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极其艰难的时期——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9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南方局代表党中央，负责同国民党与其他党派的统战工作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其他工作。作为南方局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为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日本政府频施利诱。国民党当局对抗日妥协动摇
广州、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于面临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政府在坚持其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略政策作了一些凋整，逐渐把其主要注意力放在打击在其占领区后方进行战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上；对国民党政府则由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938年11月、12月，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声明，对国民党政府采取分化和诱降的政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拉拢下，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逃到日本占领的越南河内。12月29日，他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公开投敌。这时英美等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采取了绥靖主义政策。在上述背景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从1938年底开始，由积极抗日、消极反共转向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翌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这一政策的集中反映。在这次全会上，虽然蒋介石仍声称要“坚持抗战到底”，但是“抗战到底”的“底”不是要打到鸭绿江边，而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会议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政府又陆续制订和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积极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在其错误政策的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连续制造了山东博山、陕西旬邑、河北深县、湖南平江、河南确山等一连串惨案，逮捕和杀害了八路军、新四军许多将士及其家属。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严重危机。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集团的妥协、投降倾向早有认识。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就指出：“还有一种投降主义，这就是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它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次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起破坏作用的奸细分子，这就是那些汉奸、托派、亲日派分子”。1939年7月，针对国民党集团的严重动摇与投降倾向，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的《七七宣言》中，明确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由此形成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著名政治口号。中共中央根据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坚持团结抗战，坚持国共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朝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在中共中央方针的指导下，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对蒋介石国民党既坚持斗争，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的动摇与妥协，又鼓励、支持蒋介石的每一个进步，团结他坚持抗战。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这样做，是建立在对它的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的。
1939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对蒋介石国民党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他认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是目前的两大主要危险”，但蒋介石不会马上投降或与中共分裂。他说：蒋介石本质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也在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国民党政府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但蒋在目前的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主张抗战，还不愿造成全国破裂的局面，这是蒋之思想与政策的最矛盾处，也就是他的政治特点。他认为，蒋介石之所以没有马上投降和分裂，有五个原因：（一）投降会成为汪精卫的尾巴，或许会被迫下野；（二）分裂会遭到国人甚至他部下一部人的反对，并且不能战胜中共；（三）日本提出的条件太苛刻；（四）国内坚持抗战的困难还不是完全无法克服的；（五）国际的妥协派还不是一定要中国全部马上投降。
周恩来同时冷静地指出，蒋介石也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承认现实，只要现实对他有利，也能促使他改变一些办法，但幻想蒋放弃其阶级立场，特别是对敌妥协性、对英美依赖性、对内反共性，是绝对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使抗战延长，国内的情形相当好转，以便于各方面的进步而已。因此，在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上。他主张：在蒋介石处于困难时援助他，在他蛮横不讲理时拒绝他；对蒋介石进行诚恳的批评，提出具体的建议；影响他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通过抗战将领和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他。上述分析及提出的处理同国民党关系原则是周恩来对毛泽东既联合又斗争策略的发展和具体化。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周恩来正是按照上述思想，对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坚持既团结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推动其坚持抗战。
二、遇事协商——以谈判求国共团结抗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日本政府的频频利诱，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妥协投降倾向日益明显，反共的步伐也急剧加快。这给以国共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就国共合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的谈判，以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谈判主要围绕着国共两党关系和军事问题进行。
