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庙会

    旧时北京的庙会各有会期，每十天中逢“三”是宣武门外土地庙庙会，逢“四”是哈达门外花儿市庙会，逢“五”、逢“六”是阜成门白塔寺庙会，逢“七”、逢“八”是定阜大街护国寺庙会，逢“九”、逢“十”是东四牌楼隆福寺庙会。每到这些个日子里，这些庙中便百货云集，百戏杂陈，游人如蚁，拥挤不堪了。京都《竹枝词》云：“逢期庙会顾盼兮，三十六行色色齐，若遇人丛挨挤处，留神扒手窃东西。”

    庙会是一种很古老的贸易方式。北宋汴京的大相国寺、南宋杭州的昭庆寺，都是有名的庙会之地。北京的庙会，在明代最热闹的是都城隍庙。明人《燕都游览志》记载：“庙市者，以市于城西之都城隍庙而名也。西至庙，东至刑部街，亘三里许，大略与灯市（即东城灯市口）同，在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较多灯市一日耳。”当年西单旧刑部街西城隍庙的热闹情况，前人记载极多。不但珍奇货物样样都有，而且还有外国客商，所谓“碧眼胡商，漂洋番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见明人笔记《谈径》），可以想见那时庙会的热闹了。一直到清初康熙时，都城隍庙的会期才停止，移到报国寺、慈仁寺，就是王渔洋、朱竹坨等诗人常去的地方。等到康熙末年，隆福寺、护国寺等大庙会就都有了。这在康雍时人柴桑的《燕京杂记》中，就有清楚的记载了。

    庙会上的买卖，大都是租赁庙中的房屋、地段，固定设摊。如某家布摊、某家靴帽、某家服药、某家梨膏糖，这次会期在这里设摊，下次仍旧在这里摆，甚至几十年都不换地方，常逛庙会的人找起来是十分方便的。这些摆摊子的人，一个庙的会期结束后，再去赶另一个庙期。如初八护国寺庙会一结束，小商贩当晚便用排子车把货物拉到隆福寺设摊，好做初九的买卖。赶庙会是一种较特殊的买卖，说它是坐商，却又不停地搬家；说它是行商，却又有固定的地方。庙会没有夜市，做的都是白天的买卖。在北京，热闹的庙会前后存在了足有五百多年吧。

    民间花会琐谈

    古老的北京城，庙宇梵宫星罗棋布，佛事活动四季频繁，几乎每隔半月便有一次庙会。因此，与庙会息息相关的民间花会，也日趋发展起来。其组织之严密，技艺之高超，影响之深远，均值得一谈。

    民间花会源远流长，早自汉代即有之，彼时称作“百戏”，宋元时称“社火”，其活动内容多为高跷、旱船、秧歌、舞狮等。南宋范成大对它的评价是：“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清代以来，由于统治阶级及八旗庶民皆迷信神佛，从而使民间诸般花会披上了一层浓厚的佛教色彩。尤其进入晚清后，由于慈禧太后的赏识与推崇，京城内外的民间花会组织不断扩大，种类逐年增加，技艺日臻高超，影响日趋深远。迄今有些会种，依然活跃在北京乃至全国诸多城镇乡村。

    绚烂多彩的民间花会，旧京谓之“走会”或“过会”。因其从会首家出发，前往寺庙朝顶进香，总要穿街过巷，边走边练，故曰“走”或“过”。凡名刹开放之日即走会之日，如正月初二广安门外五显财神庙祭财神，三月初三东便门里太平宫王母娘娘蟠桃圣会，四月十八日妙峰山碧霞元君诞辰，五月初十宣武门外都城隍庙城隍出巡，六月二十四日崇文门外关王庙祀关（云长）老爷磨刀，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什刹海广化寺盂兰盆会，等等。届期各花会云集于山门内外，歌之舞之，极一时之盛。

    花会中的领袖曰“会首”，内部人则称之为“把儿头”或“大督管”，非德高望重、有钱有闲者，莫敢就其位。辅佐会首主持会务者谓之“前引”，一般由两位谙于会规、巧舌如簧、精明干练的中年人充任。会中之成员，统称为“会友”，均系五行八作中的穷苦劳动者与虔诚的佛教徒。

    凡愿参加某档花会者，首先熟习并承认其会规，由充当中人（即介绍人）的老会友口传心授。其条目甚多，诸如“心有神佛，勿生邪念”“笼箱自带，茶饭不扰”“善事多行，莫与人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带着神秘与迷信色彩的会规，是促使众多会友团结共事的一条纽带。其人际关系就像梁山好汉那样，“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旧京民间花会，有文武之分，文会不表演任何技艺，其宗旨只是虔诚地为寺庙神佛奉献供品，并为各路香客热情而无偿地服务。每届大庙会之期，文会还须先行一步，在通向山门的各条道路上高搭席棚，并设方桌、条凳、炉灶、茶具等物，以备众香客及武会之友休息兼饮茶进食之用。

    文会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这些虔诚的佛教徒，平素各操其业，自食其力，每遇庙期走会，便暂停营业，心甘情愿地服从本会大督管的调遣，挑一副沉甸甸的“笼子”，内装供品及服务所需之品，步行一二十里土路，乃至三四十里山道。一身臭汗，两脚血泡，却分文不取，毫厘不要，且满面春风，毫无怨艾。对佛的一片虔诚，可见一斑。

    文会名目繁多，诸如专为佛献四季鲜花的“献花老会”（多由丰台花农组成），为佛敬献高香的“盘香老会”，为佛敬献月饼与蜜供的“供碗老会”，为沿途所设茶棚贡献茶叶的“茶叶老会”，为沿途所设饭棚贡献食品的“馒头老会”，为茶棚、饭棚盘炉砌灶的“巧炉老会”（皆由炉匠组成），为沿途各棚帐提供夜间照明所用蜡烛或油灯的“燃灯老会”，为男女香客义务修鞋的“缝绽老会”（皆由皮匠组成），此外还有负责搭建席棚并捐献苇席、杉篙的“拜席老会”（皆由棚铺匠人组成），以及“献盐老会”“粥茶老会”“绳络老会”“修路老会”，等等，不胜枚举。之所以皆名之曰“老会”，盖言其历史悠久且受“皇封”也。

    庙会期间，各种文会所搭之席棚鳞次栉比，一面面绣着“某某老会”黑字的三角形杏黄旗高挑于半空中，被徐来的清风吹得飘飘悠悠，与次第而来的一档档武会及三步一叩首的还愿香客构成一幅富于神秘色彩的立体画卷。当金乌西坠、夜幕降临之时，席棚中纷纷点起红烛或陶质的香油灯盏，一束束昏黄的光线从席棚的缝隙透出来，与天际的月光星斗遥相辉映，加以从庙中传来的阵阵鼓磬之声和散自棚内的袅袅香烟，往往把人带到对极乐世界的美妙冥想中去。

    文会每年糜费颇巨，会首尽管会因此而倾家荡产亦毫不心疼，此等“无我”之精神恰恰符合佛教的本意。

    文会是各大庙会的慷慨赞助者与热情的组织者，但最能烘托庙会气氛的则非武会莫属。旧京大小武会近百种，而最常见且必不可少者，仅十余种而已。

    每次走会，居首位者曰“开路”（亦称耍钢叉或舞钢叉），演练时钢叉上下翻腾，左右旋转，银光四射，响声哗然，大有逢山开路、不可阻挡的雄浑气势。

    紧随其后的是“五虎棍”，以勇猛、火暴见长，表演赵匡胤与董家五虎搏斗的故事。因其师承不同又有“少林棍”“跟斗棍”“五路打虎”及“藤牌少林棍”之别。

    继之是“高跷”。那十四副八十五厘米高的杉木腿子谓之“辖客木”，象征着山门前拦路的木栅。踩跷者个个披红挂绿，浓施粉黛，分别扮演渔樵、村妇、文武扇等人物，频击锣鼓，尽情戏逗，翻滚跳跃，无一闪失。

    步“高跷”之后尘者，乃为“中幡”。凡练中幡之会友，皆彪形大汉。其幡高两丈，面料为红缎，上绣“晃动乾坤定太平”七个黑缎字，系于碗口粗的竹竿上，顶部缀以串串铜铃及筒状花伞，总重约四十斤。此物象征庙前之幡杆。按空门旧规，庙前幡杆平素只有木杆耸立，诵经有所“悟”时，立即挂幡于杆上，以告四方。表演中幡时，总以扔得高、立得稳为准则。尤其是路经牌楼时，必须竭力将中幡扔向半空中，使其逾越牌楼而落下。表演者跑过牌楼后，以肩部或肘部承接；偶有以前额承接者，则更为精彩；至于以双手承接，虽美名曰“怀中抱月”，然实属下乘也。正因其难，故旧京有“中幡怕过牌楼”之俚语。

    中幡之后是“狮子会”。此会所耍之狮子以“太狮”（即大狮子）为主，“少狮”为辅。太狮是娘娘庙山门前左右一对石狮子的象征。旧京狮子会以朝阳门外东坝的“大坝马房堡子北门金铃祖狮”最负盛名。这对自清代乾隆年间传下来的青、黄太狮，造型雄伟、凶猛，舞动起来精神抖擞，粗犷有力，节奏明快。这对狮子出动时，各路狮子都要闭目颔首，匍匐在地，为其让路，因此而受皇封。

    列于狮子会之后者，依次是“双石头”、“石锁”、“杠子”、“花坛”、“吵子”、“杠箱”、“天平”（又名“莲花落”或“什不闲”）、“神胆”（即大鼓）。十三档花会排列有序，旌旗迎风招展，锣鼓响彻云天，绵延数里。

    京城处处扭秧歌

    最近几年，北京街头出现一种新景观：成群结队的中老年妇女身着彩衣，浓施粉黛，于清晨或黄昏，占据街头宽敞地带大扭特扭秧歌，为本已极度喧嚣的城市再添几分热闹。

    如今北京妇女所扭之秧歌，系由清代之“地秧歌”演变而来。原始之地秧歌，是一种时令性极强的民间花会，随妙峰山等处各大庙会而出演，且皆由男性装扮成头陀、渔翁、渔婆、樵夫、农夫、傻公子、傻公子老婆以及文扇、武扇（手中持折扇）、俊鼓（小生扮相击鼓）、旦锣（青衣扮相打锣）等十余个角色，以俚歌小曲、诙谐对话、幽默动作表演八仙或梁祝等的故事。

    秧歌在各大庙宇山门前演出时，内容分“堆山子”“走场”“别篱笆”“逗场”“演唱”五部分。它的舞蹈动作是根据头陀的几套基本动作演变成六十四个套路，节奏明快，强弱对比鲜明，动作幅度大，刚劲沉稳，给人以粗犷有力之感。并吸收了戏曲表演技巧，讲究手、眼、身、法、步的协调与统一，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

    地秧歌作为一种载歌载舞的民间花会，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曾对北京人，尤其是儿童产生了极大影响。清顺治进士施闰章《愚山先生诗集·灯夕口号诗》曰：“秧歌椎击惹闲愁，乱簇儿童戏未休。见说寻常歌舞竞，大头和尚满街游。”并自注云：“都下儿童，竞唱秧歌，击椎相应，又扮大头和尚为戏。”诗中大头和尚者，即“大头和尚度柳翠”之神话故事：王母瑶池仙女柳翠思凡下界，罗汉度其重上天宫。故事记载，最早见于南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

    自清初至民国期间，北京城内及郊区表演地秧歌的花会组织凡二十余档，其资格最老者当数朝阳区弘寺地秧歌老会，迄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素享盛名，可谓鲁殿灵光。以其资深而技艺高超，并有推陈出新之改良举措，遂于1986年北京地区龙潭杯民间花会大赛中荣获优胜奖。

