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展开。自这时开始，一直到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进行了较为密切的合作，迎来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可以说，这段时间是国共两党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而国共两党密切关系的形成和维持是离不开周恩来个人的艰辛努力的。
一、才堪大任，代表中共中央协筹山西抗战
全面抗战刚刚爆发，周恩来就肩负了一个重担，到山西协筹抗战。1937年8月31日，毛泽东致电途经西安、正准备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人：“周恩来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好八路军入山西后事，即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按照毛泽东的安排，9月3日，周恩来即离开西安，前往山西抗战前线。此时，毛泽东派周恩来前往山西前线。是与中共中央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的设想紧密关联的。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以及蒋介石国民党对红军继续“围剿”的形势，红军必须要立足于未来，向外发展。这是当时中共中央高层的共识。在红军发展方向上，毛泽东力主向东发展，打通直接的抗日路线。1935年12月17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军事报告中就强调指出：红军的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他提出红军的行动方针应是：“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个）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根据上述设想，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直到5月，为避免进一步内战，保存抗日力量，逼蒋抗日，中共中央才决定红军撤回河西。这次东征使毛泽东对山西的政治、经济状况，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有了切身感受。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就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做了报告。他分析了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当时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以夺取华北为主），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在国内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为此，他提出红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会议最后决定：将红军主力改编后，开赴山西恒山抗日前线。八路军进入山西后，毛泽东多次致电山西前线八路军总部或中共中央北方局，反复重申在山西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要求适时地调整八路军在山西的布置，提出八路军“在山西应分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展开。至此，毛泽东将山西作为战略支点的构想完全形成。
派周恩来去山西的第二个原因是山西处于华北抗战的最前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攻占北平、天津后，在华北兵分两路进犯：一路沿平绥铁路西进，攻下南口、张家口，进逼晋北重镇大同；另一路沿平汉铁路南下，进攻保定，准备夺取石家庄。敌军两路进犯中，晋北是主攻方向，意图是攻占太原，占领整个山西，进而攻占整个华北。山西的战略地位对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十分重要。任弼时回忆说：“山西自雁门关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对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重大的意义。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仲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镇，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缓远的进攻感受困难。”
第三个原因是山西王阎锡山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地方实力派和带有很强封建性的军阀。一方面，在历史上他曾追随蒋介石反共，在山西屠杀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36年红军东征时他曾派兵阻拦。另一方面，他与蒋介石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两次参加倒蒋战争，被蒋介石视为异己，早欲除之而不能。华北事变后，他与日寇既勾结又防范。所以阎锡山自喻自己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在降日抗日、拥蒋反蒋、反共联共的政治天平上摇摆。在红军回师陕西，蒋介石中央军赖在山西不撤，日本日益危及山西的情况下，他的政治天平开始倾斜，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守土抗战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并希望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发动山西民众守土抗战。怎样处理与阎锡山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地方军阀的关系，关系着毛泽东以山西为抗战战略支点设想的实施。因此，在西安事变处理和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谈判过程中已显示超群才华的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派往山西与国民党谈判的当然人选。
二、因地因人制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9月5日，周恩来抵太原。
周恩来来到山西前，山西已出现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的良好局面。
日益紧迫的局势使中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开始争取与国民党地方军阀的局部合作。1936年春天，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根据华北的特点，提出了华北工作的思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秘密的转到公开的，单独的转到与同盟者合作的。”他向中共中央建议：目前华北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各级干部深入地完全了解党的策略路线，如何培养大批从事公开半公开活动的群众工作干部。中共中央肯定了他的建议，指示：“必须使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更正确的、具体的按照各种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情况去处理，切忌机械的一般化”，“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均占据着极重要的位置，必须上层工作弄得好，下层工作方易展开”。同年5月，中共中央下令红军回师陕北，并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对阎锡山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的新形势下。作为地方实力派的阎锡山，面临着统治山西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复杂而棘手的难题。华北事变后，晋绥地区成为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前沿，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地区。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已大举入侵华北，对于晋绥势在必夺。其次，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国民党中央军已进入山西，蒋千方百计地盘算着如何削弱并吞并阎锡山的势力。再次，中国共产党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山西成为红军开赴对日作战前线的必经之地。在这样的形势下，阎锡山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山西政治营垒、经济实体和军事力量，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面对红军、中央军和日军三种力量，阎锡山从“一切为了存在”的“唯中哲学”出发，极力寻找一条合乎他的逻辑的独特的中间路线。对日本侵略者，阎锡山心里非常清楚，他们会使用一切手段实现其觊觎全中国的野心。国家沦亡，晋绥何存！亲日、降日不会有好下场，抗日救亡才是维护他既得利益的基本立足点。舍此，不仅会使他几十年建立的基业毁于一旦，还会被全中国民众所唾弃，成为历史的罪人。对蒋介石。阎锡山深谙其手腕，蒋时刻不忘控制晋绥，甚至企图借共产党的力量消灭他，因此拥蒋绝非自己所愿。但要与蒋硬碰硬对抗，自己的实力又明显不足，而对付日本人又必须得到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支持。所以阎锡山采取了表面拥蒋、实际反蒋的两面政策，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对共产党，阎锡山从内心里是反对的，但他深知，共产党的军队有强大的战斗力，自己的军队不是对手，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现时中国的民心所向和救亡图存的大势所趋。因此，在阎锡山看来，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抑制蒋介石的挤压，巩固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可能是一条生路。所以他公开表示：“要救中国，除照CP所提出的办法再没有第二个办法”。基于上述考虑，阎锡山做出了重大的政治抉择，由“反共”、“防共”转向“联共”和“守土抗战”。并构思了一个“新策略”：采取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但在提法上换成“山西语言”，任用一些坚决抗战而又有号召力的、有共产党身份的抗日进步分子，以推动山西的救亡工作；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打着山西的旗号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阎锡山的这种转变和新策略，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注。中共领导人明确表示，“阎百川先生是在当代政治家中间比较有远见的……阎先生的这种转变，是值得我们赞许的。”当然，中共中央也看到“阎先生的思想中存在着许多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
