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饼、春菜和春酒

    北国天寒，长城内外白雪皑皑，千里冰封。京津虽然不算高寒区，却一冬平均气温总在冰点左右，所以人们盼春的心情可谓甚渴。立春标志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立春这一天，讲究吃春饼、春菜，喝春酒，以点缀节日，抒发迎春的愉快心情。

    立春吃春菜是古已有之的。据《四时宝鉴》载：“立春日，唐人做春饼、生菜，号春盘。”《武林旧事》载：“春前一日，后苑造办春盘，翠缕红丝，备极精巧。”

    北方的春饼是薄烙饼，不同于平日吃的家常大饼。有的有夹层，有的像大型的饺子皮，比平时的大饼小得多，亦薄得多，卷春菜吃。春菜是把新青韭、豆芽菜、细粉丝、胡萝卜丝、肉丝等混合炒，有荤素两种吃法，又叫炒合菜，鲜香适口，正符合“翠缕红丝，备极精巧”的春菜形象。有的人家，在春菜之外，往往再配上几盘菜，如炒鸡蛋、麻酱蒜拌黄豆芽、炒豆腐干、炒肉丝或炒藕片之类，全属淡雅菜品，不动鱼肉大荤。

    吃春酒之风，除一般市民家庭外，尤盛行于各行各业的商店中。当年的大商店立春吃春酒之风极盛。春节前商店结账、催欠、清仓、盘存，大忙特忙。一过了除夕，百事完毕，整个休市。于是，不问立春是哪一天，吃春酒习惯都从新年正月初一开始。同行间互请，一直吃到正月十六过完灯节为止。

    商店请吃春酒，首先请银行、钱庄，酬谢资金融通上的支持；其次是同业互有交往之家；再有就是掮客，感谢生意上的互助，并约定新一年的合作。当年，天津旧法租界杨福荫路各钱庄，六号路益友坊附近各棉布庄，针市街、竹竿巷杂货业的“老四号”，估衣街“祥”字号以及各业批发商等，在新年正月的上半月中，天天摆酒排筵，觥筹交错，极尽热闹。

    后来，抗日战争的战火席卷全国，商界衰微不振，这种吃春酒的排场也就逐渐消弱了。

    春回大地话风筝

    久居城里的老北京人，不论穷富，总是一辈子也离不开玩乐。刺骨的严寒迫使他们闷在家里“忍冬儿”，一俟迎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春天，便兴高采烈地大放风筝，以散发一冬蕴蓄的内热，并舒展几乎待撒了的筋骨。

    风筝，古称“纸鸢”，是一种既可做玩具又可供观赏的传统工艺品。考其源，与军事有关。据明代王三聘的《古今事物考·风筝》云：“汉高祖之征陈也，韩信谋从中起，故做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穿地遂入宫中，今谓之风筝。”

    其实，“风筝”一词本来含有声响的意思。据明朝陈沂所撰《询黭绿·风筝》记载：“初，五代汉李业于宫中做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作声，如筝鸣，俗呼风筝。”由此可见，民国期间在北京尚可见闻的“簧鼓风筝”，系由五代后汉之竹笛纸鸢演变而成。

    北京的三四月份，是放风筝的旺季。从杨柳枝头泛出隐隐的绿意到桃花乱落如红雨霏霏的暮春，民间的风筝艺馆与四九城的风筝摊，生意格外兴隆，到处可见风筝浮动，随时可闻簧鼓之声。

    素有“藏龙卧虎”之誉的北京城，风筝艺人也层出不穷。善做八卦形风筝的李三爷，以糊猴儿、八戒而出名的“猴儿常”，因善制苍鹰而誉满京华的“四龙”，博采众长、誉满全球的“风筝哈”，以及只为自娱不图赢利的儒生王振亭，各以其迥异的风格独树一帜。此外，尚有内务府造办处（清代皇宫内掌管手工作坊的机构）绘制上品风筝的能工巧匠，因在宫中当差而其名不显也。诸多怀巧夺天工之艺的风筝艺人中，以雕虫小技而历久不衰且世传四代者，唯有“风筝哈”。据孙建中《琉璃厂小志》载：“哈记风筝，在琉璃厂中间路北仁威观。今数十年，以哈氏制售之风筝为最著。”

    “风筝哈”者，其名哈国梁，乃光绪年间京都南城寒门人氏。清末民初，即以匠心独具之造型奇特、形态迥异、色彩斑斓的哈记风筝而享誉朝野。其子哈长英，自幼受其熏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制风筝曾于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银质奖。其孙哈魁明，家学渊源，各类风筝作品均以彩绘见长，既可放飞，又可悬于大雅之堂作为陈列，故曾数十年称雄于京城。至于其曾孙哈亦琦，以其家传技艺而就任北京风筝厂副厂长，厂中所产大批风筝常年出口，颇受世界各国风筝爱好者之青睐。

    北京之风筝，形式各异，尺码有别。以其造型分，包括人形、拍子形、蜈蚣形三大类；以其尺码分，大则三十丈，小则若手掌。

    人形类之风筝，其原型即“沙雁”，而由此行化者，则有哪吒、刘海、钟馗、孙悟空、猪八戒、哼哈二圣、合和二仙以及蝴蝶、蜻蜓、鲇鱼、龙睛鱼、鹰与雕等变形。拍子形大都呈八卦、三阳开泰、七鹊登枝、单双喜字诸形态。最奇者为蜈蚣形，由百余个环节组成，分量重且之间容易互相缠绕，故极难放。

    好玩乐的北京人，因其经济状况不同而分三六九等，而各类人的风筝做工自然也有糙细之分。有钱的大爷于大庭广众之中玩风筝时特别讲究出人头地，于是每每不惜以重金定做。不仅对材料的选择、尺寸的比例、图案的彩绘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必须使某些风筝的眼睛和翅膀在空中颤动不止。就连那线桄子，也要选用红木或金星乌木所制。囊中羞涩者放个“黑锅底”（普通小沙雁），照样可以尽兴过瘾。至于一个子儿没有的穷孩子，大都自己动手用旧报纸糊“屁户帘儿”（一种长方形的简陋风筝，下缀长纸条做飘带，因形似小儿屁帘儿而得名），劈柴上缠些棉线便是线桄子。三五成群迎风而放，也能飘起一丈多高，彼时社会对此讥笑为“穷人乐”。

    曩年的北京城，空旷之处颇多。天安门前、什刹海畔、鼓楼左右、天坛内外，以及东单草地，均是放风筝的理想之地。酷爱风筝的儿童或成人，一俟购妥心爱的风筝之后，便呼朋引伴，成群结伙地择地去放飞。大大小小的风筝迷，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与和煦的春风里，说着、笑着、跑着。随着竹桄子和红木桄子的哗哗作响之声，数百只形形色色的风筝渐渐腾空而起，大有遮云蔽日之势。黄瓦的宫殿、苍翠的松柏、拂地的绿杨、荡漾的碧波，以及隐隐约约的一带远山，同那些被温和的春风送上天宇的风筝组合成一幅迷人的图画。而风筝的主人们，连同那些悠闲的围观者，无一不在画中游。如此之雅兴，非至黄昏而不收。故旧京《放风筝》诗云：“不知黮索弄东风，只讶轻雷走碧空。试立御河桥上望，纸鸢无数夕阳中。”

    最爱吃喝玩乐的慈禧太后，也是一位风筝迷。其所玩之各类奇巧风筝，除由“造办处六十一行”协力精制外，亦慕名以重金猎奇于民间。这位被朝野都尊称为“老佛爷”的女皇，每年总是刚赏罢上元花灯即下谕旨筹办风筝之事。而放风筝之地点，或宫中，或中南海。届期，自有深谙风筝之道的太监纷纷在春风中大显身手。

    立夏尝新

    春去夏来，万物欣欣向荣，多种时鲜纷纷上市。我国许多地方都有“立夏尝新”的风俗，有的地方还延至夏至，成为华夏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吃立夏蛋”是全国最为流行的，至今仍然存在于汉族饮食风俗中。立夏之日，男女老少都爱吃煮鸡蛋或咸鸭蛋。民间认为，“吃立夏蛋”能使人强身健骨，格外有精神。民谚道：“立夏吃蛋，石头都踩烂。”

    江苏、浙江一带至今仍有人保留“立夏日，吃补食”之风俗。补食中较考究的是“五虎丹”（红枣、黑枣、胡桃、桂圆、荔枝）和“三两半”（党参、黄芪、当归各一两，牛膝半两）。

