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父老相传，清时北京设有五大“镇物”。所谓“镇物”就是用以震慑之物。镇什么？据说镇的是妖魔鬼怪。早年北京住户也有许多设“镇物”的，例如门上挂一小镜，或写“一善”“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或在门内正面摆福、禄、寿三星等。北京五大镇物设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
东方甲乙木，用木来镇。“镇物”是广渠门外黄木厂的金丝楠木。该木长七十多尺，直径六点七尺，两人合抱不过来。因为是“镇物”，曾由官家建屋储藏。这屋七间相连，把巨大的金丝楠木放在中间，有专责看守的人。因为年代久远，多次变乱，屋子经风雨侵蚀，倾颓不堪，金丝楠木早已腐朽。
南方丙丁火，用火来镇。镇物是永定门外以西的烟墩，即古代燃放烽火的烟墩。早年有清代立的御碑，上刻“帝都篇”和“皇都篇”，都是用满汉两种文字。烟墩是一高两丈多的高台，周围用短墙环绕，碑阴面刻有诸神像，上有文龙。由于年代久远，墙倒台颓，碑早已不见。
西方庚辛金，用金来镇。镇物说法不一，一说是西郊妙峰山，但遍查《宸垣识略》等书，无此记载。又据父老说是“红山口演炮”。按前清旧制，每逢秋季，八旗士兵在红山口操练演炮，因红色属火，火克金，所以用此来克邪。再一说是西郊觉生寺（即大钟寺）的大钟，钟质属金，用此巨钟来震慑。
北方壬癸水，用水来镇。“镇物”一说是西城积水潭的汇通祠。这个庙最初名镇水观音庵，乾隆二十六年（1761）改名汇通祠，院中有乾隆立碑。又一说是万寿山的昆明湖，此说也很盛行。
中央戊己土，用土来镇。“镇物”是景山，聚土为山，上立五亭，高踞京城中央，居高临下，气势绝佳。
五大“镇物”不过是封建时代出于迷信设置的。今天看来，这些“镇物”不但保不了江山，也保不了“镇物”自己。
京华“八”字何其多
记得往时，冬岁围炉，夏夜乘凉，常常说起与“八”有关的话题。确实，“八”与北京有密切关系，甚或可以说北京人离不开“八”。
传说，明初刘伯温建北京城便按八臂哪吒之形修筑，崇文、东便、朝阳、东直、宣武、西便、阜成、西直八门便是哪吒的八条胳膊。北京城中带“八”字之地名亦多，如八条胡同、八道弯、八里桥、八里庄、八王坟等，名胜如八大处、八达岭。
老北京人衣食住行亦离不开“八”，如老北京爱吃“八宝菜”，爱喝“八宝莲子粥”；爱逛“八庙”，即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东岳庙、蟠桃宫、雍和宫、大钟寺、白云观；买布必到“八大祥”，即瑞蚨祥、瑞和祥、谦祥益、聚祥益、东升祥、和升祥、同和祥、义和祥；北京过去盛行过吃山东菜，而山东菜的“八大楼”风靡京华，“八大楼”乃东兴楼、鸿宾楼、鸿兴楼、鸿庆楼、乐宾楼、华北楼、泰丰楼、新丰楼；上天桥也必看看当地艺人“八大怪”，即云里飞、管儿张、大兵黄、花狗熊、赛活驴、王小辫儿、大洋铁壶、大金牙；明清时的“燕京八景”北京人百游不厌，一直沿袭下来，“八景”即西山晴雪、卢沟晓月、金台夕照、蓟门烟树、琼岛春荫、太液秋风、玉泉垂虹、居庸叠翠，只看其名便有无穷诗意。
明清人沈榜《宛署杂记》中曾记当时的“都门八绝”，即李近楼的琵琶绝、苏乐壶的投壶绝、王国用的吹箫绝、蒋鸣歧的三弦绝、郭从敬的踢球绝、阎橘园的围棋绝、张京的象棋绝、刘雄的八角鼓绝。金朝（1115—1234）时的北京（当时称“中都”）也有八个著名风景区，号称“西山八院”，北京人知者不多。八院中有北京人常去的颐和园，那时山叫金山，水称金海，故称“金水院”。也有不常去的地方，如北京台山麓的大觉寺（清水院），亦是西山八院之一。大觉寺在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时名灵泉寺，明代改称大觉寺。寺倚半山，一泓泉水环绕全寺，经山门流至山下，泉清洌而淙然。寺内不仅有珍贵之辽碑供人思古，且有名贵之玉兰、娑罗树，披襟观赏，堪称幽静雅致。
龙年说龙俗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中称龙为“鳞虫之长”。从古至今，龙与民俗是分不开的。元宵佳节，家家户户挂龙灯；端午时节，少男少女划龙船；中秋节，小小顽童放龙筝；除夕之夜，合家相聚点龙烛。至于各种各样的龙文化活动以及历代工艺品中所雕绘的龙形、龙纹、龙姿更是举不胜举。
自古以来，人们习惯把有才德有地位的人比作龙凤。诗圣杜甫曾写过“攀龙附凤势莫当”的诗句，后来，人们就以“攀龙附凤”泛指攀权附势、猎取荣华富贵的行为。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为人类始祖，其形象便是人首龙身。山东曾发现一块东汉时代伏羲和女娲的石刻画像，就是人首龙身。龙的传人，也许来源于此。
据晚清的史籍记载，元明之际，民间有“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的传说。龙大囚牛好音乐，老二睚眦好杀，老三嘲风好险，老四蒲牢好鸣，老五狻猊好坐，老六赑屃好负重，老七狴犴好讼，老八负屃好文，老九虫离吻好吞。此后，无论是北方的匈奴人，还是南方楚人、越人、粤人，他们胡琴头上的刻兽、刀柄的龙吞口、殿台角上的走兽、钟头上的兽纽、佛座上的狮子、碑座上的鳌、石碑上的文龙、殿堂脊梁上的龙吻等，都是那九位龙子的形像。后来“龙生九子不成龙”这句话演变为比喻同胞兄弟性格志趣各异的意思。
在中国民间艺术中，龙的形象都是人格化了的。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描写孙悟空经过修炼后，往水晶宫向海龙王借武器，海龙王无奈，便把镇海之宝——定海神针给孙悟空做了金箍棒。戏剧《张羽煮海》描写秀才张羽与龙女恋爱，遭龙王阻挠反对。后张羽得到宝物，煮沸大海，制伏龙王，才得以与龙女成婚。实际上，人们是通过这些龙王的神话来宣扬扬善惩恶的观念。
民间还有鲤鱼跳过龙门就能成龙的传说。难怪中国百姓喜欢用龙字作为男孩的名字。龙能行云施雨的说法在中国也是根深蒂固的。各地都有龙王庙，那是人们用来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场所，是人们对超自然力的一种崇拜。
