度重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积极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量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统一共识，共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云集了许多民族资本家。

    抗战爆发后，大批工厂内迁，加上重庆原有的工厂和新开设的工厂，到1945年底，大后方共有工厂5998家，其中仅重庆就有1649家，四川其他地方有1158家，其生产量约占工业总产值的80％。它们是战时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是大后方物质供应的重要产地。也是抗日救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文中说得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能以正确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保持中立，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大有帮助的。”

    周恩来及南方局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周恩来针对有些人对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意义认识不足的问题，结合中国抗战的实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说，不能因为十月革命对资本家的态度，便把我国同沙俄等同起来。沙俄是帝国主义国家，它的资本家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本身还有侵略性，压迫别人，政治上，它们支持沙皇。反对革命。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沙俄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也有爱国主义的一面”，从抗战的情况来看，对外，民族资产阶级拥护抗日，赞成团结抗战；对内，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赞同宪政运动。所以，“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这个阶级的爱国主义一面就是我们同他们搞统一战线的理论依据”。他还进一步指出，革命斗争不仅仅在政治战场，经济战场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重庆和大后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势力的重要部分，是南方局统战工作的重点。中共的政策和周恩来的分析统一了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统战工作的认识，成为对民族资产阶级开展统战工作的思想基础。为统一领导，经周恩来提议。南方局设立了经济组，由许涤新任组长，专门负责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经济组开始时活动范围比较狭窄，工作对象只限于秘密党员和党的同情者、进步的经济学者。1942年秋，周恩来在八路军红岩办事处专门约许涤新谈话，指出，要使经济组的工作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出面同民族资本家打交道，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

    （二）发动力量，合力做好民族资产阶级的争取工作

    第一，呼吁保护民族工商业，支持、鼓励民族资本家争取民主权利。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从一开始就处于买办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抗战爆发后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家以抗战为名，对民族资本的发展实施了种种限制，进行经济掠夺。周恩来了解民族资本家的处境，注重利用舆论来为民族资产阶级呐喊助威。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担任着《新华日报》编辑，周恩来指示他要多采访报道工商界的消息，以便团结争取这些人士。他按照这一要求，先后采访结识了黄炎培、穆藕初、缪云台、吴蕴初、胡厥文、胡子昂等数十位有影响的工商业家，请他们在报纸上介绍企业情况，经常刊登他们的文章和谈话，抨击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掠夺政策。《新华日报》对民族资本家开展的一些活动也尽量进行报道，如沿海内迁工厂首次举办元旦产品展览会，《新华日报》不仅作了报道，许涤新还撰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族产业问题》一文作为呼应。为发动新闻舆论支持民族资本家，周恩来还指示其它报刊的中央地下党员予以配合。周恩来、邓颖超曾向《大公报》的中共党员徐盈、子冈夫妇交待过这一任务。在中共党员记者的影响下，当年《大公报》的经济版面，以工商信息多、评论切中时弊颇受工商界欢迎。《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对工商界活动的报道宣传，为中共团结工商界人士起到了桥梁和媒介作用。

    周恩来还通过参观、撰文、题词等形式，支持、鼓励民族资本家积极发展民族工业，支持抗战。1939年1月25日，国民参政会组织参政员视察沿海内迁工厂，周恩来随团参观。他先后参观了天原电化、渝鑫钢铁、申新纺织等内迁厂工地，并和企业主持人章剑慧等亲切会面。这是周恩来和后方工商界的最早接触，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应黄炎培之约，在重庆做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听众中有不少实业界人士。他指出，中国抗战必胜，希望工商界和全体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严厉谴责了官僚资本的腐败垄断。在此前后，他还撰写了《坚持团结抗战的号角》、《七·七四周年》和《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等重要文章，呼吁“保护工商业的发展，扶助私人中小企业”，“反对官僚资本”。这些文章在大后方工商界人士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周恩来先后三次为后方工业界题词。第一次是在1942年迁川工厂联合会等举办的元旦产品展览会上，他和董必武等前去参观，并欣然题词：“民族的生机在此，我的感想是：一、政府应以主要的人力、财力一部支援民族工业；二、人民应以投资民族工业、服务民族工业、爱用国货为荣；三、厂方专家应不计困难，专心一致，务期一物一业得底于成；四、民族工业的基础在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成果不能短期得见。故必须以政府与人民的全力助其成。”这段题词中。周恩来对中国工业建设中的政府作用、人民支持、厂家责任以及重工业的独特地位进行了精辟阐述，体现了对民族工业的原则态度。第二次是为渝鑫钢铁厂题词。1942年1月15日，周恩来与董必武、康心如等一同参观渝鑫钢铁厂，他挥笔写下：“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题词高度评价了包括渝鑫钢铁厂在内的重工业企业为支援抗战和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对工商界有着巨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第三次题词是1944年在由中国工业协会等发起的“双十”国货展览会上，他为勉励民营工厂生产军工产品，题写了“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这句话。周恩来的这些演讲、文章、题词，都贯穿着中共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抗战的基本思想，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来争取团结民族资本家。周恩来要求以工商业为掩护的秘密党员积极从寸土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当时川帮企业家在大后方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周恩来十分重视对他们的统战工作。1940年秋，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秘密会见了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向他阐明了我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恳切希望他能利用自己工作职务的方便，把西南地区的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与四大家族对抗，至少不被他们诱惑或吞并。他说：“我们对民族资本家的期望不能过高，只要能联合起来对抗四大家族”。高兴亚一开始对联合资产阶级有些不理解，说：“资本家是剥削者，民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虽然存在着区别，但作为剥削阶级，那是一致的。同民族资产阶级交朋友，建立统战关系，那我的立场哪里去了呢？”周恩来反问道：“你拥护统一战线吗？”高回答：“当然拥护！”周又问：“党的统一战线难道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外面吗？连国民党蒋介石我们还要同他搞统一战线，何况民族资产阶级？”周还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它爱国的一面就是我们同它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在周恩来的说服下，高兴亚愉快地接受周恩来的嘱托。后来，他和卢作孚等工商业家都建立了联系，为联合民族资本家做了很多工作。