为实施自己的“新策略”，阎锡山积极寻找着一种新的途径和组织形式，他试图发挥牺盟会的特殊作用，利用牺盟会来联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派抗日力量。而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实施“新策略”，阎锡山颇费思索。经与他亲近的幕僚赵戴文、赵丕廉等精心研究，最终，山西籍的共产党人薄一波，成为他的首选。阎锡山统治山西几十年，深谙世故，善于在各种势力中左右逢源，他首选薄一波，主要是基于三种考虑：首先，他需要树立一面抗敌的旗帜，有山西特色的牺盟会成为他抗日的旗帜，但牺盟会成立后的工作显然不能让他满意，他需要人来改变这一局面；其次，他需要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展示新的面貌，有共产党背景和号召力的抗日活动家为他“服务”，何乐而不为；第三，他需要延揽一些值得信赖的进步青年，有“共产党”和“乡土关系”双重身份的杰出人才成为他当然的选择。1936年10月，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山西籍的薄一波、杨献珍等人回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接办并改组了牺盟会组织。牺盟会全称为“山西牺牲救国同志会”，是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成立于1936年9月，最初是由当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杜任之、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等倡议，经阎锡山批准组织的。由阎锡山任会长，他的亲信梁化之任总干事。但成立不久，工作即告停顿。薄一波等人到山西后，利用自己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采取“戴山西的帽子”，“说山西话”，但实际贯彻中共抗日主张的“特殊工作方式”，积极宣传组织抗日。薄一波担任牺盟会秘书长后，依靠共产党人，不仅将牺盟会逐步地改造成为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而且利用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对山西旧军丧失信心，急于扩充实力之机，成功地组建了革命武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又称山西新军）。以此为依托，在山西站稳了脚跟，抓住了实权，发展了革命进步力量，推动阎锡山走向抗战。中共还与阎锡山达成了在太原建立中共秘密联络站和中共秘密电台以及开辟晋陕交通线、晋陕通商等协议。七七事变后，公开设立了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这是中共在国统区设立的第一个办事处。
薄一波等人的出色工作，使山西出现了极为有利的抗战形势，为八路军入晋抗日和创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诚然，阎锡山这样做是想借共产党的力量维护自己的统治。阎锡山曾说过：“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利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即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以利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周恩来到山西，就是要利用他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一面，推动他抗战。
9月7日，周恩来与阎锡山在山西代县太和岭口行营指挥部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以后又进行过多次会谈。此时日军已攻占南口、张家口，傅作义部也正准备从大同撒出。阎锡山对晋绥抗战已失去信心。周恩来为提高阎的抗日信心，耐心地给他分析了形势。指出目前虽然敌强我弱，但坚持下去，日军会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会一天天好起来，最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失败，鼓励他一定要坚持抗战。周恩来的话使阎锡山解除了许多顾虑。他请周恩来为他指挥的第二战区写了作战计划。周恩来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这一任务。阎锡山十分称赞这个计划，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
对阎锡山当时表现出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周恩来给予了积极评价，希望他履行诺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到底。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
经过几次会谈，周恩来的谈吐、作风、才能，都给阎锡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叹地说：“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并曾当众说过：“要是我们有周恩来这样一个把式就好了，可惜我们没有。”
周恩来在山西前线，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开展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局面的。
第一，协调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并为山西抗战出谋划策。1937年9月初，平绥线上的战略要地相继失守，日军长驱直入。为挽回晋北局势，阎锡山准备在平型关与日军作战，希望八路军与之配合。周恩来、朱德与他一同制定了平型关战役的计划，决定八路军以运动战的形式进行配合。9月24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八路军115师主力在广灵、灵丘以南待机，宋时轮支队出晋东北游击，王震旅开阜平，贺龙率120师师部及张宗逊旅开晋西北，驰援雁门关。平型关战役打响后，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东北由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右侧高地设伏，歼灭日军1000余人，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场重大的胜利——平型关大捷。这次大捷，使八路军军威大震，也使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为之提高。平型关战役后，阎锡山、卫立煌等决心对日军进行有效抵抗。为推动他们坚持抗战，周恩来应邀与他们一道多次研究作战计划。协调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
从1937年10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山西战场与日军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忻口会战。阎锡山为阻止日军攻占忻口。进而占领太原，抽调了八万余兵力，由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同日军作战。周恩来经中共中央批准，携带电台随阎锡山行动。在制定忻口战役作战计划时，周恩来应邀参加了商讨。阎锡山、卫立煌、傅作义等根据敌军三路进攻的态势，决心以忻口为必守阵地，把作战地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区域，主力集中在中地区，待部队调整后，中地区部队向代县、忻口之间的敌人出击；右地区部队向代县、平型关问侧击；左地区部队钳制进攻宁武之敌，以主力防守正面他区。周恩来经仔细考虑忻口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兵力分布情况后，对作战计划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主张在中地区，应以小部兵力钳制当面之敌，而以主力把敌军诱到代县、忻口一线，求得侧面出击，加以消灭；在右地区的部队要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以牵制日军；左地区兵力较弱，可向宁武南北游击，破坏和阻止敌军的前进计划。
为配合忻口会战，周恩来还提议组织正太、同蒲两线铁路员工和井陉、阳泉矿工破坏铁路和煤矿。这个方案得到了阎锡山、卫立煌、傅作义等人的一致称赞，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对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配合问题，针对阎锡山、卫立煌提出调八路军129师参加忻口阵地战一事，他向阎等说明八路军在决战中不是主力，但在敌后游击战中将起决定作用，应该给129师独立自主的机会，使它迂回敌军后方，伺机打击敌人。他同时提出：调王震旅归还贺龙师建制以加强左翼，并与阎、卫等商定：为使参战部队统一指挥，右翼晋军十个团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其中一些建议得到了阎锡山的采纳。
在战役进行过程中，周恩来及时地协调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八路军在配合作战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如120师在10月18日袭击敌军交通线，一举摧毁日军运输汽车五百多辆，歼敌五百多人，并一度收复了宁武和雁门关，给进攻忻口的日军运输线造成很大困难。129师一部夜袭阳明堡机场。烧毁敌机二十四架，使急于夺取忻口的日军失去空中支援能力。115师在繁峙、蔚县、曲阳一带配合作战，收复了这些城镇和平型关等重要隘口，切断了日军通往张家口、北平的交通线。八路军的这些战绩受到忻口战役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的高度赞扬。忻口会战结束后，他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没有把129师调去打阵地战是做对了。阳明堡烧了敌人二十四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于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
周恩来还向阎锡山一再建议：正面硬堵，不如用少数兵力钳制敌人，主力向东北出击，加强侧面部署，以阻止敌军突入，避免败绩。阎锡山表面上对周恩来的建议表示同意，实际指挥作战中却并未按照周恩来的建议进行。结果国民党军队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由于战役指挥上的失误，导致了国民党军队的接连失利。10月31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全军后撤。11月8日，太原失守。忻口战役至此结束。忻口战役使国民党军队付出了伤亡5．5万人的代价，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在战斗中阵亡。
太原失陷后，周恩来赴往临汾，与阎锡山等人继续会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共同坚持华北抗战问题。
这一时期，周恩来在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协助其制定军事作战计划的同时，对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做了积极的团结工作。卫立煌是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的一员得力战将，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时，卫立煌是该军第三师的团长。在忻口战役开始前，周恩来向他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并着重向他指出：“从整个战略战术来说，应当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法，主动地打击敌人。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使用消极单纯防御的战法。在防御当中，也要好好采取积极的‘反突击’”忻口、太原沦陷后，周恩来与卫立煌在临汾再次见面。卫对战局前途表示悲观：“山西这几仗没有打好，实在可惜。
