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一连串的败仗造就了中国最缺乏尚武精神的时代。然而，也正是这种惨痛的国家经历，使大量最有才能的中国人加入了军队的行列。没有精良的装备，也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中国的军人，是那个时代战场上我们最可以依靠的资源。在第二次世纪大战中，号称陆军天下第一的法国，在战争开始两个月后投降。而中国，靠了他们最终支撑下来。
而这些幸存下来的军人，几乎都有近乎传奇的经历。
我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军人的传奇描述出来。用这些历史的细节，铨叙他们不为人知的性格侧面。军阀也有收拾日本人的好办法，共产党员也可能成为国民党的抢手货，将军也可能会去砍驴头。
当我开始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感到，那个时代的军人也有着和当时中国平民一样的思维特点。只不过，军人的职业，让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更直截了当，甚至有时带有一种简单到粗犷的气质。
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他们独特的魅力。
当然，这也成为我写作《军人篇》时特别感到有趣的地方。
血战·元帅·集结号
“前方将士同命，我决不后退。你去告诉二旅，就说我在他们身后，刘伯承相信他们一定能守住阵地！”
有朋友询问老萨对于冯导的作品《集结号》怎么看。实在惭愧得很，这部电影老萨至今还没有看过。对这部片子，我还闹过一个笑话。因为最初是在一篇写海军的文章后面见到朋友的谈论，曾窃以为《集结号》是一艘军舰的名称，当时还感到颇为迷惘，因为把军舰起成这样的名字太卡通了吧？后来才理解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从片花看，拍得十分用心，有一点东方版《拯救大兵瑞安》的风骨。对于冯小刚导演的作品，我一向比较看好，以他的才华和稳健，相信应该是一部好片子。
不过，看过这部片子的简介，恰好又看到另一个战例。
我军队的一支劣势部队，在国民党军精锐部队的狂攻中被要求死守住自己的阵地，拼到最后一人。
几乎和《集结号》同样的场景。
那一仗，上级指挥官的命令和《集结号》一样的残酷无情。一个接着一个的强硬命令被传达到伤亡惨重的第一线阵地——
“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你们要坚决守住阵地，不许后退一步！”
“不管上来多少敌人，都要顶住，就是剩下你一个人也要顶！”
“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我交给你的任务只有两个字——守住！不准后退一步。否则，按军法从事！”
“你不能退！”
“剩下一个人也要打！”
“守不住阵地，杀头！杀头！！”
这是真正的“死守”。看惯了南征北战之类战争影片的我们，几乎难以相信这是当时我们军队中发出的命令。然而，这些句子，都是从当时的战斗记录中直接摘录下来的原文，几十年后文字背后的惨烈依然清晰可辨。
这就是我军与国民党军于1947年12月13日发生在河南信阳的一场恶斗，此战国民党军攻得凶猛，我军守得顽强，双方打得异常血腥，史称“北向店之战”。
这是一场与《集结号》背景极为相似的战斗，而进程又有很多不同。
如果了解这场战斗的背景，大体可以理解此战为何使双方如此寸土必争。
1947年冬，面对挺进中原的刘邓大军，国民党军中的第一智将白崇禧亲自督军九江，全军出击大别山，国民党军十四个整编师（相当于军）和我军六个纵队（相当于军）缠斗在一起，广阔的大别山顿时变成了拥挤的绞肉机。巨大压力下的刘伯承当机立断兵分三路，使本就异常混乱的战场失去重心，一举卸去白崇禧的攻击猛力。三路大军中刘伯承亲率一纵和后方总部，中原局北上淮西，却在北向店与南下阻击的国军迎头相撞。
12日夜，刘伯承总部在行军中与掩护部队脱节，宿营何小寨时与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十八旅五十四团同宿一村。双方几乎同时发现了敌手，混战中总部军政处长杨国宇指挥警卫人员掩护刘伯承、张际春等突围到北向店以南与掩护部队会合，国民党军十八旅旅长覃道善少将也匆忙指挥所部撤离险地，双方重新集结后弄清了情况，北向店战斗就此打响。我军以一部打通向淮河通道，一部力阻国民党军的攻击。国民党军发现网中出现大鱼，白崇禧亲调三个整编师迅速赶来意图全歼中野总部。一方要守住要隘，渡淮杀开一条血路，一方要活捉“共军第一悍将”（白崇禧语）刘伯承，此战双方精锐尽出，目标明确，战斗从早上8点一直打到夜间9点，整整持续了一天。
顺便说一句这一年，蒋介石在中野的战略进攻面前，表现可称奇怪。
1947年，是三年内战发生转折的一年，其中军事上的转折点，就是刘邓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强突黄河天险，跃进大别山。这一击对国民党军来说堪称致命，盖因此前国民党军正对陕北和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大别山恰在国民党军进攻的两路中间，如果用武术动作形容，就是老蒋一记双封贯耳，恰在双拳击出，门户大开之时刘伯承还了一记黑虎掏心。
大别山为长江中下游平原上最大的山地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刘邓取得此地，上可威胁武汉，下可直逼南京，从此国民党军长江腹地再无宁日。但国民党军对刘邓的大军南下明显准备不足，既未能在途中阻截住行军状态的中野大军，也未能在刘邓立足未稳之际围歼这支疲惫之师。应该说老蒋这次的反应如此迟缓很不正常。大别山的重要性蒋介石非常清楚，在抗战期间将其作为最重要的游击区之一进行建设。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就是因为不愿意在大别山打游击擅自撤退，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尽管如此，蒋介石对大别山的重视丝毫没有动摇，廖磊等部始终以极大毅力坚持在大别山游击作战。既然对大别山的重要性如此明白，却对刘邓的南下猝不及防，只能说蒋介石因为占领了延安，有点儿烧糊涂了。
直到刘伯承在当地站稳了脚，国民党方面才如梦方醒，蒋介石指令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指挥精兵承担征剿刘邓之战。抗战期间武汉战役中白崇禧将十几万大军藏在大别山中，利用山势步步阻击，把江北山区变成了日军西进的伤心战场，这位虔诚的穆斯林将军对此处的风土民情，军事要点了如指掌。此后的战斗，双方互有胜负，从几十年后我军军史仍评价刘邓当时承担的是“啃骨头”的任务来看，白崇禧的确给刘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能够活捉刘伯承本人的机会，似乎上帝仅仅在北向店给了白崇禧一次。
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都是双方最为精锐的劲旅。这是一场真正“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战。这一战，我军退一步，就是中野指挥机关的全军覆没，在一线担任阻击的部队，比谷子地的九连承担的压力只有更大。
只是，这场阻击战中，并没有集结号的出现。解放军的条令中，就没有“集结号”一说，这是冯小刚导演的艺术创造。
且历数一下双方参加这一战的骄兵悍将吧。
我军方面参战的是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相当于军），下属三个旅——第一旅、第二旅、第二十旅。众所周知，每个野战军的第一纵队都是它的老底子，战斗力极强，一纵堪称中原野战军的看家部队。这个一纵的后身，就是今天威震喜马拉雅山南北的十八军。在对印反击战中活捉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的，是该军的第八七四团（老萨此处有误，不光是第十八军，我军全军都没有这个番号，活捉达尔维准将的应是藏字四一九部队［当时十八军番号已撤销］的第一五七团——引者注），而如果有藏独分子听了十八军一四九师不打哆嗦的，你大可怀疑他是冒牌的藏独。
杨勇，解放军中的传奇猛将，身上至死带着一块日军山炮炮弹的残片——那记录的是大战平型关时死守老爷庙制高点的光荣；脸上有一处明显被子弹穿过的弹痕——那是川军郭勋琪“模范团”在土城战斗中留下的纪念。他的政委则是后来成为海军司令员的苏振华。杨勇将军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因为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最后一任司令员，指挥过奇袭白虎团战役还因为他曾经在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接待过蒙哥马利元帅，留下了一段佳话：检阅中元帅突发奇想，取枪射击，正中靶标。杨勇立即有礼貌地也取过枪来，连发九枪，将剩下的九个靶标全部打掉。蒙哥马利在香港对记者说：“我要告诫同行，永远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将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
杨勇还是种菜高手，尤善种植苦瓜。
杨勇好面子，年过古稀还在北京医院动了手术，去除脸上的子弹疤痕……
杨勇手下的三个旅（本来还有一个十九旅，留在了大别山没带来）各有不凡之处，此战前，杨勇安排三个旅环绕刘伯承总部成品字形行军，二十旅在前、二旅在左、一旅在右。
一旅脱胎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战斗力很强，遗憾的是此战中由于位置原因和遭到罗广文部的阻击，一旅基本没有投入主战场。
二十旅就是《亮剑》中在赵庄硬顶黄维兵团几天几夜的那支部队的原型，旅长吴忠，开国少将，荣膺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军事寿命极长，直到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是一线战场指挥官。此战二十旅本来是担任总部的直接掩护部队，但在行军中和总部脱节，以致刘伯承在何小寨与国民党整十一师遭遇时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险些酿成大祸。但此后二旅承担打通前进道路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夜晚又抽调兵力协助二旅进行反击，为总部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立下了殊功。
此战我军真正的主角是戴润生的二旅，它本来在二旅左后方行军，国民党军十八旅无意中恰从这两个旅之间的缝隙钻入，形成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局面。天亮后，戴润生率部追上总部，随即接到命令抢占北向店张大湾（又名五虎岔羊），承担阻击国民党军进攻主力整十一师的任务。以四千之军硬扛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整整一天，一纵二旅一战成名。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戴润生身边只剩了警卫员，被迫要求从刘伯承警卫连中抽调一个排放在总部和戴之间担任警戒。
戴润生是开国少将，后官至海军东海舰队政委，文中引用的那些“杀气腾腾”的语录，大多是他下达给一线部队的。值得一提的是此战中我军指挥官多有后来进入海军的，前面提到的一纵政委苏振华如此，戴润生如此，直接保卫刘伯承安全的军政处长杨国宇也是，这位杨处长后来官至海军副司令员，曾率舰队远航南太平洋完成洲际导弹试验，并亲自参加南极考察任务。
如果说双方在二旅阵地上的死战是此战中的关键，那二旅四团，就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它的阵地，恰好是国民党军攻击二旅时选择的突破口，整个整十一师十八旅加一个团加全师炮火，目标都是晋士林指挥的这个团，战斗结束后统计，仅仅这一个团，在战斗中就伤亡八百余人，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多有记录此战我军八百换了国民党军三千，实际上，八百是阵亡数字，如果计算伤员，仅仅四团一个团就已经八百了）。晋士林是刘伯承麾下的一员猛将，每战必冲锋在前，官兵极为服气，但也种下了他早夭的命运。淮海战役中，晋士林在黄家阵亡，是此战中双方参战将领中唯一没有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说完我军再说国民党军。
