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份东西，下笔的第一个原因是为了纪念。由于材料获得时间已久，如果不写出来，我会忘记得越来越多，何况，谁也保不准什么时候，心态或生活的变更，就无法写出什么了。
每一个文中提到的名字，都是我所衷心敬重，并视为楷模的。每一个给我提供材料的老先生，今天都依然在世，然而他们都年事已高。昨天，刚有一位老先生和我说起，他把所有的书都卖了，以前的事情准备都忘记。
可是他真能忘记吗？我们聊了整整三个小时，连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罢课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些内容，我担心不下笔会就此消失在历史的影子里，而让我们忘记了中国科学界曾有过这样的一批人。
未必是多大的事，都是些名人轶事，甚至有些带点儿八卦。
下笔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祈祷，祈祷上苍给他们这些一生奉献给科学，奉献给真理的人，以特别的恩赐，使他们得平安，得快乐，得健康。若真有上帝，祈求他能听到我的声音。
工资比国家主席还高的科学家
在我们平常人眼里，科学界的人们在1949年后好长时间都不大吃香，至少“臭老九”的帽子是戴着的。因此，当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当年有的科学家工资比毛主席还高，萨着实是有些不能相信。
然而老先生说这是事实。他还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叶企荪先生。
老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工作，担任秘书，而秘书们的总管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也会有很多人熟悉——那就是邓稼先。
数理化学部是科学院当时的第一大部（似乎还有一个科学技术部），在这里做秘书，最低，也得是当时全国十大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老先生告诉我，当他毕业的时候，全国只有五万名大学生，今天，有五百万，是他想不到的。似乎也有为自己是那五万分之一有些得意的样子。
因为做这个秘书，教授们的工资多少，老先生也自然有数。
当时，叶企荪先生的工资，是三百六十元。
毛泽东呢，则是肆百零四点八元。
如果是这样，怎么能说叶先生比毛公工资还高呢？
因为叶先生还有一个固定收入，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委员每个月要补一百元钱的。
所以叶先生的固定收入是四百六十元。
四百六十元是个什么概念呢？老先生说，当时他的师兄在清华教书，每个月拿出八块钱来当伙食费，可以天天吃水鱼王八的。
所以叶企荪先生当时实在“阔”得很。
叶先生还不是最有钱的，当时工资最高的，既不是国家领袖，也不是科学家，而是梅兰芳——梅先生的工资一个月两千元。比他少一点的是马连良，马先生一个月一千八百元。
所以抗美援朝时梅先生捐就捐飞机，那才是大手笔呢。
不过叶先生却是很简朴的人。钱，多半是接济学生和给穷亲戚花掉了，有些积蓄也在“文革”中被洗劫一空。那位在数理化学部当秘书的老先生，当时经常为了审稿的事情去叶先生家——那时候没有传真和电子邮件，重要的稿件只能秘书自己跑。他说叶先生家在北大，是个老院子，周围环水，给人感觉像个岛，是个很让人羡慕的地方，但先生偶尔留他吃饭，一起吃的都是很简单的饭菜。唯有一次吃到了好东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先生看他送稿来，就招呼他说来得正好，于是送给他四个苹果。
当时的情况是全国都在挨饿，先生也很消瘦，却有苹果给自己吃，还能带回家！小秘书喜出望外，那苹果的滋味和带来的快乐，一直记到了几十年后。
后来才知道叶先生是政协委员，有权利到政协的内部商店买东西十次（估计是一年十次）。当时学生们没有东西吃，叶先生就把能买的配额都买了苹果，放在家里，来的学生、同事就一人送四个，送完了，自己再去买。
先生自己吃过没有，就不知道了。
叶企荪先生何许人也？老实说听到他的工资比毛主席还高的时候，我对先生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物理学家。是这两天准备整理这段文字，查找叶企荪先生的情况，恍然才突然看到了一位大师的影子。
叶企荪，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他的门下，走出了中国科学院七十九名院士。他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科学研究院干事长，在世界上为精确测量巴朗克常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不懂巴朗克常数，讲此事的老先生口音很重，说的是“布莱克常数”，它的内容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但我知道有了这个常数以后，有很多物理方面的计算就变得迎刃而解。对叶先生的事迹，我就不必多言了。
叶先生晚年极惨，在“文革”中被作为特务嫌疑犯关押而后接受监督劳动。他的一个学生、我的师长曾亲口告诉我——“叶先生是活活饿死的”。这不是事实，而是因为我的这位师长曾目睹叶先生晚年的惨景，所以对此深信不疑。实际上，叶先生死于1977年，但他所受的苦，足以让他的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刘克选、胡升华的《叶企荪的贡献与悲剧》中，曾描述穷途末路的先生——“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荪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过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而叶先生的侄子回忆，在那样的时刻，叔父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他一生很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对自己的遭遇淡然处之。疾病缠身，两脚肿胀，小便失禁的叶先生，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87年，叶企荪先生获平反昭雪，重还清白。
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回到先生雄姿英发的时代吧。
另一位老先生和我谈起的叶企荪先生，让我想起了和他同时代的金岳霖，一样的才子佳人，一样的重情如斯，故事竟然仿佛雷同。
三角八卦
对叶企荪先生的了解，是通过文字才更多一些的。物理知识的贫乏，使我无法理解先生的才华和贡献，然而我记住了叶先生的学生李政道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
和许多纸上谈兵的教授不同，叶先生曾亲自为冀中等抗日根据地搜购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并直接支持自己的学生去参加抗战，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抵抗力量的兵工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他一手培养并送到根据地的阎裕昌在1942年的战斗中被日军俘获，这位不屈的清华人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拖着游街，依然破口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他用乱刀劈死。
不过，叶先生自己的冤案，也正源于他的学生熊大缜（曾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1986年获平反昭雪）被作为国民党特务冤杀的事情，这却是大家都始料不及的了。
