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和今天意义上的文人，是不一样的。
那天和朋友吃完饭，席间一位诗人说我开车送你吧。
夜色朦胧中跟着这位老兄走过去，赫然竟是一辆出租车。愣怔中朋友笑道：“这是我吃饭的家伙儿啊。”哦，原来诗人是靠开出租生活的。他说，这样的生活自由。
早年间的文人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候懂得文字的人很少，所以他们不会失业，也不会去开出租。连写了字的纸，也不敢拿来乱用的，要集了在土地庙烧掉的，那叫“敬惜字纸”。
时代真是不一样了，义务教育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当一当文人，所以，无论大家还是文人自己，都不再把自己当回事儿。
不过当文人还是稀有动物的时代，他们是很把自己当回事儿的。
他们把自己叫做“士”。
士为知己者死。
士不可不弘毅。
士可杀不可辱。
国家养士百年，仗剑死义，正在今日。
这说的都是中国文人对自己的期望。
瞿秋白被枪毙的时候，一路用俄文轻吟《国际歌》，步态轻盈，至枪决地选好地方，席地而坐，对刽子手微笑道：“此地甚好，开枪吧。”
一声枪响，秋白死矣。
资料中留下了一张他最后的照片：手里拿了一支纸烟，神态仿佛闲余和友人聚会时候一样。
有人说，瞿秋白到死骨子里都是一个文人。
我这一篇里，就想写写这些可以称作“士”的文人们的影子。
玲音之城——闲谈好男人
一
一次，在文章中提到林徽因选择梁思成，是她的聪明。于是有朋友问，梁思成与金岳霖比，如何？与徐志摩比，又如何？
事实上，我那篇文章中还有一段话也颇容易引发争议，因为我在对张爱玲、林徽因的对比中，讲张爱玲在婚姻的选择上不及林徽因，她嫁的胡兰成只能算二等好男人。
这评价麻烦可就大了。单单说胡兰成是二等好男人就会引来完全相反的指摘——或者说那家伙可是汉奸啊，还能算好男人？或者说老萨你可得去看看《今生今世》啊，二等好男人能够写出那样的作品来吗？
一百个演员，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何况一千、一万个观众呢？
萨的看法属于绝对不权威。
这里的“好男人”，只是对嫁给他的人而言，所谓胡兰成是二等好男人，萨是有一个标准的，徐志摩与之相若，而金岳霖先生，在我看来至少是一等的好男人。而梁思成除了是一等好男人，还有一点独特的东西，我想，这也是林徽因选择他的聪明之处。
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或风流倜傥，或才华横溢，或有趣多情，如徐志摩，胡兰成辈，便可称得上二等好男人了。其实，很多女孩子心中的偶像，大体如此。至于胡兰成做了汉奸，对张爱玲来说，她是无心分辨的。我想，林徽因初遇徐志摩，与张爱玲初遇胡兰成，心中的感受不会相差太多。
其实，林、张的婚姻生活，谁更快乐，是很难分辨的。
张爱玲得到了胡兰成，那种快乐宛若小儿得饼。胡兰成是她的天，她在给胡兰成的照片上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作为男人来说，胡兰成的确风流，而他对张爱玲并非无情，他是这样写过的——“爱玲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妒忌。”这句话说得爱怜横溢，尽管胡兰成的人品颇受非议，但如果没有段正淳一样的多情，也就不是胡兰成。张爱玲对胡兰成的风流，恐怕爱和恨是很难分清的。从张爱玲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胡在一起的日子里，一丁点儿的快乐，都会被张爱玲放大到如一个大饼一样大。
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婚姻，多年来人们议论中讲林或有感情以外的考虑。然而，我的一个朋友是梁家亲戚，回忆起家人谈梁林，那种羡慕与略带醋意的语调，即便隔了几十年仍然让人感觉扑面而来——林徽因在建筑设计上有着过人的敏感，然而，只有她的家人知道，这位才女在和梁思成一起工作的日子里，从来只肯画出草图便要撂挑子。后面，自有梁思成来细细地将草图变成完美的成品。而才女林徽因这时便会以顽皮小女人的姿态出现，用各种吃食来讨好思成。
这段轶事，是2003年的时候才知道的，以之询于中央美院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组的教授，那位一贯艺术家风度极强的老先生，脸上露出的是孩子气的微笑：
梁思成不在的时候，林徽因的图并不是不能自己画。
也许，她要的就是这种被思成宠着的感觉。而宠着林徽因，只怕也是梁思成最大的快乐。
女人，有时可以不讲理一下？
女人，有时可以不讲理一下。
二
徐志摩在紧追林徽因时，发现前来寻他的张幼仪已经怀孕，便说：“把孩子打掉。”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从这一段对话，也许可以看出徐志摩和梁思成最不同的地方。
当因了陆小曼的一个个烟泡而为钱奔忙不堪，随飞机坠落的那一瞬间，徐志摩可会想到张幼仪？
张幼仪终身不曾言徐之不是。
男人，委实没有不讲理的权利。
梁思成也罢，金岳霖也罢，都是那种有一副宽厚温暖的胸怀，可以让女人靠一下的男人。林徽因在北京城墙上的坚持，尽显一个建筑学家的执著与刚烈，但是，再刚烈的女子，恐怕也无法避免对身后有一副坚实臂膀的期待。这种说不清的东西，就是一个男人的责任。
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对爱的负责，比如金岳霖最后一刻的弃权。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徐志摩和胡兰成的才情，心里有了这一份责任，便也可以称作一流好男人了吧。
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感情，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出来，一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曾经深爱而又终于未能相守终生的人，即便几十年的风雨过后，依然在你心中一角深深埋藏。关于林徽因和徐志摩的评价，大概还是要用梁从诫先生的话来说吧，我以为那是最贴切的说法——“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因完全理解，但反过来，林徽因所追求的，徐志摩未必理解……”
一个男人面对一个远比自己成熟的女子，就算他是中国的雪莱，在恋爱的季节，也不是一个乐观的兆头。
所以，林没有选择徐，几乎可说是命中早已注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将林徽因和张爱玲并列为民国的两大才女，是一个不公平的对比。从文学角度，林徽因的成就根本无法和张爱玲相比。她写诗，多半还是受了徐志摩的影响。喜欢张爱玲的人数远远超过喜欢林徽因的。林徽因真正的成就，是《营造法式》，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她的成就，是在晋祠的屋顶上攀爬过程中，在肺病的折磨下伏案工作中取得的。在这一点上，与张爱玲小说上的才华相比，又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有人说蒋百里若是专心研究文艺，其才华绝不是写一部《欧洲文艺复兴史》而已，当有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成就。然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如果去研究军事，大概就没有1923年即预料中日将决战于衡阳、洛阳、襄阳一线的能耐了。
即便是婚姻爱情上，林、张也不好做一个相比。张爱玲的爱情，在她朋友的回忆中是这样的——一天，她的朋友去看她，发现张爱玲穿了一件皮袍子，快乐异常且忍不住地告诉朋友说，这是胡兰成挣了钱买给她的。她快乐得要让朋友知道自己的男人也是能养自己的。
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是张爱玲的钱在养着胡兰成。
看起来，当胡兰成用一块砖头把张爱玲变成被砸晕了的快乐女孩的时候，梁思成正在为林徽因清理前面路上所有可能绊倒她的杂木乱石，有时候，还会被林徽因用砖头砸一个两眼发黑。
婚姻是一座城，它可以围困你，也可以守护你。
三
梁思成究竟因为什么原因使林徽因最终投下终身？林徽因自己没有回答，她说，会用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无论林徽因以什么理由选择了梁思成，她的选择，我要说，是一个超越了好男人标准的选择。
其实，无论是一等好男人还是二等好男人，都不过是女性认为对自己来说，这男人是不是合适的问题。当一个男人身上闪耀出值得一个女人为之生死相许的光芒时，那，我要说他就已经超越了一个好男人的范畴。
梁思成身上的光芒，其实要到十几年后才会闪烁出来。
婚姻这种事，最终做决定的时候，往往考虑得反而不是太复杂。尤其是女性的一方，更不肯多靠理性来下功夫。
但是，这种非理性的选择时刻，正是对一个女子眼光的终极判断。
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呢？有朋友说是不是春天来了，老萨也酸绉绉一些了？
其实是有一个契机的。
几天前，妻从朋友那儿接了一个翻译的活计，是做京都风景名胜的中文网页。女人有时候是可以不讲理的，不给一分钱就把一堆七颠八倒的文字压到了老萨的案头——萨，给校对一下。
那就只好干吧。能说什么呢？这世道，男人连讲理的地方都不好找呢。
一边校对着，萨一边对妻说——你应该提醒他们在网页最顶上加一句话呢——京都要感谢中国人——梁思成。
这句话应该在网页上保留一万年。
今天的日本，最美丽的旅游城市，就是京都和奈良，一个世俗，一个出尘。
如果没有梁思成，早就没有京都，也没有奈良了。
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以免盟军轰炸时误加损伤。这份材料，是梁思成历尽心血完成的。
但梁思成希望美军能将另外两个不在中国的城市也排除在轰炸目标之外——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1932年，上海淞沪会战中，十九路军抗敌的前线，一个清华大学出身的年轻炮兵军官在激战中因无医无药殉于阵中。
梁思米，吃大米，梁思忠，吃大葱……
这是后来的火箭专家梁思礼先生当年写下的句子。梁家，大体就是这样一个快乐的地方。
这个年轻的炮兵军官就是梁思成的亲弟弟梁思忠。
1941年，在成都，日军利用恶劣天气，以诡异的云上飞行方式奇袭中国空军双流基地，一个中国飞行员不顾日机的轰炸扫射，冒死登机，起飞迎战，在跑道尽头未及拉起就被击中，壮烈殉国。
三年后，林徽因依然为这个战死的中国飞行员写了一首哀婉的长诗，叫做《哭三弟恒》。
这个中国飞行员，就是林徽因的三弟，“在北平西总布胡同老宅我们叫做三爷的那个孩子”——林恒。
因了国恨家仇，梁思成先生进入营造学社后从不与日本人交往。在长沙大轰炸的烈火中，谦谦君子的梁思成怒吼出：“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的！”
