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没有“表演艺术家”的说法，客气一点，演员们叫做“伶人”，不客气一点，管他们叫做“戏子”，和妓女是划入同一个行列的。
唯一的例外是梅兰芳。梅兰芳有博士头衔的，大家都叫他“梅兰芳博士”。日本有个民俗学家波多野乾一特别把梅兰芳博士请到日本表演，并为此写下了《京剧手帖》一书，成为日本系统接收和学习京剧艺术的发端——这个波多野还向日本介绍了一样东西，那就是“麻将”。
其实梅兰芳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伶人。我这个“伶人篇”，用了很大的篇幅写梅先生。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梅先生有一出戏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那就是梅先生离开北平时，和杨小楼合演的《霸王别姬》。当时，日军侵占北平，梅兰芳决定南下，身体不好的杨小楼去送他。梅兰芳劝说杨小楼一同南下，杨表示自己身体不好，难以同行。但绝不给日本人演戏。两人在道别的时候，以清唱的形式同演了一出《霸王别姬》。此后第二年，杨小楼病逝，至死没有登台。
几年后，梅兰芳在香港也被日军绑架，但同样拒绝登台。
两人告别时，曾有一段对话，杨小楼大意是——总不能演了一辈子忠臣孝子，末了为日本人唱戏做汉奸。
人言“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大员们纷纷逃走的局面下，两位伶人，就是这样铨叙“义”的含义。
走进伶人的世界，不仅有义，还有才，时慧宝先生的画，余叔岩先生的字，都好得令人吃惊。
既然如此，索性写一个伶人篇吧，把他们的故事收进去。
一张名片品梨园
提到杨小楼先生，爱好京剧的朋友都不会感到陌生。杨小楼是中国京剧艺术最优秀的武生代表，从清末到民初，始终是梨园最受尊崇的演员之一，被称为“武生泰斗”。《国剧宗师杨小楼》一文这样介绍他——“高大魁梧，扮相英武，有一种非凡的气概，尤其演勾脸戏（项羽、高登、姜维）呈现出别人难以企及的威武之感。他的嗓音也很特别，嘹亮、充实、声腔激越，作家黄裳说他‘倾喉一泻’常令听者赞叹不已。他的念白抑扬顿挫字字分明，长长的一段念白，经过他精湛的艺术处理，可把人物的感情宣泄得淋漓尽致。杨小楼身手灵便，工架优美，身段处处带戏，武打冲、猛、脆、帅，对各种兵器的运用都有独到功夫。他在眼神运用上也别具一格，在人物没有动作或没有台词时总是眯缝着眼睛，等剧情发展到关键时刻，猛地一睁眼，精光四射，显得有威有神。”
有趣的是，我在一位国外收藏家处偶然见到一本影印旧照，里面有一张杨小楼当年用的名片，似未曾在公开出版物见过，顿感杨老板不但戏唱得好，而且人也非常有个性。
为什么呢？您看看这张名片就明白了。
杨小楼的名片不印姓，只印“小楼”二字，下面则是杨小楼自书的小注，文曰：“小楼，安徽潜山人，今寓前门外苕帚胡同西头路北，门牌第二十号，专诚拜谒，不作别用。”
字体清劲而神气内敛，显示了杨小楼出色的书法功底。据说杨小楼少年学艺，没有机会上学，一笔好字全靠自学练成。他的隶书写得极好，笔力和他的性格相似，苍劲有力。他每天都写，而且自写自判。过一段时间，还拿出来自我评定一番。没有特殊原因，他是从不间断的，直到他去世为止。
旧时艺人地位低下，杨小楼自写名片，大约也有不让别人看轻的自尊在里面。区区二三十字，却比一大串头衔让人感受深刻多了。
这里面提到的杨家寓所，是用盖第一舞台的剩余材料修建的，杨收入虽高，但生性豪侠，扶危济困，自己并没有多少余财。
仔细想来，这张名片上的写法颇有讲究，那最后“不作别用”四字让人浮想联翩，想来当年拿了名角的名片充门票的大有人在，所以杨小楼老板也不能不预先提醒了。
如此个性名片，大约是中国艺术界第一号。
根据文献介绍，杨小楼是艺术大师也是爱国志士，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1934年他排演了表达爱国激情的新戏《甘宁百骑劫魏营》，1937年冀东伪政权首脑、大汉奸殷汝耕重金邀杨小楼出演堂会，遭他严词拒绝。梅先生当时曾问杨：“北京也变了色怎么办？”杨答：“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我就不唱了。”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杨小楼果然不再演出，次年春因病谢世，享年六十一岁。
有人曾问梅兰芳，在梨园界最佩服的人是谁，梅兰芳毫不犹豫地回答：杨小楼。他说杨是“出类拔萃数一数二的典型人物”。
从梅兰芳后来蓄须明志看来，所谓物以类聚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称杨小楼为“中国第一个使用个性名片的艺术家”。其实是略带夸张的说法。从我收集的老照片中来看，在清末民初的梨园大家中，不少人都有非凡的艺术功底。所以，在名片上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艺，只能算是牛刀小试。
例如，这张属于四大须生之首余叔岩先生的名片，其字体亦可堪称金钩铁画，正是余先生自己所书。
余叔岩的名片
余叔岩与杨小楼在梨园都是好字，但两人习字路数不同。杨小楼书出临帖，一度装疯作道士，饱尝世态炎凉，因此虽为武生，而字体绝不锋锐，似处处留有余地。杨小楼装疯一事很是无辜，因到宫中唱戏，其义父谭鑫培随手把赏银交给他拿着，被人误传为“杨小楼入宫，赏银拿双份”，并疑其与慈禧有染。杨为了避祸只好装疯。余叔岩在书法上的功夫是真正拜过师的，师从天津名士魏瓠公，早期的字如钩似剑，颇似乃师。他晚年身体多病，经常练习书法自娱，后期其字多类米芾。这张名片上的字，是他早期的作品。有趣的是余叔岩的老师正是谭鑫培，所以，他与杨小楼还颇有香火情。
余叔岩原名第祺，故此名片上的写法是“余第祺叔岩”。
杨小楼与余叔岩的名片，都是以字为个性，但青衣金少梅的名片更有特色，是用画来表达的。
金少梅的名片