他在困难时期，利用自己的身份给来送稿件的后辈苹果似非特例，在有关文献上曾经记载他类似的事情——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著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荪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看到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让这学生一定喝下去，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所以，我相信老先生所说的话，并非虚妄。
但另一件有关叶先生的传说，就让我有些真伪难辨了。
那就是叶先生的终生未娶，缘于在一次恋爱中的失利：在和一名同僚同时钟意于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做了个君子协定。结果女孩子的红绣球打中了他的对手。先生就此淡泊于感情，专心治学一生。
这件事有些让人难以相信，因为叶先生是如此优秀——书香门第，哈佛大学的博士，清华物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卓越的成就，崇高的气节加上英俊脱俗的外表，如此人中之杰，有谁做得起叶先生的情敌？！又有哪个女孩子会舍得放弃叶先生呢？
据说，这个女子，就是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校花王蒂澂女士。
而叶先生的情敌，就是被称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帅气第三的周培源先生。
这段历史，“文革”中曾被红卫兵组织附会到与周先生关系密切，也是终生未婚的陈岱孙先生身上。要是按给我提供这个传说的老先生的说法，假如真是陈岱孙，也许周培源先生会败下阵来呢。
这个说法我最初是不大相信，因为周培源先生是1929年进入清华大学任教的，1932年与王蒂澂女士结婚，假如和叶先生有这样一段事情，则当时的叶先生已经三十岁了，以其时社会风俗而言，似乎有些过晚。
然而，和我讲起这件事的那位老先生，却是和周先生、叶先生一起工作过的，今年已经七十五岁高龄，在中国今天的物理学家中，可以排在前十位之中，说话一向十分可靠。
更为可靠的是，老先生说起了叶先生败北的原因，看来竟然很合逻辑。
据说叶、周之间有了君子协定之后，就等王蒂澂女士自行选择了。结果虽然叶先生是系主任，薪水也比当教授的周先生高，王蒂澂女士最终还是选中了周先生。其原因，知情者分析有两条。
一条是叶先生略带口吃，因此交往的时候惜字如金，表达的时候不那样清楚明白。叶先生不是教授吗？口吃怎么当教授？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好几位我见过的科学工作者生活中都有一点口吃，但是在讲台上却侃侃而谈，看来无非“不紧张”这三个字。
谈爱情的时候，很少有人不紧张，教授也罢。
另一条是王蒂澂女士一直倾向于找一个身材较为高大的伴侣，周培源先生恰好是又高大又英俊；叶企荪先生虽然英俊却不够高大，于是……
这件事的真伪依然不得而知，然而，周先生夫妇，确实是中国学术界的模范夫妻，假如叶先生有灵，应该也会为他们而感到欣慰吧。
年龄？年龄对当时的学者来说不是大问题。先成名后成家是他们的传统，周培源开始谈恋爱，也已经二十八岁了。
比如，有红色数学家美誉的关兆直先生，事母至孝，因曾见恶媳欺负婆婆，所以一心想找一个能够真正体贴母亲的媳妇，加上先成名后成家的传统，其结婚的时候已经四十有余。结果却是出人意料，关夫人不但才貌双全，而且比关先生小了二十岁，在当时社会，差二十岁在一些人看来是有些惊讶，颇有些类似对杨振宁先生晚年婚姻的看法。然而关先生夫妇始终相敬如宾，恩爱非常，最后大家也转而羡慕，并为二人祝福。看来爱情没有年龄差别，倒也有些道理。
文学界有金岳霖先生为了林徽因女士终生不娶的典故，理科就算能出一个在两个学部委员之间做选择题的女士，又有什么稀奇？
年纪大了的周培源被人称做老而弥帅，看来王女士的选择，也真可谓“眼光独到”了。
然而，周先生为何被称为当时数理化学部帅气第三呢？
原因是当时数理化学部的学部委员们都是配汽车待遇的，其中颇有几位风流潇洒，帅气冲霄汉的人物。周培源先生是代表之一，的确很帅，但是还有两位比他更帅的。
排名第二的，是钱三强。
娶了个“工科美人”
钱三强先生被认为数理化学部的第二帅，大约和评价人的立场和审美观有关系。
这里说的“帅”，指的是什么呢？老先生解释说，那叫——气派。
“帅”这个东西，并不是架子，像周培源先生，钱三强先生，走在哪儿都如同鹤立鸡群，这就是气派。
也有的人虽然看来并不气派，但大家都怕他，比如钱学森先生。
钱学森先生是很有意思的人，前几年电视里播放国家领导人看望耄耋之年的钱先生，有数理化学部的老人一看就感慨万分。因为钱先生住的，还是20世纪50年代在中关村住的那所老房子。那个年代钱先生的房子很不得了，是国家专门拨给，带警卫的。而今天看来，这所房子虽然有四五间屋，但每个房间都很小，住了五十年，钱先生的房子早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陋室。先生身肩国家要职与民族重任于一身，名扬四海，晚年不过尔尔，这份清白，就足以让人动容了。
不过在数理化学部，钱先生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大科学家，虽然待人和蔼亲切，却有很多人怕他。
怕他的，大体都是后来科技界的栋梁人物。
为何怕他？只因为这位钱先生待人温和，待学术却一针见血，毫不留情。
在数理化学部担任秘书的那位老先生举了个例子。一次，在某个学术交流活动中，一位副研究员在台前给大家讲自己的成果。
当时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可不是好惹的，比如，新华社1978年2月21日向全国报道“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青年数学家张广厚在函数理论研究中又获得具有世界水平的重要成果。张广厚成功地找到了整函数或亚纯函数的亏值、渐近值和茹利雅方向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位早已因为张杨定理而蜚声中外的“青年数学家”，当时也不过是个副研究员而已。
所以，现在弄个正教授未必顶得上当时的一个副研，主要还是因为选拔和培养机制的不同，毕竟现在教授的数量比当年副研多了百倍不止。
这位副研究员在黑板上写算式，内容很深奥，总之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长江黄河，密西西比。看得当时大学毕业不久的老先生目眩神迷。
钱学森先生也来了，就坐在后排，静静地听。
听到后来，眼看算式已经快出了黑板，钱先生忽然拍了一下座椅的扶手，站起来，指着那位副研究员的鼻子道：“你啊，这是狗咬尾巴！”
一句话出口，副研究员的脸腾一下就红了……
等人都散了好久，老先生细细地品味黑板上的算式，才算明白了钱先生的意思。
所以，很多人当时都怕钱学森先生，虽然他当时并不像另一位钱先生那样有气派。同样貌似温和但让未来栋梁之材们害怕的还有一位，则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所长黄昆。
钱三强先生被认为有气派，是因为他长期和军人一起工作，培养了一种独特的军旅与儒雅相结合的风度。有趣的是钱先生的夫人何泽慧虽然是公认的美人，但当时给人的印象却是——“钱三强先生很气派，他太太何泽慧则有些邋遢……”
怕我听错了，再问，回答还是——“邋遢”。
何女士不是美人吗？怎么会邋遢？
老先生苦笑一声，说当时何泽慧女士来部里办事的时候，的确经常头发蓬蓬松松的，一看就没有好好梳理过，再与钱三强先生对比一下，反差就出来了。老先生给何泽慧女士的评价是——“工科美人”。
听到这个评价，忽然想起了王国维评李后主的词——“粗头乱服，不掩国色”。
钱三强先生是科学院院士，何泽慧女士是居里实验室出来的才女，从云室中发现了正电子和负电子间几乎全部能量交换的弹性碰撞现象，也是科学院院士。
有趣的是何泽慧女士的姐姐何怡贞女士（门出麻省蒙脱霍育克学院，在中国最早开拓了非晶态物理及金属玻璃研究领域）也是院士，而何怡贞女士的丈夫葛庭燧先生（门出麻省理工学院，他发现的晶界内耗峰被称做“葛峰”）还是院士。
想来，这一家人若是开个家族科技企业，足以把任何一个大公司的科研部打得鼻青脸肿。
这几位郎才女貌，才女佳男的婚姻并不是让老先生印象最深的，他印象最深的是学部里面苏步青先生的夫人是日本人，黄昆先生的夫人是英国人……
还有就是院长郭沫若，娶了个太太于力群也是才女。郭先生是研究甲骨文的，文字功底自然过硬，不料于力群女士的字比丈夫更漂亮，这是大家私下公认的，郭先生知道了，也不能否认。老先生也是第一次从郭先生那里知道了原来可以叫太太“内子”，因为郭先生有一次题词，写道“偕内子”如何如何，这个内子，老先生问过才知道原来指的是于力群女士。