    此外，通过邓颖超领导的妇女委员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西南实业协会”建立了联系。“西南实业协会”是1939年成立的后方几大工商团体之一，既有张群这样的政客，也有许多工商界巨头，如吴蕴初、穆藕初、胡西园、李烛尘、钱新之、陈光甫、范旭东、侯德榜、卢作孚、古耕虞、缪云台、刘航琛、胡子昂、康心如等人，理事长一职由张群担任，实际主持会务的是理事张肖梅。张肖梅是国民党要员张嘉敖的妹妹，对邓颖超很敬重很友好，定期将协会所编的《西南实业通讯》、《四川资料》寄给邓颖超。协会主办的“星五聚餐会”在西南很有影响。周恩来主动派人与“星五聚餐会”联络。1945年10月，周恩来应邀在聚餐会作了《当前经济形势》的演说，从政治环境、资本问题、发展问题、税收问题和劳资问题等方面阐明了共产党对发展工业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意见，在工商界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反响。

    第三，引导民族资本家认清形势，对他们出现的困难给予实际的帮助。在重庆期间，周恩来经常会见或拜访民族资本家，或应邀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在座谈中，他特别强调，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将抗战坚持到底。他指出，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民族工商业家就更要为国家多做贡献。他还用具体的数据来说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及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家的掠夺，希望工商界人士既反对官僚资本对他们的掠夺，又要以抗战大业为重，要有远见。在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对猪鬃、桐油等内地资源的娴熟了解和举出的一个个具体数字，以及中恳的分析，给与会工商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抗战后期国统区政治窳败，民生凋敝，工商业界也陷入困境。以实现宪政为口号的民主运动便因之蓬勃兴起。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指示南方局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第一次为1944年冬，中共方面出席的有王若飞、许涤新等，工商界方面与会的有吴蕴初、胡厥文、章乃器等，马寅初作为经济学界人士参加。会上，胡厥文、马寅初等都对国民党军队豫桂湘大溃败表示了愤恨和谴责。第二次是翌年2月间，座谈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他在发言中指出，抗战必须坚持到底，而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离不开工业家们做出贡献，对民族资本家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作了充分肯定。这两次座谈会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联系，还推动了对方政治上的进步。

    对工商界人士出现的困难，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给予了切实的帮助。马寅初是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以痛斥国民党的腐败、搜刮人民和工商界而闻名于世。国民党当局对他先是利诱威逼，后悍然于1940年12月将马寅初逮捕关押，投入息烽集中营。马寅初被捕后，中共中央及周恩来会同各方人士积极展开营救活动。延安《新中华报》先后发表了《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和《马寅初教授被捕经过》两篇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对马寅初的迫害。不久，羁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马寅初适逢六十寿辰，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活动。周恩来、邓颖超等联名敬赠寿联。这一活动实质上是对国民党垄断操纵后方经济、压制人民言论的示威，因而赢得了广大工商界人士的支持。经过周恩来和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蒋介石被迫在第二年夏天释放了马寅初。马出狱后仍处于软禁之中：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不准教书，没有行动和言论自由。马寅初的身心受到限制，连生活也出现了困难。他出狱后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先后向《中央日报》和《扫荡报》投稿，都被退回来。周恩来得悉后，指示《新华日报》用整版篇幅，全文发表这篇文章，使马寅初深受感动。

    著名企业家范旭东抗战前在天津开办了中国碱公司，战时迁至四川建立新厂。新厂进口的设备全被国民党远征军征用，国民政府因此向他提供了300万元贷款。新厂建成后，在当时尚无进口货的情况下，满足了国内对纯碱的需求。然而，国民党政府突然变卦，要把贷款变为投资公款，企图吞并该厂；加上通货膨胀，导致了原材料狂涨，企业一度出现资金周转困难。范旭东想自己组织“建业银行”，以获取周转资金，但缺乏投资者。周恩来知道情况后，指示负责党内财务的龚饮冰，通过和范的助手李烛尘的旧相识关系去晤谈，最后以党的经费参加投资，帮范顶住了官僚资本的吞并企图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渡过了难关。范旭东成了一个重要的统战对象。