（一）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关于两党关系的谈判，主要是就“一个大党”问题进行的。武汉时期，蒋介石就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共产党并入国民党，并表示：此事不解决，他死不瞑目，抗战胜利了也无意义。国民政府移都重庆后。共产党并入国民党一事仍是蒋介石耿耿于怀的大问题。因此。1939年1月20日，南方局刚刚成立不久，周恩来就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与蒋进行了会谈。中心问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并。蒋向周表示：他将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并是为了共产党好，并询问中共中央的意见。周回答：“不可能”，并要求蒋解决自上年秋以来，国民党军队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制造磨擦及反共捕人事件。蒋对周的要求不置可否，只是坚持要周恩来就合并两党一事电询延安。显然，中共中央如不对两党关系作明确而肯定的答复，蒋介石还会纠缠不已。周恩来为此向中央提出建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对两党关系作原则性的明确答复。中共中央旋即根据他的建议，将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电文发给南方局。电文对国共两党关系进行了阐述：两党应坚持团结抗战，“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习。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说明中共愿与国民党诚意地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1月2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的答复抄送蒋介石，并以个人名义致信蒋，表明中共深信两党有长期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要求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对国共两党关系和合作前途确定一个基本的认识。周恩来还提出，为解决目前两党间的具体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同往各地视察，能就地解决者解决之；不能解决者，来国民党中央商讨。但蒋介石见谈判桌上无法解决共产党问题，转而寻求在抗战中以武力解决共产党，致使国共间磨擦不断增加；他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皖南事变，致使两党关系的谈判中断。因此，关于两党关系的谈判没有明显成效。
1942年7月，国共重开两党谈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虽想乘机对共产党发动内战，但又觉时机不成熟。中共中央则认为此时的中国不应强调党派之争，而是要以反侵略战争为重，国共合作继续抗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主动利用时机，争取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1942年7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约见张治中，提出重开两党谈判。21日，周恩来同蒋介石会谈，向蒋表示：中共希望就一些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改善两党关系。但蒋介石误以为中共主动要求谈判是因处境艰难，想利用这一机会使中共屈服，很快地答应了中共重开谈判的要求。从是年10月到翌年6月底周恩来离开重庆为止的这段时间内，周恩来会同中共中央派来的林彪就两党关系问题，向国民党多次提出解决办法，主要有：共产党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化，并实现三民主义；国民党中央可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办党办报，共同实现三民主义。然而。国民党中央认为中共所提原则与国民党方面要求“相距甚远”，表示不能接受，致使谈判一度搁浅。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以为解决共产党的时机已到，决定用武力解决共产党，不再进行谈判。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明白告知周恩来，共产党要想解决两党关系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交出军队，组织可合法；一是同国民党合并。现只等中共的意见。周恩来立即指出了国民党当局这种想法的错误及危害，并说“两党问题所以不能解决，主要是国民党政治不开放”，如各党派关系、民主问题和对中共停止压迫本来都是可以先做的。张治中对周恩来的说法不无同情却无能为力。此后不久，周恩来回延安参加整党整风运动。
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上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美国政府此时也因太平洋战场的需要，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加紧对蒋介石政权的巩固与扶持，以取代日本在中国的地位。要扶持蒋介石。必须处理好国共关系，因为美国政府深知：共产党是中国的重要抗日力量，领导着一支有着丰富战斗力的军队。如果国共在日本战败前发生内战，国民党就有垮台的危险。他们认为，只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战后就能够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因此，美国政府不仅赞同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积极参与到国共谈判中来。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飞抵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进行了三天的会谈，达成了五点协议。为了实现“联合政府”的主张和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良好愿望，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回到了重庆。对中共与赫尔利达成的五点协议，蒋介石提出了三点“反建议”，只字不提“联合政府”，实际上完全拒绝了延安达成的五点协议。赫尔利一反在延安时的乐观，转而赞同蒋的“反建议”，并将“反建议”转交周恩来。周恩来明知原先的协议已无法达成。但本着尽一切可能争取好的结果的愿望，收下了蒋的“反建议”，并表示愿意对这三条建议加以研究。周恩来、董必武先后与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和赫尔利、魏德迈（驻华美军总司令）、麦克鲁（驻华美军参谋长）等人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和接触，对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政治民主化，帮助改善国共关系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要求其信守延安协议，坚持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反建议”与五点协议“距离太远”，谈判没有成效。周恩来、董必武返回延安。
回到延安后，周恩来多次致信赫尔利，阐明国共谈判未有结果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当局拒绝五点协议，说明不再去重庆谈判的理由。由于赫尔利一再要求周恩来再赴重庆谈判。为了不再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抽象地探讨”，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四条具体要求：（1）释放政治犯；（2）撤销对边区的包围和对华中、华南抗日武装的进攻；（3）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4）停止特务活动。请赫尔利转交国民党当局。
为了表示中共对解决国共关系的诚意，在赫尔利的再三邀请下，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又一次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进行谈判。
行前，周恩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声明：“目前全国人民所期望于国民党的，实为立即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等”。到重庆后，周恩来立即与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和赫尔利等人进行了10多次会谈，除要求国民党当局实行先前提出的四条具体要求外，主要是要求国民党迅速召开党派会议，并起草了党派会议的协议草案交给王世杰。草案内容是：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一党统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等。这一提议和协议内容成为抗战胜利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基础。但蒋介石坚决反对成立“联合政府”。他明确告诉周恩来：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这等于封死了谈判的大门。赫尔利为了笼络中共，提出：中共交出军队，由美国军官做总司令，共产党人为副的建议。周恩来对此坚决拒绝。
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愿意成立“联合政府”，反而发表声明，将国共谈判无成效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2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就此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前一天所作关于国共谈判的声明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说明由于国民党当局在谈判中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坚持不取消一党专政，反对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才使得国共谈判毫无结果。第二天，周恩来飞返延安。