国民党军此战出动了三个整编师，其中整编八十五师动作迟缓，直到仗打完还没露面，另两个整编师的师长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整编第十师师长罗广文，是陈诚部下的嫡系将领，曾任十八军军长。陈诚喜欢吞并旁系部队，罗广文则善于整理这些“滥部队”以为己用，因此深受陈诚信任。1949年，罗广文官至兵团司令，在四川起义。值得一提的是罗广文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弟弟，那就是《红岩》的作者之一，曾被关押渣滓洞的中共地下党员罗广斌。然而，罗广文虽称陈系大将，在此战中他只能成为配角，此战国民党军中能够和我军上将杨勇比肩的，唯有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
胡琏，陕西华县人，是陈诚嫡系部队中最能打的将领。陈诚的基本部队，号称“土木工程系”，来源是他起家的部队十一师（合为“土”），十八军（合为“木”）和该军下属攻城旅（即“工程”）。他这个派系，普遍的看法是政治能力强于军事能力，包括陈诚本人，都是官场上得意战场上失意的，唯有胡琏是其中异数，在国民党军中素以善战著称。他作战头脑灵活，刚柔并济，无论是此前在石牌要塞大战日军，还是此后在金门鏖斗叶飞，都有出色表现，淮海战役中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被俘后还慨叹此战失利是因为黄维指挥十二兵团，而不是胡琏，否则绝不会被轻易围住——“胡琏打仗多刁啊！”这种情况下还被部下崇拜到如此地步，被誉为一代名将胡琏应该是称得上的。
事实上胡琏这一仗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为了活捉刘伯承，他率整十一师后续部队一日行军一百六十公里，充分保障了前线国民党军兵力火力上对我军的优势。
胡琏是国民党军败逃台湾后硕果仅存的一线骨干将领，长期驻守金门，有“金门王”的美称。
胡琏死于1977年，死时正在台北大学攻读历史学学位，论文已经写好，可惜尚未答辩已经辞世。
直接面对戴润生、晋士林的，则是国民党军整十八旅旅长覃道善。覃道善名道善可一生皆是戎马，抗战中和日军从淞沪打到宜昌，一路苦战，也可说功勋卓著。覃的结局不太好，在淮海战役中第十军军长任上被俘，奇特的是由于当时对国民党被俘将领的政策尚不统一，覃曾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当然后来没有执行），是功德林国民党将军中少有的被判死刑的人物。覃曾回忆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对被包围的部队一面用扩音器喊话，一面用门板等写上很大的优待俘虏等标语竖在前沿战地上。士兵和下级军官看了更不想再拼命，不少人暗地里去向包围的解放军要东西吃，要到之后又跑回自己的战壕来”，这段描述很容易让人想起《集结号》中谷子地招降国民党军的场面。
有趣的是，这三名国民党将军，都出自黄埔四期，是共产党军事天才林彪的同期同学，人言黄埔四期多人才，可谓不虚。
算起来，几名国民党将领都曾在抗战中和日军殊死奋战过，我想，他们的子孙永远也不会忘记先祖在这段历史中的刚强和气节。然而，相比我军几位将领此后在朝鲜、南太平洋，甚至南极扬威异域的荣光，我猜，几位国民党将领恐怕心中也难说没有一丝羡慕或感慨。
说来都是民族的精华，同室操戈，自毁长城的事情，希望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吧。
将，可谓棋逢对手，兵呢？
双方部队的素质可说都是最优秀的。
我军方面，参战的三个旅都是跟刘邓从晋冀鲁豫杀出来的老主力部队，全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战斗力决非普通部队可比。比如晋士林的二旅四团，前身是红四师红十二团，彭德怀的基本部队。好部队是讲传统的，看这个番号就可以理解它的精锐，红四师的三个团，红十团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三四团（老萨军训就在那里），红十一团是华野三纵的骨干，人称“攻坚老虎”，红十二团，就是晋士林这个团。国民党方面，整十一师是此战国民党军的主力，也是陈诚的看家部队，由抗战胜利后的十八军改编而成，此战后第二年即恢复十八军番号。这支部队的人员多是打过抗战的老兵，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与整编七十四师齐名，想想毛公得知七十四师覆没孟良崮后逮着谁跟谁握手的场面，就知道五大主力是个什么身份了。
双方都属精锐，从前哨战也可以窥见一斑，刘伯承夜宿何小寨，双方都力图迅速识别对方，杨国宇令作战参谋马焕越派人联络一纵的掩护部队；同时派另一个作战参谋王文桢带一个通信员两个骑兵去摸情况。结果马焕越的部下遇上了国民党军整十一师搜索连的两个兵，当即诓骗之抓了俘虏，而王文桢却和国军十八旅遭遇，王匆匆回撤中通信员负伤，两个骑兵被俘。
前哨战，双方打成2∶2.5，战绩上国民党军略占上风，但我军一方一枪未发就活捉了两个，手段明显高于对方。兵员素质上双方可说各有千秋。
然而，数量上，装备上，国民党军则明显占有优势。论人数，我军三个旅加总部总计一万三千人，国军整十一师三旅六团计两万人（实际参战一万八千三百），整十师投入一旅一团，约五千人，加上淮河的河防部队和地方游什，总兵力应该是我军的三倍。如果论装备，那就相差更远了，整十一师1944年全面换装美械，全军都是卡宾枪。陈诚担任军政部长后更是不断偏心补充自己的这支基本部队，以至于北向店战斗打响后，覃道善用一百多门大炮狂打晋士林。而刘邓的部队，只有普通步枪，重武器少得可怜。中原野战军的重炮部队曾经威风一时，但在南下途中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全部自行炸毁，电影《挺进中原》对此曾有真切描述（中野老人回忆当时的炮兵指挥官陈锡联接到炸炮命令曾经大哭，陈是奇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的名将，素以喜怒不形于色著称，若有此事，大约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了）。当时中野一个旅能有四五门山炮就当宝贝了。
13日晨7点，前出到北向店以北靠山屯的一纵司令部和二旅一部与国民党军十八旅遭遇，北向店之战打响，二旅当即阵亡一个营长，部队回撤到北向店张大湾，以二旅为主力进行据守，二旅背后就是纵队司令部，纵队司令部背后，就是刘伯承。
此时，二旅还来不及在张大湾构筑坚固的工事，这样一场阻击战注定了异常艰苦和血腥。
关于这次战斗，在《党史纵览》2005年第1期《刘伯承何小寨遇险》一文中，对它是如此描述的——
零时许，敌部覃道善率领第十八旅前卫赶到北向店北侧。由于我第二旅伪装严密，没露一点痕迹，覃道善以为自己先于共军到达，甚是高兴，即令部队抢占对面的高地。敌军士兵们提枪猫腰，踩着齐脚脖深的积雪，吃力地朝山脊攀登。戴润生看在眼里，命令战士们：“敌人不到前沿50米不打。”300米，250米，200米……50米，打！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接着，步机枪一齐开火。敌军遭此猝不及防的袭击，纷纷倒地，向后溃退。
覃道善叫苦不迭。
赶来督战的胡琏，见罗广文的十师一部已到，便对覃道善下死命令：“必须在12时前夺占北向店东西高地！否则让你的勤务兵抬你的尸首来见我。”
覃道善豁出全部血本，调集全旅82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一百余门，把所有的炮弹倾泻到北向店西侧我第二旅四团的阵地上；又将三个步兵团和旅部机关干部及勤杂人员编成四个梯队，从狭窄的正面进攻，成密集队形轮番攻击我四团阵地，企图从这里打开突破口。
我第二旅指挥所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话筒里传出我四团团长晋士林紧张而又急躁的声音：“旅长，敌人的炮火很猛，像倾盆大雨，我们临时构筑的工事顶不住了。敌人的步兵又不断攻击，我们的战士伤亡很多……”
中午12点，戴润生向杨勇汇报战况，建议纵队和“后指”机关向后移动位置。
整十一师不愧是国民党军精锐，戴润生是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干死日军大队长长田敏江的猛将，说出这句话，那一定是真有点儿顶不住了。
几乎没有犹豫，杨勇就否决了戴润生的建议，要求二旅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天黑。
理由很简单，国民党军作战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因为部队控制力较弱，夜间只进行防守，绝不进行进攻作战（说来可怜，志愿军在朝鲜因为只能依靠携行干粮作战，得了个“礼拜攻势”的绰号，而国民党军一次进攻只能持续一个白天，连24小时都撑不了，这样能够打赢才叫奇怪），由于二十旅开路进展得顺利，如果坚持到天黑，全军就有脱险而去的可能。
事实上，这次作战，的确以我军乘夜突围渡河而去告终。
问题是此时还是正午12点，离天黑透起码要七个钟头呢，杨勇又没有部队可以补充给二旅，让戴润生怎么坚持到天黑呢？
而且，戴润生的意见，并不是自己不守，而是建议至少将“老头”（刘伯承的代号）先撤出去。
刘伯承的位置，就在二旅后面几百米的地方。
这个时候刘伯承如果先走，合情合理。也许，刘伯承撤走后，二旅无法坚持到天黑，但戴润生和晋士林一样会坚守自己的职责，即便全旅打光，也不会有任何一个谷子地将来去找野司算账的。
杨勇的否决，其实是刘伯承的意见，面对要求总部先走的意见，《大势中原》如实记录了刘伯承当时的话。《大势中原》是一本小说，但向其作者求证，这段话却是来自杨国宇的日记，是刘伯承元帅的原话——
刘伯承道：
前方将士同命，我决不后退。你去告诉二旅，就说我在他们身后，刘伯承相信他们一定能守住阵地！
什么是军魂？
什么是万军之帅的气概？
什么是中国军神的风骨？
就在这两句话中——
“前方将士同命！”
“刘伯承相信他们一定能守住阵地！”
任何一支部队，在这样的统帅麾下，可以遇佛杀佛，遇鬼杀鬼！
中国元帅刘伯承，名不虚传！
此后的战斗，萨的文字已经无力描述，还是让我引用《杨勇虎口抢救刘伯承》一文的段落吧。
杨勇的电话打到第四团指挥所：“晋士林，我的指挥所就在这里，距你们的前沿百十米，再稍后就是‘老头’（战时对刘伯承的保密代号），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你们要坚决守住阵地，不许后退一步。‘老头’说，他相信你们一定能守住！”
第二旅旅长戴润生打电话给晋士林：“晋团长，不管上来多少敌人，都要顶住，就是剩下你一个人也要顶！”
第二旅政委石新安对第四团政委布克下达指示：“今天的战斗非同寻常，要告诉全体指战员今天战斗的特殊意义！”
敌人又一次发起反扑。
战斗最前沿的三营无名高地上硝烟弥漫。
无名高地仓促构筑的工事大部被摧毁，三营各连伤亡惨重。十连连长李朝同中弹阵亡。十二连连长身负重伤，昏迷过去。
阵地被敌突破。
两个连的指导员白玉、王福勤率领第二梯队投入战斗。20分钟后，夺回的阵地再一次被突破。
阵地被破，人心的防线没有垮，最后的预备队用上了。
敌人以一个团的兵力分数路梯队逐次冲击，猛烈的炮火几乎无目标的纵深滥炸，企图以优势兵力、火力阻拦增援反击。
预备队尽是卫生员、炊事员、通信员、司号员。他们用刺刀、手榴弹、铁铲、扁担、石块与敌展开格斗。一时间，寒光闪闪，杀声震天。右胳膊打断了，就用左手甩手榴弹；双腿负伤了，就跪着射击；眼睛炸瞎了，摸着敌人就用牙咬……
阵地居然这样被士兵重新夺回来。
不禁产生了一种冲动——很期望有编导能够看中这个题材，把它和《集结号》的故事一样搬上银幕。这是一个和集结号完全不同的故事，或许，我们能够为历史保存下那一瞬间的刚毅与辉煌。
在那次战斗期间，关于刘伯承的行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当时刘始终留在五虎岔羊后的小高地上，督促分路突围的中原局张际春、李雪峰等迅速向总部靠拢，会合后向淮西前进；另一种说法则是刘到前线亲自指挥了第二旅预备队第六团对整十一师发动反击。
我更相信第一种说法，因为第二种说法更像是对蒋介石“委员长”的写照，而不是刘伯承元帅。元帅不是将，有杨勇、戴润生一干悍将，若刘伯承还要到前线去那几乎就是添乱。
“刘伯承相信他们一定能守住阵地！”
有这一句就已经足够。
这一句话掷地有声。
17日，刘伯承率部进入淮西，远在九江的白崇禧仰天长叹。
这场战斗中没有集结号，但是的确有一段和号兵有关，而且是在形式最为危急的时刻。下午，得到了一个团兵力补充的国军整十八旅向二旅四团阵地上砸出了决定胜负的一击。