老鼠入年画
昔日京华，每逢春节来临时家家都要买几张色彩艳丽的年画挂在墙上。年画的内容极其广泛，有历史故事、戏曲人物、仕女山水、翎毛花卉，有象征长寿的松柏鹤鹿、象征吉祥福禄的梅竹桃杏，还有民间神话传说中的“八仙过海”“龙凤呈祥”“麒麟送子”“刘海戏金蟾”“猪八戒招亲”“耗子娶媳妇”，以及“胖娃娃抱大鲤鱼”……真是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给。
“耗子娶媳妇”这一题材能入年画，颇耐人寻味。耗子尖嘴细腿，其貌不扬，而且牙齿如凿，性喜偷食，损人衣物，令人生厌。《诗经·召南·行露》中写道：“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可见百姓对其破坏性深恶痛绝。君不见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把玉鼠精与蝎怪同视为十恶不赦的妖魔。
历代画家们将鼠的“尊容”描绘出来，在题咏时却往往持否定态度。昔日寓居北平时，曾于西城跨车胡同齐宅得白石老人所画《鼠子闹书斋图》一幅，其所题词为：“吾友直支翁常画梅花百幅不厌（‘直支’即鼠叫声；鼠足爪印纸上状似梅花——笔者注），吾画《鼠子闹书斋图》不数幅，不愿再为也。辛未冬白石齐璜并题。”之后，又在友人家见齐白石老人所绘之《鼠辈倾灯图》，其题诗为：
肆暴倾灯我欲愁，寒门能有几钱油。从兹抱头扪床睡，谁与纸田护纸头。
诗后题字为：“一日画《鼠辈倾灯图》二幅，此诗亦书第二回。白石山翁。”足见画家对“直支翁”的态度是鲜明的。
余少年时，曾见过一幅天津杨柳青木版彩印年画《老鼠嫁女》，画面上的老鼠至少有十五六只之多，都穿红衫绿裤。除新嫁娘稳坐花轿外，其余有的打执事，有的抬轿子，有的敲锣，有的吹唢呐，有的摇旗，有的抬箱子……鼠鼠各司其职，列队排成一条长蛇阵，吹吹打打，好不热闹。
民间传说，老鼠聘闺女在腊月。旧时，女儿出阁俗称“送闺女”或“出门子”。由于老鼠为患人间，人们绘制这种年画，或许颇有“送出”的含义吧！但不管其最初的含义如何，这年画却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这大概是因为画面有趣、热闹、喜兴，能使人感受到滑稽喜庆的气氛，而且老鼠繁殖快，因此又含有人们多子多福的祈愿吧。到了鼠年，《耗子娶媳妇》的年画便会纷纷走进千家万户，成为百姓的吉祥画。
老北京人的称谓
老北京人最讲究称谓，不论男女老少，也不论文化程度高低，交谈时所用的各种称谓，均非常得体，听着非常顺耳。绝不像今日有些年轻人，说起话来野调无腔，甚至敢骂他爸爸是“老帮壳”。这种人的“脏口”，听了令人厌烦。
老北京人的称谓丰富多彩且富于变化，同一称谓，却有尊称、谦称、别称之分。
对别人亲属的敬称，皆在前面冠一“令”字，含有美好的意思。称他人之父，谓之令尊；称他人之母，谓之令堂或令慈。这种必要的敬称如今已很少听到，取而代之者便是直呼“你爸爸”或“你妈”了。有人说这是率直，并指责老北京人的礼貌用语是穷酸，闲着没事儿总爱咬文嚼字。对此高论，余不敢恭维也。
北京人尊称他人之子为令郎或令嗣；敬称他人之女儿为令爱；女婿为令婿或令袒。令袒别称袒腹，其中有一段典故。据《世说新语·雅量》记载，东晋明帝在任时，太尉郗鉴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辅弼朝政。一日派门生致函丞相王导，欲择佳婿。门生回来后向郗鉴报告说，王家的几位公子都值得夸奖，听说要选女婿都特别拘谨，唯有一位公子裸露着肚子躺在床上，对选婿之事听而不闻。郗鉴听罢，对袒腹公子颇有好感。访之，方知是王羲之，遂将女儿嫁给他。
北京人对自己长辈的谦称是在称谓前加上一个“家”字，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家严或家君；称自己的母亲为家母或家慈。如今的年轻人却称其父为“老头儿”或“老头子”，称其母为“老太太”。这并非谦虚过火，而是大不敬，是缺乏教养。更有不孝子弟称其高堂为“老棺材瓤子”，这无疑是咒骂。倒退一百年，县太爷便要判他一个忤逆之罪，最轻的刑罚也要把他打得皮开肉绽。
老北京人对胞兄或胞姐的谦称是家兄或家姐；而对胞弟或胞妹的谦称则为舍弟或舍妹。“家”与“舍”仅一字之差，却显示出长幼有序，极有分寸。有文化修养的北京人对自己妻子谦称为拙荆或荆妻，拙者粗劣也，荆者以荆枝当髻钗也，谦逊而顺耳，且显得有造诣。如今之丈夫们，称其妻为夫人、太太、那口子、媳妇，这是时代的演变。
老北京人对别称亦非常讲究。称亡父为显考，称亡母为显妣。据《礼记·曲礼》载：“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而另加一“显”字是对亡父亡母的美称，含显耀、颂扬之意。
岳父的别称是泰山。其出处见于《西阳杂俎·语资篇》：唐明皇封禅泰山，派中书令张说为封禅使。张说的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按旧制，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按次第升迁一级，唯郑镒因张说弄权而骤迁五品，并赐浅红色朝服与金带。在“廷宴”（皇帝诏赐群臣的宴会）上，玄宗发现郑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郑镒无言答对。近臣黄幡绰曰：“此泰山之力也。”此后，朝野遂称岳父为泰山。岳母的别称则为泰水。北宋元丰进士晁说之所撰《晁氏客语》云：“呼妻父为泰山……又有呼妻母为泰水。”清嘉庆进士梁章钜《称谓录》解释说：“案此即因妻父之为泰山而推之，知此称宋时已然耳。”
旗袍的变迁
旗袍是民国之初兴起来的女服，迄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清代妇女穿旗装，梳两把头，脚穿花盆底子鞋，身穿袍子外褂。辛亥革命后，制定男女礼服，男人穿西式大礼服、常礼服；女人即穿长袍，因系旗人式样，故称“旗袍”。1929年4月，南京又颁《服制条例》：“女用甲种礼服，色蓝，长至膝与踝之间。”简单说，就是蓝色旗袍。
