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腊鼓频催的时候，素有文化古都之称的北京，家家户户和买卖商铺都兴高采烈地准备过年了。这时候，在街头就会看到许多点缀过年的景色。
一过腊月初八，马路两旁的便道上便张贴出红纸条，上面写着“书春”“借纸学书”“结翰墨缘”“点缀年华”等字。这是当年一些潦倒文人借着除旧迎新，做一些临时性的笔墨生意，在街头预先贴出的广告。到了腊月二十三前后，书写春联的小摊一个个地林立街头。春联大都是一般内容，像“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
从我记事起，这种“书春”的生意是一年比一年清淡了。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当时有些文人到临街各大商铺挨门逐户求写春联，其实这是“文丐”行乞于市。但文丐走进每一家商铺，都深受欢迎，春联写完后除了付笔资外，有的还备有烟茶招待。这种现象曾引起我的好奇心，便走到一家相熟的店铺去打听，闲谈中才知道这里有一段奥秘。
潦倒文人岁末走向街头商铺乞书春联，是天津的习俗，当地人把这种习俗呼曰“触黑”。清废帝溥仪被逐出宫，定居在天津后，常和清室遗臣铁良、罗振玉及庄士敦等人来往。通过这些遗臣向溥仪求书的政客很多，他们把溥仪的字当成最后一代皇帝的“御笔”加以收藏。溥仪听说天津有“触黑”的习俗，颇有感慨。他想，一个皇帝沦为普通百姓，与一般潦倒文人何异？又想到过去听过的一个传说：孔子周游列国时，穷困潦倒，曾以书法行乞于市。于是在岁末之际，他也化装成一个窘困不堪的文人，带着纸墨笔砚来到街头，向各大店铺乞书春联。商铺大多以白眼相待。
溥仪每写一副对联，索要铜钱三五枚。有的店铺付了笔资后，当着他的面儿便把刚写的春联撕得粉碎。溥仪忍气吞声接连走了几十家商铺，写春联七十余副，每副春联都署有“青巾”二字。
第二天，溥仪便派人以每副对联一百元的高价回收落有“青巾”下款的春联，结果只有四副保存完整的被买回。这消息传出后，人们才知道“青巾”原来是“清帝”的改写，所有让溥仪写过对联的铺商都追悔莫及。
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北京。有的潦倒文人故意试学溥仪，各商铺唯恐再有第二个“青巾”出现，失去一个发财的机会，从此对书春的文丐再也不敢怠慢了。
新春话年画
说到新春，不禁联想起中国的年画来。
据历史记载，年画最早起源于门神画。汉《风俗通义》载：“……画虎于门，皆追效前事，冀以卫凶也。”可见门神画在汉以前已经有了。晋《荆楚岁时记》又载：“贴画猫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与此相关的还有神荼、郁垒缚鬼的传说。人们迷信“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便用彩色画神荼、郁垒的形象，挂于门，以消灾纳福。这就是最早出现的门神画。到了唐代，门神普遍为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的形象。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梦中常常听到鬼的呼叫，夜不能寐。他把此事告诉群臣时，秦叔宝出班请命，愿与尉迟敬德立宫门把守，以防鬼魅。太宗准奏，当夜无事，于是画二人像于宫门，邪祟从此绝迹。后代沿袭此法，二人的画像就成了门神，并成为年画的一个传统题材。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年画，是南宋版画《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此图一般称为《四美图》，画的是王昭君、西施、貂蝉、杨贵妃四大美人。宋代出现的《岁朝图》可以划为年画之列，但它只是文人们所特有的年画形式，可称之为“书斋年画”。到了明清时，随着版画艺术的发展，年画艺术也越发繁荣起来。由于年画的出现，使绘画艺术开始从庙堂、书斋走向普通百姓之家，这是中国文明的一大进步。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年画作坊也逐渐发展和扩大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河北武强、山东潍县等，且各有其地方特色。
杨柳青年画精工细作，鲜艳雅致，题词讲究，可称北方之首。桃花坞年画严谨精致，讲究透视，注意明暗，可谓南派之魁。潍县年画也有很强的民间特色，造型夸张，色彩对比强烈，富于装饰性。
随着年画的普及，年画的题材也日益丰富，在原有门神画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财神、灶神、麻姑献寿、天女散花、麒麟送子、钟馗卫福等。
北京人买年货
中国人几千年来总把过年当作一件大事。过年之前要做很多准备，要买很多东西，吃的、穿的、用的、戴的、耍的、供的，干的、鲜的、生的、熟的，统名之曰“年货”。
《京都风俗志》云：“十五日以后，市中卖年货者，星罗棋布。”北京年货种类之多是全国各地都比不了的。赵冈先生在其《考红琐记》中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在描写过年情景时，有满人风俗，令人感到奇怪。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北京在清代二三百年中，都是汉人、满人，北方人、南方人杂处的。在上层社会，即官僚阶层中，各种风俗交流更普遍。满人特意学苏杭人的饮食起居习惯，汉人刻意学满人的礼数、官派，这就从各个方面混合成特殊的“北京味”。复杂的年货，也是这种社会生活的反映。
北京的年货如按大类分，可分饮食、衣着、日用、迷信、玩耍、点缀六类。饮食中大路货如猪肉、羊肉、鸡鸭是最普通的；鹿肉、野鸡、冻鱼等则都是来自山海关之外的关东货；而水磨年糕、糖年糕、冷笋、玉兰片之类，则又是江南的东西。衣着各时代不同，那时除去“旗装”而外，也讲究南式。年货中日用品不少，来自南方的有纸张、竹器、瓷器等。祭祀用品是旧时年货的大宗，如线香、锡箔、木版印的门神和灶王爷、供佛的纸花和蜜供等，其中折“元宝”“锭子”的锡箔则全来自南方。玩耍的东西就更多了，儿童的、大人的玩意儿，都不分南北满汉。《春明采风志》云：“琉璃、铁丝、油彩、转沙、碰丝、走马、风筝、鞬毛、口琴、纸牌、拈圆棋、升官图、江米人、太平鼓、响葫芦、琉璃喇叭，率皆童玩之物也，买办一切，谓之忙年。”文中所举虽说已经不少，但还遗漏了一些很重要的玩耍的东西。如一般人家都要买些爆竹——百响、麻雷子、二踢脚（即双响）、起花、太平花等，这又是介乎玩耍和迷信之间的东西；至于骰子、纸牌等，则是成人的玩具；点缀岁时的清供如水仙头、佛手，则都是来自南方了。
一进腊月，各闹市皆拥挤不堪，都是买年货的人。但各种东西也都涨价了不少，商人趁机做一笔好生意，故有“腊月水土贵三分”之谚。
北京人年关搪债
早年抄下一小段《债精老祖传》的序。原作很长，只抄下“序”段，其正文则模模糊糊，有记有忘矣。《债精老祖传》序言曰：
盖闻：无年不达，有债须搪。人握拳捋袖而来，我仍不给；抱头鼠窜而去，你算活该。债主之声，谁人不怕？敲门之响，半夜心惊。乃者，我债精老祖，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不惜以身作则，教后代以妙法，且喜及时行之，使债主以头疼。今当岁暮，正搪债之佳期，恭录数行，作后人之榜样。如有怕债者，请往窟窿山。
昔北京每届年关，正穷人遇难之时，债主临门，气势汹汹。笔者昔日同院一家邻居，为给太夫人“做寿”，欠棺材铺款若干。每届年关，债主来家索债，恶语相加，威胁备至。此邻居胆战心惊，百般赔礼。笔者目睹，良感同情。其后于某刊物上读了《债精老祖传》一文，滑稽诙谐，大感兴趣，除将其序言抄下外，并将该杂志示给邻人看，不吝替“债精老祖”“传经”。
“债精老祖”传授搪债，确有妙方：其一，挺身而出曰：“我没钱！”说：打官司失感情，纵然押起来失去自由，对你也没好处，何况一押，我更没有办法还你了，不如容几天。万一不信，你可到我家看，爱拿什么拿什么。不过你拿去了，我就没的用了，既承情于前，你就好人做到底得了。照此说法，债主心也是肉长的。
其二，硬顶。是好小子不躲债，得搪债。三十晚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能坐在家里一文不出，把债主打发走，才算本领。讨债分文讨、武讨，搪债分软搪、硬搪。但人皆有感情，所以都是文讨、软搪为多。可说：生我者父母，救我者你债主，你既然待我好，我就应当报答你。债主说：你还钱就算报答了。他说：对呀！可我就是还不起，没有你不明白的，你比我明白得多。
其三，手持菜刀一把，去找债主，别等他上门。大声说：你借给我钱，感激不尽，我天天愿还清，老筹不出钱来，大恩大德，无以为报，今特登门自刎，愿来生变犬马，结草衔环。说完，等人家拉的时候再抹脖子，越拉得凶越要抹。见台阶就下，二大妈出来一劝，赶快回家。这笔债，明年见了。
搪债功夫如此，可谓绞尽脑汁矣。
门神·挂钱儿·窗户花儿
门神、挂钱儿、窗户花儿，这三样儿是老北京人欢度春节必不可少的年货。对于穷人来说，宁可不吃除夕的饺子，也不能不贴门神。
贴门神，是旧时驱恶避邪的迷信活动。门神由桃符演变而来，两汉后已逐渐成了人们避凶纳福的偶像。据汉刘安《淮南子》载：相传东海度朔山有一桃树，树下有鬼门，总管万鬼出入，门边有神荼、郁垒二神把守。恶鬼若为非作歹，二神即用苇索捆之喂虎。后人遂将二神像画在桃木板或纸上，置于门扇，因谓门神。
门神历来有各种版本，北京多沿用唐代传下来的“白脸儿”秦叔宝和“黑脸儿”尉迟敬德二位武将的木刻版画，大都来自天津的杨柳青。北京老式家庭皆讲究供奉福、禄、寿、喜、财诸神像，春节期间香火不断，供品满案。唯有二位门神冷冷清清地站在大门上，从来不受香火，更不曾享受果品、面点之类的供品，确实成了只讲奉献、不图索取的“公仆”。
旧时门神的尺寸分三种：一曰“大门之神”，高四五尺，宽二三尺，供府第和买卖人家贴于东门或整间大门上；二曰“街门之神”，高二尺，宽一尺，供一般家庭贴于小街门上；三曰“屋门之神”，幅小而精致，所绘除手执槊钺的黑白二神外，另有“麒麟送子”图——两个梳着太子冠并涂脂抹粉的胖娃娃，各乘麒麟驾祥云而来，象征大吉大利。
贴挂钱儿具有驱逐穷神的意思。传说周朝时姜子牙封其妻为“穷神”，怕她坑害穷人，令她“见破即回”。后人为避穷神，将纸剪破贴在门上，遂成贴挂钱儿之俗。
北京所贴的挂钱儿，有糙制与细制之别。糙制者，系用普通红灯花纸雕成，长一尺，宽五寸，中雕“吉祥有余”“四季平安”等吉祥语，四周连缀轱辘线儿，下方缀以穗子，贴于门檐、房檐下，或贴之于佛龛或财神洞前面。细制者则用红毛边纸雕成，刻工尤精，价亦昂，非殷实家庭莫敢问津。
另有一种满族家庭特用的白挂钱儿，是用“南连史纸”精雕而成。四周的轱辘线儿围着一个满文“灵”字，专供满族旗人贴在西墙所悬的“祖宗板子”上。此外，为已故父母“守制”的人家所贴挂钱儿为蓝色，而庙宇梵宫则贴黄挂钱儿。
与门神、挂钱儿交相辉映的是红彤彤的窗户花儿。早年之北京，玻璃尚未普及，门窗皆用木条插榫儿，糊以洁白的高丽纸。临近春节必换新窗纸并贴窗花儿，以点缀年景。其图案有简有繁，简者不外乎小猫、小狗、小公鸡，繁者则“莲生贵子”“合和二仙”“果老骑驴”“二龙戏珠”“凤凰戏牡丹”“狮子滚绣球”之类。白纸红花，色差鲜明，映带屋宇，喜气洋洋矣。
平民之家做年菜
北京的家庭主妇，大都心灵手巧，且能安之若素，一日三餐，崇尚节俭，一向讲究物美价廉。即使是春节期间的年菜，亦不求奢靡，总以好吃又不贵为原则。
主妇们自幼磨炼出来的一双巧手，每逢春节便越发有了用武之地。花钱有限，而做出的菜肴却是雕饰各样儿，样样儿漂亮，样样儿清香，样样儿可大快朵颐。
以甜凉菜论，当以“辣菜”“芥末墩”“玫瑰枣”“糖醋酥鱼”为绝妙之品。
辣菜是用芥菜头切片，大萝卜切丝，煮熟后连汤倒进小坛儿里，密封不透气，经三四日即成。食用时佐以香油米醋，其味辛辣钻鼻沁肺，汤味儿尤美，大有健脾开胃去油腻之功效，老少咸宜，无不喜食。
芥末墩本系满族小菜儿，以其味美而汉族竞相效仿。将叶儿多、帮儿嫩的白菜心切成一寸厚小段儿，以沸水焯半熟为度，撒以烘烤后的芥末面儿及白糖、高醋。俟凉透后食之，香甜而酸辣，清凉而爽口，佐酒下饭皆宜。
玫瑰枣以含糖量极高之密云小枣为主料，洗净后去蒂，拌以糖桂花煮之。其色紫红而油亮，味甘甜并有浓郁的玫瑰香味。
糖醋酥鱼非野生的小鲫鱼莫属，其味之鲜全在一个“野”字上。去其内脏，洗净置于沙罐中，调以葱、姜、蒜、酱油、米醋和白糖，微火焖三个多小时，则鳞刺皆酥，入口即化，甜酸适口，味道鲜美，实乃鱼中之佳品也。
主妇们泡制的“白肉”，荤而不腻，与众不同。其名又称“白片肉”或“白煮肉”，本是满族人祭祀及平时常吃的风味菜肴，汉族人亦多喜食之。主料选猪臀尖，切成大块入锅以清水煮熟，泡于汤中，待凉捞出，切成薄片，佐以蒜泥、酱油、韭菜花、辣椒油食之，其香嫩适口而远胜于炖肉。满族兴盛时，除夕必煮白肉两三锅，除祭祀所用少许外，其余皆赠予亲友及邻居品尝，分文不取而只重联络感情，盖古之遗风也。
“豆儿酱”与“炒咸什”，是颇为烦琐的两道年菜，其名称与内容已渐渐被人遗忘，而知其做法者，已寥寥无几矣。
豆儿酱之用料，有猪爪尖、熏豆腐干、青豆、黄豆、蚕豆、花生仁、甜杏仁、核桃仁、胡萝卜丁、腌水芥丁以及葱白、姜片、花椒、大料、酱油、料酒凡十六种，以铁锅或铜锅先后煮之合为一体，熟而不糜为度。然后倒盆内，凉后凝结得十分筋道（北京土语，谓食物有韧性）。以铁铲切取入盘中，色彩斑斓，诱人食欲，味道之美难以言传。如今市场所售之“肉皮冻”与豆儿酱相比，当弃之垃圾桶也。
炒咸什者，即将酱瓜儿、酱萝卜、酱疙瘩等十样咸菜细切成丝，以凉水拔去咸味儿，加香油、芝麻、白糖、香菜用文火炒之可也。味道极其清香爽口，为满族传与汉族之绝妙年菜。