    自改革开放以来，内地数以几十万计的妇女从不同工作岗位退休后，既无动荡之忧，又无凋敝之患，于是选择与自身文化素质相近之娱乐方式，求长寿之道。于是一支又一支的大小秧歌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乃至形成京城一大景观。

    更令人欣慰的是，京城一切秧歌队的所有女性，皆一改昔日腼腆之故态，能在群众围观且指手画脚、品头论足的纷乱环境中旁若无人地翩翩起舞，确实达到了佛教“无我”“无畏”的境界，也真是一种莫可名状的享受。

    闲话踩高跷

    小时候在北京，我十分爱看“高跷”。腊月里、正月里，四郊农民一二十人扮上角色，一堂锣鼓丝竹，踏上高跷，扭扭摆摆进城串街走巷表演。北京人家一般都关着大门过日子，听见外面的锣鼓丝竹声，是什么呢？孩子们最好奇，打开大门一看，哦，踩高跷的过来了。进来玩玩吧，一个一个弯着腰，低着头，高抬脚，迈过门槛，从大门洞进来。孩子们好奇又惊讶地看着他们，觉得大门洞对他们来说太低了。看着他们，孩子们觉得自己更小了，真像小人国的人遇到大人国的人。

    高跷能玩些什么呢？“大头和尚戏柳翠”“小二格赶驴”“傻公子上京”“渔樵耕读四时乐”，等等。高跷只能摇摇摆摆地走着表演，而且走的是一定步伐。领头的是大头和尚，手里敲着木头梆子，随走随敲。表演的人按照他敲的快慢来扭着走，手上再做一些动作，如扮小媳妇的，一手贴着腰，一手甩着手绢；扮小二格的，摇着赶驴的鞭子。表演时走的路线有走圆圈、走拗花（如大写两个英文字母“S”交叉）、走四门斗（四角对穿走三角），等等。

    踩高跷的人休息时更好玩，既不能站立不动，又不能坐，必须靠在墙上或窗户边站着。只见靠在窗户边站着的大头和尚，把木梆夹在腋下，把头套推上去挂在头上，掏出烟袋、烟荷包、打火镰，悠闲地抽烟。我出神地看着他，但他并不注意我。他哪里想到他那瞬间的神态，会给我留下永久的印象呢？

    高跷是秧歌的一种。《京都风俗志》云：“秧歌以数人扮头陀、渔翁、樵夫、渔婆、公子等相，配以腰鼓手锣，足皆登竖木，谓之高脚秧歌。”

    《定县秧歌选绪论》也说：“北平唱秧歌的人，脚底下绑上三四尺高的木棍，叫做踏高跷脚。”这种形式，在清初就十分普遍了。这种古老的带有泥土气的玩意儿，给孩子们的欢乐，可以说超过了梅兰芳的《天女散花》。

    骑毛驴逛白云观

    骑小毛驴逛白云观，是北京人正月里的一件乐事。白云观正月初一开庙，初八顺星和十八会神仙是两大高潮。整个正月里，白云观摊贩林立，仕女云集，成了一个大型庙会。当时，进入正月的宣武门门洞旁，便出现一些来自农村的赶毛驴的，每人牵小毛驴三五头，伫立街头，等候主顾。笔者与友人曾各雇得小毛驴一头，前往白云观。

    将钱给赶毛驴者后，即给你一条鞭子。骑上毛驴，无须多劳，小毛驴即直奔白云观而去。到了观门，照例将鞭子往鞍座上一插，那小毛驴不待我们指挥，便又自行奔返原出发地点去了。这样的“自动化”，从未听说出过任何差错。手续简便，较今日之“的士”别有一番风味。

    入白云观，总要“打金钱眼”。白云观的山门外有一风桥，桥下是干地，桥洞中一老道闭目静坐，终日不吃不喝。桥洞前悬一硬纸做的大钱，直径盈尺，中间钱眼径四寸许，内挂一铜铃。香客游人求子嗣、求福，便以硬币向金钱眼中投掷。据说，能投入者即可如愿，入而又能掷中老道者更是多子多福。如身无硬币，桥旁即有道士专门负责兑换，可谓“道亦有道”矣。

    白云观建于唐代开元十年（722），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初名天长观，金泰和三年（1203）改为太极宫，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改名长春宫，成为供奉道教全真派七真之一邱处机之圣地。邱死后葬在那里，被追谥为长春真人。明正统八年（1443），长春宫改名为白云观，沿用至今。每至正月十九，都人“致浆祠人，游冶纷沓，走马蒲博，谓之燕九节”。“相传是日，真人必来，或化缙绅，或化游士冶女，或乞丐。故羽士百千，结圆松下，冀幸一遇之”。这是会神仙的由来。清人得硕亭的《草珠一串》中有“才遇元宵未数天，白云观里会神仙。沿途多少真人降，个个真人只要钱”之句。

    白云观是北京最大的道观，也是全国最著名的道观之一，观貌庄严，比江西龙虎山天师府的玉清金阙还绚丽宽敞。全观有六进大殿，依次为大雄宝殿，供昊天大帝；灵官殿，供马魁胜、赵公明、温琼、岳飞四元帅，康熙间改祀关帝，仍称灵官殿；七真殿，供道教全真派教祖王重阳的七位高徒，即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女）等；老律堂，供太上老君李耳；丘祖殿，供长春真人邱处机塑像，邱像传为元代雕塑大师刘元所塑，殿下埋真人遗蜕，道家称此殿为“龙门祖庭”；再后是三清殿，供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三神祇；最后一进是星宿殿，又名星神殿，塑有全部星宿神像。正月初八那天，天尚未明，就有人来争烧第一炷香。一时人如潮涌，烟雾弥漫。香客进入大殿，便由左至右往下数，如你是五十岁，便数到第五十位神像，那便是你的值年星宿，于是顶香膜拜，以求保一年的平安顺遂，此谓之“顺星”。

    雍和宫“打鬼”

    北京雍和宫过去有“打鬼”的传统。何谓“打鬼”？其正名曰“跳布扎”。这是蒙古语，是“驱魔散祟”的意思。是黄教喇嘛特有的宗教乐舞，是极为隆重的宗教大典。清代雍和宫跳布扎时，皇帝要亲临观礼或派王公大臣参加。

    跳布扎，各喇嘛庙均有此活动。《燕京岁时记》云：“打鬼本西域佛法，并非怪异，即古者九门观傩之遗风，亦所以攘除不祥也。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诸天神将，以驱逐邪魔，都人观者甚众，有万人空巷之风。朝廷重佛法，特遣一散逸大臣以临之，亦圣人朝服阼阶之命意。打鬼日期，黄寺十五日，黑寺二十三日，雍和宫在三十日。”据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都有喇嘛庙跳布扎。辛亥革命后，因经费无措等多种原因，北京只有雍和宫一家跳布扎了。跳布扎时，喇嘛们戴着奇形怪状、狰狞可怖的面具，穿着五颜六色的各式服装，在鼓乐和诵经声中翩翩起舞，场面庄严热烈。

    雍和宫跳布扎在天王殿前广场，分三天举行。正月二十九日早晨开始叫“演鬼”（相当于剧场排练）。三十日从中午开始“打鬼”。二月初一凡参加跳布扎的喇嘛，绕雍和宫一周，叫“绕寺”。如正月是“小月”，则提前一天。

    跳布扎共分十三场，第一场“跳白鬼”，第二场“跳黑鬼”，第三场“跳螺神”，第四场“跳蝶仙”。黑白鬼戴骷髅面具，一个衣白，一个衣黑；螺神面具是狰狞的笑脸，头上扣一个螺虎，穿绣花长袍；蝶仙也是笑脸，两耳似蝴蝶翅膀，穿绣花紧身宽袖衣裙。白鬼还斜挎一个盛满白粉子的布袋。刚开始时，白鬼往观众身上撒白粉子，叫“撒煞气”。撒到谁身上，一年衰气，观众自然退后，场子就腾出来，所以又叫“净坛”。

    第五场“跳金刚”，第六场“跳星神”，第七场“跳天王”，第八场“跳护法神”，第九场“跳白救度”，第十场“跳绿救度”。这些金刚、星神、天王，都是释迦牟尼派来擒拿魔王的，其面目更是狰狞可怖，很多是三只眼，服装也更加鲜艳。

    第十一场“跳弥勒”，俗称“捉鬼”。上场共七个弥勒，一大六小。大弥勒穿黄绣花大袍。在弥勒出场后，变为梅花鹿的魔王出场了，这时所有的金刚、星神又都出场了，围着梅花鹿舞起来，场上气氛达到高潮。在弥勒佛法力的威慑下，众星神、金刚把梅花鹿捆起来，魔王被擒住了。

    第十二场“斩鬼”。魔王现了原形，是个一尺多长的面人，被钉在三角钵里。大弥勒将一把金光闪闪的月牙斧交给金刚。金刚用大斧把魔王的头砍下来——祸国殃民的魔王被消灭了。

    第十三场“送祟”。斩杀魔王之后，从此天下太平，庆祝胜利，一年一度的跳布扎活动就此结束。

    荷花市场拉洋片

    记得昔时在北京，夏天逛荷花市场，看拉洋片真是饶有兴趣。暑假到什刹海玩，是由太平仓、西皇城根、西不压桥绕过去的，一走完乐家花园北墙根，不远就到了。在大柳阴下，远远的就先听到一种声音：咚咚锵——咚咚锵——这是什么呢？这是老太太和十来岁的儿童最爱看的玩意儿——拉洋片。

    今天，家家都有电视机，看电影也很平常，自然没有人再提“拉洋片”了。但是在旧时，那还是非常吸引人的玩意儿。

    咚咚锵——咚咚锵——看了一片又一片。哎，来到了十里洋场上海滩，你看那呜儿地一声汽车屁股直冒烟；再看那一片杭州景，西湖上桃红柳绿三月天……

    咚咚锵——咚咚锵——再来看这一片，那吴佩孚大战阎锡山，娘子关前迫击炮，轰轰、轰轰打上个没有完，眼看着阎老西儿玩儿完……

    咚咚锵——咚咚锵……

    那时，我坐在板凳前，趴在那个木箱子边，一只眼睁着从那个装有凹凸玻璃的洞眼贪婪地看着，听着那唱口汉子一边使劲儿地拉着锣鼓架，一边沙哑着喉咙唱着。我出神地张望里面放大了的彩色图片，仿佛真到了上海、杭州，真看到了吴佩孚、阎锡山。有的在“洋片”上还装了小灯泡，一拉动，那神奇的上海大马路洋楼上的电灯，真会“哗”一下都亮起来，太好玩了……

    拉洋片正名叫“西洋景”，到现在还有“拆穿西洋景”的说法。因画片上有西湖的景致，所以也叫“西湖景”。一架像钢琴般大的彩画箱子，用架子架起来。后面吊着八到十张大画片，前面有四个装有凹凸玻璃的洞眼，放下一张画片，即可从洞中张望到。箱子边上还装着锣鼓架，拉绳和片子连在一起，一拉，锣鼓有节奏地敲响，片子也吊起一张，演唱人按次序拉动演唱。旁观者看到上面的片子，产生了兴趣，再坐下来看放大了的图片。

    拉洋片之所以十分好玩，除了景儿好，还在于演唱人的精气神和滑稽有趣的唱词。演唱的调子虽基本一样，但各人有各自编的唱词。北京拉洋片的也出过名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金牙”就是载誉京华的拉洋片艺人。他的箱子大，片子大，都是庚子以来的时事片，唱词也很吸引人，所以成为拉洋片演出界的闻人。

    北京民间杂戏

    旧京民间杂戏最能吸引人者，是起源很早的耍猴儿与耍耗子。

    耍猴儿即古代沐猴戏，起源于南朝陈代。《陈书·始兴王叔陵》云：“归坐斋中，或自执斧斤为沐猴百戏。”清代《燕京岁时记》叙述颇详：“耍猴儿者，木箱内藏有羽帽乌纱，猴儿自启箱，戴而坐之……其余扶犁跑马，均能听人指挥。”