旗袍刚时兴时，穿的人不多，式样也较一般。看民国初年妇女穿旗袍的照片，不管用料多么讲究，都是直腰身、直袖子，与男袍区别不大。这可以说是第一代旗袍。
“五四”运动以后，女人的旗袍就变成大袖口、大下摆了。那袖口又大又短，袖子上段瘦，下段肥，袖口最大，据说可以大到一尺两寸。下摆就是下襟，也很阔，呈圆形弧线。旗袍内已不穿长裤，均是着丝袜了，脚穿西式高跟皮鞋或中式绣花缎鞋、礼服呢鞋。
大肥袖子当时叫“倒打袖子”，因其自抬肩起，越来越宽，一反上肥下瘦之常规也。这种样式的旗袍，一直时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又由宽变窄，由肥变瘦了。
由肥变瘦，是受西方美学的影响，即所谓的表现“人体曲线美”。这样一改，才出现了裹在身上的瘦旗袍。瘦旗袍的出现，对于过去大肥袖子旗袍来说，有两个重大的突破：其一是照体型剪裁，穿在身上显出曲线；其二是有长袖有短袖，长袖及腕，短袖在肘上，直至短到腋下。茅盾的《子夜》中所写的旗袍，已是袖短得可见腋毛了，这是30年代初的时代风貌。
起初瘦旗袍缝制工艺还全是老式的，剪裁腰部挖去很多料子；一律钉纽襻，疙瘩纽；高领上要钉三排甚至四排纽子；要镶边，有时镶两条，外宽内窄；很长，拖到脚面。抗战以后，也许是因为大家都穷了，所以时装也由长变短，长旗袍变成短旗袍，领子也越来越低。到抗战后期，旗袍短到膝盖，领子也低到几乎没有，纽襻也少了，只腋下一束，其他均用按纽。到40年代末，逐渐由短变长，领子由低变高了，而且变成后面高前面渐渐降低的斜领。这种斜领颈后托着头发，显得挺秀，颈喉部也不卡得难受。领口用暗钩扣紧，后改半只按纽互按，其改进十分科学，腋下用拉链，穿着也方便。老式旗袍，虽然瘦腰裹身，但仍有大襟、底襟，裁剪缝制都很麻烦，穿着也像男人的袍子一样，要纽襻全部解开才能穿能脱。新式旗袍则不然，腰胯间不开口，缝死，像个口袋一样，穿脱一套即可，极为方便合体。尤其夏天，腰间只薄薄一层，十分凉爽，比裙子都实惠。所以穿惯这种旗袍的妇女们口口声声总说这种旗袍最方便、最经济，也最美观大方，既能出门穿，也适于家居穿，是理想的女服。
解放前，北京的女大学生一年四季都穿旗袍，而且都穿朴素大方的蓝布大褂，套在各种棉旗袍、夹旗袍外，几乎是一种不成文的制服了。老北京的小媳妇、大姑娘，夏天喜欢穿月白——俗名叫“缸靠”的大褂，也就是月白士林布旗袍，浆洗得挺括干净。黑鞋白袜子，头上戴朵石榴花，走起来腰板笔直。不用问，这是老北京的姑娘，也许是旗下的大格格呢。
闲话小脚儿
老北京人一向称妇女所缠之足为“小脚儿”。小脚儿的话题似乎不足道哉，但说起来却有点儿意思。
中国妇女独具特色的小脚儿，其历史源远流长。据清刻本《壹是纪始》考证，妇女缠足始于周朝。该书援引《史记》云：临淄（周初封姜子牙于齐，建都于此）女子弹弦缠屐，摇修袖，蹑利履。利者，言其小而尖锐也。
清以前历代帝王，大约都喜爱小脚儿。据《太平广记》载，南齐襄阳盗发楚王冢，获得宫娥所穿之玉履。曾被成帝刘骜选入宫中的西汉女文学家班婕妤，在其所作赋中有“思君弓履綦”之句。另据明代古籍《杂事秘辛》所云，汉桓帝建和年间，保林（汉宫廷女官名）吴姁，其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指黰，约缣迫袜”，遂下决心缠足，“收束微如禁中”。唐代时，缠足更尚纤小。名曰“太真雀头履”的小脚儿鞋，其长仅三寸。直至明代，朝制仍令妇女缠足，并规定头戴凤冠。小脚女子上身穿衫，下身着裙，走起路来，左一扭右一扭，那风摆荷叶的纤弱姿态，可想而知。
古人对朝廷提倡妇女缠足，并非毫无异议。在六朝乐府《双行躔》中，字里行间即可见其微词：“新罗绣行躔，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
满人入关之初，尚无暇顾及禁止缠足，暂且因袭明制——妇女凤冠缠足。康熙三年（1664），朝廷下诏“禁裹脚”，“违者枷责流徙”，父亲是当官者要罢官，平民百姓则重打四十大板。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在解除满汉通婚禁令的上谕中，不仅禁止汉人妇女缠足，而且大力提倡放足。
尽管清朝对汉族妇女缠足屡下禁令，但由于两千多年封建观念的影响与束缚，边远地区偷偷缠足者仍不计其数，致使小脚儿王国的历史一直延续到民国期间。东交民巷使馆洋人如同瞧“稀罕儿”一般，按动相机快门，大照特照老中青妇女之三寸金莲。不仅以此取乐，而且作为珍贵的图片史料收藏起来。
慈禧太后对汉族妇女缠足，可谓深恶痛绝。据20世纪20年代末期成扶平先生所撰《旗族旧俗志》载，光绪三十年（1904）时，慈禧曾下诏颁布《劝行放足歌》，颇为有趣。其歌词曰：
照得女子缠足，最为中华恶俗；
幼女甫离提抱，即与紧紧缚束。身体因之羸弱，筋骨竟至断缩；血气既未充盈，疾病随之暗伏。轻者时乎痛苦，重者有成废笃；举动极为不便，行走尤形踯躅。懿旨屡经诫谕，士民尚不觉悟。人孰不爱儿女？微疾亦甚尤郁。唯当缠足之时，任其日夜号哭；对面置若罔闻，女亦甘受其酷！为之推原其故，不过扭于世俗；意谓丰此不美，且将为人怨怒。不知德言容工，女诫所最称述；娶妻唯求淑女，岂可视同玩物？父母于女何人，男子于妻何若？是皆原其贤孝，岂忍摧伤肉骨？美恶况由天赋，何必若此斫剧；现当振兴实业，男女事各有属。各省业已风行，纷纷会谈天足；省垣识时绅首，竟思返本还朴。联名禀请示禁，堪为女子造福；应准通行晓谕，从此享衢同步。岂唯感召天和，富强于焉拭目；务各互相解释，切勿再事拘囿。
起源于中国北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人，因其妇女亦骑马游牧，故皆为天足，对南方妇女之缠足，讥为“小脚娘”；而南方妇女却笑“旗家打扮”的满族妇女的天足为“大脚片”。这种彼此的揶揄，整整持续了三百年，可谓中国妇女史上之咄咄怪事矣。
然而，更为怪异的是，清末民初以来，定居北京的外埠一些男子汉居然有“小脚儿癖”。这些庸俗之辈非小脚儿女人不娶，非小脚儿女人不爱。更有好事者，组织“亮脚会”，大比特比缠足样式之纤小与弓鞋之花样，聊博一笑。