谈判是周恩来担任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时的主要任务之一。谈判耗费了他大量精力。1946年周恩来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重庆是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
（二）军事磨擦：周恩来求平息，蒋介石欲拖延
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解决军事磨擦。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为其积极抗战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分水岭。1938年国民党南岳会议后，蒋介石就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50个师进入敌后。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又增派一些军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这些军队名为牵制日军，实际上是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不断制造磨擦事件，袭击八路军、新四军。1939年1月20日，周恩来在与蒋介石会面时，就要求蒋解决上年秋以来国民党在河北、山东、陕甘宁等地制造磨擦及反共捕人的事件。他致信蒋介石，要求国共双方共同派人视察各地，以了解和解决问题。鉴于“蒋介石将一切问题均扣在解决河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的冲突上”，周恩来提请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早提具体意见，以便交涉。国共两党就军事磨擦尽管进行了一些谈判，为实际解决冲突做了一些努力，但由于顽固派反共的既定方针，不仅河北的磨擦在扩大，而且扩展到了整个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竟然强占了陕甘宁边区的镇原等县，制造大小冲突数十起。为此，5月底，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指出：河北问题不能解决，陕甘宁、晋察冀边区四周又起磨擦，“此系与中央防制异党活动的训令有关，我们已让无可让，只能起而自卫”，要求蒋下令撤换河北省主席，维持晋察冀边区现状，国民党军队退出侵占的陕甘宁边区各县，停止挑衅活动。
6月7日，周恩来又向陈诚转交了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国共冲突的几点建议，主要内容是：（一）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依原有18县划界，地方行政归边区政府负责主持，以前陕甘两省政府委派的县长及保安队，应撤回；划黄河之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县及神木、府谷各一部分为八路军河防部队及八路军补给区，在划界区内，中央不得派兵驻扎。（二）关于河北问题，允许共产党员及八路军代表有参加河北各级政府之权利，改组河北省政府，国共两党派代表在河北组成共同委员会，承认八路军为河北作战主力，应负晋察冀边区作战之责。（三）关于八路军问题，应扩编为三军九师并增加军饷，并准予建立各直属兵种。三天后，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他向周恩来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一）关于共党问题之症结，目前不在陕北几个县，而在共党应有根本的进一步之真诚，服从中央命令，执行国家法令，为全国革命之楷模，而不自居于整个国家体制之外，造成特殊关系，为一般封建者为借口；（二）余为全国革命领袖，以完全理智的及持平的态度处理国事，绝不偏听任何人或某一人之报告而所偏倚，余之权衡一切，完全以国家民族整个民族利益为前提，余为革命计，决不能有所迁就或姑息。”从蒋的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关心的不是如何解决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磨擦问题，而是让中共“服从中央命令，执行国家法令”问题，在玩弄哄、压的权术。周恩来一听就知道蒋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他对蒋介石说：委员长能以理智持平态度处理国事，在国共两军冲突上不偏不倚，自然最好。这也是中共所希望和一贯欢迎的。但是在双方冲突不断的情况下，不问原由，单方面要中共及其军队首先服从命令，这恐怕难解决好国共关系，缓和冲突，平息事态。他希望蒋介石能够以不偏不倚之态度，考虑中共提出的要求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6月中旬，周恩来、叶剑英面见蒋介石，谈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率部袭击冀东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屠杀八路军指战员的问题。蒋介石重弹“服从中央命令，执行国家法令”的老调，坚持说：八路军不停止进攻就不能谈判具体问题。周恩来向蒋指出：并非八路军进攻，而是八路军被人所攻，八路军的行为是自卫行动。叶剑英还列举了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四周不断挑起武装冲突、强占镇原、旬邑等县的事实，指出这些都是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所为。在周、叶的严正要求和据理反驳下，蒋不得不答应由双方派员调查。
然而，蒋介石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继制造河北深县惨案后，国民党军队又制造了平江惨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包围湖南平江嘉义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等10人。不仅如此，陈诚还主持制定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在军事方面对八路军、新四军作了各种限制。主要内容有：
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服从中央之军令政令，旧八路军番号即令取消；
正规军只有驻地，不设防区，八路军、新四军不得要求划给防区：
游击部队可划给防区，但不得随意脱离防区，八路军、新四军派遣游击部队，事先须请示中央，否则以违抗军令处置；
八路军、新四军不准自由招募，不准就地筹粮或收缴民枪；
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根据地的政权建立，仍由国民党政府负责委派官员；
军事委员会派员在八路军、新四军之驻区监视；
共产党不得以军队或其他名义，随地在后方设立办事处，须经中央批准。
不难看出，国民党方面此时虽未下决心消灭中共，但已决心全力削弱中共，限制中共的发展。
7月2日，周恩来致电陈诚，对国民党军队不断挑起磨擦、制造平江惨案的行径表示抗议，揭露国民党军队残杀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的罪行。他指出：“北事未平南变又起，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此种阴谋，弟敢断言决非止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他要求陈诚转告蒋介石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7月5日、20日，已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分别致电程潜、朱绍良，要求公开解决有关国共之间的冲突纠纷，约束所部“勿再故生是非”，“以利团结”。8月2日，周恩来再次致电陈诚，驳斥陈诚关于河北事件的诬蔑和不实之词，要求国民党方面派员会同中共前往进行调查。蒋介石尽管一再答应派员会同调查，却又以各种借口，一拖再拖，致使各地磨擦不断扩大，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会同叶剑英、林彪等人就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恢复新四军番号，中共军队扩编为两个集团军，发饷、发弹等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但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三、皖南事变前后：力阻反共高潮发生，政治上组织全面反击
皖南事变是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出现的最严重的事件，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关系推向了破裂的边缘。周恩来在皖南事变爆发前，领导南方局全力阻止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事变爆发后，认真执行中共中央政治上全面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方针，多方出击，给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