所以当梁思成提出保护京都和奈良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决定，而且，也超出他的工作范围。但是，他依然这样做了，而且并不是临时起意而已。他的弟子罗哲文这样记载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候的情景：“他们住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每天，梁先生拿过来一些图纸，让罗哲文根据他事先用铅笔标出的符号，再用绘图仪器绘成正规的地图。罗哲文虽然没有详问图纸的内容，但大体可以看出，地图上许多属于日本占领区的范围。而梁先生用铅笔标出的，都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地图甚至不是中国的。当时罗哲文虽然没有仔细加以辨识，但有两处他是深有印象的，那就是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这样解释他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迂腐。
而我分明感到胸中的另一种感觉，那就是——高贵。
高贵到野兽也无法夺去他胸中的仁爱与责任。
至今，依然有日本人认为当年侵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
那么，有梁先生这样的中国人，就是在无言地告诉后人，日本人那时是在戕害一个怎样高贵的民族。
这一瞬间，我方才感到，林徽因选择的梁思成，是怎样的一个男人。
他不一定有徐志摩的才华，也不一定有胡兰成的浪漫，但是，梁思成，是那种胸中真正有一个大海的男人。
谁能看到这片大海，谁才能配得上梁思成。
有人问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一起幸福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抗战中，他们曾共同守在贫穷的李庄。那时，梁思成的脊椎病使他必须穿上铁马甲才能坐直，体重降到四十七公斤；那时，林徽因在日日咯血的生死线上挣扎，“几个月的时间就毁灭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那是真正的受难，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每日伴随他们的是臭虫和油灯。
然而，当外国友人邀请他们定居美国的时候，这一对苦难中的人拒绝了。他们说，中国在受难，他们要与自己的祖国一起受苦。
林徽因在回答“日本人来了怎么办”这句话时，平静而言：“门外不就是扬子江？”
而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由于奈良附近的军事目标众多，1945年，盟军不得不作出对其进行轰炸的准备。而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奈良的历史遗迹，盟军需要一张标明详细文物地点的地图。
这一次，画这张图的，是林徽因。
当抗战胜利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他们竟然在李庄写出了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两个人那时每天为了这部书工作到夜半，竟然“欲罢不能”。
我真的不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不是幸福。
有人送醋亦风流
用这个题目是因为想起了徐树铮将军当年的自喻——“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识我亦知音”。
徐将军毕竟是丘八出身，作个诗豪迈一下也要赌上脑袋，然不免杀气太重。醋属于酸性，就是喝一坛子下去也无妨，更适于女性。
饭后小休，随手取一本书来看，恰好看到冰心的一段故事，不禁微笑。
冰心，名谢婉莹，其人堪称剑胆琴心，小的时候学的是骑马打枪，潇洒男装，有秋瑾之风；渐长，侠气微收，女儿态毕现，天资聪颖，秀外慧中，可称东方女性中的瑰宝。晚年有人问梁实秋先生冰心如何，梁先生回答：“长得很好。”可见其当时在那个圈子里的魅力。
给这样的女孩子送东西，香囊、顾绣可以，手枪，宝刀也无不可，然而，却有人送醋给她，岂不是怪事？
事情的确是有的，有人不但送醋给她，而且是送了一大坛。
送醋的就是林徽因。
起因是冰心写了本小说《太太的客厅》，里面有个似曾相识的人家，妻子风流大方，把倾慕者弄得团团转，丈夫木讷老实，只能无言尴尬。
就有人附会说这恐怕写的是林徽因和梁思成了，因为林徽因活泼大方，家中是当时有名的沙龙所在，而梁思成沉默寡言，在来宾的高谈阔论中往往少见身影。
冰心并不否认。
在林梁婚姻中，梁家家世辉煌，本人又是建筑大家，但家中的风采，却似乎被林徽因采尽，当时的女性舆论，颇有替梁思成不平者。看来冰心也是若有若无的有感而发。
而林徽因何许人也？外表秀丽，内里刚烈，为了保护北京古城墙敢对彭真、万里口出不逊的人物，捅这个马蜂窝结果会怎样？
当时林徽因不在北京，去了山西考察建筑，大家不禁拭目以待，想看看这位才女回来怎样收拾这个局面。
是和冰心来个笔墨大战？还是干脆去来个当面对质打官司？
林徽因回来看到这篇文章，竟然只是嫣然一笑，叫人把太原捎来的老陈醋给冰心送去一大坛。
可以想象冰心看到这一大坛醋的感受。
恼羞成怒？
我想，她更可能会大笑一场。
因为她毕竟是冰心，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冰心，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一定会被这种幽默逗笑的。
在日本，也有过类似的趣闻，只不过对象相反，是山口百惠结婚的时候，新郎三浦友和简直像参加了中国足球队，收到大量寄来的刀片、安眠药和上吊绳，以及无数谴责他娶山口百惠是鲜花插上牛粪的信件，都是那些偶像被夺的影迷们愤怒的表示。
看来，老实木讷的梁思成居然得到了和山口百惠一样的待遇，连冰心这样出色的女性都来给他鸣不平了。
也许只有鬼精灵的林徽因，才能从冰心的文字后面读出那一丝酸酸的醋意来。
看来，林徽因实在是个聪明的女孩子，我想她看到能有冰心这样优秀的女子来吃醋，心里只怕是既惊又喜的感觉吧——而送一坛子醋的处理方法，也实在是妙极了，还带了一点小女子炫耀老公的俏皮，竟让人生不起气来。
看林梁合影，林的笑容总是一如的灿烂。
有这样灿烂笑容的女子，一定是嫁了个好老公。
妻子有这样灿烂的笑容，老公大概也一定很幸福。
忽然想，梁思成是个出色的工程师，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是来远舰轮机大副，也是个搞技术的，都说女儿的梦中情人多半有些像父亲，看来，说冰心吃一点醋，还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呢。
吴文藻也堪称一代风流了，唉，莫非女人总是没有知足的时候？
一世纪的风流
有朋友提到军事家蒋百里和林徽因还有间接的关系，当时大吃一惊，心想这两位年龄相差很大，似乎也没有绯闻……仔细想想，其实蒋百里和林徽因还真是一个圈子里的，两个人和这个圈子里的一位潇洒狂生都有缘分，那就是被称为至情至性的康桥诗人徐志摩。
蒋和徐的关系很近，徐志摩与前妻张幼仪的婚姻是蒋百里的撮合，因为蒋是徐的亲戚加好友（徐的姑父是蒋的堂兄，对了，顺便说一句，金庸是徐的表弟，小的时候两个人感情还不错呢），而张幼仪的哥哥张君劢也是蒋百里的朋友，两家在蒋的寓所相遇，张君劢极看重徐志摩的诗人才气，徐父则看重张氏的家柄，遂订婚。此后蒋、张介绍徐志摩拜梁启超为师。
因了这个关系，徐志摩通过梁启超父子的关系出洋，在伦敦结识了才女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此后就迷恋上了林徽因。
徐志摩的浪漫不可救药，已到天地无用的地步。张幼仪是才女加美女，学贯中西而且性格娴淑，出身显赫而不骄纵，对志摩极好，按说可算佳偶。张是传统的窈窕淑女，但这种温柔的结果适得其反，徐诗人情怀，总喜欢感情上有些波浪才能找着感觉，因此对如此平静的爱情无法接受。后来徐张离婚徐志摩对张幼仪有不少暗面评价，说起来无非是第一封建包办，第二缺乏共同语言，第三没有感情。其实三个理由都拿不上台面，“封建包办”反映的是徐志摩自己的革命精神，这个精神是结识了一大帮欧洲文化人比如罗素以后产生的，这些人无一不是风流债一筐，看得志摩不免神往；缺乏共同语言难以理解，因为幼仪受过中西双重教育（徐很早就说幼仪是“乡下土包子”，不知道此言何来），和徐离婚后做到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两个人并无文化隔阂；没有感情一说可谓牵强，因为后世同情徐的朋友说法都是两人极不相容，而看徐没有见到林徽因时自己的评价，却说他们“伉俪情深”，而且写过诗表达两人的爱情。我的看法志摩当时是个少年狂童，还不懂得负责任，说这些话更多的是安慰自己的良心吧，反正幼仪越不和他相配，他心里边的歉疚就越可以少些。看志摩给幼仪的离别句子——“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记得当时还有一首诗，好像什么月白，青天，还却自由身之类的话，全是自己的快活，可见从来没有从妻子角度考虑过。可是当时张幼仪正怀着身孕，看看后来回忆文章中对两人当时对话的记录，徐志摩正在紧追林徽因，一听说幼仪怀孕便说：“把孩子打掉。”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张幼仪可以说是个了不起的女性，此后终生对徐志摩的风流韵事缄口不提，自强不息，在志摩百年后曰：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志摩当时还有着追求“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的期待，读到此处不禁长叹——唉，志摩太残忍！
徐见到林徽因后便开始拼力猛攻，——别忘了林徽因与他老师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已有婚约，而徐与梁思成还是朋友！徐志摩是从来没有这种心理障碍的。当时十六岁的林也是多情种子，面对“中国的雪莱”前来进攻不免陶醉，按照在伦敦的交往轨迹分析，两个人应该是相恋而不是徐单相思。那时候诗人怎么如此吃香？
幸而——注意我用了幸而二字——此事没有成功。林的老爹林长民比较清醒，他和徐志摩也是朋友，甚至曾以情人书信的方式做过文字游戏（这个后世之人可能感到奇怪，其实和凝以下，中国古代的文人常玩这个游戏，还经常把朝廷比成恋爱对象呢，不足为奇），对此事一直持反对态度。可是我以为这件事的关键还是林徽因自己。她恋爱是恋爱了，可是并不糊涂，这是个飘逸如风的女子，也是唯一能在徐诗人魅力下超脱的女子，不可谓不奇。
林徽因对徐志摩的决裂，大概就发生在徐逼着怀孕的张幼仪签字离婚的一瞬吧。她后来说徐志摩也是一个会欢喜穿粉红绣花鞋女子的那种人，可算看透了志摩风流背后不负责任的本质。
所以当徐志摩要求林徽因“许他一个未来”，林徽因乖巧地回绝了，她并非对徐志摩没有感情，但是明白此人终非佳偶，一句：“你能帮我扛心里的重担吗？它会像千斤重担压我一辈子？”带出了对于张幼仪的同情和委婉地对志摩的不满，在林徽因的心里，爱情的顶上还有一重天呢。但是徐依然锲而不舍，追问：“就为了成就那虚无飘渺的道德？”林徽因巧妙地答道：“道德，不是枷锁，而是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最后加上一句——“我不是没有来，只是无缘留下。”年龄上徐志摩要大，心理上可是林徽因比他成熟得太多啦！特别是最后一句如空谷足音，够志摩琢磨感怀几十年的了。