汉族妇女所缠之足及其布条，恶味如同死尸，令人作呕。故当年某杠夫对正在洗脚的缠足内掌柜打哈哈说：“知道的，是您在洗脚哪；不知道的，还以为停着一口灵哪。”其语言之诙谐，比喻之贴切，以及骂人之不带脏字，实在令人叹服。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小脚儿作为中国社会独有的一种怪异现象也随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而泯灭。
柳阴蝉鸣话胡同
几十年前，寓北京的人都不会忘记柳阴蝉鸣的夏日胡同小景。清晨，胡同街头有提着鸟笼遛早者，有叫卖豆汁、杏仁茶、油条者，肩挑卖菜的与推车送水的也开始了一天的活动。中午，烈日当头，街上人很少，只有树上“咝咝”蝉鸣和树阴下卖冷食的“叮叮嚓”敲冰盏的声音，组成一曲街头小唱，娓娓动人。傍晚，街头巷尾乘凉者多起来，他们坐在小板凳上，挥扇拂暑，聊天品茶，借以消除一天的疲劳。
记得乘凉时，有一老人曾经考我：北京城有四条胡同名，谁最重、谁最轻、谁最黑、谁最白？我一时无以对答。老人笑曰：铁狮子胡同不最重？灯草胡同不最轻？煤渣胡同不最黑？干面胡同不最白？我听后捧腹大笑。
北京胡同名称可谓五花八门。有的胡同名称很俗，诸如“小哑巴”“羊尾巴”“猫耳”“臭皮”。亦有极雅者，如“百花深处”“什锦花园”等，听来令人悠然神往。相传明万历年间，有张氏夫妇在京城一带种菜为业，渐有积蓄，遂养名贵花草。张氏夫妇去世后，此处荒废，成为街巷，百花深处就成为胡同名。许多胡同的名称是有来由的。铁狮子胡同是因明代田弘遇故宅门前的铁狮子而得名，“顺城根”“宫墙夹道”等胡同名是因胡同所在的环境而得名。明朝定都北京以后，不少王侯府第所在成了胡同的名字。如定国公徐增寿（徐达之子）住过的街道，名为定府街（即现在定阜大街），武安侯郑亨所住的胡同名为武侯胡同，后被讹称为武王侯胡同等。而方家胡同、史家胡同也是因住户的姓而得名的。
“胡同”一词起源于元代。元曲中，在描述两军交战的情景时，有“杀出一条血胡同”的词句。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里，张生问梅香：“你家住哪？”梅香说：“我住在砖塔胡同。”她说的是句玩笑话，却证明胡同在元代已是街巷的称呼了，而砖塔胡同迄今已有了八百多年历史。
关于胡同之称的由来，过去已有不少考证。明代《宸垣识略》中称胡同为“衚衕”。据明代《宛署杂记》云，“胡同”本为元人语，字从胡、从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又有人认为胡同之称谓源于蒙语，是蒙语“浩特”的音转，“浩特”乃蒙语中城镇之意。
这些都是旧话了。北京许多胡同已成街市，昔日的坊巷已难辨认了。昔日的斑斑柳影、悠悠蝉鸣、街头茶话、暮霭朝霞，像一幅着色亦浓亦美的风俗画，谁能忘怀呢？
北京四合院琐谈
享誉世界的北京四合院都是平房。随着现代生活的变化，取而代之者，则是高耸云霄的商厦或新兴的住宅区。这一跨时代的变化，确实翻天覆地，亦实为繁荣昌盛之景象也。然睹新而怀旧，难免发思古之幽情。
四合院在北京的出现，始于12世纪的金代，至清代“康乾盛世”时，北京四合院的文化内涵与建筑艺术均已登峰造极，逐渐形成王公贵戚、富商大贾以及小康之家传统的住宅形式，并成为北京建筑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名满天下。
北京的四合院，以其建筑规模论，分大、中、小三种规格。其大者，如恭亲王等府第，乃清代瓦木石漆诸行老手之杰作，其气势有目共睹，自不必细说。小四合院，特色不突出，且知之甚多，亦无须赘述。在此着重谈及者，乃中四合院也。
旧京凡居中四合院者，系正四品以下从七品以上的职官、富商、翰墨名士、儒医以及梨园名优。其占地面积，少则不足一亩，多则三亩有余，格局为一进或两进，以坐落在东西城者居多，即俗谓“东富西贵”者也。
北京中型四合院，由表及里，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浓郁的文化与艺术色彩。由文人、书法家、木刻家以及巧手的油漆匠共同创作的门联与门框千差万别，词雅而隽永，颇耐人寻味。大都有堂号，多为三字，如“四勿堂”，是取《论语》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义。又如“扶风堂”，乃梨园已故耆宿马连良之宅院堂号，其早年所办戏班曰“扶风社”，后改用为堂号，取自《淮南子·览冥训》“降扶风，杂冻雨，扶摇而登之”语义也。
与堂号呼应者，是悬于大门里的影壁上或厢房山墙上的“堂字”。皆由二字组成，文词内容大都体现封建社会宗法制度，以及对吉祥如意之祈望。例如“垂统”，语出《孟子·梁惠王下》，其义为把基业传给后世子孙；又如“景云”，源于《后汉书》，言祥瑞之气也。
旧时四合院之堂字，大都刻于木牌上，朱底黑字，以桐油、银珠漆之，光辉夺目，庄重典雅。亦有砖雕形式者，嵌于影壁上，另辅之以吉祥图案，鬼斧神工运用极妙矣。
铺首、门墩儿和懒凳，是中型四合院必不可少的设施与装饰。
铺首系门上兽面形铜制环纽，用以衔环。其上饰金者曰金铺，饰银者为银铺。此物始于西汉。清末民初北京铜铺所铸之各式铺首有青铜、黄铜之分，做工极为精细，叩之“声噌吰而似钟音”。
门墩儿为街门门框下放的石墩，多为石鼓形，其上雕刻狮头与吉祥图案，借此巩固门槛及门的枢轴。此业之能工巧匠皆来自北京西南房山县石窝村。
懒凳亦称“春凳”，是大门门道内两旁所摆的短腿长木凳，凳面宽而厚，腿极粗，上黑下红，大漆油之，不能随意搬移。此种设备，是为给仆人及来客的随从休息暂坐所用。
据《易·说卦》所云：“巽为木，为风。”所以四合院的街门均在东南方的“巽”位上，以利风水。街门与院落之间，以屏门、垂花门或影壁相隔，以遮挡正院、正房。屏门为两扇或四扇，绿油漆之并撒金呈细叶状，上段门心处红底黑字，书“四季平安”“天保九如”“飞鸿延年”“太平有象”“齐庄中正”等吉祥语。垂花门为第二重门，门上有似屋顶的装饰，顶部四角下垂短柱，雕花彩绘，金碧辉煌。