郭沫若虽有“薄幸”之谣传，但当时数理化学部的工作人员却觉得他对家人蛮有感情的。有一次老先生随郭老到大连出差，郭老有个儿子在大连部队工作，郭老特意绕道去看他，但这个小郭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居然闭门不纳。郭老因此很惆怅，回北京路上都一直闷闷不乐。
钱三强算是第二帅，那么，一定有人会问，数理化学部的第一帅，是谁呢？
答案是——数理化学部主任吴有训先生。
院士与学部委员
吴有训先生，身高一米九〇，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曾主持“中央”大学，要从历史上算，或许可算是中国第一个全国科研机构的负责人，资格比郭沫若还要老。而康普顿一吴有训效应则彰示着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吴有训先生担任副院长，数理化学部主任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这里需要澄清一下中国科学院当时顶级大拿们的称呼，堂堂的吴有训先生不过是“主任”，而它下面的各路诸侯如严济慈之类，则称为学部委员，若对比今天动不动C×O的称呼，显得颇有些小家子气。
这个小家子气，却是周总理当时定下来的。
最初，数理化学部的最高职称，是按照苏联的做法定为“院士”的。数理化学部副主任恽子强在向周总理进行筹组汇报的时候，周总理说我们的水平现在没有人家那样高，不要招摇，还是不要称院士吧，叫做学部委员好了。
结果，就是其他学部也按照这种编制处理，大家都没有做成院士。吴有训和恽子强的主任、副主任也一直叫了下去，否则也许可以做院长、副院长的。可是大家都很服气，因为这直接影响了科学院的风气，使它在较长时间里能够坚持“名副其实”，踏实严谨的学风。
所以直到20世纪90年代改设院士以前，科学院的学者们都是“学部委员”，好像唯一的特例是个外国人，因为坚持要得到中国授予的院士称号，特别发给他的。
恽子强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化学家。同时还是当时“党的领导”的代表，很有原则性。他是位精干聪颖的行政领导，善于科研管理。这个善于管理可不是说空话，第一，平时要甘于自处助手和服务的地位，恽在后勤方面也是难得的好管家；第二，关键时刻要能够站出来拿主意，承担责任，甚至保护人。也就是说，好事，出成绩的事，要躲得远一点在二线；倒霉事，逆龙鳞的事，知识分子搞不定的事，你要出面打先锋。这些方面，恽都做得响当当。科学院颇出了几位这样的优秀领导人物，最出色的大概还有胡耀邦和张劲夫。
恽子强能够戳得住站得直，说句笑话还有一点裙带关系。他是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英何许人也？中共早期领导人，黄埔军校政治部总教官。
吴有训是数理化学部的当家人，也是最有气派的。这首先是因为吴有训先生学识服众，另一方面吴也确实有气派的本钱——吴的身材高大，形象威严，让人望而生畏，想想李政道、邓稼先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吴老的威风可不是摆出来的。
此外，吴老的气派还表现在其他地方，比如汽车。
根据回忆，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根据国家规定都有配车，而吴有训的车是最漂亮最新型的，他的司机也十分勤快，把吴老的车总是擦得锃光瓦亮。所以吴有训一出门大家看车就都会知道。
然而，没有人有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吴老代表的是中国科学界的“脸面”。
吴老的威严的确镇得住场。
能够做到数理化学部主任的位置，吴老的确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吴先生主持理学院，忽然学生闹起了罢课。
这次罢课应该说值得记入史册，因为当时闹事的学生领袖v中，有一个几十年后大名鼎鼎，就是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先生闹学潮并不是为了政治问题，而是因为有个物理教授上课照本宣科，大家觉得学得没有意义。西南联大的学风活跃，大学生中才华横溢者不少，勇于闹事的更多，顿时不干了，罢课要求换老师。
教授们认为学生过分，无理取闹的不在少数，因为这位先生的学术水平被公认不错。然而吴有训先生认为错误在老师，因为这位教授虽然会搞科研，但不会讲课。吴有训先生于是给罢课学生亲自讲课，用婚姻关系讲电子学，学生们大为倾倒。那位教授原来有些不服气，这时也心悦诚服。
有很多人记得吴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傲。这个“傲”的含义应该是“傲骨”，比如吴有训先生出席叶企荪先生的追悼会，听到悼词说得轻描淡写，先生不顾满堂宾客，拂袖而去。在学术上先生并没有这种傲气，有人用苏联说法讲“康普顿一吴有训效应”，吴先生说这主要是康普顿搞的，直接叫康普顿效应就好。
倒是吴先生的弟子中出了一个余瑞璜余先生（后来也成为科学院院士，中国X光事业的开拓者），是真正傲气的。“文革”的时候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余先生被打倒。批斗余先生时，红卫兵拳打脚踢，把先生打昏过去，又用凉水泼醒。余先生醒来，听到红卫兵正在讲“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先生挣扎着说——这话不对，不要说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三十个凑在一起，他不学还是不如我一个人懂物理！
余先生的骨头硬，所以吃了不少苦。余先生有个儿子，经常被抓去陪斗。一天批斗完毕，却怎么也找不到余公子。最后，在一座大楼的楼顶上发现了他。
你到这儿来干吗？发现他的人大吃一惊，生怕这孩子想不开。
余公子放下手中一本书，抬头道——整天批斗，我都没个地方念书了……
原来他是躲到这里看书来了。
后来，余公子成了杨振宁教授的高足，因为成就斐然，人称——“金牌研究生”，现在也是物理学界的一位出色学者了。
看来杨振宁先生虽然对老师不满，自己做先生还是很称职的。
倒是有另外一位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差点儿被哄下台，此人就是严济慈。
“罪大恶极”的数学家——潘承彪
谈到数学家，有位朋友提起了山东大学老校长潘承洞先生，问我是否了解。老实说，我对潘承洞先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但关于潘先生，倒不是完全没的可说，还可以透露一个堪称中国数学界“罪大恶极”的秘密。
不过，这个秘密的主角，并不是潘承洞先生，而是潘承洞先生的弟弟，潘承彪先生。
潘承彪先生与萨爹萨娘交情都不错，萨娘回北京的时候没有接收单位，还曾经想找他帮忙调到中国农业大学。萨上中学的时候吃饱了撑的去撞汽车，恰好萨爹又不在国内，潘承彪先生就急急忙忙赶来看望。那一次我印象十分深刻，因为潘先生每次来家都是很淡定的样子，这一回表情却十分紧张，一进门就握住萨娘的手，连声说——你可要挺住，你可要挺住啊！
萨当时神志清醒，看了不禁昏头，心想该挺住的是我啊，你拉俺娘干啥？
后来才明白潘先生是误会了，他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到数学所平房宿舍外面，恰好看到不知道谁烧掉的一些垃圾。潘先生心地善良，本来就为我家的事情担心，看到风中烧过的纸片乱飞，不禁疑云顿起，心想这孩子完了，完了。但进了门您老先生倒看一眼啊，萨就在床上躺着呢，人家可好，一看萨娘两眼红肿（废话，孩子撞了，萨爹又不在家，一个人又急又忙，这不是正常的吗）马上就开始安慰家属了……
过后，潘先生颇不好意思。
数学界父子传承的不在少数，但兄弟都在这个领域作出出色成就的倒不是特别多，至少我所听说过的，也就是潘先生两兄弟了。这可能是由于数学这玩意儿太累脑子，对先天要求比较高，一辈偶尔出一个干这个的还行，连续放卫星未免要求太高。
两位潘先生都在解析数论方面有着出色的成就，堪称双璧。这里顺便给一点“内幕”：大家都知道中国数学界即便是“文革”期间也在世界上占据相当高的地位，但如果人家问，你们中国数学到底是哪方面厉害呢？那很多中国人是不太说得清的，因为这是专业范畴。实际上，中国数学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是数论，两位潘先生还有陈景润，都是这方面的权威；一个是分支，杨乐、张广厚都是此领域的泰斗。有人问了，当时中国的科技遭到严重的破坏，怎么唯有数学一枝独秀呢？原因也简单，数学这东西不需要实验室，也不需要电子显微镜，有把计算尺加上个不凡的脑袋就能搞，在其他方面因为投入的限制万马齐喑之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才的中国，自然就在这方面闪耀出光芒来了。