现在许多地方被日军占去了，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没法反攻，而且日军一定要南下，恐怕晋南也保不住，最后只有依赖黄河天险来阻止敌人了。”对此，“周恩来用了较长时间列举了七八条理由，详细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及其前途，（说明）即便敌人继续前进到风陵渡，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进行持久战，使日军无法结束战争……卫立煌仔细听了这些分析，觉得这些道理都讲得对，符合实际，大大鼓舞了他留在山西坚持华北抗战的决心”。周恩来与卫立煌多次倾心交谈，使后者在思想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后他一直与八路军保持了较为友好的关系。
周恩来与傅作义的接触也较多。傅作义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全面抗战爆发后，曾以绥远省主席名义致电阎锡山，请求回绥（远）守土抗战。阎不同意，要求他守卫山西。但阎锡山对他不放心，希望周恩来去见傅作义，疏通关系，请傅作义与晋军共同守卫山西。周恩来与傅作义在大同首次见面。他赞扬傅作义在长城抗战和绥东抗战中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并诚恳地向他提出，抗击日本侵略者，不能单靠正规军，一定要把民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与正规军共同作战。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恩来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很善于谈判，讲话能打动人。傅作义对他很佩服。”忻口失守后，太原危在旦夕。国民党将领大都不愿坚守太原，傅作义毅然站出来说：“弃土莫如守土，太原城我守！”对傅作义的这一举动，周恩来表示赞赏，同时关切地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这番话使傅作义深为感动。回去后，他把周恩来的话向他的心腹复述了一遍，并要求把这番话记录下来。周恩来在撤离太原之前，再一次会晤傅作义，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战略上不应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要注意保存有生力量。这些谈话使“傅作义曾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认为应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团结抗战。同时深感过去老一套的战法已经不行，要学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学习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实行军民合作，发动民众，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周恩来还会见了四川地方势力派代表人物邓锡侯。邓曾任四川省省长、二十八军军长等要职。全面抗战开始，请缨抗战。此时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正率部在山西前线作战。阎锡山对这个外来者不管不顾，甚至连一张山西军用地图也不给邓。周恩来知道此事后，亲自给邓锡侯送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邓大为感动，说：“你雪中送炭，真是患难见知己啊！”由此，建立了中共与四川地方势力派的联系，为以后南方局加强与四川地方势力派的交往开辟了道路。
在协调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同时，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阎锡山多次协商八路军活动区域，并说服他接受了八路军执行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周恩来还到河北保定、石家庄，会见了在第一战区指挥作战的刘峙、徐永昌、程潜、冯治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商谈八路军准备进入河北境内作战的问题。这对八路军三个师后来创建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晋冀豫等根据地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二，指导统一战线组织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建立和牺盟会工作。周恩来到山西后，向阎锡山提出：“要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就要动员广大群众，使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的战争。山西已有牺牲救国同盟会等群众组织，更应扩大做动员工作。如果再不动员民众，军队就无法补充，作战将无人援助；民众武装将无法建立，强悍者将受敌人的屠杀，懦弱者将变为日本顺民，狡黠者将变为汉奸……我们如不愿意这样，只有毫不迟疑地教育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起来共同担当起山西和华北的持久游击战”。周恩来还要求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薄一波做阎的说服工作。经过商谈，阎锡山同意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及晋北沦陷区成立在第二战区行营指挥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任务是实施战争全面动员及组织游击战争。该会由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晋察绥三省政府、战地各军及牺盟会等团体代表共同组成，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公开参加领导。
阎锡山指定周恩来为战动总会起草了《工作纲领》，经阎锡山同意后施行。纲领的核心内容是：一、积极组织、训练、武装民众；二、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三、实行民主政治等。战动总会是一个特殊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说它“特殊”，就在于它是由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为阎锡山认可的统一战线形式。中共中央对这样一种统一战线形式给予了肯定。认为战动总会等一类统一组织可以使共产党“经过和国民党的这种共同行动，以达到国共两党的合作”。在战动总会的人事安排上，周恩来建议由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续范亭担任战动总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在讨论各部部长安排时，周恩来坚持反对阎锡山派亲信担任人民武装部部长，提议由八路军代表程子华担任。他对阎说：“到战区和敌后主要是打游击的，你们的人员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应由八路军方面的人员担任。”1937年9月20日，战动总会在太原成立，主任为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武装部部长为程子华，组织部长为南汉宸。
战动总会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形式，如何开展工作？这是周恩来十分关心的问题。刚开始，中共中央北方局内部出现了急功近利的“左”的倾向：认为必须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否则就是汉奸；如果不执行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方针，参加战动总会工作的干部就要辞职或者不去工作；要求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参加山西政权，阎锡山如果不接受，就公开对他进行批评。周恩来在北方局会议上批评这种急躁冒进的情绪。他说，能否在晋绥以共产党名义参加政权，这必须取决于南京中央政府；现在八路军在第二战区即将成为政权的重要力量，以八路军的名义领导战动总会的工作最为适宜，便于使新的政权逐步取代旧的政权机关；共产党员个人参加这一工作的，在工作中必须力争我们主张的实现。而不是辞职；如果当局违背抗战方针，当然应该坚决反对，否则就应该协商进行；许多事还必须要积极地让阎锡山去做，争取其许诺的事情能够兑现；对事可以公开进行批评，但暂时不要进行点名批评人。在周恩来的指导和帮助下，北方局内部统一了认识。
战动总会是继牺盟会之后另一个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合法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组织。它成立后，与牺盟会一起，对组织发动山西地区的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我们党就是通过牺盟会、动委会到处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来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战动总会是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一个重大的创举。通过这种形式，共产党加强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共同抗战。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战动总会各级组织普遍在山西各地建立起来。由于中共山西省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急躁情绪没有完全克服，在思想上拒绝利用合法形式，只愿意单干，不愿与党外人士合作；在组织形式上，反对牺盟会和战动总会这些合法的统一战线形式，不愿意参加战动总会、牺盟会，处处想以八路军的面目出现；在工作方式上，不加分析，只要是晋军就骂，引起外界反感。对于友军和同盟者的真正错误，又不懂得批评，不知道如何纠正。阎锡山虽然同意设立战动总会，但始终对它存有戒心，特别是对八路军公开参加战动总会领导存有明显的戒心。他怕左派同共产党靠近，怕群众倾向共产党。山西地方党组织的做法更加深了阎锡山的戒备。因此，阎锡山由开始时持积极态度逐渐转向消极对待战动总会。山西地方党组织的这些过激的做法不仅会危及战动总会的存在和活动，而且有可能严重影响中共在山西与阎锡山的合作局面。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周恩来于1937年10月14日致电洛甫、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提出了推动山西局面发展的总体设想：从大局看，要推动阎锡山前进。在共产党方面，要以团结反对分裂，以信任反对挑拨，以争取合法反对取消。策略是：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具体办法是：凡是可为阎锡山接受的，尽量向他建议，由他出头去办，影响他周围的人，以改变其内部成分；战动总会的活动范围可暂时限定于指定县份，不必再求扩大；对广大民众的动员名义一律通过战动总会，要密切同牺盟会的合作；祛除阎锡山、梁化之等人的怀疑与恐惧，改变他们的一些不正确观念，以求得彼此的信任，推诚合作。毛泽东等人赞同周的看法。19日，他与洛甫回电：山西须坚持与阎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按照一定政治原则与阎及部下合作，对原则决不让步，对执行此原则的方法必须十分讲究，不可锋芒毕露，引起晋军分裂。