佳肴美酒醉除夕
北京人欢度除夕，必以茵陈酒为第一佳酿，百枝酒则次之，佛手酒又次之。酌饮时，在似醉非醉之间，意到辄止。如果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那就未免有煞风景了。
茵陈即是青蒿的嫩枝，具有清利湿热的功效，用它泡制的酒就是有名的茵陈酒。遗憾的是，当年在北京酒店里出售的茵陈酒，由于加糖太多，常使此酒名不副实。要避免上述欠缺，最好的办法是亲手泡酒。过去一入腊月，常见到一些风尘仆仆的农家少年，站在前门外大栅栏的马路边上，手拿篮筐出售茵陈。那鲜嫩的茵陈青翠碧绿，还隐隐透出一股泥土的芬芳，因此极受顾客的青睐。往往是卖茵陈者刚一出现，眨眼工夫就已货净篮空。
除夕饮酒，第一要紧的是酒具。上桌的酒杯须是红花蓝边，晶莹雅洁。要透出红火，以示吉祥。其次是酒肴，应以时令为宾，颜色为主，素菜如温朴拌白菜丝、麻酱拌萝卜丝、炒黄瓜拌胡萝卜丝等，甜脆适口，色彩鲜明，能给人一种喜悦的感觉。荤菜如清蒸鳜鱼、红烧鲤鱼等，肉质鲜嫩，热气腾腾，能给人一种喜庆的感觉。此时，再能端上一盘炒蛤肉来，自然更会给夜餐锦上添花。须注意者，凡入席的菜肴均要十分充足，便于随吃随添，以示富足有余之意。
老北京的家庭欢度除夕，惯常借助酒的色、香、味来荡起家中的欢乐气氛。澄绿的茵陈酒、嫩黄的橘皮酒，皆以色媚人，爽神悦目。槟榔汽酒则香气四溢，小饮数口，唇齿生香。莲花白酒则蕴蓄醇厚，口味悠长。此外，葡萄酒、香椽酒、木瓜酒等亦可入席。但要尽力做到扬长避短，如能令餐桌上出现五彩缤纷、香气沁人的场面，那就是拼配得恰到好处了。
除夕晚餐，一般都是在夜幕重重、爆竹四起的时候开始。此时家人团聚，轻酌慢饮，其乐融融。待到夜深酒阑，人声渐寂，这时可以把房门打开，让清凉的空气将阵阵火药味携进屋来。然后关好门窗，添旺火炉，在隐约的鸡鸣声中甜甜睡去，而不知东方之既白。
爆竹声中一岁除
北京这座文化古都，集中国几千年民俗之大成。以春节期间所燃放之爆竹烟花论，那个中的文化、历史、沿革及诗一般的情味儿，足可以写出一部书来。
新春燃放爆竹的风俗始于汉代，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籍中描述北京元日情景时说：“闻爆竹声如骇浪轰雷，遍乎朝野，彻夜无停。”
古人放爆竹，相传起源于“庭燎”。庭燎即庭中照明的火炬。《诗经·小雅·庭燎》曾有“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的记载。古之庭燎用竹竿，燃烧后，竹节里的空气受热膨胀，竹腔爆裂，发出“劈啪”之声，以驱逐瘟神疫鬼。据说，古时候有一种凶恶的怪兽，叫“年”，每逢除夕就出来害人。但它怕响，怕红，怕火，春节放爆竹就是为了驱魔逐年。现在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一种用整根大竹做的“高升”，里面装上火药，长达几丈，重几十斤，要搭在架子上点燃，能高飞几十丈。
火药发明后，将其填充在竹筒里燃放，此即爆竹之始。据宋朝高承《事物纪原》所说，三国时的发明家马钧，是第一个用火药制作爆竹的人。
由爆竹演变而成的烟花，始于隋唐，盛于宋。北宋时烟花制造已很精致，出现了“用卷纸裹火药，燃之发声”的“起火”“爆仗”。这是当今火箭之雏形。有的爆仗还做成果子或人物的形状，成为玩具，燃放起来很有趣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除旧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这首《元日》诗也一直传诵至今。
后来，爆竹又发展成为能喷射火花的“花爆”“花筒”“花盆”之类，更是灿烂缤纷，美丽可观了。这在明朝的《帝京景物略》《陶庵梦忆》中都有记载。
自清至民国期间，从统治者到老百姓，无不以爆竹烟花点缀年景。宫廷所用花炮，皆由吉庆堂花炮史家特供。其作坊主史惠林巧思绝世，以所做“烟火城”“花牌楼”“八角美人亭”而备受慈禧太后青睐，赏六品顶戴内廷供奉，祖孙三代在京城牛气了几十年。到了袁世凯和徐世昌做大总统的时代，亦效仿宫廷旧制，于除夕和上元节时，在中南海等地广搭木架大放烟花，以示与民同乐。
俗话说：“姑娘爱花儿，小子爱炮。”确实如此。孩子们企盼了一年的春节，女孩儿要是不戴朵花儿，男孩儿要是不放点儿花炮，做父母的便会觉得心里难受，手头儿再紧也得应应景儿，不能让儿女过年时噘着嘴。
从北京人放花炮的规模即可透视贫富之悬殊。那些腰缠万贯的富翁们，时时处处总忘不了“摆阔”，以放花炮斗富者比比皆是——你放“麻雷子”，我放“二踢脚”；你放“五千头鞭”，我放“一万头鞭”；你放“炮打双灯”，我放“飞天十响”；你放俩钟头，我放多半宿。直放得烟雾弥漫、星辰暗淡，直斗得头昏脑涨、筋疲力尽，回屋睡觉心里也就踏实了。
贫寒之人放花炮，一律是“耳挖勺儿炒芝麻——小鼓捣油儿”。爱听响儿的，便买挂五百头的“小鞭”，拆散了，一个个地放，一声一声地听响儿。遇有“回芯儿”（引线烧完而不响）的，也舍不得扔掉，必撅成两截儿再放“刺花”。爱看花的，则买两把儿“滴滴金儿”或一包“耗子屎”，那火花在黑夜中蹿动起来，也溢彩流金，颇有新年的情趣。
响亮的爆竹、鲜红的春联唤醒了春天。尽管这时候北国还霜雪冰冻，但人们从雪花晶莹中看到了麦田金碧，从腊梅清香中闻到了桃李芬芳。时序从此转向阳春，万里乾坤生机萌动。爆声数响，“除旧年之琐琐，卜来岁之蒸蒸”（百一居士《壶天录》），人们正以欢畅、乐观、信心百倍的热情，迎接新春的到来。
迎春福、禄、寿
元旦之后，便是春节。按过去的说法，元旦叫“阳历年”，春节叫“农历年”。中国人习惯过农历年，尽管已改名为春节，但其热闹情况却远远超过元旦。新年来临，人们都爱听个吉祥话。人们见面，总不免互致吉祥语，说一声“恭喜！恭喜”或“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当年北京民间如此，皇家也如此。道光十七年（1837）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在日记中记道：
帮贵差曹正全回楚，奉到恩赏御书“福”字、“寿”字两幅，鹿肉一总封，恭设香案敬领。
这就是清代皇上过年赏大臣的吉祥话：“福”“禄”“寿”也。“福”“寿”是写两个字，而“禄”则是谐音，用鹿肉来表示。鹿肉滋补营养，名儿又好听，而且是由清朝的发祥之地——山海关外来的，所以意义更加深远。从清初一直到清末，过年时赏大臣鹿肉几成定例。
福、寿是写在纸上的。用什么纸呢？是印有细线泥金花纹的蜡笺。当年写字，按纸的性质分两大类：一是不同种类的生宣纸，如夹贡、玉版、六吉，以及染成梅红色或红、黄花斑的梅红宣、虎皮宣等；另一种是用宣纸加工而成，用蜡捶过的各色蜡笺。蜡笺如现代之有光纸，有亮光，十分好看，但不吸水分，因此写出的字墨色发亮，而年久墨会脱落。新科翰林写对联送人“打秋风”，都是用朱红、大红蜡笺裱好的现成书联纸来写，因其喜气洋洋，华瞻漂亮。但若干年之后卖给古董商，同样一个人的对子，用蜡笺纸写的却只及用宣纸写的一半的价钱。皇上赏给大臣福、寿字，照例用蜡笺斗方写，对角书写，尖向上，很大的福字、寿字写在中间。所谓“斗方”，就是老式斗口大小的正方形，约合市尺一尺五寸见方，四周都印有很复杂的花纹。京内大臣尚书以上至亲王，外省巡抚、总督、将军等一般都要赏赐。外省由折差按驿站递送，最远的如云贵总督、新疆伊犁将军都要送到。前引林则徐日记，就是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所记。道光十五年（1835）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也受到赏赐，不过只有“福”字和鹿肉，少个“寿”字。
清代宫中十二月初一有开笔书福之典，后改为十二月廿日。赐福仪式如《养吉斋丛录》记云：“面赐福字者……以次入跪案前，仰瞻御书毕，即叩头谢，两内监对持龙笺而出。叩谢者，正当福字下……或加赐寿字，则预书也。”外大臣自难得到“面赐”，只好摆香案恭领了。
雍正四年（1726），有“朕手书福字赐内外大臣”的上谕，但够得上这种赏赐的大臣并不多，像《红楼梦》中贾府那样的皇亲国戚，也还够不上，所以书中没有写到。因为很稀少，所以得到的自然特别珍贵了。林则徐日记有：“即恭装匾额悬于二堂，九拜叩谢。”就是把福、寿字幅，精裱在一块木板上，挂在堂屋正中。旧时在北京，那些祖上做大官的旧家，在堂屋中挂着“圣堂”福、寿斗方，显示家族的荣耀。自然，也有的人家。家势衰微，子孙不肖，这些玩意儿便流落到琉璃厂古玩铺成为商品，甚至被外国人买去了。
现在很难见到这种御赐福、寿字幅，年轻人自然不知所以然了。前两年有一人突然来找我，拿着一幅给我看，问我这玩意儿值钱不值钱。细询其家世，是清代清江浦（江苏淮阴），那是清代河道总督驻扎的地方。但他自己说不清，只问“值钱不值钱”，令人感到可叹、可笑而且可厌。而我又深憾自己没有皇上赏“福”“寿”字的祖宗。这难道真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吗？
以哲学或宗教解释祸福，这对于常人来说，都没有必要。新年新月，说个吉祥话，“多福多寿，加官进禄”，讨个口彩，听的人高兴，生活中也增添一些欢乐的气氛。
旧时农历年在院中摆“天地桌”，后面供“天地马儿”（即神像），或一座画着福、禄、寿“三星”的插屏：中间一位朱袍纱帽的“官”，两手展一小轴，上书“天官赐福”四字；一旁是南极寿星老儿，另一旁则是散财童子。这个“三神小组”总在一起，不分离。现在谁要感兴趣，还可以在瓷器店买到，那里有景德镇烧的细瓷福、禄、寿“三星”。
新春佳节，“福”字最普遍，我最怀念有些人家影壁墙上贴的大红“福”字。小时候给人家去拜年，一进大门，迎面影壁墙上，鲜艳的双红纸大斗方，乌黑油亮的大“福”字，首先像火一样映入你的眼帘。讲究的人家，是木制朱红漆金字斗方，“福”写成《圣教序》帖的行书，整个字向右上方挺起，显现了右军书法的劲俏之处，更使人感到古色古香。
用大红丝绒制成小“福”字、小“寿”字，那是簪在鬓边的花胜；由闽粤远道而来堆在果盘里的朱红果实，那是引诱儿童的“福”橘；还有印有“福”字、“寿”字的福寿饽饽……这些都是祝你多福多寿，加官进禄啊！
探亲访友话蒲包
五月节送粽子，八月节送苹果、葡萄、鸭梨，过年送苹果、橘子，都可以打蒲包。什么叫蒲包呢？简单说，就像现在塑料食品袋一样，是用来包装食品的。
过去，店铺用蒲草编成八开报纸大小长方形的片子，四个角呈圆弧形，一大摞、一大摞地放在那里备用。顾客来了，拿一张过来，四个角一折，成一长方形箩。如有鲜荷叶，里面再垫上一张鲜荷叶。三斤苹果、两斤鸭梨称罢，红的苹果、黄的鸭梨，衬在绿色的鲜荷叶上，要多美有多美，这就是当年北京人的艺术生活。放好之后，再盖一张荷叶，荷叶上再盖一张印着字号的商标，商标为红纸黑字，也有红纸金字的。版式为屋脊形长方，文字则一行横的，三行竖的。横的大多是“京都”二字，竖的中间一行是店名，如“宏兴果局”。右面一栏小字：“四时佳果，南北鲜货，童叟无欺，言不二价。”左面一栏小字：“开设南闹市口路东，认明冲天招牌便是。”全部盖放好之后，再用染成梅红色的单股麻绳一捆，拴上提梁，鼓鼓囊囊，又好看，又实惠。拿起算盘“噼啪”一打……你付钱吧，付完钱，就可提着蒲包喜气洋洋地探亲访友去了。这就叫“蒲包”。
女眷出门，大婶带着二丫头看三姨去，老太太看白头发义妹去，三姑奶奶看四舅母去，亲上作亲，亲上串亲，东一门子，西一门子。正像大观园中王熙凤所说：这中间连着四五门子亲呢。平常你来看我，我去看你也就罢了，大节下的，怎么好空着手去呢？最普通的，就是提上一个“蒲包”。因此，几十年前，“蒲包”在北京话中已经是礼品的代名词了。
打蒲包都是些“水货”，本来不值多少钱，一般都是五斤来重。但是寻常百姓家，大多日子并不那么宽裕，人情往来，固然少不了，但也不能不精打细算。这样就把蒲包打得虚些，三斤水果，也可打个像样的蒲包，可以省些钱。北京人送礼还讲究家庭经济状况，稍有余力的人家单送一个蒲包觉得拿不出手，除蒲包外，再配一盒点心。五月节，配上一盒玫瑰五毒饼；八月节，配上一盒自来红、自来白；过年，配上一盒蜜供，花不了多少钱，可就变成双了。
北京人吃饺子
报载，北京著名饺子馆“鸿兴楼”自重新恢复营业以来，一直生意兴隆。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北京人最爱吃的饺子。
应该说，饺子在北方是极普通的食品。究其历史总有一千多年了。古时称为“牢丸”，水饺叫“汤中牢丸”，蒸饺叫“笼上牢丸”。大约在宋代以前，都用这个名称。宋以后，叫法就比较杂乱，又叫“粉角”“扁食”“水角”“煮饽饽”。统称为“饺子”大概已是清末民初的事了，用水煮的叫“水饺”，上蒸笼的叫“蒸饺”，用油煎的叫“锅贴”。它既是主食，又可做下酒菜，真是方便不过的食品。
“初一饺子，初二面”是北京人过年的老规矩。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中记述京师大年初一的风俗云：“是日，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做角而食之，谓之煮饽饽……富贵之家，暗以金银及宝石等藏之饽饽中，以卜顺利。家人食得者，则终岁大吉。”这个风俗一直延续下来。每至除夕，一家人欢聚一堂，和面、做馅、擀皮、包饺子，说说笑笑，煞是热闹。大年初一的第一餐一定是饺子。
不仅大年初一，北京人平时也爱吃饺子。北京俗谚云：“好吃莫过饺子。”可见北京人对饺子的喜爱程度了。包饺子却是一件麻烦事儿，因此北京的饺子馆应运而生，罗布全城。不过大都不讲究花色，供应品种一般只有菜、肉和三鲜两种。菜随季节而变，有时白菜，有时韭菜，有时茴香，有时大葱。只有“鸿兴楼”与众不同。