当林徽因最后选择了梁思成，回答思成“为何选择我”的疑问时，她同样狡默地回答：“这个答案很长，我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回答。”一份甜蜜，一份俏皮，里面还暗暗地藏着一句潜台词，选择思成不是为了道德，而是明白这是个能和自己厮守一生的爱人。
林徽因可谓懂得对自己负责的女孩子。
志摩如火，思成如山，徽音如水，最终，大山间一湾清泉。
对于徐林之恋，蒋百里的态度很可玩味，他肯定要维护徐志摩的，因为是好友至亲，他也有些爱情至上的倾向。但是对张幼仪的事情恐怕蒋百里也不无看法，因此没有看到蒋对此事的撮合。只有泰戈尔访华的时候，蒋百里曾设法帮助，志摩和徽因在老泰面前被称为“金童玉女”，不过，那已经是罗敷有夫，事过境迁了。蒋百里何许人也？他对林徽因的看法肯定比徐志摩要清醒得多，战略上无法打赢的仗，根本就不要去筹划。只怕百里先生暗中要为志摩叹气：全中国的女人哪个不好找你非要爱上了她？
徐志摩此后和赛珍珠、陆小曼过从，赛珍珠大体是柏拉图式的恋爱不表，陆小曼那件事又体现了徐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呆气”，终于完成了一次从朋友家里夺妻的传奇。但是，陆小曼只是林徽因的替身，而且等而下之，徐对她的痴情，与其说是对陆小曼本人的爱，倒不如说是徐自己的感情闸门已经蓄洪太满，不得不宣泄了。
闲话好男人外一篇
感觉上，以民国女子的婚姻而言，真正可以和林梁一比的，我以为，那个时代，只有冰心和吴文藻。
冰心和林徽因这两个福建女子，该是颇有心结的。冰心《太太的客厅》把林徽因写得天下无贼，林徽因反手送去一大坛醋更是绝地反击。只是，仔细看来，其实两个人的婚姻快乐得很相似，所以她们之间的战争，只会让我们觉得有趣，而不会觉得恐怖。——这种战争中没有失败者。
冰心有一个不为太多人知道的小故事。
说是冰心浪漫，总不免问吴文藻对自己究竟感情如何。为了剖白心迹，吴文藻索性弄了个大号镜框，把冰心的照片镶进去，放在自己桌子上。
冰心看了，果然大为满意。
不过，到底是当作家的，心眼比别的女孩子多半个，看看老吴实在不像这样的情种，忍不住问——“你把我的照片放在桌子上，真的会看吗？”
我天天都看的，吴文藻信誓旦旦。
于是，过了些日子，冰心就悄悄地把照片换成了阮玲玉的。
可怜的吴博士接连几天都没有发现……
冰心与阮玲玉的区别，就算我这外人也一目了然，何况她自家老公？！
这种事儿，冰心是当笑话来讲的，当然不会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她只是笑吴文藻这书呆子居然也有这种心思来讨好人。
梁思成和吴文藻，都是好男人。好男人也是一本书，也要女人会读才可以。冰心之读吴文藻，如观李后主词，粗头乱服不掩国色；林徽因之读梁思成，是托翁的《战争与和平》，她不会被第一章就有五十个人物吓倒。所以我说她们是一类人。
陆小曼读徐志摩则是因为人家都夸这本书好而放在书架里得意洋洋，只因是自己的便不再当一回事。翻过两页大概觉得还不如街上的小报刺激，于是撕了去垫鱼骨头——及至书撕尽了看到最后一页才醒悟这本书真好，可惜此时所能做的只剩了追忆。所以，陆小曼和林徽因、冰心，却不是一路人。
小资，也有不一样的小资法。
一个让吴晗先生暴走的错字
日前和几位编辑朋友吃饭，吃到中间，有两位工作比较狂热的抛开梅菜扣肉又讨论起了稿子，中间冒出一句——“今天，你搞日了没有？”
嗯，这什么词儿啊？
好奇之下一问才知，“搞日”一词原来是个典故，在北京编辑界颇为流行。可能近来穿越流行，仓颉经常在北京的大街上游荡，三天两头创造出“BT”、“雷”之类新词，让字典追着改都来不及。大环境如此，作为文化人的一员，编辑们自然也不甘人后，这“搞日”一词，竟然是报纸上出了错字的意思。
这个词兴起来没多久。原来，某大报前些天发了篇历史评论，编辑一个疏忽，竟把“抗日”排成了“搞日”，一直到报纸上市了才发现。老总看见“搞日救亡运动”，抱着脑袋在屋里转圈，心说，我们当年确实抗过他们一回，可是我们并没搞他们啊！
这简直……
结果当班的编辑扣了五十块钱，“搞日”的典故，也就在圈里传开了，谁的版面出了错字，就是谁今天“搞日”了一回。
若不知内里究竟，看了这个词，真是不知从何说起啊。
实际上，据老编辑讲，排错字这种事儿在所难免，“搞日”这类错误也不胜枚举。而且仿佛冥冥之中自有神灵，一旦出错，常常错得十分可怕。
比如，“文革”中，某报一次文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排错，竟然错成了“中国人民解散军”，报纸已经印出来才发现，赶紧满街跑着往回收才避免一场灾难。
有经验的老编辑分析，这种错误也是有时代特色的：比如把“抗日”错成“搞日”，这明显是五笔字型造的孽，而“解放军”变成“解散军”呢？肯定和当时的铅字排列有关，“放”和“散”都是反文旁，当时这两个铅字位置是在一起的，排字工人一时眼花实在正常，但错得如此“政治”，不由人不怀疑那排字机跟“地富反坏”有亲戚关系。
根据大家说法，中国的报刊编辑制度一向是严格的，各级领导对此也十分重视，比如周恩来总理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人民日报》的清样，据说确实抓出过不少问题来，并不是摆摆样子的。
但是，也有人比较宽容。
比如吴晗。他是旧文人出身，虽然做了北京市副市长，依然保留着一点儿喜爱潇洒自如的风格。这怎么形容呢？诸葛亮算是旧文人的偶像了，人家怎么说诸葛亮的？“读书不求甚解”，“观其大略”。
这种注重大的走向，忽略细节的性格，可算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特色。它有提纲挈领、主次分明的好处，也有不够细致，轻视数字的坏处，难以用好坏形容，只能说是一种特点吧。
吴晗就有点儿这种风格。
所以，在吴晗手下，偶尔报纸上出个错字什么的，也未必会受到严格批评。这对于畏惧文字狱的朋友们来说，实在是件难得的好事。
不过，据说温文尔雅的吴晗也曾经有一次对校对出错发过火，这事情虽然怪异，却没法怪吴先生。
那是北京一家大报，一天刊登新闻，里面写到——“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如何如何。
这报纸给吴晗看见，感到十分新鲜，北京市副市长是我吴晗啊，什么时候冒出个本家兄弟吴哈来？
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报社。检查结果，原来是排字错误，加上校对不认真，让错字蒙混过关。报社赶紧向市长道歉，深表遗憾，请组织批评。
吴晗发火了？
那就不是吴晗了。吴晗很客气，不就是弄错了个名字吗？他没怎么当回事儿。
不过吴晗的秘书和报社联系，还是认为报社应该做个更正说明。
报社这边赶紧应承。
第二天，吴晗拿过报纸一看，上面有更正消息呢。哦，报社行动够快的啊。
吴先生拿起来细看，只见上边写着——“本报昨日×××一文中‘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应改为‘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哈’，特此更正……”
好脾气的吴副市长看了什么反应？
那就不用我说了吧……
曾因酒醉鞭名马——读郁达夫《钓台题壁》诗
因为上学的时候不用心，诗词的平仄都弄不太清，所以朋友们谈论诗词，萨一般是三缄其口的。不过，看了郁达夫的《钓台题壁》，忍不住慨叹一声，刘海粟曾说他无意作诗人，但论文学成就却是近代诗词第一，大体不是一个夸张的评价吧。
郁达夫的诗如下：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这首诗从背景上说，有辞官厌世之说，不过郁达夫是一个辞官的诗人，而不是一个会写诗词的官僚。立场不同，文字的灵魂也不同，若把这首诗单单当做政治宣言来读，甚至当做革命宣言来读，郁达夫大概就要去跳海了。
这首诗中，萨以为可做诗眼的，乃是这两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郁达夫通常被称做狂士，而我以为有人对他的另一个评价则更为贴切，那就是“专情放任的浪子”。从这两句诗看，深以为然。
“曾因酒醉鞭名马”背后并非一个狂字，亦不到一个悔字，而是一个惜字。生怕情多累美人，背后亦不是一个狂字，亦不是一个得字，乃是一个忍字。狂生背后的郁达夫，其实是个爱得深沉之人。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大约因为亲眼见过一个很出色的女孩子同时被两个更加出色的男孩子追求。此时，若这个女孩子不出色，自是一份极大的骄傲和资本。若这个女孩子平庸，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偏偏这女孩子非常出色，于是，她不再是取舍的问题，而是为不忍心伤害其中任何一个而苦恼。所以她的表现就与“生怕情多累美人”很相似了。郁达夫的“怕”，或与此相近。
“生怕情多累美人”中“生怕”二字，体现的是一个动的境界，若是换成已经发生的“多曾”“屡屡”，境界就会变得滞涩而直白。
“生怕”是在将届未届的地方，事情还没有发生，但已经存在。这如同许多爱情，一生没有说出口，却真实地存在一样。诗词中的动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妙境，“呼儿将出换美酒”就是动的，若说“拿马换了一坛酒”，内容一样，境界可就完全不同了。
僧推，僧敲，之所以难以取舍，问题在于这两个都是动的，如果是和僧进，僧入相比，诗人有什么不能取舍的呢？偏偏一个推，一个敲，都是动的，又都动得不十分理想，所以诗人才难受，才无法取舍。
“生怕”一词，似乎仍然有些直白，或为诗人一气呵成，未加雕凿的原因吧。可改否？换成“常怕”如何？换过之后一看，不行，生怕就是生怕，从心里怕，达夫性情中人，别的词代替不了这种要表达的感情。我曾读“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对末尾一雪的字同样有些不妥的感觉，但遍寻词句，虽然屡屡觉得找到了比它更好的，过了几天，终于发现还是不如这个字，最后觉得，我还是玩不了诗词啊。
郁达夫诗，入世的成分，出世的成分，几句词尽在其中，浑然立体，有些颂歌式的文字让人吃不消，大体还是因为只是一个平面。官也辞了，心一直在风中，并不是郁达夫不出仕了，而是他的心从来不是属于仕的。
郁达夫做斗士是业余的，骨子里是一个魏晋名士。
想想近代的文化人中谁可与他一比呢？苏曼珠或许可以，虽然，风格上完全相反。
忽然有一点淡淡的戚然。郁达夫最后是因为抗日工作被杀害在苏门答腊的，这位“狂士”的死，缘于中国文人那种最传统的道德——对国家和民族的节操。在这首1931年的诗中，他写道：“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表面上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无关，骨子里，莫非还有一个一语成谶的意味在里面？
中国的名士，是屡屡有这样故事的。
佯狂难免假成真，郁达夫不是狂士，他藏在狂士面具后面的深情，有谁读懂？
隐藏在《围城》后面的梅贻琦先生
读一位朋友写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文章，忽然感到似曾相识，仔细想想，竟然让我想起了《围城》中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
这可不是说梅先生和高松年的原型有什么关系，我的看法，钱钟书先生恰恰在有意无意用梅先生来反衬高松年在他心目中的真实地位。这里面，涉及两位校长各自的一段“经典名言”。
梅先生那段让我感到似曾相识的话，是这样的——