形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旅长戴润生狠着心抓起通往第四团的电话：“晋士林同志，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我交给你的任务只有两个字——守住！不准后退一步。否则，按军法从事。要告诉全体指战员，现在离天黑只有三个小时。天一黑，就是我们的天下，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一营、二营的电话通讯正常，唯有三营的线路被炸联系不上。晋士林派通信员传达命令。
炮火已经把三营副营长张申明的耳朵炸聋了。团部通信员一个接一个地上来，他模模糊糊听到的总是那几句：
“张营长，你不能退！”
“张营长，剩下一个人也要打！”
“张营长，守不住阵地，杀头！杀头！！”
这仗怎么打，阵地怎么守？五百多人的一个营，只剩下不足百人。而冲上来的敌人却是整营、整团。张申明巡视着战士们一张张血肉模糊的脸，突然发现五个号兵都还活着，大叫：“好！”他招拢来全体指战员，吼得连他自己被炸聋的耳朵都听到了：
“我没有什么可动员的了。守住阵地可能是死，丢了阵地一样掉头！该死该活，家伙朝上，咱们都豁出去了！把武器清点、集中一下。等我命令，你们五个一起把号给我吹破天！”
号声响，石破天惊，杀声骤起，鬼神嚎泣。三营发起了最后的反冲锋……
阵地恢复了平静，天也黑下来。
张申明营长和他的部下，是这场战斗的胜利者。意味深长的是，张营长后来成为湘西黔中的剿匪英雄，他的职务是十六军一三九团团长。而电影《集结号》的故事中，谷子地所部的番号正是一三九团。
历史，或许是有意等在这里，和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后记：萨一向对于写内战题材缺乏自信，这次写北向店之战，可以算个例外。或许，因为这里面双方的所为，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军人的共通特质，套用时髦一点儿的话说，或许可以叫——人性。人性这个词含义很广，而以萨看来，人和人的人性，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很不同的地方，我们出生的时候，赤条条地来，那时候我们的人性几乎没有区别，而当我们赤条条地走，那时候我们的人性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
易先生在无人处的哭泣，是一种人性。
非犹太人的詹努斯·科尔扎克校长带着犹太孩子们一起走进毒气室的时候，也是一种人性。
《集结号》中团长的谎言，是一种人性。
刘伯承元帅的“前方将士同命”，也是一种人性。
我们在人生中的每一个选择，都在诠释着我们自己对“人性”两个字的理解。
愿我们的心灵，不在人性中迷失，阿门。
写这段文字，因为心中有一些感慨。
在我的《梦里燕赵》一书中，曾经回忆到一位在河北省平乡县殉国的烈士——晋梦奇。有位朋友看过这段以后不太相信这是真的，认为晋梦奇的死“太好莱坞了”，假如真的看到日军集合乡民要进行大屠杀就自动走出来，当时的抵抗者岂不是太容易被杀光了？
牺牲的晋梦奇是我祖母的亲戚，本名王光初。
2003年夏，同心出版社的刘方编辑（现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工作）曾到我家核实情况，当时我祖母还健在，给我们详细回忆过当时的情形。我所写的关于他牺牲的情节没有夸张之处。
晋梦奇死后他的爱人改嫁，所生的遗腹子和后来的另两个儿子都成为军官，他的遗腹子后在承德市工作。
去年，我和晋梦奇的战友、原河北高法院长孙光瑞老人（即化名张溪的河北游击英雄）取得了联系。他提供了更多晋自杀前后的情况。晋死后极惨，日军将其剖腹，用马车拉着尸体环绕村庄奔跑，至夜，为当时做地下工作的张冠军区长指挥民众收殓。孙光瑞后来曾到晋殉国的地方吊唁，他告诉我晋梦奇藏身的隐蔽部是当地一个盐洞——我老家多盐碱地，有的地方地下有盐，老百姓挖了去卖，留下的空洞就是所谓的“盐洞”。包括出卖晋的汉奸，也是孙光瑞亲自审理判处枪决的。
我们生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所以我们和晋梦奇他们有着“代沟”，难免有时对他们的选择和价值观乃至当时的史实产生怀疑，这是正常的。不过，历史的事实究竟如何，我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所知，将它披露出来，这就是我写下这段文字的理由。否则，我们的后代将来真把晋梦奇他们当作好莱坞人物，那可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了。
恰好这时，看到了《集结号》的片花，也看到了那篇关于北向店之战的文章，题目就是——
“刘伯承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守住阵地！”
位于邯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1946年开始修建，晋梦奇司令就长眠在这里，一同长眠在这里的，还有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
在古老的希腊温泉关，有这样一座狮子形陵墓埋葬着李奥尼达王和他的三百名部下，他们在这里与波斯大军血战后全军殉难。
那墓碑上刻着：
“过路人啊，去告诉斯巴达的公民，我们矢忠死守，在这里粉身碎骨。”
人不传奇枉少年——薄一波二三事
在北京所看到薄一波逝世的消息，终年九十九岁，比国民党的老寿星何应钦还长寿两年。尽管在政治上不同阵营的人可能会给予他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是，薄一波的确是一个太传奇的人物了。关于他的生平，悼词里面已经写得很多了，且写两件此公早年的轶事吧。
薄一波就是有名的才子。抗战前，被国民党捕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南京曾拟立即枪毙薄一波等十二重犯。可是……华北的国民党当局不干。
理由非常有趣——这个大才子太厉害了，碰到内政外交经济等解决不了的问题，华北的国民党当局就要去监狱求教薄一波（这一点国共双方都有记载）！而薄一波也很有趣，把话说到关键的时候，告诉这些国民党大员——是否给你们出主意，需要我党同意。
国民党那边没办法，只好替他去找组织。就这样薄一波和中共华北局（北方局？）取得了稳定的联系，同意有限度地给国民党“支招”，同时给监狱中被捕同志争取了政治学习的条件，中共瓦窑堡会议文件，这些人就是在监狱里看到的。
关于国共合作，西安事变之前的华北地区就已经颇有建树了，其中，这个坐牢的才子功不可没。
好像也因为这个原因，薄一波还担任了国民党北平第二监狱支部的中共支部书记。
吃人家的嘴短不是？薄一波是策划兵变的“要犯”，哪个国民党掌柜的都不敢随便放他，可也不敢慢待，一说薄一波在监狱里享受中顾委待遇，说话比监狱长还好使。这时候华北局的刘少奇（胡服）和柯庆施想出了一个“假自首”的模式，和国民党华北当局取得一个默契——让狱中的党员写假自首书，国民党这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人。
薄一波一听就不干，要不怎么说是才子呢，他认为这样以后就讲不清楚，清白也不清白了，牢底坐穿我也不出去。这一来国民党高兴（又能多请教几天了），共产党可不高兴了（好好一个人才放在那儿给国民党用算怎么回事儿啊），最后说到经中央批准记档，他才勉强同意。出狱以后，时任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时，还专门和他们谈话以安军心。
不过，当时释放薄一波，第一个迎接他的可不是自己人——组织上动作快，还有更快的。阎锡山的特使梁从熙早在监狱大门里头就堵上了，毕恭毕敬，请问是薄一波先生吗？请问您老家是山西的吗？都对就好了，阎主席想请您帮忙——老阎的话是要和薄一波“共商保晋”——土皇帝还要“共商”，这面子够大的啊。
可薄一波偏偏不卖这个面子——不行，有事儿跟我们组织商谈去，我自己做不了主。——这个一方面是党性，另外一方面也是人家肚里确实有货，满世界都有人找我呢，我是卖方市场啊。
生生把梁特使给晒在外头了。
还好，后来我党还是同意和阎锡山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嘛。派了一文一武，都是阎老西儿心仪的。这文的就是薄一波，武的就是徐向前。老阎和薄一波谈了一回以后就以一句话好形容——相见恨晚。此后老阎有话：“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这二位都是山西人，老阎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土比党亲，早晚这二位还会因为这个矛盾跟自己走。
别说，这二位山西人帮老阎抗日守土还是真卖力气的，不过，可不帮他继续当土皇帝，这方面，党比土亲，等后来徐向前代表党把山西的土打下来，这个矛盾就更不是问题了……
手里有一张薄一波的老照片，黑须飘飘，看来有些特别，这是《山西晋城文史资料第一辑》里面的。我看过电视《太行山上》，那里面的薄一波没有胡子啊。
后来才搞清楚，原来，刚出狱的薄一波的确没有胡子，长胡子是练新军时候的事情。薄一波的专长是经济，不过抗战了，你也得带兵，国共双方都接受，薄一波就做了新军决死第一纵队总政委。不过他手下多有阎锡山的旧军官，这书生薄一波虽然厉害，毕竟是念书的，震不住场怎么办？
薄一波有办法，留了这个形象去上任。军官们本来以为来的是个秀才，一看却是个大胡子，反差太大，愣没反应过来。行，只要你们开场不闹就好，等到见识了薄一波的本事，就没人闹了，连当纵队司令的鲁英麟（傅作义的亲信将领，外号“鲁蘑菇”，后来担任三十五军军长，因战败自杀），只要薄一波在，就不敢动兵符……
这段带兵经历对薄一波很有好处，所以开国的时候，当选北京卫戍区政委——他有军事经验啊。
是非成败转头空，无关政治评价，一段历史传奇而已。
“电中国政府派兵船来”
搜集到一批由外国记者在辛亥革命时期拍摄的中国风云人物，在大多数照片下面都可以找到人物的名称标注，比如左下这张。
是谁？看是看不明白的（估计照片的主人自己也看不明白）。然而，读出来就可以明白了——照片上的人，是曾在汉口与黄兴大战的北洋悍将冯国璋。
除了要考历史的学生，很多人已经记不清冯国璋是谁，这个名字只是有点儿耳熟。其实冯国璋当年威风可是大得很，是北洋政府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巨头。连段祺瑞都排在老冯后面呢。尽管如此，可能大多数人还是会觉得他很陌生。
然而假如说起此人是冯巩的曾爷爷，估计就会有很多朋友觉得老冯很亲切了。
不知道冯上将国璋对依靠后代被后人记住会是怎样的感想。
但是，下图这张照片上的人物却没有姓名标注。此人是谁呢？
幸好，那一笔漂亮的英文签名暴露了他的身份。
谈到伍廷芳这个名字，可能记忆力好的朋友会想起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曾提到过他。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领导的南方临时政府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进行谈判，北方代表是唐绍仪（1937年因为接触投日，在上海被军统特工击毙），南方代表就是这位伍廷芳。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被作为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收入这批照片的。
其实，真实的伍廷芳，是中国清末民初的著名外交家。那个时代的中国对外交往往充满屈辱，唯有伍廷芳曾经为中国做过一次扬眉吐气的外交。
这个伍廷芳1905年竟用炮舰政策威胁过外国人，迫使其放弃迫害华人的法令。
被威胁的，居然是远隔万里的墨西哥。
光绪年间中国居然敢用炮舰政策威胁墨西哥，这可能吗？
事情是这样的。那年墨西哥合众国的议院提出一条法令：禁止华工入境。清政府下令曾任驻美公使的伍廷芳就近交涉，和墨西哥政府谈判。
伍廷芳于是就去了。
想来这时候伍廷芳一定憋了一肚子火。因为在这一年美国政府已经公布了禁止华工的法令，那一次，清政府的交涉以屈辱失败告终。留英博士伍廷芳虽然在美国国会痛斥议员们违背华盛顿的平等精神，无奈美国议员虽然明知理亏，却挡不住白人工会的压力，最终强行通过这一法令。
看到中国人拿美国没办法，墨西哥的腰杆也硬了，外交部对伍博士十分强硬。
令墨西哥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姓伍的中国人却在谈判桌上拍案而起，毅然喝道——“下旗！回国！电中国政府，派兵船来，再和你们周旋！”
根据当时美国报纸的报道，伍博士此言一出，墨西哥官员目瞪口呆，周围采访的记者蜂拥而出都抢着跑去发稿了。
第二天，各报上这条消息纷纷上了头条，有的还配了中国海军巡洋舰破浪行驶的照片。