不过，我要说的并非潘先生的成就，而是他在数学界一个“罪大恶极”的秘密，他干的这件事，相信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记得，只不过找不着正主儿是谁。
潘先生温文尔雅的人，怎么会作出“罪大恶极”的事情来呢？
嘿嘿，这就是教育部的问题了。
教育部找了潘先生去出高考题。
中国的高考，习惯是找学科权威来出题的。实际上，我觉得这根本没有道理。因为学科权威的本领在专、在精，对于中学教育那就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了。实证就是科学院数学所的孩子们没一个敢找自己老爹辅导数学的——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越讲越糊涂。
但是，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教育部它就是不明白！
于是，出高考题，它不找高中的模范教师来做，却找到了潘教授，当然高考出题是很多教授一起来的，潘教授只出了一道题——也还好只是出了一道题。可以想象，刚跟一帮杠头PK完哥德巴赫猜想，忽然让他给小孩子们出题，不出乱子那才怪呢。
那一年，考数学的孩子们都嘬了牙花，有愁眉苦脸的，有咬牙切齿的，有目瞪口呆的，有满地找牙的——找了牙准备咬出题的一口。所有的这些学生，都是卡在了潘先生这道题上。这道题答对了的人只有不到1%。
是太难吗？
那倒不是，潘先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不能拿微分方程折腾孩子们，自己知道不能出这么难的。那出什么好呢？他琢磨着越简单越好吧。
就出了一道特别简单的题。
那就是——请证明勾股定理……
对高考的学生来说，这实在是太简单了，就是因为太简单了，根本没有几个学生还记得这东西怎么去求证。勾股定理嘛，简直像地球是圆的那么自然的事嘛。但是……证明？这东西还要证明吗？！
就是啊，你证明一下地球是圆的吧……
十年寒窗，苦苦地猜题，弄出来这样一道令人目瞪口呆的东西。下来以后，学生老师没有不骂的——这谁呀，出这种××题。
那些天，潘先生就总是有些灰溜溜的，对议论高考的人很敏感，而且经常打喷嚏。见到萨爹，一个劲儿地嘱咐——人家要问，你可千万别说那道题是我出的啊……
估计他嘱咐了不少人，所以，至今还时而听到有人印象深刻地提起这道“罪大恶极”，坑了全国99%考生的怪题，却从来没听到谁能说得清它的出处。
时隔二十年再揭这个谜底，潘先生应该不会反对了吧？相信当年的学生们也早就想开了——反正……大伙儿都挂了，又不是我一个……
实际上，潘先生当年出这道题，当然不是因为希望出的简单，而是他认为中学教育不能只注意题海和数学竞赛，而是应该在基础方面让学生打得更扎实一些，这是后来他和萨爹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讲的。
毕不了业的潘承洞
星期天，到机场接萨爹，回来路上想起一位朋友的嘱咐，便向萨爹打听数学家潘承洞先生的事情。大概因为萨写东西老出圈，萨爹有些紧张，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有杂志约稿啊？你想问什么？潘先生对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的改进？不不不，萨赶紧叫暂停，心说您打住，您讲数学我可是没少吃过苦头，我这儿开车呢您给我讲哥德巴赫猜想？待会儿撞桥墩子算谁的啊？连忙解释，我这朋友是山东大学学数学的，想了解点儿老校长当年在北大的情况，如此而已。
这样，萨爹放心了，说潘承洞啊，那可是好学生。潘承洞、潘承彪当时都在数学力学系，都很有才，所不同处，承洞相貌粗犷些，承彪就秀气些，说起来，兄弟俩都是北大数学系最好的学生呢。
怎么是最好的学生呢？
那当然了，你知道吗？山东有一条“潘承洞路”，搞数学的这么多人，有哪个能命名一条路的？
萨承认，老爷子说的没错，能命名一条路的，要么是张自忠那样的民族英雄，要么是闵子骞那样的大贤，数学家？顶多也就是“杨辉三角”，还怎么听怎么别扭，老让人家对老先生的脸型产生不健康联想。
人不能入错行啊，看看体操里的“佳妮腾跃”，同样的用人名命名，那多好听啊。说起来数学家还不是最惨的，想想假如您要是研究病毒的呢？
萨爹看看窗外，悠然神往的样子，说，就因为他是最好的学生，差点儿毕不了业。
这下子我奇怪了，哪有好学生还毕不了业的？
慢慢解释来，竟然还真有这样的事。
好学生还毕不了业？
真的，按照萨爹的说法，潘承洞先生还真差点儿毕不了业，但这个责任并不在他。
萨爹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潘承彪和他是同学，潘承洞先生则给他们上课。
那时候的潘承洞先生身份十分特殊，说他是老师吧，他自己还没毕业，说他是学生吧，可他又给学生上课。
而且他还经管不少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萨爹记得有一年北京三建来维修学生宿舍，施工队有事找负责的老师，问他你找哪个老师？那施工队的负责人非常有灵气，用嘴巴这么一比，大伙儿就明白了，潘承洞先生的门牙有点儿向外凸，这个形象很鲜明。事后才知道，那几个施工的工人里面，居然有一位后来比潘先生还有名。多年以后，这位接见潘先生的时候叙旧，还提起来说那时候就是我给你们抹房顶呢——这位抹房顶的，就是当年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只是当初找潘先生的是不是李主席，可就说不准了。
潘先生那时候在系里年轻有精力，多担一点儿事情是正常的。但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大家都有点儿奇怪，这潘先生研究生读了五年，怎么还毕不了业呢？一来二去，学生们也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潘先生毕不了业，纯粹是教育部和北大闹矛盾造成的。
北大数学力学系，培养出不少好学生来，比如丁皓江、高庆狮、王选等等，其中是有一点秘诀的。那就是这个系分配学生的时候很有“私心”。最好的学生，除了科学院面子太大没办法只好给几个，其余的全部留校。因此，它的师资力量特别强。潘承洞先生1956年毕业以后，已经才名远播，也是顺利留校的。不幸的是他的才华太好，闵嗣鹤教授对他爱得不行，又把他收了做自己的研究生。没想到这下子给自己找麻烦了。
大概是1958年，因为学生的分配问题，北大和教育部较上劲儿了。当时教育部批了几年北大的留校学生终于觉得不对劲，给北大来文件了——你每年好学生都自己留下了，而且还留这么多？有必要吗？不能搞“儿孙满堂”，“近亲繁殖”啊，都分配下去到各省各部，不能截流！
北大这边也挺横——我培养出来的我不能先挑，还有没有天理了？没有好教师怎么能有好学生呢？你们眼光太肤浅。
官司打下来，自然是北大没有教育部的拳头大，只好捏着鼻子服从了。比如潘承彪先生，原来也是安排留校的，让这样一折腾，没办法只好改分配到农机学院了。
服从是服从，对潘承洞先生这样的，就实在舍不得。怎么办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系里的办法就是——干脆不给潘先生毕业，你没毕业怎么分配啊。就这样把潘先生“扣”在了北大。
1960年萨爹完成学业后，分配去科学院工作，回头一看，给自己讲课的潘承洞先生，咳，潘先生还没毕业呢……
直到1961年，北大才万般不舍地给潘先生办了毕业手续，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去了——总不能让人家念一辈子吧？
一个研究生从1956年读到1961年，潘先生在当时大概也是创了纪录的。
严济慈先生的课
严济慈先生是1955年数理化学部物理方面的学部委员之一，论水平那是没得说。且不说先生学术上的成就，单从当时一家大报对严先生的采访，就可以让人对先生有一些感性的认识。
那是1955年夏天，有家报纸要介绍各位科学家，对学部委员们分别进行采访。采访到严济慈先生的时候，那位记者问了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您做学生的时候，怎样看待比您成绩好的同学？
严先生却瞠目结舌，半晌无法回答。
事后才知道，严先生从上学开始，从来都是第一名，他就没尝过当第二的滋味，这个问题他如何回答才好呢？