远近景的梅花中点缀着金少梅三字，再加上一角的月上梢头，香远益清，傲雪凌霜的感觉扑面而来，小小名片仿佛一件艺术品，让人对其主人的审美观刮目相看。雍容华贵中只是一抹残月略显冷清，仿佛冥冥中昭示了金少梅早逝的命运。
金少梅，本姓赵，工青衣，师从“同光第一青衣”时小福，与碧云霞、琴雪芬同称“坤伶三杰”，曾红极一时，可惜天不予寿，今天知道她的人并不是太多。
名片左下角有“字韵琴”三字，金少梅与马少山结婚后用名赵韵琴，原来是来自于她的小字。
金少梅在名片上用画，大约与其师门有关。金少梅的老师时小福琴棋书画都有造诣，他的儿子时慧宝也是著名须生，孙菊仙派的传人，也继承了时小福这方面的才能。我手中有时慧宝两幅书画的照片，显示了相当深厚的功底。
梨园大家的艺术功底大多深湛，可能与中华文化强调由内而外，重视修养有关，他们在戏剧上的造诣，想来与此也是或有关系的吧。
时慧宝的字画，签名都用“时慧”二字，不知何意，莫非含义在于“字画可以给你，宝是我自家的，不能给你？”
梅花终是傲雪骨，名伶亦是真丈夫——日本人笔下的梅兰芳
梅兰芳，作为四大名旦之首，他的艺术境界和对戏的不苟追求，至今是梨园中难以逾越的一道高峰，并为后人所敬仰。而他在抗战中蓄须明志的勇气，更让人们肃然起敬。
其实，对20世纪前期的日本来讲，梅兰芳是一个近乎偶像的存在。日本文化界和民间对于梅兰芳的喜爱，至今依然可以从当时保留下来的资料中看到影子。1919年梅兰芳先生访日演出，日本引起极大反响。日本收藏家珍藏的老照片中，至今可以找到梅兰芳先生在那次演出中的神韵。限于当时技术，这些照片均为黑白作品，却更加让人感到拍摄的时代感。
此时的梅兰芳先生26岁，正是他艺术修养臻于大师境界，而形象、精力又正处巅峰的时代。因此，这些照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当时梅派艺术的最高水平。
此剧又名《东方夫人》，梅兰芳在此剧中的演出特色是头、二本虹霓关连演，前演东方氏，后演丫环，这样这个戏的“分量”才够做倒二或者大轴来卖座。仅仅半个多小时的头本虹霓关对于他这个主演来说，票房号召力不足。有位票友形容——
“就好像你花正价钱去吃鲍鱼，最后只给你喝了两口鲍鱼汤，鲍鱼什么形状都没见到一样。民国京剧市场发达，不管怎么大师，戏码不够硬整，观众也不买单的。”20世纪50年代，梅兰芳先生等中国京剧艺术家再次访问日本进行演出，引发了日本社会的京剧热。日本三一书房编辑出版了《京剧手巾帖》一书，介绍中国京剧的常识和这次演出经过，扉页即是梅兰芳先生的照片。时隔三十余年，梅先生风采依旧，只是演技更加成熟了。
这部书的跋，是鲁迅的友人内山完造先生所书。而内山完造先生所书的内容，竟然是记述抗战中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拒绝与日军合作的过程。
在这段文字中，作为知情人内山先生揭露，日军攻占香港后，日本军部曾专门派出宪兵搜捕避居南方的梅兰芳先生，并将其软禁后挟持赴沪。这与传统上认为梅兰芳先生在香港是感到日军威胁后自行前往上海避祸的说法有一定差异。由于当时的上海是敌占区，梅兰芳先生1937年就是为了躲避日人逼迫，不做文化汉奸而避居在香港的，香港沦陷后他转道已经被日军占领的上海，而不是避居海外或者前往内地确实有不合逻辑之处。内山提供的信息，或可解释这一问题。
内山并提到，在梅兰芳于香港被日军寻获之时，已经蓄起了八字美髯，并表示这是自己告别舞台艺术的纪念，坚决拒绝了为日方演出的要求。
按照内山的说法，日方和汉奸势力很清楚梅兰芳这是在故意推托，因此使用了种种威逼利诱，试图强迫梅兰芳与他们合作。然而，梅兰芳刚毅不屈，“如同磐石一样坚决”。
这种威逼利诱，在内山先生的文字中仅仅短短一段而已，然而，在中方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这一段话背后的险恶。在史料《抗战时期梅兰芳蓄须明志罢歌罢舞》一文中，可以看到梅兰芳夫妇怎样面对汪伪76号特务头子吴四宝的威胁——
梅夫人来到汪伪政权特务机关的76号宅院。特务头子（吴四宝）劝她说：“几年不见梅老板，听说蓄起了长长的胡须，是不是为了在国民面前要个面子？我看大可不必，太太应该关心他才是。如今日本人当道，还是识相点为好。”梅夫人当即回击说：“梅兰芳是个中国人，岂能出卖祖宗、放弃节操！”吴四宝听后勃然大怒，指着梅夫人恶狠狠地说：“梅老板唱了几十年的戏，大概还没有领教过我吴某所导演的‘舞台’吧。”说完，硬领着梅夫人去看铁门里血淋淋的刑具，接着又陪梅夫人赴宴。梅夫人坐在桌边，始终不动嘴巴，不动筷子，以沉默抗争。特务头子便伸出罪恶之手，端来一罐硝镪水进行威胁，梅夫人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地说：“硝镪水岂能毁掉他的国格和人格！”言罢，拂袖而去。
读到此处，忍不住拍案而起——好一个梅先生，好一个梅夫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仅仅一天，梅兰芳就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一时民众欢声雷动，筹款达五十万元。内山完造在他的跋中，也记述了这件事。
在跋的末尾，内山先生慨然道：
“艺术大师梅兰芳万岁！蓄抗战之须的伟丈夫万岁！”
虽然书卷已经发黄，然先生那种梅花傲雪的骨气，依然通过异国的文字扑面而来。于是，忍不住写下这篇文字，算作对这位京剧名家的一点纪念。
孤独的中国女儿——邓丽君
曾看到台湾作家席慕容的一段往事。
小的时候，她最喜欢唱李叔同的《送别》，而她一向严肃的父亲有一天忽然要她唱来听。受宠若惊的慕容于是认真唱起来，但只唱了一句，便被父亲打断——“怎么会是长亭外呢？不是长城外吗？”席慕容说歌词本来就是长亭外嘛，说着要给父亲找曲谱来。父亲却根本不看，只是懊丧地离去，口中喃喃自语——“怎么会是长亭外呢，我一直以为这首歌唱的是我们老家……”
席慕容的老家在长城以外。
当时看这段故事，只是匆匆，而当在外面漂泊了多年以后再读，忽然热泪满眶，终于明白对于一个离开了故乡的中国人来说，这段文字是怎样的让人情不能堪。
邓丽君的老家，其实离长城也不远的，她的父亲邓枢为，是河北省大名人。