    浙江的杭州地区有“烧夏夏饭”之俗。逢立夏前一日，儿童们乞一碗米（叫兜夏之米），在立夏日将米集中野炊，并于熟饭上置青梅、樱桃等，然后分送赠米之各户人家。据说，吃了可免疰夏（指夏日发烧的病，患者多为小孩）。也有从田中采摘新鲜蚕豆，拌入鲜笋、咸肉等做“烧夏夏饭”的。

    江苏苏南地区最重视立夏尝新。苏州人是“立夏见三新”，即在立夏日以樱桃、青梅、新麦来供神祭祖，之后举行的家宴上时鲜纷陈。此时的集市，也称为“卖时新”。有疰夏之旧疾者，于当天取隔岁炭，烹煮从左邻右舍索取的新茶叶（叫七家茶），饮之以疗旧疾。镇江人讲究“立夏尝八鲜”，即尝樱桃、笋、新茶、新麦、蚕豆、扬花萝卜、鲥鱼、黄鱼。常州人所尝“三鲜”分为地上、树上、水中三类。地上三鲜是苋菜、蚕豆、元麦，树上三鲜是樱桃、梅子、香椿头，水中三鲜是螺蛳、刀鱼、白虾。富庶的鱼米之乡常熟的“尝九荤十三素”可谓立夏尝新的集大成者。“九荤”是鲥鱼、鲚鱼、咸蛋、海螺蛳、叫花鸡（此鸡是当地名特产）、腌鲜、卤虾、鲳鱼、蝙鱼；“十三素”是樱桃、梅子、麦蚕（把新麦面揉成细条蒸熟）、笋、蚕豆、茅针、豌豆、黄瓜、莴笋、苜蓿（香港等地人称为草头）、萝卜、玫瑰、松花。

    立夏过后，有的地方“尝新”要延续至夏至。如湖北的黄陂等地于每年夏至后逢卯日“吃新”，又叫“过半年”。届时农家要摘一穗新稻祭祖，企盼今年丰收；同时品尝时鲜以庆祝“过半年”。当地民谚道：“过了年（指春节），望吃新。”江苏海州等地于“小满”之日“尝三鲜”，即尝樱桃、黄瓜、鲜豌豆角。江苏人普遍认为吃碗豆或豆糕可免疰夏。所以泰县人于夏至日“吃时果”，即把豌豆煮熟拌糖吃；仪征人则喜将豌豆糕馈赠亲友，盼其去旧疾；南京人特别强调要坐在门槛上吃豌豆糕，认为这样才有疗效。

    南京人夏日尝鲜中有一种“莴笋圆”。即把用盐腌渍后晒干的瘦长莴笋，铺、卷成扁平小圆饼状，然后用刀在盘中切片，若在饼中央放一片红色花瓣更佳。长居香港地区的南京籍著名作家叶灵风在香港报纸上详谈此色、香、味俱全的家常小菜，引起不少人的乡思。

    热在三伏

    曩昔在京时，到了伏天，是另一番景象。

    北京人的避暑胜地很多。承德避暑山庄，那是过去皇帝避暑之地，好固然好，路途遥远，一般人去不了。北戴河是达官贵人的避暑之所，老百姓未敢问津。北京城里引人入胜的地方也有，如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中南海公园。盛夏伏天，每每仕女如云，傍晚以后，老百姓不约而同竞相前往乘凉。但是，尤其吸引人的还是什刹海荷花市场，那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不仅风凉，更有那形形色色的消夏美食，如八宝莲子粥、苏造肉、鲜菱角、鲜核桃仁、鲜藕片等。这里每天从早到晚，聚集着成千上万的市民，一来纳凉，二来饱享口福，乐何如也。

    早年在京时还听老人讲，清代，每年从暑伏之日开始到立秋为止，各衙署都有“赐冰”之举。由工部颁发冰票，自行领取，多寡不同，各有等差。此外，清代还有“洗象”的趣事。那时每逢三伏，都要举办“洗象”例典。由内务府以旗鼓迎象，出宣武门至护城河桥下的象闸，象奴挽索骑在象背上，在河中给象洗澡。但见许多庞然大物出没于清波荡漾之中，紧邻的城墙和两岸上，观者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京城四季温差极大。冬天冷得滴水成冰，夏季热得脖子流汗，尤其数伏后，昼夜闷热得喘不过气来。谚云：“暑热无君子。”意即最讲衣着整饬的君子，盛夏亦可赤背而不被人耻笑。至于不在“君子”之列的粗人，则不仅赤背而且赤脚，袒露着黑中透紫、汗津津的肌肤穿行于大街小巷。五六岁的童男子们，干脆一丝不挂，赤条条地满街跑，那小巧的“阳具”，紧缩着、颤动着，显示着童男一种特有的美。少妇们见了亦不觉得害羞，而且应和着老爷们儿的叫法，美其名曰“小茶壶儿”，只是不像老爷们儿那样戏谑与放肆——动手逗逗罢了。

    伏天中的老妇人，说好听点儿，最为落落大方；说难听点儿，最为放肆，最不论“秧子”。乳房是妇女的第二道禁区，即便是热出了白毛儿汗，也得捂着紧绷绷的乳罩或者戴个绣花儿的兜兜，以示其神圣不可侵犯。然而，老妇人都是过来人，其诸道防线早已被攻破，更何况是浑身优美的线条皆已化成一堆囊膪，于是也敢不让须眉，光着上身，耷拉着松弛的乳房，在大庭广众之下谈笑自若，毫不以为失检。中国妇女们的“金莲”，自古以来便是性的象征，对其防守程度，甚至超过了乳房——几层裹脚布，一层袜子，三层（里、面及中间的袼褙）鞋帮，捂得严严实实。隆冬时其臭尚不可闻，盛夏时则能熏死人。有务实精神的老妇人，为了纳凉，既然敢将乳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凭千人瞧万人看，赤其那双不堪入目的金莲又有何不可？而且不会被官府加上“有伤风化”的罪名，于是朵朵“金莲”原形毕露，为夏日的京城又添一景。

    男女老少露宿街头，是伏天中的一大夜景。屋子闷热得如同蒸笼，午夜时也进不去屋。街头尚有些凉风，铺张凉席即能入睡。放眼望去，横躺竖卧，四脚儿拉叉闭着眼张着嘴，倘无交响的鼾声，便绝像枕藉的死尸。

    盛夏处于四合院中，亦有诸多乐趣。

    瓜棚豆架，不是天棚而胜于天棚。清明、谷雨之间，随意点种些丝瓜或扁豆，数日破土而出。几经浇灌则蔓叶虬蟠，朵朵黄花与紫花错落映衬，花谢后便现出柔嫩的果实——布满洁白毫毛的丝瓜和扁豆。那景致颇似农村，文人们有感于此，必歌之曰：“此地在城如在野，个人非佛亦非仙。”夜幕降临后，花阴凉儿中斑驳的日影被点点如水的月光所替代，凉风习习，于棚架下或坐或卧，不必摇扇，浑身亦觉凉爽。

    择小院之隅，种几株碧绿的藿香或薄荷之类的芳草，不仅美化环境、清洁空气，而且可供药用。随手掐几片薄荷叶，贴在太阳穴上，其清凉的香味沁人心脾，清热、祛暑、黰汗、明目而又清醒头脑。而窗前盆栽的夜来香，黄色的小花儿缀满枝杈，入夜芬芳馥郁。其味颇能驱蚊，夜卧自可安然无恙。

    酽茶和绿豆汤，是百姓消夏最理想的传统饮料。百姓们最讲实际，从不追求茶具的精美，而一向注重茶叶的汤色和味道。日沏三遍茶（清晨、午后、傍晚），是老北京人世代相传的习惯，那货真价实的“小叶茶”闷透了之后，坐在小院花间阴凉处款款而饮，自然会联想起唐代卢仝的《七碗茶》诗：“一碗喉咙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用砂锅熬熟的绿豆汤，放在阴凉处几个小时，即会变得清凉可口。此种天然保健饮料，具有清凉解热、明目败毒等功效，与热茶异曲同工。

    养几只蝈蝈儿听其昼夜鸣叫，迄今仍是京城百姓之家消夏的一种最省钱最朴素的方式。北京土语所称的蝈蝈儿，形似蝗虫，绿色或褐色，触角细长，短翅大腹，善于跳跃，吃植物的嫩叶或葫芦科植物的花儿，雄性前翅有发音器，能发出清脆的声音。清人顾禄所撰《清嘉录》卷九载：“笼养蝈蝈，俗呼为叫哥哥，听鸣声为玩。”《红楼梦》第四十回亦有如下描写：“板儿又跑来看，说：这是蝈蝈，这是蚂蚱。”入夏以后，售者捕自郊外，以秫秸皮自编小圆笼纳之，数以百计，肩挑过街而售。其声聒聒，群起而鸣，震耳欲聋。招徕众人围观选购，审视谛听，以求其须尾无伤而叫声清脆者。蝈笼之形式，普通者之笼眼里灯笼饰状或独梁雀罩；巧者双笼合一，或四、五重叠；更精者则编插成盘肠、寿字、牌楼诸形，每格置一蝈蝈，声尤聒耳。将各式富有艺术色彩的蝈笼挂在庭院中瓜棚豆架下，赏其笼形之美，听其蝈声之脆，感其天籁之音，悟其诗情画意，以此形式消夏，省钱、自在、销魂。