就是这样厉害的严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上课，却有学生不满，找另一位学部委员施汝为反映问题，要求换老师。
谈起严济慈先生在科大受窘的事情，得从科大的建校说起。
科大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它的建立，和早些时候吴有训先生等人应邀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考察科研发展有关。
这次考察，根据随行的一位胡老先生回忆，是在1954年。20世纪70年代后期，胡老还随另一个中国科学院的考察团再次出访，同样是去考察科技发展方向，这次去的，则是西欧各国，这次考察同第一次一样，也对中国科技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能有机会先后参加两次这样的考察，胡老可谓幸运。
两次考察团都是在国家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成行的，参加的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专家和科研领导干部。但是考察团所花的钱很有价值。第一次，是考察了怎样学习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为中国科学院的早期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第二次，则是根据当时形势，改弦更张，考察了更加先进的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成为“文革”后重建科研体系的重要依据。
胡老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最年轻的随员，第二次，则成了负责管钱管物的“大管家”。有趣的是，两次考察，他印象最深刻的，都是德国。
第一次，是到东德，胡老印象中东德的人彬彬有礼，素质很高，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颇有不同。到其他国家，对从东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来的客人，总是热情地招待，每天的访问，宴会等如流水不断，多少还有点儿物以稀为贵的意思。到了东德，却发现德国人虽然有礼貌，但并没有安排什么沟通感情的行程。据老先生后来的看法，这大概和德国人骨子里严谨而情商不高的民族特点有关，他们想不出吃吃喝喝对科技交流有什么好处（我们也想不出）。于是，在东德访问的时候，考察团出现了难得的清静时刻。特别是周末，德国的商场餐厅处处关门，大家就算想出门也无处可去。只能躲在宾馆里。这时候，某位先生带的一套《三国演义》就成了大家争抢的对象。
那么，是不是东德之行有点儿乏味呢？胡老说那可不是，有趣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到柏林。柏林当时是国际共管，同一条街上也驻扎有不同国家的军队，服装不同，武器不同，风格也不同。在柏林考察的时候，他们宾馆门外的路上热闹得很，一会儿是这家的坦克出来了，一会儿是那家的坦克出来了，跟随的部队或正步前进，或军乐悠扬，军服灿烂，花样翻新，让人目不暇接。原来，当时占领柏林的各国，都要进行巡逻。这既是炫耀武力，也是彰扬国威，结果让胡老他们免费欣赏了国际阅兵式。
第二次，则是到西德。这一次，已经多少年没有接触过西方社会，即便是曾经在欧美生活过多年的几位老先生，到了这里也不免露怯。在法兰克福机场，想上厕所的几位老先生找胡老要钱，原来这里上厕所居然也要投钱的！这在当时中国人中实在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考察团在西德成绩斐然，双方协定了几项重要的合作项目。公务之余，大家普遍感觉吃得不习惯，德国菜大约是天下最可怕的食物。每三天大家都要到当地的中国餐馆吃一次饭。餐馆老板很是热情，每次都给对折优惠，基本就是个成本价。久而久之，才知道这位老板原来是老复旦，1957年反“右”的时候流落国外，境遇很是坎坷。这位老板在年轻的时候给一个德国餐厅打工，工作中敏锐地发现了一笔严重的错账。这笔错账十分要命，大约是算错了整个餐厅都会垮掉。德国老板十分感激，认为这个中国人有才华，于是鼓励他自己开业。这个中国人觉得是天方夜谭，说我哪里有钱租房子呢？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给你租啊。中国人又说，我哪有钱装修啊？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给你装修。中国人又说，我哪有钱启动啊？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贷给你……
喝着德国啤酒，这位老板自嘲地对故乡来的科学家们感叹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若不是这个“山东德国人（形容其热情实在）”一步一步逼着，我是绝对不可能开得了这个餐馆的。
此时他的餐馆在整个城市都是一道风景线了。只是当年的学问，也早随着啤酒喝掉了。
这算不算是一个“黑色”幽默呢？胡老说他听了是很受启发的——钱都不敢赚，不会赚，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有些读书读呆的。
当地有一些中国学者在交流或者考察，见到“家里”来人，十分激动，于是凑钱请老师们吃饭。吃饭的地方在公园里，架了炉子烤肉，大家吃得尽兴而归。
事后才知道，这些学者是没有钱请老师们上餐厅吃饭，才用了这样的方法。因为德国公园里面烤肉是没有费用的，只要购买原料就可以了。
那次考察有个物理所所长在团里。回国后作了个报告，大意是有些同志觉得出国工作的人员回国都带几大件回来，让人眼红。大家不要眼红，上厕所都要收费，人家那是从牙缝儿里面省出来的。
第一次考察回来，大家的共同意见是科学院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学。这是因为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当时的科技人才比例太低，教育水平跟不上。几所大学毕业的人数是有限的，自己要留一批，给各个部委和科学院输送一批，地方上能够留下的就凤毛麟角了。在这种体制下，科学院即便有研究成果，也难以推广下去。所以，应该办自己的大学，利用科学院的人才优势，“生产”人才。科学院不但应该是科研基地，还应该是教育基地。
这个主张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大约是1957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
当时科技大的教授团队十分耀眼，都是科学院的各个学部委员。
这些学部委员当然不能每天去讲课，但他们总是尽力抽时间去上课，其中也包括严济慈先生。
接着有学生反映，说严济慈先生的课听不懂。
施汝来先生装模作样地听意见，开始不置可否，其实心中早有计较。等到反映的多了，施先生把有意见的学生们召集起来，说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你们老老实实认真去听，一个月以后，如果还这样认为，我们就换掉严先生。
学生们将信将疑。
结果一个月后再去问，大家都说，严先生讲得好啊，那笔记不用修改就是论文！
施先生大笑。
后来施先生说，这些学生反映严先生讲得不好，无非有两条原因。第一，严先生的口音比较重，有些学生听不懂他的话，这非要慢慢适应不可；第二，严先生讲课不按教材，常常是从中间开讲，或者从末尾开讲，总之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然而，他的特点是知识特别渊博，所以，从哪里开始讲，都能渐入佳境，越讲越有意思。严先生家的甘蔗，从哪头吃都是越吃越甜。所以施先生认为只要肯听一段课，学生们对严先生的意见就会大为改观。
那么，施先生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
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施先生当年也是听严老讲课的，也有过同样从不满到钦佩的经过，他给学生们讲的，无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而已。