    旧京耍猴者大都为两人合作，一人背木箱与猴并敲锣招揽观者；一人牵狗与山羊，择宽敞处拉开场子，先将一铁橛子于地，令猴儿坐其上，俟观众围拢后即行表演。猴子伴随着节奏鲜明的锣声，又翻筋斗又竖蜻蜓，露出那红得像火焰的猴屁股，逗得观众哈哈大笑。顽童们则纷纷高喊：“猴儿屁股着火喽！”围观者愈发大笑不止，于是招来更多人围观。

    艺人相机变化锣声以为命令，猴遂打开木箱。听罢主人“打开柜来掀开箱，装一个三关杨六郎”一句唱词，即取一顶小纱帽戴在头上，坐于橛上闪目环视观众；主人接着唱“杨六郎回到三关上，装个坐殿的赵乾王”，猴即开箱换戴小王帽；主人再接着唱“赵乾王回到中军帐，装一个倒坐南衙的包丞相”，猴儿即又换上画着包公脸谱的面具，表情变化多端，憨态可掬；最后唱到“什么样的官儿都不怕，就怕衙门里的活阎王”，那猴儿便戴起一个“纬帘”（清代差役的官帽），并瞪着眼睛怒视观众，颇似凶相毕露的酷吏。

    继而是狗钻圈儿，羊拉车。猴儿坐在车上，挥鞭赶羊，狗随车行，转圈儿表演。猴儿忽而跳到羊背上翻筋斗，忽而跳到狗背上倒立，表演已达高潮，掌声四起。最后便是猴与主人一块向观众打钱。钱若打得不多，猴儿便跳上主人肩膀假装耳语，主人心领神会，假托猴儿的意思，再次向观众敛钱。

    耍耗子即古代之鼠戏。《燕京岁时记》云：“京师谓鼠为耗子。耍耗子者，木箱之上，缚以横架，将小鼠调熟，有汲水、钻铁圈之技，均以锣鼓声为起止。”这段记录，失之过简。

    耍耗子为单人表演，所驯皆小巧白鼠或花鼠。横架上设有楼、塔、瓜、桃、木鱼、木桶、秋千、转轮、软梯等模型，油饰得五颜六色。十余只小鼠分放于木匣中，轮流表演，各有所长，随着指挥棒（一尺长的竹棍儿）听着口令，绝对服从，且无半点差错。

    艺人口念“白猿偷桃”，小鼠即沿软梯而上钻入桃瓢；再念“状元祭塔”，另一小鼠即钻进塔腹；念“吕洞宾三上岳阳楼”，又一只小鼠即爬进楼中；喝一声“姜太公钓鱼”，即有小鼠应声倒挂于横梁上，以前爪倒抓木鱼之线，往复做垂钓之姿；再喝一声“李三娘打水”，便有小鼠以前爪提木桶出井口……待“戏完讨赏”一声令下，群鼠依次顺梯而下，纷纷拱手而立，以示讨赏。观者无不笑逐颜开，掷钱激赏。

    古拙的民间玩具

    现代北京的儿童，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就连手中的玩具，也比几十年前的“土玩意儿”洋得多、阔得多。人类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玩具自然也随之而革新。老年间的儿童玩具，虽说土得掉渣儿，却有新式玩具不可替代的古拙之气和文化蕴涵，且富于浓厚的人情味儿。

    土玩意儿的发明者和制造者们，大都名不见经传，但都是读“无字书”的状元。贫穷使他们过早地步入社会，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饱尝酸甜苦辣，于是便把喜怒哀乐的思想与感情寄托于雕虫小技，设计并制作种种儿童玩具，自娱而又卖钱——“面人郎”如此，“泥人张”如此，“风筝哈”如此，曹雪芹的后裔“毛猴儿曹”亦如此。

    北京城过去的土玩意儿多如牛毛——泥捏的、木刻的、纸糊的、草编的、线缠的、竹削的、铜铸的、皮蒙的、毛栽的、玻璃吹的，无奇不有，且不乏栩栩如生者，故有“小玩意儿赛活的”之说。

    大宗的泥捏玩具，在市场上占绝对优势。泥捏的小人儿、兔儿爷、脸谱儿，造型美观，彩画生动，其情态或笑或哭，或慈祥或狰狞，或面目可憎或憨态可掬。那些长于泥塑的民间艺人，没进过工艺美术的高等学府，更无雕塑家的称号，他们住在穷街陋巷，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苦日子，却用最纯洁的艺术美化着人们的生活。

    木刻的玩具，除了击之清脆有声的小梆子、小木鱼外，更多的则是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十八般兵器，与武林中所使用的真家伙毫无二致，只是缩小了尺寸，并添上了优美的油漆彩画。男孩子每每争购之而爱不释手，并常凑在一起“兵刃相见”，个个冒充英雄好汉，颇有尚武精神。“战斗”激烈时，那木制的兵器往往折断，因为心疼或怕回家挨打，遂一扫英雄本色，哭天抹泪，不欢而散。

    纸糊并彩画的关公、张飞、孙悟空、猪八戒等面具，囊括了京剧所有的脸谱，在相继开放的庙会上集中出售。面具摊是娃娃们的乐园，摊主则是娃娃们的启蒙老师，朝代顺序、人物名号、戏剧常识，均在交易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传播，娃娃们因此而兴致勃勃。

    黄铜铸造的福、禄、寿、喜、财诸神像，以及犀牛、骏马、梅花鹿等象征吉祥的动物造型玩具，皆中空而高不盈寸，且线条清晰而流畅，与其说是儿童玩具，不如说是精美的工艺品。就其巧夺天工的艺术手法而言，理应登上大雅之堂，但只横七竖八地散放于地摊上，任孩子们挑选。

    用马莲或蒲草编织的青蛙、螃蟹、蝈蝈等小动物，形象逼真，嵌入红小豆当眼睛，更加活泼可爱，并散发着青草的香气。其古拙的味道，尤为突出。

    敲糖锣与捏面人

    几十年前，古城北京最能招引儿童的声音是“打糖锣”的响器声。这种小贩，肩挑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纸糊的半人多高的小阁子，挂着木制的小型刀、枪、剑、戟之类的玩具，还有风筝、万花筒、彩匣和各种纸糊的花脸面具如孙悟空、猪八戒、张飞、李逵等。挑子后面是糖块儿、杏干、山里红、酸枣、桂花缸烙、糖薄脆、茯苓饼、泡泡糖等深受孩子们欢迎的小食品。

    一些打糖锣的肩挑货担，不走大街，专串小巷，足迹几乎遍及四城的小胡同儿。至于每一个打糖锣的，则往往有自己一定的路线，到时候准来。有些孩子一到钟点儿，就盼着“当当”的糖锣声了。

    还有一种民间艺人，俗称“捏面人儿的”。面人儿是把江米（即糯米）磨成面，再把面和水揉软，用颜料调成五颜六色，通过艺人的巧手，捏成各种古装戏曲中的人物角色。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西游记》中的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和尚；京剧《定军山》里的黄忠、《长坂坡》里的赵云等。他们身披各色铠甲，背扎四面靠旗，手执刀枪，威风凛凛，酷似戏曲舞台上的大将。这些民间艺术家往往是在街头巷尾当众表演，许多大小观众将他们包围起来，欣赏他们的绝技。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面人郎”和“面人汤”了。

    “面人郎”姓郎名绍安，高鼻梁，一双深凹的眼睛，是满族旗人。十二岁那年，他在庙会上看到一位赵师傅捏面人，便爱上了这门手艺，就天天守着赵师傅。赵师傅渴了，郎绍安给他端茶；赵师傅被太阳晒了，郎绍安给他挪地方。就这样，赵师傅收下了这个徒弟，教他捏面人的手艺。赵师傅叫赵阔明，是当时有名的面塑艺人，人称“面人赵”，又称“面人大王”，活了八十一岁。

    郎绍安的杰作，有孙悟空、吕布、达摩、嫦娥等，还有整出戏《二进宫》《三顾茅庐》《将相和》等，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生气勃勃。郎绍安没有文化，为了捏好《二进宫》这出戏，他省下钱来专门买票去看戏。他想捏一匹斑马，还特地到动物园去数斑马身上的斑纹。他最熟悉社会底层生活，最爱捏三百六十行的形象。像锔碗的、推车卖菜的、卖大小金鱼的、算卦的、要饭的、拉洋片的、卖风筝的……我见过他捏的“剃头”的面人：一个剃头匠手里举着把剃刀，正在给人剃光头。顾客围着块大白布，低着头，剃头挑子上有个脸盆架，架子上还飘着手巾呢！我还见过他捏的“打糖锣”的面人：小贩挑的担子只有半个火柴盒大小，摆上了三个假面具——孙悟空、关云长，还有《女起解》里的崇公道。每个都只有黄豆大，可是捏得惟妙惟肖。正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点名要他捏三百六十行。

    听说有一次，一位女顾客要郎绍安按照自己的形象捏个面人，他便当众捏了起来。不到半个时辰，一个穿着翻毛皮大衣、踩着高跟鞋的女人就呈现在观众面前了——与那位女顾客形神毕肖，而且她戴着戒指的手还举着大糖葫芦、空竹、风筝、气球，一看就知道这是刚从厂甸回来的游人。不仅那位女顾客分外满意，连声道谢，围观者亦无不称绝。

    1929年，郎绍安在北京目睹过孙中山先生的出殡仪式。前后六十四杠，还有大小篷车。出殡的队伍前面走到西四大街，后面还在西直门。后来他就凭记忆捏出了这样一个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出殡仪式。这是我所见过的面人艺术中最杰出的作品了。

    还有一种“吹糖人”的艺人，他们能用麦芽糖饴（就是糖稀）吹出各种人物。色彩虽然是一色驼黄，不若面人那样绚丽，却别具特色。他们吹制的“耗子（老鼠）偷油”“猴拉稀”“黄鼠狼拉鸡”“鹬蚌相争”等动物造型颇能引起儿童们的兴趣。如“耗子偷油”，一只老鼠俯身向下，贪婪地望着坛内的香油，垂涎欲滴之神情姿态惟妙惟肖。

    糖人既是糖稀吹成，当然也可以吃。不少顽皮的儿童往往在欣赏了老鼠、猴子之后把它们一口吞掉。不过，吹糖人的已把糖饴一再吹捏，孩子们把它吃掉，确是很不卫生的事。

    据说“面人郎”“面人汤”的后裔们又将祖传技艺发扬光大，博得了国外人士的赞誉！

    “鬃人儿”与“毛猴儿”

    北京的鬃人儿，是清朝末年兴起的一种民间玩具。因其历史不长，故在记述北京岁时风物的古籍中均无记载。

    所谓鬃人儿，是民间玩具艺人根据京剧和皮影戏创造的一种能够舞动的人物造型。其骨架用猪鬃扎成圆锥状，头部为彩塑，骨架外面套上五颜六色的古典服装，手持兵器或团扇等物，并按照戏曲演员“亮相”架势或“小车会”人物的舞蹈动作制成各种姿势的塑像，可谓集京剧脸谱和戏剧服装于一身。

    一套鬃人儿数量的多少，取决于戏剧或花会中主要角色的人数。例如一套《三岔口》的鬃人儿，只有店主刘利华和任堂惠。将这两个鬃人儿置于铜盘内，以木棍敲铜盘，人物借着猪鬃的弹性，立即挥起兵器舞动，一招一势，攻防分明，逗得围观者忍俊不禁，故有“铜盘好戏”之称。

    民国初年在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等庙会上出售的鬃人儿，其服装系用纸剪成，所绘花纹简单而粗犷。至第二代传人王汉卿，改用绢、绸、缎裁制服装，并对彩绘刻意求工。近期的王氏传人白大成，对旧工艺作进一步革新，将鬃人儿圆锥体的底部改为双脚或单脚（另一脚悬空），并根据力学原理使猪鬃的排列顺序和方向富于变化。这种运用新工艺制作出来的鬃人儿，受震后舞动得更加灵巧，已成为国际玩具市场的畅销货。