    日暮之后，瞽人的弦子声荡漾于街头巷尾。拉着“先生”（北京人对瞽者的尊称）们的“马竿儿”（盲人所用探路的竹竿），将其延至庭院中，点几段《岔曲》、《牌子曲》或《昭君出塞》《黛玉悲秋》，此等家庭消夏之夜，其乐无穷矣。

    黄昏时分，家家屋门前点起“火绳”驱蚊的小景，充满了民俗情味。火绳者，是用有特殊气味的草本植物蒿子晒干后拧成的绳状物。其色深黄似烟叶，燃烧缓慢，其袅袅腾腾的青烟，驱蚊效果极佳，其价亦极廉。

    最能吸食鲜血的臭虫，伏天时越发猖狂。这种赤褐色、身体扁平而腹大的昆虫，繁殖能力极强。祖孙三代饱餐后，每每缘墙而爬，常常被捻死在墙上，那一道道的鲜血，呈现大头小尾的形状，颇似一条条鱼苗，纵横交错，密密麻麻。这种伏天小景，充斥于千家万户，给人留下的印象永难磨灭。

    伏天话扇

    扇子，是北京人度炎夏而不离手的家什。伏天里，虽说人人手中都摇着一把扇子，但由于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修养的不同，所用的扇子亦各有别。

    用蒲葵叶稍事加工即成的芭蕉扇，以及用竹篾、麦秆编制的普通扇子，物美价廉，颇受大众欢迎。就其历史和艺术价值而论，则不如羽扇、团扇和折扇。

    羽扇的历史最为悠久。据晋人崔豹《古今注》一书所载，远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就已有用鸟类羽毛制成的扇子。唐以前宫闱中所用的扇子，皆由羽毛制成。《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坐镇三军就是手持白羽扇。羽扇出风缓软，不入腠里，对人体有益。北京的老人或僧侣、尼姑等佛门弟子，深知古人“避风如避箭”这一养生之道的奥秘，故而于盛夏皆喜用羽扇纳凉。

    团扇为圆形短柄的扇子，古代宫中常用，又叫宫扇，为古代年轻女子必不可少的装饰品。手执一扇可以增添主人娴雅文静的风韵，有时又能体现少女活泼天真的个性。唐朝诗人王建《调笑令》中“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以及杜牧七绝《秋夕》中“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牛星”的诗句，把女性既文静又活泼的两重性格，描绘得活灵活现。

    正因为团扇带有装饰性，所以扇面大都选丝绢绫罗一类的纺织品，以便在上面点染绘画，增加装饰美。故而梁朝的江淹有“纨扇如团月，出自机中素”之句。

    昔日北京豪门中的太太、小姐以及梨园里的坤伶多喜用团扇。北京崇文门外花市的绢花作坊，每年夏季必集中人力、物力制作大批团扇，以供市场需求。其所制团扇，分素扇、字扇、画扇三种。字扇与画扇，是将成批普通素扇“过行”给画匠或写字匠，雇他们在扇面上书写唐诗、宋词，彩绘花鸟鱼虫。至于素扇，上面虽无字画，但都是工精料细的上等品。扇柄以象牙或沉香木为之，柄端系有小巧玲珑的翡翠或玛瑙雕成的“扇坠儿”，价格昂贵，专门卖与有钱人。

    北京人喜用的折扇，又称聚骨扇或聚头扇，它本是外国的贡品。苏东坡记载说：“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二指许。”由此可知，折扇大约在北宋时由朝鲜传入我国。明代张东海亦以为折扇贡于东夷，永乐年间盛行于中国。据说折扇传入宫中时为太监所见，觉得此物展开即用，收拢易藏，非常方便，于是纷纷仿制，后逐渐传入民间。清代高士奇的《天禄识余》所载“折叠扇古名聚头扇，仆隶所执，取其便于袖藏，以避高贵之目……今则流行浸广”等语就说明了这点。

    久居北京的达官显贵、文人骚客及名优，不仅喜用折扇，而且对扇骨、扇面的选择非常考究。他们经常云集在琉璃厂的韵古斋和荣宝斋，选购扇骨与扇面。

    韵古斋所售扇骨，有紫檀、象牙、乌木、棕竹、湘妃竹、毛竹、梅鹿竹、广漆、菠萝漆、嵌金银丝、嵌螺钿等精雅的上品，并时而出售从宫中流出民间的雕有正龙、侧龙、百龙、百鹿、百鸟等极为罕见的老扇骨子。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皆为清宫造班房御制，所刻鱼龙鸟兽及蝇头细楷，刀法清晰，不失规矩笔意。

    荣宝斋出售的扇面，有重金、红金、洒金、块金、发笺、白面、黑面、珊瑚面等。这些质地精良的扇面，价值并不昂贵，但一经配上张大千、溥心畲、陈少梅等著名书画家的水墨丹青，便成了稀世之珍。昔日的荣宝斋，还出售明清两代董其昌、文徵明、米万钟、郑板桥等名家所书的古扇面。据《坚瓠集》记载：“折扇至于挥洒名人翰墨则始于成化间。作伪之徒乃取宋元明初名人手迹入扇，良可哂也。”正因为书画折扇现存最早不过明代中叶，故而董其昌等名家所书的扇面每每被殷实的官宦人家或富商大贾不惜以重金争购。

    在折扇上挥洒翰墨并非易事。不但章法很难安排，而且纸面高低不平。明代祝枝山认为在折扇上写字，犹如令舞女在瓦砾堆上跳舞，“环肥燕瘦，终减态耳”。但熟能生巧，一旦掌握了它的特性，加上巧妙的布置，在这小小的天地中就能产生其他形式不能产生的另一番情趣，成为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一行长、一行短的特殊章法，加上楷、行、草、隶、篆各体书艺，疏密有致，静雅清丽，犹如满目珠玑，美不胜收。

    六月浮瓜

    欧阳原功《渔家傲》词咏北京岁时风土，其《六月》云：“六月都城偏昼永，辘轳声动浮瓜井……”所谓“浮瓜沉李”，没有吃过井水，没有用辘轳绞冰凉的井水来浸瓜的人，是很难体会这首词的情趣的。北京旧时吃井水，如家中有口好井，现绞出的井水即使在三伏天，也不过临近冰点的三四度的温度。用来浸瓜，浸透之后，吃起来，真如嚼冰咀雪，满口凉甜。

    北京出产好瓜。永定门外大红门一带，沙果门外，北面远郊区顺义、沙河等地，旧时都有不少好瓜地，也有不少世代以种瓜为业的好瓜农。先是甜瓜、香瓜上市，后是西瓜上市。《燕京岁时记》所谓：“五月下旬，则甜瓜已熟，沿街叫卖，有旱金坠、青皮脆、羊角蜜、哈蜜酥、倭瓜瓢、老头儿乐各种。六月初旬，西瓜已登，有三白、黑皮、黄沙瓢、红沙瓢各种。”实际还不只这些品种，如甜瓜中的“灯笼红”、西瓜中的“六道筋”，也都是很好的品种。有一年永定门外大红门一带的瓜农引进广东、台湾地区培育的瓜籽，种出花期早、上市早的“早花西瓜”。个子虽不大，但瓢中种子少，而且只只又甜又沙。现已成为北京西瓜中最好的品种了。

    种西瓜最好是沙地，北京四郊这种地很多，瓜农们辛辛苦苦地世代经营。旧时种西瓜是很麻烦的，瓜藤要用沙土逐根压好，施肥一定要用大粪。开花时要养花、人工授粉，一定要按瓜秧逐棵把“根瓜”“梢瓜”留好。瓜长到一定时候，还要用稻草、麦秸编个圈垫好。到瓜熟的时候，瓜地里要搭窝棚，住在里面日夜“看瓜”。有出京剧《打瓜园》，其背景就是这种瓜田、瓜农。看瓜的瓜农一早一晚，搬个小板凳坐在瓜棚前，抽着叶子烟，喝着酸枣茶，和人闲聊着，等着瓜贩子来趸瓜。过路人要吃个瓜，多少给两个小钱，甚至不给钱，叫声“大爷”，道个“劳驾”就可以了，种瓜人和他的瓜同样的沙甜厚道。“斜阳古道卖西瓜”，诗的意境永远是值得思念的。