    第四，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组织起来，共同抗衡官僚资本。为了促进民族资本家的联合，周恩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联合的想法给予了热情鼓励。抗战末期，周恩来在郭沫若家中参加了一次聚会，会上施复亮提出要成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周恩来立即说：“你的想法好。为了胜利和民主，你应该把这个工作组织好。”后来当中国民主建国会进行筹备时，周恩来安排曾任广州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姜庆湘参与筹备工作，并叮嘱他：“你是搞经济工作的，跟工商界有一定联系，参加民建筹建，可以为党多做统战工作。”民建成立后，姜庆湘被选为中央委员。

    由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功地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大大改善和促进了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到“1945年，不仅小资产阶级，就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一些民族资本家在与周恩来的交往中，逐步完成了对共产党“从怕、疑、服到拥护”的心路历程。有的资本家在周恩来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曾任民建中央主席的胡厥文回忆周恩来对他的影响时说：“我有幸同他几次恳谈，听他对国内外形势的透辟分析，不觉耳目一新。在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我逐步从‘实业救国’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周恩来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业师”。这一时期，周恩来领导南方局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不仅扩大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而且为抗战胜利后进一步壮大爱国民主阵营力量，加强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关系奠定了基础。

    三、争取和联合地方势力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地方势力派是国民党内部的一部分，同蒋介石集团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也是中间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对争取地方势力派有着清醒的认识。1940年3月，毛泽东指出，地方势力派“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与毛泽东一致，周恩来这样分析地方势力派：“地方势力派近乎中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了中间力量的作用”，在抗战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势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基于这样的分析，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争取爱国反蒋地方势力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一）利用矛盾，联合四川地方势力派

    重庆时期，南方局开展争取地方势力派工作的重点是争取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云南的龙云、卢汉，广西的李济深等人。这些地方势力派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地盘。抗战前，他们名义上接受蒋介石中央政府的领导，实际上却各自为政，拥兵自重，搞封建割据。直到1935年，蒋介石借“追剿”红军的机会，才把自己的嫡系军队开进云南和四川；接着，借抗战之名，将四川、云南和广西一部分军队调离地方；后来又把重庆作为陪都。这样，蒋介石的势力便一步一步渗透到四川、云南等省，排挤地方实力派，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与这些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蒋介石采用封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拉白崇禧入阁，分化上层、拉拢中层、财政统制和经济收买等手段，使广西地方实力派更亲近他，但双方的矛盾并未消除。其它地方势力派对蒋介石采取的政策是敬而远之，表面上服从，实际上各行其是。蒋介石对这些封疆大吏是既恨又怕，采取的策略是又拉又打，因此，地方势力派与蒋介石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这为中共南方局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充分利用地方势力派与蒋介石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极力争取他们。四川省在抗战前是军阀刘文辉等人统治的势力范围。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抗战为名，将川军一部分调赴前线，并把重庆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将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的势力逐渐排挤到川康（西康省）边界，还想将他们吃掉，把四川全部纳入自己的股掌之中。这引起了刘文辉等人的强烈不满。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3人中，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被赶到西康后，反蒋比较坚决。南方局利用这一点，加紧对刘文辉的争取工作。1938年4月，周恩来就派吴玉章与正在汉日的刘文辉秘密会晤，鼓励他坚持团结抗战，并接见了刘的代表邹趣涛。因刘文辉在这之前被人称为“多宝道人”，周恩来要邹转告刘文辉：要“变多宝为一宝”——坚持抗战，并指定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与邹保持联系。是年夏天，董必武、林伯渠、王明等到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途经成都时又与刘文辉就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战、反对蒋介石妥协投降进行了晤谈。刘文辉自称，这次会晤为其“亲共开辟了一条坦途”。次年夏天，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抗战亡国论”又有所抬头的形势，董必武、林伯渠在曾家岩潘文化家中与刘文辉会面，与他一起分析国内外形势，说明中国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此次会晤对刘文辉影响很大，他说：“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坚定下来了，这次会晤是有重大影响的。”为进一步加强与刘文辉的联系，1941年3月，南方局派华岗以中共代表身份到西康刘文辉驻地，同其联系。