如果说得到的荣誉和喜爱，邓丽君，大概是那个时代的歌手中获得最多的了。打开日本纪念邓丽君的网页，扑面而来的，是日本歌迷们对特蕾莎·邓（邓丽君英文名）的爱称——“亚细亚的歌姬”。
这个称呼不能直译，因为日文中“姬”的含义与中文不同，是“公主”的意思。
歌坛上的“亚洲公主”，是歌迷们给邓丽君最贴切的评价吧。
曾问一位日本“中华艺能”的歌手，为何歌迷对邓丽君的喜爱长盛不衰，答曰：“人如其歌。”沉默片刻，又补充道：“美国人可以征服世界，用枪，中国人也可以征服世界，用邓丽君的歌声。”这和为邓丽君《爱人》一歌作词的日本音乐家荒木丰久的看法不谋而合。荒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因为邓丽君的性格中，有着日本女性已经没有了的那种清纯和温柔。”
也许，这就是中国女性传统的性格，在20世纪80年代打开国门的时候，无论邓丽君还是席慕容，都曾让我们这些故宫角楼下长大的中国人，产生极大的惊讶。
清纯温柔的邓丽君幸福吗？
邓丽君在1995年5月8日，于旅行中因支气管哮喘病突然发作，又没有携带常用的药物，未及送院即香消玉殒，逝于泰国清迈，时年四十二岁。
次日，日本著名作曲家三木塔卡西正在推敲写给她的新歌《勿忘》，忽闻噩耗。“这支歌本来约好由她来日本演唱的，假如在医疗设备先进的日本，也许就不会死吧。我写这支曲子拖了半年，如果能够按期完成的话……那些天，我每晚酩酊，无法排遣对她的负疚。”
没有人怀疑三木和知道这消息后沉浸在悲痛中的歌迷们的深情，也有人探询——邓丽君死前，最后唱的是哪一首歌？
邓丽君的最后时刻与歌无关，已经艰于呼吸的邓丽君，在最后的时候，始终在艰难而痛切地呼喊的是——“妈妈”。
邓丽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的依恋，只有妈妈。
邓丽君所要的，不是朋友们可以给她的。
熟悉邓丽君的朋友这样评价她——邓丽君的一生，单纯而平凡。一如邓丽君自己曾对好友林青霞说过：“我的出身很贫穷，可是我从来不羡慕豪门人家。”“我刚刚出道的时候老是盼着出名，那时因为家里的生活艰难，只希望多赚些钱来补贴家用。”单纯的邓丽君，容易快乐，也容易满足，然而，她的一生都在寻找着一样东西，却始终不可得。
那就是一片属于邓丽君自己的归宿。
邓丽君一生，唱得最多的就是情歌，但是她没有结过婚。死于清迈时，身边的男友将她送上救护车，自己竟去回房安睡。邓丽君的一生，有据可查的恋爱有六次，每次都真情付出，却红颜薄命，每次都以伤心结束。屡次受伤的邓丽君，却一一原谅负心的男友，连她的好友都看不下去。
也许，只是为了曾经有过的那份温暖。
只有当我们深入她的世界才会发现，舞台上光芒四射的亚洲公主，长着清秀娃娃脸，宛如邻家女孩儿的邓丽君，一生都在流浪中度过。荒木丰久这样评价她：“作为人，作为一个女子的邓丽君，其实人生很是坎坷。她的歌，或许也是对她自身哀伤的抚慰。”
繁华之后，是一个漂萍一般的邓丽君，她对家的那份深情渴望，无论歌迷们怎样爱她，都没有办法满足的。
而邓丽君对家的渴望和失落，还有一层更加深刻的东西在里面。
“亲爱的大陆同胞们，你们好，我是邓丽君，我现在来到金门广播站向大陆沿海的同胞广播……”
这是邓丽君在台湾国民党军马山广播站向大陆广播时固定的开始语。这也是大陆开放初期对邓丽君的歌曲封杀的真正原因。至于所谓邓丽君是国民党间谍的说法，则不值一哂，在出境的时候签那样的字，不过是两岸都在政治挂帅时代，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能遇到的遭遇而已。
看到这里，或许有些朋友会感到黯然，对于歌手的邓丽君来说，政治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其实，谈邓丽君，是无法避开政治的，邓丽君在政治上的所为，正是她与大多数艺人不同的一个方面。
“籍贯河北省大名市，出生于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
邓丽君这样的身世决定了她同时深受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喜爱，却又深陷两岸分裂的政治漩涡不能自拔的命运。邓丽君的父亲抗战中从军报国，是黄埔军校十四期毕业生，在国民党军中担任下级军官，1949年从营口随军撤退台湾。她从小生活的环境中，出入皆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官兵，不免让对祖国的思念与爱恋深植于幼年邓丽君的心中，并伴随了她的一生。然而，这种背景也同样注定了邓丽君的政治立场。毫不奇怪——她本来就是一个国民党军人的后代——不过，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军人的后代。她从小所知道的“中国”，就是那面青天白日旗下的中国，如果说有些艺术界人士是无意间卷入政治漩涡，那么邓丽君则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邓丽君在台湾期间，热心于为国民党军作劳军演出和军中广播，甚至她去世后国民党方面也曾专门派，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吴伯雄为她的棺椁覆盖了青天白日旗。
邓丽君自己承认，她的心底，深受“眷村”文化的影响。所谓眷村，是一个奇特的群体，这里的居民，多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军人家庭。而国民党军的军人，今天我们也能够了解他们并不是脸谱化的恶人，他们一样有自己的亲人，一样有好人和坏人，说到底，不过是另一群信仰不同的中国人罢了。而他们的军人身份，出入于生死之间，又使眷村的相当多事情，同样能够让大海这一边的人为之感动。
比如，有个长在眷村，和邓丽君背景相似的台湾空军子弟曾经这样记述小时候的事情——那时，每天眷村的小孩儿都到村口去等大人下班回来，他们的爸爸多是台湾空军的飞行员。其中，关艾丽（飞行员关永华的女儿，关永华在1956年失事身亡）也和他们一起去。孩子们就笑她，说你又没有爸爸要等，来干什么呢？这时，交通车上下来的飞行员蔡冠伦听到了，马上走过来，一把抱起关艾丽，说：“以后你每天来接叔叔好不好？”