严老其实课讲得很好，而且对于科技教育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教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能够装到自己口袋里多少，如果学到的知识能够像口袋里的钱一样想花就花，这知识才算学到手了。另外一条就是不能弄虚作假。
世界领先水平
所谓学术上的弄虚作假，最多的就是剽窃。
1977年，国际数学联合会给中国方面发来一份邀请函，邀请“陈景润教授”前去作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
今天我们对类似的“邀请函”已经习以为常：出国之前常常要给对方发个信——请速发邀请函来，以便我办理签证。我的看法这是“邀请函”的异化——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礼节，哪有催着人家邀请自己的道理？
陈景润先生的这个邀请函，则是货真价实的，对方连陈景润的具体身份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和他联系过就发来了邀请函，是诚心诚意希望有机会和这位数论研究的高手进行切磋的。
根据一些前辈的介绍，国际数学联合会的这个邀请背后，还有一段和剽窃有关的小故事。
被剽窃的人，正是陈景润。
陈景润先生20世纪80年代以前为哥德巴赫猜想作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1+2”的问题上。但是，在1971或者1972年，苏联的数学研究院却有一则消息传出，说是他们攻克了“1+2”的证明。
当然了，苏联方面颇以这个成绩为傲，内部的表彰，宣传都搞得轰轰烈烈。
不料，在第二年的国际数学联合会年会上，这个成果却遭到当时国际公认的一些数学大家共同的怀疑。苏联方面十分不满，索性派研究出这个成果的科学家前往对质。
对质的结果，苏联方面惨遭挫败。
失败的原因是非常简单的——苏联人是使用了陈景润在1966年的研究成果。
陈景润先生研究“1+2”问题，成果是分为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前，他完成了对“1+2”问题的论证，但方法极为繁琐，在关兆直先生的支持下，他将这部分成果以简报的形式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报》上。当时在国内数学界颇为轰动，但大家基本没看懂——也来不及看懂了，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华罗庚、关兆直等都被打倒，研究工作全面停止；第二个阶段是1972年前，陈景润研究出了新的证明方法，并进行了广泛的验证，但是，这套内容不够系统，也很是晦涩难懂；第三个阶段，是1972年后，陈景润找到闵嗣鹤先生，通过闵先生的艰苦工作，终于理顺了头绪，这可是个艰苦的工作，闵先生花了三个月才弄明白陈先生的证明方法，自叹这次审稿三个月要少活三年。至此，“陈式定理”才算正式定型。
闵先生于1973年冬天去世，说起来，要是没看这篇稿子，也许能够和大家一起唱祝酒歌呢。
苏联方面这个学者，是借助了陈景润1966年，也就是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成果拿出来。而如传闻所说，陈先生第二阶段的工作中，曾一度将部分成果写成论文，投交瑞士的某国际数学期刊。这在当时的研究工作中是有先例的，不过弄不好就会成为斗争的尾巴，所以陈对投稿这件事没有声张。
这份稿件，由于内容还不成熟，瑞士那边基本上是没有看懂，所以也就没有及时发表。即便看不懂，参与审稿的有关科学家还是深受启发，从中受益匪浅。不发表不是水平不够，是要琢磨清楚了再说。这时西方数学界已经闻知了“陈景润教授”的大名，而且有人对他的研究颇有兴趣。
就在这时，苏联人的成果公开了。
这种改头换面的东西，蒙外行可以，内行面前是绝对走不通的。结果，在知道陈景润第二阶段研究成果的专家们看来，这个剽窃就太明显了。
于是，在对质中，只要对一些细节问题深入下去，苏联学者就瞠目结舌——因为陈景润1966年的成果，毕竟只是在《科学通报》中发了一个简报，其内容并没有完全发表，其中的细节可不是通过一个论文就能推断出来的。
苏联人很丢面子。
那么，明知自己的成果站不住脚，还要拿出来对质，苏联科学界怎么会做这样愚蠢的事情呢？原因是负责科研的苏联官员，也不知道这是个剽窃的成果。如果归纳一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苏联学者为了完成根据政治需要提出的科研任务，不得不利用了陈景润先生早期的研究成果，弄虚作假。这样弄虚作假搞得很“科学”，因为陈的论文发表在中国，当时中苏两国学术交流早已冻结，这样剽窃无疑没有中国人会到苏联来抗议，而苏联国内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中国人在几年前取得的这个成果。
应该说苏联学者的考虑是很有道理的。不幸的是，当时苏联与西方的学术交流也很少，陈先生寄到瑞士的稿件，苏联数学界自然无缘得知。
所以，当国际数学联合会的专家们产生怀疑的时候，苏联官员是理直气壮而且深感不平的，至于具体做研究的学者，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也是没有勇气来说明真相了，只有硬着头皮来对质，期望侥幸过关吧。
这次对质的结果，使“陈景润教授”的知名度骤然增加，其消息传回国内，直接促进了对他的研究的重视，成了陈景润先生研究成果迅速公开的催化剂。
苏联人的这种弄虚作假，和中国后来学术上经常出现的某些问题，如出一辙。
关于陈景润先生，可以多说几句。我还记得年少时听说的一件有关陈先生的趣事，这件事和陈先生的“夫人”有关。
大家都知道陈景润先生的夫人是由昆女士。应该说陈先生能够与由昆女士组成家庭，是他生活中一件极大的幸福事情。生活中的由昆女士有着鲜明的个性，不但富于女性的温柔典雅，而且遇事干练果决，不让须眉。我想这可能和她的军人出身有关（从过军的人气质上会有一些特殊改变。前几天接触一位名医，据他所说，在癌症患者中，生命力最强的人群中曾经在军队中工作过的人占了很高比例，平均比军队以外的人生存期长一年到一年半，盖因为其身体底子好，而且意志坚定）。所以，与由昆女士成家，使陈先生长期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堪称夫唱妇随，形成良好互补。与由昆女士结婚后的那段时间，是陈先生身体最好，也最安定愉快的时光。
然而，我记得的这段事情却和由昆夫人无关，是他们认识之前发生的。当时陈先生因为科学方面的成就成为大家的偶像，在外人看来一时星光灿烂，“粉丝”遍布全国。
结果，就有个很漂亮的女孩从某地找了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太太上京寻夫。
陈先生一直单身，哪儿来的太太呢？大家都不相信。然而这位“太太”却坚定得很，说得头头是道，言之凿凿，一点儿不像在说谎。那时候来找陈先生PK哥德巴赫猜想的科学狂人很多，都自信自己的成果比陈先生厉害。但是敢自称“陈太太”未免有些过分，这玩意儿可不是有自信就能胡来的。
但是，她说的很多内容，和陈先生的经历并不吻合。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她在说谎，可作风问题当时又不是一件小事。
怎么证实真假呢？
当时的某位先生非常聪明，很简单就解决了问题。他一口气叫进来六七个戴眼镜的研究人员，让这位太太认哪个是陈景润。
结果，就是乱指了。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妄想型精神病患者……
在学问上弄虚作假，和冒充陈景润夫人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干这个的也不是精神病患者。那么，好好的学者，做这种事情不丢人吗？
有趣的是，一些老科研工作者，对国内发生的一些类似现象，还有一点同情。
黄昆先生曾经主持揭穿了一起很严重的弄虚作假事件。当时，上海某大学自称研制出了某种世界先进水平的集成电路芯片，也通过了鉴定。但黄先生十分狐疑，看了结果总觉得不踏实。于是要求对其进行检验，经过反复的追踪，最终证明，这份成果，不过是利用买来的芯片造假而已。
可是参加这次揭穿骗局的学者，也提到其中体制方面的问题——当我们申请课题的时候，总是要把很大精力放在写报告上，报告写得越花哨漂亮，取得经费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科研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没有钱恐怕很难进行，但仅仅有钱也不表示就能出成果。为了申请经费，有些人只好违心吹牛，到时候要成果了怎么办？有时候就被逼得弄虚作假了，苏联人在哥德巴赫猜想上是这样，我们现在有时候也是这样。