    北京的毛猴儿，比鬃人儿的资格老得多。这种古朴的民间玩意儿，小巧玲珑，生动活泼，给人一种强烈的幽默感。它是用“辛夷”“蝉蜕”“木通”这三种药材做成的人格化的小猴儿。辛夷一名“木笔”，为木兰科木兰属落叶乔木，入药用其未开之花蕾。《本草衍义》谓“辛夷花未开时，苞上有毛，尖长如笔”。用它做猴儿的躯干，颇为相似。用蝉蜕的口器和节肢两部分做猴头与四肢，极相像。至于木通，入药切成薄片后即卷成圆锥状，用其做毛猴儿的草帽或雨伞，都很得当。

    这种传统的北京民间工艺，内容丰富多彩，既表现了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又反映了拜年、祝寿、堂会、娶亲、出殡、踏青等风俗与韵事。

    毛猴儿论组出售，每组少则两三个，多则十几个乃至数十个，粘在纸板上或置于玻璃罩内。毛猴儿做工精细且价钱便宜，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把玩而不忍释手。

    春意盎然小金鱼儿

    北京人养金鱼，始于1190年金章宗修鱼藻池，迄今已有近八百年历史。上自官宦人家、贵胄大贾，下至布衣百姓，无不喜在鱼桌、泥盆或玻璃缸中蓄养几尾金鱼。闲暇时观赏，既可消遣解闷，又可颐养精神。

    位于天坛北侧的金鱼池，即金章宗所建鱼藻池之故址，其地方圆数百亩，乃中国金鱼之摇篮。开春以后冰雪消融，水绿而鱼红，映日结队争游，将碧水荡起层层涟漪。那盎然的春意，虽丹青妙手而难以绘出，唯身临其境方能领略个中诗情画意。

    杂居池畔的鱼把式，春日之劳作，决定着他们一年收益的多寡。除井然有序地准备繁殖仔鱼外，纷纷挑起古拙的鱼挑子，散入京城六街三市，高声吆喝：“卖大小——小金鱼来！”这抑扬顿挫的卖货声，将春天的消息传递给千家万户，为古城描画出浓艳的春色。

    金鱼商贩一副柳木高梁多格鱼盆挑在肩上，走街串巷，不时地吆喝着：“卖大小——小金鱼来！蛤蟆骨朵（即蝌蚪）大田螺来！”男女老幼只要一听到这富有春意的叫卖声，便兴冲冲地跨出大门，将鱼挑子团团围住。或选购几条五颜六色的金鱼；或挑几个蠕蠕而动的大田螺；或买一小盆黑黑的蛤蟆骨朵，仿佛广州人喝活蛇胆一般，一仰脖儿便咕嘟进肚里去了，那味道于苦涩中夹带着土腥气，据说可以清眼、败火、解瘟毒。痴心的父母爱子心切，每遇金鱼挑子过街，必然张罗着给孩子们买些蛤蟆骨朵喝。胆小的孩子把黑糊糊的活物送到嘴边时，往往因疑虑而踌躇，甚至被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金鱼挑子前后的两个木盆里，各用薄木板截成四至六个扇面形的小格儿，分别放有红、橙、紫、蓝、墨、古铜、银白、五花等各色金鱼。其品种有鹅头、虎头、龙睛、丹凤、玳瑁、珍珠鳞以及水泡眼等，皆因其形似而名之。更有异种者，系曾国藩玄孙所开“知乐鱼庄”的老把式经多年杂交培育而成。在这些极其珍贵的品种中，白而朱其额者曰鹤珠，朱而白其脊者曰银鞍，朱脊而有七枚白点者曰七星，白脊而有八条朱纹者曰八卦。此外，尚有金目、银目、双环、四尾之属，奇特而多变，卖者每每昂其值，待价而沽。

    北京人饲养金鱼，选择容器亦非常考究。小条金鱼一般放入玻璃盎或玻璃瓶中，转侧其影，大小俄忽，殊可一观。大条金鱼则置于庭院中的雕有龙头的泥质鱼盆或“鳝鱼青”陶质缸中。阳春时节，明媚的阳光透过清澈的水面，把鱼儿的倩影映在盆底。八九尾五色斑斓的金鱼摆弄着肥胖的头身与发达的尾鳍翕张而游，影随鱼动，似与主人相乐。忽然，一阵清风徐来，几片桃花飘落于水面，惊动了满盆金鱼，纷至沓来，吞吐落英，呷呷有声，或沉或浮，戏弄不已，真是趣味盎然，令人乐而忘忧。

    以鱼桌养金鱼，多见于殷实人家。桌架以花梨、紫檀或红木为之。桌面及四围镶嵌玻璃与天然彩色光泽的螺钿，常年置于客厅，宾主坐在鱼桌四面的绣墩上，品茗兼观鱼，赏心悦目。

    每年霜降后至翌年清明前，是小金鱼儿冬眠阶段，须将其置于室内阴暗处，不投饵料，亦不换水，使其静静地趴在盆底上，维持基础代谢，即可安全越冬。清明节后三四日，地气上升阳盛而阴衰，此时之金鱼爱好者皆像农民不违农时一样，将金鱼移到室外，谓之“出盆”。出盆后的小金鱼，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呼吸着骀荡的春风，吞噬着鲜红的鱼虫，不消数日光景，那冬眠时呆若木鸡的状态遂逐渐消逝。观其畅游之情景，恰似柳宗元《小石潭记》所云“往来翕忽”而“皆若空游无所依”。鱼乐，人更乐——鱼乐春光，人乐观鱼，其乐无穷。而乐天知命，恬淡不慕荣华富贵，恰是长寿之道也。

    老北京人悟出饲养金鱼之三昧者，不乏其人。小小的鱼儿并不像猫狗那样尚能以简单的鸣叫与主人交流感情，其舒服、欢乐或是痛苦之情态，只赖其游姿及色彩之变化来表达，即使受创伤而疼死，也是默默无声。这似乎是懦弱无能，实则是一种美德。它全身心地给人们以美妙的精神享受，一旦受到各种戕害，绝不像猫狗那样露出凶恶的獠牙和铁钩般的爪子。正因如此，诸多确有道德修养的正人君子越发青睐可爱的小金鱼儿。人人喜爱，家家喜爱，中国人喜爱，外国人亦喜爱，盖因它象征着平和与吉祥，盖因它点缀并美化着人类的春天。

    鸟趣

    老北京人的生活自古以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一年四季除操持正业外，总不忘玩乐，而且讲究玩出水平，乐得痛快。就拿养鸟迷来说，十之八九因入迷而精通，因精通而自得其乐，因自得其乐而长寿。

    老北京鸟迷是一支庞大的男士队伍。各府王爷、朝廷重臣、文苑名士，乃至贩夫走卒无所不包，古稀老翁、壮年大汉、翩翩少年，乃至黄口小儿无所不有。这成千上万的鸟迷连同他们各有绝唱的小鸟以及来历不凡的种种鸟具，也为北京的文化宝库蕴蓄了一串串灿烂的明珠。

    鸟迷们所精心饲养的小鸟，可分为鸣叫、观赏、技艺、狩猎四大类。鸣叫类如百灵、红子，观赏类如鹦鹉、靛颏儿，技艺类如扑雕、交嘴，狩猎类如黄鹰、伯劳。其中，以鸣叫类最为普遍，最富乐趣，最受鸟迷青睐。而迷醉于鸣叫类之鸟者，因其身份不同而各异。一般而言，文人多喜养百灵，无须天天遛鸟亦鸣叫不已；即使遛之，亦不必摆动笼子。武夫则多喜养画眉，不仅每日须起早遛鸟，而且要腆着胸脯迈着黄瓜架的步子将笼子摆动起来，透出十足的尚武精神。此即俗谓“文百灵武画眉”者是也。

    鸟迷们地位差异虽大，但只要提着鸟笼一路同行或坐在茶馆里，便“肩膀齐是弟兄”。彼此畅谈养鸟之道，气氛活跃而祥和，感情丰富而真挚，绝无高低贵贱之分。

    既然是鸟迷，便对所养之鸟无不视为掌上明珠。鸟迷中之富人，为“架”过来他人一只好鸟或一堂名罐儿，花五六百块大洋在所不惜，鸟一旦死亡或失盗，其忧愤之情如丧考妣；鸟迷中之穷人，宁肯自己挨饿也不能给鸟断食，宁可将破家典当一空，也绝不轻易撒手笼中之鸟。更有长年累月与鸟为伴而终身不娶者，虽不可思议，实则不乏其人。

    鸟具的考究，是鸟迷们的另一精神寄托。笼子讲究合竹（竹皮相合）细条，工精而美观；笼钩讲究铜银合金，出自首饰楼，光泽而柔润，经久不生锈斑；鸟杠讲究红木或金星乌木，华丽而显富贵气质；盖板儿（笼顶上之圆铜片）讲究精雕细刻吉祥图案，古色古香，耐人寻味；鸟食罐讲究薄胎细瓷、彩色纯正、画工精美之官窑出品。这“一提溜”（鸟迷用语，提的意思），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金碧辉煌，皆能工巧匠之杰作，凡得之者无不格外宝之以图争奇争胜。

    老北京的鸟迷们无一好睡懒觉者。当一般人还在梦乡时，他们已然提着鸟笼穿街过巷闲步十余里，并不约而同地聚会于茶馆，各自沏上一壶小叶茶，一来歇歇腿儿，二来互相听听鸟叫，或彼此欣赏一会儿对方的鸟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清晨的茶馆，既是人的乐园，又是鸟的乐园。茶桌上、屋檐下、窗户前，入眼皆是鸟笼，入耳均为鸟鸣。黄鸟的“七字炸”、红子的“腔腔音”、百灵的“家雀噪林”、画眉的“学小孩器”、蓝靛颏的“鸳鸯音”……种种妙啭之音，此起彼伏，争鸣不已。鸟乐不已，主人更乐而不已。于是借着兴头儿，互相谈谈茶经，论论鸟道，让让鼻烟，叙叙家常，诉诉苦衷，聊聊新闻。无论相识者与不相识者，多年的老友还是初交，只要是养鸟者，相见总是满面春风，有一股发自内心的亲热劲儿。

    深谙鸟道的茶客，在众人中享有极高的威信。茶馆掌柜为图赢利，更对其百般奉承，见面必点头哈腰，开言必称“某某爷”。凡精于鸟道者，其所养红子、百灵等鸟不仅有好音儿，而且全是“套子活”。就百灵而言，以能叫“十三套”者为上品，其顺序依次是：家雀噪林、山喜鹊、红子、公鸡打鸣、母鸡下蛋、胡肖、小燕、小猫、家喜鹊、鹞鹰、靛颏蕊儿、苇柞子、黄鸟套、画眉络儿与胡伯劳交尾儿。无论模仿哪一种鸟叫，均有一系列变化之音调，故曰“套”和“套子活”。

    每年春秋雨季，茶馆掌柜均以花笺红封请帖邀请养有套子活鸟者莅临茶馆，轮流主持“串套”，为众人所养之一般鸟“押音”（亦称“押口”）。串套前三日，茶馆门口即贴出大红告示，如同戏院门前的海报一般，以工工整整的楷书写明日期、被邀请者姓名以及鸟之品种。届时，鸟迷纷至沓来，茶馆内外座无虚席，每人面前一个鸟笼、一壶香茶，既给各自的小鸟押音，又可同时大饱耳福。平素人声鼎沸的茶馆，此时此刻竟无敢喧哗者。无论老少皆静心细听每一套叫音的内容与微妙的变化，咀嚼其中的韵味，从羽族世界中撷取人间生活的温馨。