（一）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极力阻止反共阴谋的再次发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利诱，产生了明显的作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先是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军事磨擦，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又企图将八路军、新四军赶到旧黄河以北，借日军之手消灭。为了阻止国民党正在酝酿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进攻》中就提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按照这个指示精神，1940年6月，从苏联疗伤回国不久的周恩来，一到重庆，就开始与国民党政府举行正式谈判。
在与蒋介石的谈判中，周恩来严正指出：中共诚意拥护抗战并拥护蒋委员长，而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实行“反共”、“溶共”、“剿共”政策，这只能帮助敌伪。中共诚意希望合作到底，而有人却想分裂，准备投降。针对蒋介石“国共间一切问题都好解决，但军事上必须服从命令”的说法，周恩来指出，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服从，另一方面不应拿命令来胁迫。事后，周恩来报告中共中央：蒋介石对国共破裂未下最后决心，但投降的危险日益增加。
接着，周恩来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进行了多次会谈。主要谈了四个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问题，二是陕甘宁边区的承认问题。三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扩编问题，四是作战地区的划分问题。中心问题是划分作战区域问题。国民党当局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旧黄河北岸，企图假敌人之手消灭之。何应钦等人甚至说，“划界”是为了避免磨擦。对此，周恩来表示，原则上同意划界，但必须实现六个条件：（一）各党派在全国的合法权；（二）人民在全部敌占区的游击权；（三）八路军、新四军有正规的足够的战区（华北五省）；（四）八路军、新四军有足够的补给；（五）中共有冀、察两省的行政领导权和其他游击区的行政权；（六）八路军、新四军有发展的保证（扩充补给）。7月16日，国民党当局搞了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实际上拒绝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六个条件。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多种方案，都被国民党当局拒绝。国共谈判陷入了僵局。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蒋介石终于下定了发动皖南事变的决心。
回到重庆后的半年时间内（去掉中间回延安的近一个月时间，实际不到半年），周恩来与蒋介石本人进行了三次会晤，与何应钦、白崇禧等多次谈判，虽然没有从根本上阻止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发生，但对于此时举棋不定的蒋介石来说，谈判无疑延缓了其反共步伐的推进，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击争取了时间。
（二）回复何白“皓电”，贡献甚巨。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军事同盟，企图利用欧洲战场的有利时机，对美、英、法等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发动军事进攻。军事同盟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而出，为此他们对蒋介石开始了新一轮劝降活动。在这前后，英美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中国拖住日本，也对蒋介石极力拉拢。英国政府于10月18日开放滇缅公路，美国国会同意向蒋介石提供一亿美元贷款。苏联也在拉拢蒋介石。两大集团都在争取蒋介石。德、意、日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抗日。加入他们的阵营。英、美、苏则要求国民党加入他们的同盟。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认为有利可图，可以为所欲为了。
10月19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总参谋长名义，发表了致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皓电”，将国民党在7月间提出的“中央提示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抛出，限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旧黄河以北。同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向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布了围攻新四军的密令。
“皓电”的发表，拉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这次反共高潮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最为严重的事件。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两党关系几乎彻底破裂，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在这个形势最为错综复杂、其变化最为扑朔迷离的重大历史关头，周恩来积极参与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全过程，协助中共中央制定了粉碎顽固派反共阴谋的正确方针、政策和策略；在重庆，开展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和外交活动，为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共真相四处奔走，为捍卫新四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皓电”的发表，无论在延安、在重庆，还是在全国其他地方都引起了反响。如何处置“皓电”是中共中央必须考虑好的一个紧迫问题。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回复“皓电”，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一，广泛与各方联络，多方收集反应，供中共中央参考。“皓电”发表后，周恩来为了分化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带领南方局的同志与国民党元老派冯玉祥、孙科、覃振等及中间党派人士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邹韬奋、张申府等广泛接触，交换看法，征求他们的意见，并通过他们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在国民党元老派和中间党派人士中，虽然也有人主张中共对蒋介石采取强硬办法，如沈钧儒“主张发动反对内战，实行反攻的运动”，但总体上都希望中共“让一步，使分开蒋、何，分化何、白，孤立亲日派，以挽危局”。冯玉祥还特意托周恩来转告毛泽东、朱德，“无论如何不与蒋分裂，要软硬兼施，表面让步，实际自干”。甚至连反共老手白崇禧、张群也希望调解国共关系，希望中共能让步。周恩来还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商谈了时局。潘友新向周表示：仅据现有材料尚难判定蒋介石已与日本妥协，并说：“非新四军从江南撤退不能使蒋满意和停止‘剿共’战争”。
周恩来把这些反应及时地电告了中共中央，为回复“皓电”提供了有力的决策依据。
第二，提出了回复“皓电”的具体建议。对于“皓电”提出的无理要求，周恩来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他对蒋介石此时的心态分析是：“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蒋现在处于三个阵营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马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他的判断是：蒋介石已作好了反共的准备。他认为，在国民党7月“中央提示案”被我拒绝后，国民党就已在策划消灭长江南北新四军的阴谋了。周恩来说，在指使韩德勤挑起反共的苏北战争失败后，“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了。因此，周恩来在“皓电”发表的第二天，就电告叶挺、项英：对蒋介石、何应钦，决不应抱任何幻想，国民党逼迫新四军渡江的决定“决不会取消”。新四军急应抢渡到江北一部；同时要向顾祝同说明，如国民党相逼太甚。新四军将不惜背水一战，向南冲出一条生路。
10月24日，即“皓电”发出后第五天，中共中央还没给予答复。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蒋之宴会，何之报告，白之反共，汤恩伯、李铁军与马鸿违等纷纷来渝，江南北部队亦在调动，对于华北进步报章之限制，对舆论反共之动员，对凡有共党左倾嫌疑者之加紧监视和逮捕，均证明反共高潮是正在着着上升。”鉴于此，他做出了肯定的判断：“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