    周恩来还亲自会见刘文辉，鼓励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持抗战，1942年2月，在民盟的安排下，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的住处同刘文辉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为避人耳目，两人不带随从人员，面对面恳谈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向刘文辉分析国内政治形势，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区的民主力量能够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在现阶段就是要促进西南地区民主力量的团结，联合抵制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地方民主力量以支持。不久，周恩来请示中共中央，起草了八路军与刘文辉二十四军之间的《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根据这一协定，同年6月，周恩来派老情报工作者王少春到刘文辉驻地雅安，设立了秘密电台，同延安直接通报。秘密电台不断将中共的有关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胜利的消息收报给刘，同时把西康方面的动态向中共中央汇报。刘认为，通过电台“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教育，从而在实际活动中就减少了一些盲目性”。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也从秘密电台及时地获知刘文辉的动向，采取应对措施。在刘文辉的保护下，秘密电台只有刘和极个别亲信知道，一直坚持到1949年刘文辉率部起义。1943年底至1944年初，鉴于刘文辉担心蒋借“用兵西藏”派兵进入西康，南方局领导人王若飞又通过刘的代表转告他：蒋外强中干，只要坚决斗争，蒋就会知难而退。刘文辉依计而行，顶住了蒋的压力。刘因此感动地说：“这就是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对我的有力支持。”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日军有入川之势。为避免刘文辉动摇，南方局派张友渔到成都同刘作了谈话，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张向刘深入分析国内外的形势，设想日军入川后，蒋介石逃往西北，西南必须自保等情况，稳定了刘的心态。刘文辉说，这次长谈“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引导下，刘文辉与中共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为其解放战争时期毅然率部起义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潘文华曾任国民党第二十三军军长，抗战初期率部出川抗日。刘湘死后，出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统领刘湘旧部5个师、两个旅及16个保安团的兵力，据守川南几十个县，可谓实力雄厚。

    1938年6月，周恩来就派共产党员唐午园到时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的潘文华身边任联络员，唐被任命为绥署政治部副主任。一年后，唐调回南方局，联络员工作由甘树人接替，潘文华又委任甘为绥署中校秘书。周恩来与潘文华曾面谈过两次，商谈双方合作问题。周鼓励潘要坚持抗战。南方局还派钱松甫、江洪夫妇在潘文华处设立了秘密电台。在中共的影响下，潘文华任用共产党员田一平为《华西日报》经理，办进步报纸，宣传抗日、鼓动民主。潘还积极参与、支持民主运动，于1944年秘密加入了民盟，为张澜的政治活动长期提供经费。1949年潘文华率部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

    邓锡侯也是四川地方势力派的代表人物，刘湘死后，他对蒋介石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态度。周恩来曾在山西抗日前线与他有过会晤。南方局通过与他亲近的旧部属关系，对他及其部下做了许多工作。1944年国民党军队豫湘桂大溃败时，邓锡侯一度对抗日缺乏信心，发生动摇。周恩来与他派来的人畅谈抗日形势，鼓励他坚持抗战，稳定他的心态。1949年12月，潘文华与刘文辉、邓锡侯通电起义。

    （二）加强与“云南王”的关系

    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云南王”龙云也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石南地处西南边陲，是国际交通的孔道，有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直通国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抗战时期，云南是“大后方的后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云南地位更加突出。周恩来对争取云南地方协力派极为重视。龙云是云南地方势力派首领、云南省主席，在云南主政十多年，与蒋介石有着深刻矛盾。蒋介石为了维护他在西南的统治，企图控制云南，这与龙云、卢汉想保持他们在云南的统治的愿望，自然形成尖锐的矛盾。早在抗战初期，周恩来、朱德就在南京与龙云会晤过，朱德还送给了龙云一本密码，以便双方联络。1939年南方局批准成立云南省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就此特别指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利用国民党中央与龙云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做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以利我们动员群众，坚持抗战，更好地发展我们党的工作。”他指派云南工委书记李群杰专门做云南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云南工委通过云南国民党上层人物的亲属间接做龙云等人的工作，渗透中共的抗战主张。1940年，当何应钦到昆明鼓动龙云成立所谓党政军联席汇报会，以加强对中共及其他民主力量的防范时，云南工委及时通过统战对象，向龙云指出成立该机构的利害关系：一是国民党特务乘机插手云南。二是对抗战大局不利，三是挑动骚乱，不利地方。建议他不要成立这一机构。龙云接受了这个意见，借故拖延了数月，才成立由本人牵头的联席汇报会。

    南方局还直接派人进入云南军队工作，以加强影响。1941年，南方局派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朱家璧回云南军队工作，周恩来特地叮嘱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你到过延安，进过抗大，人家是会知道的，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你回云南后，只能是以进步的面貌出现，不能装落后。装落后，人家是不会相信的。”朱家璧回去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称自己是请假从抗大回来探亲的，不久被任命为滇军第一旅旅长，为团结争取云南地方势力派做了不少工作。

    周恩来不放过每一个可以影响云南地方势力派的机会。1942年4月，南方局决定派张文澄、杨才、方文彬等组成调查研究组到云南开展工作。临行前，周恩来特约张文澄谈话，向他交待工作要点，勉励他多学习，还向他介绍龙云所部第二路军总指挥张冲的情况，要张文澄到达后，设法向张冲转达他和董必武同志的问候。

    以后，杨才转入龙云的滇黔绥靖公署，负责龙云与中共中央及南方局的电讯联络。第二年9月，因龙云通过罗隆基邀请周恩来到云南会晤，他又派华岗以中共代表身份（公开身份为云南大学教授），到昆明秘密同龙云直接接触。周恩来领导开展的这些工作对龙云产生了积极作用。龙云主动建议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云南设立秘密电台，电台就设在省政府院内。他还同意《新华日报》在昆明设立营业分处。龙云在中共影响下，对人民的民主自由要求及活动，采取了开明的姿态，使昆明的民主运动得以广泛开展，昆明因此有“民主堡垒”之赞誉。1949年8月，龙云公开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集团，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三）团结广西地方势力派元老李济深