    鸟迷若获得一只成套鸣叫的好鸟，真比得个儿子或孙子还高兴。“君子勿夺人之美”这句古训，对鸟迷来说无丝毫约束力。只要看到或听到别人有好鸟，就必须出高价求购。对方倘若爱不释手，则亦必多方求助朋友从中说和，并慷慨解囊请对方及说和者下馆子吃饭。花二三百块大洋弄一只好鸟，对老北京的鸟迷们来说，实为寻常之事。

    空中音乐——鸽哨

    曹禺先生的名著《北京人》中有一句台词道：“鸽子飞起来了没有？”配合着一只鸽子道具，后台效果中的鸽哨声响起，布景上窗外的蓝天、白云，使观众似乎是回到北京的古老的四合院中了。当然，如果要使北京味儿更足一些，这句台词还可以这样说：“鸽子‘起盘儿’了吗？”老北京玩鸽子的把“飞起来”叫做“起盘儿”。因为养的鸽子起飞之后，总是先绕着一个大圆圈盘旋着飞，所以叫作“起盘”。当然在戏中也不能完全用北京的土语或养鸽子的术语，因为这些历史上的方言和术语，不但外地人、外国人听不懂，即使今天的北京人，也不见得完全能懂。

    北京人玩鸽子讲究上“谱”，即叫得出名堂。《北京人》戏中奶妈送来鸽子，大少爷说：“还是个‘短嘴’呢！”因是上谱的名种，自然十分看重了。这些名目繁多的鸽子哪里来的呢？一句话，都是配种配的。这中间包含着“优生学”“遗传学”“胚胎学”“育种学”等知识，不要轻看玩鸽子，这里面有大学问呢。

    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世界上玩鸽子的国家很多，但多养信鸽。照北京人的办法玩鸽子的是不多的。北京人玩鸽子，简单说有三点，即看毛色、玩品种，看“起盘儿”、赏飞翔，讲“哨子”、品声音。

    “起盘儿”如何玩呢？就是每天一早，打开巢门，赶鸽子起飞。鸽子飞在空中是很恋群的，一巢鸽子不会飞散，总是绕着自己巢的所在地，一圈又一圈地忽高忽低地盘旋。鸽子的主人，这时站在古老的四合院中，背抄着手，高仰着脸，望着自己心爱的鸽子在碧蓝高爽的天空中，在朵朵白云下面盘旋飞翔，怡然自得。

    单纯飞翔还不够意思，还把管状竹哨子、银哨系在鸽子尾部。飞翔之际，借着风吹，呜呜作响，名叫“壶芦”，又叫“哨子”。

    北京养鸽爱好者成千上万，而养鸽系哨者，十之八九。每日清晨或傍晚放鸽飞翔时，阵阵美妙的哨音在空中回荡，令人迷醉。

    鸽哨起源甚古，屈指算来已逾千年矣。北宋诗人梅尧臣在其五律《野鸽》中云：“谁借风铃响，朝朝声不休。”与梅尧臣同时代的词人张先亦有“晴鸽试铃风力软”之句。南宋诗人范成大黎明即起，以听户外打更、诵经、鸽哨声为乐，曾有七绝曰：“巷南敲板报残更，街北弹丝行诵经。已被两人惊梦醒，谁家风鸽斗鸣铃。”

    有清以来，玩乐之风日炽，鸽哨亦然。光绪年间，富察敦崇在其所撰《燕京岁时记》中云：“凡放鸽之时，必以竹哨缀之于尾上，谓之壶芦，又谓之哨子。壶芦有大小之分，哨子有三联、五联、十三星、十一眼、双筒、截口、众星捧月之别。盘旋之际，响彻云霄，五音皆备，真可以悦性陶情。”

    北京的养鸽之家，鸽哨讲究品类繁多，质地精良。更有炫奇斗富者不惜重金搜罗稀世绝品，因而促使鸽哨艺人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精选苇、竹、葫芦、匏、银杏壳、荔枝壳、莲子壳乃至虬角、象牙等材料，制造出名曰“四筒”“五联”“五排”“九星”“三十五眼”“梅花七星”“众星捧月”等千姿百态的鸽哨，以供养鸽者聆其音色之悠扬，或观其造型之优美。

    鸽子大小与体力有别，佩系鸽哨亦不同。易驯而善飞的“点子”每每佩系以“众星捧月”的大葫芦，体型小巧的“黑玉翅”则佩系轻便的“二筒”或“三联”。北京养家称一群鸽子为“一盘儿”，百余只者曰“大盘儿”，五六十只者曰“中盘儿”，二三十只者曰“小盘儿”。盘儿的规模不同，佩系鸽哨的数量亦有别。一般而言，小盘儿鸽子其中仅有两三只佩系鸽哨，大盘儿鸽子佩系鸽哨则三十余枚矣。

    鸽子放飞的形式，分为“飞盘儿”和“走趟子”两种。飞盘儿者，群鸽腾空而起，绕宅低翔，盘旋再三，逐渐升高，直薄云霄，良久而下翔，再次绕宅低飞数圈后降于屋脊。倘饲养有方而又训练有素，则可三腾三降而始落瓦面。鸽群盘旋于空中时，其哨口受风角度时有变化，故所发之音忽而洪大，忽而细微，忽而强劲，忽而缥缈。当鸽群“摔盘儿”时，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轮番回旋，其哨之音响瞬息万变，五声交错，八音和谐，与舞台之交响乐异曲同工，闻之则陶醉也。

    所谓“走趟子”者，即鸽群凌空盘旋未几即飞向远方，天气愈晴朗，疾飞愈遥远，达于百里之外者，不足为奇耳。乍起时，鸽影徘徊，哨声缭绕，转瞬则声影杳然，不知其所。主人成竹在胸，品茶以待。忽听缥缈的哨声自天边传来，由细微而渐渐洪亮，则知其鸽群回翔归巢矣。较之飞盘儿，别有一番情趣矣。

    玩交嘴雀

    小时每于秋冬易节之际，总喜欢玩交嘴雀。交嘴雀是一种体长约16厘米、体羽大部分为紫红色或黄绿色的可爱的小型候鸟，因其上下喙尖反曲交叉，故名交嘴雀。这种小鸟并不像黄雀或“红点头”那样具有天然灵巧的歌喉，为了“藏拙”，从来不肯轻易叫一声。然而，它却极易被人驯服，一旦驯熟之后，即可在主人的指挥下表演一整套精彩的杂技，因而也就颇受孩子们的喜爱。

    中国东北和河北山区的松树林，是交嘴雀繁殖与生活的乐园。当寒冬即将侵袭北方苍茫大地的时候，它们便挈妇将雏、成群结队地迁往温暖的长江流域。不幸的是，每当它们飞经北京的时候，为了觅食，往往误入鸟贩子的罗网，继而变成公子哥儿的玩物。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就有京师十月玩交嘴雀的记载，可见交嘴雀作为玩物是古已有之的了。

    旧时在隆福寺或土地庙的鸟市上，花几枚铜钱便可买一只很好看的交嘴雀。乍买来时，它野性很大，必须捆上翅膀，戴上“脖锁儿”（铜丝制成的小锁链），架在一根尺余长的荆条上，谓之“上架”。主人必须终日与鸟儿形影不离，频频喂以食水。旬余，即可解开翅膀，投入由简而繁的训练。

    交嘴雀的“叼技”非常高超。主人把小纸旗、小铃铛、彩绸条以及烫有小窟窿的胡桃等物通通放进一只特制的红色小纸箱里，置于高远处。只要“嗨”的一声令下，交嘴雀便展翅飞奔纸箱，以它锐利而灵巧的喙拧开箱口的插销，待箱盖儿“啪”的一声弹开后，依次将内中的玩意儿叼在主人手里，从而获得几粒苏籽、小麻籽或葵花籽的微薄奖赏。

    最为精彩的是叼“八卦”。所谓八卦，是以马粪纸糊成的无底八棱台，高三寸，顶部中心穿一针孔，另具二至三张略小于八棱台周长的硬纸片，每张纸片的中心与八条棱边处皆穿细孔，各以棉线或曲别针固定九面小纸旗——位于中心的小旗儿红色，余皆绿色，而后以双股棉线及曲别针将硬纸片层层悬于棱台内。主人将八卦悬于树上，“嗨”声一落，交嘴雀便将外层八个绿旗顺序叼给主人，那速度如流星，似闪电，令人眼花缭乱。及至最后叼中心部位的红旗时，由于伸出了被曲别针所夹住的棉线，外层的八卦圆形立即脱离八棱台，忽忽悠悠地飘落下来。就在围观者情不自禁地交口称誉的时候，交嘴雀已然又奉主人之命继续叼第二层卦形上的小旗了。

    驯养苍鹰

    在北京成千上万的养鸟者当中，最气派的莫过于养鹰了。论个头儿，一尺多高；论分量，二三斤重；论形态，纹翮鳞次、利喙钩爪。如此雄健威武的庞然猛禽架在胳膊上，怎能不引人注目，又如何不气派？

    鹰，亦称苍鹰。从《诗经·大雅·大明》中的“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一语看来，远自上古时代，中华民族就已然把鹰这种猛禽看作是威武的象征了。

    隋朝开皇年间，设置骠骑将军府，每府置骠骑、车骑二将军。大业三年（607）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将军，车骑将军为鹰击郎将。足见当年的统治者在武将中极力提倡鹰的奋扬威武精神。

    关于大批驯鹰使其成为狩猎工具的史料记载，亦始见于《隋书·炀帝纪》：“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唐代沿袭了前朝饲鹰遗风，专设鹰坊，由闲厩使（官名）管辖。由于朝廷与民间养鹰之风日盛，因此以鹰为题材的诗词亦层出不穷。例如杜甫的“万里寒空只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力赞了鹰的形美与善飞；柳宗元的“凛然空翻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声情并茂地状出了鹰的敏捷与磅礴气势；而耿炜的“举翅云天近，回眸燕雀稀”，则描绘出雄鹰凌空搏风、杀气森森的威武之貌；而苏东坡“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那驾鹰出猎的气势，又是何等的奋发、昂扬。

    清朝八旗子弟因受历代帝王行围狩猎之风的影响而最喜放鹰捕兔，以至进行“较猎”比赛活动，此风历时二百余年而未泯。

    每年秋末冬初，皇帝必去南苑、北苑或西苑行围狩猎。上万人的狩猎队伍随侍其后，架着鹰牵着狗，浩浩荡荡，势若出征。狩猎回宫后必举行庆功宴会，演奏《飞燕捉天鹅》（春秋战国时鹰捕天鹅的故事）等乐曲，并论功行赏。上行下效，八旗子弟皆不甘寂寞，纷纷雇佣鹰把式，以捕鹰、驯鹰、放鹰、较猎为乐。

    刚捕获的生鹰，须经一个多月的驯养，昼夜熬着令其不睡觉，亦不喂食，以消磨其野性而逐渐与人亲近。正如古人总结鹰性所云：“饥则附人，饱则飞去，遇风尘之会，必有凌霄之志，唯宜急其羁绊，不可任其所欲。”熬鹰、训鹰的苦差一向是把式的分内事。把式熬鹰，经常于夜间架鹰步行四九城，俟东方既白遂回家换人接着熬鹰。这种歇人不歇鹰的残酷驯养，直至鹰不怕人并开口吃食即告结束。此时携鹰至野外捕兔，即可大显身手，令人非常快慰。

    猎兔的情景是扣人心弦的。主人站在荒野的高处，除掉鹰帽、爪套及爪链，鹰便环视四周，跃跃欲试。主人的几名助手四散于方圆数百亩的荒草丛冢中，以修长的枣木杆儿在其中四下搜寻，徐徐前进，忽听枯草刷刷一响，随后便有一只野兔霍然窜逃。那躲在远处的猎鹰早已疾目而视，猛然腾空而起，恰似一道闪电凌空掠过，及至俯冲下来，那可怜的野兔立即鲜血迸溅，气绝身亡矣。无怪乎唐代诗人章孝标有诗赞鹰曰：“穿云自怪身如电，杀兔谁知吻胜刀。”而王维《观猎》中的“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则更是传诵千古的名句了。