墨西哥怎么办？
凉拌。
墨西哥赶紧请美国政府调停，请伍博士留步，这场外交战以墨西哥废除“禁止华工入境”法令而告终。
有趣的是，墨西哥的排华倾向似乎也是周期性的，废除这条法令以后的四五年，墨西哥再次爆发排华事件。令墨西哥人想不到的是中国当即宣布一艘巡洋舰将前去访问。吓了一大跳的墨西哥人赶紧道歉赔款，事情才算取消。
其实这是凑巧，正好程璧光当时率海圻号巡洋舰赴英国参加英皇加冕仪式，返航时经过这里，得知华人受了欺负，当即通知前去访问。同时古巴也发生排华风波，海圻号开到后，一看船上那么大的炮，古巴人马上吓麻了爪，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向。古巴总统紧急接见程璧光时特意表示：“古巴军民绝不会歧视华侨。”
事实上，中国海军经过甲午战争以后，已经没有力量出远海作战了。且海军最大的巡洋舰海天号前一年刚刚不幸触礁沉没，实力受到很大影响——触礁原因竟然是因为舰长刘冠雄赶着回上海给姨太太过生日而超速行驶。
这件事自始至终伍廷芳都没有向清政府请示过。
1899年他和墨西哥谈判过，对其国情了解甚多，同时也很清楚墨西哥在得克萨斯让美国人打怕了，听见兵字就哆嗦，所以一句“电中国政府派兵船来”肯定吃不消。可这事儿要弄到满大人那儿，闹不好就是一个“擅开边衅”，没准儿还把出鹰洋的墨西哥当成世界第几大强国呢。那接着而来的又将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因此，伍廷芳说：弱国无外交，但可以有外交家。
不过，想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外交部长陈毅说的话——“我们等候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不禁一声叹息，为伍廷芳先生。
老将少帅——张学良父子二三事
回国时见到我的一个长辈，他是师大历史系教授，曾做过张学良父子的研究，为此我把在日本收集的皇姑屯事变珍贵照片二十余张送给他。他很喜欢，说研究张作霖的时候，曾经采访过张学良的一个卫士，叫郑景山。郑是东北讲武堂学生，辽宁朝阳人。张学良有一个骑兵卫队（郭松龄事变以后扩编为一个营），他一直在其中，西安事变后郑因为不满东北军上层妥协接受南京条件，辞官回家务农。他口中的张学良父子，颇有些特别的味道。
我不怕日本鬼子
郑景山说，张作霖和张学良性格不太一样，他虽然看来北人南相，但性格刚烈果断，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上，这一点从一次张作霖父子的对话中颇能反映出来。
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三十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鬼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一万三千人，要想收拾他我让藏式毅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就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一万三千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鬼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邢士廉都随侍在旁。这段话是我看到这位长辈记录在笔记上的，不敢说字字都对，但基本是原始材料了。
从这段话看，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时少帅的对应，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不如乃父远矣。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在西安相当活跃，这时他的警卫骑兵队已经扩编为骑兵营，因为这些人都是军事人才，他出国期间这些人有的被东北军其他将领拉走，颇有流散，郑景山始终在营中不走，张学良对他颇为赞赏。
张学良平时说话并不粗俗，但也不是知识分子腔调，有点儿像老北京的旗人子弟。只是西安事变前张说话颇有些异常。有一天郑景山从早上陪他出去，见从北京来的教授，好像其中有顾颉刚，张入客厅后和教授们攀谈甚欢，话语激进，居然满口都是马克思主义，大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的头头是道，并表示不日东北军就要和日军决一死战。几位教授本来是来劝说张进步抗日的，这时反而劝他不要着急，注意集中力量，谋定而后动。有位教授说：“我们要胜利的英雄张副司令，不要失败的英雄张副司令。”
这样到下午，张又见几个法国客人，一边放留声机，一边在沙发上用英语和这些人交谈。张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直接和外国人交谈，不需要翻译（张学良通外语，能开飞机，马术出色，这就不是今天一些公子哥儿能比的了的）。到了晚上，张送走外国人，和军官训练团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吃饭，席间又满口东北土话，一副老帅的粗犷形象。后来郑景山才知道，这些都是老帅时代的一些部队主官，张学良正在重整东北军，提拔少壮军官，这些老人渐渐失势，都有怨言。而张学良基本能够笼络住他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张离开东北军，新旧将领之间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发生了“二·二”事件。
郑景山晚上扈从张返回，张笑对他说：“今天太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看来，张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的公子哥儿。
皇姑屯
皇姑屯事件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行动，有些报道称张被救出以后不久死亡，之前说过“自己的两条腿都没了，不成了”一类的话，而他关于东北局面，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言，则若明若暗。
按照郑景山转达张作霖医官温守善（皇姑屯事件后，温抱着张坐车回府）的话，张作霖的交代是比较清晰的，他判断除了日本人，别人炸不了他。他嘱咐的话是：让小六子（即张学良）回来，不要让他坐火车回来，让他把东北军都带回来，打……
温说张说完“打”就昏迷过去，到帅府再醒来，即自知不豫了。
郑景山是随张学良一同返回沈阳的，为了避免被日军再次炸掉，他们是混在黄显声所部新编第一旅的士兵中悄悄出关的。那一次张学良为了和士兵形象接近，剃光头穿士兵服装，可能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剃光头。
黄显声是张的亲信，对这件事的判断很敏锐，说他们能炸老帅难保不能炸少帅。黄是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能打仗，后来死在白公馆大屠杀，很可惜。
郑说张学良回到沈阳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入殓，张学良是看过他父亲的遗容的，但他当时只是叹口气，没有落泪，郑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想来是因为当时周围险象环生，日军随时可能动手，张学良还顾不上儿女私情吧。
有些文章认为张出关非常隐秘，被日军炸死说明日军的情报工作深入缜密云云。
其实从上述内容，比如两张说话的时候不避讳卫士在场，便可以看出张氏东北军集团对于保密工作重视不够。东北军上下颇有旧绿林义气遗风，戴笠也曾表示对东北军的地下工作最好做（翻过来，阎锡山最滑头）。张出关这事也是一样，他走之前，永定门火车站堆满张的家具细软，自己又不够策略地召集北京各国领事，交代今后北京政局，已经很清楚地暴露了即将出关的企图。事实上张作霖刚一出京，上海的报纸就登出了消息，可见其保密性之差。记者都能够知道的消息，日本方面稍加留心自然也不难入手，这倒不是日本的特工有多高明了。
写完后，翻笔记发现，张作霖原话比我的厉害多了。
抄录郑景山原话于下：
老将训少帅，说：“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支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铁路顶多有一万三，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藏式毅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给他埋在地下。咱东北军有三十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一万多日本子就交待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枭雄之形，溢于言表。可惜，兄弟这种没当过兵干过胡子的，复述都没有那个劲儿。
第一个在美国阅兵的中国将军——程璧光
清末民初的海军名将程璧光，广东香山人，是福州船政学堂后堂的驾驶班毕业生，毕业后调广东水师，任广丙号鱼雷快舰管带。
广丙号和广乙号是当时广东水师最好的钢制国产战舰，中国一般称其为巡洋舰，但它速度快，以鱼雷和快炮为主要兵器，舰型带有驱逐舰的特征，可说是这一舰种的鼻祖之一。中日开战，程璧光正率广甲舰到天津送贡品荔枝，当即请求参战，受到嘉奖。这一点被很多有关人士责难，认为他的请战造成三艘广东军舰参加海战，结果两沉一俘全部损失，可是这却是北洋以外唯一参战的外省军舰。其他督抚都按兵不动，是甲午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
在甲午海战中，这两艘小军舰表现都不错，程璧光在大东沟海战中指挥广丙号于下午加入战斗，对迫使日军先走起到了重要作用，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伤。
威海卫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程璧光奉丁汝昌最后命令用两枚鱼雷击沉了搁浅的靖远号。在丁汝昌死后，北洋残军议降，程因不是北洋所部，身份特殊，被推举为赴日舰的使者。击沉自己军舰和担任降使的任务使程璧光深感耻辱。1895年，到广东闲居的程璧光在弟弟程奎光介绍下见到孙中山，并参加了兴中会，是参加革命党最早的海军高级将领。就在这一年，因兴中会谋划起义失败，当时担任镇涛号炮舰的程奎光被捕杀，程璧光仓促逃往海外。
不过清廷似乎并不想追究他的“谋反”，第二年，李鸿章出访途中，在槟榔屿会见程璧光，不但允其免罪，而且请他回国重新组建海军。满清末年，对于人才一度颇为重视，并不是一味以杀戮维持统治。汪精卫刺摄政王，居然把他感化成了叛徒；秋瑾起义失败被捕，清廷内多有为其鸣冤者，甚至给秋瑾上了刑具的官员还受到弹劾；对程璧光似乎也是这样，明知其有谋反问题，还是“怜其才而用之”，程璧光也算对得起李鸿章，后来工作上还是忠于职守的。
甲午战后，清朝重建海军，分为巡洋、长江两舰队，程璧光担任了巡洋舰队的司令官。他在此后最有名的举动是指挥了中国海军的第一次跨洋航行。
这次航行是1911年程率领海圻号巡洋舰赴英国参加英皇乔治五世加冕仪式时完成的，从上海起航，途经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到达英国。参加完加冕仪式后，又经过美国、古巴而返回祖国。
当时，古巴和墨西哥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事件。考虑到这两个国家海军都没有足够能力抵挡四千余吨的海圻舰。程遂帅舰访问古巴，当地华人热烈欢迎，而古巴总统慑于海圻舰军威，只得向程璧光表示：“古巴军民绝不会歧视华侨。”海圻号在古巴停泊，计划休整后访问墨西哥，墨西哥政府不等海圻舰造访，便就排华事件向清政府赔礼道歉，偿付受害侨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军舰才取消了访问。程璧光在航行中履行了作为一名中国海军将领的职责。
这次航行中有很多比较有趣的事情，特别是途中得知清朝已经灭亡，官兵们纷纷请求程璧光宣布易帜。程的做法非常“民主”，他下令全舰官兵在舰上集合，然后下令——拥护满清的站左舷，拥护共和的站右舷。这个类似内伊元帅率军面对拿破仑时的做法引来了全体的欢声雷动——所有的人都站到了右舷，连舰上的吉祥物——波斯猫都不例外。