    李济深是国民党元老、广西地方实力派领袖之一。1929年蒋桂战争后，李蒋关系一直处于尖锐的矛盾状态中。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先后参与领导了抗日反蒋的“福州事变”及“两广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坚持抗战、团结的原则，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妥协、分裂、独裁的行径。抗战开始后，中共在桂林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以合法身份积极做广西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1939年李济深担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蒋介石兼）时，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张友渔、梅龚彬到李身边工作。俩人去后，出版了《战地通讯》、《战地评论》等刊物，并经常邀请重庆的民主人士开座谈会，进行抗日宣传。李济深还曾想聘请周恩来为该委员会的设计委员。1940年5月，李济深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周恩来多次指示广西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充分认识李济深的重要作用，努力做好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在广西，先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负责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八路军办事处撤销后，周恩来派李亚群到桂林负责建立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由其负责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通过地下党员、中间党派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中共对李济深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李济深利用桂林办公厅主任的身份，在帮助转运华侨赠送八路军、新四军物资，协助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撤退，掩护进步人士从桂林转道香港等方面给予了许多照顾。同时，在李济深的主政下，桂林成为大后方进步文化活动的重要中心。桂林地方当局允许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开展活动，并成立了由中共领导的“新中国剧社”，进行抗日宣传。李济深不仅同意在桂林举行十月革命纪念大会，而且亲自主持大会，并为《广西日报》题写援苏专栏标题，公开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文化人士从香港撤退，聚集桂林，在李济深的关照下，都得到了妥善安置。1944年豫湘桂战役惨败后，李济深不愿意到重庆做官，周恩来热情鼓励他回到家乡——广西苍梧，组织民众，成立自卫武装，配合地下党游击队共同抗日。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影响下，李济深、何香凝和蔡廷锴等人在抗战后期积极筹划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抗战胜利后，李济深等人成立了以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四、广泛团结、教育和保护知识分子

    周恩来在武汉时期凭借自己任军政部副部长的优势，利用第三厅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在抗战宣传中的作用。赢得了许多人的信任。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后，他仍把团结、教育和保护广大的知识分子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发挥“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团结文艺界知识分子抗战

    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聚集着许多文艺界人士，他们大都具有抗日爱国思想，但由于对国共之间日益扩大的纠纷感到担忧，特别是对国民党顽固派明里抗日、暗地里反共的行径认识不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又不了解，对抗战前途感到渺茫，思想处于苦闷之中。如何祛除他们的苦闷，活跃重庆的抗战气氛，鼓舞抗日士气，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周恩来想到了文艺界人士，想到了文艺运动。

    武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打开了抗日宣传局面，成为重要的革命文化阵地，因此，被国民党顽固派称为“共产党的租界”。蒋介石越来越不能容忍第三厅的活动。当第三厅撤退到重庆后，国民党当局就对其采取了严厉的钳制政策，借口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将第三厅三个处9个科缩减为4个科。之后，国民党政府三次胁迫第三厅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蒋亲下手谕：“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第三厅。”这遭到了郭沫若等人义正辞严的拒绝。在第三厅全体人员集会上，郭沫若慷慨陈辞：“对第三厅的去留我是毫不介意的。我曾几次申请辞职，我早就反对作任何人的花瓶。不过，在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像第三厅这样的机构，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有它存在的价值和作用。但我不明白，这与第三厅工作人员参加不参加国民党有何关系，与三民主义又有何关系。有人说，我们第三厅大多数人不是国民党员，这有什么要紧？信佛的人不一定是和尚，和尚也未必真心信佛，真心信佛的酒肉和尚不是很多吗？所以，我认为只要是真心革命，真心抗日救国的人，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郭沫若的一席话说到了三厅工作人员心坎上，纷纷提出辞呈。见强迫第三厅工作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不成，国民党当局于是决定取消第三厅。1940年9月，国民党当局借口改组政治部，撤销了第三厅，郭沫若也被免去了该厅厅长职务。

    为了继续团结知识分子，周恩来特地找到时任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激将他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卡车给我，我把他们送走。”聪明的张治中自然不愿这批人为共产党所用，就说：等我报告了蒋委员长再说。蒋介石显然更不希望这批文化人到延安去，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他要把他们滞留在重庆。因此，几天后，蒋介石突然召见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库、田汉等原第三厅的主要负责人。对他们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时，你们不能离开。我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请郭先生主持。蒋介石的机要秘书说明了蒋介石的意图：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隶属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郭沫若、阳翰生等人感觉到这是蒋介石怕他们去延安，要把他们圈起来，不想参加。周恩来知道后，劝告他们说：“就答应他吧，他划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可以同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他还鼓励阳翰笙等人说：“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工作，现有一个地盘给我们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