    八旗子弟放鹰捕兔时，如同军中的主帅坐镇指挥，发号施令，吆五喝六，虽声嘶力竭而乐在其中。至于作为战利品的野兔，往往送给下人，或吃或卖。唯一所求者便是玩得高兴、乐得痛快。

    冬日斗蟋蟀

    昔日的北京城，每至隆冬，经常是寒风凛冽，白雪皑皑。莫说人总爱躲进小屋烤火，就是刚换出厚厚绒毛的猫与狗，也总是被冻得浑身瑟缩着。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在诸多朱门中，尚可看到一对对号称“将军”的蟋蟀，在古老的斗盆中鏖战不已，胜者振翅长鸣，着实为冷峭的严冬平添了勃勃生气，给人们带来了乐趣。

    蟋蟀素有“百日虫”之称，其绝大部分自白露节被捕捉后，最多活至农历十月下旬即僵死。而北京善养蟋蟀的高手，诸如清室贵胄涛贝勒（载涛）、公爷德君如，以及博得“金霸王”美号的著名铜锤花脸金少山等人，每至深秋必以蟹肉、虾仁、生羊肝等精细食物饲养异品蟋蟀，俟冬至这天以虫会友，进行传统的“封盆”格斗。凡战而胜之的蟋蟀皆冠以“将军”称号。

    被封为“将军”的蟋蟀，均系主人不惜重金从数百只鸣虫中精选所得的上品，名曰“金丝额”“朱砂顶”“三段锦”“琵琶翅”“香狮子”……种种雅号，不胜记之，而色与形之变异，尤难尽其详。

    诸般名虫必用镌有“淡园主人”“恭信主人”等字样的青白色泥罐儿贮之。罐质抚之如绸缎，叩之似金石。每只上好的养罐里，必须放置一个扇形的小笼，作为雌雄蟋蟀求爱交尾的“洞房”。

    两只体重相等的雄性蟋蟀一旦移进斗盆，彼此便用纤细的触须寻觅“情敌”。一旦相遇，遂同时张开大牙拼命地厮杀，大有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的英雄气概。如此娇小的昆虫，格斗的战术与姿势竟然千变万化——忽而拧成一个“麻花扣”，忽而对顶成“铁板桥”，忽而咬抱着连续翻滚出几个漂亮的“狮子滚绣球”，忽而猛一口将对方咬翻按于盆底来一个“饿虎扑食”……这激烈的格斗，往往持续几分钟、十几分钟甚至二十余分钟，每每令围观的斗客拍案叫绝。

    二虫鏖战，彼此皆有伤残，或伤须，或折尾，或掉腿，或被咬破头项与腹部而满罐流汤（相当于血液）。重伤者自然甘拜下风，逃之夭夭，而占上风者则振翅长鸣。这种胜利后的欢唱，似乎是在向“洞房”中的“爱妻”报喜，又似是在向精心饲养自己的主人请功。这时，其主人便欣欣然有喜色，于是备酒宴请观战诸公，以虫为题，限韵赋诗，陶醉于欢乐之中。

    驯蛙、驯蚁艺人

    两栖动物青蛙和小小的昆虫蚂蚁，居然也能听从人的指挥，有条不紊地表演节目，说起来似乎令人不可置信。然而在早年北京的天桥，确有具这种“特异功能”的民间艺人，专门表演驯蛙、驯蚁。

    艺人所驯之青蛙，大小不等，皆为雄性，分别饲养于绿釉陶罐中。表演时，艺人以言语分别呼喊，青蛙立即相继跃出，依次表演列队、跳跃、翻滚等开人心颜的节目，比起耍熊、耍猴儿，别有一番情趣。而那最后一阵的呱呱齐鸣，仿佛把观众带到了郊野潺潺的小河边，或是茂密的芦苇荡，并由此而想起唐代诗人章孝标的田园诗：“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

    凡未经目睹者，对渺不足道的蚂蚁能够俯仰由人这一奇异现象，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认为是无稽之谈。而迄今健在的年逾古稀的老北京人，回忆起当年在天桥目睹驯蚁的情景时，无不津津乐道。但遗憾的是，始终不解其中的奥妙。

    早年出现在天桥的驯蚁艺人不过两三位。所驯的两种蚂蚁皆为工蚁（无翅，生殖器官不发达，野生时担任筑巢、采集食物、抚养幼虫等工作），呈红褐色或黑色，分储于两个小瓦罐里。表演时启开盖儿，两罐中蚂蚁纷纷爬出，混杂于一处，主人喃喃自语一番，忽喊一声“排队”，同时喂一小撮米粒儿，两群蚂蚁立刻截然分成两队，毫厘不爽，观者无不以为奇妙。

    当年天桥的驯蚁者究竟有何奥秘，至今仍是个谜。余以为，驯蛙、蚁等低级动物，绝非单靠喂食而奏效。据说20世纪20年代时，北京曾有善“聚马蜂”或善“聚蝎子”的奇特人，聚集前须运气并念“咒语”，一般人皆以为神秘莫测。令人不解的是，那种能使动物受到感应的技巧究竟是什么？那种能招呼动物的“语言”又究竟包括什么内容？这些都无文字记载，致使包括动物学家在内的所有人对此都无不茫然。

    余有感于此，遂咏《竹枝词》一首：

    旧京卧虎又藏龙，蛙蚁列阵也练兵。留得疑团今未解，虫豸缘何通人情？

    哈巴狗与袖狗

    北京人养哈巴狗与袖狗，可是有历史的了。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六十年风调雨顺，干戈宁静，王公贵胄及满朝文武大臣过着悠闲的生活，于是养狗、赏狗、斗狗，借以消磨时光，排遣寂寞。而小巧玲珑的哈巴狗与袖狗儿，因此也就备受人们的青睐。

    哈巴狗之名称，源于明代。明刘若愚所撰《酌中志》记载：“万历间，神宫监掌印太监杜用，养一哈巴小狗，最为珍爱。”

    北京的哈巴狗身材矮小而毛极长，高不过十寸，体重在七到十二磅之间，其颜色有白色、黑色、褐色、银褐色、杏褐色、红宝石色以及各种杂色。它们的外表优美得令人心醉，而且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故其身价比主人宅第中的仆人要高得多。北京的哈巴狗还有一个独有的特色，即它的脸总是团得圆圆的，给人以雍容而善良的感觉，这是其他任何洋哈巴狗所没有的。

    哈巴狗儿对主人的气味、说话声与脚步声极为熟悉。主人回家叩门时，最先迎至大门口的便是哈巴狗儿。它以亲昵的叫声和挠门的动作表示对主人的欢迎，及至见面后更是频频地缠着主人的腿脚，又摇头、又摆尾、又打滚、又撒欢儿，这一系列的乞怜，如同给主人吃了一粒木香顺气丸，一切的忧烦与懊恼全都烟消云散了。

    主人对狗的怜爱，除了喂以人所吃的一切膏粱美味外，还要把在首饰楼订购的一串银铃系在它的脖子上，并经常用潮脑（即樟脑）洗涤它的皮毛。太太们对哈巴狗儿更是宠爱得无以复加。

    比哈巴狗儿身躯更小的是袖狗儿，其小可藏于袖口中，堪称世界上最小的狗了。然而此狗性情却勇敢好斗，故又名斗狗儿。

    过去北京人看狗打架，瘾头是非常大的。当两条大狗站立着厮杀的时候，刹那间就能围拢一群人驻足而观。然而，有身份的人却从来不参加这样的行列，他们所欣赏的是在家里观看袖狗儿在炕桌上打架。

    有清以来，官宦人家饲养袖狗儿成风。闲暇串门时，把仅有一掌长的小狗儿藏在袖口里，在喝着茶聊着天的当儿，各自把袖狗儿放在炕桌上，观其咬斗以博一乐。

    随着清朝的没落，这种珍贵的袖狗也逐渐销声匿迹了。听说现在在青海、西藏的一些喇嘛庙里还有可能找到。

    角灯·泥花·铁蛋

    新年到了，对大人们来说是送旧迎新，恭贺发财；对孩子们来说，则是穿新衣，戴新帽，企盼天天吃好的，此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就是已经放了寒假，有充裕的时间和伙伴们一起玩了。玩的内容可谓丰富多彩。现在的孩子可以买电动汽车、电动冲锋枪、声控彩灯……可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小孩玩的是自制的猪角灯、泥花和铁球。回忆起来，别有一番趣味。

    农谚云：“小寒大寒，杀猪过年。”猪身上虽说都是宝，但猪蹄角大概是毫无用处的。可是这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却有了大用场。那时候农村是没电灯的，伙伴们找来许许多多挖了空心的蹄角，里面装上猪油，将埋在底部的一根线绳拉出来，然后点亮，玩个通宵都不会灭。大家每人一手举一个，在街头庙前跑来跑去，似流星一般。那高兴的劲头，比如今买个灯笼提着跑可美多了！

    玩腻了，孩子们就去放泥花。所谓泥花，就是事先将和好的胶泥捏成窝头状，顶部捅个眼，先用纸糊上，然后肚内装上花药，再封上底就成功了。这里面关键是花药，配花药的方法有个歌诀：“一硝二磺三两炭。”这指的是配药比例，即一两硭硝、二两硫磺、三两木炭就可。硭硝哪里来？孩子们一人找一块瓦片和一个纸盒子，到那些背阴的老墙根下去刮，半天能刮一大盒子。硫磺家家都有，因为那时候乡间还没“洋火”（即火柴），是用火镰在火绒上打火的，然后再用蘸了硫磺的麻秸秆一点就着了，所以硫磺不缺。至于木炭，在用大锅炖肉时，灶膛里总要烧些大木棍之类，烧完岂不正好就成木炭了。聪明的孩子们真有办法，将这些原料用圆木棍碾成面儿，再按比例掺和好，装进泥窝窝。到晚上放时，揭开顶部的纸，用燃香去点眼里的药。哇！灿烂夺目的火花飞起一人多高，能持续一二分钟。大家叫着跳着，又拍掌又欢叫。

    还有一件有趣的活动，就是踢铁蛋。铁蛋即今天所说的铁球，核桃大小，圆圆的，亮亮的。实心的不响，有空心的，肚里还有一个小蛋蛋，踢起来咣啷咣啷发出清脆的响声。而今少年玩玻璃球是用手弹，这铁球却是用脚在地上踢的。有的脚下极有准头，丈八远的距离，一脚踢去，十有八九中。那时小孩子是不许玩真钱的。街坊家的二石头不知从哪里弄来许多清朝的铜钱，还有平时攒下的杏核，输了的给铜钱也行，杏核两个顶一个也行。实在什么都没有，就弹你个大脑门。真是乐趣无穷！

    金华斗牛风俗

    浙江金华一带有一种独特的斗牛风俗，其方式不同于西班牙斗牛，而是牛与牛斗。人与牛斗，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牛与牛斗，同样紧张惊险，触目惊心。

    斗牛一般从每年春播后“开角”（第一次斗牛），直至次年春播前“封角”（最后一次斗牛）。除农忙季节外，几乎一月一大斗，半月一小斗。斗牛既是娱神，也以自娱，故百姓乐于参加。