“鸿兴楼”是以经营饺子为主的饭庄，当年设在菜市口，由于饺子花色多，做得好，售价公道，因此顾客云集。这里的饺子全以手工制作，做工十分精细。一般饺子馆一两面只捏几个饺子，“鸿兴楼”一两面捏二十几个。饺子有荤有素，有甜有咸，还有杂色什锦的。要高级的，饺馅用虾、用鱼、用鸡。顾客点什么，可以供应什么。水饺用高汤火锅煮，吃法同于菊花锅，所不同的只是“远远来了一群鹅，扑通扑通跳下河”罢了。蒸饺用小笼送上，同时上几个小笼，每笼一种或两种馅。
“鸿兴楼”是山东风味的饭馆，除供应饺子外，也供应高档菜肴，烹调海鲜尤为拿手好戏。葱烧海参、鸡茸鱼翅、锅塌鲍鱼盒，都不同凡响。酒蒸鸭、醋椒鱼、芙蓉鸡片之类，更是看家菜。
北京“杂拌儿”
俞平伯先生过去有一本文集，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作《杂拌儿》。这个书名，外地人看了，感觉不到亲切，甚至还有些不理解。而北京人看了，却感到特别亲切。俞先生十六岁由苏州来到北京，后来虽然曾回过南方，并且在上海中国公学教过书，但那都是短时间的，其余时间都在北京。可以说是以南方人而久居春明，最后成为完全京朝化的学者了。所以书名亦起得富有京朝风味和春明乡土气息。
什么叫“杂拌儿”呢？
北京旧时过大年时，无论贫富，家家都要预备一种食品——“杂拌儿”。“杂拌儿”，简言之就是把一些甜的干果、芝麻糖之类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大体上有这样一些：瓜条、青梅、蜜枣、山楂糕、花生粘、核桃粘、麻片、寸金糖、豆沙馅芝麻糖、雪花馅芝麻糖、油枣、枇杷条、小开口笑、糖莲子、米花糖、虎皮花生、虎皮杏仁等。过去没有西式糖果，一直到清末才有进口的瓶装“摩而登糖”。至于什么太妃、牛轧、朱古力等，当年老北京是很少听到的。同“杂拌儿”近似的是“什锦南糖”，就是把麻片、寸金糖、黑白芝麻糖、各种灌馅芝麻糖混杂在一起。
对过年最感兴趣的就是一群孩子，他们除了穿新衣、戴新帽、给长辈拜年叩头、拿压岁钱外，更重要的就是有好东西吃。而在零食中，除去瓜子、花生，最普通的就是“杂拌儿”了。那些比较讲究的家庭，有高贵的客人来，就端上果盘，细细吃茶，像《红楼梦》中袭人家里招待宝玉一样。那亦是正月里接待客人的时候，有的是细果盘，而袭人还认为没有什么可吃的，给宝玉拿了几粒松子仁，吹去细皮给他吃。至于对待焙茗呢？那就不会这么细致了，最方便的，就是捧一大捧“杂拌儿”放在他衣袋里，让他自己摸着吃。
新年新岁，要喜气洋洋，“杂拌儿”在色彩上显示了这点，红的是山楂糕，绿的是青梅，金黄的是开口笑、油枣，粉红的是染了色的花生粘、核桃粘。不但色彩鲜艳，吃起来还又香、又甜、又脆。
多少年没有吃“杂拌儿”了，这么大岁数，难道真是那么馋吗？只是在这岁尾年头，苦苦地思念故乡那个情调。何况，那蜜枣亦真甜啊！
春节逛厂甸
几十年前在北京生活过的人，大概很少有人正月里没逛过厂甸，以及后来不怀念厂甸的。那一眼望不到头的画棚，那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书摊，那一个接一个的古玩摊，那火神庙中光怪陆离、炫人眼目的珠宝玉器摊，那海王村里里外外数不清的玩意儿摊，那喊破喉咙的各式各样的吃食摊，那挤来挤去欢笑的、潮水般的游人，那错综摆放的大糖葫芦，那几十个连在一起、彩纸哗哗乱响的大风车……这些哪一样不值得怀念呢？年年逛厂甸，年年逛不厌；时时想厂甸，时时想不厌。逛厂甸，真是迷人的事啊！
厂甸，简言之，就是琉璃厂中心的范围，以十字街为中心，东西南北各不过里许路，包括火神庙、土地庙、吕祖祠、海王村在内。乾嘉以前，此地尚未形成街市，还是“造内用琉璃瓦”的琉璃厂所在地。厂门楼名“瞻云楼”，厂内有官署，厂外多空地树木，有石桥、土阜。直到清末，空地还很多。1916年，北洋政府钱能训做内务总长时，在空地上盖了海王村公园。1924年左右，又在宣武门与前门之间的城墙上开了一个新城门，名“和平门”，沟通了南北新华街，逛厂甸就方便多了。
在20世纪30年代，逛厂甸的走法是：出了和平门，过铁路，走到北师大附中墙外，就是画棚了。一间画棚走完又是一间，等一间间地看过去，已经到了电话局门口了。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大风筝摊子，路旁高大的墙上挂满了五彩缤纷的大风筝。风筝摊过去，是卖“艾窝窝”“驴打滚”等吃食的摊子。随着簇拥的人群再往南，到了海王村西面，马路边上就是接连的卖玩意儿的摊了。那里人头攒动，是厂甸最拥挤的地方。卖大糖葫芦、大风车、“步步噔”的都集中在这里。再到东琉璃厂火神庙看钻石摊、珠宝摊、玉器摊，这一部分要花不少时间。然后出来往南徐行，看那数不清的古玩摊。约走里许再折回沿路西看那数不完的书摊，还有最精彩的“哈记”风筝摊。再往北边走，就已踏上归途了。这只是走马观花，已尽一日之时，如要细看，那就非几日不可了。
厂甸摆出的小摊，最多的是书籍和字画。但是北京正月里天气寒冷，而且风沙多。别的东西露天设摊，可以把容易被风吹走的用重物压牢，即使冷点、脏点，也还勉强能行。独有字画，如果全部露天挂出来，一阵大黄风，势必吹它个七零八落，那卖画的哭黄天也不管用。因此厂甸设有“画棚”——贴着北新华街马路两侧原师范大学、师大附中的围墙搭的芦席棚，有顶有墙，上装活络玻璃窗，光线很好，一间连一间，逶迤而去，形成世界上最别致的大众画廊。
逛厂甸的人，一到师大附中墙外（当年附中校门不开在马路旁，而是开在电话局胡同里），就可以进画棚走走。棚中挂满了各种字画。论形式，有大小立轴、各种屏条、各种对联，摆在条案上的各种插页、各式扇面。论内容，有各种山水——青山绿水、写意山水、淡墨山水；花卉有工笔着色、工笔白描、没骨写意，有带草虫的，有不带草虫的；还有工笔仕女、工笔人物；书法中楷草隶篆、魏碑、章草各色俱全。论人物则是从古至今，所有的名画家，没有一个没有的，而且最多的是大名家——工笔仕女，不是唐寅，就是仇十洲；写意花卉，不是八大山人，就是白石老人；其他什么王麓台、恽南田、郑板桥、伍子贞、成亲王的墨迹，要多少有多少，真可以说是洋洋大观了。也许有人要问，哪里来的这些宝贝呢？老实说，这些画不少是假造的。
逛画棚的主要目的是看热闹，自然是外行多、贪便宜的多，掌柜的主要做的也是这些人的生意。琉璃厂名画铺、南纸铺库房里堆的那些平日无人问津的假字画，全靠正月里弄到画棚去“出笼”。不过假中也有区别，记得曾用一块钱买过一幅萧谦中的小立轴，就是乱真之作，颇有可观。谁能小看画棚中的东西呢？不少行家也都徘徊在画棚中淘宝，“慧眼识英雄”，淘到精品的也大有人在呢。
清代震钧《天咫偶闻》记厂甸云：“晚归，必于车畔插相生纸，以及串鼓，或连至二三十枚，或以山楂穿为糖葫芦，亦数十，以为游帜，明日往，又如之。”所谓“串鼓”，说的就是大风车，只是为了文字典雅，故意用了怪名词，实际大可不必。
厂甸的风车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是地道的风土工艺品，都是北京近郊农民制作的。他们利用冬季农闲，用高粱秆先扎成“日”字、“田”字、“品”字形的架子，用高粱篾片圈成直径三四寸的圈，中间做一小轴，东昌纸条染成红绿色彩，把圈和轴粘成一个彩色风轮。用胶泥做成铜钱大小的小鼓框，用两层麻纸裱在一起做鼓皮，制成小鼓。然后把风轮、小鼓装在架子上，风轮小轴后面用麻线绞一小棍，风轮一动，小棍便击鼓作声。如果风轮在风中不停地旋转，则小鼓便不断咚咚作响。大型“品”字形架上，可装二三十个风轮，便有二三十面小鼓，随风吹动，则一片咚咚鼓声了。逛厂甸时，一走近海王村前门，便是一片风车声。古人说一池蛙唱可代半面鼓吹，记忆中那厂甸门口的风车声，真不下十面鼓吹了。
逛完厂甸，高擎一个大风车回来，迎着春风，一边走，一边听响，洋洋自得。到家往门口一插，风车仍在风中哗哗乱响。不用问，隔壁邻居早就知道你逛过厂甸了。
大糖葫芦和大风车一样，同样是厂甸的象征。《竹枝词》云：“往人毕竟难忘俗，糖蘸葫芦一丈长。”又道：“三尺动摇风欲折，葫芦一串蘸冰糖。”京西西山上农民做的糖葫芦，用长竹签把山楂（俗名“山里红”）一个个地串起来，串成三四尺长的一大串，上面抹些饧糖，顶上再插上一面彩色小纸旗。实际上北京蘸冰糖葫芦很好吃，而这种几尺长的大糖葫芦，却是不能吃的。试想，串的都是未洗过的山里红，抹点儿饧糖，立在风沙中吹上半天，沾满泥沙，如何能吃呢？大家争着买，只不过是为了好玩儿罢了。
厂甸的玩意儿千千万，但是逛厂甸如果不买风筝，那便是如入八宝山空手而回；写厂甸如不写到风筝，那也便是探骊失珠了。
风筝是特殊玩意儿，要摆摊出卖，很占地方，又怕人拥挤碰破，所以不在海王村里面设摊。风筝摊有两大处，一在新华街电话局门口，在高墙上钉钉子，拴绳子，再挂上五彩缤纷的风筝。另一处在西琉璃厂路北，那里平时是一家粥店，早上起油锅，开炉卖粥、烧饼、麻花。到了正月里，粥、烧饼和麻花停业，专卖风筝，这就是有名的“哈记风筝”。近人孙耀卿《琉璃厂小志》中有云：“哈记风筝，厂中路北仁威观。”可能这里过去有个小的道观，但是留给人深刻印象的，却只是“大沙燕”“花蝴蝶”，而不是“牛鼻子”老道了。
厂甸的风筝可以说是天下闻名的，如果详述，那是要编一部专书的。近人沈太侔《春明采风志》记云：“风筝摊，即纸鸢也。常行沙燕，一尺以至丈二，折竹结架，作燕飞式，绘青蓝色，中安提线三根，大者背着风琴，或太平锣鼓，以索绕。顺风放起，昼系纸条，夜系红灯……三尺以上，花样各别，哪吒、刘海、哼哈二圣、两人闹戏、蜈蚣、鲇鱼、蝴蝶、蜻蜓、三阳开泰、七鹊登枝之类。其最奇者，雕与鹰式，一根提线，翱翔空中，遥睹之，逼真也。”
这也只是约略地说一说。厂甸的高级风筝不但五彩缤纷，美不胜收，而且材料也很特殊。六七尺的风筝往往是用绢糊成的，架子是整根藤条扎成的，色彩都是用石青、胭脂、泥金、泥银等颜料彩绘的，放风筝的绳子都是黄麻、青麻搓了又擦过蜡的。这样的风筝在当年要卖十块、二十块现大洋一个。
前些年发现曹雪芹的作品《南鸢北鹞巧工记·风筝谱》，传说厂甸“哈记风筝”用的是曹雪芹创作的谱。“哈记风筝”的制作者是回民，回民尊称人曰“爸”或“把”，原是有音无字的，因而习惯叫“哈爸风筝”或“哈把风筝”。哈家自乾嘉以来，世代相传做风筝，名满都城。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传了六七代了。哈家世居西城石虎胡同内果匣子胡同，数间小屋，世代为业。这里离清代的石虎胡同“右翼宗学”很近，曹雪芹在“宗学”做过教习，与哈家来往是极有可能的。“哈记风筝”中的“瘦脚大沙燕”最著名，现在说起来，也是华胥一梦了。
厂甸是读书人神往的蓬山。《同治都门纪略》中的《厂甸》竹枝词云：“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都是读书人。”从乾嘉以来，二百余年中，在京的那数不清的大师名儒、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家、书家、画家，从李南涧到缪艺风、从翁方纲到端午桥、从黄丕烈到傅沅叔、从林少穆到张香涛、从越缦堂主人到苦雨斋主人，可以说没有一位没有和厂甸结下不解之缘的。鲁迅从1912到1926年在北京住了十五年，没有一年不逛厂甸。最多一年，在短短的半个来月会期中，接连去了七次。可见厂甸与学人关系之密切了。
厂甸又是都城妇女正月里的游乐胜地。在嘉庆年间，得硕亭《群珠一串》竹枝词就写道：“琉璃厂甸又新开，异宝奇珍到处排。妇女摩肩车塞路，都言看象早回来。（每逢得幸过象之日，车马尤多，故云尔——原注）”厂甸有数不清的首饰摊、玉器摊，各种玩意儿，各种甜食，还有数不清的游人。爱赶热闹的都城仕女，大正月里，哪一个不争着去逛逛呢？清代咸丰、同治之后，曲院勾栏都移至南城，离厂甸近在咫尺。近人陈莲痕《京华春梦录》云：“每当辰巳之交，游人已集，勾栏姊妹，辄薰沐靓妆，至此招摇，少年好事，又多追随香车，甚至夹毂调笑，亦所不禁。”
厂甸更是孩子盼望了一年的乐园。正月里，学校放假，家中无事，每个人口袋里又多少有几个压岁钱，逛厂甸去，买“黑锅底”“大沙燕”，买“步步噔”，买空竹，买大糖葫芦。爷爷带着孙子，姥姥带着外孙女，男女老幼，呼亲唤友，整个京华九陌，皆倾城而出矣。
夕阳西下，厂甸路上游人络绎归去，有的乘车，有的步行，但都扛着大糖葫芦，大风车在扑面的春风中哗哗乱响，个个都像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
晚清官场拜年习俗
晚清时，官场人物除至亲同族外，朋友与一般亲谊非有丧嫁事宜或职业上之关系，平时很少往来。而每逢春节来临，便借拜年之机以联系情谊。
官场中拜年，对于上司，以愈早为愈敬。大都清晨即至，一个个衣冠整齐，手持梅红大名片，上印黑字姓名、别号，并加盖朱色印章，章下另有一小方戳，例为八字：“专程拜谒，不作别用。”翰林所用名片，长一尺，宽六寸，富丽堂皇，其一张价值相当于五口之家三日生活费。
拜年者一般请求门房听差转致敬意后，即可不必谒见而离去。特别关系者，则由听差回禀，等候拜谒。各达官显贵的客厅，除素奉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科甲出身为孔子教徒者外，无论满汉均设一供佛之桌案。所供奉者多为关帝或财神，桌上满布香炉、蜡扦、蜜供、鲜果等供品，香烟缭绕，昼夜不绝。拜年者至，即在佛前大叩其头，主人在旁陪叩。若特别要好者，拜佛已毕必再请其尊长出堂受礼。斯时宾主口中所言均为“升官”“快升官”“连升三级”等诵祷之词，喃喃不绝。
叩拜后就座少息，主人即敬以红枣桂圆肉之白糖水一碗，无论如何必须小饮，因为传说此日来宾不能空坐，否则宾主均蒙不利。
宾主寒暄之际，奴仆皆须上堂向来宾拜年。来宾对于主人的幼子稚孙以及仆役奴婢均有馈赠，赠其子孙者，以红缎荷包内装一两重之金银小元宝等物；赠其奴仆者，则视其身份与关系，分别为白银二两、四两以至二十四两不等，馈赠完毕即辞主人而去。职位平等之官或地位稍低之官，如尚书对尚书或尚书对侍郎以及一切不相隶属之官，则可派子弟为代表而互贺。
都察院衙门独不拜年。大凡御史公馆门前也贴以红贴，上书“都察院某寓”，其下附一帖，文曰：“谨遵功今概不贺年。”