黄昆先生自己申请课题的时候，就碰上过这样的事情。审批课题的是黄先生的学生，然而不能不秉公办事，看完申请报告，问黄先生：“这个课题，如果批了您这一百万能不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呢？”
黄先生何许人也？全国第一批科技重奖仅仅四个人，黄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是钱学森、袁隆平和王选），他怎么回答呢？
黄昆先生听了问题，笑笑，很实在地回答说：“你给了我这一百万，我能看到外国人跑到哪儿了，但是要追还是追不上的。你要是不给我这一百万呢，我连外国人跑到哪儿都弄不清楚。”
黄先生的课题，最后还是批了，但也就是黄先生吧。换一个人，如果不写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怕这次申请只能告吹。
世界领先水平，可不是上下嘴唇一碰就能达到的，有时候明知这是要求过高，还不得不逼着自己胡说八道，这就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了。
黄先生在朋友间说过，如果让我来分配科研经费，我不按课题的。我就只管选人，选一百个人，每人给他五万经费，你就自己研究去吧，这样，可能倒真的能出成果了。
黄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是长杨振宁两岁的学长，杨振宁同班的同学中，还有一位，就是邓稼先。
我问一位和邓稼先一起工作过的老先生——邓稼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老先生没有回答，却开始上下打量我，弄得萨有点儿发毛。
您看我干吗？萨问。
答案让我受宠若惊——
鸡兔同笼
老先生的话是——你和邓稼先有点像。
吓了一跳，邓稼先年轻时的照片我也看过，那叫风流倜傥，照照镜子，很不自信。
幸好老先生后面的话还不太离谱——脸型像，身材也像，不过他比你高一点。
方脸、宽肩、体格高大厚实，坐在沙发上思考时喜欢歪过头来，将左手握成拳，虎口向自己抵在上颌上，大体就是邓稼先当年的样子。
回忆在邓稼先身边工作的日子，老先生印象中的他总是一身中山装，精力充沛，数理化学部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和事，他这个秘书长正是各种矛盾的中心，而邓稼先总能够应付裕如。老先生猜测，以邓稼先的特点，在真实的两弹世界，邓稼先的角色或许会更接近费米（或许老先生想说奥本海默，我推测），而不是爱因斯坦。
写邓稼先是很困难的事情。他在担任数理化学部秘书长日子里的工作，涉及很多恩怨矛盾，写来不经意间就会伤人。
学者并不是超脱凡人的，一如英雄。王外马甲写过一段老兵的回忆，在上甘岭宁死不屈的孤胆英雄，走下战场后一样会为了给孩子吃饱饭去偷老乡的苞米。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是儒家出身，“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习惯带来一个不好的习惯。凡是提到“英雄”二字，便应该完美无缺。所以我们总是用放大镜在被人们称为“英雄”的人物身上寻找污痕。其实，英雄和我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拿破仑打得赢奥斯特里茨战役，也一样会生牛皮癣。我的看法，正因为他们和我们的条件一样，都只有一双手一颗头，他们在我们无法做到的地方做到了，就可以被称做英雄。
学者也一样。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
有位在科学院院部工作的老人对我讲，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字当头，结果引发某些人一个不好的毛病——人既然是公家的了，饭自然也要吃公家的。于是公款吃喝之类的事情无法禁绝，还理直气壮。要说行政人员，有些这种毛病大家并不奇怪，历次整风他们吃的苦头也不小。然而，如果说当时的学者之中也有人以占这种便宜为乐，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因为他们似乎都应该是道德绝高的人。
不幸的是这却是事实。
事情变得愈演愈烈以后，院部就给不少研究所的领导提醒了，结果纠正最快的是数学所。
数学所的老大是华罗庚。
华罗庚先生是个很有特色的人，早年在中关村南区的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老人散步的身影。他的身材微胖，走路速度慢，拄着拐杖，左腿迈出去总是一弯一弯的。后来听人讲，华老早年生过重病，后遗症是腿瘸了。他当年腿上的毛病还要重，走一步腿需要画一个圈子，自称是“圆和切线运动”，在美国动了手术才治得好一点。
那时候路上的人见到华老，都会自觉地让出条路来。我记得一次看到华老散步的时候是一个人，随口问是不是华老在一边散步一边思考问题？人家说华老的夫人在住院；还有一次我看到他可能是遇到了熟人，就和那个人站着说话，笑眯眯的。说着话用拐杖朝上指指天，这时候他的大衣就滑下来，于是用手拉住重新披到肩上，过了一会儿又指指天，又滑下来……
后来有好久不见老先生散步，问起来，才知道华老已经去了。
华老是在出国访问的时候走的，当时刚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学术演讲，比预期的要长，走下讲台就猝然离世。
那一段时间，出国访问的中科院专家在外面猝然离世的不在少数，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钟家庆先生，也是倒在讲台上。而我还知道一位人们不太熟悉的研究员，名字和《北京人在纽约》的主角相同，叫王启明（不是今天的王启明院士，那位是研究物理的，我认识的这一位是研究数学的）。王启明研究员曾住我家对门，80年代访问美国时疾逝。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在经过“十年浩劫”的束缚后，这些科学人员在工作重新走上正轨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激动和痛苦——激动，是因为终于盼来了科学的春天，痛苦，是因为睁开眼睛，人家已经跑到了我们前面那么远。很多人或许还记得当年在整个科学院奔腾的祝酒歌歌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激情，这之前我没有见过，这之后，我们也已经好久没见到了。
终于有机会做事业了，他们能不拼命吗？
那个时代科学院不断地重复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那一张张死神的请柬，背后是中国科学人员不甘人后的尊严。
犹忆80年代初期，数学所苏式灰楼里不灭的灯火。前些天回国，在科学院软件小区的院里散步，已经夜深，忽然看到大楼虽然盖了新的，里面依然是不灭的灯，一如日本大阪御堂筋两侧深夜的写字楼。
那时，泪忽然涌了上来。
跑题了，让我们回来看看华罗庚先生怎么对付学者们的公款吃喝。
学者是知识分子，华老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办法。
于是，各个研究室的头头脑脑们（都是学术骨干）有半个月等不到公款吃喝的报销了。
正在狐疑中，华老忽然传话来——某日某时到四不要礼堂餐厅，我请大家一起吃馆子。
啊，华老请吃饭，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得到通知的人个个脸上飞金。
为什么不得了呢？原因是华老极少请客，如果请，必是钱学森、吴有训等数理化学部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这是因为数理化学部的上层有个传统，大家经常聚餐，借以讨论问题，饭费则轮流坐庄，可以说是个科学界的超级沙龙。华老虽然不喜欢请客，但这种交流他是必要参加的，吃了人家的只好回请。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能吃到华老的大菜，是何等的荣耀。从辈分和学术水平来说，这次被宴请的都是低了一个档次的学者，收到请柬不免有人心中暗想——难道我，我的水平也达到能和华老他们一起吃馆子了？！
估计有人早上起床看老婆都骄横几分。