    旧时，先由主持者出示通告，约期斗牛。场地周围打上木桩，拦以粗绳，场地两边各以青竹两枝弯成拱门，挂上红布，标名“场门”，这就是斗牛场了。

    斗牛期间，邻县乡民都赶来观看，各行各业竞陈百货，小摊小贩也来凑热闹，甚至三教九流、杂耍戏班也参与盛会捞摸几文。所以人山人海，熙攘喧嚣，场面宏伟，比赶集还热闹。

    参加比赛的牛大都短颈阔肩，腿健膘肥，体型高大，状如雄狮。牛主人教牛以撞、挂、拼等技法，并形象地给它取一个名字，如黄龙、乌龙、英雄虎、小金刀等，各绣在绸旗上，以资识别。斗牛开始，金鼓齐鸣，火铳震天，参赛的牯牛头簪金花，身披红绸，由四个身穿彩衣、头扎汗巾、腰系飘带的护牛壮士簇拥入场。评判者紧跟牛后，他们以青布包头，短裤赤足，兼管拆牛，俗称“拆牛人”，也称“牛头”。

    斗牛汇集后，经抽签决定次序，才正式开角。参加角斗的两头牛，由两家护牛壮士护送到赛场中央，两牛近距离对立，互相注视，俟牛性初发，即进而互击。这时四角交架，尾巴夹紧，尖角相撞，碰击有声。三五回合后，双方护牛者将牛强行分开，又让它们相互对峙。这样几经拆合，牛性大发，牛眼发红，越斗越紧张，越斗越凶险。万余观众则在紧锣密鼓声中呐喊助威。最后强者横冲直撞，以尖角直刺对方咽喉，弱者血肉模糊，夹着尾巴狼狈冲出赛场，斗牛才告结束。胜者哞哞长鸣，以胜利者自居，然后寻牛再斗。于是护牛者易牛再斗，再决胜负。

    最后获胜的牛称为“牛状元”。众人为其戴花披红，鸣锣开道，护送它回“府”。牛主人摆筵设席，宴请亲朋，庆祝斗牛胜利。

    曲阜祭孔

    为纪念孔子诞辰，孔子故里曲阜恢复了祭孔古乐舞。曲阜祭孔大典，每年有春、夏、秋、冬四大祭祀，而以秋祭最为隆重，因为孔子诞辰在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笔者早年曾躬逢秋季祭孔大典，当时盛况，犹能记起大概。

    祭孔需要很多的祭器。按周礼规定，大祭须按“太牢”的规格进行，要准备两头纯黑色的公牛、二十六只雪白的肥羊、二十六只黑色的肥猪、五只梅花鹿。祭孔前三天，先由屠户用红色木笼，将牛羊猪等抬到孔庙东北角神庖内，百户官叩拜后，屠夫身着黑褂，将牛羊猪等一一放血解剖，刮净晾干，取出五脏，带着头蹄，摆放在孔子像前的供桌上。供桌之大，可想而知。

    太牢之外，还有俎、豆、篚、爵、簋、罍、笾、鼄、象尊、山尊、壶尊、铜镫、铜簋、香炉、烛台等祭器。里边盛满了稻、粱、鱼、兔、韭沮、笋沮、芹沮、菁沮、黄酒等祭品。

    按照惯例，祭孔前三天，所有参祭人员必须到孔庙东西斋宿，在那里沐浴更衣斋戒。“小圣人”孔德成去孔庙时，被人用八抬大轿抬着，从庙正东的东华门进去。出来时，换上了绛紫色绣团花的祭服，宽大的袖口像个喇叭，肥大的下服像件裙子。演奏古乐舞的人员，更有一套特制的服装，一律蓝地五彩大领青边夹袍，方形平顶黑帽，青色皂布长靴，二百余人，阵势相当齐整。

    祭孔大典从晚八点开始，共行三遍礼，称“三献礼”。演奏三遍古乐舞，表演场地是在大成殿前的宽阔凉台上。彼时，二百多支蜡烛一起点燃，满院灯光，亮如白昼。当鸣赞（司仪）高呼“舞乐生就位，执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就位，分献官就位”时，隆重的祭孔大典就正式开始了。那响彻整个鲁国故城的鼓乐声，那雄壮有力古雅的舞姿，除了祭孔，平时是难以欣赏到的。

    最令人难以忘怀者，是看“小圣人”孔德成的举动。他能从杏坛前走到几十丈远的大成殿内，眼睛不看地面，一步一块方砖，正好迈到方砖的正中。这一段路，要上下几十个台阶，足见其平时训练有素。

    赵州龙牌会

    河北赵州有闻名海内的赵州桥，那里一年一度的“龙牌会”亦相当有名。“龙牌会”盛大而热烈，其中蕴含着诸多古老习俗，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

    龙牌会是以敬祭龙牌为主要内容的大型民间花会，多在春日举行。“龙牌”是一块雕有龙形花纹、中间写有“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位”字的木牌。与一般庙会不同的是，赵州有会无庙。龙牌平时供奉在会头家中，龙牌会期间临时搭棚供奉。在棚内，龙牌居中，龙牌的后面及两侧挂有佛、道、儒三教神像，也吊有扁鹊、华佗直至清代王清任等历代名医的画像。在赵州人民心目中，龙是天地之主宰，位居佛道诸神之上。这种独特的习俗，仅局限于赵州范庄一带，为全国独有。

    龙牌会起于何时，史无可考，但当地有许多传说。相传共工怒撞不周山之后，天塌地陷，洪水滔滔，共工之子勾龙和部落百姓一起漂流到赵州。勾龙为补父过，为使百姓安居乐业，带领百姓弃牧从农，平整土地，种植五谷，部落日兴。后来，颛顼带兵前来征讨，要勾龙让出首领之位，否则要血洗部落。勾龙为使百姓免受刀兵之苦，化作一只白蛾，于农历二月初二这天驾日光翩然而去。当地百姓为纪念勾龙，遂将他作为社神供奉，并于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至初四举行龙牌会祭祀。为感念勾龙教百姓弃牧从农之德，每年龙牌会期间，赵州一带百姓都一律食素餐，戒五荤。由于每年农历二月二左右赵州常有白蛾飞至，当地百姓便认为这是勾龙回来看望自己的子民，于是衍生出将白蛾与龙牌一起供奉的习俗。

    龙牌会的主要内容为“请龙”“供龙”，此外还包括为期三天的秧歌、高跷、戏曲、武术等娱乐活动。龙牌会期间，最郑重、盛大的场面是“请龙”，即将龙牌从会头家“请”到棚内。二月初一上午，着古装彩衣的花鼓队十几人一行便早早地列队等候在会头家门外。会头一声令下，所有花鼓队一起开始表演，近百面大鼓同时擂动，那气势真可谓惊天动地，气吞山河。每面大鼓四人同时擂动，节奏丝毫不乱。有些钹队由武术队改编而成，表演者将武术动作与钹糅合在一起，边敲边舞，粗犷刚劲。有些秧歌队则由六七岁的孩子组成，动作有板有眼，神情如醉如痴。表演持续约一个小时，在两只唢呐、两只笙的伴奏声中，龙牌从会头家中被请出，放入一个饰满花篮、纸花的大彩轿中，在秧歌队的簇拥下缓缓向龙棚进发。花鼓队边走边表演，沿途鼓声不绝，场面热烈庄重。整个“请龙”过程表现出浓厚的敬龙、祭祖的民族特色。

    太行山麓“捉黄鬼”

    每逢农历正月，太行山麓的河北省武安县固义村村民都要化装表演名为“捉黄鬼”的文娱节目，说来非常有趣。

    黄鬼是虐待父母、忤逆不孝者的化身。通过对它的捉拿和处置，教育人们要孝敬父母长辈，保持家庭和睦幸福。“捉黄鬼”又叫“大抽肠”。

    “捉黄鬼”传说是为了纪念春秋时秦王十三太子而流传下来的。当时，十三太子周游到晋国，在大街上看到恶少“拦街虎”当众作恶，心中愤愤不平，上前将“拦街虎”打死。为躲避晋军的追赶，十三太子跑到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市）镇店村，只见大街上众村民头戴面具，身穿彩衣，尽情舞蹈娱乐。十三太子向村民们讲述了自己被追赶的情况，村民们很是同情，便让他也戴上面具，穿上彩衣和村民们一起娱乐。待晋兵追来，找不到十三太子，只好作罢。

    后来，十三太子来到固义村南的雀娥山，身患重病，无法行走。村民们对他精心医治，他很快恢复了健康。十三太子念念不忘顺德府和固义村百姓的救命之恩，便在太行山麓扶正祛邪，为这一带百姓办了不少善事。百姓为纪念十三太子，便为他塑了像，供奉于村南观音庙内，尊称之“伏魔大帝”，也称为“三郎爷”。每年正月，村民们便化装表演“捉黄鬼”。至明代中叶，此俗已极为盛行。

    演“捉黄鬼”节目的人员众多，计有百余名，分为神、鬼、人三类。神方主要有玉皇大帝、土地、八仙、赵公明等，鬼方主要有阎王、判官、大鬼、二鬼、三鬼、黄鬼，人方主要有岑彭、马武、关羽、大头和尚、柳翠等。大鬼和二鬼是阴曹地府的差役，头戴黄毛帽，身穿虎皮纹衣服，白面黑纹脸谱。大鬼手握铜钗、铁链，二鬼手持大刀、绳索，任务是捉黄鬼。黄鬼一般由讨饭人扮演，全身赤裸，只穿裤衩，身涂黄色，四肢上固定着四把涂红色的彩刀，看上去鲜血淋漓。

    表演“捉黄鬼”时，在大街上行进，各路角色一一亮相。大鬼、二鬼引逗着黄鬼来回走三趟，模拟着拿鬼动作，经几个回合较量，用铁索将黄鬼套住，拉到判官跟前跪下。判官拿出《生死簿》，随锣鼓点宣读黄鬼的罪状，进行初审。初审毕，再押着黄鬼跪到阎王跟前，阎王阅卷后判决道：“按其罪恶，押至南台（捉鬼台）抽肠剥皮。”大鬼、二鬼便牵着黄鬼向南台走去。到了南台，把黄鬼押上去，这时便有人施放烟雾。此时，由判官带领，大鬼挥刀，二鬼开叉，开始行刑。行刑时，各路角色将台子团团围住，台上开始对黄鬼进行“抽肠”“剥皮”。出彩后，大鬼、二鬼等退下，黄鬼也从台上设的机关中躲走。到这时，“捉黄鬼”告一段落，观众的情绪也被推向了高潮。

    妙趣横生“抬花杠”

    “抬花杠”又名“抬皇杠”“抬杠箱”，乃旧时迎神赛会的祭祀形式之一，在河北省的井陉县、栾县、赵县一带非常流行。春节期间“抬花杠”是一种民间艺术形式。

    “抬花杠”的由来很有意思。相传隋炀帝杨广极其荒淫奢侈。他在位时大肆搜刮天下奇珍异宝，然后组成浩浩荡荡的“皇纲”队，将珍宝运往长安。押队的是隋炀帝的叔叔杨林。“混世魔王”程咬金探听到消息，便组织人马在瓦岗寨附近将“皇纲”劫走。此举在民间影响甚广。至清代后期，朝廷腐败，列强入侵，民众怨声载道。井陉县青横庄的民间艺人触景生情，效仿当年程咬金“劫皇纲”之举，以杠会的形式借古讽今，创编出一道民间花会。他们制作了道具“皇纲”，兴高采烈地扛在肩上，一路上又扭又颠，“皇纲”上下飞舞，很有情趣。但是，在封建社会绝不允许宣传“官逼民反”，因而他们的借古讽清便冠以迷信色彩。

    当年，“抬花杠”表现为祭祀苍岩山（在井陉县境内）主神三皇姑（俗称三奶奶，传说是隋炀帝之三公主，在苍岩山削发为尼）的仪式。其祭祀仪式为一年一小驾，十年一大驾。过“小驾”在村里进行，过“大驾”进苍岩山。届时，冀中各县和山西省毗邻苍岩山的一些县的老百姓，也前往朝山进香，场面相当壮观。