除上述个人酬酢外，尚有同寅团拜、同年团拜、同乡团拜。其日期须在正月十五以前任择一日举行。同寅团拜即在本衙门举行，照例预备酒饭。同年、同乡团拜则在各会馆举行，因专为联络年谊、乡情，故不限官职，不问等级，凡同年、同乡诸人均可到会。除预备酒饭外，尚邀集梨园唱戏。开场时艺人必须加演《跑加官》，将“天官赐福”“一品当朝”的条幅逐次向台下展示，以示庆贺祝福。
侗族春节习俗
侗族生活在湘、桂、黔边境，他们过春节，有大年和小年之分。侗族称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为小年，又叫“姑婆年”，是纪念姑婆的节日。意思是祖宗各代的姐妹出嫁后，年边要回家探亲团圆。农历三十过大年，除夕晚上，送旧迎新，灯火通宵，高高兴兴吃“年更饭”。
过大年这晚，村村寨寨的青年男女在本村寨互相串门、吃“年茶”。吃“年茶”是很有趣的，那时各家的姑娘（或妇女），挑水桶到井旁，等老人家敬井以后（意思是吃水不忘掘井人），便一起拿勺子舀水，舀到井里有白泡沫为最吉祥。姑娘们用这一担水给客人和家里人煮上香喷喷的油茶，这就叫作吃“年茶”。
新年初一凌晨，侗家人要抢“头水”。当全寨响起一片迎春接福的鞭炮声时，后生们就飞快地挑起水桶，手举火把，冲向井台，打上一担水飞速地挑回家。因这是新年的第一担水，所以叫“头水”。侗族人把抢来的“头水”奉为吉祥圣洁之物，家家户户都遵守古老的习俗，只抢一担水。挑回来的“头水”要专门贮放，不能用来洗东西，只能做饭、炒菜。姑娘、媳妇们把“头水”煮沸，冲上糯米酿制的糟酒加荷包蛋，泡上芳香的侗家油茶，款待贵客。相传，吃了“头水”煮的饭、炒的菜、泡的油茶，能消病祛灾。如果误用“头水”洗了东西，不能把水泼出去，只能洒在灶膛里，以示将吉祥留在家里。后生们抢完“头水”，各家主妇就用竹篮提着煮好的米饭、猪肉，来到井边，斟上米酒祭水。她们将酒慢慢地注入井中，表达侗家人的心愿——愿井水四季不断，让全村百姓在新的一年里喝上更加清澈甘甜的水。
新年初一这一天，侗家人首先是拜祭祖先。姑娘们开门的头件事，便是相邀女伴，同到山崖水畔去采摘映山红。采完花回到家中，把一枝最美丽的映山红插到鸡笼上，献给雄鸡，以报答雄鸡啼叫司晨之恩。然后，再把其余的花朵插到房中床头、桌上，把新春打扮得像映山红那样红火热闹。
春节期间，侗族家人要走村串寨拜年做客，叫“行年”，又叫“乡客”，这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独特年俗。姑娘佩戴闪闪发亮的银质装饰品，手提小巧玲珑的蜡篮；小伙子身着节日的盛装，头缠侗帕，手举灯笼（有的手持芦笙）；老人腰插长长的烟斗；小孩打着各种各样的花灯，簇拥在烛光闪闪的龙灯四周，在一片喧闹的爆竹锣鼓声中，浩浩荡荡的做客队伍兴高采烈地出发了，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上百人。到了对方村寨，主人在寨口的风雨桥上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表示欢迎，之后便主动去接客人的灯笼，让客人休息。小伙子接姑娘的蜡篮，并帮助姑娘点燃被风吹灭的蜡烛。到了寨中的鼓楼坪，锣鼓声、爆竹声齐鸣，有的还吹起芦笙、舞起龙灯助兴。随后便挨家挨户去贺新年。贺年完毕，好客的侗家人便将龙灯挂在寨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家中，拉着客人到自己家里去做客。哪家拉的客人多，说明这家富有、热情。当然，小伙子是绝对不会待慢远道而来的姑娘的，因为“做客”认识的姑娘，大多数能够结成终身伴侣。
春节话青田年糕
“忙了一年，炊糕过年。”这是浙江青田城乡的传统习俗。回想起来，还是挺有趣味的。
进入腊月的下旬，屋外或是雪花飞舞，或是滴水成冰，难得遇上晴朗暖和的好天气，可是家家户户的屋内却是热气腾腾的。看吧，成年人胸系围裙，卷着袖子，碾糕粉、备蒸笼、劈柴火、烧锅灶……都在紧张地忙乎着。欢蹦乱跳的孩子走家串户，不时回来报告各家的炊糕信息。
乡人称年糕一笼为一格，蒸笼是竹匠用本地盛产的毛竹劈成篾片拱卷而成，外呈圆形，三五格为一幢。笼盖也是竹篾编制，犹如一个大帽，盖上严严实实，不漏气。制作年糕时，每格选用糯米二十多斤，先浸泡一昼夜，漂清后碾成细粉末，俗称“糕粉”。再把糕粉倒进大木盆内，与红糖、橘饼丝、橘皮丝、花生米、红赤豆等配料搅拌均匀，加水揉得软硬适中。在洗净晾干备用的蒸笼边上，缚上几个透气用的小竹筒（土名“糕隔”），在笼内铺上用汤水洗净的叶，便可将拌好的糕料舀入蒸笼。中间铺上一两层切好的肉称“肉糕”；放上豆子称“豆糕”；如果中间不放其他东西，便呼“糖糕”了。拌好的糕料全部装入笼内后，糕面上用糖水抹平。讲究的人家还取红枣、桂花、芝麻等小料在糕面上摆成图案，如“凤采牡丹”“龙凤呈祥”“恭喜发财”“五谷丰登”等，也有的撒些红绿丝。糕蒸好后，色、香、味俱全，非常喜庆。
炊糕烧火很讲究。糕上锅前，锅里的水先要烧得滚开。蒸笼上锅，烧两个钟点光景，火不能烧得太旺，防止糕料溢出蒸笼或肉浮上糕面。烧到七个钟点，就可将火熄灭。利用灶里的余热，闷三至五个钟头。之后把蒸笼端出锅灶，放置通风处冷却两天。最后从蒸笼内屉倒出来，就成为完整的大圆糕了。
蒸好的一格年糕，足有五十多斤。瞧这“庞然大物”，用手掰不开，提不动，怎么个吃法呢？食用时须用刀切，切第一块时称“开格”，就是开始吃这格糕了。再将大块切成一方方的小块，凉嚼津津有味，香甜可口；放锅里蒸热，上嘴柔软，清香扑鼻。
大年正月，友邻互相致贺后，可听到“到我家吃糕去”的热情邀请。亲朋上门，礼品里少不了年糕。餐桌宴席上也先摆上满满一盆切成小条块的年糕，开宴时相呼“吃糕”或互祝新年丰收康乐。
漫话“初五开市”
北京过大年，最少要过五天。由初一算起，到初五为止，才算过了年，俗称“破五”。
在这五天内，商店停市，戏馆子封箱不唱戏，各衙门封印不办公。在这几天里，东四、西单、前门大街、大栅栏、廊房头条等繁华热闹的去处，大大小小的店铺，一律上着门板，用大红纸、梅红纸写了告示贴在门上：初五开市。《燕京岁时记》云：“初五日谓之破五……新嫁女子，亦于是日归宁……诸商亦渐次开张贸易矣。”把新嫁女子归宁和商店开市写在一起，喜气洋洋。
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就在这喜气洋洋的新年新月里，在商店渐次开张贸易的时刻，总有一些人是愁容满面的，这就是被各商号辞退出店的伙计。在生意萧条的年月，这些人多些；在生意兴隆的年月，这些人少些，但多少总是有一些的。
旧式商业的会计年度是以农历计算的，人事变动也是按农历计算的。如果一家店铺大年初五、初六开不出市来，那就等于告诉人们，这家字号关门大吉了。腊月底各家字号把账结好，开出总清单送给东家。是赚啦还是赔啦，赚多少赔多少，东家一目了然。再把钱分好，用红包包好送到大掌柜、二掌柜以及大小伙计手中，多少不等，人人有份。
三十晚上吃敬神酒，初一给东家拜年，初二祭财神，这些都是欢乐的事。而最最紧张的是大年初四或初五晚上开市之前那顿酒席了。这是一顿使人提心吊胆的便宴，这顿便宴行话叫“说官话”，俗名“吃滚蛋包子”。这顿晚宴是比较丰盛的，有菜有酒，酒后吃饭时，照例是吃包子。上席时，东家、掌柜、大小伙计各就各位，小伙计依次把酒斟满。当家的举杯祝贺，吃上几口酒菜之后，便要开腔了。如果生意好，便当众宣布人事照旧，大家开怀畅饮；如果生意不好，就要辞退人。按老年规矩，辞人也十分注意礼貌。在席上当家的叹完“苦经”之后，等到包子端上来，便亲自夹一个包子放在某人碗中。此人便明白了，饭后自己就得收拾行李带着辛酸和热泪告辞走了。“吃滚蛋包子”由此得名。
元宵之夜灯如昼
春节后的第一个隆重节日，便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此节在唐代称为“上元”。从唐代诗人王维的“游人多昼日，明月让灯光”，苏味道的“火树银花合，明月遂人来”，以及宋代女诗人朱淑贞的“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等诗句看，自古以来元宵节的庆祝活动便集中在夜间，而其特有的景致是花灯与烟火。
曩年北京元宵节之盛况，犹历历在目。家家户户除了煮食元宵或汤圆外，更讲究点花灯。花灯的造型，花鸟虫鱼各异，争奇斗巧；其颜色，赤橙黄绿有别，绚丽斑斓。
当团团素月度云而来时，老北京们便携妇将雏，呼朋引伴，纷纷走向街头，共尽良宵之欢。天真烂漫的顽童，提着鸡灯、鱼灯、梅花灯、走马灯，或者拉着装有四个小泥轱辘的马灯与羊灯，彼此欣赏着、品评着、嬉闹着，全然不顾小手被冻得通红。插在灯芯里的红色小蜡烛，跳动着闪烁的火焰，与那腾空而起的“起火”及“炮打灯”交相辉映，为古老的北京城增添了无限活力与生机。
最引人注目的花炮，要算是“火神爷”了。这是一种大型烟火，用胶泥捏成钟馗模样的人物。点燃之后，先是七窍生烟，旋即喷射出一株两丈多高的火树，把乌蓝的天空照如白昼。盒子花最称奇观，但燃放必在亥时之后，盒径六尺，凡六层，下为活底，导线系之。又假铁丝吊一转花，名曰“金盘落日”。点燃后，火迸花旋。升触导线时，忽见光芒一闪，彩弹升空，美如璎珞。之后则为葡萄、为花篮、为宝塔、为人物、为翎毛，种种形象，妙趣横生。其收尾往往更出人意料。如当地更夫、水夫所制之花盒，末层多嵌龟、仙、兔，其上大书伙计姓名。一爆升空，冉冉而降，笔画分明。观者忽睹怪像，不免捧腹大笑。
灯市上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到处是闪亮的花灯，到处是刺眼的烟火。徜徉在这灯与火的海洋里，自然会撩起一种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厚情感，并且会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唐代诗人郭利贞的《上元》绝唱：“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漫唯愁晓，周游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
上元良宵，京华最热闹的地方，莫过于灯市口与前门外棋盘街一带的灯棚，以及什刹海迤西原宛平县胡同的冰灯棚。在灯棚里，悬各式花灯，有“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子夺魁”“八仙过海”“富贵有余”“鹤鹿同春”等不下百余种。灯上绘人物、山水、花鸟，无不惟妙惟肖，各具情态。形状有大的、小的、圆的、方的，色彩有红的、绿的、黄的、花的，质地有纸的、绢的、玻璃的、木头的，令人眼花缭乱。
至于冰灯，更是别具一格。其品类有人物、仕女以及桥、塔、动物，丰富多彩，尽态极妍。那水晶般玲珑剔透的灯身，配上红彤彤的蜡烛，宛然碧天中的星斗，闪闪发光。置身其中，犹如神游仙境。
南城白纸坊一带，风俗又自不同，因其地域开阔，“武焰火”便可大展神通。所放盒子花呈伞形，内中藏灯无数，放时必以巨型炮仗相衬托。一经点燃，即见火龙踊跃，万箭钻空，雷声隆隆，震天撼地。内城焰火，午夜一过，烟散花消。此时登城南眺，辄见灯山人海，气象万千，爆竹时发，红透天幕。
舞狮与耍龙灯
在电视上曾看过舞狮子和耍龙灯，有一次甚至看到马尼拉街头亦在耍，感到十分亲切，似乎是见到老乡亲一样。舞狮和龙灯在中国各地都有，虽然造型稍有不同，但大体上都差不了多少。从塞北到江南，以至西北、东南，风格都是一致的。
先说舞狮。舞狮的历史很久了，它是来自西域的玩意儿。到今天，南北各地狮子的造型已稍有不同。我童年时熟悉的门头沟的狮子，完全是按照北京寺庙宫殿门前蹲着的那对狮子的形状制作的。狮子的头部先制成上下两片简单的木架子，在木架子上，用竹篾编成弧形的狮子头骨的轮廓。上面再用老式旧账纸，即麻纸或东昌纸，一层层地裱糊好，晒干。轻轻敲打，像鼓皮一样，嘭嘭发响。眼睛是两个圆洞，再嵌上一个黑油漆圆球。在裱糊好的纸上，先刷桐油，再上绿油、描金、勾黑线，全部油新之后，就是一个亮光光的威武凶猛的狮子头了。
狮子尾部亦有竹木圆形架子，同样裱糊好，油漆成绿色，再装上象征性的尾巴，这样便很像狮子的臀部了。狮子整个身体实际上是一块布，上面一排排钉好青麻，拖得很长，全部用绿颜色染过，一抖动，毛茸茸的，好像狮子的长毛一样。
舞狮子的时候须两个人。一个高个子，把狮子头套在自己的头上，狮头内有两根带子，可以挂在两肩，分量不太重。狮子内还有两个架子，各有一根横木，右手握住上面横木，左手握住下面横木，这样上下一开一合，就如同狮子的嘴在不停地张动了。两手握横木左右摇摆，那就是狮子在摇头了。那块钉满绿毛的布，前端连在头上，后端连在尾部架上。另一个小个子的，把狮子尾部的架子背在背上，低头蒙在那块布中，弯下腰，两手揪住前面那个人的腰带，随着他的动作，做狮子腰部摆动和摇尾的动作。老实说，扮狮子尾巴是份苦差事，又闷又累，玩不了多长时间，就一身臭汗。
说完了舞狮，再说龙灯。
龙灯亦是南北各地都有的。虽然不少地方是白天出来耍，纵不点灯，亦可以龙灯名之。各地龙灯亦是大同小异。有的地方制作得太简单，龙头不像龙头，龙身只是涂了颜色的大长布条子。大白天在街上绕来绕去，显得十分寒碜。老实说，这样的耍龙灯，是没什么好看的。
而北京山乡的龙灯很值得一看。先说龙头，是木架、竹篾扎成的龙骨架子。外面糊纸，装上龙角、龙须，再画上龙头，十分逼真，看上去高大威严。架子里有几处插蜡烛的地方，晚上舞，点起蜡烛，光闪闪的。因为龙头高大，所以耍起来时要一位彪形大汉来掌握，力气小的人是舞不动的。
龙身、龙尾共八节，加龙头为九节，每节二三尺。每节龙身，是一个横着的筒状架子，下面有三尺多长的柄。架子两边糊纸，画上龙鳞，上面中间留口，可以插蜡、点蜡。节与节之间，以白布连接，并彩画龙鳞。这样一节节连起来，由龙头到龙尾，鳞甲片片，便像一条真龙了。