急躁冒进的做法对山西统一战线工作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太原失守前夕，阎锡山竟将派到战动总会工作的晋军人员全部撤去，企图使它失去统一战线的合法名义而自行解散。为此。周恩来告诉战动总会中共负责人程子华：“阎锡山撤走干部，要拆台，我们不要上当。战地动委会的组织形式还需要，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战地动委会顾名思义，就要活动在敌人占领的‘战地’，开展游击战争。他撤走干部也好，便于我们更好地发展。你们要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根据地。”由于周恩来和程子华等共产党人的影响，战动总会主任续范亭态度坚决，坚持战动总会的工作，支持打游击。续范亭和战动总会内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并团结了国民党和阎锡山方面一些坚持打游击的人，共同斗争，使战动总会得以保存下去。太原失守后，战动总会深入晋西北，与八路军120师靠拢，摆脱了阎锡山的影响，继续在晋西北、雁北及绥远、察哈尔等地开展抗日动员、组织工作。
周恩来在山西期间，十分关心牺盟会和决死队（新军）的发展，代表党中央对牺盟会的工作和新军发展多次作过指示。1937年9月25日，在牺盟会全省代表大会上，他作报告，勉励牺盟会做好群众的发动、武装工作，成为武装山西民众的领导者、组织者，保卫山西，保卫华北。他和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商定：北方局的工作以争取山西为华北抗战根据地中心，同时加紧布置绥远、河北、察哈尔的游击战为重点。10月18日，鉴于一些地方党组织的“左”的错误倾向，周恩来、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转贺龙、关向应，要求他们注意支持与发展晋军中的左派力量，凡在八路军驻地及附近如有决死队、教导团驻扎，不管他们有无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应积极争取和影Ⅱ向他们，同他们密切合作，如此方能推动阎锡山进步。他要求检查上述工作中是否有过“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当太原城危在旦夕时，阎锡山准备下令决死队“死守太原”。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向他提出，决死队刚刚成立，没有经过训练，缺乏实战经验，守太原起不了多大作用，不如让他们到各地去，可以起更大作用。这番话促使阎放弃了这一想法。
在反对统战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倾向的同时，周恩来也十分警惕右的趋势。10月19日，就日军对山西发动猛烈攻势并企图夺取上海以致使南京政府对持久抗战发生动摇，国内和平妥协空气有上升势头的情况，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博古、叶剑英，指出：中国抗战已进入新的危机，建议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宣言，反对和平妥协，要求开放党禁，开放民运，改造军队，武装民众。为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抗战到底；向南京政府提出抗战紧急方案；向阎锡山、卫立煌等提出保卫华北的计划；要求蒋介石增派军队到华北支持抗战；反对国民党各军退过黄河南岸；八路军在华北采取积极行动，直接配合友军作战，并扩大游击战争。毛泽东、洛甫回电：“对大局分析及我党政策完全正确，我们完全同意。”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山西战场停留了80多天。他正确执行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阎锡山、晋军及中央军高级领导人建立了比较好的合作关系，统一协调了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形成了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最为密切的军事合作，为实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山西为重点的战略部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出任长江局副书记兼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同时充满着复杂的阶级矛盾。统一战线的主要成分中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两党都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另一方面，双方没有合作的共同政治纲领，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这些特点。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对外进行民族斗争的同时，内部必然存在着阶级冲突。由于国共两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体，矛盾冲突也主要表现为这两大政党的冲突。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阿部特别是国共出现矛盾与冲突时。就只有采取“东方式的手续”——遇事协商，即谈判——来解决。
谈判的重任又一次落到了周恩来的身上。
上海、太原相继失守以后，日军继续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战局的危机日益加深，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弊病已充分暴露，但它仍不愿实行全民抗战。1937年12月。为了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继续推动国民党政府的改革和进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南中国各省党的工作，并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和联系。不久，两个组织合而为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12月18日，周恩来到达武汉。
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华中重镇——武汉。此时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国民党中枢机关在南京失陷后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全国性救亡团体和许多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云集于此。《全民周刊》、《抗战》、《抗战文艺》、《自由中国》等进步刊物纷纷在武汉出版发行。“武汉成为实事上的抗战首都”，这为周恩来充分展示他的交际才能，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长江局成立后，主要任务之一是同国民党当局继续就加强两党关系问题进行谈判。长江局由王明负责，周恩来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兼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主要是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他在武汉时期为改善与加强国共两党关系做出了杰出贡献。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关系正式建立起来。然而，国共合作事先没有确定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组织形式。因此，寻求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和共同的组织形式，便成为周恩来抵达武汉后一段时间内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主要内容。一到武汉，周恩来就同陈立夫进行会谈。陈表示要调整两党关系。12月21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同蒋介石会谈。这是周恩来等到达武汉后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周恩来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国防军事工业机关、征兵委员会、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王明谈到了目前的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合作任务、国际活动情形和共产国际的某些建议。博古谈了陕甘宁边区、国民党派驻八路军的联络参谋和八路军办事处等的情况。蒋介石这时显然对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比较满意：“蒋当面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彼所想的亦不过如此。”还表示：“外敌不足虑，他欲前进困难欲多，（我国）军事虽失利不足虑，只有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参加这次会谈人员，中共方面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有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双方还就成立国共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并商定：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等与中共代表团共同协商。
有了好的开头，似乎前景让人乐观。周恩来与蒋的第一次会谈比较愉快，共产党在国统区办报的事也很快得到国民党中宣部的批准。《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在武汉正式创刊，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题词表示祝贺。
在中共及其它党派的推动下，蒋介石国民党开始体现出一些“民主”。1月上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议改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要求既要有国共两党、救国会、国社党等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也要吸收其他坚决抗日和真正代表民意的分子参加。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了国民参政会议长、副议长和参政员的产生方式和参政会的性质、职能。正副议长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参政员由各省市和国防最高会议提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核确定。《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参政会得提交建议案于政府”，“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之权”，但规定：决议最后的确定权在国防最高会议。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在国民党公布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200名参政员中，国民党为88人，占44％；其他政党和无党派人士112人，占56％。其中共产党有7名，毛泽东、王明、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吴玉章、秦邦宪等被指定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第四届参政会上，增加周恩来为参政员）；无党派人士85人；其他抗日党派20人，其中救国会有3名（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国家社会党6人（张君劢、罗隆基、胡石青、徐傅霖、陆鼎揆、梁实秋），青年党7人（李璜、曾琦、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常燕生、喻维华），第三党1人（章伯钧），中华职业教育社2人（黄炎培、胡厥文），乡村建设派1人（梁漱溟）。从人员构成看，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还多少体现了一点民意。