    整个迎神赛会规模宏大，井陉县几个村庄组成的仪仗队蔚为壮观。前面十余杆三眼铳鸣炮开路，四只大灯笼为前导，十八面大筛锣分两列开道，四个大瓮号走几步便嘟嘟地鸣叫，拿着大铁链的“练会”杀气腾腾地要抓捕魑魅魍魉，和尚道士数十人随队后。接着，“帅”字大纛领前，金瓜钺斧、朝天蹬、龙虎旗、千人旗、万民伞，分为两列缓缓前行。接着，雄壮威武、鼓声隆隆的鼓队走过来，绣着“杠会”两字的大会旗在众香头簇拥下出现，之后便是“抬花杠”表演。

    引人注目的是，一位身穿黑衫子、头戴罗拱帽、手执方形大牌（上书“朝山进香”）的大汉走来。他举的牌子也叫“押杠牌”，由一群手执棍棒的汉子护卫着，这就是统领“抬花杠”的总指挥。数十盘花杠的表演全听他指挥，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同时，有八杆大瞄枪紧随押杠牌。杠之后是由二十四匹马组成的马队，其中有探道马、坐更旗，以及护卫三奶奶的文官武将。之后，是由十二人抬着的三奶奶銮驾，边走边舞，壮观威严。最后边是各式各样的文会、武会，浩浩荡荡的队伍有四五里路长，缓缓地走向苍岩山。

    每盘“花杠”由杠杆、箱架、箱环、项架组成，一般有八十斤重。“花杠”是实打实的木制品。劳动人民从中演化出艺术来，而且表演着各种花样，实在令人惊奇叫绝。

    蜀中药王会盛况

    药王者，北谓扁鹊，南称孙思邈。四川中医药界及民众对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极为推崇，向有举行药王会的庆祀之俗。

    据说四川新都药王庙建于乾隆三十年（1765）。庙宇占地十亩，有正殿两幢、经楼一座，修竹扶疏，古柏掩映，环境肃穆幽雅。最令人惊叹者，前殿正中，药王金身七尺，坐虎针龙，栩栩如生，风范宛在。殿前高悬“龙虎院”金匾，殿柱刻有楹联一副，曰：“龙因目疾离沧海，虎为牙痛出杏林。”

    按照建庙以来的老规矩，药王会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开幕，历时七天。期间四川各地的著名中医、药行大贾、名流士绅，或乘车或坐船，杂沓而至。加上本邑赶会的人流，使偌大一个场镇变得人山人海。

    在药王盛会上，许多病家竞相向医生们簪花挂红，上香放炮，有些还赠送匾额彩帐。上边题赞因医生科别而异，内科多是“金鉴遗风”“和缓高风”“指下生春”等；外科则是“华佗再现”“是乃仁术”等；妇科是“女科圣手”“妇科独步”等；儿科是“如保赤子”等；眼科是“瞽目重明”等；针灸科是“十分火候”“万病一针”等。对医术全面、声望很高、不计报酬的医生，多分别奉贻“良医良相”“医德长河”“济世救人”“药王复生”之类的颂词。此外，场镇上各家各户都要恭请文墨先生作“药对”，贴于门楹之上。诸如讽喻人情世故者：人参在世为官桂，厚朴传家要细辛；描写化妆美容者：青黛画眉红粉涂颊，金钗压发新绛点唇；形容武将英姿者：大将军骑海马身披山甲，小红娘坐河车头戴银花；医师寓所题：手段能医国，丹砂可救民；药店门首题：论色彩尽是土里土气毫不惹人眼目，言品格都将赴汤蹈火慷慨为民捐躯。

    在洋洋大观的“药对”之中，传说有一位绰号叫“烂肚皮”的前清老童生，在药王庙前贴出两封“药名信”，话一对离别夫妻的相思之情。女信曰：

    槟榔一去，已过半夏，岂不当归耶？谁使君子，效寄生缠绕他枝，今故园芍药花无主矣。妾仰观天南星，下视忍冬藤，盼不见白芷书，茹不尽黄连苦！古诗云：“豆蔻不消心上恨，丁香空结雨中愁。”奈何！奈何！

    男信答曰：

    红娘子一别，桂枝香已凋谢矣！几思菊花茂盛，欲归紫苑，奈常山路远，滑石难行，姑待苁蓉耳！卿勿使急性子，骂我曰苍耳子。明春红花开时，吾与马勃、杜仲结伴还乡，至时有金银相赠也。

    如此相思书札，情真意切，纳以二十四味中药名，妙趣天成，给古老的药王盛会增添了一点儿罗曼蒂克色彩。当时，在万头攒动的围观者之中，蜀中著名大学问家、“五老七贤”之一刘豫波先生不禁惊赞道：“有才气，编得好！”此刻，偏逢老童生站在刘豫波先生旁边。这位大儒亲耳听到大学问家赞赏他的才华，心里不胜荣耀，脸上顿时泛起了笑容。

    金陵茅山会

    金陵乃为佛教圣地。唐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以想象当年佛教之盛。这种风气，沿至民国，亦未曾稍减，而且，庙宇较前还增了不少。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据南京警察厅的统计，全市寺庙有四百数十处，因此庙会也就特别多。春季有东岳、都天、茅山诸会；秋季有金龙四大王、古城隍诸会；六月十九日，门东石观音庵、城北观音楼，皆有观音会；七月晦日，清凉山有地藏会。凡举一会，均轰动一时，沿途茶寮密布，彩灯高悬，善男信女，扶老携幼，络绎于途，且有烧拜香烧肉香者。自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因事属迷信，曾严令禁止，各项赛会多不复举行，但茅山会尚存。

    茅山在句容县，原名句曲山，山有三峰，皆有殿宇。据上年纪的人说，汉景帝时渭城（陕西咸阳）人茅盈，十八岁弃家入恒山修道，后隐于句曲山，修炼兼采药为人治病。其弟茅固、茅衷均在官，闻茅盈修道得法，白日飞升，遂弃官，于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三月六日渡江，求见于句曲山。后二人均得道成仙，世称“三茅真君”，因名此山为茅山。茅山会由来已久。汉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五帝君传大帝之命，拜茅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隐书丹景道经》云笈七签。据闻，石鼓路南边的三茅宫地名即与其典有关。记得昔日还有一小庙，供祭“三茅”道士。此后茅山附近农民遂每年朝山两次，祈祷、预卜当年好收成。茅山会从此沿袭下来，并扩及京郊各乡村。

    每年岁首秋末，不论大小村落都必组会，定名为“大有老会”“永兴老会”或“茅山新会”等，凡是村里人都是会员。出会前一周，由会长择定一日，事先将旗伞锣鼓等物备好。出去时，视人数多寡，分三人一排，十二人一队，由会内理事、干事为队长。前行第一排二人各执高丈余会旗一面，其余人手持国旗及“朝山进香”等短旗。每一队有锣鼓各二，队末有人双捧“神灶”压队。每一村有四五十队，蜿蜒如长龙一般，煞是壮观！妇女头上还插有各色鲜花，身佩黄布袋，上书“朝山进香”。晨五时起行，中午竣事。茅山庙中道士为人祈福，燃灯多盏，如其人之齿数，灯中某盏为本命灯，灭之则凶。苏轼诗中曾有“待向三茅乞灵雨”之句，可见其流传之久广。

    不过民国以来的茅山会与过去有所不同。会归后，各村农民相互畅谈当年的收成好坏，评定谷米卖价的涨落，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记得钟山的小茅峰有一山庙，附近的善男信女们亦举行茅山会，不过规模要小多了。

    敖包相会

    曲调悠扬的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可谓家喻户晓，童叟皆知。不论是听着还是唱起它，总能把人的思绪带到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想象着有情男女正骑着骏马到敖包去幽会。

    许多人都以为敖包是专门接待情人们会面的蒙古包，是处美丽幽静、富于浪漫情调的地方。其实，敖包并不是蒙古包。敖包又叫“脑包”，是蒙古语“堆子”的意思。内蒙古的草原广阔无垠，极目望去，天苍苍，野茫茫，天地相连，无山无河为记。牧民们为辨明方位和界限便在茫茫的草原上垒石为记，谓之敖包。以后年复一年，敖包逐渐演变成了祭祀山神、路神的场所。

    敖包有用石头垒起的，也有用柳条围建的，富裕人家还有自设的“家脑包”。各地区敖包的形成大体一样，即在草原的高丘上堆积石头为台，台基分大、中、小三层，重叠成圆锥形。其数目各地不等，有的单独一个敖包，有的是“敖包群”。敖包群有的并列，有的呈放射状。中间大的为主体敖包，上面插有挂旌旗的杆子，各小敖包上都插着树枝，祭祀时在树枝上挂上五颜六色的布条或纸旗。

    每年夏季，水草丰茂，牛羊肥壮，牧民们要举行祭敖包活动。祭祀仪式十分隆重、严肃、热烈，几十里远的牧民都要坐着勒勒车或骑着高头大马，捧着祭品赶来。在有条件的地方，还请活佛和喇嘛穿起法衣，戴上法帽，摆成阵势，焚香祝祷，诵经念咒。当活佛发出祭祀开始的经令时，法号奏出深沉粗犷的音调，众喇嘛和牧民双手合十于胸前，虔诚地念经为祭。最后，参加祭祀的人都要围绕敖包从左向右转三圈，祈神降福，保佑人畜两旺。

    礼仪结束后，是蒙古人喜爱的赛马、摔跤、射箭活动，又叫“男人三种玩”。到了晚上，夜雾似轻纱飘荡在草原上，人们围坐一起开怀畅饮，品着奶茶，吃着牛羊肉，老年人拉起马头琴。青年男女则避开人群，溜到草丛中谈情说爱，倾诉衷肠，相约来年。这就是所谓的“敖包相会”。

    这些都是早年时候的情形了。据说现在祭敖包仪式被丰富多彩的那达慕大会（即交易会）代替了。年轻人谈情说爱也不必一年一度相会于敖包了。但敖包在草原上仍随处可见，也经常有人为之添石祭拜，不过这多是慕名而来的游人和外国人了。

    安塞腰鼓

    安塞位于陕北高原，那里的腰鼓历史悠久，格调古朴。人们在欢度节日、庆祝丰收的时候，都要演出腰鼓助兴，每次演出的阵容都很大，一般都有六十名左右的鼓手。有时几个队连在一起，能拉开一两里路的距离。腰鼓手们的装束一律是古代将士的便服，或黄或红包头，素色衣服，显得整齐壮观。电影《黄土地》里的腰鼓手们穿着黑色，想必是为了渲染贫苦背景。实际上，过去上场表演的腰鼓手们，很少有穿皂服的。

    安塞腰鼓内容很丰富，花样变化多端，较有代表性的有“童子拜观音”“绵羊碰头”“枣核掏心”等。腰鼓队过街表演时用鼓、锣、铙、钹和唢呐伴奏。领头的鼓手以哨子指挥，后面的鼓手们随其哨音变换动作。时而散开，时而聚拢，穿插交替，犹如龙腾虎跃，粗犷狂舒，表现出北方人憨厚、朴实、热情、开朗和坚强的气质。尤其是“鹞子翻身”时凌空扬腿的动作，令人叫绝。鼓手的动作强劲豪放，刚劲洒脱，鼓点儿雄壮有力，扣人心弦。

    打腰鼓主要是打情绪，打耐力。鼓手打到兴头上，往往忘其所以，便随心所欲地发挥鼓点的节奏，脚步随情绪腾空而起，有如猛虎扑食，更似大鹏展翅。所以一场腰鼓打下来，气壮如牛的后生仔也有休克的。

    安塞腰鼓起源于春秋以前，原有迎神驱邪之意，后来发展为民间舞蹈。北方的冬日地冻天寒，打腰鼓本身就是抗寒，而看那沸腾的场面，又何尝不是驱寒的好办法？因此，新年一过，冬闲的农民便以打腰鼓为乐，逐渐成为习俗，继而发展成文艺表演了。

    据说近年来，许多外国人专门跑到安塞学腰鼓，想从中挖掘出奥秘来。但得其真传者无多，他们总感到胳膊腿不能自如地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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