龙不能只有一条，所谓“二龙戏珠”，必须要有两条龙，而且颜色不能一样。我少时常见的山乡的龙灯，一条画青鳞片，曰“青龙”；一条画黄鳞片，曰“黄龙”。每节一个人来撑，一条龙九个人。两条龙鱼贯前行。舞起来，龙头对龙头，探首、盘旋。随着锣鼓点，撑“珠”的那个人要把“珠”按节奏在二龙的头部晃动，引逗得两条龙翻江倒海般怒斗，这样就把观众的情绪引向高潮了。
不管舞狮，还是耍龙灯，都是晚上玩的玩意儿。似乎有的东西，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不好看，而在月光下或不大明亮的烛光下，就会产生一种十分神奇或缥缈的感觉。在北京的街头看走会的太狮、少狮，带着大串铃，哗啦哗啦地跳动，只觉得热闹、好玩，并不觉得美。而在山乡中，在朦胧的月光下，围着密密的人群，大家提着小纸灯笼，在密锣急鼓声中，一对庞大的狮子带着串铃翻滚着、跳跃着……人堆中忽然有人放起“太平花”，那耀眼的白色火星溅到狮子绿毛上，人们欢呼着、雀跃着，那才是美妙的童话世界！
“竹马舞”琐谈
“竹马舞”是春节民间的一种花会形式，多在元宵节前后表演。“竹马舞”亦名“布马舞”，俗称“跑竹马”“竹马落子”。早在宋明年间，社火中就有这种舞蹈形式。明代阮大铖编的剧本《双金榜》中，也安排有“跑竹马”的舞蹈表演。“竹马舞”在中国许多地区流行，除冀中农村外，广东、广西、福建、中国台湾亦有“跑竹马戏”。
早年，笔者曾多次欣赏“竹马舞”。表演者腰间系着马形道具，分马头与马尾两截，舞时像是骑在马上，马儿忽而徐行、忽而疾驰、忽而跳跃，边歌边舞，生动有趣。
“竹马舞”与冀中一带的“跑驴舞”大同小异，队伍有“长蛇开阵”“龙摆尾”“跑圆场”“蝶采花”等十余种。传统的“竹马舞”大多化装为历史故事中的人物或地方戏曲中的角色，生、旦、净、末、丑各行当齐全。演员手中的道具，或马鞭，或刀枪剑戟，或棍棒，根据人物身份选定。常看到的剧目有《三打祝家庄》《昭君出塞》《状元游街》《杨八姐游春》《千里送京娘》等。表演者通过表情、姿态和唱腔，表现剧情和人物性格。只舞不唱的称“跑竹马”“竹马舞”，载歌载舞的称“竹马落子”。元宵节夜间表演“竹马舞”，在马头和马肚中安放上蜡烛或彩灯，在马脖颈系上五彩串铃，舞起来铃声清脆，灯火辉煌，非常壮观。
一次，我路经河北省高阳县，曾欣赏过一段表现一个小妞驯马的“竹马舞”。四个身着艳丽服饰的小妞骑着“枣红马”上场，时而挽缰漫步，时而纵马奔驰，以健美的舞姿表现少年驯马手的飒爽英姿。突然，一声嘶鸣，一匹骏马狂蹦乱跳，惊奔而来。马上的小妞紧勒缰绳，马下的小妞紧追不舍，最后终将烈马制伏。这创新了的“竹马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冀中平原和渤海一带的农村，“竹马舞”尤为盛行。每逢新春佳节，民间艺人就用竹劈子扎绑成马形骨架，糊上五颜六色的绒布，经过精心设计，制成尾巴、嘴巴、耳朵、眼睛均能活动自如的小“布马”，多则几十匹，少则五六匹，成群结队地随民间花会队伍拥上街头，浩浩荡荡，气势磅礴，热闹非凡。
曲阜元宵点天灯
几十年前，笔者曾在孔子故乡曲阜古城过过一次元宵节，与北京相比，迥然不同。印象最深刻的是“点天灯”“放天炮”。
当年的北京，每至元宵，家家户户皆在大门前挂花灯，或左或右，或多或少，总是要有的。曲阜则不然，除在门前挂灯，还在院子正当中埋上一根高大笔直的朝天杆，将花灯挂到杆子顶上，名曰“点天灯”。而声名显赫的衍圣公府，则从正月初一开始，就在号称“大观园”中心的前上房大院举烛“点天灯”了。红木雕架的大玻璃穗子灯，日夜不熄，一直点到正月十五之后。因孔府的朝天杆最高，所以在元宵节这天夜里，环顾曲阜古城，一灯之下，万灯竞放。灿烂的灯火，与明晃晃的月亮交相辉映，人间天上，尘寰碧空，令人难分。
“放天炮”也是曲阜元宵特有的奇景。元宵之夜，家家户户把一串串、一挂挂的鞭炮悬挂在朝天杆上点放，从黄昏一直放到第二天天明。真乃家家火树，户户银花，此起彼消，彻夜不绝。举国之内，唯曲阜有此独特的元宵风俗。
追本溯源，据百姓讲与孔子有关。自古以来，人们把孔子看作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盏光焰万丈的明灯。孟子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学说历史之悠久，影响之深远，举世无二。正因如此，曲阜百姓对孔子的敬仰也远非他乡他地可比。当地百姓尊称孔子是“文曲星”，说他是“魁星下凡”，“主管文事”。曲阜群众感谢玉皇大帝派孔子来曲阜，所以，在祭祀玉皇元君的上元之夜，“点天灯”“放天炮”，一则表示曲阜是圣人之乡，非等闲之地；二则禀报玉皇大帝，曲阜因有孔子而殊荣，百姓以隆重的祭祀礼节来报答。世间最讲究一个“诚”字，曲阜百姓祭天，至诚之至。天灯、天炮燃放半月之久，数量之多，耗量之大，在神州大地，哪一个县城都不能与之媲美。
“点天灯，放天炮，礼花对着龙灯照。”这是曲阜元宵节的一大特点。曲阜人耍龙灯，技艺十分高超。耍龙灯的，在焰火四射的烟雾中穿行，火不得烧身，龙灯必须丝毫无损。艺人稍有疏忽，那灼热的火星便把衣服烧个大窟窿。非精明强干的小伙子，难以胜任耍龙灯的游戏。因此，耍龙灯的高手，倘若未婚，就成了少女们极为注目的人物。
曲阜“龙灯会”的另一特点，是必须到“天下第一家”的孔府去汇演。全县所有村镇，只要耍龙灯，就要准备赴孔府表演一次。如此一来，孔府自然成了名副其实的“龙灯艺术中心”。为使村镇居民都有机会进孔府表演耍龙灯，孔府主人明文规定：自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孔府全天开放，自由进出，真正做到“金吾不禁，玉漏无催”。耍龙灯的地点，通常选择在悬挂着“圣府”和“恩赐重光”匾额的孔府第二庭院。届时，衍圣公高坐庭院正北的大堂之上，从华丽的暖阁处向外观看。那气派，那风度，颇有些帝王“御楼观灯”“与民同乐”的味儿。龙灯会历代在孔府汇演，据说也是出于对孔子的热爱和尊敬。曲阜人视孔府为“圣人之家”“风水宝地”，在“圣土”上隆重祭祀上帝，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十八罗汉闹元宵，也是曲阜独有的风俗。元宵之夜，孔府到处红灯高悬，烛香点燃，红毯铺地，彩棚满院。明珠在金光中闪耀，碧玉在银彩里争辉。当华灯齐放时，锣鼓家伙一敲，表演十八罗汉的游戏就开始了。仆人们身着十八罗汉的衣冠，戴着十八罗汉的面具，表演杀贼、除贪、灭奸、受供等种种扣人心弦的节目。罗汉本是佛家供奉的神仙，一般讲是不能耍弄的。但儒家不信佛，故有让罗汉在儒家圣地供玩耍的游戏。
曲阜元宵风俗，很多与孔子有关，“提灯上学”就是其中之一。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尊师之风在曲阜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花灯敬师”就是典型事例。至少在明代之前，曲阜城乡各类学校，逐渐形成了“春节放假，元宵开学”的制度。腊月二十三，学校关门，老师回家过年，学生为感激老师一年的辛勤培育之恩，免不了赠送些过年物资。开学之日，适逢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细心的家长或亲自制作，或用钱购买，让学童提着精致的花灯返校，请老师点燃。一则期望日后孩子学业有成，前程光明；二则表示对老师的敬爱，报答老师对孩子的教诲之恩。见到那五彩斑斓的花灯，老师很高兴，学生也认为尽了一份心意，整个校园自然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曲阜花灯，历史相当悠久。据说宋代就有专为孔府制作花灯的人家，名曰“花灯户”，可见花灯之盛。据花灯师介绍，花灯主要靠“扎架”。俗云：“灯架扎得巧，花灯做得好。”贵重的灯架，要在上面雕龙刻凤、镶珠嵌玉。灯架扎好后，才贴纱、装玻璃、钉羊皮、剪纸、刻皮影、写诗作画，进入灯画工序。最后在灯上涂金抹银、串珠吊玉、缠丝悬缨，做成美观的花灯。
春节接姑奶奶之俗
昔日京华，每到春节就有接姑奶奶住娘家的习俗。接姑奶奶一般在正月十六日，也有在十八日、二十日的，必择双数，单日很少。
接姑奶奶回娘家，为的是骨肉团圆以叙天伦之乐。那时，姑奶奶出嫁，平日不能随便住娘家，趁着正月过新年，在夫家一年受了不少劳累，借住娘家的机会舒畅地休息一下，并且安慰家人的相思之苦。
娘家接姑奶奶，父母兄嫂必携带几包礼品，最低也要有个蒲包。到了夫家，向尊亲长辈声明来意，给姑奶奶“告假”。如蒙允许，再“请示”住的天数。夫家规定四天、六天、八天、十天不等，也都是双数。经尊亲长辈“批准”，姑奶奶即梳妆打扮，整理包袱什物。凡接姑奶奶都兼接外孙子，有大姑、小姑的也要谦让一下，实际上大姑、小姑绝不跟随，自有婆婆代表致谢。临行之际，要向夫家的长辈请安，对大姑、小姑也要打招呼，方能动身。
把姑奶奶接到家里，娘家特别优待，平素爱吃的东西尽量供给，有钱的富户水陆杂陈，筵宴丰腴。亲友听说姑奶奶住娘家，也都来问候。因为姑奶奶出嫁，亲友一般不与夫家交往，乘此姑奶奶住娘家的机会可以聚会一堂，恣意笑闹，斗趣抓哏。姑奶奶除应酬娘家亲友外，抽暇可以听听戏、逛逛庙会、看看电影（早年没有电影时就谈不上看电影了）。不愿出门，在家可以叫几个盲艺人唱唱曲儿，或找演傀儡戏的，以消遣解闷。娘家亲友也邀请姑奶奶吃尝春酒，叙旧合欢。从前姑奶奶别看在夫家像个“小可怜”，处处看人眼色行事，只要回到娘家便身价十倍。
转瞬“假期”将满，临别时，姑奶奶不免要掉几滴伤心泪。父母当然有一番劝解，无非说什么不能比未出嫁时舒适，第一要谨慎侍候公婆，大姑、小姑也要敷衍面子，对夫婿要温柔体贴，对下人也要和气。诸般嘱咐已毕，再备几色礼品，把姑奶奶送回婆家去。
每到正月初十后几天，北京街头常见浓妆艳抹的少妇，后边跟随白发老妪、青年男子，手中携带包袱，怀抱小孩，有坐车的，有步行的，这就是接姑奶奶的情形。
斗转星移，时代前进，今日京华风俗已非昔比，老一套的家规渐渐已不存在。小两口没有那么些规矩了，男女平等，姑奶奶也不当“小可怜”了。
正月十六妇女走百病
过去，春节前后对妇女的戒律束缚是很多的。
从腊月起，腊月二十三“祭灶”，不许妇女主祭，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说。除夕夜，妇女只负责做年夜饭的炊事工作，同样不准到祭神拜祖的供桌前做主祭人。守寡的女人更不能接近供桌，而是由长子主持祭祀仪式。
在天津还有一种习俗，妇女无论老幼，从腊月三十夜晚向佛祖点香上供起，就进入禁锢期，不准外出串门。连自己家亲戚处也暂不往来，只准你在自己屋里、本家院内活动。说是除夕夜“诸神下界”，妇女要回避，这是为了自身安全。不去别人家，是因为人家“忌人”，实际只忌女人。当然也不欢迎外姓女人来自己家，这包括了嫁出去的姑奶奶。年三十的晚上，姑奶奶必须住在婆家或自己家。就连腊八和祭灶那两天，住娘家的姑奶奶也必须回婆家。
除夕守岁后，在家里过初一。初二早晨邀请一位夫妻双全、儿女满堂的妇女，来家说些吉祥话，称为“开市”。这才宣布家里已经开放，妇女可以自由出入了。
妇女们不能去亲友家，却可以去影剧院或寺庙。天津当年的影剧院在除夕夜办“迎春场”，招徕了不少妇女观众。天津的天后宫是著名的过年烧香的地方，有些妇女许愿求顺，除夕夜去那里烧香拜佛，还有人去争烧初一黎明的第一炷香。
一般家庭妇女，在正月要守在家中接待亲友拜年，直到灯节过后的正月十六，才可正大光明地外出，称为“走百病”。就是说妇女这天出门散散心，可以走掉各种疾病。娘家在这一天要接出嫁的姑娘回来轻松游乐些天。可见当年，正月十六才是妇女们的节日。
朝日坛与太阳糕
昔日的老北京人，在欢度春节与上元节之后，紧接着便在农历二月初一举行祭祀太阳神的活动，曰“中和节”。
提起民间中和节祭日之举，首先得说说朝日坛。朝日坛简称日坛，系旧时皇家祭日之处。日坛在北京朝阳门外，与位于阜成门外的月坛东西对称，遥相呼应。它是明嘉靖九年（1530），朝廷据《礼记·礼器》“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的记载，分别在北京城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圈建的。
日坛方五丈，高五尺九寸，九级台阶用白石砌成，唯坛面用红琉璃以象征太阳。坛西向，绕以垣墙，正西有白石棂星门三座，其余三面各一座。西门外有燎炉、瘗池；东为神库、神厨、宰牲亭、灯库、钟楼；北为遣官房，外有天门两座，北天门外为礼神坊，西天门外迤南为陪祀斋宿房五十四间，护坛地一百亩。
明清两代均于每年二月初一遣官致祭。清制遇甲丙戊庚壬年由皇帝亲祭。清朝灭亡后，日坛即逐渐荒凉。
不过，民间祭祀太阳神的活动，并未因封建王朝的灭亡而终止。正因为太阳把它的光和热恩赐于人类及万物，所以人们对想象中的太阳神极为虔诚。祭祀的仪式虽远不及皇家那样复杂而隆重，但非常严肃，一丝不苟。
昔年北京人祭祀太阳神所用的主要供品是“太阳糕”。这是一种用大米面和绵白糖蒸成的圆形小饼儿，上面印着一只朱红的（传说中的鸡神）引颈长啼的鸡，仿佛呼唤天下之鸡齐鸣，为人间报晓。
北京的糕点铺元宵节后便开始制作太阳糕。一些食品小贩亦自制太阳糕，于二月初一的前三天开始出售。每到这时，“供佛的太阳糕啊”的叫卖声随处可闻。家庭主妇们一听到这声音，即使手头拮据也总要买几块应个景儿。
中和节这天，晨光微熹时，家家户户开始祭祀活动。太阳糕整整齐齐地放在盘子里，置于供桌的中央，盘子前面摆一尊铜香炉，内插一炷高香，全家依辈分大小排列，面东肃然跪拜，以此来报答太阳神的恩泽。
天真的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那盘中的太阳糕。那糕凉凉的，甜甜的，味道确实甘美。
二月二，龙抬头
相传武则天废唐立周称帝，惹怒玉皇大帝，遂降旨龙王三年不许下雨。龙王不忍人间遭难，偷偷降了一场大雨，玉皇大帝便将龙王拿下天宫，压在大山下。黎民百姓感激龙王之恩，天天为龙王祈祷，最后感动了玉皇大帝，于农历二月初二将龙王释放。于是便有了“二月二，龙抬头”的传说。