1931年12月，梅贻琦正式到校视事。在全校集会上发表就职演说，提出他办学的至理名言：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看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更成为广为流传的名句。不过，对梅贻琦的“大师论”，不能停留在表面上，有必要把握它的完整含义。他认为好教授不是肯花钱就能请到的，好教授也不只是学问优长的学者。他说：“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指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他还说：“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从前我曾改易《四书》中两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吾还是这样想。”
以钱钟书先生的年龄和经历，他应该比较熟悉梅先生，甚至可能对梅先生在清华的讲话印象很深，而看完这段话，我觉得，对于《围城》中的高松年校长，在对教授问题的理解上为何那样自负，终于可以有点明白了。
高校长的“经典名言”云——“名教授当然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到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
这话说的冠冕堂皇，逻辑全无问题，毛病在于和梅先生的话放在一起来看，高下立判。这首先是一个对自己有没有信心的问题，高先生的姓可以让人联想起武大郎，可算巧妙。
这也是一个办学方向问题，梅校长是拱手相邀的谦谦君子，剧场经理，高校长是重视控制的行政专家，司令长官。
我有一个恶意的猜测，钱先生这样写高松年，应该是先看过梅先生的训导（否则高的观点之结构，内容不会和梅那样形似），等到要写一个“三闾大学校长”，就忍不住拿梅先生作镜子了。而高松年对自己观点的得意，则使钱先生有替他写一写心理潜意识的意思——正因为梅先生在教育界的地位，若是真有高校长这个人，当发现自己能够提出一个与梅先生“异曲同工”的理论时，在外人的捧场之下，心里对自己的满意和惊讶，恐怕也是难以言喻的，于是，就难免经常挂在嘴边了。
平心而论，钱先生写《围城》，每个人都有好有坏，李梅亭是小人，但是他会讲课；方鸿渐算是好人，可是他的毛病多得让人摇头都来不及（赵辛楣说得好——你是好人，可是完全没有用）。高松年也一样，只是能把人写到如此入木三分，也就是钱先生了。
我一向认为钱先生的《围城》最大的优点就是语言国际化，所以翻译成英文依然能够保留八分神韵，但是，这等在文字间玩玩游戏的事情，钱先生还是免不了的，只不过不被人重视罢了。就像高松年这一段，如果不是看到梅先生的这段话，我是死活不会想到里面有埋伏的，因为钱先生一个字也没提梅校长嘛。
记得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里面提起，钱先生被人构陷送到干校，理由是某种攻击言论，而学校里的同仁们并不相信，认为假如这真是先生所说，恐怕还要风趣些。
信然。
砸汽车打人的大学校长
傅斯年
做学问做到大学校长，都是斯文人，总应该有些和光同尘的意思了吧？
不幸得很，有些事就是邪性。和尚要练武术，大学校长，也未必都这样文气的，砸汽车、打人的大有人在。
砸汽车的，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
傅斯年何许人也？胡适在北大教书的时候说，现在学生里面有人比老师学问还大，说的就是傅斯年。
台湾大学校长怎么会去砸汽车呢？确切地说需要做两点纠正：第一点是傅先生并不是自己去砸汽车，而是号召别人去砸汽车；第二点是傅先生号召大家去砸汽车的时候，自己还不是大学校长。
那是五四时期，傅斯年还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一个有学问的小愤青。
五四时期是怎样一个时期呢？大学生闹事敢烧外交部长家房子的时代。钱玄同说过人过四十就该死的时代。
能和钱玄同“人过四十就该死”振聋发聩之言相提并论的就是傅斯年的“坐汽车的就该枪毙”。
据说傅斯年作此言，是因为走路被旁边过的汽车溅了泥水，于是发出这样的抗议。
换了老萨，大约也会这样说，不过，就是一句气话，几分钟以后就忘了。然而，傅先生说完之后，一边走一边想，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是啊，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是好人啊！
于是，傅先生就把这句话发表在杂志上了，而且赢得了大众的一致赞扬。
是，大伙儿都同意，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好人啊？
到五四运动兴起，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演讲呢，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嘀”了一声喇叭。
在美国嘀喇叭基本等同于口出脏言。
在中国倒没这个习惯，但是大家想起傅先生这句话来了——坐汽车的就该枪毙！
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给掀翻砸了，坐车的自然也不会平安。这场面让也在游行队伍中的一个清华学生大摇其头，从此一生反对激烈行为。
这个人就是梁实秋。梁先生一生绵软，甚至过于绵软，但是他评价这种砸汽车行为的话，倒也值得收录下来——“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种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种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已经过去了大约九十年，梁先生这句话今天还是有入木三分的感觉呢。
说起来，学生们砸汽车，傅先生不免教唆之罪。
人家都说傅先生学问好，却不知道这种砸汽车的性格贯穿先生的始终，到晚年都不变。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大家推选傅先生做北大校长，傅先生坚决不干，说北大校长只有胡适才能干。不过他坚决要求做一段代理校长。
这个看似莫名其妙的要求其实自有道理。傅斯年做代理校长，只为了做一件事。抗战期间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沦陷区，也有些人加入了日军开办的“伪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适这个人性格温和，恐怕不能下决心惩戒他们。于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把这些人全部开除，无论多大的名气，多高的学问一律不客气，铁面无私。
傅先生说，自己是帮胡适清理门户。
后来傅先生去了中国台湾办台大，不到两年就病逝了，办得如何呢？他的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说起了傅先生——“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杜鹃花城，也只有那时候，我才知道台大的选址还是很浪漫的。
要说傅先生砸汽车，未免有点儿牵强，因为他的校长是后来当上的。然而，就在真正的校长中间，也不乏这样的——
比如，要打学生……
此人，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看老萨写到蔡元培先生打人，估计一帮北大的师伯师叔（萨爹是北大的，所以就算是刚进北大的学生咱恐怕也得捏着鼻子尊一声师叔）已经把拳头攥起来了——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
蔡元培
蔡先生何许人也？毛泽东都要尊称一声——“我敬爱之孓民先生。”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起自蔡先生，至今长盛不衰。
先生遗爱北大，人皆感之。造蔡先生的谣，你不想活了吗？
这个……那个谁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好，那你说，蔡先生究竟要打谁了？
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你们这帮人……
没错，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他北大的学生。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到——“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要不是蒋先生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说“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雅啊。
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
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
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吗？
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因此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们中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蔡先生自由办校，不在乎，反正先生都是好的，你来听几节课，就会有收获。
然而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
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
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
这学校恐怕搁谁都有点儿要办不下去了。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是指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比如汪曾祺那样的老师说不考试也可以的。但是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这就不像话了，蔡先生自然不同意。
而学生就此闹起事来，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里到处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倒沈士远！”沈士远吓跑了，学生们接着去校长室，蔡元培苦口婆心讲了一天，总算让学生们暂时回去了。第二天来校长室一看外面，好嘛，来了好几百号人，领头的是山东好汉冯省三，大喊——“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
群情激奋，喊声如雷，危机一触即发。