果然是水陆杂陈，边吃边谈，宾主尽欢。吃到快算账的时候，拿着服务员的账单，华老说我出个数学题啊，大家算算邻座吃的喝的，折合起来能有多少钱。
都是每天数数都数不清了的主儿，这个话题俏皮又让人觉得有趣，大家就嘻嘻哈哈，半真半假地算起来，方程，微分，什么招儿新鲜上什么。算出结果和账单一对，还差十三块两毛。
华老说算得对吗？
那还能不对？数学所的大拿连账都算不清还混吗？
华老掏出十三块两毛，放在账单上飘然而去。
大家……
教训给了，态度给了，方法给了，面子也给了。学者们公款吃喝的风气，好长时间都控制得很好，就算大家为了工作出去吃饭，也多用AA制。
然而“文革”时就有人为这事贴华老的大字报，说华老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出身，抠门，请钱学森吃饭钱老有事没到就拉部下付账。事情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不能不佩服国人想象力之丰富。
涉及矛盾的不适合写，邓稼先的事情就不好写了。他的老部下回忆，说邓是和他们一起工作中，邓突然“失踪”了，那么大的数理化学部秘书长突然说没就没了，而且谁也不能打听他去了哪里。然而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相信他不是因为特务之类的事情失踪的，因为他的家人一切正常。
一直到70年代，他们才有机会重新与邓稼先见面。邓老虽然依旧和气精干，与大家相谈甚欢，却对他多年“失踪”的经历，闭口不谈。大家也心领神会，普遍认为邓稼先是口很紧的人。直到那一篇关于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报告文学出来，他们才知道这位老朋友和学长的行踪。
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写的，这件事还涉及毛公。
有一位老先生和邓老私交很好，所以在邓老会见杨振宁之后，两人曾会面并在科学院的某个食堂一起吃了顿饭，提起那次会面，邓老似有遗憾，而又莞尔。
老先生也是绝顶聪明的人，看出来觉得其中必有古怪之处。好奇之下问，再问，大约因为不涉什么保密问题，邓老终于开了口。
他说，杨振宁问我是不是多次见过毛主席，我说是。他问我对毛主席的印象，现在想起来一件事，当时应该对他说的。
现在想来，杨振宁先生只见过毛公一次，大约是想听听老朋友的看法吧。
邓稼先想起来的是怎样一件事呢？
他说，那是第一次和毛主席见面，有点紧张，在座的很多科学家都是第一次见毛主席，也有点紧张。
毛主席出来的时候和大家握手，旁边有人给介绍。介绍到一位著名数学家，毛公停住了，目不转睛看他半天，说我知道你啊，你是数学家。我看到你有点害怕啊。这位数学家一愣，大家也吃惊的时候，毛公接着说，我上学时候的数学学得不好啊，好的时候能得六十分。所以我看到你害怕。
这时候大家都笑了，而毛公还意犹未尽，拉着这位老数学家接着说，——我有个问题要请教数学家啊。我的数学不好，老师很不高兴，说你怎么能数学不好呢？给我出了很多题目让我做。我就是不肯做。他发了脾气，于是我说，你的题目我不明白，你要是能给我解释明白了，我就做。他说你哪里不明白呢？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也解释不清，于是我不做他的数学题，他也没办法了。
是怎样的一个题目呢？大家都很好奇。
毛公带点顽皮地对大家说——我就问他，你这个题目叫鸡兔同笼，你为什么要把鸡和兔子养在一个笼子里呢？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养兔子的，你不怕它们打架吗？
哄笑声中，毛公还在讲——你能解释清楚，我就做你的题；你解释不清楚，对不起……他解释不清楚……
那一天，老先生也是大笑。
回来以后，老先生的太太却吓得汗流浃背，说你可不能出去乱讲啊，要说毛主席数学才六十分，不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
老先生一吓，从此不敢提这件事情。
今天，大概是不要紧了。
生死耀邦
胡耀邦当然不是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但是他在科学院很有威信。与他同样有威信的，还有一位张劲夫。
有位在院部工作的老人回忆张劲夫，说他的特点是鼓动性强，为人正直。他曾经坐张劲夫的车在路上汇报工作。中途张忽然让停车。原来他看到路边有个病人，大家围着看正在想办法。张当即让司机开车送病人去医院，自己站在路边继续谈工作，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听到有些长辈谈张劲夫当年在科学院的种种，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不禁插话——你们干吗不向中央建议把张劲夫调回来呢？
长辈之一莞尔——把张劲夫调回来？你怎么不说把胡耀邦调回来呢？
哦，我忘了级别的问题了。
胡耀邦从1975年开始担任科学院副秘书长，是因为“五子登科”受到大家的热爱。这个问题，我在其他文章中曾经提到过，认为五子登科是指“妻子问题——解决科研人员两地分居；房子问题——优先分配给科技人员；车子问题——为科研人员开班车；孩子问题——扩大科学院幼儿园；帽子问题——增大了每年提职称的比例”。老先生告诉我错了一个——那个妻子问题，解决科学院五百骨干妻子进京指标，是1978年的事情。我漏掉的，是“炉子问题”，为大家解决炉子用煤和开始使用液化气罐。
这位老先生，曾经参加过胡耀邦去世后的治丧委员会，当时，他听到胡的家属有这样的要求——胡耀邦要把自己葬在江西德安共青城，“我死之后，埋在青山绿水间，地点就是共青城”。胡耀邦要求葬在那里，是因为他长期从事团的工作，而德安是共青团诞生的地方。
对这个问题我进行了一点考证，发现共青团是1920年在上海诞生的，所以老先生的记忆可能有误，德安不是共青团的诞生地，而是红军少共国际师的诞生地。胡耀邦长期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委（由少共中央儿童局书记转任），可能这才是他选择德安作为埋骨之地的原因。
当时就胡耀邦的具体葬址还有一个斟酌的过程。
最初，是准备葬在当地一个风景优美的公园中。家属不同意，他们根据胡耀邦一贯的习惯，说这个不是好地方。因为德安是个不大的城市，公园也不大，如果放一个墓，要占去好大一块地方。公园是老百姓休息玩乐的地方，放一个墓占好大地方，大家什么心情？
第二个建议是放在林场，这个家属接受了，但是又不主张砍树。胡耀邦生前很重视种树，为他修墓把树砍了，他会不高兴的。
结果家属去勘察，不占林地农地，选了个光秃秃的小山包做墓址。
按照风水说法，孤山于子孙不宜，但胡家人对此好像不怎么在意。于是将小山包顶部平整，改为墓地。这时候胡家提了一个唯一的“额外要求”——请求在胡耀邦墓的旁边修一个亭子。理由是如果有人来看，当地气候很热，希望有个让人休息乘凉的地方。
过了很多年，这位老先生出差去江西，顺便去祭扫一下胡耀邦的墓地。
这一去感慨甚多。
胡耀邦的墓并不大，但是由于他的墓在这里，当地人在周围种了很多树，几年过去便郁郁葱葱，将墓地所在的小山和身后的山岭连成了一体，俨然一个风景区。在墓地上看小丘是孤立的，但略远一点看来，前面是浩荡的鄱阳湖，后面青葱的山岭环抱，墓地正在山水之间的交融之点，气派端的非凡。孤山的“孤”根本就看不出来了。幸好胡耀邦是无神论者，否则大家不免猜测这难道是传说中对风水的改革？
老先生祭扫了胡墓后，感到墓地颇有些奇怪，转了一圈以后，终于根据他的职业习惯找到了感觉——这个墓从空中看，分明是个问号的形状嘛。
胡耀邦的墓做成问号形状，是什么意思呢？他要问什么？
吃饭的时候，当地的同事见他若有所思，忍不住询问一番，老先生就把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
那位同事大笑，说果然是从北京来的，见识不凡，不过啊，你还是没看懂啊。
你再看看，这问号有毛病没有？
老先生再看，道：是有毛病，没有下面那个点啊。
对了，那位当地同事告诉他，这墓地的确像个没有尾巴的问号，其中自有一份含义。
这是因为有些干部有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种种问题，那么，胡耀邦生前有没有这类腐化问题呢？
人家说，答案就在他的墓地里。他的墓设计成这个形状，就是告诉大家这句话——盖棺定论，我这里“问题一点没有”。
我不是要问什么，我是要告诉你我的风骨。
这份清廉，或许就是胡耀邦一生最值得宽慰与荣耀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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