此外，程还率领中国海军官兵应美国政府邀请进行了访问，为格兰特将军墓献上了花圈。格兰特作为将军威名远洋，作为总统却糟糕之极，被评为美国最糟糕的十个总统之一，死后能够得到中国人如此的尊崇，也算可以瞑目了。
回国后的程璧光担任了北洋政府的海军总长，他拥护临时约法，反对袁世凯称帝，虽然在监视下不得不“阳为柔谨，日以粮鸟灌园自晦”，但在给友人的信中常说“自恨不速死”。1917年，应孙中山之邀，程率领海军第一舰队主力“海圻”、“海琛”、“肇和”等十一艘军舰南下广州，参加护法战争，舰队亦被称为护法舰队。
时人对程璧光评价颇高，称其“性简易，居恒侍从极稀。每见官僚习惯，仪卫森严，驺从煊赫，不谓然也。故入粤以来，虽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仍多徒行。间或乘舆，仅一仆从”。
不幸，这种生活习惯给他带来了危险，1918年2月26日，程在一次赴宴归来时，被凶手枪击，刺杀于广州长堤。时程身中两弹，犹用香山口音指着凶手大喊——“捉住渠（即他）”。终因伤势过重而逝，时年五十九岁。
程璧光的死，曾经有人认为是桂系干的，这符合他们土匪起家的习惯，然而近年考证，多认为是孙中山亲信元老朱执信因为程在“炮击观音山”事件中立场倾向桂系力量，怀疑他背叛孙中山先生，而贸然采取的行动。程的死，最终导致了护法运动的瓦解，这却是当时诸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的确是“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啊。
中国早期航空三女杰
看到北宸要写的一位早期华裔女飞行员，我第一个猜测是她可能是要写朱慕菲，因为朱慕菲是中国最早的女飞行员，而且也是出生于广东。及至看到中间，才明白原来是写张瑞芬。
这之前，萨对张瑞芬的生平所知不多。也正是从这篇文章中，才让我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的亚美莉亚伊尔哈特”，也引得我开始写这篇文章。亚美莉亚伊尔哈特（Amelia Earhart）是谁？她是美国女性航空先驱，曾率先飞越大西洋。她的名字，内地通常翻译作埃米丽·埃尔哈特。
早期中国航空史上，朱慕菲的名字可以和张瑞芬并驾齐驱。
朱慕菲，广东香山人，1897年出生，美姿容而有男儿气概，因其父朱卓文为老同盟会会员，自幼接触民主革命思想，所以很早就对军事有兴趣。朱慕菲少年时善骑马，枪法好。她应该是1920年开始飞行，因此可算是中国最早的女性飞行员。
一直有说法认为朱并不是第一个中国女飞行员，而认为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中国女性应该是秋瑾的女儿秋灿之。但据我的考证秋灿芝1928年才赴美学习航空技术，此前并未接触过飞行，而1922年初，孙中山为了加强空军力量，在广州大沙头创立航空学校，培养空军人才，朱慕飞就是首届学员中唯一的女性，同年已经开始驾机参战了！所以，朱慕菲是中国第一名女飞行员，当无异议。
朱慕菲能够较早接触飞行，有一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因，因为1920年她的父亲就是孙中山属下的航空局长，而她自己也与孙中山先生一家过从甚密，曾亲口听中山先生谈论“航空救国”的理论，受到很大影响。
但是朱慕菲学习飞行绝非仅仅是爱好，朱慷慨有男儿气，她学成后即在空军服役，实际参加过多次侦察和轰炸作战，是广东革命政府中出了名的“女飞将军”，北洋政府航空部出版的《航空月刊》曾专文追踪报道她在前线的活动。朱慕菲曾有一次驾飞机在番禺莲花山因为机械故障坠落，迫降在水中，被渔民送到香港救治。此后朱慕菲特意将飞机的螺旋桨带回祖居，挂在屋里作为纪念。她的父亲朱卓文在上面还题写了一个“戾”字。这个螺旋桨在“文革”后被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作为文物收藏。
可惜，朱慕菲的生命并不长，1932年即病逝。她的早逝据说有两大原因，第一是她的父亲朱卓文对清廷是坚定的革命党，却又同时是坚定的国民党右派，参与了刺杀廖仲恺行动，遭到通缉而被迫流亡。一直以父亲为革命楷模的朱慕菲深感幻灭；第二是感情上出现了重大波折，“女飞将军”病中无法排遣，乃至药石无效。
问世间情是何物，竟让巾帼英雄生死相许。
在中国早期航空史上，朱慕菲和张瑞芬并列为航空三女杰之一，朱慕菲的飞行时间早于张瑞芬，技术经验都是上上之选，但张瑞芬是华人中最早的特技飞行员，在抗战中驾机巡回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战，震动中外，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这个东方的古国正在怎样英勇地反抗着野蛮的入侵，其行为影响要大于朱慕菲，她们二人，可说是中国女性航空史上的姊妹花。
关于张瑞芬，北宸的文章介绍已经足够详尽，几乎没什么可以补充的。只好增加一点背景材料吧。1988年，张瑞芬的丈夫去世后，她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这位年轻时叱咤蓝天的女性选择的方法也很有个性——她选择了回家。
1988年，张瑞芬回到了故乡恩平，受到当地父老的热烈欢迎。不变的东方人情味温暖了张瑞芬的心。而她的归国，也引起了人们对这位女英雄的回忆。北京空军航空博物馆曾宣布张瑞芬为“中国的亚美莉亚伊尔哈特”，并开设了一个展览以纪念她。
那么，所谓航空三女杰，还有一位是谁呢？
大约不太容易让人想到，那就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宋庆龄并不会驾驶飞机，怎能并列航空三女杰呢？
这就要说到中国第一架自制的飞机了。1923年，在航空局长杨仙逸主持下，广东研制出中国第一架自行制造的飞机，8月的一天，宋庆龄陪同孙中山来到广州郊区的大沙头飞机场，参加和主持该飞机的试飞典礼。这是一架双座侦察机，飞行员黄光锐（抗战中的广东空军司令，归国华侨，王牌飞行员）邀请在场的观众报名和他一起试飞。
然而，当时人们对飞机还持有不了解的心态，特别是由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人们对自己国家制造的飞机还不敢信任，所以无人应声。这在当时并不奇怪，福建海军工程处在王助（波音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从美国回国）、巴玉藻（也是从美国回国）领导下，于艰苦环境中制造了多架飞机，海军部长陈绍宽竟在报告上批道——“该处所造飞机无人敢飞……”
那已经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了。
这时，宋庆龄却无畏地站出来，镇定地登上飞机，担任了这架后来被孙中山用她的教名命名的“乐士文号”侦察机，成为中国第一名参加试飞的女性试飞员。
因为这个原因，把宋庆龄称为中国早期航空三女杰之一，大约也是合理的。
顺便说一句，这一举动，对于观众，对于飞行员和航空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可说是极大的鼓励，而宋庆龄女士温柔典雅外表后那种无畏和敢于挑战的精神，也在这件事上表现无遗。
北宸女士的原文
美国史上第一位华裔女飞行员——张瑞芬
1994年黛安·姬顿主演过一部电影：Amelia Earhart The Final Flight，这部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Amelia Earhart（亚美莉亚伊尔哈特），是第一位获得美国飞行优异十字勋章的女飞行员。1937年当她尝试全球首次环球飞行时，在飞越太平洋期间神秘失踪。这位女飞行员的故事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传记，电视，电影，她的一生是许多人现在依然感兴趣的话题。
而在同一个年代，一位娇小的中国女飞行员，同样以高超的飞行技巧，攫获当时世人赞叹的目光。她被誉为“女飞行先锋”、“女英雄”、“中国的亚美莉亚伊尔哈特”。张瑞芬，这位当代最杰出的女飞行员之一，有关她的生平，现在知道的朋友可能不多了，我却以为那更是一篇值得传颂的乐章。
张瑞芬出生于广东省恩平县，由于父亲在美国做生意，1921年，十七岁的她高中毕业后也跟随父亲到美国，同年进入洛杉矶康纳域多利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最后进入南加大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在二十一岁以前，张瑞芬的人生顺利平畅，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她和帮助父亲事业的青年结了婚，婚后很快有了孩子。但或许是活泼好动不服输的个性使然，又或许是和航空先驱冯如先生同为广东恩平人，血液里有着对航空潜在的冒险精神。当张瑞芬得知老家的广东航空学校招生，却拒女子于门外时，她决定放弃原本的钢琴演奏，而进入美国的林肯航空学校。这个学校里唯一的女性，这个东方的娇小女子，这个有着两个女儿的妈妈，在1932年，二十岁时正式获得美国飞行执照。当时全美拥有飞行执照的飞行员仅有两百分之一为女性，而张瑞芬是其中的首位华裔女性。
当年有诗赞曰：“鼇峰之巅望五洋，恩平儿女志四方。冯如先行壮国体，瑞芬天骄翱云翔。”
航空学校毕业后，张瑞芬继续跟着陆军飞行前辈学习盲飞、俯冲、筋斗、穿云等高难度特技动作，并同时钻研航空工程和飞机结构。历经了五个寒暑，飞行技艺更加高超，1935年取得了国际飞行执照，并得到美国妇女航空协会（又名九九俱乐部）会长Amelia Earhart的赏识，邀请其加入了“九九”飞行俱乐部。（该会只挑选批准九十九名最出色的女飞行员入会，故有此名。）
下面这张照片是当时九九俱乐部聚会时的情形，照片里坐在中间的那位即为后来飞越太平洋期间神秘失踪的杰出美国女飞行员：Amelia Earhart，而站在其后方的就是张瑞芬。那时两位中西同行结成好朋友，经常联合飞行，互相竞技。在社交场合，会长会特别向人们介绍张瑞芬，以让美国航空界了解这位中国女飞行员的表现。
张瑞芬的飞行竞技生涯中，有一场比赛是很为人所称道的：1936年8月由克里夫兰至洛杉矶的男女混合长途飞行大赛。当时的航程设定为七天，共有三十多名著名的飞行员参加。值得注意的是其他飞行员因为获得了飞机制造厂的赞助，驾驶的是性能较好的新式飞机，而张瑞芬驾驶的是却仅是出借于洛杉矶航空协会的一架125匹马力的小飞机。更因为没有无线电指挥系统，张瑞芬只能靠沉着冷静在群山之间驾机迂回飞行。最后张瑞芬克服了天险困难，成功完成了这次艰难的飞行。
1937年，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在异国他乡的张瑞芬虽然已是美国公民，但怀着一颗中国心。她驾着飞机，飞遍美国华人较多的聚居区，到处宣传抗日，募集资金。张瑞芬的计划是在祖国开办一个航空学校，训练更多优秀的飞行员。
在华侨的帮助下，很快筹得了七千美金，购得教练机一架（Ryan ST-A plane）。不想该机送到洛杉矶后，因一位学员试飞时操作不当，当场机毁人亡。张瑞芬回国办航校的愿望因此落空。同时张瑞芬的弟弟病逝，父亲又病重，1942年张瑞芬决定结束她的飞行生涯。卸下飞行员头衔后，张瑞芬仍时常在美国各华裔社区演讲，激励下一代追求梦想并不忘热爱祖国。
1984年，在八十寿辰那年，张瑞芬的飞行业绩载入了美国华人史籍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太博物馆专著。
美国200周年国庆时，张瑞芬被授予“美国200周年先锋”称号。
2003年，张瑞芬在洛杉矶家中辞世，享年九十八岁，《洛杉矶时报》当日用了半版的篇幅报道这位在1932年以无比毅力打破传统，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性飞行先驱。今日若搜索国际航空妇女先锋名人堂，我们仍能轻易地找到Katherine Cheung张瑞芬的英文名字。
北京空军航空博物馆曾宣布张瑞芬为“中国的亚美莉亚伊尔哈特”，并开设了一个展览以纪念她。
我却觉得与其用西方的人名来标志着来自中国的传奇，不若就让我们简简单单地记住Katherine Cheung张瑞芬这个名字。Katherine Cheung，the nation's first licensed Asian American aviatrix。张瑞芬，国际航空史上发光的炎黄子孙。
蒋百里将军轶事集锦
蒋百里，本名方震，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著名军事家，夺刀日本陆军官校，育百颗中国将星，凭舌战折服墨索里尼，以《国防论》引导中国抗战，一生皆是传奇，已广为人知，这里，仅选其平生轶事，聊作一文，以祭奠将军于地下。
谈兵
蒋百里将军，曾号称东方第一军事家，谈起传奇，自然要从谈兵开始。