虽然蔡冠伦后来进入了黑社会，成为台湾四海帮的老大，是正人君子心目中的所谓社会渣滓，而这一瞬间的蔡冠伦，赢得了我这个局外人永恒的尊敬。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邓丽君，对于这些阿兵哥，和他们忠于的那面旗帜，是怎样的心态，当可以想象，也可以想象如果看惯了戎马父辈的邓丽君，看到今天的台湾的兵们对阿扁“你是我的巧克力”的谄媚，又是怎样的心情。
如果邓丽君活到今天，她会是怎样的呢？她的闺中密友林青霞怎样做的，已经让我们略可想象了。
其实，写邓丽君和政治的关系时，依然给人一种心中澄净的感觉。因为，和大多数涉及政治的人不同，邓丽君从未利用她的政治活动从中捞得什么好处，只是一次一次尽着她从心底认为“爱国”所应当尽的义务。邓丽君之于政治，一如她的歌声一样单纯。只是，歌声可以随心而转，而政治，对于单纯的邓丽君来说，带来的只有一次一次的伤害。
讲政治对邓丽君的伤害，并不是泛泛而谈。而伤害她的不仅仅是政治。
发生在1979年的护照案对邓丽君影响很大。当时，很多台湾艺人为了出入境方便都购买一本外国护照，邓丽君也拥有一本印尼护照，本来这已经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却突遭日本出入境管理局驱逐，是一次让她很伤心的经历。此事背景复杂，和邓丽君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日本过于走红有极大的关系。这时，日本拒绝她入境，台湾又借口她逾期不归拒绝她回来（也可反证邓丽君“特务”身份的有名无实），大陆以当时的环境又不能去，邓丽君四顾茫然，几乎无家可归。她只好在香港安顿下来，努力发展——而邓丽君当时不懂粤语，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好在她性格坚韧，终于克服困苦重新走上成功之路——这时，台湾方面看重邓丽君的影响，大开绿灯劝她回台，把她当做一张政治牌来打；而日本，又因歌迷的压力而一反初衷，请邓丽君回日本发展。
人情冷暖，大概这数年间邓丽君已经体尝遍。此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最终失去了回归大陆故乡的希望，使邓丽君颇受打击，她的身体日益衰弱，而旅居在外的生活，只能让这种衰弱愈发严重。
也许，这就叫做魂魄无家。
对最后十年的邓丽君来说，家在哪里，实在是很难清楚表达的事情。
大陆。邓丽君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北京召开一次演唱会——“在露天，买不到票的观众也可以听到”。但是，这个愿望由于政治原因终于未能实现——而这个政治原因，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邓丽君自己的政治立场。从1985年，《中国青年报》上就登出了邓丽君的照片和介绍，邓丽君的粉丝，更是遍布大街小巷，大陆的人们，是很遗憾她没能过来的。
大陆从未谋面的故乡，邓丽君是因为政治原因自己望而却步了。
台湾。生在台湾，但在生命最后几年中，邓丽君似乎并不太愿意回台湾而宁可在中国香港、法国等地辗转。有人说这与1979年邓丽君因“护照案”返回台湾时，被台湾当局以“逾期不归”为名拒绝入境有关。而我的看法，台湾政治环境的变化，作为“外省人”的邓丽君不可能没有觉察。邓丽君最后一次回到台湾，是在1994年，参加《永远的黄埔》晚会。今天的“中华民国”，只怕早已不再是邓丽君幼年时热爱的那个中华民国了吧。
中国女儿邓丽君故园，或已不是当年的故园。
日本呢？那里有无数邓丽君的歌迷，也是她演艺生活最集中的地方。1979年，因为“护照案”在日本深受欢迎的邓丽君被日本拒之门外，出入境管理局的驱逐，是一次让她很伤心的经历。同时，尽管歌迷们的热爱让邓丽君感动，那里终究不是自己的地方。邓丽君在日本的签名，始终不忘用中文来写，虽然，日文中没有“邓”这个字给她带来不少麻烦。
一如巴黎美国，良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
邓丽君，只有继续流浪，无论身，还是心，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邓丽君的墓地在台北金宝山。台北的天气阴天居多，但奇怪的是每到邓丽君的忌辰，往往会变成一个晴天。难道，天也怜惜这个流浪的女儿？
2007年，日本决定为邓丽君摄制纪念性的电视剧，计划于6月杀青。当我看到这部电视剧的名字时，不禁动容。
那题目是——《特蕾莎·邓——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一时间，竟有一种莫名的哀愁占据了我的心——邓丽君，你真的知道自己的家在山的那一边，还是在海的那一边吗？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胡不归去？——我能归向何方？
邓丽君的歌，有些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歌中，让人感觉最痛切的，还是她那种对于归宿的渴望和无法归去的忧伤。
狭义上邓丽君热爱的，也许是那个她忠于的青天白日满地红，而广义上，她所爱的，更是这片我们共同的土地。旗帜可以变化，而这片土地万古长存。
其实，我想说的不是邓丽君的爱国，也不是邓丽君的政治立场，说这些我感到词不达意，我想说的是——
历史把国家造成了两片，海的这边一半，海的那边一半，却让一个小小的女子来承担这其中的伤痛，是邓丽君的不幸，又是何等的不公平。
这已经足够。
忘不了的何日君再来，忘不了那最后声声对妈妈的呼唤。
也许，对那份清纯温柔的追忆，对那份无助伤痛的同情，也是邓丽君逝去十四年后，依然有这样多中国人念着她的原因之一。
邓丽君，孤独的中国女儿，走好。
洪深与胡蝶