为此，他提出处理“皓电”的具体建议：“皓电”原则上不能同意，但须答复。在军事上可将新四军主力北移，以便“集结应战”或“立即分散”；皖南部队一部分秘密转移苏南渡江，一部分准备就地打游击。江北部队“须作应战准备”，防备“地方借故解决”。25日，中共中央两次致电周恩来，指出：尽管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做出发点”。中央的电文基本上是同意周恩来的判断的。11月1日。周恩来回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的分析，并且断言：“破裂的危机已至”，“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面对这种形势，他指出，尽量避免内战是上策。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推延“剿共”战争的爆发和友党关系的破裂就尽量推延，但这不是说“严重的斗争”能够避免，“只是争取推延”。他提出，“欲推延，唯一可行的办法，必须作表面的服从，实际的某些让步（指退出江南），以某些让步避免某些损失，争取政治影响，便于我们准备布置和争取同情分子及分化顽固势力”。他还提出，中共中央答复“皓电”可以有三个选择办法：第一个办法，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通电答复何应钦、自崇禧，表示皖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的条件下，可以移到江北，但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这个让步实际上只是暂时放弃江南，“使我能居主动，不论分合、和战都利，此为上策”；第二个办法，也公开电复何、白，暂时先答以新四军江南移动，不说其他，这可延缓一、两月时间，但国民党‘剿共’布置不会因此放弃；第三个办法，就是“一切照旧，准备打了再说。但必须估计到有可能一发而不可收，并也须先行电复何、白，说明苦衷，不能移动，以便向外宣传”。他希望中央“迅速考虑各种办法，权衡轻重比较，何者对全局有利，速行决策电示”。中央决定新四军北移长江后，他又向毛泽东、朱德建议：“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仍以分批走苏南为至要”。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回复“皓电”建议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三条建议都强调要对“皓电”进行回复，因为回复除了可以“推延剿共战争”之外，更重要的是争取中间党派的同情，即周恩来所说的“宣传”。只有让国共之外的人士特别是中间党派了解事情的真相，才能赢得同情和支持。这也符合在这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把争取中间党派的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上的要求。第二，他明确提出，将江南新四军北移江北，暂时放弃江南是“上策”。因为新四军北移“可以缓和局势于一时，以便我争取影响，站稳阵势”，实行自卫；同时，表示让步“会使蒋的局部进攻有所踌躇，便于我扩大宣传”，争取中间人士的同情。从中共中央作出新四军北移的决定中，我们不难看到周恩来意见的影响。周恩来不愧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政治家。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反复研究，放弃了最初决定以强硬的“炸弹宣言”答复“皓电”的想法，于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何、白（即“佳电”），一方面坚决驳斥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无理要求，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另一方面，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表示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移到江北。毛泽东起草的这份“佳电”，晓以大义，情理交融，绵里藏针，柔中有刚。既拒绝了国民党要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北移黄河北岸的无理要求，表明了我党的严正立场；又作了一些让步，极大地争取了大后方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中的中间进步分子对我的同情，对皖南事变后人心向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三，对外大力宣传“让出江南是我一大让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向中间派解释我党的苦衷。在收集各方反应供中共中央制定“佳电”参考并提出自己建议的同时，周恩来领导南方局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他指示《新华日报》刊载了强调日寇诱降、内战危机已至的文章。鉴于反共高潮正在上升，报纸宣传已被封锁的情况，他要求南方局力争用油印、散发宣传品和进行口头宣传等形式，向国民党当局表示抗议，同时向社会各界作解释、反驳工作。周恩来不仅做中间党派和国民党元老派的大量工作，还与美国女作家斯特朗长谈了几个晚上，向她详细介绍了国民党两年来制造反共磨擦的真相，并嘱咐她这些材料暂时不发表，等他通知后再发表。
“佳电”发表后，周恩来就新四军北移问题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表明新四军决定移动，但是鉴于国民党军事当局正调集部队向大江两岸新四军驻地附近集结，加紧进攻新四军的军事部署，明确要求国民党停止在陕北、皖北和苏北军事行动，申明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警告国民党如不停止进攻，就应负国共破裂的责任；要求推迟新四军的移动限期；并会见蒋介石，要求他对新四军北移安全给予保证。这些谈判为新四军北移争取了时间。
（三）皖南事变后组织政治上的全面反击
蒋介石把中国共产党的让步当成了软弱。1941年1月6日，遵命北移的新四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敌人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抵抗，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政委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7日。蒋介石通令反诬新四军是“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当局制造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峰。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确立了“政治上取全国攻击，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向蒋介石发起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周恩来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上全力反击国民党进攻的工作中。
第一，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行径。1月11日晚，正在出席《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晚会的周恩来接到新四军被包围、袭击的急电，当即在会上宣布了事变发生的消息，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祝愿新四军冲破敌人的包围。他还当即写信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其急电蒋介石，速令包围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立即撤围让路。13日，面见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刘为章。请蒋介石、何应钦下令顾祝同解除对新四军的包围，并让开新四军去苏南的道路，否则被围部队将被迫分散，江南问题仍不能解决。他表示：八路军将士得知新四军的遭遇，无不义愤填膺，只有迅速解除对新四军的围攻，才能挽救危机于万一。14日，他分别打电报谴责顾祝同、何应钦、白崇禧，并亲笔写信给蒋介石，要求他命令国民党军队撤围让路。当得知国民党军委会发布通令，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情况后，周恩来当即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还当面质问张冲并提出严正抗议。