院内建筑的基本形式是由坐北朝南的正房、坐南朝北的南房与东西厢房围成的南北稍长的矩形封闭式的庭院。全部结构皆为黄松木架、风火双檐，磨砖对缝并以雕砖装饰。砌在檐前的瓦头皆铸有蝙蝠、圆寿字、长寿字或“吉祥”“如意”等字样，顶部化锡水而浇之，名曰“锡背儿”。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北京连下滂沱大雨四十天，民谓“天哭”也，茅屋倒塌不计其数，唯锡背儿瓦房滴水不漏，足见其妙。
四合院之家庭成员，无不恪守伦理，按长幼而居之。长辈住正房，天经地义；晚辈居厢房，理所当然。
按照传统规矩，晚辈儿女居住或读书，皆在西厢房。严格的家教，令儿女辈无不规行矩步。南房则设佛堂与饭厅，或者供其他机动之用。主仆之间的关系，和睦而融洽。被称为“大奶奶”“少奶奶”的主妇，对车夫、厨子、奶妈等仆人在经济上并不锱铢计较；仆人们则报以忠心耿耿，绝不包藏祸心甚至反客为主。
旧时的四合院，亦颇讲究绿化和美化庭院环境，虽说是方砖墁地，但总要种几棵槐树、枣树或石榴树，并摆几盆花和虎头鱼缸。入夏则搭天棚，以供乘凉；冬季则添狗窝，以恤爱犬尽力看家护院。
天棚·鱼缸·石榴树
石榴花开，火红夺目。古人有“五月榴花耀眼明”之句，后世遂称农历五月为榴月。老北京人对石榴树颇有感情，早年中产以上的宅门儿，多用它点缀庭院，根据院落的大小，置数盆乃至数十盆，并以鱼缸杂列其间。每遇炎夏，高搭天棚以蔽烈日。闲庭信步，如置身清凉世界，顿忘尘寰纷嚣，是十分惬意的享受。
盆栽石榴，大小鱼缸，错落有致地摆列院中，上有高越屋脊的天棚。这种设置，大小富户几乎是千家一面。以前北京流行过一句老话：“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好像宅门儿缺少这几样，就不足以显示自家的身份，就不够谱儿。一家如此，户户雷同，已成定格。无怪乎《燕京岁时记》的作者富察敦崇先生以为这一俚语是“讥其同也”，实在有道理。
天棚的材料是席箔，有专门承应此事的棚铺，管搭管拆极为方便；鱼缸细者为瓷质，粗者为瓦质；石榴为盆栽，俱有大小之分。上等的宅门儿有鱼把式、花把式专司其事，中小宅门儿一般也有仆人，家主只需在旁指点，即可有赏心悦目之乐。俚语的妙处全在下句：“先生肥狗胖丫头。”不但有狗而且肥硕，摇头摆尾取悦闺中；丫头丰腴，主人的富厚可想而知，此盖烘云托月之法。
不仅如此，尤妙在这样的宅门儿还要有个执教的先生以培育英才，使家族能够发扬光大，显亲扬名。望子成龙，延师培育，自是天经地义，本不足奇。唯有一种附庸风雅的人家，以延师为具文，形同虚设。先生之地位与肥狗、胖丫头相似，甚或等而下之。有一个笑话：一户官宦人家，延聘塾师教其子弟。一日塾师因事请假还乡，户主令仆人担送行李。路上塾师忽发诗兴，即景口占得句：“墙内桃花墙外红。”仆人应声续之曰：“长工挑担送长工。”塾师以为故意讽己，大怒，想辞退仆人而又苦无旅资，只好隐忍不言。事毕塾师回到馆舍，向主人诉说仆人无礼之状。主人便唤来仆人，先责其慢师之罪，并云，如能续全诗句可以免究。仆人立即续之曰：“虽然吃饭分高下，打发工钱一样同。”主人忍俊不禁，塾师也无可奈何。这虽是一则笑话，但也足以说明，有些富户延师，只不过为装点门面而已。
里巷徜徉话门墩儿
北京土语曰：“穷养孩子，富盖宅子。”其含义隽永，耐人寻味，是旧京社会的真实写照。富人盖宅子，首先须请技艺高超的石匠，放线测量而后雕砌基石和门墩儿。奠基完毕，再由瓦、木二匠继续施工。如此建造之宅子，工精而料细，历百年而不朽。
石雕的门墩儿，是宅子的一种象征。没门墩儿的破瓦寒窑，北京土语谓之“塌塌儿”（满语，即小破屋）。其实并非无门墩儿，只是小得太可怜，自惭形秽地趴在柴扉下，没有资格与大宅门两侧那高大威武而又雕刻精美的门墩儿相提并论。
徜徉于北京纵横交错的古老街道，如同步入硕大无朋的石雕艺术博物馆，满眼皆是造型各异、雕刻奇巧的门墩儿。若走马观花，则美不胜收；若细心观察，则洞见底蕴。无论粗瞧还是细看，都得为石匠们那奇妙的构思和精巧的技艺叫绝。
北京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有精英。以石匠行论，绝大多数匠人只能凿基石、条石或磨盘，而能雕门墩儿细活儿者，则寥寥无几。20世纪30年代末，此行中之鲁殿灵光“石匠李”（名不可考）在其家乡——北京西南房山县石窝村，因中日军流弹而死于非命，绝艺随其而去，后继无人。而“石匠李”与其前辈们留下的诸多门墩儿艺术杰作，竟于“文革”初起时被视为“四旧”，斧斫之刀削之，优美而古雅的造型艺术被破坏殆尽。错把瑰宝当草芥，其损失不可估量！
旧京宅第前的门墩儿，皆以青石雕刻，盖因其质地坚硬而延年也。其大小与高矮、图案复杂与简单，则因宅门等级而有明显区别。其轮廓亦有别：明清时老宅子的门墩儿，上圆而下方；民国以后维新派所盖宅子的门墩儿，通体则呈长方形，雕刻虽求精细，却缺乏古朴典雅的情调。彼时看虽不可取，如今亦成为十分珍贵的石雕艺术品。
老式的门墩儿，上部皆为石鼓形，两侧密排“帽钉”，匀称整齐，历历可数，仅此一点即见雕石技艺之精良。其上所刻之兽形，或狮，或虎，或麒麟，或獬豸；其态势，或卧，或坐，形神兼备，栩栩如生。门墩儿两侧及下面所刻之图案，或“云头”，或“绣球”，或“方胜”，或“盘长”，或“祥云锦”，或“如意头”，或“豹脚纹”，或“暗八仙”，或“花草拐子”，或“绳索拱璧”……真可谓千变万化，绝无雷同。至于其线条，清晰而流畅，立体感极强。老式门墩儿的雕刻艺术，内容与形式已臻高度统一的完美境界。
北京早年的优秀石匠，皆出于草泽寒门，并未入过什么工艺美术之类的所谓高等学府。其拜师学艺，只靠口传心授，“苦其心志而劳其筋骨”，拼命实践而毫不怠惰，遂跻身于艺术顶峰，为古老的京城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纸窗之趣
顷见清人郑板桥的一幅题画《竹》，上有一篇短文：
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阴照人。置一小榻其间，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冬冬作小鼓声。于时一片竹光零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凡余作画，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寥寥一百三十字，内涵之丰富，人情味之浓厚且不去说，只说这里边的纸窗，何其令人向往也！