关于“二月二，龙抬头”的民俗，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中就有记载：“宛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婉布入宅厨，施绕水缸，呼为引龙回。”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古时认为龙是天子的象征，是祥瑞之物，是和风细雨的主宰。“二月二，龙抬头”这句谚语表示春季来临，万物复苏，蛰龙开始活动，预示着一年的农事活动即将开始。
民间年画《天子耕地》画面题词为：“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国母来送饭，五谷丰登太平秋。”农历二月初二前后是一年二十四节中的“惊蛰”，冬眠蛰息的动物被春雷惊醒，开始活动，民间认为龙在这时“抬头”，故二月初二又称“春龙节”。明清时代的皇帝在中和殿备耕，事先检查御用农具。北京的先农坛，就是明清两代皇帝沿袭古制祭祀先农，举行春耕仪式的地方。
其实惊蛰本名启蛰，汉代为避景帝讳改为“惊蛰”。“惊蛰一声雷，农家春耕勤。”中国大部分地区以这个节气为标准，开始春耕生产。现在“二月二，龙抬头”只不过是一句气象谚语，是说自即日开始，降雨量逐渐增多。
“二月二”也叫迎富日。据唐代《岁华记雨》载：“相传有生子者，邻家于二月二日求其子归养之，邻家因此大富。”后以此日出野田采蓬，兹向门前以祭之，以迎富。这与唐代民间流行的“送穷”风俗相联系。据史书记载，于正月晦日（正月最后一天）扫除粪污及屋内尘秽，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或投于水中，谓之“送穷”。也有的于是日弃破衣于巷，还有的结柳、缚草为船以除穷。所以在唐代送穷的同时，又有“二月二”的迎富。南宋诗人魏了翁有诗云：“才过结柳送穷日，又见簪花迎富时。”其实，从即日开始春耕生产，辛勤耕耘，岂不是送走穷日子、迎来富生活吗？
二月初二这天黎明，老人未起床前嘴上念叨：“二月二，龙抬头，金子银子往家流；二月二，敲炕旁，珍珠玛瑙往家淌；二月二，敲炕沿，蝎子蚰蜒不见面。”人们不仅送穷、迎富、祈望丰收，还盼望龙出，镇住毒虫，除祛病疫，以得健康。
二月初二这一天，有“引进勤龙，送走懒龙”一说。这天清晨，家家户户用柴灶里积存的柴灰，连续不断地在地上撒成一条长龙，直延伸到附近的河边或井边，用意是把懒龙送走。然后又用黄土从河边或井边开始，撒成长龙，直到自家门前，用意是把勤龙引回。因为龙可行云治水，这种“引龙”活动，用意是希望春暖后有几场好雨，以利春耕。
有些地方在“二月二，龙抬头”这天，妇女们必须停止针线活，以防“扎坏龙眼”；还要停止洗衣，恐怕“伤了龙皮”。
由于二月二这天已是惊蛰之后，阳气上升，各种冬眠的昆虫陆续复苏，所以，这一天还有一个驱除毒虫的活动。明人于奕正、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记载：“二月二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这天清晨，家里的老年人要有一人早起，手执小棍，挨房敲打炕沿，嘴里念叨着：“二月二，敲炕沿，蝎子蜈蚣不见面；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不露头。”认为这样一来，蝎子、蜈蚣等害虫就不能复苏了。
至于二月二这天的吃喝，一改春节期间大吃油腻之风，天津、河北等地这天应时素食是煎焖子。焖子是淀粉熬成胶状块，把它切成小碎块，放在平底锅上用油煎炒，煎到有一层黄色脆皮时，盛在碗里，把芝麻酱调稀，撒上蒜末，拌好后即可食用。佐以主食大饼或烧饼，非常可口。
在北京，这天各家各户要吃“懒龙”，说是吃了“懒龙”，可以解除春懒。所谓“懒龙”，是用发面蒸的一条长形卷体，做法是把发面擀薄制成长片，放上和好的肉馅，然后卷成长条形，盘于笼屉中，蒸熟后切开，家人分而食之。这一天，吃米饭名为“吃龙子”，吃面条名为“吃龙须”，吃春饼名为“吃龙鳞”，吃饺子名为“吃龙耳朵”，喝茶要喝龙井茶。总之，是取吉祥之意。
蟠桃盛会三月三
“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沿河一带风微起，十丈红尘匝地扬。”这是晚清《都门杂咏》关于古刹蟠桃宫的一首七言诗。虽非佳作，但当年庙会之盛况，倒也令后人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提起蟠桃宫，久居京城的老者如数家珍。此宫又名太平宫，全名“护国太平蟠桃宫”，系道教宫观，坐落于北京东便门外桥南。始建于明代，后残毁几成废墟。康熙元年（1662）经工部尚书吴达礼重建，殿宇两层，供奉西王母。其堪称世界之最的是那座建筑在前殿墙壁上的鳌山，所塑众仙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或驾云，或徒步，从四面八方赶来为王母娘娘祝寿。
传说农历三月初三是西王母娘娘的寿诞，循例举行声势浩大的蟠桃盛会。宫内所居道士，遂举行法事，每年三月初一至初五日，举办五天庙会。倾城士女，争先拈香，并在送子娘娘神龛前用红线绳拴泥娃娃以求子嗣。
蟠桃宫地处护城河南岸。开庙期间，自崇文门外沿河东行三里之遥，两岸桃柳掩映，席棚林立，百戏杂陈，红男绿女，人声鼎沸。倘雇毛驴代步，所费无几即可直达宫门，令人顿有八仙中之张果老之感，兴冲冲赴瑶池谒见王母娘娘，喝她一壶仙酒，吃她两个仙桃，听她几曲仙乐，然后再骑驴回归自己的洞府。
既懒得步行又不愿意骑驴者，则可乘船。从崇文门桥头上船，春风和煦，水波不兴，船行款款，偶见鱼虾蹦出水面，有时惊动匿于苇丛中的水鸟扑棱棱飞起盘旋于天际，别有一番诗情画意。至于那技术娴熟的船家，皆系漕运士兵的后裔，不仅水性好，而且深谙早年漕运的故事，如贪官如何虚报、“花户”如何冒领、水贼如何劫夺，种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均讲得头头是道，滔滔不绝，于是生意十分火爆。
游船行至蟠桃宫对面石桥下为一大站，稍事停泊，待上满人后继续东行二里至庆丰闸。此闸俗名二闸，乃当年漕运之要道，河宽水深，波涛汹涌澎湃，冷气森森，凡涉足其间者每每毛骨悚然。久居此处之男童，个个深谙水性，每年趁庙会之际，赤条条聚于闸口，以高超的戏水技艺博取游人的赍赏。浓施粉黛的太太与小姐们，毫不避讳那些光屁股的“野孩子”，随意将所佩戴的首饰抛入湍急的水流中，孩子们恰似一条条蚊龙即刻潜入水下，弹指间便将镯子、戒指、耳环摸上来，物归原主而笑脸请赏。更有艺高胆大的顽童，像猿猴般栖息于树杈间，相机行事，一旦发现水中目标，遂凌空翻着跟头扎进波涛中，动作之迅捷，体态之优美，真不亚于《水浒传》中的“浪里白条”张顺，其所得赍赏自然丰厚。
全城各档进香朝圣的花会，亦沿两岸鱼贯而行，临河献艺，载歌载舞。另有千百面杏黄色会旗飘荡于人群中，使蟠桃盛会更显得热气腾腾。
清明时节话上坟
三月里来是清明，桃红柳绿百草青。别家坟上飘白纸，我家坟上冷清清。
这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寻夫时所唱《十二月小曲》之一。古人有描写清明扫墓的诗：“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情景俱见，且寄哀伤。
清明扫墓，是中华民族崇本尊亲、“慎终追远”之孝道的具体表现，已成为相沿已久的习俗。然各地清明也有不同之处。
老北京人特别重视清明节。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云：“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担酌挚盒，轮毂相望。”扫墓时，除了坟前陈列酒食、叩头祭扫外，还需竖纸幡、培新土、烧纸钱。清明这天还要采摘新柳，制成柳圈，戴在头上。民谚云：“清明不戴柳，来生变黄狗。”其实，清明戴柳的风俗缘起很早，正如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所云：“至清明戴柳者，乃唐高宗三月三日祓禊于渭阳，赐群臣柳圈各一，谓戴之可免虿毒。今盖师其遗意也。”杭州的清明，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载：“是日，倾城上冢，南北两山之间，车马云集，樽酒担食，山家村店，享遨游，或张幕籍草，并舫随波，日暮忘返。”这是既去上坟，又作春游。浙南有一地方，清明那天，亲朋毕集，家家户户都备办馔肴酒饭，供客人饮食。不论识与不识，也不问哪一家的，可随意入席，一律受到主人的款待。到了奉化则又不一样，把清明上坟当作一年一度的大事。节日将到，家家户户除了买鱼买肉外，还要做一种上坟必不可缺的食物，俗称“麻粢”。早在清明之前，各家妇女就到四处田野采青艾嫩苗。采归蒸熟，经石臼捣、棍压、刀切而成，三四分厚，四五寸方。相传，上古的人有十节尾巴，随着年事增长，尾巴逐节变黄，到第十节黄了，寿命也就告终。于是，在所谓“十节尾巴九节黄”时，做麻粢为干粮，大块的兼做盖被，然后进入坟穴，吃以待死。后来，子孙就效此，把麻粢切成小块，作为祭祀和分赠之物。奉化上坟的纸幡也比较讲究。凡是辈分高远的祖坟，插的纸幡也更为长、大、美观，有龙、凤、鲤鱼、如意等多种花样，素色为主，加以彩纸。因为剪制颇费工夫，每年清明之前，许多妇女，特别是剪纸巧手，为了剪幡，往往忙到深更半夜。上坟的日子，即使遇到天雨，也从不推迟。在祭扫时，刈除荆芜，整刷碑刻，添加新土，插上纸幡，供奉馔肴，炷香祭酒……然后按长辈到晚辈的次序谒拜，确有“祭如在”的虔诚。归来时，各人还分到麻粢。
至于最为隆重热闹的，要算上祖坟的那天，沿途男女老少络绎不绝。在外从事各项事业的族人，大多赶到。祭扫既毕，凡中等学校以上毕业者，一同聚餐，互述景况，共话桑梓，意兴盎然。
端午拉杂谈
端午节是汉族传统节日，又称端阳节、端五节、重五节。“端”“初”同义，“五”“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为“午月”，故“初五”作“端午”。因“午时”为“阳辰”，亦称“端阳”
端午节起源，说法不一。现代学者闻一多的《端午考》，曾列出有关典籍中的一百零一条记载，并推断，端午本是吴越之民举行祭龙图腾的节日。
明清以来，北京人过端午节，素有吃粽子、驱五毒、挂菖蒲、缠五色丝等习俗。
“粽”名最早见于晋代周处《风土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云：“古人以菰叶裹黍米煮成尖角，如棕榈叶心之形，故曰粽。”晋代刘义庆《世说新语》等古籍说，食粽是为纪念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端午投江的壮举。粽子正式作为商品出售始于唐代。宋代以后粽子制作愈发精巧，花色品种蔚为大观。粽子有南方粽子、北方粽子、广东粽子之别。南方粽子咸的居多，如火腿粽、咸肉粽等，味道鲜美，此外还有莲子、枣泥、豆沙等甜馅的粽子。北方粽子只有红枣、豆沙和净米的三种，风味不如南方的。广东的枕头粽呈长方形，体积比北方粽子大三四倍，馅更复杂，除普通枣泥、豆沙外，还有莲蓉、椰子、蛋黄的。蛋黄还有鸭蛋黄、鸡蛋黄之分。也有把咸肉和小豆、江米掺合一起做粽子，吃起来不同凡响，与北方粽子味道迥然不同。不过北方的净糯米粽子冰镇后，剥到盘里，放些白糖和玫瑰花的汁，或再蘸上点桂花，又凉又甜，米香和花香混在一起，也另有一番风味。清宫中有“奶子粽”，即用奶酪浸米一夜后煮之，味美绝伦。民国后，北海仿膳曾有出售。
驱五毒之俗亦由来已久。清代吕种玉《言鲭·谷雨五毒》载：“古者青斋风俗，于谷雨日画五毒符，图蝎子、蜈蚣、蛇虺、蜂、蜮之状，各画一针刺，宣布家户贴之，以禳虫毒。”北京糕点铺届时特制刻有五毒图案的甜馅儿点心，名曰“五毒饼”。此俗反映了劳苦大众除害防病的良好愿望。而行之有效的办法则是饮雄黄酒，雄黄为中药，有解毒杀菌之功效。酒和以雄黄，挥发的气味可驱虫除秽。神话故事中的白娘子，便是喝了法海和尚的雄黄酒才现了原形，以致吓死了许仙，遂引发盗仙草一场恶战。
挂菖蒲习俗，亦有实际意义。菖蒲，又名“剑水草”。据《本草纲目》载，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其根茎可做香料。此草具有提神、通窍、杀菌之功效。每逢端午，人们即至郊外采集菖蒲，挂于门户；或将其根茎刻成“小人儿”“小葫芦”等饰物，挂于儿童脖项；或用菖蒲泡酒而饮，据说喝了能延年益寿。唐代元和（唐宪宗年号）进士、侍御史殷尧藩诗曰：“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
缠五色丝之俗，约始于汉代。南朝范晔所撰之《后汉书》中已有朱索连桃印饰门户之记载。汉代流行五行阴阳之说，据说五色丝象征五色龙，可驱邪避瘟。五色丝又叫“朱索”“避兵缯”“长命缕”“续命缕”“百索”“花花绳”。端午当天，人们把它缠于手腕与足腕；或用彩丝垂金、锡重物挂于脖项；或扎作人形，插于发髻；或缠纸帛折成菱角方，缀于胸前；或缠粽子，相互馈赠。
北京人把端午节俗称“五月节”。而据康熙年间《大兴县志》载，是日少女须佩灵符，簪榴花，已嫁之女亦各归宁，故又称“女儿节”。端午节大家都吃粽子、插蒲艾。但是北京民间从来没有“龙舟竞渡”的风俗。《帝京景物略》就有过“无竞渡俗，亦无竞游耍”的记载。在清代中叶之前，端午节还有外出赏游的事，所谓“女儿节、女儿节，耍青去，送青回”。北京人习惯要到天坛“避毒”，天坛墙外走马。金鱼池、草桥、高粱桥等处游人很多，大家在树阴下席地而坐，饮酒作乐。这种风俗，很像西洋人的郊外野餐，在康熙年间的《大兴县志》还有记载，可惜后来没有了。
六月六天贶节