    六月（指农历）里，街头巷尾到处都有卖西瓜的。《燕京岁时记》云：“沿街切卖者如莲瓣、如驼峰，冒暑而行，随地可食，既能清暑，又可解醒。”卖西瓜的有一套切瓜的功夫，也有一套挑瓜的本事。捧过一个来，先看看四周光不光、圆不圆，有没有磕磕碰碰的地方；再看看瓜藤，要碧绿的“活秧”，不要焦黄的“死秧”；再看花蒂处，叫做“收花”，“收花”越小越好；再拍拍弹弹，听听声音，生瓜硬如石块，娄瓜音如败絮，拍上去声音如打足气的篮球便是好瓜。有此水平，便可以赌“打瓜”了。谁还记得此乐呢？

    五月旱与六月雨

    农历六月是大雨较多的季节，京畿老农谚云：“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五月间苗初出土，雨水一多，嫩苗容易烂死，野草反而易长，所以越旱越好。尤其是五月小麦黄熟，更需要晴好的天气，以便收割、脱粒和晾晒。但到六七月间，三伏炎暑，则雨是越大越好。大雨过后，田里都是水，红太阳又猛照着，高粱、玉米的大绿叶子上都是湿漉漉的水珠。老农扛着锄，钻进庄稼地里，虽然闷热蒸人，但在那肃静的田野中，听着高粱、玉米哗哗啦啦雨后猛长的拔节声，好像听着大地母亲的温馨蜜语一样，止不住心里乐开了花。

    北京常年降雨量平均在四五百毫米之间，而三分之二以上的雨是六七月间降落的。几十年前，我在南方结识的一位朋友第一次到北京，正是农历六月底、七月初，赶上那年的雨水特别大，在北京玩了两个星期，天天冒着瓢泼大雨出去逛，弄得十分狼狈。回到南方之后，他逢人便说北京雨水比南方多，不管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因之我不禁想到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以“苦雨”名斋的原因了。老人生长在“绕屋是芭蕉，一枕万响围”的稽山镜水之间，惯听篷窗雨声，惯走雨中石板路，却并不以为苦。后来定居北京，一下大雨，院中积水流不出去，倒漫进八道湾的书斋中，所以有了“苦雨”的感觉，便以“苦雨”名斋了。

    北京伏天，片云可致雨。不但来得快，而且来得猛。“早看东南，晚看西北。”闷热一天，下午两点钟一过，西北天边一丝雨云，凉飙一卷，马上就是乌云滚滚，倾盆大雨来了。这时要赶紧找地方躲雨，不然几分钟内就要淋成“落汤鸡”。旧时单弦演员荣剑尘常唱一个“岔曲”，叫“风雨归舟”，有几句道：“西北天边风雷起，霎时间乌云滚滚黑漫漫……哗啦啦大雨赛个涌泉。”说的就是北京的雨景，的确生动。

    在北京上过学的人都该有鲜明的记忆吧，大雨连绵的季节，也正是忙于考学校的时候。20世纪30年代，北大有一年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雨天”。考时正下大雨，一位考生结尾道：“……我来考贵校，适逢此时，适逢此题，真是‘天作之合’。如蒙录取，岂非‘天定良缘’乎？”这一小插曲，至今还没有忘记。

    夏虫诗情

    常常想起一句话，道是“夏虫不可以语冰”。到了夏天，昆虫不免多起来，虽然有的生命很短暂，但也足以点缀夏景，丰富人间情趣。

    经常回响在我的忆念中的，是那嘹亮的蝉鸣。蝉声是特别能打动诗人心扉的。“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这是一种意境。躺在小小四合院的北屋里，午梦初回，睡眼惺忪，透过窗棂上新糊的冷布，望着荫屋的古槐，这时蝉声正在欢噪，像海潮般冲击着你的耳鼓，这又是一种意境。

    北京方言习惯上把蝉叫“知了”。这种东西也怪，特别喜欢炎热，天气越热它叫得越欢。在北京夏天，早上起来，一听有聒耳的蝉声，不用问，今儿个肯定又是一个大热天。

    在北京最好的听蝉的地方是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盛夏午后，在边上找个座位，泡上一壶茶，往大藤椅上一靠，眯起眼来，你就听吧。这时赤日炎炎，槐影斑斑，不闻私语，但听蝉鸣一股劲儿地向你袭来。音波的海浪，像要把你浮动起来一样。夏日阴晴不定，一个霹雷之后，大雨瓢泼而下，这时蝉声顿歇。那成千上万的知了，似乎一下子都没有了。你不要着急，一会儿工夫，雨过天晴，斜阳照处，槐叶上挂满了闪光的水珠，一弯霓虹挂在端门金黄色的琉璃瓦檐角后的蓝天。这时，突然所有的知了又齐声歌唱了……

    知了之外，是蜻蜓。在我到过的地方，似乎不记得有哪一个地方比得上北京的蜻蜓多。盛夏时，只要稍微有点儿雨意，院子里马上便会飞来数不清的蜻蜓，忽而往东，忽而往西，速度极快。北京儿童捉蜻蜓的乐趣，说来绝不亚于捉知了。孩子们在蜻蜓多的时候，可以一大把一大把地捉到（一只手可以拿好多蜻蜓，所以叫一大把）。

    蜻蜓之外，我还思念着那小小的萤火虫。“轻罗小扇扑流萤”，如今住在多层高楼中的人，是做梦也梦不到这种缥缈的意境的。小时在京，住在一个树木葱郁的院子里，夏夜乘凉，看着那黑黝黝的树木中，会跳出一个打着小灯笼的一身红的姑娘……

    在热得“四脖子汗流”的盛夏，来自西陵（河北易县）和十三陵（北京昌平区）的山区农民挑着蝈蝈儿蜂拥进京，一路叫声聒耳。其价甚廉，购者踊跃，移天籁于家中，精心饲之而昼夜聆其声，为其乐也。满族八旗妇女更有奇特的玩赏方法——空其“花盆鞋”底，将蝈蝈纳其中，使其鸣声与履声相应，如同《周礼》乐章“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天趣盎然。

    与蝈蝈争鸣的“山老虎”和“咝拉子”，在千家万户的庭院中也有一席之地。“山老虎”的个头儿四倍于蝈蝈儿，肚子大得出奇。因过于肥胖而行动迟缓，在野外老老实实伏在草丛或石罅中，绝不像蝈蝈儿那样欢蹦乱跳。“山老虎”不叫则已，一叫便被捕捉者信手拈来，全无反抗或逃逸的能力，真是徒有虚名。它的叫声亦不似蝈蝈儿的有节奏，但毕竟是天籁，所以亦有人喜爱。

    体形像蟋蟀而却大得多的“油葫芦”，其声悠悠，极为悦耳。叫声悠长而节奏鲜明的佳种，称为“十三悠”和“十八悠”，藏于郊野草丛中，不计其数。贩者夜间捕之，以灯光诱其聚于篓中，翌日清晨售之于市。因论“把”出售，故名“抓大篓”。一把十余只，雌雄兼备，雌者喂鸟，雄者撒于院中听叫。

    “油葫芦”在夜间长鸣不已，其声如串串银铃，荡漾于花间月下，似山泉叮咚，给人几分凉意，甚至顿生遐心，在朦胧中入梦乡。

    蝈蝈儿、“油葫芦”之类的草虫属于普通家庭玩赏听叫的大路货，而家道殷实者则尤喜养“金钟儿”，以聆其优美之声。

    “金钟儿”体形略像西瓜子，黑褐色而油光可鉴，雄者阔翅，雌者硕腹，丝状触角长而黑白相间。饲养此虫，须将雌雄共置于瓷罐中，架隔香蒿，喂以毛豆和酸梨。长夜振翅，其声清越，借瓷罐共鸣而音若钟声，故称“金钟儿”。“金钟儿”以产于十三陵者最佳，故贩者吆喝：“十三陵的‘金钟儿’——真好听！”

    绝大多数的“穷欢乐”（北京土语，即苦中作乐之意）者无瓷罐饲养“金钟儿”，不能讲究只能将就，取而代之的是破胆瓶、破帽筒，甚至破坛子，虽难登大雅之堂而听叫儿的效果并不逊色。