第二，大力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和罪行，动员国际国内舆论向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获知事变消息后的当晚，他立即指示《新华日报》在次日的报纸上披露新四军北移时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的消息。他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局势，决定组织力量，广泛发动国民党内主张抗战的人士和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1月17日夜，当他得悉《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立即悲愤地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要求将题词登在被扣压的稿件位置上。第二天清晨，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送达读者手中。报纸的销量从平时的一千份猛增到五千份。短短二十五个字，字字千钧，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向全国人民愤怒控拆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与之同时，周恩来要求中共在重庆的工作人员四面出击，向国民党元老和抗战派、国共以外的各党派、文化界、外交界和新闻界揭发何应钦、白崇禧的反共阴谋；派《新华日报》社总编辑潘梓年向重庆的一些报馆说明皖南新四军事件的真相。使一些中间派报纸虽未能登载周恩来的题词，但拒绝刊载国民党军委会的反动命令；指示《新华日报》撰写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发表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社论，要求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编印揭发皖南事变真相的材料。为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周恩来还指示南方局军事组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并亲自修改，指示秘密散发。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十分注意运用国际社会舆论来制约蒋介石。
为使国际社会了解皖南事变真相，洞悉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周恩来除了组织力量准备材料，动员外国记者分别带到香港、南洋和美国等地发表外，还安排南方局外事组的王炳南、龚澎、王安娜等去访问他们认识的所有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告知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的真相。周恩来还致函回到纽约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信寄去了中共中央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和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正式声明。斯特朗随即在纽约《美亚》杂志上，披露了周恩来提供的材料，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在美国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周恩来还亲自会见英美人士，向他们揭露皖南事变真相。此时英美政府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的，但因害怕由此引发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不利于他们达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所以他们对蒋介石的反共既支持又有顾忌。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到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寓所访问，向卡尔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卡尔随后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处理问题不要操之过急。而英国政府收到卡尔报告后，也警告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1941年2月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抵达重庆，要求会见周恩来。2月14日，周恩来会晤居里，针对美国因担心日本南进而急盼中国内部团结抗日以牵制住日本兵力的心理，向居里提供了若干材料，揭露蒋介石制造磨擦的真相，并向居里说明，蒋介石若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引起国内战争，使抗战停火，日本南进。居里向周恩来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美国不愿内战扩大，主张蒋介石政府实行改革。随后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个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居里离渝前在一次公开讲演里，再次批评国民党。他说：“中国应有自下而上的彻底民主”，必须改变国民党腐败的政治机构。2月底，周恩来又会见了当时任职陈纳德航空队的罗伯特·华伦·巴尼特，向他揭露了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的情况。美国是蒋介石政府的最大援助国。美国态度的变化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很大压力。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就此认为：目前“剿共”“不是最良时机”，主张严令“国军不发一弹，避免国共关系破裂”。蒋介石在日记里也这样写到：“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
周恩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崔可夫表示：“如果蒋介石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就皖南事变向蒋介石几次提出了质问。苏联政府得知皖南事变消息后，明确告诉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苏联政府的态度使得仍需苏联援助的蒋介石也十分紧张，只得让王世杰和张冲分别宴请潘友新和崔可夫，进行解释。
第三，以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为条件，要求国民党当局履行“十二条”，进一步揭露顽固派的反共阴谋。1月25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央提出的包括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撤退华中的反共军队等内容的“十二条”面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并在与国民党代表的谈判中申明中共立场：除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否则，中共参政员决不出席国民参政会。周恩来还广泛征求国共之外的中间党派参政员意见。在与参政员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劢商量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后，周恩来建议中央将我党提出的“十二条”以中共七参政员的名义提交参政会讨论。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了他的提议。2月18日，周恩来将中共参政员关于处理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善后办法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周恩来的这一步棋是极为高明的，既扩大了中共“十二条”的政治影响，又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原定3月1日开幕的日期越来越近。共产党参政员能否出席本次参政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要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美国总统代表居里也留在重庆不走，据说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此时的蒋介石更是异常焦灼，急于把共产党人拉进国民参政会，以掩饰其反共行径。为此，他拉拢中间党派做中共的动员工作。于是国共以外的各党派纷纷活动，劝说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针对中间党派人士力劝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情况，周恩来向他们说明中共拒绝出席的原因，提醒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免得被各个击破。