    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成立后，下设国际问题研究组、艺术研究组和敌情研究组3个组，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阳翰笙任副主任委员。为加强对文工会文化统战力量，周恩来采纳郭沫若的建议，电邀在延安的著名作家茅盾到重庆协助做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郭沫若的主持下，文工会除保留着原第三厅的骨干外，还包容了更广泛的各界人士，如著名作家老舍，历史学家翦伯赞、邓初民等，团结面比第三厅更大了。

    文工会是一个研究团体，不能像第三厅那样组织剧团、宣传队、演剧队等群众团体，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宣传活动。就组织成员或进行文艺创作，或著书立说。这一时期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著书立说，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文艺创作方面，郭沫若创作了《屈原》、《天国春秋》、《棠棣之花》等剧本，阳翰笙写作了《法西斯细菌》、改编了《复活》，曹禺创作了《蜕变》、改编了巴金的小说《家》，著名导演应卫云导演了《屈原》、《天国春秋》、《法西斯细菌》、《家》、《复活》等戏剧，茅盾完成了《腐蚀》，老舍写完了名著《四世同堂》，沈从文发表了《长河》，巴金写成了《寒夜》。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出现了大批成果：郭沫若发表了深受毛泽东喜爱的《甲申三百年祭》，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翦伯赞分别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中国史纲》，邓初民、侯外庐则分别写成了《中国社会史教程》、《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专著。文工会还跳出研究团体的圈子，举办各种座谈会、报告会、纪念会等活动，启发并加强文艺界人士的政治意识，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进行。仅1941年1月～9月间，就举行了多次文艺讲演会，举办新诗、戏剧批评等座谈会和民歌演唱会，如邀请郭沫若讲“古代社会研究”，请翦伯赞讲“新史学”，请老舍讲小说，田汉讲戏剧，贺绿汀讲音乐，张志让、潘念之讲国际形势，等等；还同“中苏文化协会”合作，举行了苏联作家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利用协会办的《中苏文化》和叶籁士等办的世界语刊物《中国导报》，开展国际性的抗战宣传。

    周恩来不仅积极鼓动文工会开展活动，而且只要有时间就亲身参加这些活动，利用这些机会赞扬先哲，对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抗战教育。如1940年10月9日在由文工会组织的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称赞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认为在鲁迅的一生中，有四大特点值得大家学习：“（一）律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四）嫉恶如仇”，鼓励“大家学习鲁迅的精神，认清我们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并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用嘴及笔来一齐打击敌人”。1945年3月，文化工作委员会再次被国民党当局解散。

    （二）赋戏剧以新意：借古人之口，抨击现代黑暗之事为了进一步团结文艺界知识分子，周恩来要求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对文艺现状的调查研究。密切与文艺界人士的联系。他特别重视戏剧的作用，组织进步文化人士以戏剧为突破口，反击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皖南事变爆发后，面临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一部分进步文化人士撤往香港，重庆及大后方笼罩在沉闷之中。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使进步文化运动得以复苏，1941年夏天，在周恩来领导下，由郭沫若、阳翰笙策划，成立了“中华剧艺社”，应云卫出任社长，陈白尘、陈鲤庭、贺孟斧、辛汉文、孟君谋等知名人士加盟。中华剧艺社成立后，演出了大量戏剧，如《大地回春》、《天国春秋》、《屈原》、《棠棣之花》、《法西斯细菌》、《长夜行》、《石达开》、《复活》、《孔雀胆》等，深受观众喜爱。周恩来积极鼓励、支持戏剧演出，并多次观看这些演出。有的戏，他反复看，如《法西斯细菌》看过两遍，《棠棣之花》更是看了七遍，非常喜欢。《棠棣之花》着重歌颂了聂莹、聂政姐弟不畏强敌、勇于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精神。这部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颂扬了气节，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强权，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新华日报》特辟《棠棣之花》剧评专页，周恩来为专页题写了刊头，并亲自修改了《从棠棣之花谈到历史剧》和《正义的赞歌，壮丽的图画》两篇剧评。有的戏剧在写作中，周恩来就与作者共同探讨创作问题。最典型的是周恩来积极支持郭沫若创作《屈原》。1942年1月，郭沫若写出了一部历史剧《屈原》。周恩来听说郭沫若正在写作《屈原》后，专门到他家里，同他探讨剧本创作的一些问题。周恩来对郭沫若说：屈原在当时受迫害，才忧愤而作《离骚》。我们现在也受迫害，这个题材好！在周恩来的鼓励下，郭沫若仅用了10天时间，就把剧本写出来了。剧本于1月24日至2月7日在《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上连载，获得好评。