此后，第二、三届国民参政会中国民党的参政员名额不断增加。到第四届一次会议时，在290名参政员中，国民党占74％以上；共产党员8人，不到国民党的4％；民盟12人，不及国民党的6％；国民党外的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员合计不到总数的16％。按照国民参政会议事规则规定，建议提案要有20名参政员联署；临时动议案要有40名参政员联署。因此，在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连法定的书面询问或建议提案的参政员人数都不够。所以，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一个有咨询权而无决定权的清议馆。不过，对于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来说，这毕竟是一个进步。
然而，表面的缓和与轻松是为了掩饰深层关系的僵持。对一些关系到两党关系根本改善的问题，如共同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国民党领导人无意真正解决。蒋介石对此采取了拖延战术，或者不明确表态，或者答应了又变卦。如关于共同纲领问题，1937年12月26日，两党关系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时，推定由周恩来、刘健群共同起草。但到第二次会议召开时，国民党方面将议题转向要求中共让苏联出兵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上，未能讨论周恩来和刘健群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1938年春，双方又共同协商和起草了一个共同纲领草案，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始终未提出正式意见，两党关系委员会自此也就形同虚设。再如，关于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曾提出三个方案：第一，将国民党改组为民族革命同盟，其他政党加入；第二，各党派组织联盟，拥护蒋介石为这个联盟的最高领袖，实现党外合作；第三，不要固定形式，遇事协商。其中第三种形式只是临时办法。在国民党看来，第一种形式如吴稚辉所说，共产党是“猴子”，钻进来搞党中党，不愿意；对第二种方式，国民党也觉得是两党平分政权，而他们建党早，资格老，共产党年轻，才17岁，不愿意平等。所以蒋介石否定了前两种方式，因而合作过程中始终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剩下的只有遇事协商。
蒋介石在上述重要问题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愿意从根本上承认共产党，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反而把共产党当作心腹之患。这从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在七七事变前的杭州谈判中，他要求中共只讲与他个人的合作，不要讲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共以后参加国民大会不要用共产党的名义。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的态度仍是这样。1938年12月13日，王明、周恩来在联名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对两党关系问题，他说（蒋介石——引者注）：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的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是）不变的。”蒋介石的真实心态在此暴露无遗。
武汉时期，周恩来还就承认并扩大陕甘宁边区、补充并扩编八路军、新四军问题，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关于边区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过多个方案，都被蒋搁置下来。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编和补充问题，蒋介石也是找各种借口拖延。虽经周恩来与蒋反复交涉，南京政府发放了少量津贴、服装和武器，但扩编问题，蒋总是不予解决。
周恩来和长江局在武汉时期另一个重要工作是积极推动国民党抗战。因此，对国民党的每一个进步，周恩来所在的长江局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新华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对国民党准备保卫大武汉的举动，周恩来、王明等长江局领导人也给予了支持。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则予以坚决的反击。1938年初，CC系、复兴社突然掀起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宣传运动，鼓吹“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他们控制的《扫荡报》、《武汉时报》、《血路》、《抗战与文化》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共文字，把陕甘宁边区说成是新的封建割据，说什么国民党外其他政党的存在，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等等。这种反共宣传一时甚嚣尘上。2月6日。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决议“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提议建立民族革命同盟。以更加巩固统一战线”。10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陈立夫时。表示：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只好回答：《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本人的意见。他还表示：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唯愿融合成一体。在孙中山纪念日（3月12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怎样纪念孙先生的伟大》一文，回顾历史，阐述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反共宣传进行了批驳。
四、出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蒋介石虽然对于共同纲领、合作的组织形式等主要问题都无诚意解决，但在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各中间党派的呼吁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还是被迫采取了两个有限的局部的改革措施，一是前文已经提到的组建国民参政会，二是邀请共产党的领导人到国民党政府个别部门或个别机构任职。周恩来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1938年1月。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邀请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陈诚亲自登门邀请周恩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通过张群出面请周恩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对这些邀请，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最初都婉言谢绝了。谢绝的原因是：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议草案》。文件指出：今天国民党政府还是“一党专政的政府”，“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政府的时候”，“中共才能去参加”。“在党中央还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地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行政院是国民党政府机关，军事委员会是“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部门。所以，作为党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遵守规定，再三谢绝让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官员的邀请。
但蒋介石要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决心似乎很大。一再请周恩来出来做副部长。即使周恩来回答说，这样会引起两党磨擦，蒋介石仍坚持己见，表示不怕磨擦，可以避免磨擦，并说政治工作方针是加强部队，发动民众。副部长职权可明确规定，能免其责，编制人事还未定，都可商量。
由于国民党方面的一再邀请，周恩来、王明、博古等认为有接受邀请的必要。他们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孔祥熙为主和派，行政院方面应该拒绝；政治台部属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屡推辞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国共合作者找到借口。中共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意见，批准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样，周恩来成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要职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为什么这时坚持要周恩来出任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要职呢？分析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
首先，国民党蒋介石想借共产党要员出任国民党政府要职，起到为国民党政府“民主”改革作点缀的作用。共产党是中国仅次于国民党的大党，中共领导人出任要职，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一定程度上的承认，另一方面则表明蒋介石对小党派的排斥态度。同时，这样做，可以一箭双雕，既点缀自己，又起到搪塞中共和各小党派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专制，吸收各抗日党派参加政府的作用。无论对国内还是对国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据当时担任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的阳翰笙回忆说：“蒋介石他们的如意算盘想得很美：有周恩来、郭沫若（第三厅厅长）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又通过郭老延揽大批的文化、学术、文学艺术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第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让周恩来当空头副部长，郭沫若做空头厅长，既装潢了门面，又羁縻了人才，这便是蒋介石心目中的‘改组政府机构’。”
其次，军委会政治部在四部中是最没有权力的，以中共人员出任要职不可能影响国民党军政方针。而且即使在政治部中，部长是陈诚，周恩来只是主管抗战宣传的副职之一，所以任副部长期间，周恩来能够影响和控制的只有第三厅。