3月1日，国民参政会如期开幕。由于国民党当局没有满足“十二条”，中共参政员没有出席。同日，为争取舆论，周恩来向张冲提交了皖南事变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中心内容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承认陕廿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叶挺将军。3月8日，经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在《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一文遭国民党当局扣压后，用一大张增刊，将有关中共参政员不出席本届参政会的全部文献公开发表，让国统区的群众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领导南方局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全面反击国民党反共行径的方针，组织力量实施了有力的反击，使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与此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国际国内人士看到，是国民党当局把国共关系引向了破裂的边缘，如果蒋介石仍一意孤行，执意反共，扩大内战，国共合作破裂的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而不在共产党方面，人们的同情越来越多地转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在国内外舆论形成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在国民参政会上做出“以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的保证。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中共在政治上赢得了重大胜利，扩大了群众影响，提高了政治地位。国共关系朝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四、反击《大公报》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
《大公报》一直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似乎是一家中立的报纸。该报早期曾有过抨击蒋介石的言论，有些言词还很尖锐，这似乎更加深人们对其“中立”的认同。但不管《大公报》如何抨击蒋介石，都不能改变《大公报》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政策，因为《大公报》的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与蒋介石关系都很密切，对蒋介石政权不过是“小骂”大帮忙。曾任《大公报》主笔的王芸生对《大公报》的明骂实助的两面性有过深入的剖析：“旧大公报的言论，基本上是站在蒋介石政权的立场上的，但它标榜‘超党派’，不尽同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或《扫荡报》，有时候也要反映一些人民的意见。到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情况搞得太不成话的时候，它也会加以批评；同时又怕使得国民党太难堪了，就使出两面手法，以为掩护。先是批评国民党，紧跟着再找题目批评共产党，以事烘托，以表示自己是‘不偏不倚’的。”全面抗战开始后，《大公报》发表社评，大唱拥蒋高调，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排斥其它政党。1938年10月26日，张季鸾发表社评，提出“我们希望过去组成抗日人民阵线最近才与政府合作的一切人士，务必真诚信任政府信任领袖，不要焦躁或怀疑，更不要倡导异见。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生死存亡的大战中，全国一切都要统制于最高统帅部之下，一切爱国人士都应受统帅部的指挥，凡大家的意见行动不可与统帅部有出入。”12月13日，《大公报》社评又提出：“中国今后，势不容再谈各党各派，应当只成为一个党，一个派。”这番言论与CC系鼓噪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如出一辙。其后，《大公报》更是对蒋介石亦步亦趋，充当反共的急先锋。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全面反击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但蒋介石反共之心没有丝毫的改变，军事上不能再对共产党大打出手，就在新闻舆论上实施更加严格的钳制，利用它所控制的报刊不断攻击、诬蔑共产党。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大公报》展开论战的。
1941年5月初，日军调集5万余人兵力，进攻集结于晋南、豫北中条山地区的25万国民党军队。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进攻缺乏准备，在日军进攻时又采取避战方针，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损失兵力7万余人，大片国土沦入敌手。虽然八路军在同蒲路、平汉路、正太路、白晋路等地袭击日军，截断交通线，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之势。国民党在中条山地区的溃败遭到了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
本来，日军在进攻的同时，为离间国共关系，有意散布谣言，说八路军集中晋北地区，故意不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充地盘，等等。蒋介石政府为了推卸失败的责任，竟然拾人牙慧，诬蔑八路军不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坐视友军失败。国民党顽固派报纸大肆重复日军对八路军的诬陷之词。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甚至公开向新闻界造谣：中条山激战时，八路军拒不遵命配合对敌作战。
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周恩来进行了坚决回击。5月10日，在同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刘斐谈话时，刘提出要华北八路军配合对敌作战。周反驳说，配合友军打击敌人，“即使皖南事变以后也未停止过”，最近敌人扫荡，我军也在苦战。如果敌军进攻中条山，“我必打无疑”，但给我方造的谣言必须揭穿。周恩来严肃地说，华北我军作战业绩妇孺皆知，而国民党却反诬我不打敌人。还到处打人、捕人、杀人。一席话驳得刘斐无言以对。第二天，蒋介石邀约周恩来谈话，表示：“能配合行动就好，只要有成绩，我绝不会亏待你们，饷弹自然发给，捉的人我会命令他们放的，根本的问题也可以谈。”为了用事实来回击顽固派，周恩来要求参谋部和八路军总部提供在前方作战的消息。13日，针对许孝炎对八路军的攻击，周恩来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了许散布的谣言。第二天，他写信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对许孝炎“身为参政员，且任贵党要职，何亦袭‘谣言重于宣传’之技”，表示“不胜遗憾”，将“当根据事实予以驳斥”。他质问张冲：“作战行动属于军事秘密，许先生造此谣言，是否欲弟将晋谒委座经过公诸新闻记者之间，以证明其言之诬，抑故欲使之传播于外，俾敌寇据以为进攻之机邪？”并请其代为转告蒋介石和刘斐。18日，周恩来再次向美国通讯社声明：外传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之说，全系日寇造谣中伤。
《大公报》无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说明。加入了顽固派的反共合唱。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了由王芸生执笔的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
文章一面说日军的宣传是“离奇的”，是“敌人的捏造”：“尤其离奇的，是它对于第十八集团军的种种说法：（一）敌人广播：‘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省东南部之第十八集团军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二）上海16日合众电，敌陆军发言人秋山盛夸日军在晋南之战绩。并称：‘日军与共产军素不彼此攻击。’（三）华盛顿18日同盟电，华盛顿《明星报》发表社论一语道破：‘中国共产党可以背弃蒋委员长，转而帮助汪精卫。’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于敌人的捏造”；但另一面又指责说：“晋南战役，业已过半月之久，我军苦战，全国关切，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接着，他呼吁：“现当晋境敌军求逞之际，近在咫尺的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在其向所服膺的团结抗战精神之下，十八集团军更应该立即赶赴中条山。十八集团军若这样做，不但敌谣全消，忠勇大彰，而坚持团结的信条也完全做到而实践了。”
《大公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有相当的影响。这篇社评不顾八路军艰苦作战事实，重弹顽固派诬陷八路军的老调，有较大的蒙蔽性。当晚，周恩来就写了《致大公报书》给《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
在信中，周恩来用了多种手法来驳斥八路军不配合友军作战的不实之词。
首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王芸生社评中所引通讯社发表的其他报道来说明有关八路军的报道失实。信中周恩来采用了两则报道：一则是有关美国政府已接受日本和平提议的报道；一则是中条山战役发生时，胡宗南曾调所部五师至陕甘宁包围红军，以此说明“美国报纸论断通讯社消息，却不能尽据为信”。
第二，用事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与友军的配合作战从来没有停止过。信中指出，八路军对中条山作战中的友军进行了配合，“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在苏北，八路军、新四军在李长江部投敌之际，也“决没有丝毫放松与友军配合打敌”。