人忆将军最后一次谈兵，是在去世前不久，到达宜山时见到冯玉祥，向冯玉祥建议多修高等级公路。这话简单但并不空泛，将军解释说，此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军装备多靠外援，日本必定要切断中国国际交通线。而国内没有橡胶资源，轮胎只能靠进口，所以多修公路，修好公路可以减少轮胎磨损，实际增强作战的后勤能力。而中国人口众多，劳力便宜，修路，就是惠而不费的事情了。
将军去世不久，预言竟成真。日军切断香港、滇缅补给，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后，中国外援断绝。轮胎的匮乏使中国无法集中进行一次大战役的所需物资，一时竟有“一滴橡胶一滴血，一个轮胎一条命”的说法。
以此例可见百里将军谈兵风格，一言以蔽之，简明实用。
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时，蒋百里给学生上课，先讲一对一进攻，一对二防御，下一个课题先不讲，在黑板上写一个题目——一个人打十个人怎么打？让学生们讨论。
此地是中国当时最高军事学府，堪称众将云集，然这些未来叱咤风云的将领们面对这个题目，个个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是啊，这一个人打一个可以讨论，打十个除非对方个个病猫，否则又如何打法？
半晌，百里将军乃从容讲道——一个人打十个人的法子，便是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再打一个。
原来就是这样简单。一句话点出了兵法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精髓，众人恍然大悟之下，这堂课学到的东西大约终生不会忘记了。
对日
蒋百里将军一生研究对日作战，1923年即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襄阳、洛阳、衡阳，他所作的《国防论》成为指导当时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方针。
时抗战军兴，敌强我弱，形势严峻，当此艰难时刻，蒋百里却发表文章，在充分分析中日国情后，坚定鼓励大家——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要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一时传彻全国，舆论为之振奋。
而中日此后的战况一如将军所料。中国最终也没有和日本讲和，终于迫到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不知道此时人们是否还记得将军的这段话。
有趣的是，蒋百里将军在讨论中日问题时，首先就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好家伙，就这一句话，能被标榜爱国的人士骂死的——谁说我中华民族不尚武？！这顶帽子谁敢戴啊？蒋百里敢戴，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能和德国日本这样的军国主义比尚武吗？
如果话尽于此，对蒋百里先生谈不上佩服，他不过是敢说实话罢了。我们很多人也就话尽于此，也许这就是我们和蒋先生的差距所在。
蒋先生随后指出，虽然我们尚武不及敌手，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他就要投降了，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打不下去了，而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国家你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条件。
所以，蒋百里先生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单单最后这句话，也不足以使我佩服蒋百里先生，而加上再上面的一段，要我不佩服蒋先生，也难。
友人
蒋百里是大兵学家。又是大国学家。其府本是海宁藏书名家，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沈雁冰等都受其帮助，蒋纬国，唐生智虽为其部下却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之人物。
写下《再别康桥》的徐志摩与蒋为亲族（金庸讲徐志摩是他的表哥，蒋百里是他的表舅）。蒋对徐的才华极为欣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娶了陆小曼，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1930年唐生智反蒋，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书呆子气大发，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
梁启超与蒋百里也关系非常，蒋百里于东京拜在梁的门下。有趣的是两人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有人对此不解，问于蒋百里，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人的争论丝毫不影响感情，梁启超也是出名的豁达人。这种性格的人有时不免出圈。蒋百里曾作《欧洲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参考教材。于是请梁启超作序，梁看了非常赞赏，下笔就没了定数，写完一看，居然比原作还长——天下没有这样的序，梁只好另作一序，原来那篇长序呢？干脆充实为另一本书出版，这序呢，就请蒋百里来写。遂成佳话。
很少有人知道，蒋百里还有一个知音，就是蔡锷。两人是同年秀才，又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毕业时蒋百里第一名，蔡锷第二名，几百名日本学生都在其后），相交莫逆。蒋百里从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袁世凯对他极为器重，彻夜谈兵，孜孜不倦，随后根据他的建议组建“模范团”，作为中国新式陆军的样板部队，逐渐推广至全国。后因袁称帝倒台，这个设想才没有实现，不过模范团的后身第九旅曾在第一次大战后出兵海参崴，以纪律严明为中国争得一份光荣。袁曾任命蒋百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然而，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蒋百里却没有顾及个人的恩情，他和蔡锷、张宗祥、陈仪等十一名将领结成秘密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这中间，蔡锷因为已经受到监视，乃采取蒋百里的妙计深居简出，吃花酒，作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走（实际逃离袁的控制）减轻了袁的疑虑，然后突然逃走，到云南组织讨袁战争，这就是电影《知音》中小凤仙掩护蔡锷出逃的真相。蔡脱险时，同盟中人曾担心袁派人追杀，蒋却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错了人——原来他已经知晓袁世凯派出追杀的竟然是陈仪，也是同盟中的一员。
不久，蒋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参加北伐。袁惊悚而死后，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妻女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著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也早有披露，盖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未遂，日本护士佐藤屋子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过程则一波三折，不及详叙。
两人成亲后，佐藤屋子改名佐梅，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林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惜后皆毁于抗战之中。
将军去世时，冯玉祥还从中添过一次乱，差点儿使佐梅夫人蒙受不白之冤。
冯玉祥本是蒋百里将军好友，在军中办教育班，内容多是“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竟然还有“蒋方震曰”，对将军的推崇可见。因此闻知将军去世不免反应过激，出身日本的佐梅夫人就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于是写文章说将军是被佐梅夫人用毒针杀害，因为“你爱你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其实，这句话是两人成婚前佐梅夫人表达自己对百里将军研究抗日理论的理解时而说的，原话是“你爱你的祖国，亦如我爱我的祖国一样”。
这件事给佐梅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佐梅夫人很快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爱护。她此后用华语教育与他们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晚年时，佐梅夫人曾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
将军和佐梅夫人生有五女，除大女儿蒋昭早逝外，余者都颇有传奇色彩。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接受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四女儿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作出重大贡献。她还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着穿针引线重要的作用。至今，八十余岁的蒋华女士，依然积极参与反台独的活动。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解放后定居北京。“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她的身份而受到严格审查。蒋和傲然不屈，在写交待材料的纸张上写道——“陈伯达是杂种”，吓得审问人员张口结舌，不敢将材料上交。
一代名将，风流竟不灭几七十年也。
善阐侯家女将军
高升泰站在屋檐角上微微躬身，道：“送客！”钟万仇在屋顶上吐了一口唾沫，忿然道：“假惺惺，装模作样，没一个好人！”一提气，飞身一间屋、一间屋地跃进去，眼见将到围墙，他提气跃起，伸左足踏向墙头。突然之间，眼前多了一个人，站在他本凝落足之处的墙上，宽袍缓带，正是送客的高升泰。此人本在钟万仇身后，不知如何，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抢到了前面，看准了他的落足点抢先占住。
钟万仇人在半空，退后固是不能，转向亦已不得，喝道：“让开！”双掌齐出，向高升泰击去。他想我这双掌之力足可开碑裂石，对方若是硬接，定须将他震下墙去，就算对方和自己功力相若，也可借他之力，转向站上他身旁墙头。眼见双掌便要击上对方胸口，高升泰身子突向后仰，凌空使个“铁板桥”，两足仍牢牢钉在墙头，却已让开了双掌的扑击。
钟万仇一击不中，暗叫：“不好！”身子已从高升泰横卧的身上越过，这一着失了先机，胸腹下肢，尽皆门户大开，变成了听由敌人任意宰割的局面。幸喜高升泰居然并不乘机袭击，钟万仇双足落地，暗叫：“还好！”跟着钟夫人和秦红棉双双越墙而出。
高升泰站直身子，转身一揖，说道：“恕不远送了！”钟万仇哼了一声，突觉裤子向下直坠，急忙伸手抓住，才算没有出丑，一摸之下，裤带已断，才知适才从高升泰身上横越而过时，被人家伸指捏断了裤带。若不是对方手下留情，这一指运力戳中丹田要穴，此刻已然尸横就地了……
这一段《天龙八部》，金庸先生寥寥数笔，就刻画出了高升泰精明干练的形象，让人忍不住赞一声——好一个大理善阐侯！
在《天龙八部》中，善阐侯高升泰是大理王段正明兄弟的忠臣兼好友，历史上高升泰确有其人，不过如果搜一下网上的介绍，就会发现此人形象与《天龙八部》中的描写很不相同。历史上的段正明为人忠厚但无所作为，朝政多委丞相（清平官）高升泰。在群臣拥戴下，段将王位禅让给高升泰。