别以为北大学生是文的，其实北大学生动起手来比谁都不弱，当年建有北大学生军，总教官白雄远，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人称“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阵营煞是威风”。中山先生曾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啊！”
问题是现在学生可不是在打军阀或者打帝国主义，而是打校长来了啊！这个威力也很可怕。
蔡先生终于被激怒了——为了从北洋军阀政府那里争取办学经费，北大的教授们已经奔波得筋疲力尽了。
于是，蔡先生干脆走出了校长室，对学生们喊出了“决斗”。
学生们对蔡校长还是又敬又怕的，看到挽起袖子冲出来的蔡先生大吃一惊，纷纷作鸟兽散。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萨爹的师祖，有骨气）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
你们罢课？我们还罢工呢！
最终，通过胡适做工作，学生们认错了，派了代表去请蔡先生。蔡先生消了气，终于回校继续任事。
只有冯省三被开除。他想回来当旁听生，找胡适，胡适说我劝你好汉做到底……
须知北大属于“国子监”的，看看大明对国子监的学生是怎么要求的？
“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反学规的，若祭酒（教授）来奏著，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用马甲发帖），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钦此？！
没错，这就是明太祖亲自下的谕旨，这种半文半白，杀气腾腾的玩意儿也只有朱重八写得出来了。
冯兄，您知足吧。
冯省三是鲁迅很喜欢的学生，为这件事鲁迅先生曾写了《即小见大》来给冯辩护，意思冯是去看热闹被连累的。不幸的是冯后来自承确是当时这样叫的。
忽而读到另外一则小文，说的是蔡先生去世时的情景。
“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物以处丧事。”
蔡先生死时没有钱大体是真的，他一生的房子都是租的，以至于学生和同仁们在他70岁寿辰的时候发起为蔡先生建屋祝寿的举动。房子选在青岛，那地方蔡先生一定会很喜欢。可惜的是不久抗战便爆发，房子自然没有建成，蔡先生最终还是没有住上自己的房子。
为官数十年，办校数十年，一个教授的月薪也有几百大洋钱，修宿舍，修礼堂，每年怎么过手不得千儿八百万的，随便手指缝里漏一点，还不够你死七八回？你怎么就那么傻呢我的蔡先生？
锋锐如锥——纪念柏杨先生
柏杨这个人啊，要说起来半生的工作可真是没脸见人的。
柏杨早年，做的是政工工作。这个工作本来就很容易遭人诋毁，而不幸的是柏杨偏偏还是给国民党干政工。从大学毕业开始，柏杨一直是给国民党政训系统干活儿，办报纸，搞宣传，忙得不亦乐乎——一直忙到从大陆跑到台湾，还在忙反共救国团，不过可供他忙活的地盘，却是越来越小。
国民党里头，政工这个系统，可说是最窝囊的了。国民党败给共产党，很多人说“非战之罪”，既然不是打仗的罪过，责任是谁的呢？自然是政治，而政工政训系统自然首当其冲。柏杨他们这个系统的领袖邓文仪，对着孙殿英大谈三民主义，差点儿把盗墓出身的孙老殿噎死。这帮人的水平，大体如此。
从大陆“政”到台湾，到1960年终于脱离这个干了半辈子、不过一直在亏本的买卖，柏杨的人生价值只能说是负数。学而优则仕，先生学得一般，仕更没有走通。
照片上1960年的柏杨，白皙而文气，这个四十岁的河南汉子，真的不惑了吗？从他一生习惯眯缝着的眼睛里，我们看不出来。
然而有句话叫做“人生从四十岁开始”，它仿佛就是给柏杨定做的。
四十岁以后的柏杨，竟是越活越有滋味，越活越明白的样子。
《中国人史纲》、《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都出自四十岁以后的柏杨。这两本书，写的真是足够精彩，足可以给柏杨在历史文化领域奠定一个位置，也说明他的确是有才华的人。大学毕业的柏杨留下一张头顶学士帽的照片，目光中满是犀利。这个中原小才子的成就都在晚年，或许和人生最初走错了路分不开。
然而，柏杨最灿烂的，却是另一本书，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那本《丑陋的中国人》。
当我开始读这本书时，正是十六七岁，血气方刚的时候，却被这位柏杨先生骂得汗流浃背。
很郁闷，又无从反驳。因为先生所写的，处处件件都戳心戳肺，张目看别人，低头看自己，无一不是先生笔下。你想辩驳，偏偏觉得柏杨先生说的总比你有道理，就是辩赢了他，心中也还是输。
也巧，那个时代正是我们打开国门的时代，忽然发现那些红眉毛绿眼睛的生番竟然比我们一直引以为荣的祖国超出那样大一截，不但工资比我们高十倍二十倍不新鲜，而且走路膝盖会弯，过马路不闯红灯，好似比我们还文明。震惊之下，柏杨先生的话，我们多少听进去了些。
《丑陋的中国人》属于杂文，柏杨先生自己说杂文比鲁迅写得好，虽然他亦谦逊地说自己是站在人家肩膀上。
其实柏杨先生的历史文章，一样带着这种杂文的尖锐。
从这里，也可以大致明白柏杨先生为何半生不得志。这人哪里是搞文宣的材料，这人是骂死人不偿命的主儿啊。当然，他早年的工作也不限于歌功颂德，也可以去骂共产党，不过共产党讲究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怕骂。
欣赏柏杨先生的才气，然而有些不喜欢他的锋锐，毕竟伤人比较厉害。
然而我大学的同学、教育系的天才高晓东先生如是评价——柏杨可以骂人，他有这个资格。
当时不知道柏杨先生的来历，觉得这个评价有些突兀。
等知道先生坐了九年的牢，还是国民党的牢，只有叹息一声——柏杨先生确实有资格骂人的。
国民党的牢，当时可不是好坐的。李敖被刑讯过，用刑的用几根圆珠笔夹在他的手指间，逐渐压紧。还要告诉他——李先生，如果你疼请不要恨我，是这圆珠笔让你疼，你应该恨圆珠笔。李敖反驳道——不，我还是恨自己的手指吧，是我的手指让我疼。
柏杨几次自杀未遂。
“因为邻居对我不友好，所以我不得不利己主义。”基督山伯爵如是回答维尔福法官先生。
李敖原来是国民党军官，柏杨原来是国民党的政工干部，都是为国民党卖过命的。
“因为世界待我刻薄，所以我也待世界刻薄。”柏杨说这话的时候也可以昂着头的。
而柏杨除了刻薄，更多的是深刻。
尖锐的文风，杀伤力大，感染力强，也能够让自己的表达更加大声，因此对从事文字写作的人极有吸引力。经常有朋友抓到历史的某个破绽而为自己的敏锐激动不已，以为自己也可以当柏杨了。不过，攻击性的文字好写，能达到柏杨水平的，却难见到。批评者，有时候比被批评的还要无知。稚嫩的敏锐，不过是“芳心窃喜”的颤动，离结婚生孩子还早着呢。
写这样的文字，需要鹰一样锐利的眼睛，穿透事实，去剥离出令人信服的东西来。仅仅看到问题，未必能让人信服，不过是小聪明，就像1966年柏杨画漫画讽刺大小蒋被捕，依然属于这类小聪明。这种小聪明像方鸿渐，其本质不过如赵辛楣所说的——“你这人倒不坏，可是全无用处。”抓起来，顶多惨叫两声不民主，却是未必有人在意的。那张画，也早被人忘记。而二十年后的《丑陋的中国人》虽然也尖锐，论点却变得极有说服力，欲驳不能，只有叹息。作为被骂的对象，排队到书店去买柏杨先生的书，全都是因为他的深刻。
九年的监牢，换来了柏杨彻骨的桀骜不驯，更有了可以刺穿历史的深邃。
李敖也有同样的时刻吧，当他看到一江山游回来的袍泽在滩头被自己人用乱枪打进忠烈祠。
一个是善才，一个是龙女。
锋锐是七伤拳，欲伤人，先伤己。柏杨是经过大苦难的人，他的锋锐如百练宝刀，而没有这番经历去模仿，不免像人家堂屋里挂着的批发龙泉剑，只得其型而已。
是资格促成了深刻，还是深刻依托资格而存在？这两者总是相辅相成的，每次我想把它们分开，都有棒打鸳鸯的感受。
柏杨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坐了九年牢，没有把他坐成一个华盛顿或摩西，也没有把他坐成崔八娃或范长江，依然是一根锥子一样的一个人，除了文字一无所有，只是越发的成熟。
大陆引进柏杨，我想最初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坐国民党的牢，看他的书，或许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反动统治”的腐朽。却不料中国人的脑筋基本是相通的，柏杨先生在海峡那边让人汗流浃背，拿过来，同样让这边的人汗流浃背。
奇怪的是，柏杨先生虽然擅长的是攻击和摧毁，提到他的名字，我却总有一种建设性的感觉。而他却甚至从来没有给出一个摧毁后怎样建设的意见。从尖锐而言，柏杨在台湾的文化界是刻薄的，但并不是最刻薄的。汪笨湖也刻薄，周玉蔻更甚，然而，柏杨的刻薄，却和他们不同，我想是可以传下去的。也许我们的下一代，还是要看《丑陋的中国人》。
常想柏杨先生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呢？
或许就在“没有答案”这四个字上。
看了柏杨的书，才发现，所谓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是祖宗的荣耀，却要我们汗颜。所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也未必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十来亿人对掐起来，用这地大物博的产物互相打来打去，确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观。
怎么办？
没有答案。柏杨是聪明的，但聪明的他坐了九年牢以后说，没有答案。
看了《丑陋的中国人》，汗流浃背之后，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灵丹妙药，假如谁能给出答案，那这件事就很中国了。柏杨不，他真的很不中国，没有做摩西的欲望。
没有答案，可是我们不能停步，世界不允许我们停步。
于是我们只好说，对着天空呐喊是没有用的，中国没有捷径可走，我们一步一步来吧。
那么，就只有踏踏实实地走吧。
毛虫丑陋，要化作蝴蝶。
抬头看，顶上已经没有了光环。中国人不是天之骄子。
当我们都不再认为自己头上有光环，只有用力去做，来换每一点进步的时候，中国的信心，就开始了废墟上的重建。
这可能不是柏杨先生写作时所想到的，而是藏在他的心底。
柏杨先生曾给张香华女士写过这样的诗，说道：“险已夷，惊已安，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北极星悬升，在命运苍茫的晓色里。”
这是出狱以后的作品。这样充满期待的诗句，是柏杨先生的为人。他不是充满仇恨和绝望的人，他的笔虽然犀利，他的心中，存的却是一份希望。
十几年前，从不敢想象中国会发展到今天的样子。
柏杨先生走了，希望却留下。
写字楼不灭的灯火，脚手架上忙碌的民工，田野里互相挽起的臂膀，告诉孩子，把你的书给小朋友分享。
一切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也许。
也许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在重新读柏杨先生的时候，不必再像我们那样汗流浃背。
琼瑶的泰坦尼克
为琼瑶的小说流泪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我大学的女同学们常常捏着汗湿的手帕，看《失火的天堂》或者《心有千千结》而双目迷离。
作为燕赵之地的子孙，我心中所更加亲近的是，西北高天下的苍莽黄沙，边塞草原上的铁马冰河。因此，于琼瑶书中的恩恩怨怨，多少觉得是“小女子心态”，和我不大相关。