第三，蒋介石比较重视政治工作。抗战期间，蒋介石多次举办军官训练班，亲自去训话，大肆贩卖他的“四维八德”，目的就是为了鼓舞军官们效忠于他本人、效忠于“党国”的士气。蒋介石深知中共对政治工作十分重视，效果也非常显著。蒋介石想利用中共要员出任政治部副职，借助中共的力量，帮助他鼓励军队和民众抗日的士气。
第四，欣赏周恩来的才干。蒋介石与周恩来曾经长期合作共事。蒋为黄埔军校校长时，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时，蒋是东征军总司令，周为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周恩来又多次会谈，尽管代表不同的政党、不同的利益，但蒋介石对周恩来的才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事实上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后，没有也不可能仅仅替蒋介石“装潢门面”，而是利用这一有利的职位，依靠分管的政治部第三厅，广泛地团结各界人士，巩固和扩大民族抗统一战线。
最方便也是最直接的是把政治部第三厅变成一个统一战线机构，广泛地团结文化、艺术界人士，宣传鼓动抗日。蒋介石在请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同时，邀请郭沫若出任负责宣传的第三厅厅长，让特务分子刘健群做第三厅副厅长，实际是想借郭沫若的名，而让实权掌握在刘手中。郭沫若知道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坚决拒绝做厅长。周恩来为此多次做郭沫若和其他不愿意去这个机构工作的进步文化人士的工作。周恩来对郭沫若说：“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时我们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郭沫若是在南昌起义后南下途中，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后流亡日本十年，直到抗战爆发才回国。回国后，郭沫若恢复了党的关系。他语重心长地对不愿去第三厅工作的郭沫若等人说：“要知道，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全国各中间党派、人民团体要求政府改组，政权公开，国民党就是寸权不让，死不公开。为什么？他要一党专政嘛！我们如果有一个政府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做许多事情。目前是要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现在许多人想到前线去工作，去拍新闻片，国民党就是不允许。如果没有他们司令长官的同意，他们就可以说你是汉奸，把你枪毙或活埋了。我们拿着三厅这个招牌，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农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民众。也可以宣传士兵。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意义就在这里。大家应该热情地又很清醒、很有警惕地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经周恩来劝说，他同意担任第三厅厅长一职；但又表示，希望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痛痛快快地干一场。周恩来又说服他以党的利益为重，以非党身份工作为好。正好这时，蒋介石原定的副厅长刘健群因桃色事件被迫离开武汉，改以国民党人士范扬和武汉大学著名教授范寿康担任副厅长，为郭沫若出任厅长扫除了障碍。在周恩来的劝说下，郭沫若、阳翰笙等一批著名的文化人士或担任了第三厅的领导职务，或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
1938年4月1日，第三厅宣告成立，下设三个处（五、六、七）。每处设三个科，共九个科。胡愈之出任第五处处长，主管动员工作，第一科科长徐寿轩，负责文字编辑工作；第二科科长张志让，负责民众动员工作；第三科科长尹伯林，负责印刷、发行、总务工作。田汉出任第六处处长，主管艺术宣传工作，第一科科长洪深，负责戏剧宣传工作；第二，科科长郑用之，负责电影工作；第三科科长徐悲鸿，负责美术工作。第七处处长由范寿康兼任，主管对外宣传和对敌宣传工作。第一科科长杜国庠，负责设计及日语翻译工作；第二科科长董维健，负责国际宣传工作；第三科科长冯乃超，负责对日文件起草，协助日本作家鹿地亘主持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工作。阳翰笙担任第三厅主任秘书。
在周恩来的领导和郭沫若的影响下，第三厅延揽了大批的文化艺术界人士。除上述人士外，文化名人有近2000名在第三厅工作，还有：金山、郑君里、赵丹、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张乐平、李可染、叶浅予、傅抱石、罗工柳、沈同衡、任光、石凌鹤等，其中即有共产党员，也在非党文化界进步入土。
第三厅附属有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3个电影放映队、1个漫画宣传队，还有“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战地文化服务处”、“全国慰劳战士委员会”等团体。第三厅成立后，周恩来针对蒋介石反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及时地就如何开展工作向郭沫若、阳翰笙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我们到第三厅去，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去坚决斗争，而且是一种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对国民党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政治宣传大纲，周恩来说：“我们宣传我们的十大纲领，各人宣传各人的。对他们那一套，我们是不管、不理、不踩，怕它什么”。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第三厅成立后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
第一件大事就是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为了搞好这次扩大宣传周活动，在4月7日举行的扩大宣传周开幕式上，周恩来发表演说，号召抗战宣传不仅要深入，还要扩大，要把武汉的扩大宣传周“扩大”到全国各地去，武汉要成为全国宣传工作的模范。他提出：此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到工厂农村去，到前线、战壕中去，提高广大工农的抗战意识和激励士兵的杀敌情绪。’文字宣传要力求生动、具体、通俗，口头宣传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艺术宣传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无论漫画、电影、演剧，都要使人看了听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要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兴奋得矢志报仇。宣传队要做到本地人与外省人渗入组合，宣传要注意对象，说出他们能懂的话，提出他们可以接受和可做到的办法。应该印发小型的宣传刊物及画报送往前线，派宣传队分赴前线慰劳，募集药品和经费支援前线和伤兵，还要使这次宣传扩大到敌占区和敌人的队伍中去。周恩来的这些意见不仅对本次扩大宣传周，而且对整个第三厅的工作，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宣传周通过歌咏、美术、戏剧、电影、漫画等形式广泛宣传抗战。从4月7日到12日，每天一个主要节目，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宣传周还举行了庆祝台儿庄大捷的武汉三镇六十万人的火炬大游行，“火炬照亮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谁能说人民是死了呢？谁能说铁血的镇压可以使人民永远窒息呢？”抗战宣传使在刀光血影下几乎窒息了的武汉人民重新焕发了大革命时期蓬蓬勃勃的那种革命气息。
第二件大事是广泛发动“七七”献金活动。通过广泛的发动，短短5天时间，参加者就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了100万元，远远超过第三厅成立前政治部搞的“献金”活动募捐总额，那次总共才募得4000元。毛泽东也从延安打来电报，献出他的国民参政员月薪。周恩来献出当月全部薪金240元。此次献金运动是在徐州失守后举行的，给了人民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第三件大事是组织演剧队和宣传队分赴前线演出。周恩来向陈诚据理力争，要了十几个团队的编制，在阳翰笙、田汉、洪深等人具体筹划下，建立了十二个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的演员都是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十二个救亡演剧队和被国民党当局强迫解散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等有影响的团体中选拔的。周恩来对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十分关心，要求他们“打入国民党的部队去，到各战区去，占领文化阵地，用国民党的钱，穿国民党的军衣，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分赴各个战区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宣传鼓动抗日。
周恩来利用第三厅这个机构，广纳人才，组织和派遣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到各个战区前线去，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宣传抗日，把第三厅变成了一个合法的统一战线组织，巧妙地利用合法手段，突破国民党的禁区，使之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方针的重要阵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国统区开展宣传斗争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大措施，极富创造力，有力地配合了我党的抗日宣传斗争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
由于当时的武汉，从各地来的文化界人士很多，政治倾向也不尽一致。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不可能把他们都容纳进去。所以在筹备第三厅的同时，周恩来又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以便把云集武汉而未参加第三厅的众多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专程拜访了冯玉祥，请正在他那里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来主持文协。老舍（舒舍予）曾说过：“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是一个抗战派。”在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化界人士中间，老舍享有很多的威望。冯玉祥答应了周恩来的请求，并对文协给予了慷慨资助。
1938年3月27日，在周恩来的推动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四十五人被选为理事，周恩来、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宋美龄、孙科、柳亚子、陈立夫、何香凝、陈诚被选为文协名誉理事。老舍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主持协会工作。文协团结了许多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化界人士。