在现代化都市中，人居住的都是玻璃窗的房屋，很少再看到纸窗了。玻璃窗有玻璃窗的好处，纸窗则有纸窗的情调。住过北京古老四合院老屋的人，大概不会忘记这种迷离的境界：在纸窗下听“嘁喳”的落叶声，呼呼的风声。如果是冬日晴好的日子，室内炉火，窗外阳光，白色的窗纸上可能有一两只冻蝇，撞在窗纸上咚咚作响。冬日黄昏，一边烤着煤球火，一边望着朦胧的纸窗，看着那暮色渐渐地暗下来，炉火反把纸窗照红。雨后的早晨，倚枕望着那闪着寒气的纸窗，越来越亮，最后发出耀眼的白光。类似的这些声色之感，在挂着窗帘的玻璃窗下，是完全领略不到的。
大抵玻璃窗的好处在于爽朗明快，而纸窗的好处则在于幽雅朦胧。不过纸窗也有一个最大不便处，那就是一年中有几次要重新糊。昔日北京腊月儿歌云：“二十三，糖瓜儿粘；二十四，扫房日。”腊月里准备年事，扫房糊窗户是其中一件。趁着扫房，把一冬天烟熏火燎的旧窗纸全部扯光，把木棂上的旧纸、糨糊迹用刮刀刮干净，用小扫帚把窗棂上的积土扫干净。预先打好掺好明矾的糨糊，用刷子刷在窗棂上，重新糊上洁白的东昌纸，或者粉连纸、高丽纸。高丽纸比东昌纸韧性好，又厚实，所以天冷了换糊高丽纸。窗框上所有露木头的地方，全部用纸裱糊过。这样，原来的昏暗老屋，马上便像雪洞一样，焕然一新了。
元代欧阳元功《圭斋集》中有《渔家傲》道：“十一月都人居暖阁，吴中雪纸明如垩。锦帐豪家深夜酌，金鸡喔，东家撒雪西家噱……”又道：“……花户油窗通晓旭，回寒燠，梅花一夜开金屋。”
诗人真是了不起，同样的纸窗，一到他笔下，便又是一派富贵景象。我国过去老式房屋，没有玻璃，南北各地都要糊纸窗。但江南冬日照常开窗，所以不大重视糊窗户。北京冬日天寒、风沙大，俗语云“针尖大的眼儿，椽头大的风”，所以特别讲究糊窗户。柴桑《燕京杂记》云：“燕地风沙，无微不入，人家窗牖，多糊纸以障之。冬日又防寒气内侵，或易以高丽纸。至夏日，又于窗纸有一二，裱以疏布，便其余暑纳凉也。布外仍系以纸，有风沙则舒之，无则卷之。”
疏布，北京叫“冷布”，是一种上过浆的极稀、极廉价的窗纱。一般冷布装好后再糊上纸。“卷窗”，即窗纸在上头糊死，下一头糊在一根剥光的高粱秆上，四角钉小钉，用线绳崩紧，既可卷起，又可放下。这些，老北京人一看就懂，而隔了时代的外地人就看不明白了。
《水曹清暇录》记载，有一种透明的糊窗纸，所谓“油窗明亮，甚于蠡壳，光洁绝似玻璃，惜乎质脆”。又云：“仅三寸，不能得宽广者。”仔细思量，这可能是云母片。昔时江南雨水多，又有黄梅天，所以也真有油纸糊窗的。《越镘堂日记补》云：“念戊午春日，坐困学楼，午日正暄，据榻读《唐书》，命一僮以桃花油纸糊窗格。暖绿满檐，山蜂乱飞，案头瓶花，摇摇欲坠，遂觉春气充溢胸次……”李纯客真不愧为一代名士，一点糊窗小事，写得如此漂亮，有几人能臻此境呢？
老年间的北京儿歌
北京是座文化古城，一点儿不假。姑不论高雅的诗词与黄钟大吕，单是垂髫总角朝夕所唱的儿歌，便足以编成一本厚厚的书。
北京城里出生于寒门的娃娃，虽说缺衣少食且无资格入学馆，但因其生活在自由洒脱的天地里，耳闻目睹皆“无字书”，故智力并不亚于豪门子女，从其所唱的丰富多彩的儿歌便可略见一斑。
旧京娃娃们所唱之儿歌，内容从植物到动物，从家长里短到伦理纲常，从现实生活到神话传说，可谓包罗万象。就其形式而言，则词句参错，琅琅上口。故童年时所唱之儿歌，虽兔走鸟飞至暮年亦记忆犹新。
最简单之儿歌，文词仅两句，反复歌咏而不觉其厌。例如：“拍呀拍呀拍燕儿窝，拍出钱来打酒喝。”又如：“铁蚕豆大把儿抓，娶了媳妇不要妈。”这后一首，颇有人间为父母者的苦涩之情，听后不禁有些凄然。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嚎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呀？点灯说话儿拿尿盆儿。”这首儿歌在民间流行了二百余年，主要供老人哄儿孙时自歌自咏。文词中流露出盼望儿孙长大早日成家立业的迫切心情。
另一首供老人哄孩子的儿歌是：“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子儿也要去。”唱歌者粗布烂衣儿，终年粗茶淡饭，听歌者食其母乳或“老米面”（陈米粉打成的糊状食品），唯有一曲儿歌使老小两代人同时沉浸于天伦之乐中，暂时忘却或根本不知世间一切忧愁与烦恼。
夏日天气炎热，孩子们都在户外玩儿，有趣的事情多，所以夏天的儿歌也特别有情趣。
夏天阴晴不定，片云可以致雨，用不着等什么“油然作云，沛然作雨”，头顶上一片黑云，西北风一卷，“劈里啪啦”就下起来了。小孩们欢天喜地地在小院中乱跑，大人在屋里、廊子上喊都喊不应，这时都会有一首动听的儿歌传来：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反复地唱，欢蹦乱跳。当然，也有十分顽皮的孩子，这时就拍着手乱唱了：
下雨喽，冒泡了，王八戴上草帽喽——
这个儿歌是善意的玩笑，天真的粗野。如有正人君子认为这是骂人，那就似乎是不懂得生活的情趣，错怪了天真的儿童了。
夏天雷阵雨来了，又是风，又是雨，小小的三合院、四合院似乎是一个避风港，每间屋子似乎是一条条小木船，在风浪中震撼着。母亲抱着孩子，从窗眼里望着外面的雨，唱着儿歌道：
风来了，雨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
至于为什么说“老和尚背着鼓来了”，却没有人注意，只是这样说。后来看到讲儿歌的书，说是“背着谷来了”，这可能是南方的说法，而北方仍然是读“鼓”的。
难道说北京夏天的儿歌只是这几首吗？非也，北京夏天还有一首最美的儿歌，那是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的。几场好雨过后，小小的四合院中，都是花花草草，绿油油的、香喷喷的、湿乎乎的，在当院荷花缸、大水缸外面，在各屋的墙角上，在大树的根部……都有小小的蜗牛在爬行。这个背着半透明躯壳的小动物，永远不会担心没有房子住，或为交不出房租而发愁。它永远是那样善良而悠闲地，像绅士般地爬行着。北京话蜗牛叫“水牛儿”。孩子们把它轻轻地拿在手中，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一边盼望着它的触角快点儿伸出来，一边抑扬而深情地唱道：