想当然地认为，能写出这样作品的琼瑶，无疑是个感情世界坎坷无比又丰富无比的小资。当她在铺了天鹅绒的大床上为了爱情辗转反侧的时候，萨正在和兄弟们在风雪漫天的机场跑道上为波音737换轮子。我们的世界，没有交集。
直到看了她的《我的故事》。
这本书，我是在大学毕业几年后读的。早晨开始看，直到黄昏，因为我读完之后，又反复读了一遍。那一天，琼瑶的世界在我的心中天翻地覆。
《我的故事》，是琼瑶的自传，我想，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不可以算做真正了解琼瑶是怎样一个人的。
这本书中，记录了一段我们早已忘记的历史，也颠覆了我对琼瑶的看法。
琼瑶的确出生于教授之家，书香门第。然而，她记录下的童年，却和小资没有多少关系，她用了大量的篇幅记录的，是逃难。
1944年，六岁的琼瑶，随着全家——祖父、父亲和母亲、哥哥、弟弟……开始了逃难的历程。
那一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琼瑶家的祖屋所在地衡阳，是两军决战之地。中国军队第十军在这座城市死守了四十七天，终因援军不济，力竭城破。
逃难之前，琼瑶把自己最珍爱的一面小锦旗交给了妈妈，藏在所寄宿农家的阁楼上，因为大家都说农家一无所有，日本人是不会抢劫这个地方的。
日军果然没有抢劫，他们烧掉了整个村子。这只是琼瑶记忆中苦难的开始。
几十年后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依然可以读到家国沦亡之际一个普通人家的惨痛。
逃亡中，琼瑶第一次目睹了死亡。“山沟外面，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有一个人影从我们掩护着的松柏外面闪过去。我们全吓怔了，忘了哭，也忘了叫，瞬时间，山沟中寂然无声，我从松树的隙缝里望出去，正好看到那奔跑着的人——一个平凡的农人，腿上滴着血，一跛一跛地飞跑着逃走，然后，就是一阵日本人的呼喝声，又一排枪声，那农人倒了下去。我呆住了，第一次了解死亡是怎样突然就能来临的，第一次看到鲜血从一个活生生的人体里流出来。”
接着，他们又被日军围住搜查，一切财产都被抢去，连琼瑶的母亲都险些被日军掳去。“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立即爆发了，他陡然间冲过来，抱住母亲，对那日本兵大吼大叫：‘放手！你这禽兽！放手！’一切发生得好快，我看到那日本兵举起木棒，对父亲拦腰一棒，父亲站立不稳，那山沟又是一个往下倾斜的斜坡，父亲摔了下去，顺着斜坡，就一直往下滚。祖父忍无可忍，也冲上前去，日本兵再一棒，把祖父也打落坡下，然后，他继续拉着母亲，往山沟外面拖去。母亲用手抓紧了山沟两壁的青草，哭着往地上赖。我眼看父亲和祖父挨打，母亲又将被掳走，恐惧、愤怒和无助的感觉一下子对我压了下来，我用双手扯住母亲的衣服，放声大哭。同时，麒麟和小弟都扑了过来，分别抱住母亲的腿，也放声大哭，我们三个孩子，这一哭哭得惊天动地，我们边哭边喊着：‘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
只是因为琼瑶的弟弟恰好和带队日本军官的孩子同岁，使他产生了恻隐之心，一家人才逃过此难。
写下这样文字的，是我们所认为自己熟悉的琼瑶吗？
在这本书中，琼瑶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处处都是那双六岁的眼睛亲眼所见——为了避免大家被发现，表叔伸手去扼死自己的亲生儿子；悄然将与琼瑶每天抱着睡在一起的小妹丢弃在旅途中；父母赴水自尽又被琼瑶的哭声唤回；生死辗转中祖父却固执地在口袋中留着自己抗日救国的诗歌；宁可被枪毙也不让汉奸侮辱……
弱国子民的血泪，尽在于此。
琼瑶在书中写道——“我的国家民族观念，就是在这枪口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常说，别人童年的教育来自学校，我童年的教育，却来自战争。”
2004年台湾地区大选，琼瑶阿姨为反台独在网站上发表公开信：
“亲爱的朋友啊！从何时开始，长江、黄河、青海、长城、喜马拉雅山……都不再是我们的骄傲了？唐宋元明都不再是我们的历史了？我真的陷进无法自拔的痛楚里。”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点淡淡的疑问——有着这样经历的琼瑶，成年后的作品中为何却只有温柔婉约，而没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刚强之气呢？
直到看到《泰坦尼克》中的一段，我忽然若有所悟。
《泰坦尼克》的结尾，罗丝是怎样对杰克喃喃自语的呢？
她没有说我是多么地怀念你，在心底爱你这些话。她说，我结了几次婚，爱过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走了世界多少个地方……她的一生怎样的快乐和有价值。
杰克的死，是为了罗丝的生。
而他让罗丝活下去，假如她从此只是忧伤地怀念自己，我想并不是杰克所要的最好报答。那最好的报答就是罗丝自己所说的——她是那样珍爱杰克换来的生命，所以让自己的一生都快快乐乐，轰轰烈烈，一直到九十岁。
她的生命是属于两个人的，她快乐了，他才快乐。
左权，这个刚毅的红色将军，在留下的信中对自己的女儿用了如下的所有称呼——“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
将军用了这样的称呼，我想他是从心中希望把一切苦难在自己的手中终结，只给女儿拥有美好的东西，包括美丽、温柔和幸福吧。
我们的先人在艰难时刻能够勇敢地面对苦难，却不是为了把我们变成冰冷的钢铁，而是为了让我们按照和平与善良的本性生活。
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家国呢？那些不朽的诗词歌赋，江南烟雨，漠北秋风，弄堂里孩子们跳猴皮筋时的欢笑，在课堂上为某个莫名的惆怅而走神的瞬间。
对于琼瑶来说，悱恻温婉是她的本性。历尽劫难，痴心终而不改。这种南方小女子的情怀，在《我的故事》的苦难衬托下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离离原上草，用最柔弱的一面让人感到生命的顽强与灿烂。
一如阿基米德最后的时刻，他说：“让我画完这个圆。”
读过这本书之后，对琼瑶的感觉真的不再一样了。
当一家人经过一次次抢劫、杀戮、搜查之后，琼瑶在第八章“夜半穿越火线”的结尾一段写道：“中午时分，我们见到了第一队国军，看到了第一面国旗。”
那时，忽然发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读琼瑶的书时，我居然落泪了。
从此，也不可以笑话那些读琼瑶落泪的女生了吧。
后记：琼瑶一家遇到的中国军队，是桂军第27团辎重连，他们的连长曾彪成了一家人的保护神。他们跟着他的军队走，吃他的军粮，喝他水壶里的水。琼瑶的家人，在他的帮助下，平安到达广西，随后转往重庆。琼瑶写道：“一天清晨，我们全上了火车，倚着车窗，含泪望着站在月台上的曾连长。车子终于蠕动了，曾连长仍然站在那儿，一身军装，威武挺拔。他不住地对我们挥手，我们也不住地对他挥手，车子越开越快，越开越远，曾连长的影子就越来越小，终于再也看不见了。别矣，曾连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曾连长。”
战后，琼瑶一家人曾反复寻找曾连长，虽然没有找到他，但总期待着和他的再次相逢。琼瑶在另一段文字中曾经对曾连长此后的行踪做过一点提示，她说：“曾连长奉命死守桂林。”
桂林战役是抗战后期的一场血战。1944年11月，日军进攻桂林，和所有国民党军当时进行的很多战役一样，这次战役充满了牺牲、血腥、阴谋、内讧和叛卖，然而，战斗的激烈程度在很多日军文献中依然清晰可辨。11日，桂林陷落，此战中国军队三名将军殉难，分别是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和桂林城防副司令官陈济桓。第二十七团辎重连的下落无从查找，只是从战史知道，当时桂林守军将大量辎重囤积于七星岩岩洞中，以期与日军长期作战。因为汉奸告密，日军猛攻七星岩。由于守军顽强英勇，日军无法攻入，遂对洞内施放毒气，守军全体殉难。
曾彪连长的忠骨，或许就在七星岩的某个洞穴之中吧。
一如琼瑶的父亲第一次见到曾连长时，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他说——“不甘异族迫害，要付出多少代价！”
地狱里也有天堂——读徐晓的《半生为人》
从北京回来，带回一本书至今不能读完——徐晓女士的《半生为人》。
每次只能读一两页，不能读更多，否则我无法呼吸。
看了几天《半生为人》，我对自己的思路整理良久，结论只有三个字——
洗灵魂。
这本书属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它又不该只属于那个年代。
我和我在北京的朋友联系，一定要让他找一本来送给我的一个一面朋友，她的丈夫刚刚猝然离世，这书里有力量。
更多的是有感动。
那种用平静让人战栗的感动。
我不惊奇于这本书，因为它只是还原一种古朴的真实。
徐晓的这部作品，记录了那一代被称做“文学青年”的人们，怎样伴随理想起舞，写的是周郿英和徐晓的爱情和他们的朋友们的故事。
郿英和徐晓的朋友们，都是一些在生活中把自己洗到素面布衣的普通人，尽管他们有的并不缺少名气，而徐晓写他们的时候，笔法也近乎白描。
徐晓写到丁玲请史铁生去见面，第一次史铁生出于对名人的敬距离也出于对名人的敬畏拒绝了；第二次丁玲又请，铁生答应了，可是还没去呢，丁玲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徐晓记下了史铁生谈起这件事的话，他说年龄是一堵墙，可是墙上应该可以有门和窗户。
萨想铁生有一点悔意，因为他善良。
这样富有灵气的话在这本书里我没法枚举，徐晓的灵气，徐晓的凌厉。你都能体会到。
还记得有一张徐晓的照片，好像是在北海的划船上，笑眯眯的不看镜头，穿着裙子还拿着一瓶汽水。田晓丹说这是一个“七七级”的女大学生——在革命理想和美好生活之间流连忘返，幻想着鱼与熊掌可以兼得。
网上也可以看到《半生为人》，然而我觉得看网书的缺点是看不到这些好照片了，那会减色很多。
其实书中的照片都很粗糙，唯其粗糙，始有沧桑。
唯一不粗糙的可能就是陈迈平（万之）在丹麦的那一张，英俊而戴着眼镜的陈迈平坐在码头上，白衬衫，蓝裤子，背景是白色的老船。
他在随照片写给徐晓的信中说：“这不是《今天》时候的陈迈平了，这是1990年的老迈平。”
只这一句话，其中的滋味已让我心中一酸，那天恰好和我的老友晓筠联系上，她说我的声音一点儿也没有变，鬼使神差，我说，这已不是当年的萨苏了，这是二十年后的老萨苏。
迈平的敏感，迈平的伤感，只这一句，足矣。
郿英和徐晓的朋友，大多吃过很多生活的苦头，却从没失去过对于生活的信心。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郿英和徐晓自己。
郿英最后还是走了。徐晓和郿英之间不是一个付出和牺牲的故事，而是一对夫妻的故事，夫妻是一种相互的关系，这里面没有一本账可以说清楚。它让每个读过的人都会为之手足无措。那是一个从最初就注定悲剧结尾的姻缘。然而，两个相爱的人，却可以把地狱过成天堂。我相信，这部分故事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见我们的心灵。
田晓丹说得更好，这个家庭里，你不会感觉到郿英不在，他只是不说话，不占地方罢了，你还可以从娃娃（郿英的儿子）日渐长大的眼神里，找到郿英。
郿英坚强，徐晓说：“恐怕不止我一人从他身上懂得了一个人的自尊是怎样确立的，尊严又是如何获得的。”