    《屈原》借诗人之口表达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当局高压政策的愤怒，让古人说新词，赋古人以时代意义。因此，剧本写出来后，有人认为剧本不符合历史真实。周恩来不这样看。经反复阅读剧本，并与专家一起研讨剧本后，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是否肯定这个戏，不仅是艺术创作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应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同时也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在大的方面符合历史真实，至于对某些非主要人物，作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因此，这个戏无论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很好的作品。”当中华剧艺社决定排演《屈原》剧本时，周恩来叮嘱有关人员，要尽一切力量演好这个戏。如果动员演员有困难，党组织要派人做工作。在他的关怀下，《屈原》演出阵容强大，陈鲤庭任导演，金山演屈原，张瑞芳饰婵娟，白杨演南后，顾而已饰楚王，孙坚白演宋玉。周恩来还几次去排演场观看演员排演，并把主要演员请到了红岩村，让他们念剧中的《雷电颂》：“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将一切沉睡在黑暗怀抱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周恩来对这段台词十分欣赏。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之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他要求演员：“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顽固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念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

    4月3日，《屈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连演18天，场场观众爆满。《屈原》轰动了山城重庆，使人们自皖南事变以来长期郁积在胸中的愤恨得到了一次尽情宣泄的机会，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周恩来为此在郭沫若寓所为其举行了宴会，庆祝演出成功。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发挥其他文艺形式的教育作用。他曾对著名作家张恨水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作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他要求《新音乐》杂志加强对音乐界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他对杂志总编辑李凌说：“许多音乐专家也是主张团结抗日的，你们要关心他们，人手越多越好，在这方面不能关门。”后来。由田汉出面组织了音乐家座谈会，邀请缪天瑞、黎国荃、盛家伦等音乐家参加，引起了各方对新音乐运动的关心。南方局文化组还加强了与马思聪、范继森、夏云秋等人的联系。周恩来还同黎国荃、范继森等人谈话，争取他们对抗战文艺的支持。为了更多更好地发挥多利文艺形式的作用，周恩来还指示《新华日报》增辟了《木刻阵线》、《戏剧研究》等副刊，刊发文化界人士的作品，团结了不少朋友。

    （三）科学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抗战时期，周恩来十分关心自然科学界的朋友。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士，许多抱着“科学救国”的良好愿望，一心埋首于科学研究中，大都对政治没有兴趣。1939年春，周恩来嘱咐《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同自然科学界朋友交往，帮助他们组织起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运动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自然科学界一些著名学者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谢立惠等20余人发起组织了“自然科学座谈会”。该会每两周学习一次，主要学习《新华日报》社论、专论和唯物论。周恩来非常关心座谈会的情况，几次同座谈会成员座谈，帮助他们认清时局和抗战前途。1940年春，周恩来约请“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几位科学家为《新华日报》编辑《自然科学》副刊，他要求：“第一，以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编写副刊内容；第二，副刊内容要多样化，不能只限于介绍自然科学知识”。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自然科学座谈会”编辑的《自然科学》副刊不仅向大众宣传普及科学知识，而且发表了《自然科学的两条战线——杀人的与活人的》、《自然科学者的人生观》、《写给理工科的学生》等文章，批判“为科学而科学”及单纯的“科学救国”等错误论调，阐明自然科学本身虽无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不能超然于政治之上的道理，号召广大爱国科技工作者在爱国民主、争取抗战胜利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反对妥协、投降。这个副刊对鼓励自然科学工作者投身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号召和推动作用。同年12月底，周恩来又指示潘梓年转告“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要他们召集更多的科学家，组织公开进步团体，并亲自出面做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竺可桢的动员工作，使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原“自然科学座谈会”基础上，于1945年7月成立，李四光任监事长，竺可桢担任理事长，秘书长涂长望、副秘书长谢立惠（中共党员），将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团结在一起。抗战胜利后，“自然科学座谈会”与许德珩等人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共同组成了“九三学社”。在团结争取文化界人士的工作中，周恩来严格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区分开来，只要是坚持抗日的，即使在阶级立场上有分歧，也主张团结争取。当时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宣传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被进步学术工作者视为对立面，不愿与他们交往。周恩来知道后，告诫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要求团结冯友兰、贺麟。

    （四）共产党人愿意与宗教人士合作抗日

    周恩来还做了团结宗教界知识分子的工作。

    吴耀宗是宗教界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武汉时期，周恩来曾经同吴有过会谈，分析抗战形势，郑重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愿意与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周恩来两次在重庆曾家岩50号会见吴耀宗。第一次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周恩来特别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抗战已经进行4年多了，只要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都团结起来，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上也同样要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反对德日法西斯的统治。这次谈话使吴耀宗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中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希望。第二次是1943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会见了吴耀宗。周恩来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蒋介石政府妥协投降，派兵包围边区，积极准备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他呼吁一切爱国的党派和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废除法西斯独裁统治，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周恩来再次重申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并对吴耀宗说：“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你多年来为抗日和民主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中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五）旧瓶装新酒：把祝寿当作政治斗争