农历六月初六俗称天贶节（意为天赐节）。传说唐僧历尽八十难终于从西天取来佛经，在回国途中经大海时佛经坠入海中，为水所湿。皇天感其艰辛，便在六月初六这天赐以炎晴天气，将被水所湿之佛经全部晒干，于是这天被定为天贶节。
明朝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六月六日，内府皇史曝列圣实录御制文集诸大函，为每岁故事。”居家百姓纷纷效尤，于是日暴晒书帙衣裘，以杀蛀虫。
相传这一天，晒衣衣不蛀，晒书书不蠹，家畜洗澡不生虱子。所以这天把猫、狗也赶到河里去洗澡，以防蛀夏。民间也称这日为猫狗生日。
老北京人常说：“六月六，看谷秀。”其实这是指郊区农民在夏天观察庄稼的长势，以卜丰欠而言。在商界，估衣、皮货、喜轿铺等均于是日大张旗鼓地晾晒衣物。估衣、皮货全要挂在通风处；喜轿铺的轿围子绣片、执事旗伞、鼓围子、桌围子，轿夫、鼓手们的衣帽，一律都搬到院内或街门口晾晒，以防霉防蛀。因为店伙计们忙碌一天，十分劳累，掌柜的照例给他们预备一顿丰盛的酒饭，谓之“犒劳”。
昔日沪谚云：“六月六，晒得鸭蛋熟。”认为这一天最炎热，生鸭蛋暴晒可成熟鸭蛋。村民还在这一天晒伏酱。邑庙城隍寝宫，于是日开箱晒神衣，并为神换新袍，称“晒袍会”。沪城居民还在这天包煮菜肉馄饨吃，认为可免蛀夏。这日，有不少善男信女茹素，叫做“六月素”。
六月六，有些地方有吃面食的习俗。江苏东台民谚云：“六月六，吃了糕屑养了肉。”认为吃了用麦粉和糖油做的面食，可以长肉。
云南宣威地区在这一日大杀猪羊，上祭土地庙神，可使“土地不开口，老虎不吃人”，求得耕牛不被豺狼所害。
有些地方，妇女在这一天洗头沐发，以为这一天洗了发，可使头发不腻不垢。居民砖木结构的房屋，每年此日以桐油涂门窗、柱梁，据说可以防水拒烂，效果最好。
“七七”鹊桥会
农历七月初七夜晚，相传是牛郎和织女天河相会的日子。唐代大诗人杜甫就在《牵牛织女》诗中写过：“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五代词人和凝的《宫词》生动地描绘了宫廷妇女乞巧的情景：“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嫔乞巧忙。”
据《荆楚岁时记》载：“传玄《拟天问》云：‘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又说：“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瑜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
旧时，每逢七月初七，北京的各京、评、梆子戏班，纷纷贴出“牛郎织女”的演出海报，只是剧名有的叫《牛郎织女》，有的叫《天河配》罢了。在《天河配》的戏剧中，多表现喜鹊为织女搭桥的故事情节。这正符合唐人权德舆的《七夕》诗“今日云骈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所表达的世人的愿望——夫妻团圆，合家欢乐。
若干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对牛郎织女的故事津津乐道。庾肩吾《七夕》诗云：“倩语雕陵鹊，填河未可飞。”《岁华记丽》载：“鹊桥已成，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李商隐诗：“星桥横过鹊飞回。”说的都是喜鹊搭桥以使牛郎织女渡过天河相会，倾诉一年别情的故事。至于《尔雅·翼》说得更有趣：“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河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笔者虽从未于任何七夕去查看喜鹊的头上有毛无毛，但相信很难有人查得出喜鹊光着头顶。还有，《五色线》载：“郭子仪从军沙塞间，至银州数里，将宿，既夜，忽见空中骈车绣幄中有美女自天而下。子仪拜祝曰：‘今月七日，必是织女降临，赐长寿富贵。’女笑曰：‘大富贵，亦寿考。’言讫升天。”笔者认为此事离奇，很可能是郭子仪自己编造出来往脸上贴金的！此外，白居易《长恨歌》曰：“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乐史·太真外传》：“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可见七夕无论如何都是个不平常的日子，自古以来，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非常重视这个日子。
记得幼时在京华，七夕之晚，与老人共坐院里纳凉，父辈尝指天上的银河说，河畔某某星是牛郎、某某星是织女。每年七夕前后，戏园大都演出《天仙配》。记得20世纪30年代，一次偕未婚妻看戏剧于庆乐戏院，演到天将奉王母命强令织女回天，织女苦苦哀求“……可怜我一双儿女，乍离娘怀……”时，未婚妻居然哭了。到了王母画一道天河，把牛郎织女隔离开，牛郎担挑着两个孩子，向天上的织女哭别时，她又哭了。就这样，洒泪离开了戏园。
几十个七夕过去了，也记不清是怎样过来的。但是，每到这个日子，一想起在京的情景，心里仍不免有些怅然。今天，七夕仍旧，景物全非。想到幼年时玩的“七巧板”，现在恨不得找一副“七巧板”来玩玩，以重温儿时甜梦。《事天类聚》云：“七月六日有雨，谓之洗车雨，七日雨则云洒泪雨。”但愿七夕无雨，否则，我几将洒泪以思念京华了。“七月七日天河配，天上织女会牛郎。”这个在中国民间流传很广的美丽神话故事，几千年来一直盛传不衰，因为它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任何力量，哪怕是象征天庭最高权威的王母娘娘，企图硬将牛郎与织女隔开也是徒劳的。人们那样热切地期望着，鹊雀搭成的天桥把银河沟通，永远不再有隔河相望的哀愁与怅惘。自然，人为的隔水相望，又何能久长。
放荷灯与烧法船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国汉族传统节日中元节。此节初为佛教节日，称“盂兰盆会”。传说释迦弟子目犍莲，为救在地狱中受苦的母亲而求佛超度。后演变为民间追念祖先的日子，故亦称是日为“鬼节”。
旧京之中元节，庙宇僧众举行盛大的佛事活动，民间则举行放荷灯与烧法船的活动。
放荷灯亦称放河灯，其含义是导引鬼魂进入极乐世界或及早托生转世。荷灯之样式，其上半部皆为彩纸叠成的莲花儿，下半部的载体各异，或西瓜或冬瓜或南瓜或倭瓜，取其半并掏空瓤肉，中插点燃之蜡烛，于夜幕初降时放入河湖。其时，烛影摇曳，随波荡漾，与水中倒影上下映衬，灿若繁星。正如清道光皇帝的《养正书屋全集》（道光三年刻本）之《中元河灯》诗所云：“万盏莲灯水面浮，中元佳夕荡轻舟。繁星朗月光同映，点缀前汀一段秋。”
清末民初以来，每逢农历七月十五，北京人照例要到北海公园参加一年一度的盂兰盆会，大放河灯。是日夜晚，北海太液池之上，南迄双虹榭边，北至五龙亭畔，碧波涟漪之上，灯火闪耀，如银河群星，景色极为壮观。
这天黄昏，明月初升，北海漪澜堂两侧的走廊和北河沿岸的四周以及金鏊玉黺桥边，真是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北京什刹海、积水潭、御河桥、护城河水关等处，也有放荷灯之盛举，故清宗室文昭（号紫幢，博学工时，负有才名）的《京师》竹枝词曰：“坊巷游人入夜喧，庄连哈达右前门。绕城秋水河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
中元节烧“法船”，其用意是超度幽冥孤独之魂。此种冥器，俗称“烧活”，小者丈余，大者数丈，由冥衣铺匠人以秫秸扎架、彩纸裱糊并绘画而成。法船用料虽廉而工钱甚昂，故凡烧法船者，非殷实之家莫敢问津也。
法船之船头，为猛虎虎头图案，船身持叉之开路鬼站于前，其后相对而立者，系黑白无常。“白无常”也称“活无常”，身着白袍，头戴白色高帽，上书“利见大人”四楷书大字，手持哭丧棒若挥舞之状；“黑无常”又称“死有分”，身着皂袍，手持“勾魂牌”，上书“你可来了，正要拿你”，并用朱笔圈点，其狰狞之貌，令人望之不寒而栗。
法船舱内糊十殿阎君，即秦广王蒋、楚江王历、宋帝王余、五官王吕、阎罗王天子包、卞城王毕、泰山王董、都市王黄、平等王陆、转轮王薜。中为地藏王菩萨，正襟危坐，接受十殿阎君朝拜。神鬼以外，尚有掌舵者一人、持桨划船者数人至十余人不等。船之桅杆上挂一面旗子，正面书“盂兰圣会”，背面书“慈航普渡”。
如此庞然大物，系由四五节组合而成。送至法会现场，需由冥衣铺临时雇佣十余人（俗称“拿烧活的”）举送，丝毫不得损坏。送船者列队而行，穿街过巷，稚子顽童出于好奇，每每尾随追看，并极愿为雇工代劳，体验一番举送烧活的滋味儿与情趣。
旧时焚烧法船，皆在午夜举行，先由和尚奏法器诵经文，而后于水畔焚之。彼时，火舌冲天，光焰晃眼，煳味儿熏鼻。虽如此而观者如堵，不饱此眼福誓不罢休。恰如《都门离咏·中元》云：“朵朵莲灯放满河，烧船拯溺诵弥陀。夜深妇女归家去，萤火惊飞鬼火多。”
月到中秋分外明
中秋，农历八月十五，这是中国传统的喜庆节日，又叫“团圆节”。关于中秋，古往今来留下了诸多诗赋。“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这是京剧《龙凤呈祥》中刘备的唱词。
《天宝遗事》记有唐明皇与甲天仙“中秋游月宫”的事。郑綮的《开天传信记》云：“吾（唐玄宗自称）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以上清之乐，嘹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又说：“玄宗见天府榜曰：‘广寒清虚之府。’傅咸文曰：‘月中何有？玉兔捣药。’”唐代诗人唐彦谦有诗云：“蟠拿对月吸深杯，月府清虚玉兔吼。”宋代的胡宿也有“杯酒易销残梦断，却疑身在广寒宫”的诗句。
刘侗《帝京景物略》载：“八月十五日祭月……女归宁，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团圆节也。”八月中秋，望日，月最圆，中国民间有以月饼祭月、拜月和赏月的风俗。
一进八月，北京的各点心铺生意开始兴隆。前门大街正明斋、观音寺蕙兰斋的京味月饼自来红、自来白、翻毛、提浆，以及稻香村、桂香村、聚顺和的南味月饼，便供不应求。卖水果的鲜货店，两百支光的大灯泡，照耀着挂着白霜、色鲜甜脆的苹果、鸭梨、葡萄、石榴。店主用鸡毛掸子轻轻拂去水果上的微尘，高声吆喝；一有主顾，立时满面含笑招呼；遵主顾吩咐将水果打成方方正正的蒲包，上盖红绿商标，送客出门。生意出奇地好！
中秋之夜要摆供拜月。一般百姓比不得豪门大户的铺排，但恪守“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古俗。除月饼、水果外，家家还蒸团圆饼，图个吉利。团圆饼用上好的白面发酵，搓成圆形薄片，每层放入红糖、玫瑰、桂花，一层层叠加，厚达十几层。最后用一张大而圆的薄面片包好，表层上置青丝、红丝、瓜子、杏仁等果料，上屉蒸熟，成直径盈尺、高达数寸的大蒸糕。然后切成块，全家老少分食，以示团圆之意。
逢节必有应节戏，这也是老北京的规矩。中秋前，各戏园演戏也多以月亮和兔儿爷为题材，如《嫦娥奔月》《唐王游月宫》等。舞台上出现欢蹦乱跳的活兔儿爷，勾脸豁嘴，足踏朝靴，手执玉杵做兵刃，在台上蹿跃做兔状，常常博得大家一笑。
旧日北京农历八月，大街小巷的店铺、小摊都摆设着各式各样的泥塑兔儿爷肖像。有的身着蟒袍，腰围玉带；有的披挂铠甲，背插靠旗；有的凤冠霞帔，簪环佩玉；有的方巾皂履，神态端肃……小者犹如玩具“不倒翁”“泥叭狗”，不足三寸；大者尺余以至数尺，亚赛庙寺神佛泥胎，真是叹为观止。
清《帝京岁时纪胜》说：“京师以黄沙土做白玉兔，饰以五彩妆颜，千奇百状，集聚天街月下，市而易之。灯火荧辉，游人络绎……”《燕京岁时记》在《兔儿爷摊子》一段中也写道：“每届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黄土捏成蟾兔之像以售出，谓之‘兔儿爷’。有衣冠而张盖者、有甲胄而戴旗者、有骑虎者、有默坐者。大者三尺，小者尺余。其余匠艺工人，无美不备，盖亦谑而谑矣！”把动物中的白兔，以人格化手法描绘一番，确为中国民俗文化增添了奇异的色彩。
杜甫的名句云：“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还在异乡的游子，每逢中秋赏月的时候，能不忆起故乡的明月吗？以超脱豁达的态度赏月，还是要数苏东坡，他的《水调歌头》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让多少漂泊在外的游子生出几多温馨和感怀。是啊，明月几时有？就让这轮明晃晃的中秋月，普照所有怀念家乡和家人所怀念的亲人吧！
九九登高倍思亲
传统习俗，人们常在春回大地的清明节远足踏青，而秋高气爽的重阳节，则要登高望远，思亲怀旧。
农历九月古称阳月，九日古称阳日，九月九日二阳相遇，故称“重阳”。据魏文帝与钟繇书云：“岁月往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杜甫诗有：“旧日重阳日，传杯更放怀。”可见重阳节之来源远自汉、唐。重阳这一天，除登高以外，还有饮酒赋诗、插茱萸，以及琴棋竞艺等活动。这是一个士林雅集的节日。
北京人登高，近者到景山、北海、法塔，稍远则去万寿山、玉泉山、香山、西山八大处，再远则至居庸关、八达岭。
登高地点除了人们熟悉的北海揽翠轩、景山顶端的碑亭以外，天坛东墙外迤东，还有一座历经八百多年沧桑的古塔——法藏寺弥陀塔。据《北京案内记》记载，这座塔共有七级，中空可登。昔日每逢重九登高之日，北京城的老幼纷纷登塔观光。“居庸叠翠”为“燕京八景”之一，此地苍松翠柏，山峦起伏，游此既可登高，又可赏景；而去香山碧云寺的游客必以攀登最高峰“鬼见愁”、欣赏满山“红于二月花”的红叶为乐事。