    这真是京华的远梦，夏虫的诗情啊！

    炎夏之冰

    现在科学发达，有各种制冰的办法。而在一二百年前，在常年不结冰的“南方”，炎热的时候想要得到一点儿冰，那是十分困难的，也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在北京，夏天还是可以享用冰之凉爽的。北京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冬天结厚厚的冰，打来藏在冰窑中，夏天正好慢慢地取出来享用，成本低廉，使用方便，真是炎暑的恩物。严辰《忆京都词》注云：

    冰窖开后，儿童舁卖于市，只须数文钱，购一巨冰，置之室中，顿觉火宅生凉。余尝戏为水晶山，南中无此物也。

    北京的冰窖，由来久矣。最早出现于明朝万历年间，至清代颇为发达，是达官显贵和富庶人家夏日特有的享受。到光绪末年出现私人冰窖后，平民百姓才有了享用天然冰的资格，从而解除了炎热带来的诸多烦恼。

    德胜门城楼西北隅有东西街道名曰“冰窖口胡同”，此即万历年间兴建的皇家冰窖所在地。此地位于护城河北岸关厢西侧，天然冰窖凡八座，占地数百亩。窖底系石帮石底并以柏木打桩，上层围砌城砖，窖顶嵌盖黄琉璃瓦，窖内无梁无柱，拱形结构，坚实而美观，宽敞而洁净，近似地下宫殿。古代建筑构思之奇巧，至今犹令人叹服！按八卦方位于窖址北侧特修“窖神”庙一间，殿内所供之“窖神”，貌似古画所绘宋末僧人济公，衣衫褴褛，醉眼蒙眬，以其象征穷人的领袖和救星。

    满人入主中原后，朝廷除沿用德胜门冰窖外，另在海淀和前门外东珠市口迤北新辟两座官窖。慈禧每年盛夏移居颐和园，则由海淀供冰。送冰的仆役是个“独眼龙”，套冰车之役畜亦为瞎马。该奴仰仗老佛爷的淫威，驾驭冰车横冲直撞，无所顾忌。民间车辆不敢与之对抗，时人讥之曰“瞎人、瞎马、瞎横”。前门外之冰窖，旨在冷藏名贵果品和猪羊供品，以供天坛祭祀之用。

    官窖制度极严，所招技工及壮工须经复审，合格者之姓名、住址登记于花名册，发放腰牌后方可进窖劳动。窖门前设辖客木四根、黑红军棍两根，竖立于虎头告牌（上书窑则）之前。触犯窑则者轻则体罚，重则法办。

    王爷们建窖储冰，须按法度办事，只有领兵打仗建立汗马功劳者，觐呈皇帝批准后才有资格设窖。因此，清朝统治二百余年，府窖仅六处——恭王府窖、肃王府窖、礼王府窖、庆王府窖、豫王府窖、浚王府窖。其中，地处什刹海前海南沿的恭亲王府窖所储之冰最为干净。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与英美等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后，国库越发空虚，难以支付官窖、府窖所需之经费，遂允许民间经营冰窖。辛亥革命后，民营冰窖空前发展，百姓夏季用冰逐年普遍，而沿街叫卖“冰核儿”之小贩，亦如雨后春笋，与日俱增。

    那时，在北京的什刹海、中南海、城外护城河边上，起码有几十处冰窖。入夏把冰窖打开逐日卖冰，供应量十分充足。买冰的最大的主顾是各菜市、鱼行、肉铺、鸡鸭店及各处大小饭庄子。每天一大早，就像现在送牛奶、送报纸的一样，套上一匹骡子拉着的大车，装着整方的冰（一尺多宽、三尺长、厚一尺的冰块，谓之“一方”），来到订冰户的家门口。订的是一方，就留一方，订两方，就留两方，有时也可以临时增减一些。

    各个胡同里的住家户，中下层以上者，即好歹有个厨房的家庭，都向冰车子订一块冰。花铜元的时候，大约每五大枚（即十个小铜元，20世纪30年代时约合三分不到）即可买块一尺见方的冰。中小户人家每天送十大枚的冰，便足用矣。一月下来，不过一元五角钱。这样伏天里不但可以天天吃冰镇绿豆汤、冰镇西瓜，而且剩饭、剩菜也可保存，不至于发霉了，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经济、实惠的冷藏方式。

    有些没有预订冰的人家，或者没有在冰车子上买到冰，偶有需要，就自己到冰窖去买，也极为方便。走进冰窖门，顿时感到从下到上凉气飕飕。进去给五大枚铜元，便能买一大块冰，比冰车子卖的大一倍。用一根绳子在冰块上拦腰一捆，拖了就跑，冰是滑的，在马路上拖了跑比小车还快。童年买冰的欢乐，真是难以忘怀。

    暑滞夏和贴秋膘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胃口不好，饭量减少，北京人习惯叫“滞夏”。夏天食物也容易变质，不易储藏，这样就促使人们在夏天更加注意饮食卫生。

    旧时北京人居家过日子，没有什么冰箱空调之类的，虽然天然冰很便宜，但是不是家家都卖，时时都有。而且，即使有，也不能完全保证食品不变质。这样，北京人在夏天就想出另一个办法，这便是尽量吃得清淡些。比方说，老北京人在伏天，第一不买鱼虾之类的东西吃，第二不多买肉吃，第三不买豆腐吃，因为这些都是容易变质的食品。不吃荤腥，不吃豆腐，吃什么呢？大多是吃蔬菜，黄瓜呀、茄子呀、豆角呀、冬瓜呀、小白菜呀，而且喜欢凉拌了吃。

    北京人有一种夏天最爱吃的东西，那就是芝麻酱。夏天吃凉拌面，少不了它；拌黄瓜，少不了它；拌粉皮，少不了它。天热，家里懒得做饭，到烧饼铺买几个烧饼，也是芝麻酱烧饼。不然在家中自己烙些芝麻酱饼，蒸点儿芝麻酱花椒盐的花卷，都是很好的夏令食品。我“平生塞北江南”，所到之处再没有一处比北京人那样爱吃芝麻酱的了。

    北京谚语说伏天饮食道：“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饺子，照老北京的规矩，并不是吃肉馅的，而是要吃素馅的。所谓素馅就是把晒干的菠菜，加小虾米，加五香面儿、精盐，再用上好的小磨香油一拌，这样的馅，才是头伏饺子馅。很清淡，但很精美，吃起来香喷喷的。

    暑天一过，转眼秋风渐起，北京最好的季节——秋天到了。《京都风俗志》云：“立秋日，人家亦有丰食者，谓之‘贴秋膘’。”

    “贴秋膘”一直是北京人迎秋的盛事，吃什么好呢？在我记忆中，最好莫过于羊肉西葫芦馅的汤面饺了。这是除北京之外，其他地方再也吃不到的美味！

    蟋蟀声声秋意浓

    中秋节后，气候一天比一天凉起来。树上的蝉声与田野里的蛙声相继消失了，就连蟋蟀也离开了野外的草丛或石罅，悄悄地躲进廊檐下，虽说还在苦吟，但已是凄凄切切的了。

    夜寝帐中，梦魇后醒来，再不能寐。忽听得一只蟋蟀仿佛就在卧榻下叫着，那声音缓慢而微弱，远不如乍出生时叫得那样急促而响亮。这使我不禁吟起《诗经·七月》的诗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是啊，蟋蟀由野而堂是为了避寒，这是候虫向人间发出一岁将暮的信号！

    童年的我，与故乡的伙伴们一起捉蟋蟀、斗蟋蟀，是何等的快乐啊！提着小巧的丝笼，迎着灿烂的朝霞，踏着晶莹的露珠，在天坛的草地里、在太庙的松林内、在景山的石坡上、在故宫的朱垣下，到处搜觅可爱的蟋蟀。手被蒺藜划破了，鞋袜被湿漉漉的泥土弄脏了，也在所不顾。只要捉住一只七八厘重的“蟹壳青”或“江麻头”，便欣喜若狂，并迫不及待地把它们放入“万历章”或“古燕赵子玉”的大斗盆里，屏息凝神，观看一场惊心动魄的“鏖战”。

    几十只被放养在庭院花丛中的蟋蟀，夜间得了露水的滋润，欢唱之声不绝于耳。那声音颇像勤快的村妇们争先恐后地拨弄着机杼，尖厉而又急促。母亲笑哈哈地对我说：“促织鸣，懒妇惊。”我不解其意，母亲便解释说：“蟋蟀的别名叫促织，又名趋织或投机，谓其声如急织。立秋女红急，故趋之。懒妇自春而夏，直至秋凉，仍然游手好闲，而御寒之冬衣全无着落，闻候虫急鸣如何不震惊呢？”直至弱冠后，我才悟出：母亲所言，不仅是耻笑懒妇，而且也是启发我珍惜时光，期望我做出一番事业。