还有一句话，她说：“无论他怎样消瘦得像个难民，他伤口怎样流得稀里哗啦，他呕吐得怎样不亦乐乎，我从没感觉到尴尬或难堪。我为我的丈夫有这样出色的表现而骄傲，我为我是这样的男人的女人而骄傲。”
夫妻是这样做的。
实际上，徐晓大多数的照片快乐天真，是真正聪明人的照片，只有一张不像的偏偏给拿去做了广告。
这是一本记述快乐的书，一本平平静静的书，徐晓的好处是她的聪明伶俐，她的悟性极好，我们说糟糕的书便是：好人是好人，坏人是坏人，脸谱化。其实给好人加上些毛病写出来，说这样更“接近生活”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徐晓笔下的人不好不坏，她不评的，可是她喜欢的人，你也会亲近，好像你多年的朋友，他们的毛病也那么让你接受，这毛病一点儿不突兀，大概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这本书与其说震撼，更多地说是领悟。感谢徐晓，看完，你会更爱你的亲人和朋友，你会对生活多一份宽厚。
王小波，或许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
有位朋友说他是没书看了才去看王小波，因为很多人说王小波的书好，他不愿意凑热闹。
我和这位兄弟的臭脾气简直一模一样，王小波，也是在觉得没书可读的时候才终于去翻开的。
而后，就深深地沉浸其间。
一个作者如果知道他要写什么，比如写美，写爱，写英雄，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及格的层次。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我们说叫做文章。
我要是说王小波下笔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肯定要挨骂——这是夸王二呢还是骂王二呢？
其实这是我自己真实的看法。
王小波的朋友们这样形容王小波——一个讲故事的大拿，在烟雾缭绕中慢吞吞地讲来，让人时而口水直流，时而毛骨悚然，又欲罢不能。
那就是真正的王小波吧。
如果一个人爱自由只是爱在笔头上，那断然做不了王小波。王小波的爱自由，是渗透到骨髓中，而后又渗透到自己的笔端的。有什么能够束缚他的笔锋呢？如果说王小波的作品是酒，那是因为他心中都是酒，涌到笔端的就是酒，不是王小波特意地要当酿酒师傅。如果说王小波的作品是茶，那么对不起，只能说他心中都是茶，不是王小波改行当了采茶女。
一个作者如果不知道他在写什么，而被他的笔，被他的感动、灵感和心灵的颤动带着走，我说，这样写出来的，才是大师之作。
王小波就是一个站在大师门口讲故事的人，那个门儿，他爱进不进。
那些被我们视为经典的作品，比如《悲惨世界》，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是革命吗？
那么为什么我看到雨果的笔下连警长沙威也得到了一份尊重——那可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分子呢。
《红楼梦》的中心思想又是什么？
从小学起我们就知道写文章要有“中心思想”，要先知道自己想写的是什么。可惜，大师们好像都没有这种自觉。
大师们经典作品的中心思想，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吧。而大师之所以为大师，正因为他们不拘泥于所谓“我要写什么”，一如我们的心灵，有善，有恶，有美，有丑，有七彩的颜色，五味的甘苦。走入大师的层次，谁更出色，就是独孤九剑对独孤九剑，表现出来的是实力，而不是招式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我一直认为《基督山伯爵》的价值绝不低于《悲惨世界》的原因。
我认为王小波的魅力，就在于他已经让自己的笔走进了自由世界，禅怎样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的心动。王小波，笔随心动。
读王小波的作品，我时时可以感到他的这种随心所欲。王小波的才华，使他的随心所欲变得魅力无穷。不过，他的作品有些我读得上瘾，有些却没有什么感觉。
我极喜欢看他的《我的阴阳两界》和《革命时期的爱情》，今天拿来还可以让我一个中午手不释卷再读一遍。他讲的已经不是故事，而是一种滋味。粗话、性、阴谋、一些可以毁了一部作品的种种因素，在他的书中却仿佛中药里的巴豆狼毒，偏偏是方子里不能少的良药。
可是对于那三个很有名的时代，还有2015，却没有这种感觉。也许是水平的限制，使我没能读出几部作品的好来。总觉得，无论是三个时代，还是《红拂夜奔》都些许逊于《我的阴阳两界》和《革命时期的爱情》。也许，这几部作品的思想，更接近王小波自己高速旋转的思维。所以当他的思路不太照顾读者的时候，读者就有点儿跟不上了。
怎么说呢？让我想起了一位艺术界的朋友说的话——摇滚歌星到了一定水平，都会变成吸毒者。没办法，这门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如此。
自由是产生好作品的肥沃土壤，就像民主是产生好政府的肥沃土壤一样，但是，它只是土壤而已，土壤中长出什么来，自己却是不能决定的。
这可能是王小波的一个坎？我有一种感觉，王小波如果能够多活一些年，而且继续随心所欲地写下去，他会有另一种变化——也许他真的会改行做卡车司机，那也是一种变化，我们不知道，但我相信他肯定会有所变化。——我这样说着，有些不自信。
我想说的是，这种改变，是一种旧缘将尽的感触，而新的缘在哪里，从他的文中我没有找到答案。
实际上，读王小波的一些文字，我心里确有一种淡淡的不祥之感，而当后来翻阅他的创作年表，却发现，让我产生不祥之感的，恰好是王小波最后的作品。
我的祖父曾经在西山农场种果树，他说，如果有的树开花开得特别繁茂，那并不是好兆头，多半是不留神被伤了根，果树的自然反应就是开出比平时更加繁茂的花，而第二年，大约就再不会发芽了。
一种缘分将尽的悲伤，隐藏在王小波后期的作品中，虽然，他有的是眼花缭乱的技巧，把文章写得更加夸张，更加花里胡哨，可是，洗去这些，我感到的王小波，那个小个子、全身黑毛的王二，在文字中渐渐虚无，以至于我快要看不见他的影子。
王小波不是江郎才尽，他有的是东西可写，能写，可是我从他的笔下看到了温瑞安后期作品的影子——王小波有些漫不经心，他甚至倦于掩饰自己思维与读者思维的差异。
这时候，王小波的生命戛然而止。留下无数的猜测。
王小波，缘来缘散，缘如水。
重新一识沈佩贞
看到这个名字，第一个感觉是有些耳熟，但又确实想不起来辛亥革命中有这样一位女豪杰，当时被称做女豪杰的，大体记得的只有秋瑾。
略一沉吟，忽然恍然大悟——沈佩贞啊，前两天刚和朋友提过她呢！
之所以没有认出来，原因是反差太大了。在我的记忆中，沈佩贞的名字只是和“女流氓”联系起来的，却不料本人是如此气宇轩昂，不亚男儿的模样。
我对她最深刻的印象是她曾经劝谏袁世凯。而高芾先生在《野史记》中则这样描述她——
这个女人了不得，一张大名片，中间的大字是“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怎么个门生法呢？一问，她年轻时候读过北洋学堂，所以就认创办人袁世凯做老师，自行印刷了这么张名片。不过，袁世凯收到这张名片，居然也就点头承认，从此北京政坛多了一位竭力拥护帝制的“女臣”。
名片上还有一行小字：“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也就是说，她的籍贯是和民国伟人谁在台上密切联系的，反正她和现任总统是同乡就对了。沈佩贞后来下落不明，不然她肯定会再变为宁波人。
沈佩贞还是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的干女儿，朝中权贵，无不结纳，在北京城里风风火火，做下了偌大的事业。她有个闺中密友刘四奶奶，为了抢风头闹翻，结果京城警厅冲进刘府抓赌，抓到交通总长一名，参谋次长、财政次长各一名，关了一小时才放。自此以后，北京没有人不知道沈大门生的威名。
高先生因此称她做民初的“政治宝贝”，算是一种温和而俏皮的说法。
今天知道沈佩贞的人不多，至少远不如知道秋瑾的多，而其真容更加扑朔迷离，这张流落日本的照片，或许是她唯一的留影了。
在知道沈的人中，更多的人对沈佩贞是很不屑的，比如田邀谈起杨度第一次见沈佩贞，就不由得将她与妓女远春对比，说纯洁的在妓院，而堕落的在官场，而且经常出入总统府，这个世界多么颠倒啊。
杨度也是拥护袁世凯复辟的，和“总统府顾问”沈佩贞本来是一条船上的人，都这样说她，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的确，沈佩贞有过脚踢议院卫士，拳打宋教仁的作为，更献身、攀附于各高官，以求风头，这都是史有所考的。人们看不起她有道理，这是因为她自己做得让人看不起，而不是别人的偏见。她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遁走江湖，从此失去人们的关注，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她留下来，除了被人唾骂也没有别的可以记录。
不过，这张照片上的沈佩贞却给人另一种印象，没有淫荡和势利，乃至疯狂，却有一种志士的坚定和冷峻。而且这张照片上的沈男性化特点强烈，让我很怀疑那种和她关系暖昧的政治人物欠缺健康的审美观。
这或许是沈佩贞的真容，因为照片的时间是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
那一年，沈佩贞先在天津组织起义呼应武昌首义。失败后脱狱到上海，带着“一腔热血满身杀气”创办女子尚武会，为北伐培养女性侦探（即特工）人才，章程规定学成后的女生将“随同女子军北伐满虏”。
种种所为，秋瑾不过如此。
一个热血沸腾的时代，一个不畏牺牲的女性。在1911年，沈佩贞的确是“女豪杰”。
她对袁世凯的劝谏，是几年以后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汪精卫的刺杀摄政王。文人曰：“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历史其实远比真伪更加复杂。只怕当年的汪精卫和沈佩贞，也都是真的，而后来的汪精卫和沈佩贞，也是真的，只是人会变而已。
沈佩贞被称做女流氓的记忆依然不会从我的脑海中抹去，但是，也会记得1911年这个英武的女豪杰沈佩贞吧。
虽然，全世界可能都不理解。
京城八卦掌传奇
一次在大阪一位老华侨家吃饭，谈起中医，萨随口说道：“中医，似还是汉代的方子好，就那么几味药，起什么作用清清楚楚。后世一个方子几十味药，倒常常把事情弄复杂了。”
本来也就是说说，不料旁边一位鹤发童颜的日本老太太双手一合，眼睛闪了闪，竟然用带着点儿天津味儿的中国话感叹道：“你说的真好啊。”
主人连忙介绍，这才知道老太太原来是大阪著名的贺英针灸医院院长古贺英子女士，当年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在天津中医学院进修过中医的。连忙道久仰，接着就是换座位。
干吗换座位呢？萨对中医一窍不通，老太太要是高兴了接着考较两句，就只有丢人的份儿啦。我那两句台词，纯粹是鹦鹉学舌，是跟解老师那儿学来的。哪个解老师？
就是在《北京日报》当副总编的解玺璋先生啊，张艺谋的老同学，写影评把好多电影拍得鼻青脸肿的那位。解先生是我《中国厨子》那本书的责任编辑，因此有了一份缘分。有一次看解先生给自己开方子，随口叨唠了这么两句，就记住了。我估摸着解先生的医术是家传的，咱中国中医和武术向来不分家，武林高手往往同时就是名医。解先生既然是武林世家，北地大侠之后，他家老爷子不传下来两手医术来那不是怪了……停！解先生是武林世家？！还北地大侠？你没睡醒吗？
想象着《北京日报》副总编是一个黄飞鸿式的人物，的确能让人思维短路啊。