五、广交各界朋友，寻求共同抗日
武汉时期，周恩来充分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与国内外各方人士广泛交往，争取和影响他们积极抗日。武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十年内战的长期隔绝状态后，重新与外界进行公开接触的重要时期。国统区许多人都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浓厚的兴趣，想看一看它究竟是否像国民党当局过去宣传的那样是“十恶不赦”、“青面獠牙”，也很想知道它的真实情况和具体主张。因此，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便成为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窗口。周恩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国民党上层和爱国民主人士中本来就有很多朋友，这次，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武汉，更是积极主动地同各方面从容周旋，重叙旧情，广结新交，开诚合作，向他们阐明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与国民党军政人员广交朋友，是周恩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举措。周恩来十分重视与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的交住。陈诚、邵力子、张治中等人是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认识的。作为政治部副部长，在工作中，周恩来与他们有着较多接触，对他们当时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要提到的是，在武汉时期，周恩来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冯玉祥是西北军领袖，曾经多次反蒋。九一八事变后与中共合作，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军，是国民党内著名的抗战派。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先后委任他担任过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但没有指挥实权。1937年底，冯玉祥迁居武汉，在宣传鼓动抗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请著名作家老舍、何容等编辑《抗到底》和《抗战画刊》；组织人员唱抗战歌曲，他不但自己唱抗战歌曲，还在自己卫队手枪兵中挑选会唱歌的士兵到广播电台去演唱。在他的推动下，兴起了大唱抗战歌曲的热潮。与此同时，他在汉口武库街办了三户印刷厂（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义），大量印刷抗战图书。1938年2月7日，周恩来托人向冯玉祥表示：拟请一见。冯开始还有些顾虑，后来才改变态度。14日，周恩来到武昌冯玉祥的寓所拜访，几天后冯玉祥又到汉口回访周恩来。之后双方多次往来。双方见面时，交谈对时局和抗战前途的看法。周恩来向冯玉祥详细介绍中共的全面抗战主张，分析中国持久抗战的条件，给了冯玉祥很大启发。首次会面后。冯玉祥感慨地对身边人说：“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第二天，他在会客厅写下了八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冯玉祥从周恩来处了解到国共磨擦日渐增多的情况，感叹地说：“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动，在这种时代不求进步，是一种自杀办法。为大众谋利益，为大众而信仰，哪有这种办法？”“应当多送学生去陕北，以应时代的推动。不要被时代的齿轮压炸了。”他主动请周恩来派人给他和他的随从人员讲课。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凯丰、吴玉章、李涛、叶剑英、邓颖超等先后前往冯处，讲授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持久战、妇女工作等问题。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冯玉祥开办的“三户印刷所”大量印刷列宁著作、《论持久战》和《新华日报》社论集单行本。冯玉祥身边有两位工作人员是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归来的，他很信任他们。
周恩来与白崇禧、李宗仁、程潜等人进行了积极交往。
武汉时期，白崇禧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同周恩来交往较多。1938年2月，广西学生军开赴前线，白崇禧邀请周恩来给学生军作讲演。徐州会战，白崇禧奉命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从武汉启程前，他特地把周恩来、叶剑英请到寓所，请教作战方针。周恩来提议，津浦路南段采取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驰骋于辽阔的淮河流域，时刻威胁日军，使日军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徐州以北则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对这个建议非常欣赏。他到徐州后基本上采纳了这个意见。5月，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称赞这是克敌致胜的最好办法。经白崇禧的推荐，蒋介石同意，《论持久战》成为国民党军队军官的必读书目。
李宗仁此时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周恩来、叶剑英特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建议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张爱萍向李宗仁分析这样做的三个有利条件是：一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后，几乎是长驱直入，非常嚣张，骄兵必败，日军还是孤军深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而且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进行配合，应该在有利的地形和敌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以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队在整个民众中特别是在国民党中的威信。李宗仁听了很高兴，说这个建议很好，并请张爱萍转告周恩来。这些建议无疑对台儿庄战役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年7月，周恩来还与李宗仁会商双方加强团结、共同抗日问题，派共产党员钱俊瑞以进步文化人士身份到李宗仁第五战区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程潜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春，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张友渔到第一战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李世璋处做设计委员，加强与程潜的联络工作。这使得程潜在以后与八路军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
何基沣是芦沟桥事变中的抗日名将。七七事变发生时，在芦沟桥打响第一枪的就是由他任旅长的吉星文团。1938年初，何基沣到了武汉。周恩来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称赞他说：“南京中山陵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芦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并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他到延安去。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何基沣将军秘密去了延安。1939年1月，何基沣被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后来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为人民解放军取得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周恩来也积极引导他们坚持团结抗战。1938年5月，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时任国民党第71军军长的宋希濂，勉励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宋表示：“我记住老师的话，在日本人面前，国共精诚团结，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武汉时期，周恩来还与四川、云南的地方势力派建立了联系。1938年3日，周恩来在武汉会见了川军将领邓锡侯，希望川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此时，邓锡侯正率部在河南驻防，回到河南前线后，曾派人给新四军送去一批弹药。后来，他率部移驻鄂北，又经常在枪枝弹药上支援新四军。对滇军的工作，周恩来很早就开始了。1937年8月，周恩来在出席南京最高国防会议时，与叶剑英在汤山同龙云面谈双方团结抗日、建立联系等问题，并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赠。这为以后中共与龙云的进一步交往奠定了基础。1938年2月，滇军第60军北上途经武汉，周恩来专门会见了该军第184师师长张冲，并应他的请求，派共产党员薛子正担任他的秘书。
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张冲后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在辽沈战役中率部起义。
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进行会谈、寻求改善和加强两党关系的同时，不但没有忽视对中间党派人士的工作，而且把这个工作作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对中间党派的左翼实行排斥的政策，必欲取消而后快。1937年7月，蒋介石接见刚刚被释放出狱的爱国七君子沈钧儒等人时，就提出：“现在已经抗战了，你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救国会就不要再搞了，你们今后可以在政府领导之下，参加动员民众抗战的工作。”对第三党，蒋介石亲自或通过陈诚、陈公博等人找该党领导人黄琪翔、彭泽湘、章伯钧等人谈话。以高官、地盘和经费为诱饵，要求他们取消第三党，没有成功。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采取了积极团结的方针。193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中就指出。只有“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联盟”。“才能使全国人民与全国各党派最坚固的团结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到最高限度；任何其他取消一党、一派或一切党派的勉强办法。都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明确提出了要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周恩来为团结中间党派倾注大量心血。上海失守后，武汉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各中间党派领袖集中武汉，这为周恩来与他们交往提供了条件。周恩来经常请他们座谈、茶叙。向他们通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的进展情况，介绍中共全面抗战方针，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开幕式前的一个月，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在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举行会谈，协调双方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行动。同一时期，周恩来、王明还同第三党（这时已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章伯钧、彭泽湘举行了两党会谈，商定要密切合作，共同战斗。周恩来还对救国会领导人默认蒋介石解散该组织的提议提出了批评。他说：“这等于接受了蒋介石取消救国会的意见，是错误的。救国会在群众当中有很大的影响，抗战了，更需要它做很多的工作，应该是保留并且发展，不能相信蒋介石会真正开放民众运动。”