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哎。
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肝儿烧羊肉哎，你要不吃，可就让老猫叼了去唉。
妙就妙在似通非通之间。一童独唱或众童齐唱，男声女声杂然相混，那娇滴滴的声音忽而近忽而远、忽而洪大忽而细微，在古城雨后清新的空气中荡漾着，给为生活而终日操劳的父母们以莫大慰藉。
《打花巴掌》这首儿歌，是娃娃们兴高采烈时击掌群唱的“拿手好戏”，其词曰：
打花巴掌儿哎，正月正，小子放炮姑娘点灯；
打花巴掌儿哎，二月二，老龙抬头收雪花儿；
打花巴掌儿哎，三月三，王母娘娘庆寿诞；
打花巴掌儿哎，四月十八日，药王爷圣诞把香插；
打花巴掌儿哎，五月五，小枣儿粽子家家煮；
打花巴掌儿哎，六月六，骑驴城外看谷秀；
打花巴掌儿哎，七月七，鹊桥牛郎会织女；
打花巴掌儿哎，八月半，抬头夜看兔儿捣蒜；
打花巴掌儿哎，九月九，塔上登高瞅一瞅；
打花巴掌儿哎，十月一，别忘给鬼送寒衣；
打花巴掌儿哎，冬子月，老太太发愁哑巴爹（炉子）；
打花巴掌儿哎，腊月二十三，抓草抓料糖瓜儿黏。
长街叫卖声
幼时曾居西单牌楼之北，对门便是失火后重修之西单商场。身在小院，街头之叫卖声历历可闻。
每年春暖花开时，便可听到“卖小金鱼”之声。卖鱼小贩，挑着担子，一头是装小金鱼的扁圆小木盆，另一头笼筐内放着些玻璃鱼缸。
中午时分，便可听到隔壁小饭馆的卖包子声。饭馆小伙计一声“肉包子出屉，热啦——”清脆悦耳。随之端出一大铜盘热气腾腾的包子，行人为之注目。
夏天，一些人家院里搭起了遮阳的天棚。到了中午，竹帘低垂，大街小巷一片沉寂，只有树上的蝉叫个不停。这时，传来阵阵卖酸梅汤和雪花酪的冰盏声“叮叮当——”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冰盏声是用两个小铜碗夹在指上，互相叩击，发音清脆，颇为受听。小贩推着车子，除酸梅汤、红果酪、雪花酪、汽水外，还有凉粉。凉粉用小铜旋子旋成面条，加上酱油、醋、芝麻酱、辣椒油、蒜末儿、芥末等，食之，凉、辣、香、麻，亦为祛暑妙品。
到了黄昏时分，华灯初上，工作了一天的人们纷纷回家，街头小贩也越来越多。卖羊头肉和驴肉的都提着小木篮，吆喝着“羊头肉啊”“驴肉香”。羊头肉用快刀切得特薄，撒上细盐面儿，为下酒佳肴。卖驴肉的吆喝声则颇为别致，先喊一声“驴肉”，声音短促高昂，有时吓人一跳，然后才是一声低沉而委婉的长音“香”字。卖卤鸡的则吆喝“肥卤鸡”，所提篮内，有整只卤的鸡、成串的鸡胗肝和五香茶叶蛋。另有一个签筒，里面的竹签上刻着大天、小地、人牌、长三、长二等牌九点子，供顾客来抽。胜者可以少量的钱吃到更多的东西，形似赌博。门房老少，精于此道，他在门口一蹲，小贩均绕道而过，偶被他抓住，小贩只好满脸赔笑说：“你不用抽了，想吃什么你自己拿。”
秋末冬初，街上便出现卖烤白薯的，有的吆喝道：“栗子味的烤白薯——”散学归来，买上一块，既可果腹，又可温手，一举两得。
冬夜，人们围炉取暖，这时便传来“萝卜赛梨，辣了换”之声，在静谧的寒夜中，声闻数里。
旧京百业话绝技
旧京百业能人辈出，各怀绝技，观其技每令人诧为奇事。兹分别忆而述之，以飨诸君。
一曰接生姥姥断男女。妇女九月怀胎而一朝分娩，乃人生之大事。婴儿未曾呱呱坠地，常人不可断其男女。旧京以接生为业的姥姥，却有“隔皮断瓤”之神功。凡产前之孕妇，只要请接生姥姥观其面部肤色、腹部隆起形状与大小、行走之姿势，即可立断生男或生女，屡试屡验，迄今不知其奥妙何在。
二曰中医断生死。《论语》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古之俗语又曰：“黄泉路上无老少。”无论怎么说，人皆不愿死，正如另一句俗话所说：“好死不如赖活。”暴病或久病之人，受痛苦折磨可谓是“赖活”，延医求药旨在祛病延年。医道精通的中医师，望病家之五官即可洞察五脏之病变，听其声闻其味即可判断其痊愈或病死日期。人将死，出诊费再高亦婉言辞谢，否则必落个“庸医杀人”的罪名。
三曰杠夫背棺。小户人家办丧事，因其屋门或街门狭窄，不能抬棺而出，遂有杠夫独身背棺之举。有此等绝技之杠夫力能扛鼎且腰腿灵活，背棺时必须弓其腰，弯其腿（如同京戏武丑走矮子），唯有不偏不倚、四平八稳地把极沉的棺木背出门外，才不致受到丧家的谴责，并可得到赏钱。
四曰撒纸钱高入云端。旧京之出殡，杠前必有撒纸钱者（丧仪执事之一种），将冥钱散与四方野鬼孤魂，以便家鬼畅行无阻。撒纸钱时，以扔得高、散得广为拿手。人称“一撮毛”（因脸上有一绺黑须而名）者，姓金名福，乃满族八旗落魄子弟，因其自幼常拉硬弓，臂力无穷，故所撒纸钱高可五六丈，散开后漫天皆白如雪片儿，飘忽不定，颇给丧家露脸。“一撮毛”靠此绝技所置房产颇多。
五曰窝脖儿负重疾行不歇脚。“窝脖儿”又称“扛肩儿的”，是旧京一种有特殊技能的搬运工人，能以颈部承受搬运之物，低头小步疾行，其所扛之物多为硬木家具或精细瓷器。上肩后无论行程远近均不能撂地歇脚，且进街门与屋门时必须蹲下身子方可进入，其耐力与技巧，实为一绝矣。
六曰棚匠搭架如兔起凫举。旧京操办红白喜事皆讲究请棚师高搭席棚，操此业者谓之棚铺，其伙计谓之棚匠。搭棚所用之杉篙或毛竹，高皆丈余，纵横交错以麻绳捆绑。棚匠手攀脚蹬如兔起凫举、猿猱上树，其动作之优美不亚于现代之体操运动员。
七曰瓦匠扔接瓦快而准。旧京之老式瓦房，无论新建还是翻盖，均需大量运送拱形瓦和瓦当。运送时，房上房下各站一人，五块一摞，一扔一接，动作优美而节奏鲜明。
八曰捶金薄如蝉翼。旧京匾额之金字，皆以金箔儿贴之，历久而光泽如初。生产金箔儿者曰捶金作，其技师能将一两黄金捶成一亩三分地面积，微风吹之亦可飘向空中。
旧京测字先生
老北京城里，测字先生比比皆是。这类人属于“术士”之一种。术士之本义，其一指儒生，其二指儒生中讲阴阳灾异的一派人。测字、相面、算卦这三种术士，统称为“巾行”。所以如此称呼，系因此业发端于头戴巾帻的一派儒生。
测字也称拆字、破字或相字，内行人称作“小黑行”。测字是自宋代以来就颇为盛行的一种占卜之法。术士令求占者任举一字，而后把字形拆开，阅其偏旁点画，并离合参互他字，随机附会人事，以占卜吉凶。