别急啊，真的假不了。当年的耿飚副总理祖上还是皇封的“双钩大侠”呢，《北京日报》副总编怎么不可能是武林世家呢？
虽然知道的人不多，解玺璋先生还真是武林世家。解先生的父亲是尹氏八卦掌的一代传人，其功夫最大的特点就是刚猛迅捷。据现存的八卦掌名家贺进宝先生回忆，曾有武林中人来踢解老爷子的场子，两人交起手来，十字分手刚一落，老爷子的脚尖已经顶在对手的咽喉上了。老爷子一生与人交手无数，有不败的美名。现在电视上武林高手和日本人交手的镜头常有，那是假的，解老爷子可真有一段和日本人交手的经历。在京城武林名闻遐迩。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日邦交恢复不久，日本的电视台组织了一个节目介绍中国的民间武术。这是中国武术得以走向世界的好事情，所以这个摄制组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积极支持。解老爷子也被请出来了。
解老爷子这人，一辈子最不待见的就是日本人。这件事儿上笔者还真有点儿发言权。偶然听说过老爷子当年的住址在东四二条，而萨家的老宅就在东四四条，仅仅隔着两条巷子。于是我就问我奶奶是否记得胡同里有这么一位解老爷子。在胡同里住了六十年的老太太想了想，说：嘿，有这个人啊，他家是送水的。
送水的？我一愣，一代八卦掌传人怎么是送水的？
是啊。老太太说，那时候他还年轻，可是功夫上已经有名气了。日本人占了北平，他就不出门了，那人可是有骨气。
不出门了他一家子吃什么呢？他家院里有一口甜水井，一家子就靠卖水，给周围街坊送水过日子。老太太还补了一句—这人个儿不高，可能是老送水压的。
老太太一句话把我逗笑了——人家解老爷子天生就个儿矮，那可不是送水压的。
由此可见老爷子对日本人的观感。可是既然国家请他出来，他也不能不给这个面子。
问题是等见了面，就因为老爷子这个头，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原来，日本人一看，这位武林豪杰怎么个头这么小呢？怕不是假的吧？要不，让他练两套我们先看看？
日本人没觉出来，这句话把老爷子惹了——你什么人啊，我出来就是看着国家的面子，我还给你练两套看看？
那时候武林人都讲究手上见功夫，听见这话老爷子就琢磨着非得给这几个日本人点儿教训不可。问题是老爷子也不能上来就打吧。于是，老爷子说了，这样吧，练也看不出什么来，要不，咱们比试比试吧。
日本人一听大喜过望，他们这个小组里有个武讲解就是柔道高手，一直想有机会跟中国同行切磋切磋呢。
唯有一旁武术协会的几位老大脸色大变——都是行家，他们知道这解老爷子练的可是真功夫，他这一派的功夫出手凶狠，当年他师叔马贵（绰号木马，民国判官笔名家）和澜国公府一个练铁布衫的武师交手，一个切手就把那人胳膊给断了。这日本人像练过铁布衫的么？老解要比武这什么意思？照他对日本人的那份观感，这比试闹不好要出人命的！
这样几个人就劝阻解老爷子别真打。
那边日本人不明白了——比就比呗，此人这么瘦小，莫非是怕我们把他打坏了？放心，我们不能把他打坏了，中日友好么。
别说，这么一劝，老爷子也算明白过来了——这是国家组织的活动，真打得他仨月下不来炕也不是个事儿啊。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但教训还是要给的。
老爷子冲翻译说了一番话，告诉他照着翻。
翻译一翻白眼，心说，这叫什么比法啊？
日本人问了：他不愿意比试了么？
翻译摇摇头，说：“他说你们这个武师下盘虚浮，内火外燥，真比怕把他打坏了，咱们文比吧。”翻译一指解老爷子，“解先生说了，他就伸一根手指头，你们的人上来扳吧，扳得动，就算我们输了”。
啊？这也太不可能了。眼看老爷子悠悠闲闲往那儿一站，身子微向前倾，右手向前一伸，中指朝天等在那儿了——这个手势要搁现在非引起国际纠纷不可，那时候人不懂，现在搁小孩儿一看都明白——那叫Fuck You啊！
这个日本武讲解很严肃地鞠了一躬，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上来了。
这下子，周围几个懂行的都严肃多了——真拿一根手指头让他扳？那还能扳不动么？这不是讲故事，是动真格的啊！
这里面有个搞接待的，后来到文汇出版社做了编辑，这一战的过程，就是他讲给我的。此人也是个练家子，心说要真打，老爷子肯定赢，这日本人凝重有余，灵活不足，等他过来扳手的时候突然给他胸口点一下，肯定趴下了，问题是这可不算人家扳手指头的比法啊。
只有老爷子还是那个样儿，满不在乎的样子。那日本武讲解到得老爷子面前，起双手把老爷子那个指头一抓就要扳。
就在这一瞬间，只听老爷子吐气“嘿”声，手猛地向前一抖，日本武讲解“啊”的一声就飞了出去！
当编辑的这位看得佩服不已，他后来对我解释道——其实，这日本人，80%是让他自己给扔出去的……
原来，解老爷子这一手，正是八卦掌中的凤形掌，拳经上形容凤形掌“肩运如轮，手快似风”。解老爷子最得意的就是凤形掌，其功夫在武林中人称“冷俏”，意思是隐蔽性与突发性最强，那日本武讲解扳上老爷子手指的时候，将扳未扳的一瞬间，老爷子突然发力，对手此时对他的手指只有紧握的力没有拉扳的力，握得越紧被他摔得越狠。对付他这一手除非是比老爷子更快，可这就不是日本柔道擅长的地方了……只一招就将对手掷于马下。
老爷子的手指是否吃得消？这个问题完全没必要问，当年老爷子跟人动手，一个托掌对手就给扔到一米七高的大香炉顶上去了，八卦掌手上的功夫可不是玩的。这一摔之下日本人大哗，老爷子掸掸手，飘然而去。
第二天，日本人找上门儿来了——老爷子一看，怎么回事？还没打够么？日本人说不是，两件事求您帮忙，第一件，昨天您把我们的人扔出去，正砸在后面的沙发上，我们的摄影记者正坐在那儿，把摄像机都砸坏啦，今天咱们能不能重拍一次？第二件，我们的武讲解要向您拜师……
老爷子说不行。第一件事，再打，我还得给你砸坏一台；第二件事，我不教日本人……
老爷子的名字解玺璋先生没告诉过我，好在，他不是姓张或者姓王，姓解的尹式八卦高手只有一位，解老爷子就是当年北京武协八卦掌研究会的副会长解佩启先生。他的师承十分明白——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的大弟子尹福，绰号瘦尹，创尹式八卦，尹福传人甚多，留在京中的唯《八卦穿掌正宗》的著者门宝珍为首，解佩启老爷子，就是门宝珍先生的亲传弟子。老爷子以在武林中传奇居多，倒不仅仅是打日本人这一件事了。
如此说来，称解玺璋先生武林世家，那是不应该有什么歧义的吧。老实说我倒是真没见过或听说过解先生跟人动手，只是武林中都知道解先生的哥哥很得老爷子真传。
只怕，也差不到哪儿去。
忽然想起来前些年发生的韩白论战，中间解先生也曾插进去一杠子打抱不平。忽然替韩寒庆幸——还好后来发现是误会，论战收场了，要真从文打变成武打，韩寒虽然年轻三十岁，这结果也甚是堪忧。
当然，我要是韩寒，就改跟解老师比修车……
末代皇后的另一个剪影——清宫档案中的婉容
婉容这个名字，对于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们来说，都不会感到陌生。她经历过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皇帝大婚的辉煌，也随同溥仪一起构建过伪满洲国的后宫，实际上已经有无数文学作品谈起这位晚景凄凉的末代皇后。
但是，在那些万花筒一样的描述以外，当我有机会看到清宫档案中真实的婉容时，心中还是小小的吃了一惊。
婉容在清宫的时间，拢共不过两年时间。始于1922年大婚进宫，终于1924年清室被冯玉祥国民军赶出紫禁城。出人意料的是，从清宫档案中保留下来的关于婉容的记载来看，这个时候的婉容虽然不乏比自己年龄更大的心计，但还保留了很多少女的天真烂漫。
一点儿也不奇怪，这期间的婉容，正在十七八岁。宫中的生活固然如同笼中的金丝雀，但婉容的父亲荣源既是清室旧臣，又在做生意，对女儿的影响也是双重的，曾经让婉容进教会学校读书。于是，婉容进宫的时候，一方面对郁闷的宫廷生活心理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她熟悉西洋文化，与正同庄士敦打得火热的溥仪也不乏共同语言。
在溥仪的档案中，可以找到相当多的英文书信，都是溥仪和婉容之间的，彼此之间用Henry和Elizabeth相称（电影《末代皇帝》对此倒没有生编硬造）。当时，清宫之中的“第一家庭”只有三个成员，即逊帝溥仪、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三人天天见面，溥仪和婉容却依然用英文通信，倒也有几分小情侣的样子。档案记载婉容曾手把手地教溥仪吃西餐。根据考证，溥仪可能因为早年的经历心理受到影响，在宫中一直不近女色，以至于后来和淑妃文绣“离婚”的时候，文绣还是处女。所以，溥仪与婉容之间的感情，大约也有一点柏拉图式的意味。
不过，从档案中我们也可以读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东西。比如婉容和淑妃文绣的关系，就让我们有些意外。
婉容虽然有时候会利用自己的聪明伶俐作弄一下小她三岁的文绣，但看来还是很珍惜和她的关系，两个人也有很多类似闺密的举动。有些文章说她欺压文绣，从流传下来的文字看，更像是小姑娘之间闹着玩的小把戏。两个人关系闹僵，是离开皇宫以后的事情——两个人都长大了……
文绣与婉容相比文绣显得纯朴老实，没少吃这位“衣里萨伯”女士的苦头——婉容有时候把自己称作“衣里萨伯”，而从来没有用过常用的伊丽莎白的译法——有时候吃了苦头也会耍些小脾气，婉容又会去哄，但即便哄人的时候也常常刁钻地弄两个圈套，估计文绣也会对此哭笑不得。
意外的是在保留下来的照片上文绣似乎比婉容还要高一点，人们大都认为她比婉容矮，只是因为她在照片中总是在婉容的后面或者侧面。文绣也学英语，但似乎略微差一点，婉容写给她的信大多还是用中文，只偶尔夹一两个英文单词。
婉容和文绣也经常互相写信，其中婉容写得多一些，其内容读来有的令人莞尔。
比如，婉容曾经写过一首诗——《赠文绣》，文字如下——
明明月，上东墙，淑妃独坐在空房。娇弱飞燕常自舞，窈窕金莲（文绣母为汉人，所以缠足）世无双。
其实那时候婉容自己也是“坐空房”，却还是忍不住拿这个话题来开文绣的玩笑，这个性格也可称有趣。
在另一封信中，可能因为两人斗气文绣耍了小脾气，婉容去信取谅，曰：“是与君相互立誓，彼此且不得再生误会。不拘何事，切可明言。所以君今不来，已Sure稍有误会之处。只是君因病不能来，此实不能解也。君闻过中外各国有You不能见之理么？若有何获罪之处，还望明以见告为幸。不过自叹才德不足，难当君之佳偶尔。”
看来，婉容的文字功底颇为不错，有理，有利，有节，似“土八路”的文风。间杂几个英文字，虽然有点儿类似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人学广东话，但也算没有用错。通篇不乏诙谐之处，特别是最后以文绣的“佳偶”自居，几乎让人怀疑这是清宫版的Les宣言。
这篇文字，最后的落款为“请罪人植莲启”。婉容文绣之间，写中文信件的时候，婉容常自称“植莲”，文绣自称“爱莲”。
这批两人的信件，在冯玉祥入宫时，被仓促遗忘在养心殿，所以才为后人存入档案，否则，比如后面这篇婉容给文绣的便条，大约打死史官们也不敢让它留在世间的，留下这个还让这位皇后如何“母仪天下“啊——
爱莲女士吉祥，爱莲女士弹琴弹得好，爱莲女士唱得好，爱莲女士的娇病好点了？爱莲女士进药了吗？爱莲女士进的好，拉的香。
两个女孩子之间的顽皮尽在其中了。
看到此处，不禁一声叹息：假如以后的日子，不是挣扎在权力和政治之间，哪怕只是在一个平凡的人家，以婉容的聪明和性格，或也不会落到靠鸦片度日，苍凉离世的晚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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