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周恩来积极争取团结的对象。他十分重视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战中的作用，并将其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写入了有关协议。周恩来在庐山向蒋介石面交《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中，有关“建立国防经济”、“实现民生幸福”等内容，就体现出了他和中共中央的这一思想。随即，他在上海会见了潘汉年、刘晓等地下党领导人，指示他们“充分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上海的上层人士多为工商金融界人士。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深知：持久的抗战必须有相当生产能力的工商业界人士参加。到达武汉后，他对发动、团结工商界人士投入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除了在中央和长江局的会议上，对团结工商界人士的政策上继续作过一些阐述外，还与部分工商界人士直接会谈。他会见了章乃器、黄炎培、胡子昂等人，希望他们能“搞好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坚持抗战到底。”章乃器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后，从经费上给予了新四军不少资助。根据上海工商业者相对集中的特点，上海地下党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募捐劳军、宣传鼓动等方面，充分调动工商业界的爱国热情。各界民众为新四军的募捐，相当款项就来自这些人士。周恩来在武汉还会见了四川著名的民主人士张澜，希望他协助开展西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界人士共御外侮。他指定周怡（八路军重庆通讯处负责人）和罗世文（中共驻四川省特派员）在张澜回川后同他保持联系。这些工作，逐步提高了中间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为双方以后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在武汉时期的另一个极其重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的局面。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主要是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发生联系。众多国际人士、团体聚集武汉为周恩来与他们的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中国政府、共产党和宋庆龄向世界人民发出的谴责日本侵华暴行、批评英美等国对日绥靖政策、支援中国抗战的呼吁，这一时期开始得到广泛的响应。当时最大的几个反侵略国际和平团体如“国际和平运动会”、“国际反侵略大会”、“国联同志会”、“国际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等，先后召开大会声援中国，开展特别支援中国抗战的活动，发动所属组织及请求各国政府采取抵制日货等一切有效措施制裁日本。
对中国抗日战争最珍贵的也是最实际的援助是，各国还对中国提供资金、物资和派遣各种军事、医疗、记者等人员到中国支持抗战。这些援助一般都集中到武汉或由武汉分配到其他各处。如苏联以政府名义派“苏联空军志愿队”直接参加武汉空战，战绩突出。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加、美医疗队，印度国大党派遣的爱德华大夫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都是由武汉转道华北八路军根据地的。“国联”为协助中国防疫也特派卫生专家穆塞教授、劳勃生博士、兰斯特将军等多人来到武汉，然后分三路分赴西北、华中、华南三地开展工作。武汉时期也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最踊跃、最热烈的时期，是祖国人民与海外华侨最团结的时期。如，为支援祖国持久抗战，暹罗华侨在此期间曾组织两批义勇队共149人回国杀敌；菲律宾华侨组织青年战时服务团，马来亚华侨组织汽车工人服务队等回国参加抗战工作。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会长胡文虎）以支援祖国抗战名义举行筹赈大会，筹得30余万元，购买祖国急需的绷布供救难赈灾之用。与此同时，华侨在各所在国也积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援祖国抗战活动。如1937年12月14日，中国留学生在巴黎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新加坡，菲律宾马尼拉市，美国纽约州、芝加哥、旧金山等地的华侨，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这些活动不但激发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也唤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周恩来十分重视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视其为巩固、发展统一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武汉时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开始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时期。还在山西前线时，周恩来就先后会见了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英国《伦敦先驱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向他们说明加强中国军队、发展民众运动是华北抗战最要紧的事情。到武汉后，由于这里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心，既有常驻的各国使节和来自全球的外国记者，还常有一些外国团体和人士来访，扩大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面。周恩来直接领导了长江局下属的国际宣传组，要求他们与在汉的四十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性联系。凡是中共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都要邀请他们参加；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的新闻资料，这些资料由于及时准确，往往比国民党通讯社提供的资料更受外国记者的重视；同在武汉的外国驻华机构建立联系。即使对国民党出面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周恩来也要求国际宣传组尽可能地参加接待。除了上述工作外，国际宣传组还翻译了大量毛泽东的著作、抗日文章及八路军的战报，并最先翻译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外散发。
周恩来亲自会见在汉的外国友好人士如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1938年2月和9月，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率领的援华医疗队和印度援华医疗队相继来到中国。周恩来会见了医疗队成员，并亲自派人护送白求恩去延安。这两支医疗队为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还热情支持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等创办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并且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卡尔将军的协助下，中共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办事处对外称“粤华公司”，由廖承志负责，以经营茶叶为掩护，负责联系海外华侨及香港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周恩来协助荷兰著名电影工作者伊文思拍片，可以说是典型地反映了他对争取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抗战的重视程度。1938年4月，伊文思应宋庆龄邀请，到中国拍摄新闻记录片。伊文思到武汉后，周恩来曾到旅馆看望他。他拍摄过津浦战场的镜头后，希望去延安拍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活动场面，但国民党当局坚决不允许。为了弥补缺憾，周恩来作出安排，使他在武汉一所学校的教室里拍摄到了中共代表团活动的镜头。这些镜头成为后来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影片《四万万人》中的一部分，既宣传了中国抗战，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
武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的初创阶段，反映了周恩来作为一个政治家、外事活动家的战略眼光，体现了他的卓越才能。这一时期的工作不仅对抗战中后期，而且对抗战胜利后我党外交工作的展开具有深远意义，也从此开始树立周恩来作为一个伟大外交家的形象。
中共代表团在武汉时期，正是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抗日热情十分饱满的时期。中共中央代表团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采取了开诚布公的方针，推动国民党当局积极抗战、转向进步，对于国民党当局提出的有利于抗战的措施，采取赞助支持的立场；对于国民党破坏两党关系、破坏抗战的行为提出批评和表示反对。两党保持了比较融洽的合作抗日关系。周恩来在武汉的时间虽然不长（1937年9月～1938年10月），但以他为核心全面进行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在巩固和扩大国内统一战线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争取国民党民主派和抗日将领，争取地方实力派，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中间党派，等等方面），而且在开辟中国共产党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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