在旧电影界，有两位没人敢去惹麻烦，一个是著名演员金山，此人性格狂放，新闻辈出，然而他是黄金荣（一说杜月笙）的关门大弟子，清帮里不大不小有他一号，他不招惹人家已经要亏得金山品德高尚了；另一个就是洪深。洪是编剧导演一肩挑的奇才，为人疾恶如仇，思想进步，但他是国民党第三厅的上校科长，有军装穿的，秀才碰上兵，有理讲不清，文化圈里，谁没事撑的去找这个“丘八”的麻烦？
其实洪深当兵纯属挂名，他是在美国学习电影归国的洋学生，并非兵痞，他才华横溢，在电影界很有名望。后来的洪深，成为进步艺术家的代表，不过早期的洪深，也是以写《少奶奶的扇子》这类鸳鸯蝴蝶的剧本起家的，未能免俗。这不怪他，因为当时的电影，大多是这类情天恨海的题材，不写这个没人拍啊。
说到情天恨海，郎才女貌这类电影，当时的中国电影界，没有一个影星能比得过“电影皇后”胡蝶。尽管在演技上胡蝶并非最佳，但她的美貌和多情气质，却让她作为偶像派第一明星的地位无法撼动。
胡蝶，台上是美人，台下也是美人，而且为人聪明伶俐，张恨水评价道“胡蝶……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胡蝶出身天一公司，后被明星公司“拦路打劫”拉来入伙，从此《白蛇传》《啼笑姻缘》《火烧红莲寺》等一发不可收，深受好评。《姊妹花》一片的赢利，就平了当时明星公司的全部公开股份。她多次被当时上海滩的舆论界评为“电影皇后”，还曾经前往出席电影节，成为中国女演员中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说到出身，有趣的是周璇也是出身天一公司，后来被明星公司拉走，天一比明星家底雄厚得多，明星要拉其他五家公司组建“六合”集团才能和它抗衡，却被明星屡屡拉走后来的巨星，也是有点儿邪门的事。
黄金时代的胡蝶，绝大部分时光是在明星公司度过，这和其他演员反复的跳槽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究其内幕，明星公司也确实下了血本，给胡蝶配了专用汽车，月薪两千大洋——当时一户殷实人家的全部家产也不及一千大洋，可见其酬劳之高。而且无论送礼还是馈赠，胡小姐都是头一份。为了维持公司运转，明星公司几位老板娘的首饰皮货经常要出入当铺，但胡蝶的一切待遇却从不会拖欠。因为这个原因，无论其他公司怎样下手，胡蝶也一直扎根明星。
即使在这种“出格”的待遇之下，胡蝶在明星同人中声誉却保持得相当不错。其原因首先当然是胡蝶“电影皇后”地位和出色的演技，另外，胡蝶的做人，也确有不可多得的好处。她性格温柔，待人和蔼，没有明星架子，而且在排戏的时候特别听话。胡蝶并非没有自己对角色的追求，但她总能把这种追求建立在同时满足导演要求的基础上，所以双方往往能够都感到满意。对于酬劳，胡取之有道，为公司创造的价值更高，而且两千月薪只取一半，上下都对此颇为赞许。
胡蝶在拍片时的听话有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其中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的拍摄。
美国出品的有声片1926年在中国就有播映，1929年开始确立主导地位，对中国默片造成巨大打击。为了应对危机，各大公司纷纷开始对有声片的研究。《歌女红牡丹》就是明星公司的第一部有声片，由洪深编剧，胡蝶主演。
其实，在《歌女红牡丹》之前，中国电影界已经有一部《雨过天清》是有声片，但这部片子从前期制作到录音都是在日本完成，利用的是全套日本技术，所以不能称为第一部“国产”的有声片，并且由于当时国人的仇日情绪而票房不佳。
当时，中国电影界对于如何完成有声片漫无头绪，《歌女红牡丹》的录音纯粹是董克毅先生一个人琢磨出来的，他想出的方法是利用蜡盘录音和画面同步完成制作。蜡盘在今天早已经被淘汰，它是通过声振动放大后驱动一把刻刀，在旋转的蜡盘上刻出弯弯曲曲的沟槽来，来记录声音。这种做法孙中山在北伐誓师时候曾经用过，只录制了相当短的内容，用它拍故事片还是第一次。
这种技术的优点是简单易行，缺点是蜡盘十分容易损坏，录制不易。于是，《歌女红牡丹》的拍摄中，就出现了一个镜头反复多次，甚至十多次的事情，可说是历尽“千辛万苦”，才完成了制作。其中，胡蝶在片场上表现极好，反复拍摄就反复配合，从无怨言。她在影片中的表演自然到位，影片中还插了几部京剧，如《穆柯寨》、《锁麟囊》的片段，为了把这些唱段做好，身为上海人的胡蝶下了很大功夫学说北方话，通过如此努力，把一部尝试性的影片变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既然“电影皇后”作出了表率，拍摄中其他人也只好老实配合了，没有人敢去抱怨。
影片终于完成，然而，发行却很成问题。
因为蜡盘录音的缺点太明显。它声音小，而且与画面同步不好，与外国的磁录音技术相比存在差距，很多电影院看过《歌女红牡丹》样片后都担心不好赚钱。
明星的老板之一郑正秋决心通过广告打开市场。然而，他给《歌女红牡丹》写的广告词，自己却不能满意，总是觉得抓不住观众，便去找包天笑等一干“鸳鸯蝴蝶”来写。
无奈郑正秋自己已经是才子，他写不好的东西，包天笑如何能写好？于是一连几日没有满意的结果。
编剧洪深等不及了，去找郑正秋，才知道是卡在广告词上面。洪深不愧为“洋才子”，略一沉吟，计上心来，写了两句广告词，郑正秋一看，拍案叫绝。
于是，《歌女红牡丹》的大海报下面，就出现了两个市民模样的人，其中一个在对另一个介绍——“胡蝶开口讲话了，还唱京戏给大家听……”
这两句话市井流传，《歌女红牡丹》一时观者云集，市场被迅速地打开了。
现在看来，这两句话一方面抓住了市民阶层的好奇心理，一方面抓住了这部影片最主要的卖点——胡蝶和有声。洪深的两句话，比写一个小册子来介绍剧情，要强得多了。
胡蝶是那一代影星中最为长寿的，1989年于加拿大去世，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
有的人青春永在，传奇永在。
最早的黄色擦边球
写了一个《洪深与胡蝶》，不留神就被提供素材的老先生在网上看到了（起初我以为五十岁以上的老先生是基本不上网的），于是打来电话，说我胆子不小，居然敢放他老先生的鸽子。