    另一位像母亲一样关怀我的，便是小学时期的罗老师。她是一位温文尔雅而又博学的女性。有一次我居然在她的语文课上斗起蟋蟀来，一阵“？？”的长鸣把同窗们逗得哄堂大笑。罗老师遂捏着教鞭向我走来，我惴惴不安地忙用双手掩住头，吓出一身涔涔的冷汗。但她并未打我，只是没收了那个镌有“乐战三秋”字样的斗盆，然后讲起号称“蟋蟀相公”的明末奸相马士英的故事。那侃侃的言辞，激昂的声调，如同一声惊雷，终于使我从迷梦中觉醒，脱身于玩物丧志的歧途。

    秋风吹来烤肉香

    老北京谈起北京富有地方风味的吃食，一数就是一大串：月盛斋的烧羊肉、都一处的烧卖、鲜鱼口的炒肝、天桥的爆肚、虎坊桥的豆汁……而一到秋天和冬天，则以烤肉最相适宜。在北京，往往一家烤肉，飘香十里。肉香夹杂着松烟香，嫩香夹杂着焦香，清香夹杂着浓香，不但在店里吃的香，连在街上走的也垂涎欲滴。

    烤肉不是地道的北京土产，是从蒙古传来的。但年头已很久远，早已入了“北京籍”。写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都门杂咏》里就有咏烤牛肉的诗：“寒冬烤肉味甚饕，大酒缸前围一遭。”写的就是烤肉的情景。

    吃烤肉的方法很特别，不用锅，而用铁箅子。箅子用几十条拇指宽的铁条排列而成，条与条之间留有间隙。如“烤肉宛”的箅子已用了二百多年了。黑糊糊的满是油腻，不用放肉，一烧就冒出浓香来。箅子下放个大火盆，烧松木。肉要选用上好的牛肉或羊肉，切片，煨上酱油、姜汁等，然后把肉堆在烧热的箅子上，撒上大量的葱丝。肉烤得吱吱作响，箅子上冒起浓烟，肉里的汁水蒸流殆尽，肉微微有些糊。这个火候上撒上一把香菜，搅拌均匀，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烤肉的吃法和姿势也很特别，讲究站着吃。站还要有个站样——一只脚踏着一条凳，半弓身，一手拿碗，一手拿双尺来长的筷子，围着箅子，边烤边吃。再喝上二两“二锅头”，或者北京的“莲花白”，那美劲儿，甭提了。

    吃烤肉，不需要使用珠光宝气的景德镇杯盘，不需要陈列那一百多道满汉全席山珍海味，也不需要高堂华阁，一席动辄千金。吃烤肉使人想起的是草原上那种幕天席地质朴粗犷的风格，甚至是樊哙拔剑劈吃“上彘肩”的豪迈气概。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北京富有地方风味的吃食，不该是一味的香嫩，该有一点儿大漠风沙之气。烤肉正是这样的。

    北京两家著名的烤肉馆——后海的“烤肉季”和宣武门的“烤肉宛”，有些年不采用上述那种吃法了，是一大憾事。烤肉若是让别人烤好，放在盘子里让你慢慢嚼，就乏味多了。庆幸的是，听说他们最近已恢复传统吃法，以增加北京的独特风味。海内外的老北京以及久思去北京一游的朋友，我想都会闻之高兴而食虫大动吧！

    北京的糖葫芦

    一年四季，暑往寒来，只要节令一变，应时食品便立即上市。中秋过后，“郎家园大枣”的叫卖声刚刚销声匿迹，接踵而来的便是那音乐般的冰糖葫芦的叫卖声。

    北京人出售糖葫芦的形式分坐商与行商两种。坐商中佼佼者，应属前门大栅栏东口的“九龙斋”。其特点是规模大、品种多、质量好，门脸儿非常宽敞。明净的橱窗里，摆着上千串用山楂、海棠、橘子、葡萄、荸荠、山药、山药豆、黑枣以及山楂中夹带豆沙和瓜子儿等干鲜果品蘸成的糖葫芦。果实新鲜而干净，竹签儿也刮得非常细致，裹在每个果实上的一层匀称的冰糖，晶莹得就像一面小镜子。精明强干的小伙计，穿着蓝布长衫，里面的白色小褂向外翻出半尺来宽的雪白袖口，不时地用一只手掩住耳朵吆喝一声：“刚蘸得的冰糖葫芦，开口胃呀——甜酸冰糖葫芦！”这一阵阵清脆的叫卖声在寒风中荡漾着，招来一批批的主顾。凡是到附近的庆乐、三庆和中和戏院听戏的人，总要买上两三串儿，一边吃着，一边步入戏院的大门。

    行商叫卖糖葫芦，大都拿着一个棕色或黑色的筲箕，拱形的提梁上插着一把甩头鹅毛扫子和一副内装三十二根签子的小签筒。这些商贩除沿街叫卖外，还经常出没于浴池、茶馆、饭店或妓院，靠抽签的赌博营利。每只如毛衣针粗细的竹签上所刻的点儿，与每张骨牌上的点儿一模一样，三十二根签子即相当于一副骨牌。主顾下好赌注以后，卖者便开始“叠筒子”。那竹制的签筒并没有底儿，只蒙了一层马尾萝，筒子叠在桌面上，里面的签子便借着萝底的弹性转来转去，发出哗哗的声响，这就等于是洗牌了。既可一人独抽，亦可三四人同时抽，每次只能抽三枝，最后以所抽竹签上点儿的多少决定输赢，此谓之“抽大点儿”。赢者可以白吃糖葫芦，输者自然要白花冤钱。

    正月初一至十五，和平门外厂甸庙会上所出售的大糖葫芦，则另有一番特色。百十个山里红用一米多长的荆条串起来，上面蘸满了牙黄色的饴糖，顶端还插着一面三角形的彩色小纸旗，壮观且富有情趣。远远望去，但见千百只大糖葫芦在黑压压的人群上空缓缓地移动着，五彩缤纷的小纸旗轻轻地飘摇着，与那腾空欲飞的各色气球和呼呼作响的风车交织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实在好看极了。

    十月一，送寒衣

    北京的农历十月，一般都是好天气。地还没有上冻，也不算太冷，新棉袄上身，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在郊野，收割了庄稼的土地上，早晚之间，有霜有雾，白刷刷的。到了中午，经太阳一晒，黑土还显得十分湿润。赶上秋末冬初特别暖时，山桃花还偶然会绽开一两个粉红色的花蕾，绰约枝头，称“十月小阳春”。

    每逢金秋十月，我就想起往昔北京居民在家门口烧“包袱”、送“寒衣”的旧事。谚云：“十月一，送寒衣。”这种风俗早在明代就有了，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写得很细致，所谓“识其姓字辈行，如寄书然”等。意思是天气冷了，一家都穿新衣了，也应该给死去的亲人寄点寒衣去。虽然事属迷信，却寄托了怀念亲人深厚、淳朴的感情，对于常人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每年到十月初一，迷信的人总预先糊好“寒衣包”“金银锞子包袱”，完全像《帝京景物略》所说的那样。我亦曾替人在“包袱”外面写上地址，某县、某村、某处，写上外祖父、外祖母的称谓、姓氏，另外还要写个小包袱“土地酒资五锭”。这些举动虽自不以为然，但是古人云：“生死亦大矣。”

    对于亲人的怀念，究竟用什么方式表示才好呢？想到过去每年“十月一”尚要送送“寒衣”，而今一般则再无此形式，便感到亲人之间似乎凉薄了。

    据说在清代，十月一送了寒衣之后，还要颁发历书，由各处书局刻印出售。旧时北京，大小胡同中，常看到有人背一个布包，手中拿着一叠子历书，一边走，一边叫卖：“卖皇历！卖皇历！”叫卖声尖而促。北京过去是比较守旧的，尽管皇上已经退位几十年了，历书也早已不是“钦天监”所颁发的了，可是大家还是叫“皇历”，卖的人也还是喊“卖皇历”。

    农历十月到了，旧事远了，回忆上述小事是“衷心藏之，何日忘之”吧。

    寒冬话火锅

    到了冬天，过去在北京很喜欢吃火锅子。火锅子，江南人叫“暖锅”，实际不如北京的叫法恰当，因为它不单纯是“暖”，的确是生了火的。

    铜制的火锅，中间是炉膛火口，四周是容纳菜肴的锅槽，上面是有圆洞的锅盖，正好套在火口上盖锅子。锅子中装好菜肴后，把木炭放在炉子上点燃，从火口放进去，用扇子扇旺炭火。劈劈啪啪的火苗从火口蹿出来，锅子中的菜肴便“吱吱”作响。烧开了，端上桌子，一掀锅盖，正像《老残游记》中写“一品锅”一样，这是“怒发冲冠的海参”，那是“酒色财气的鸭子”，大家便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