第三，用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的铁的事实，说明国民党政府造谣诬蔑八路军不配合作战，不过是自欺欺人。他用百团大战未得到配合而仍取得佳绩来说明顽固派的诬蔑不能成立：“去年华北百团大战，战中未得到任何配合，战后未得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竞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为虚构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他还用八路军虽受日军重重围困，仍坚持敌后抗战的事实，来说明顽固派的诬蔑不能自圆其说。
第四，针对社评把华北战场说成只是一个中条山的说法，信中指出，“山西高原并非仅限于中条山”，八路军在其他地区的作战对阻止日军渡过黄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因中条山留有中央大军，握此北方锁钥，且因山西所有高原，都控制在我军手中，方使敌寇三年多屡试渡河，屡遭失败”。
信中最后写道：“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以此语自励励人。”周恩来向《大公报》提出，希望“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23日，《大公报》全文刊载了周恩来的信。《大公报》在发表来信的同时，又刊登了张季鸾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用“国家中心论”来抗拒周恩来对它的批评，并胡说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后对国家的贡献“是负号的，不是正号的”。尽管如此，也丝毫不能掩盖周恩来这封信对国统区产生的广泛影响。25日，《新华日报》增刊刊登了全文。6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全文。刊载周恩来：《致<大公报>书》，《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这封信的《新华日报》增刊销售了17000多份，仅重庆就销售了14000多份。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给予高度评价：“你信与文（指《论目前时局》——引者）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
周恩来还写信给蒋介石，质问传播“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谣言是何居心！蒋介石派刘斐解释说，只希望十八集团军有战报，没有其他用意。周恩来立即将刚收到的八件战报请刘转呈蒋介石，要中央社发表。
周恩来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对顽固派制造的八路军“不抗日”的舆论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应。第一，请朱德电询卫立煌，是否未将前方战况报国民政府军委会，现在前方浴血抗战，后方血口喷人，势必难使死者瞑目，生者心安，要卫立煌立即转国民党中央社解决；同时请八路军及时送战报。第二，用周恩来的名义，复信国民参政员邵从恩、张澜等人，揭露敌人阴谋，说明事实真相，指出目前战果证明十八集团军在政府不发饷弹的情况下仍坚持抗战耗敌，要求其主持公道，代请饷弹，扩大战果。电文送中央社发表，如不发，则可进一步揭露顽固派阴谋。第三，利用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在香港及海外广为宣传，并附社论揭穿此事。第四，将《致大公报书》送到香港及海外发表，将《解放日报》社论《谣言与烟幕》在重庆、香港及海外发表。第五，华北作战要抓住要害，给敌沉重打击，以影响国内外。中共中央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
为了回击顽固派的反共宣传，从5月25日至7月20日，周恩来还为《新华日报》亲笔撰写了八篇代论，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顽固派的诬蔑并没有停止。5月30日，国民党中央社仍发表十八集团军“截至今日止，尚未据报与敌军正式接触”。
周恩来立即予以驳斥。6月1日，他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声明：“最近一周，单就中央社之洛阳专电，便有六次提及晋东我军或十八集团军作战地区之战役的，而大公报两次西安专电，更证明太行山及晋北我军均在与敌作战。”“此等电讯发自前方见闻自更翔实。既经前方军事机关干部检查于先，又经后方军事机关复审于后，揭诸报端，已历多日，岂能谓非战报？！”他敬告同胞：“勿为敌人的流言所动，更勿为敌人挑拨所中”，全体中国人应该团结成一个铁拳，好击碎敌人的进攻和挑拨离间。
这份声明在《新华日报》刊出后，销售了20000份，重庆一地就销售了17000份，可见受欢迎的程度。一封信、一个声明，有力地驳斥了顽固派对八路军“不抗日”、“抗不遵命”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诬蔑，为八路军正了名。
周恩来在对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斗争的时候，不是把国民党整个看作铁板一块，而是对它采取分析的态度，认为它内部除了顽固派外。还有不少主张抗战和团结的进步分子，因此，对国民党人士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对中间分子和进步派积极争取、团结，与他们进行广泛的接触。
冯玉祥是国民党内著名的抗战人士。武汉时期，周恩来就与他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到重庆后，双方继续保持着联系。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60寿辰。为祝贺他的生日，周恩来专门指示《新华日报》辟出专页，刊登知名人士的贺词、诗文，并亲自撰写了题为《寿冯焕章（玉祥）先生六十大庆》的专文，对冯玉祥的革命活动给予了很高评价，赞扬他具有“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精神，表彰他“宏济艰难，为民请愿，为国效劳”的功绩，相信他的“革命精神定能成就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周恩来通过他的女婿屈武做于右任的争取工作。屈武曾在苏联生活、学习了12年，1938年回国。通过王炳南介绍，屈武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希望屈武对于右任多施加影响，他对屈武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认识两党合作抗战的重要性，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自这次谈话后，屈武在于右任身边生活了6年多的时间，帮助于右任正确看待国共合作和国共间出现的问题。在周恩来和屈武的影响下，于右任支持国共合作抗战。当于右任听到皖南事变的消息后，气愤地拍桌怒骂：“这种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们一定要讲话！”
张治中抗战时期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会书记等要职。周恩来对他也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团结工作。张治中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期间，遭遇了“长沙大火”事件。1938年10月，蒋介石为实现焦土抗战政策，在日军还未攻到之际，就派人火烧长沙。不知纵火实情的张治中成了“替罪羊”。周恩来、叶剑英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一方面，他们严厉谴责国民党军事当局以所谓“坚壁清野”的名义，纵火焚烧长沙城，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重大损失，认为这种坚壁清野，除了日寇和汉奸外，没人会高兴！另一方面，周恩来亲笔书写了《告长沙同胞书》，一面极其严厉地谴责放火者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一面又指出大火已经给人民、给抗日带来了莫大的损失和困难，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大家团结起来，重整家园，坚持抗战。这篇《告长沙同胞书》得到各界人士的拥护，把大火后老百姓对国民党当局特别是湖南省当局的强烈不满转化为推动、坚持抗日战争的激情。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长沙发生大火，各方面尤其党内平日不满意在湖南倡导社会改革运动的顽固分子对我的攻击更甚，我总不置一词，而中共朋友，反为我解释，给我以慰藉”，“在各方纷纷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们对我亲切的同情，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张治中所说的“中共朋友”就是周恩来等人。周恩来等人的实事求是，对张治中产生了影响。皖南事变后，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的处理失策。抗战胜利后，他为国共谈判三上延安，接送毛泽东，保护毛泽东，演绎了一段历史佳话。
张冲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央统计局干事长，30年代曾在上海策划了“伍毫”脱党事件，诬陷周恩来。自西安事变后，他一直是周恩来谈判的对手。1941年8月，张冲不幸英年早逝。周恩来书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悼张淮南（张冲）先生》一文，对张冲表示深切悼念。他强调指出：“追悼淮南先生，当继其志，加强团结，共御外侮。”对张冲为巩固国共合作所作的努力作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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