说是这样说，几句话之后老先生不觉又“入戏”了。
你知道中国最早在电影上拍“裸戏”，打黄色“擦边球”的是谁吗？就是他。
中国电影早期还是比较严肃的。那时候审查制度比较严格，固然对革命的内容比较敏感，对于一些出格的十八岁以上镜头，老封建的官僚心里怎么想不用说，砍起来毫不客气。这样一来，银幕上卿卿我我的镜头虽然不少，敢脱衣服动真格的还真是不多，特别是那时候的女演员还是挺重视形象的。这些女孩子多是辛辛苦苦奋斗成名，都是美女加才女，对名声挺看重的，有点儿桃色新闻就很紧张，要不阮玲玉也不会死了。所以，让演员在银幕上脱衣服，当时也并不容易。
但是这部分的内容的确有一定的市场——张石川很拍了一些“爱情片”，其中有一部《残春》，就被他打了擦边球。
《残春》这个片子，主角是一个叫做梅丽的大学校花，姚苏凤写的剧本，姚这个人格调不高，写出来的东西当时被称做“浪漫风流香艳爱情巨片”。
当时明星公司正闹财政危机，急需此片赚钱，既然重点放在“风流”“香艳”上面，于是要求在片子里加一段“裸戏”，并以此为噱头吸引观众。
张石川是只认得钱的，他自然不会反对。然而，一来上面那个审查制度，二来主演《残春》的徐来是有名的女演员，明星的台柱子之一，她不肯脱，谁敢逼她脱？
还是张石川有办法，他说这个好办。他把这段“裸戏”安排成女主角“出浴”——“裸”是“裸”了，关键的部位弄了好些肥皂泡给盖住，似真似假，若隐若现。你说她裸吧，上面还有肥皂呢，你说她没裸吧，可谁洗澡穿着外套呢？
据说这是张石川看美国电影得来的灵感，照猫画虎，看来美国人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
实拍的时候其实演员并不需要真“裸”的，既然如此，徐来终于同意，只是要求拍完了只有她同意的部分才可以上银幕。
张回答说毫无问题。这片子是董克毅先生拍的，角度用光都很讲究，徐来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而在泡沫之下审查的官员也自然手下留情了。
明星公司就用了这段“裸戏”中的一个镜头做成《残春》的电影广告，大肆宣传。
借了这个噱头吸引了大批庸俗小市民的入场，《残春》在当时的票房榜上，居然连续好久高居榜首。
不过，演这电影的徐来，也成了各个小报的花边新闻主角，圈子里对她的看法也有些变味。据说徐来后来颇有些后悔，但木已成舟，已经没有办法，便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徐来后来嫁给了国民党的将军唐生明，这个唐生明以好吃喝玩乐著称，对徐来宠爱有加。不过，也有让徐来丢面子的时候。
唐生明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是知己，戴笠的情人胡蝶和徐来又是手帕交，关系相当亲密。戴笠的军统有什么事情，唐生明也经常参加。抗战时期，有一次戴笠在湖南举办军统临澧训练班毕业式，担任常德警备司令的唐生明也携徐来参加。
毕业式结束后特务们举行联欢会，开始气氛还算正常，到中间酒酣耳热，就有特务介绍唐先生的夫人徐来女士，就是电影《残春》的女主角啊，大家请她来唱一首歌好不好。
军统特务们素以素质低劣著称（用张国焘的话说，素质高的都让共产党拉去了），大多看过这部“香艳”大片，于是议论纷纷，语涉猥亵，更有人怪声叫好。
这种气氛之下，徐来大怒，坚不肯唱，军统特务们一贯是头上长角的，加上此时多带了酒意，竟有一点天王老子也不买账的意思，众人一再催促，场面渐渐紧张，唐生明也有些弹压不来，而徐来坚决不肯退让。
这时还是戴笠有办法，连忙拉着自己的情妇张素贞上场一同演唱一曲，平息了事情，徐来得了面子，特务们也很满意。
可见徐来对拍《残春》，心里只怕真有些芥蒂。
而胡宗南评价戴笠“人情世故熟”，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老先生还说了张石川的一件事，此人曾经把夏衍气得暴跳如雷——夏衍在上海左翼文化圈出名的随和，怎么给气成这样呢？说起来张石川又不是什么反动派……
老实人夏衍的冲冠一怒
文化部的老人说法，夏衍这个人“好糊弄”，反之周扬就不行。说周扬不好糊弄这很有道理，一方面他为人比较严肃，做事严格；另一方面他是义阳人，义阳出的汉子都是魏延、邓艾之辈，才华横溢之外棱角分明，容易发生人际问题。周扬当然也不例外了。（这一点经过朋友提醒，说老萨是望文生义，原来周扬是益阳而不是义阳人，音同字不同，这让我想起了冯小秀说围棋，把罗建文说成是罗成之后，要盘肠大战，结果比赛中小罗就因为肠穿孔住院了……）说夏衍“好糊弄”并不是说他糊涂，1927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夏衍可不是糊涂人，“好糊弄”是说他宽厚和气，容易接受他人意见。
说到底夏衍骨子里的文人气质浓厚，对于做官是不太认真的，当时有说法讲夏衍与狗肉将军张宗昌有一比。张宗昌有三不知，是不知道“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夏衍也有三不知，是不知道“级别多高，工资多少，待遇有多好”。不知道待遇多好是讲解放后上海实行配给制，夏衍坐车吃饭都应该公家报销，他要好久以后才知道；不知道工资多少是讲夏衍过日子都靠稿费，新中国成立事初期情乱，有关部门好些日子忘了给他发工资他居然也没发现；不知道级别多高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评定职称居然给夏衍定了个“兵团级”，要知道五五年授衔的时候兵团级一共才一百五十多个，其中除了四个少将全是中将、上将，自己居然有这样高的级别，夏衍知道后吓了一大跳。
说夏衍是“兵团级”，有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知识分子的级别普遍定得比较高，这主要是一个待遇问题，物以稀为贵，实际的权力是另外一回事。萨爹他们“文革”期间到旅顺做课题，几个干巴拉瘦的知识分子到部队居然一人给配了一个警卫员，住的地方也极为舒适，两位研究员居然还各给配了一个护士一辆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老九们这才发现自己最低也是“县团级”，稍微高一点的就是“地师级”也。要从这个角度说，所谓臭老九“闻着臭吃着香”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只是“闻”的时候多了些，“吃”的机会少了些。