    火锅是一种非常方便实用的炊具。我不知道最早的发明者是谁。徐凌霄《旧都百话》记道：“锅子之类甚多，有菊花锅子，为肉类与菜蔬及花瓣之大杂烩。整桌酒席，在秋冬间视为要素……此等吃法，乃北方游牧遗风，加以研究进化，而成为特别风味也。”徐氏的话似乎有些道理，总之是在北方寒冷的地方创造出来的。南方有暖锅的历史并不长。光绪时严辰在《忆京都词》注中说到“火锅”时，还说“南中无此风味也”。可见那时还只是北京，或者说北方时兴吃火锅子。

    几十年前，北京有一种铺子，叫作“盒子铺”，实际就相当于江南的卤味店、广州的烧腊店，就是卖酱肉、清酱肉、小肚、白肚、熏鸡、肉丸子等熟肉的熟肉铺。因为把这些熟肉切好装在一些花格食盒里，像“什锦拼盘”一样卖给人家，所以叫“盒子铺”。这些熟食统名之曰“盒子菜”。这种铺子，秋冬之际便准备很多只铜火锅，一一装好，可以根据需要一只、两只，甚至更多，送到顾客家中，送时还带好“白汤”。家中偶然来个客人，你去买了，小伙计给你送来，点燃木炭，把火扇旺。锅子开了，端到桌上，说声“回见”，走了，明天再来收家伙，你好意思不给两个赏钱吗？

    一般锅子里装的是肉丸子、龙口细粉，酸白菜垫底；上面铺白肉，叫“白肉锅子”；铺白鸡、白肚片、白肉曰“三白锅子”；铺清酱肉（也叫“卤肉”）、熏鱼、猪腰花等曰“什锦锅子”；铺海参、卤肉、鸡蛋等曰“三鲜锅子”；至于“菊花锅子”，那便是把白菊花瓣加入“三鲜锅子”的汤中，那更是清香绝顶，是饮食肴馔中的艺术品了。

    风雪大酒缸

    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中，有一段“大酒缸”的描写。写一个风雪寒夜，一个年老拉洋车的车夫和孙子闯到一家小酒铺中取暖的悲惨景象。几十年前在北京这种酒铺是很多的，不同于江南的像《孔乙己》中所描绘的“咸亨酒店”。每家这样的小铺里，都有两三口盖着红油漆盖子的装酒的大缸，俗话都叫“大酒缸”。虽然正式名称也有，如什么“和益公酒铺”之类的，但是大家都不叫，习惯叫它的俗名。

    这种铺子一般都是一间门面，有两三副座位，有个柜台，柜台后有两三口酒缸，也有的大酒缸的木盖就是桌子。店中人很少，掌柜兼账房先生在里面卖酒，再有一个小徒弟或内掌柜相帮照料就可以了。夏天，门口挂个竹帘子。冬天，当地生个煤球炉子，又烧开水又取暖，门口挂个夹板棉门帘子，一撩帘子就是一团夹着酒气的热气扑到你脸上。在北国的风雪寒夜中，这种小铺是各种各样街头劳动者的“避风港”。夹着大棉袄，一撩帘子闯了进来，把手中的钱往柜台上一放，说道：“掌柜的，来两个酒，一包花生米。”酒和一包花生米买好，便到边上的桌子旁坐下，边和熟人说话，边饮起来。这是干了一天活之后的一点点儿人生的享受——可怜的一点儿享受。有的索性一包花生米也不买，买一个酒，一口喝了就走。因为他们回去还有别的事要干，没有时间坐在大酒缸边上慢慢地咀嚼那几粒花生米。

    这种酒店卖酒都是用提子从酒缸中提，用一种很粗的瓷碗盛酒。小提一提一两，倒入粗瓷碗中，谓之“一个酒”；两提二两，谓之“两个酒”。两个酒喝完了，尚未过酒瘾，便拿空碗到柜台上再买两个。一般喝“两个酒”就差不多了，如喝“四个酒”那就是大量了。因为大酒缸卖的酒都是烧酒，即“干榨白酒”，又称“白干”。那里从来不卖黄酒、药酒（如五加皮、竹叶青等）。至于洋酒，什么威士忌、白兰地等，更是听也没有听说过。一个酒下肚，就热乎乎的，照当年的说法，就是“多穿了一件小皮袄”了。北国天寒，全仗它挡挡寒气啊！

    在风雪之夜，北风呼啸的马路上，或者胡同拐角处，远远地望见有个透出红红灯光的小铺，那就是大酒缸。去吧，那里有温暖，进去买个酒吃吧！

    围炉夜话

    读《艺风堂友朋书札》，有几句道：“光阴荏苒，又届围炉，诸同人必有佳集，酒酣耳热时，尚道及远人否？翘首燕云，不胜黯然。”这封信是陆宝忠在湖南学台任上写给在北京的缪荃孙的。陆与缪同是光绪丙子年（1876）进士。他在湖南想到昔时在都门时，每到冬天，友朋们围炉闲话，十分热闹，而自己此时却远在南天，所以“翘首燕云，不胜黯然”了。

    围炉最好是晚饭以后，以炉子为中心，团团而坐，沏上一壶好香片，买上一大包落花生，边吃、边喝、边烤火、边谈、边笑，海阔天空，不拘形式。炉子上坐上一壶水，渐渐炉火越来越旺，越来越红，壶中的水吱吱地响着。这时不必开灯，尽可坐在暗中，炉中的红火照在顶棚上，形成一个很圆的、很朦胧的红色光晕，也照得炉边的人脸通红。这时谈兴更浓，谈锋更健。谈人生、谈哲理、谈艺术、谈轶事奇闻，固然很好；谈生意、谈金钱、谈柴米油盐、谈儿女情长、谈身边琐事，也无伤大雅。谈到忘情处，窗外呼呼的北风声、远处荒村的犬吠声、深巷缥缈的叫卖声、夜归人偶然的喊叫声，都隔绝在外面，这里只剩下温暖、友谊和欢声笑语。这样的围炉，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啊！

    李越缦于咸丰九年（1859）十月二十七日记云：

    寒甚，拥炉与叔子谈终日，夜与叔子围炉续话。三更，叔子招吃粳米粥，以瀹卜、生菜佐之，颇有风味。

    《鲁迅日记》1912年11月8日记云：

    又购一小白泥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

    这二位都是绍兴人，都是曾经常住在北京的。两则日记前后相差五十多年，都写到了北京冬日围炉夜话的情趣。把这两则日记并在一起看，是十分有意思的，由此可以想见这二位学人当年的风度。

    翘首燕云，又届围炉之期，系以《忆江南》小词一首，以寄万里之思吧。词云：

    京华忆，最忆是围炉。

    老屋风寒深似梦，

    纸窗暖意记如酥，

    天外念吾庐。

    冰床乐事

    北京孩子们冬天常在冰上玩，玩的方式很多，其中有一种叫“冰床”。

    冰床以木为之，长方形如床状，长约五尺，宽约三尺，无栏杆，可乘三四人，床腿嵌铁条，便于冰上行驶。行驶时，冰床主人在前牵绳，滑行甚速，故又名“拖床”。床主急行数步后，腾身跃坐床沿，借助惯性，冰床行驶如故。这一动作，身手矫捷，漂亮至极。乘客坐在冰床上，如置身水晶宫，目爽神怡。更有富裕之家，将冰床多具连在一起，驰走如飞，人在其上高歌畅饮，其乐陶陶。

    北京城区的水域集中于西半部，所谓“三海”的中海、北海、南海，属于宫廷禁地，冬季虽有冰床，但非平民百姓可以享用。唯有什刹海、后海、积水潭平民始能问津。自什刹海银锭桥，经后海到积水潭汇通祠前，常有神采飞扬的玩童驰骋冰上。当时北京城墙之外有护城河，冬日乘冰床行驶更觉开心。护城河河道较宽，玩冰床可代步，兼供嬉游，一举两得。那时，交通不便，行人苦于跋涉，各城门都有赶驴脚夫，为客人代步。入冬河水结冰，则可乘冰床。由东直门去通州，可顺护城河入通惠河直达。中间经过五道闸口，每过闸口须另换乘冰床，因各段各有专人经营，不得任意破例。清人李朴园（光庭）有咏冰床诗云：