这整个儿一个大理曹操啊！于是，有网友不无讥讽地写道——“禅位这东西，读中国史的人都晓得是怎么回事。”
不过这种看法其实是有点儿片面的。原因是不了解这其中前后的历史。根据历史记载，大理国内民族主要为白蛮和乌蛮，段、高两氏同为白蛮，相对来说文化比较先进，高氏世代辅佐段氏。上明帝（即《天龙八部》中“恶贯满盈”段延庆之父）当政期间，乌蛮杨义贞反，灭段氏自立，大理国亡。白蛮余众多投奔高升泰，高苦心经营，终于打败杨义贞，重建大理国。此时，高任国主是顺理成章的，高升泰却推举段正明为帝，自己仍任清平官。不过，由于段氏的地位当时类似明灭元时的赵宋后裔，于复国并无功绩，群臣多不买账，以致国家政治动荡，最终在群臣推举下高升泰称帝，稳定了局面。从当时的情况看，确有些大势所趋的意思。
然而，高升泰称帝后始终努力恢复段氏的威信，并在临终前告诫儿子高泰明——“段氏不振，国人推我，我不得已从之，今其子已长，可还其故物，尔后人勿效尤也。”高泰明遂还皇位于段氏，此时继位的，就是《天龙八部》中的风流镇南王——段正淳，而高泰明自己则甘当臣子。
由这段描述，推断高升泰所说“国人推我，我不得已从之”似乎并非纯粹的托词。
对于这段历史，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高氏是高明的阴谋家，真正的大奸臣，大理的岳不群；也有人认为高秉性正直忠厚，有自己的原则。或认为两者兼而有之。
我个人比较推崇后一种观点，至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大理当时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社会，而且高升泰治政轻徭薄赋，是对民众有益的。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接受阴谋说，因为这和社会现实比较接近。但是，我总是相信人世间存在着君子、正直和忠诚这类东西的，只是我们把它们抛弃得太久，以至于无法信任它们的存在。
大理段氏复国后不久，乌蛮再反，高泰明率军平叛，高升泰的孙子高明清战死。
自高量成（高升泰侄）起，高氏不干朝政，退居封地，爱护百姓，被人称做“彝中君子”。
蒙古兴起后，高升泰后代高禾率军抵抗，战死灵关，南宋曾派人吊唁。
忽必烈进攻大理，相国高泰祥率军于金沙江与蒙古军相持。元军绕道吐蕃直逼大理国都，高泰祥回军保护国王段兴智，和蒙古军交战失利被俘，坚强不屈，被斩于大理国都五华楼下。传说当时时值正午，风和日丽，突然风雷大作，忽必烈大惊，叹道：“真是忠臣啊！”以厚礼相葬。
高氏世代都可说是对得起段氏，对得起大理的。
当然也会有朋友认为他们是世代的野心家和阴谋家，这种可能也不是不存在。
忽然说起了高升泰，有些突兀。原因是有日中午采访两位入缅远征军后人，其中一位女士态度温和，知无不言，其父在远征军期间所作诗词，单凭记忆就可写出。中间吃饭时方知其为少数民族，是云南彝族出身的。新奇之余随口问道：“您的父亲当时也习汉诗吗？”
对方随口吟道：“铁血三千洒桃花，英雄半属女儿家”，接着问道，“您可知道这是谁的诗？”
隐约可以猜出是女子的笔触，但这文字端的不凡，气魄可比辽后萧观音的“灵怪大千俱破胆，哪教猛虎不投降”了。
但谁写的却漫无记忆，只好承认。
“那就是我们彝族人写的啊。”女士微笑。
原来，这首诗写于抗战期间，作诗的是永胜土司高长钦之女高玉柱。永胜高氏就是善阐侯高升泰的后代，在当地担任土司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高玉柱，生于1906年，因排行第二，民间称她“高二小姐”。玉柱美丽多才，自幼智力超群，博览群书，善琵琶洞箫，喜骑马打猎，被称做“滇西才女”。1930年龙云的儿子龙绳武从永胜路过，看到高玉柱惊为天人，请他父亲出面作伐。却不料撞了南墙。玉柱辞以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对龙“未见英雄”。龙绳武出身讲武堂，是武元甲的同学，也是法国圣西尔军校骑兵科的毕业生，这样的人物“未见英雄”，让很多人瞠目结舌。
然而高的确眼界甚高，走遍昆明南京，竟然终生未嫁。
在南京，由于高玉柱精彩的演讲，出色的学识，引起中央政府看重，任命她为彝族驻京代表。
1937年抗战爆发，高玉柱感于亡国之危，主动请缨，前往西南安抚各地土司，鼓励他们出钱出人支持抗日。由于她的才华和土司女儿身份，高玉柱的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了表彰她的功绩，国民政府授予她陆军少将的军衔，担任“西南边疆宣慰团”团长。
“铁血三千洒桃花，英雄半属女儿家”就是在此期间她写下的一首长诗中的两句。
1942年，高玉柱不幸因在个旧深入深山险地做抗日动员，患上急病，而当地医疗条件差，竟至瞑目，为国捐躯。
这样一位才华卓绝的少数民族女将军，竟然从不曾耳闻，真令人一叹，因此忍不住写下了这篇文章，纪念一下这位善阐侯的后代。
听台湾朋友说老蒋
20世纪90年代初，萨在机场工作，当时来了个台湾商人林先生做生意，推销工装夹具，双方很是谈了一段时间。
其实，现在看来林先生是个小商人，他的企业没有多少人，连工具的演示都是他亲自动手。不过因为他是来自台湾，那时上下都挺重视的。倒不是和政治有多大关系，这么说，和今天哈韩一样，那一段国内也颇有一批人哈过“台”的，从台湾回来的朋友带来了一些久违的传统和礼仪，让人深感亲切和新鲜。
和林先生谈判，对萨这样的“棒槌”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无论是开口“兄弟”如何如何，还是闭口管俺们处长叫“大哥”，都使当时还流行“同志”相称的机场同仁间不时发出笑声，有一位外号李大眼的工程师说每次和林先生见面都跟看电影似的，老想起《红日》里面的国军来，特有沧桑感。
今天看到Made In Taiwan往往感觉是中低档货，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可不这样看，觉得台湾的东西的确很不错，精巧耐用。这样说并不是拍“台湾货”的马屁。咱们有三十来年工业上受苏联影响太大，弄出来的东西粗糙笨重，现在想来挺丢中国人的脸也和中国人细腻的性格很不相符。所以林先生带来的产品，在我们看来，是很有可借鉴的地方的。双方的合作也颇为愉快。
不过，和林先生在一起，更喜欢茶余饭后的闲谈，双方都能把对方侃得目瞪口呆。这里面的典型之一就是谈蒋介石。
可不是吗？好容易来一个在“蒋委员长”治下呆过的标本，我们这些只在书本上见过老蒋的年轻人自然想听听直接的观感，而处长以上的干部们多由陆军转空军，空军转民航的经历，潜意识里还是把林先生当成国军的人，也很想听听对面的人怎么评价——其实林先生祖辈卖甘蔗的，和国军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林先生就说了，虽然是避重就轻，求同存异，依然让当时大陆人觉得这观感真是天壤之别。原来，在很多台湾人眼里，蒋介石是“老总统”，是一个风格朴素富有威望的人。当然，这一点在一帮打过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机场干部看来简直近似“反动”，只是碍于改革开放的大局，不好说什么罢了。
其实，林先生说的好多后来都证明并不是谎话，比如他说老蒋在台湾搞“土改”，这边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土改不是共产党的活儿吗？国民党怎么会干这个呢？他们要干这个，农民们怎么会用小车推出一个淮海大捷来？事实上老蒋到台湾后痛定思痛，认为土改是共产党胜利的法宝之一，也是国民党此时收拢民心最重要的事情，于是在台湾大力推行减租减息和土改。说来也很无奈，国民党在大陆不是看不到这一点，但是不能做。因为国民党官员和地主是穿一条裤子的，土改，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根本无法贯彻。然而到了台湾它倒能改了，因为台湾的地主和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联系，不怕得罪人了。
要是我们知道台湾具体负责土改的就是这边认定的大战犯陈诚，恐怕还要更加惊讶呢。可陈诚这个在林彪面前完全不会打仗的将军，就是因为做了如此德政，今天还被一些台湾老年人称为“陈诚伯伯”。
但是当时我们的看法，按照从小的教育，老蒋就是一个独夫民贼啊。双方没有共同语言，一时有些冷场。
林先生也觉察到了这种异样，人家到底是商人，犯不着跟政治较劲的，沉默了半晌，就开始顺着这帮老小共军说老蒋腐败、暴虐、无道……反正只要你买我的钳子，大不了回去给老蒋烧炷香客气一下。国军大员变红的那么多，一个比一个名气大，一个比一个本领高，蒋公有灵，也犯不着跟他一个卖钳子的过不去吧。
这边马上来了兴趣，有人就问了——您举个例子好吗？
林先生倒是一愣，想啊想的期期艾艾，忽然眼光一亮，说有啊，我就知道这样一件事。他说，60年代，台北有个理发师傅技术很好，不少当地人排队请他理发。传出了名声，有一次老蒋也去他那里理发了，果然觉得很好。结果，他就把这个理发师带到阳明官邸去了，专门给他理发。
说到这儿，林先生就打住了。
您接着往下说啊。
说完了，就是这样啊。
这……也算腐败、无道？老蒋没有把理发师傅枪毙了或者抢了他老婆？
这个……倒没有听说过。嗯，这当然是腐败、无道啦。他把这个很好的理发师带去给他专门理发，大家就没法找这位先生理发了。——说到这儿，看看大家脸色，林先生又补了一句——大家都非常气愤。
奇怪了，我怎么从你的表情一点读不出气愤来呢？林先生的表演颇为失败。
不过，那次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后来，某位干部发了半天愣说——老蒋要是这样的话，简直可以入党了。众人哄笑。
多年以后，我们才明白，当时台湾也是在搞个人崇拜，那时很多台湾人对老蒋的看法近乎圣人。其实老蒋在台湾虽然吸取了一些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也绝非完人，白色恐怖也厉害得很，只不过林先生这样的老百姓无从知道。
不过，近些年的台湾人对老蒋又是一种看法，变成了“二·二八”的屠夫，独裁民贼。接着，就是台北的中正堂要改成民主纪念馆。以我的看法这纯粹热昏——今天到台湾旅游，最重要的节目就是看中正堂卫兵换岗。你要换成民主纪念馆，还会不会有这么多旅游者感兴趣，可就不知道了。
有些人，不是被当做鬼，就是被视做神，就是没有当人的机会。
老蒋，或许也是这样吧。
孙立人将军轶事
孙立人在缅北反攻中，极重部下生命，每战不急于求进度，总以猛烈炮火开路，即便史迪威责怪他进展不够快也不改初衷，老部下为孙立人写书，名叫《小兵之父》。孙军中没有死刑（一说只执行过一次死刑），最高刑罚是“记死”。
孙立人其人，中西学贯通，尤其一口英语极为流利，是史迪威最为器重的中国军官，认为他与一些满脑子封建思想，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国民党将领不同。但有趣的是，这位精通英语的中国将军，与史迪威相处的大多时候却是在吵架。这一点是美军参战军人回忆的，有一次麦支队指挥官麦里尔准将曾迷惑地问孙立人，说你和乔（史迪威的绰号）哪里有这样多的架要吵？
孙立人回答——“如果我不和他讲，他永远不会明白中国人怎样想。”
史迪威虽然坏脾气，但也是一个优秀的将军而且为人正派，因此，反而很钦佩孙的率直。所以，他和孙立人吵得越厉害，之后的配合只会越好。
这是斯利姆将军在From Defeat to Victory里面提到的。
有人认为孙立人熟悉美国，想当然认为他唯美是从，这固然不对；也有人夸大孙与史迪威的争吵，认为越吵越体现民族气节，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在缅北反攻中，中美双方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我关系，孙、史的争执，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
史迪威去重庆开会，代理指挥的美军参谋长柏利诺认定日军在胡康河谷谷口只有少数指导官和缅甸伪军，因此命令以一一二团分散攻击临滨、拉加苏等日军据点，结果进展艰难。孙立人审问俘虏后，发现日军至少有两个大队的番号，认为情况不对，与柏大吵，要求立即派出援军。双方争论使史迪威不得不提前飞回，询问孙立人为何不尊重参谋长，孙道：“日军可不是你们美国人，不会因为没有公路就无法使用炮兵！”
史迪威等美国军人都很恼火，但史迪威自己到拉加苏看过，不得不承认孙立人说的有道理，于是命令孙率新三十八师主力驰援，取得于邦大捷。一仗打下来才明白——面对的日军竟然不是两个大队，而是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完整的步兵联队！一个一一二团竟然顶了日军两个联队且打得平分秋色，这回，感到吃惊的不仅是美国人，连孙立人自己都有点儿不敢相信了。