登高的“高”与“糕”字同音。故每逢九月九，北京人均买各种满汉糕点，欢度佳节。旧时，北京的芙蓉糕、萨其马以正阳门外正明斋制作得最为精细味美。
芙蓉糕以米花、蜂蜜、白糖等原料做成，表面上染以粉红色，其色若芙蓉花，故名“芙蓉糕”。萨其马则是满族糕点的名字，是用鸡蛋和白面做成细条，过油煎炸，再加入蜂蜜、白糖、瓜子仁、金糕条，糕面撒上青红丝。其味尤为甜香可口。
北京的蛋糕分槽糕、碗儿糕、喇嘛糕数种。槽糕为桃形、扇面形、银锭形、圆形，以模槽制成。碗儿糕则是以蛋、面和成糊状，掺以瓜子仁、核桃仁、松子仁、杏仁、花生仁，灌入碗中，蒸制而成。喇嘛糕是蛋糕中呈黄色者，面上印以红色“福”“寿”篆字，以其色调如喇嘛僧衣色而得名。也有说雍和宫供佛均用此种糕点，故名。
冬至大如年
关于冬至，在北京有两种说法：一是“冬至不算节”，一是“冬至大如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故安在？因为北京是六百多年的古都，做官的人各地都有，这样，北京城里的风俗习惯就比较复杂了。
明代赵可与《孤树衰谈》记云：“京师最重冬节，不同贵贱，贺者奔走往来。家置一簿，题名满幅。自正统己巳之变，此礼顿废。”
所谓“正统己巳之变”，是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俘，历史上称为“土木堡之变”。就是说，民间风俗的变化，也常常受到时局影响。但是“冬至大如年”这句话一直在民间流传着，小时候还常常听到老人们这样说。
清末《燕京岁时记》云：“冬至，郊天令节，百官呈递贺表。民间不为节，唯食馄饨而已，与夏至之食面同，故京师谚曰：‘冬至馄饨夏至面。’”这段记载中提到“民间不为节”，可见清末与明代风俗已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宫廷中还是十分重视冬至的。除去百官互贺而外，官场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这一天一律要戴暖帽（有皮檐的帽子）。当然“翎子”“顶子”照旧，但是要有皮檐，由皇帝到官吏都是如此。再有从这一天开始，按官品够得上穿“貂褂”的人都要穿起来，谓之“翻褂子”。貂褂是毛朝外穿的，好像现代女士的翻毛皮大衣一样。一件貂褂价钱很贵，又非穿不可，这在有钱的王公大臣中自然不成问题，而有些冷官，如礼部、翰林院、御史台等清水衙门的官员怎么办？那就要到估衣铺买旧的，不管如何光板无毛，只要是件貂褂就可以了。因而，有的貂褂实际还不如一件棉袄暖和呢。
在京的京官，都按各人的家乡习惯来过冬至。林则徐在翰林院做编修时，家住虎坊桥，年年过冬至，都在日记上记着“夜搓丸”（即做汤丸），这是按照福建的风俗过冬至。李越缦同治元年（1862）住在宣外大街，冬至那天日记记云：“天未明即醒，早起盥漱毕，焚香张烛，拜祖宗遥敬。”冬至祭祖，这又是包括绍兴在内的江南人的规矩。至于北京人呢？谚云：“冬至馄饨夏至面。”吃顿馄饨就行了，同过年吃饺子差不多，不过换换花样罢了。
北京人冬至吃的馄饨，多为猪肉馅，羊肉馆也有卖羊肉馅的。笔者幼时也吃过人家的素馅馄饨。素馅也可以说是甜馅，作料包括红糖、白糖和青红丝。这种馄饨煮不得，而是蒸熟。蒸熟的甜馅馄饨很好吃，如果把它晾凉了再吃，则又别有一番风味。后来，甜馅馄饨在市上渐渐绝迹了，一般都是肉馅的，用猪骨汤或鸡汤来煮。馄饨用的作料也日渐发展，从过去的香菜、虾皮、紫菜、冬菜，又进一步增添了辣椒油、味精、胡椒等。有的卖馄饨的还附带卖自制的火烧、酱肉，更受人欢迎。
福州冬节搓丸风俗
福建历来重视冬至，有“冬至大如年”之说。宋代梁克家《三山志》有“冬至，州人重此节”的记载。
明代冬至最热闹，王应山《闽火记》中说：“冬至日，粉米为丸。”现在福州流行的“搓丸”“贴丸”“馈丸”，就是那古老风俗的遗韵。
搓丸，是团圆的象征。冬至前一天晚上，福建人在祖先神龛前陈列三盆簪花的寿面，炉喷香，台插烛，还放一个插着金橘的花瓶，五彩缤纷，洋溢着吉庆的气氛。在堂中另摆一张圆桌，桌上放着一只大竹箩，箩中盛着糯米磨成的粉面，点缀福橘数枚和新购红筋一副，筋的两端各簪有一朵四季花和绸制的长春花。此外还有一只泥塑的裸体胖娃娃，叫作“孩儿弟”。
准备好了，全家男女老幼洗净手，穿上整洁的衣服，就围坐在大竹箩周围搓捏米粉团。搓出来是圆的——或大或小的粉丸，捏则不拘。大人喜捏蝙蝠（福）、鹿竹（禄）、寿桃（寿）、山羊（吉祥）、如意、鲤鱼（有余）等象征吉利的东西，小孩们却喜欢捏老虎、雄狮、白兔等小动物。小孩子每捏出一件东西来，大人都用吉利的语言来表扬一下，叫作“喝彩”。即使小孩捏了一只乌龟，大人也要喝彩说：“长寿！长寿！”这种全家团聚一堂、欢欢喜喜搓米团的场面，是其他节日所没有的。
小粉丸煮熟后，调糖就可以吃；大粉丸煮熟后，要放在掺糖的豆粉中滚一滚，味道十分芳香可口。除当夜吃些外，第二天清早还馈赠亲戚朋友，作为贺节礼物。至于所捏的形形色色的粉丸，煮熟后小孩们都抢着吃，特别是自己捏的。
在搓丸的时候，人们一边搓还一边唱，唱的歌谣内容很多，一般流行的词是：
搓丸试搓搓，年年节节高。红红水党菊，排排兄弟哥。大人增福寿，妮子唱诗歌。
搓丸时点烛的烛台称为“回进宝”，也有写成“火儿母”的。这是搓丸时特制的烛台。用泥土捏塑，塑的是一对胸围红肚兜、手抱聚宝盆的胖娃娃，盆上可以插烛。外敷彩色，极逗人喜爱。因为是用模翻的，价格也便宜。这种“回进宝”是回回进宝之意。福州早在宋元时期就与阿拉伯国家通商，这些商人多是崇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又称回回。凡与他们通商的人，大多发家致富。因此，“回进宝”烛台便成为吉利发财的象征了。
《九九消寒图》
在北方，按时节说，一到冬至，就进入严冬期了。人们计算着，九九八十一，八十一天之后，九个“九”过完了，就算熬过严冬，天气转暖了。据《津门杂记》记载：十一月冬至日，绘消寒图，食馄饨。
我幼年时，逢冬至日，吃不吃馄饨不大在意，但《九九消寒图》却是每年必画的。回想起来，那确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过冬方式。记下“九九八十一天”的天气变化，也可以供事后有某种需要时查看消寒图上阴晴风雪的记载，帮助记起发生过的某些事情。甚至有人把历年的消寒图积存下来，对比几年中天气变化规律。但那是对气象学有爱好的人所为，我可没有作过积攒和比较。
明朝人刘侗编写的《帝京景物略》有一段记载：“日冬至，画素梅一枝，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出，则春深矣。”说明《九九消寒图》的绘制由来久矣。
我画消寒图没有画过梅花。私塾老师教过我两种画法：一种是横竖交叉各画十条线，成为九九八十一个方格，每格中画一个仿古铜钱状，按照下面的歌诀，每天把天气变化画在铜钱中。歌曰：“冬至一阳生，滴水冻成冰。上黑是天阴，下黑是天晴，心黑天寒冷，心白暖气升，满黑纷纷雪，左雾右刮风。”另有个简易歌诀是：“上点天阴下点晴，左风右雨雪当中。”
第二种是写九个大字，每字九笔，如“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用笔把每个字每笔双勾，留下白空，成为九个空心字体。每个字代表一个“九”，逐日逐笔填黑，到九个字都填完，“九九”都过去了。这句话又含有在冬季盼望春来的诗意，我很喜爱它。
年岁老了，愈觉寒暑更迭得快。居港多年，这里气温较高，不像家乡入冬后寒气逼人。但是寒冬岁暮，终免不了季节更替的心情。在年终换置日历之前，我首先绘制了铜钱形的《九九消寒图》置诸桌头，以重温童年生活的情趣。
腊八节的来历
在中国民间的节日中，腊八节虽不及春节、中秋、端午、重阳那样隆重热闹，但由于历史悠久，传说故事动人，还是颇有影响的。
腊八节本是佛教节日。据印度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曾经出家修道，但是经过了六年的苦行生活，仍然没能在精神上摆脱人生的各种苦恼。这时他已经饥饿疲惫到了极点，幸好有一个牧女给他送来了乳糜（奶粥）使他恢复了体力。然后他又到河中沐浴，洗去了身上的污垢，最后在菩提树下静思七日七夜，终于觉悟成佛。于是佛教便把这一天作为“成道节”来纪念。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徒认为释迦牟尼成佛是在十二月（即腊月）初八，遂以“腊八”为成道节。古时候，每逢这一天，各寺院都要诵经纪念，并且仿效牧女献乳糜事，以各种香谷、果实煮粥供佛，称为“腊八粥”。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习俗便从寺院扩展到了民间。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北宋时期，这一天各寺院都要办浴佛会，还要煮七实五味粥供佛并赠施主。是日，民间各家亦将果子杂料煮粥而食。明朝时，皇帝在这一天要向文武百官赏赐宫内煮的腊八粥，其用料自然十分讲究。到了清朝，这一风俗更为盛行，不仅家家煮腊八粥，而且有钱人家还用果料做成各色禽虫来装点粥面，相互赠送。自乾隆年间开始，皇帝赐给文武百官的腊八粥，都是在雍和宫煮成的。雍和宫内有一口直径约两米、深一米五的大铜锅，是专为煮粥用的。当年雍和宫总共要煮六锅腊八粥：前三锅供佛和献给皇家及王公大臣们享用，所以粥料特别精美，还要添放奶油、羊肉丁等；第四、五锅是送给百官及众喇嘛吃的；第六锅是施舍给老百姓的，质量自然就差多了。据说这口熬粥的大铜锅现在还保存在雍和宫前院的西鼓楼旁，也可以算是一件文物了。
腊八粥的原料，可多可少。小户人家用大米、小米、江米（即糯米）、红小豆、豇豆、红枣熬一锅粥，颇为香甜可口。昔日豪门大户若煮腊八粥，讲究起来可就无尽无休了。除上述几种普通原料以外，还要增添珍珠米、薏仁米（即苡仁）、菱角皮、鸡头米、赤豆、绿豆、豌豆、芸豆、莲子、花生仁、松子仁、榛子仁、核桃仁、白果、栗子、桂元肉、荔枝肉、红枣、金丝蜜枣、青梅、瓜条、橘饼、金糕条、梨干、桃脯、苹果脯、蜜饯温朴、蜜饯海棠，再加上瓜子仁、炒芝麻、青红丝、红白糖等，加上外用果料几乎上百种之多。
每逢腊八节，民间除煮腊八粥外，还有泡腊八蒜、酿腊八酒等习俗。腊八蒜是将蒜头去皮后泡在米醋内，月余后蒜呈浅绿色，味道鲜美，说是食后可驱疾病、避瘟邪。腊八酒，是腊八节用糯米酿制的酒，越年后酒呈暗红色，晶莹透亮，点滴成丝，酒味浓郁，饮后唇齿留香。可惜这种民间酿制的酒，一般数量不多，仅供家用，市场上很难买到。
“小年”祭灶
依照中国的传统风俗，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叫作“小年”。之所以如此称呼，恐怕是因为再过几天，作为“大年”的春节就要来临了。因此，也可以说“小年”是“大年”的前奏或序曲吧！
小年祭灶是大江南北共同的习俗。过去，到这一天人们都要在灶屋（厨房）锅台的附近墙壁上供奉灶王爷和灶王奶奶。佛龛神像的两侧还要贴上一副对联，上联写“上天言好事”，下联写“下界保平安”或“回宫降吉祥”，横额是“一家之主”。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所以人们把灶王爷恭恭敬敬地奉为一家之主，这是可以理解的。
昔日北京，每逢农历腊月上旬，大街小巷的油盐店、杂货铺、南纸店、百货摊都代卖灶王爷。这种木版水印的神像，大多来自华北“版画之乡”——天津杨柳青。那和蔼、肃穆、善静的灶王爷、灶王奶奶盛装端坐，给人们以庄重的感觉。
每年一度，人们都要“请”回一幅新的灶王像（不能说“买”），来代替被烟熏火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陈旧不堪的旧灶王像。这似乎是在向人们预告，除夕马上就要到了。
给灶王爷、灶王奶奶奉上的供品，不需鸡鸭鱼肉、干鲜果品之类，更不需用牛羊三牲，好像灶王爷是“两袖清风”，不需什么珍贵的供品，只需一些“糖瓜”（用麦芽糖制作的像鸡蛋大小的瓜状糖块）就可以了。稍讲究一点儿的人家，再供上一碗用糯米蒸熟的莲子八宝饭。灶王爷骑的神马，还要供以香糟炒豆和清水。
俗云：“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这天人们称为“祭灶日”。在北京，这一天晚餐之前，每家家长都要先把糖瓜在灶门前烤化，然后抹在灶王爷、灶王奶奶的嘴唇上。即使灶王爷不馋，人们也硬要把烤化了的糖饴放在他老人家的嘴边，看来灶王爷贤伉俪都是喜欢吃甜食的。至更尽时分，家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燃放鞭炮，举家男子跪拜，祝以抑恶扬善之词，送灶王爷上天去向玉帝启奏人间一年之善恶。而妇女不能参拜，只于内室扫除炉灶，燃灯默拜。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奶奶要新鞋，爷爷要毡帽。”祭灶过后，新年就临近，家家男女老幼迎新的欢乐和忙碌，各自对新春佳节的美好向往，都从这首童谣里反映出来。
其实，祭灶的风俗由来已久。《礼记·月令》郑玄注云：“祀灶之礼，设主于灶陉。”灶陉即灶边承器之物，以土为之者。那时祀灶被列为五祀之一。《战国策·赵策》云：复途侦谓卫灵公曰：“臣尝梦见灶君。”唐代罗隐《送灶诗》亦有“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的名句。可见两千多年前已有祭灶之礼，且历代相沿成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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