要说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居然登报和人打官司，那肯定是给欺负急了。
夏衍真的登报和人打过一次官司，这个人就是明星的大导演张石川。
夏衍和张石川打官司真是有些稀奇，说起来张石川还是夏衍的朋友，而且是挺够意思的朋友呢。
1932年1月日军入侵上海，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打得日军三易主帅，大涨中国人的威风。战后，张石川拍了一部纪录片《上海之战》受到极大欢迎。这部片子张石川是请了军队来真枪实弹拍的，所以十分真实。当然太真实了也引起一些问题，比如这部片子的一些镜头就被后来的一些影视作品引为战场实况资料，造成了一些误会。不过总的来说片子十分成功，以至于“蒋委员长”也要见一见张石川。“蒋委员长”召见这位明星公司的总经理，主要目的是要他为江西“剿共”前线拍摄纪录片。但是两人见面以后，“委员长”说的两段话却让张石川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一段是好话，谈到日本的入侵，“蒋委员长”很有勇气，告诉张石川日本人不可怕，中国是有办法的。这句话张石川记住了，所以后来日本人以烧明星公司要挟他当汉奸他也不肯，孤岛沦陷后被迫加入日伪电影公司也只作闲职，不做导演。后来他说之所以困难之中不下水，原因一个是洪深对他说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可以当汉奸。为了和朋友见面，他得撑着。一个就是有老蒋这句话，他总是对国家有信心。
另一段就有些危险了，“蒋委员长”告诉他共产党很危险，还问他知不知道上海电影界有谁是共产党？这段话可把张石川吓坏了，他虽然贪财，出卖朋友的事情可干不来，只好支吾应对。出来的时候，随行的周剑云见他满脸虚汗，张对周剑云说：带牛字边的事儿可沾不得啊。牛字边？就是“特务”的“特”字嘛。张石川认为蒋介石是想让他当特务。
难怪张石川出虚汗，那夏衍，虽然身份不公开吧，猜一猜也能猜出是戴红帽子的，就在他明星公司里面搞编剧呢！还有贺绿汀……这一干人看着都不那么安分……但是张石川的确够朋友，他不但没有出卖其中任何一个左翼的朋友，而且继续让夏衍等人在明星干下来。夏衍是1934年才离开明星公司的。
其实张石川的紧张有些多余，他是有点儿没见过大世面。“蒋委员长”反共不假，但亲自动员一个电影公司老板当特务未免太夸张。有国民党将领回忆，这位“蒋委员长”喜欢训话，但讲起话来经常心血来潮，离题万里，以至于国民党庐山训练团的军官们普遍认为不听老蒋训话时候对他的敬意如果有八分，听完了就剩下了四分——足足打一个对折。而老蒋对此一直没有感觉。这次与张石川的谈话大约也是委员长一时跑题了吧。
既然张石川这样够朋友，夏衍还和他打擂台，不是太不够意思了吗？
那是因为张石川太气人了。
原因是两部电影，《前程》和《旨粉市场》。这两部电影都是夏衍编剧，张石川于1933年导演的。
夏衍是共产党，也是出色的文人，所以他写出来的作品如《包身工》都对下层人民充满同情，而且多少有些唤醒民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意思。这一点和同样是出色文人的郑正秋就不一样，郑也同情下层人民，却主张通过办教育，办工厂这类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他是不讲究阶级分析的，张石川也特别习惯拍他编的戏，两个人珠联璧合。等换了拍夏衍的戏，就怎么拍怎么别扭。
《前程》这部电影写的是一个女演员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女演员为阔少所追求，离开了舞台，但在家庭中却饱受摧残，最终选择了离婚重返舞台的经过。夏衍的深意，是有一点妇女解放的含义在里面的。
张石川也确实是按照夏衍的剧本来拍的，戏拍完了夏衍看看内容全对，就是感觉有些不对味。
原来这出戏经过张石川的再创作，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这位女演员在家中怎样对缺德的丈夫逆来顺受，怎样努力地去维护一个家庭，最后无奈地怀着一颗伤感破碎的心重返舞台……看完片子，大家都对男主角恨之入骨。而……女演员的独立解放问题呢？好像谁都没感觉到。
这哪儿是妇女解放啊？变成琼瑶阿姨了。
不过前面说了，夏衍是个老实人，大度人，这刚跟张导合作，对自己的感觉也有点儿把握不准，也就没多说什么。
但是到了《旨粉市场》，情况就成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旨粉市场》是夏衍的一部力作，它的主要内容是女职员阿芬在商场里受到资本家和恶势力的多重欺压，既没有办法清清白白地生活，又没有办法追求光明正大的爱情，最后，她终于不堪忍受，选择了辞职出走，融入人民群众的反抗洪流之中。这是一部典型的左翼作品，女性的逼上梁山。
然而，到了张石川手里，这部作品又被拍得有些变味，原因是夏衍写了一个商场的小职员小钱对阿芬的追求，而阿芬因为受到恶少的胁迫而不敢接受。结果张就把这段大大地拉伸起来，演出了小钱与阿芬的一幕幕悲欢离合，几乎取代了夏衍所要说的阶级、社会这些严肃的主题。
但总的来说这片子还没算太离谱，仅仅如此，夏衍也就忍了。
谁知道片子送到审查官那里，对左翼敏感的检查官觉得这片子有点儿粉红，不肯放行，要明星再改。
一般而言，片子被审查的扣了，制片的都会有些恼火，而这一次张石川却颇为兴奋。
原因是他本来也对这部片子的剧本有些看法，正愁没办法绕过夏衍这个编剧而动手大改呢。