    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周恩来强调要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和风俗习惯来达到团结朋友的目的。祝寿本来是中国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周恩来却赋予它新的作用。1941年10月，周恩来提出要庆祝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创作25周年和50周年寿辰。郭沫若开始不清楚其用意，予以婉拒。周恩来明确对郭沫若说：“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顽固派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11月16日下午，寿庆仪式在重庆中苏友好协会举行。到会的有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和苏联来宾，还有国民党要员潘公展、张道藩。冯玉祥主持庆祝会。周恩来在会上致词。他说：在到会的老年、中年、青年三种人中，郭沫若是无愧于五四运动中长大的这一代的。他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在他的著作里，还是在行动中都燃烧着烈火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同一天他还在《新华日报》纪念郭沫若特刊上，发表言论《我要说的话》，再次对郭沫若进行了高度评价。他指出，郭沫若在革命文化生涯中有三点最值得大家学习：第一是丰富的精神；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这次祝寿活动是皖南事变后重庆文化界人士的第一次欢聚，显示了进步文化界团结战斗的力量，对打破皖南事变以来文艺界的沉寂局面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周恩来不仅在政治上团结教育知识分子，而且在生活中也关心爱护他们。皖南事变后，为了防备国民党当局对大后方文化界人士的迫害，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将大批朋友分送到香港、昆明和延安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又及时指示广东东江纵队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相互配合，把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进步人士转移到内地。他们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刘清扬、梁漱溟、千家驹、沙千里、黄药眠、金山等许多著名人物。

    五、扩大抗日国际统一战线

    重庆时期，周恩来在发展国际统一战线方面继续做出了重要贡献。武汉时期，他及其领导的长江局国际宣传组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主要是向他们宣传介绍中共中央制订和执行的全民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战的方针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奋勇抗击日军的战绩，以便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了解，争取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国民党的妥协、投降与分裂的危险日趋严重。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的继续进行，周恩来十分注重利用英美两国政府与蒋介石的矛盾，利用苏联对蒋介石国民党施加压力，争取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

    争取国际社会压制蒋介石反共步伐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皖南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一方面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进行严正交涉；另一方面广泛开展争取国际舆论的工作，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同情与支持。在苏美英三国政府的干预下，蒋介石被迫收敛了反共的势头，与中共继续合作抗日。

    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了解。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相继到达延安，倍受世人瞩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他们的到来。为欢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亲自修改了《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战友们”三个字是他修改时加上的。社论指出，美国观察组到达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事”。

    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中外记者参观团，与中外记者畅谈国际形势。他还抽空与外国记者进行了深入的个别交谈。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抗战形势和我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并根据每个记者的不同政治倾向有针对性地谈了一些问题。例如，向苏联记者普罗岑柯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发展，我党在抗战胜利后将要采取的方针路线及中国革命的前途等；向美国记者斯坦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美疏苏，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好关系。通过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交谈和参观访问，外国记者对我党的各项政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和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国际社会想要了解延安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特别是美国想要全面了解我党的情况，以便为战后美国制订对华政策做准备，这是重要原因。

    第三，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抗战不力且要价不断提高愈来愈不满，美蒋矛盾增大。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曾说：“美国尽力武装蒋介石的军队，但他的军队一战即溃，而华北及华中等地的共产党军队又被封锁，不能得到美国的援助。”这是分析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和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不可忽视的原因。

    但是，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周恩来的努力争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周恩来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主要负责人，从武汉时期就开始广交外国朋友，宣传中共抗战方针和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这些都给外国记者和外交官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多年来中国人民单独抗击日军侵略的局面。中国大陆战场与太平洋战场形成了互相配合的战略态势。为此中共中央极为重视“争取英美政府人士对中共八路军、新四军之同情”，要求大力加强”对海外的宣传”。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加强了对重庆的英美政府和军方人士的宣传工作，宣传中共国际统一战线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同年12月10日，周恩来致函英美两国驻华大使，表示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愿与他们的国家并肩对日作战。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美国记者斯诺，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访问，并委托斯诺将有关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业绩的材料和一封信带给曾经来华访问的居里。信件表明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牵制日军在华总兵力的近半数，提出：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共同的敌人，希望得到同盟国援华物资的一部分。8月6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居里，建议美国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派遣军事代表。在周恩来的积极争取和英美等国政府支持下，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成行。

    为了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周恩来专门召集延安党、政、军、民、学负责人开会，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和采访的目的，交待接待的方针政策。随后他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全体干部大会上指出，交际处“要准备对记者团在参观访问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多做解答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的造谣诬蔑，加深他们对我们的了解，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国外的统一战线”。

    中外记者团到达延安后，周恩来召集有关干部座谈，介绍来边区参观访问的外国记者的情况，并“要求大家向外国记者宣传、介绍根据地的情况，务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军事有力量，政治有民主，建国有办法，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有把握”。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周恩来多次与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就国共关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进展、中国大陆战场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交谈。他着重向谢伟思说明：“对于美国来说，赢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又避免内战的唯一办法是既支持国民党，又支持共产党。”

    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打开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军队与国际社会直接交往的通道，对国际社会了解中共领导的军队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中外记者参观团的美国记者福尔曼和斯坦因后来分别写作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红色中国的挑战》两部书，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连对共产主义一向抱敌视态度的外国记者夏汗南，参观后也认为边区是好的。而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则加强了美军与我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的联系。所有这些，都使得我党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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