    几日城隅水泛凫，坚冰似镜已平铺。设来行榻如舟稳，看彼飞舆越蹇趋。抵闸忽惊当路虎，移床幸遇在梁狐。芒刺冻折绳牵断，赚得囊钱酒半壶。

    其中“抵闸忽惊当路虎”一语，指当时每闸冰床各有专人管理，不得随意逾越。

    清末，慈禧太后耽于游乐，城内三海和城外昆明湖都设有冰床。其用料之考究、饰物之华美，远远超过民间冰床。太后或帝妃等乘坐，由太监牵绳。有时还赏赐年老功高的王公大臣乘坐，以示优待。未经恩赏而私自在三海和昆明湖乘坐冰床者，则要受到严厉的惩处。

    腊月京城有鲜花

    鲜花，一向是北京人的爱物。从清静的宅门到人声鼎沸的大杂院，从布置典雅的华居到破烂不堪的陋室，一年四季皆有鲜花可看，春夏秋冬皆有绿叶可瞧。

    北京人爱鲜花、养鲜花之历史由来久矣。明代刘侗、于奕正合著之《帝京景物略》即有“都人卖花担，每辰千百，散入都门”的大段记载。有清以来，崇文门外之花市、东庙隆福寺集、西庙护国寺集，相继形成规模庞大的鲜花市场，生意四季兴隆，蔚为大观。

    京城地处北方，早年冬季奇寒，且多风沙，对都市人生活威胁极大。凡久居京城者，无不苦寒，更苦风沙，于是将对春的企盼之情，寄托在岁首开放的鲜花上。在案头摆一盆水仙、迎春或腊梅，任凭外面风狂雪肆，室内却争奇斗艳、香满襟袖，一派春意盎然。

    来自浙江、福建等地的水仙，必须经过北京西南郊区黄土岗花农的熏制加工，方能花叶并茂。虽说费了很多周折，但价钱极便宜。因其价廉，故家家户户皆购数株置于玲珑古雅的瓷盆或紫砂盆中，与那翡翠似的叶子、白玉般的花朵相映成趣。缕缕幽香，令人心骨皆清，顿生飘飘神仙气。

    迎春花以早春花先子叶开放而名。经花农巧手修剪后，嫩枝丛生，花团环拱，灿如黄金，香细而清。北京人喜其“迎春”之名，且花期较长，能自腊月陆续开至翌年二月，故皆争购之以点缀年景。善养迎春之家，深谙修剪之术，精心护理老干令其矮而粗壮，使千枝万叶皆从老干旁逸斜出，状如圆伞，俟花盛开后，望之似金塔，其绝妙功夫，则使花农相形见绌也。

    在冷洞子中培育出来的腊梅尤受青睐。此种岁首鲜花经花农精心养护、艺术剪裁，老干横生、盘根错节，以自然古朴、清秀淡雅见胜。其花以疏落为佳，娇艳玲珑，朵朵可数。以泥盆栽之，外面尚需有五彩细瓷套盆，则更见其典雅。套盆皆明清两代官窑所出，以“八骏图”“暗八仙”“喜鹊登梅”等吉祥图案者为上品，价值高于梅花数十倍。二者相得益彰，更增逸兴。碧桃比腊梅更为娇艳，其花色红白兼有，花瓣重叠，百媚欲流，望之醉眼。

    穷人们点缀陋室春色，另有一套极省钱甚至不花钱的办法。喜看青葱绿叶，则以清水泡盘儿麦子或蒜瓣儿，并用红纸条拦腰一围，自有催人奋发的勃勃生气。想看鲜花，则种几棵“死不了”，碧绿的小碎叶，粉红的小碎花，那浓浓的春意，一发便不可收拾。

    早在元朝，北京就有了花木业，历明清数百年，一直很兴旺。有名的花乡十八村，位于北京南郊丰台一带。这里得天独厚，酸性沙质土壤，溶肥渗水，适于花木生长，因此出现了很多花农。

    北京一年有四五个月温度偏低，花农就创建了“花洞子”，类似于现在的温室。严冬季节，室外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照样培育鲜花。众多花农各有所长，各有绝招，互相竞争，争奇斗艳，促进了花卉品种的增加和质量提高。赵家楼村的牡丹，能控制在春节时开花，而这时的温度一般在摄氏零下十五度上下。樊家村吕家专养黄月季，开花早，花型好，香味浓，技压群芳。潘家庙村庞家，挖沟种植玉兰三百六十株，上建高大玻璃棚，玉兰长到三丈余，直径六七寸，为华北独有。当时只有广东有这样高大的玉兰。庞家玉兰花开时，一挑插花五六十斤，每斤卖银洋六元。

    花乡十八村花木业的兴盛，与北京是几百年的国都有着直接关系。首先，皇宫中需要大量名花异草。慈禧太后喜爱佛手，大太监李莲英常亲自到以培植佛手著名的马家楼村卢家选购，有时一次买几十斤，一斤价值白银五两。皇亲国戚、达官显宦、富商大贾聚集京都，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喜庆寿宴、送礼行贿，都不惜重金购买名贵花卉。过春节，不仅要买单株的梅花盆景，还要买松、竹、梅同植于一盆的“岁寒三友”和玉兰、迎春、牡丹合植于一盆的“玉堂春富贵”；过中秋节，要买桂花；婚嫁要买石榴，取“榴开百子”、人丁兴旺之意；办丧事者，要买用松柏枝和白色花朵扎成的“松鹤”“松鹿”之类，后来则改为花圈。

    清末民初，清朝的遗老遗少赏花之兴不减当年，雄厚的家底足够满足他们的闲情雅趣。北洋政府的官僚、军阀，附庸风雅，购买名花亦不惜重金。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逐渐增多，花农适应其爱好，培植郁金香、石竹等外国花草，或扎成花篮、花束，卖给花厂子，供外国人选购。崇文门因地处东交民巷附近，这种洋花厂子有六七家之多。

    很多商店也需要鲜花。北方人喜欢喝花茶，茶店大量收购茉莉花、玉兰花、玉簪花熏制茉莉花茶。中药店收购芍药、枇杷叶、藿香等鲜药材。糕点店收购鲜玫瑰花制作玫瑰饼。

    市民为装饰房间、点缀庭院，购花木者也不少，尤以石榴、菊花、水仙、月季、夜来香、晚香玉销量为大。花贩沿街叫卖，古城四处飘香。

    北京的腊月，天气最冷。谚云：“腊七儿，腊八儿，冻死寒鸦儿；腊八儿，腊九儿，冻死小狗儿；腊九儿，腊十儿，冻死小人儿。”可是，就在这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在花儿市、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等庙会上，以及大街店铺、中小巷深院里，随处可见鲜花。

    每年一到腊月十五，那些来自花木之乡的花农们便纷纷挑着花担拥进城里，或集中于庙会集市，或走街串巷，争先恐后地叫卖各种鲜花。

    花农的花担两头各是一个用荆条编成的圆柱形大筐，内壁糊有两层高丽纸，筐底中间放有炭炉，筐口上覆有穹隆形的筐盖儿。如此严实而温暖的简易设备，足可以保护各种娇嫩的鲜花免受风寒的袭击。

    虽说是寒冬腊月，但那鲜花的品种比起春、夏、秋三季却更为丰富多彩。打开筐盖儿，一股炭火的热气扑在脸上，暖烘烘的，热气中融合着馥郁的花香，钻入襟袖，沁人心脾。俯视筐中，映入眼帘的有腊梅、碧桃、迎春、瑞香、佛手、香橼、水仙、海棠、子孙石榴、子孙葡萄等各种奇花异草，碧枝翠叶，姹紫嫣红，令人目迷五色，心旷神怡。子孙石榴与子孙葡萄象征着多子多福，老人们盼望人丁兴旺，子孙满堂，都喜欢买一两盆，摆在八仙桌或几案上，终日笑眯眯地望着那些坠弯了纤细枝丫的石榴与葡萄珠儿，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在这些名贵的鲜花中，瑞香最受人欢迎。此花是世界名花，也是我国传统名花。《楚辞》称之为“露申”，民间称之为山梦花、千里香、雪冻花。之所以名为瑞香，源于宋代《清异录》中记载的一段神话故事。故事的大意是：庐山一老僧于庙后石凳上入定，境中闻花香浓郁，欣然而起，若有所悟，便于四周枯草中寻觅，竟得翠叶香花一株，欣然移植盆中，供于佛前，名之曰“睡香”。未几，春节至，而花香不减，敬佛者益多，四方奇之，咸谓老佛所赐，乃一年祥瑞之兆，遂易名“瑞香”。宋代诗人王十朋《瑞香花》：“真是花中瑞，本朝名始闻。江南一梦后，天下仰清茶”写的就是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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