中国军人得到良好后勤后的强大战斗力就此得到承认。
孙立人为人机敏而荣誉感极强。一次在印度，美国记者采访他，可能为了打一打这个年轻将军的傲气，故意说：“加尔各达出了好几次汽车被盗案件，都是中国人干的，孙将军知道吗？”
熟悉美国的孙立人应声答道：“美国各城市丢失汽车的案件都很多，是否也是中国人干的？”
到台湾后，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当时国民党军中，陆军待遇不如空军、海军，孙极为不满，追着蒋介石要求改善，蒋袒护海军、空军。孙一向看不起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夫人公馆派）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外号睡虎），情急之下喊道：“总座，我们可以比啊，国文也行，英文也行，数理化也行，操练也行，作战也行，来比好了！”
哭笑不得的蒋介石道——孙立人不懂政治。
孙确实什么事都能做得好。他喜欢运动（在清华曾因运动受伤休学一年），在大学期间打篮球很出色，于是选拔入校队，后来竟然作为国家队成员参加了1921年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决赛中击败日本获得冠军，报纸评论：“中国在篮球场上把东亚病夫扔进了太平洋。”孙因为此战在场上表现出色，动作迅捷，被冠以绰号——“飞将军”。因为孙喜欢篮球，到台湾后，成了台湾篮球运动发展的一大助力。中国将军做国家队运动员的，一个是孙立人，一个是西北军名将孙连仲，后者曾为国家足球队队员。
孙立人修养好，交往的大多是冰心一流文化好友，为军中同僚侧目（侧目，的确是侧目，觉得看不惯这个满口洋文的丘八呗）。他亦爱好文艺，支持军中唱歌提升士气。当时远征军中流行三首歌——孙立人父亲做的新一军军歌、青年军从军歌，还有一首十分特别，竟然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孙很喜欢它的旋律，直到后来发现解放军定其为军歌才停止让部下唱这首歌（注：八路军军歌原始歌词里没有“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这样的词）。
但是孙立人情绪激动时也经常骂人，口头禅是“他妈的”三个字，这是长期在一线作战养成的习惯。他的英文秘书黄文美曾责备他这个习惯不好，孙说：“我们当兵的，‘他妈的’三个字就代表了一切喜怒哀乐。”
孙立人一生廉洁，从没干过贪污军饷喝兵血这类事情，亦不动用公费，自己薪饷常接济阵亡袍泽家属。因此担任陆军总司令后家中清贫如故，菜金都要限制，若来客人添菜，只有咸蛋、皮蛋或炒蛋，家人背后有“三蛋轰炸”之说。家中特别处唯经常举行舞会，也没有固定舞伴，是为了和美军作社交用。孙坐兵变案被软禁后，没有薪水，妻弱子幼，无以为生，只好自己种玫瑰花托人来卖补贴家用，竟然卖得极好，台中人称为“将军玫瑰”。新三十八师老部下回忆，孙喜欢养吊兰，驻军广州时，军务之余常亲自浇水，凝视欣赏，或为后来能养玫瑰来卖的基础。
孙立人晚年说，他最敬仰的两位长官，一个是宋子文，一个是郑洞国。
孙立人被无辜囚禁了三十三年。恢复自由后，民进党多次找他联络，让他出来揭露蒋介石的残暴，都被孙拒绝。以将军而言，并非不在意自己遭遇，而因为蒋是长官，不肯言长官之过。实际上他对此耿耿于怀。孙去世时，最后一句话有三个版本：
医生记录的是——我对得起国家。
亲属记得是——还我清白。
部下记得是——我是被冤枉的啊。
时人评价，孙立人被囚禁太久，与社会隔绝，别人早已不当回事的一些东西，他还如金科玉律般看得很重。
三个丘八种大树
萨写文章，又是在工作的间歇来写，不免断断续续，于是就有朋友形象地开玩笑称之为“挖坑”。挖坑不是好现象，影响市容呢，挖了不填派出所也会来找。不过认真追究起来，挖坑也可以变废为宝，——有了坑，就可以种树嘛。
这是开玩笑了，古往今来，砍树的多，种树的少，特别是兵火之灾更是无情，生生把个八水绕长安的关中宝地，变成黄土高坡白鹿原。植树造林的确是功德事情。
不过，种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是所托非人很容易没准儿。比如我认识的一位恩赫大叔，原来是某省林业厅的处长，有一年看完年终报表实在忍不住，找到厅长说——这个数儿稍微有点儿离谱吧？厅长问：你怎么知道离谱？恩赫大叔说：要照这个面积算，咱们这林业厅的房顶上都是树了。
厅长不喜，恩赫大叔被发配日本。
所以，咱要种树，可不能托付给这位厅长一类的人物。要托，我就托给三个丘八，相信他们都会好好照料我的坑。丘八就是兵，难道大兵还管种树？不可思议。然也，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看啊。
第一位，是个文化丘八，满族人，名叫多凌。多凌，善巧思，曾做水磨开发原始工业。其生卒年已不可考，任过满清新疆驻军副将，巴里坤协统（按照推算应该是旅长，实际他手下可能没有那样多的军队），民国时巴里坤改为镇西县，他继续治理此地，担任镇协（表面上看官职不小，副师长呢），镇西统领。这个多凌看来是个有抱负的将领，很追思前辈保家卫国的事迹，曾立碑纪念本地守军面对阿古柏军队进攻，殊死守城的壮举。不过他没有多少机会施展这种抱负，因为他任职此地的时候，正是清朝灭亡之际，风云剧变，据弹丸小城，想有所作为也不大可能，事实上从经历看他也是顺天应人而已。
多凌更令人怀念的是他对自然的爱护保护之情。在他的辖区有两块碑，都是他树立在林区的，记录了如下碑文：
第一块，在黑沟入口地，曰：蒲海瑶岛，山高水长。西河松景，泉源保障。鹿乃仁兽，不可残伤。
第二块，在冰沟入口，曰：水泉山景，禁止打牲。
看来，多凌不但提倡保护野生动植物，而且很理解水土保护的原理（西河松景，泉源保障）。难得的是碑立于1918年，此时满人多凌已经是亡国亡家之人，前途如何根本不可知，依然有如此宏愿，这种树的事，托付给他，自然是合适的人选了。
直到今天，巴里坤的森林面积，还是耕地的十倍。
第二个可以托付的丘八，有点儿文气，就是时时自称“老亮”的左宗棠。
左宗棠本是文人，但有收复新疆之功，时任督办新疆军务，既然是将军，也可称做是个大丘八了。左宗棠可以托付种树，是因为他有经验，从甘肃到新疆，都有“左公柳”的影子。
1872、1880年左宗棠两次出塞，打败阿古柏军，收复新疆，带去了五万湖南湘勇，就地扎根，生下了无数混血儿，留下了“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的咏叹——因达坂城为南北疆天山通道要冲，军事重地，多有驻军，自然也就多漂亮的混血儿了。今天，随着血缘的重新融合，当年的美女已经不多见了，而左公柳依然。
所谓左公柳，就是左宗棠植树造林，从新疆到甘肃栽种的绿色走廊。史称：“在收复边陲城市的同时，左宗棠看到从西安至乌鲁木齐三千余里，特别是从河西走廊到新疆，沿途一片荒凉景象，于是便提出了修建绿色长廊的建议。打完仗尚未班师回朝，左宗棠即组织人员制定了全程施工方案，并确定以杨柳为主，广种树木。在左宗棠的率先示范和带动下，经过军民一年多的共同奋斗，终于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从西安到甘肃，经河西走廊共栽植杨柳一千五百多公里。”
其实，左宗棠不仅种柳树，他还曾派人从浙江采购了将近百万株桑苗，分发给甘肃全省农民栽种，从此之后兰州有了大叶桑树。
不过我看中老左是种树的人才，更是因为他能护得住这些树。
左宗棠种树，当地人并不十分理解，损伤树苗的事时有发生，而此地少数民族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也不好大力责罚。怎样保护树苗呢？左公自有办法，在他的驻地酒泉，老头子出门闲逛，一眼看到有头驴在啃咬新栽柳树的树皮，于是“老亮”灵机一动，呼唤从人一起上前，将活驴拿下，一刀斩首，写了告示悬首鼓楼——这就是啃树皮的下场。
一下子吓住了老百姓，大伙儿纷纷传说，驴子啃几口树皮就要砍头，要是偷偷伐树，只怕人命也难保，于是风气大为收敛。
就凭这一手，我就看好老左是个好种树的。
补充一句，老左斩驴头之后，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一段酒泉附近犯罪率骤降，几乎可以夜不闭户——原来老左有军令，抓住马贼之流一律斩首挂鼓楼。河西的刀客们倒是不怕死，但死了还要把脑袋和驴头挂在一起，就太过分了！所以，驴头挂着的时候，弟兄们都很自觉地不作案了。
不过，个人还是更喜欢第三位丘八。
那就是冯玉祥，这位老哥驻防徐州的时候，大力植树，然后发出如下告示——“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他的头！”
还用多说别的吗？
壮哉老冯！
“丘八书生”大楼处长二三事
日前得到消息，大楼去世了，一直想给他写点儿什么。
大楼处长，是我的老上级也是家中的老朋友，此君本是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最年轻的团长，军中呼为猛将。读书之后从军，从军之后从政，从政之后写书——不是回忆录而是技术专著，娶妻为陆军大尉，生子皆操枪为业，刚正不阿，为总理拍案于“文革”，足智多谋，做大媒硬上弓酬首长，一生皆是传奇。
且记大楼生前几件小事，怀念这位段苏权将军口中的“丘八书生”。
大楼的憋闷事
大楼高兴了爱喝两口，喝完了有时候管不住自己和老婆干仗，情急中喝道：老子当兵的时候你还……大楼太太也是女中豪杰，一口闷回去——你什么你，你当兵早可是土八路。
大楼顿时没话。
大楼太太是1955年授衔的陆军大尉，大楼转地方工作早，没机会肩膀上扛杠杠，一直是心中最憋闷的事情，老婆是“正规军”，自己是“土八路”，这差距没法弥补。
恢复军衔制的时候，听说大楼给老上级打过电话，看看有没有机会补一个什么名誉，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回来又喝多了，不过这次没敢和老婆干仗。
大楼住宾馆
20世纪90年代前期随大楼到南方出差，大楼的级别可以住带空调宾馆，虽然不是今天的Central Heating，但当时依然属于比较少见的享受。然萨不能适应，与大楼住一屋，早上常常伤风，鼻涕眼泪齐流，大楼则浑然未觉。
知道大楼身体好，但萨当时也是机场上晒出来的黑胖子，百思不得其解如何空调也会挑人欺负？走了几个地方，发现大楼睡觉经常换方向，明明酒店把床开好了，他有时候偏偏把枕头换到脚下，调过来睡。
问之，大楼指指正吹冷风的空调，道：“头对风，暖烘烘，脚对风，嗓子疼”——睡觉脑袋冲着风不着凉。原来他是看好空调在哪边再选择怎么睡的。
于是也效仿，果然早上不再流鼻涕。
后来才知道这是八路军行军宿营的老套路，当年国民党说“土八路，瞎胡闹，一身虱子两脚泡”，看来是不了解土八路。土八路善行军，走到哪儿宿营都带着科学的功夫呢。
大楼考外语
改革开放以后，晋升职称要考外语，大楼也不例外。
但是有规定，如果有国家承认的培训证书之类，可以免考。
大楼在外语栏填的是“日语”，培训证书填的是“遗失，有证明人”。
负责的人找大楼核对，心里奇怪，没记得大楼处长说过日语啊。
问：您的日语是在什么时候培训的？哪个单位培训的？
答：1940年，华北抗日军政大学××分校
一番抓狂之后，问：您的日语……具体达到什么水平？相当于今天什么标准？
答：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统一标准，主要是叫鬼子缴枪，还有审问俘虏什么的，一百多学员里我考第一呢……
问：这个可能不能算数，嗯，您有过实践吗？
答：打炮楼喊话什么的我没干过，都是战士们喊，不过，打完松原部队我给日本俘虏做过动员和阶级教育。
问：嗯，您这个学习谁能给证明？
答：萧克，当时他是我们代理校长。
问：%￥#·#！·！·！·！·
大楼本意可能是开玩笑，但是他这个外语最终却也没有考，人事处给他的结论是：“日语，相当大专程度。”
大楼和日本客人
有一次上面说来了日本客人，那时改革开放初期，什么都缺，有求于他们，让大楼接待一下。
大楼接了任务一点儿磕巴没打，吩咐秘书安排时间，但是——让他们在我的办公室先等十分钟。
第二天日本客人来了，大楼晚了十分钟到，整个接待过程不卑不亢，日本人却毕恭毕敬，鞠躬无数，对大楼客气的不得了。上边主管部门的人跟着一块儿吃饭，受到的礼遇还不如大楼，于是问大楼——你们以前认识？大楼含笑不说话。
后来才知道大楼的办公室没什么特别，就是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大照片——新华社1943年拍的，题目是“歼灭松原部队的我八路军旅团指挥员合影”，七八个灰布军装的青年八路军军官英姿飒爽，大楼挎着驳克壳就在正中间——他是团长嘛。
大楼说——我是给他个下马威。
到日本以后发现日本人对美国人特别尊敬，心中奇怪——不是美国人扔了俩原子弹吗？别人解释说，日本人的特点是打服了就特别恭敬。
看来大楼不愧是当过八路的，对东边这个国家人的性格，的确够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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