他有什么看法呢？张后来对人讲过他拍片子的原则和方法——片子开头，女主角要很惨很惨，受欺负，吃苦头，让人看了可怜，这样，才能把看片子的太太小姐的眼泪勾出来，要让太太小姐们都哭湿几条手帕她们才肯来看的。但是，也不能一直让她们哭下去，那样以后她们就不看电影了。所以最后结尾一定要好，要让太太小姐们笑着出门，看了高兴，她们下次才会买票子。
如此看来，好莱坞电影大团圆的模式是张石川发明的呢。
对《旨粉市场》，张石川的看法是把太太小姐的眼泪勾出来是没问题的，但最后让阿芬出商场往人流里一走就算完了太不够味道，不过夏衍就写到这里，张石川也不好意思给他乱改。
现在审查官的话出来了，张大导演如奉尚方剑，立刻不管不顾，按照自己的思路改将起来。阿芬出了商场，不但没有去汇入人民群众，反而又找了一家公司干起来，很快提升做了白领，然后小钱再来找她，二人成就美满姻缘，还用两个人的积蓄开办起合作商店来！
如此一来，夏衍原作的深邃思想，就算是彻底完蛋了，他是把阿芬逼上梁山，让她必须革命，张石川却在梁山上办了个招聘会，让这女孩子柳暗花明，前途一片光明。
这下子老实人夏衍也吃不消了，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劝张石川无效之后，一怒之下登报声明这片子不是自己编的，是张石川肆意篡改，与夏衍毫无关系！
还好，通过这件事，夏衍也算是了解了这个张石川，以后两个人还有合作，完成了如《压岁钱》等精彩作品，只是拍摄的时候夏衍盯得格外紧了些，严防死守不让张导再偷梁换柱。
张石川呢？他倒无所谓，有钱赚就行。
这件事，说起来怎么算都是张石川没理，然而，《旨粉市场》经此一改，却卖得很好，成了明星的一棵摇钱树。究其原因，大约当时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如阿芬这样受气的女工女店员恐怕不在少数，而又有哪一个不是期盼着有电影里阿芬那样的好结局呢？
夏衍和张石川，一个告诉大家出路，一个给大家梦想，谁更有道理一些呢？
天晓得。
最后的别姬
电影《梅兰芳》已经上映了。一天晚上，我和一位京城的戏曲前辈吃饭，请他点评一下，他说看了五十分钟，觉得还是不错的，与《霸王别姬》有得一比。遗憾的是后面梅兰芳的“戏”太少了。
这个有点儿不理解，既然梅兰芳是男一号，那么，他的戏怎么也不会太少的。
细问，才理解这个“戏太少”，是指的影片中的梅兰芳在后半段很少有与京剧有关的镜头了。
不由颌首。
梅兰芳，生死是一个做艺的人。戏，就是他的魂，没有了戏，怎么演绎梅兰芳呢？听说《梅兰芳》中有日本人用军刀架在梅兰芳脖子上的镜头，我是有些担心。这样做梅先生的气节是表现出来了，但会不会把梅先生演成党外布尔什维克？
那也就不成其为梅兰芳了吧？
据说吴四宝威胁梅兰芳，用的是镪水。此前，梅兰芳先生也曾被泼硝镪水，被一起演出的艺人奋力挡开（见马龙《我的祖父马连良》）。对于梅先生来说，毁去形象，其实是远比生死还要严峻的考验。
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梅先生会怎样面对，我想他是一天也不会容许一个毁容了的梅兰芳留在世上吧。
席上一位朋友说，梅兰芳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蓄须罢演，哪里还有“戏”可言？这也是让导演为难的事情吧。
前辈说，梅兰芳有这样一段戏，如果放进电影里，那《梅兰芳》可能会更加丰满。
那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梅兰芳不唱戏了，他回北平处理完家务准备南归，此时，杨小楼也不唱戏了，他要到乡下去。叔侄二人见了最后一面。
梅兰芳在他的自述里这样写过杨小楼——“杨先生不仅是艺术大师，而且是爱国的志士。在卢沟桥炮声未响之前，北京、天津虽然尚未沦陷，可是冀东二十四县已经是日本军阀所组织的汉奸政权，近在咫尺的通县就是伪冀东政府的所在地。1936年的春天，伪冀东长官殷汝耕在通县过生日，兴办盛大的堂会，到北京约角。当时我在上海，不在北京，最大的目标当然是杨小楼。当时约角的人以为北京到通县乘汽车不到一小时，再加上给加倍的包银，杨老板一定没有问题，谁知竟碰了钉子，约角的人疑心是嫌包银少就向管事的提出要多大价银都可以，但终于没答应。1936年，我回北京，那一次，我们见面时曾谈到，我说：“您现在不上通县给汉奸唱戏还可以做到，将来北京也变了色怎么办！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杨先生说：“很难说躲到哪儿去好，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就不唱了。我这么大岁数，装病也能装个七年八年还不就混到死了。”
那时杨小楼身体已经不太好，世道无常，两个人大约都有了此后不能相见的戚然。
于是，两位大师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作了最后一次告别。
他们一起唱了一折戏，没有化妆和戏服，只是清唱。
他们唱的这折戏，是《霸王别姬》，杨小楼唱霸王，梅兰芳唱虞姬。
没有人录下这段戏，所以我们不知道当时是怎样的情状，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
戏里的虞姬，后来是自刎了的。
国破了，家亡了，官员和将军们都跑了，只剩下了两个伶人，一出别姬。
那一天的风，一定很冷。
此一别之后，杨小楼果然不再演出了，1938年（戊寅年正月十六日）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一岁。
是的，我们可以想象出来，那是怎样的绝唱。
我们可以想象出来，那又是怎样的辛酸。
后来听说，京剧《梅兰芳》使用过这段史实，2004年排的戏，梅葆玖先生亲点于老板演梅大师。
大概是第二场，舞台上一面被子弹打碎的镜子，镜子里是两位演员演着戏台上的霸王别姬，镜子外是梅兰芳和杨小楼话别。杨小楼的一句台词给人印象极深：“终不能演了一辈子的忠孝节义，末了要在日本人的手里讨饭吃。”
后来很多评论都认为这一场是整出戏最有“戏味”、最动人的一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