北京的测字先生分三种：在桌上测字的称为“桥梁”，其设备为一桌一椅，桌前围一块白布，上书斗大的“测字”二字，桌上或备纸条、笔墨，或备石笔、石板，以供求占者书写用之。在地下摆摊测字的称作“砚上巾”，最为寒酸。串茶馆测字者名“踏青”。
旧时北京测字最有名者为王梦曾。此公出身于七品小官僚家庭，自幼通习六艺经传，诗、词、赋俱佳，并宗黄山谷书法，擅写一手潇洒大方的蝇头小楷。青年时曾考入南堂（位于北京宣武门内路北的天主教堂）攻读法文。1932年9月，张学良在北京东城煤渣胡同路北行营办事处招考秘书，应考者三百余人，但只有刚过而立之年的王梦曾以一篇骈文考取。他任张学良将军府第二秘书未满三年，因与同僚政客不合而丢官。后为生活所迫而沦落天桥，化名为“负平生”，以测字兼写扇面儿谋生。
负平生骨瘦如柴，其貌不扬，尤其是头颅小得出奇。但因其每每向众人诉说在梦中见过曾子，又因其书底儿雄厚，并且精通《易经》，无论测什么字，也无论给什么样的人测字，均能自圆其说，无懈可击。于是，“负平生”三个字便披上了十分神秘的色彩，许多求占者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以为是三生有幸遇上了一位“活神仙”。老北京流传一句歇后语，叫做“负平生测字——写得了不改”。民国时，文人金松涛在其所作的竹枝词《天桥即事》中曾赞负平生曰：
学柳学颜更学韩，露天挥翰冒霜寒。好凭一管江郎笔，倚马千言未是难。
闲话北京“打鼓的”
北京买旧货打小鼓的，其历史根源虽然未能深考，但也是很久的了。康熙时柴桑《燕京杂记》记云：
有荷筐击小鼓以收物者，谓之“打鼓”，交错于道，鼓音不绝。贵家奴婢，每盗出器物以鬻之，打鼓旋得旋卖；路旁识者，辄以贱价值得宋元字画、秦汉器皿。
这里不但记到打鼓，而且说到了打鼓的货物的来源。当然贵家奴婢盗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他们的货源还有哪些呢？大约不外乎这样几种：一是一般人家不用的旧货，这是大宗，但不甚值钱；二是在京住了一个时期后要回乡的人，如赶考举子，学校毕业的中学生、大学生，或是去其他地方上任的小京官，临走时把不能带的东西卖掉；三是全家离京回乡或他往的人家，这大都是官宦，每遇搬迁，要卖大批东西；四是旗人官宦的后代，家道衰落，靠卖旧货度日；五是大宅门佣工偷出来的东西。第一、二宗是打小鼓的日常的交易，都是一般的旧货，即使贱买贵卖，也都是较为正常的利润。打小鼓的最喜欢后面三种货源，因为这都是收旧货发财的机会。《清稗类钞》说：“京师语云：‘怕甚苦，且打鼓；怕甚饿，日捡货。’盖相传操此业者，岁必有一暴富者也。”可见打小鼓发财是屡见不鲜的。
封建官吏在京多年，都有很大的宅子，单是木器家具就很多。一旦因事离京，行期在即，都急于清理，常以极为便宜的价钱卖给打鼓的，而且数量很大。因而打鼓的遇到一户这样的人家，便可赚不少钱。
打小鼓的总喜欢在北城一带旗人多的胡同中兜生意。据说有一次一个打小鼓的，在一条小胡同里看见几个小孩玩弹球，一个小孩用的球是绿的，而且较大，他就要过来看。这个“球”中间还有一个洞，便同小孩商量，到小孩家中用几块钱买走了。小孩母亲不懂，以为一个小孩玩意儿，居然卖了几块银元，很合算。岂不知这是清代大朝珠上拆下来的一颗“翠珠”，而且还是很好的“玻璃翠”哩！打小鼓的转手之间，便赚了好几百元。类似这种故事，在旧时打小鼓的商人中，流传是很多的。
打小鼓的也有区别。普通小贩挑着两个筐子，沿街收买一些旧衣服、旧家具、旧报纸和旧瓶子等。更差一点儿的，则只能收些破烂、碎品之类。有一种资本较厚被称为“打硬鼓”的，则专门收购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古玩字画、毛皮绸缎等。这些人要经过学徒或有相当经验才行，没有一定的眼力干不来。
王府井附近有一家古玩铺掌柜，就是打硬鼓的出身。有一次，他从一户家道中落的王府花五百多块大洋买了二百多个旧鼻烟壶。别人认为并无特殊之处，他却说：二百多个烟壶，只要一个有用，别的都是搭配。说着，从中拣出一个进到屋里洗（打磨）了一下，然后拿出来再看，只见是一块圆形蓝宝石，晶莹透亮，光芒四射，放进盛满凉水的碗里，水都给照蓝了。大家见果真是一件宝贝，都十分佩服这位打小鼓的眼力。他悄悄说：这块宝石可卖到一万多块钱，但当时我不能只买这一个，那样，卖主就会起疑，肯定不卖了。
打小鼓的都会摸卖主的心理。有些破落户急需用钱，但又很顾脸面，不肯走到街上来卖东西，打小鼓的就主动登门，而且不能一开口就问人家卖什么东西，而是说：您这儿有什么好玩意儿，赏给我们看看，开开眼。如果主人有意卖，再说价钱。对一些根底较厚的大户，起初还往往故意多出些钱，以取得对方的信任，放长线钓大鱼，“垄断”几个大户，便建立了固定的“进货基地”。
打小鼓的经常串哪条街，走哪几条胡同，习惯上也有一个大致地段的划分。例如，从前门外菜市口到虎坊桥一带，经常在那里窜的是一个姓刘的打小鼓的。他细高个儿，穿一件灰布长衫，外罩黑马褂，看上去斯斯文文。他很健谈，小鼓打得也很有节奏，人们一听就知道是“打鼓刘”到了。他很会做生意，常常在和人们的闲谈中，指着人家手上戴的戒指说：“这东西现在行市很不错，您这个能卖上二十块，等您想出手的时候，交给我办，也让我赚几块。”有时对方本无心卖，这么一说，一动心，买卖就成了。他和这一带的人都很熟，如果谁卖后又后悔了，他从不为难你，原价退还，所以信誉颇高。
更高些层次的打小鼓的，不但眼力好，会经营，而且还有其独到的技艺。比如过去有一种赤金笺纸，是用纯黄金的金箔捶制而成，可用来写字作画。20世纪30年代初，从荣宝斋买一副六尺长的赤金对联，要花上七八块大洋。有些喜对和寿联一类的东西，人们用后就当旧纸出售了。有的打小鼓的有一种绝招，买回去后，经过提炼，可以把上面的金子提取出来。要深问，却不肯细说，因为技术是保密的，否则，饭碗就让人夺走了。
茶馆·茶摊·大碗茶
北京旧时的小茶馆，生意实在小得可怜，比上海的“老虎灶”还不如。老虎灶以卖开水为主，摆桌子卖茶为辅，而北京小茶馆主要卖茶。穷茶客往往还自备茶叶，单买开水，坐上半天，也不过两三个铜子。几张破桌子、烂板凳，每天即使卖满堂，也不过几百个铜子儿。换银元，有时还换不到一块，还要除去煤钱、房钱、电钱、人工挑水费等开支，所剩能有几何呢？因而大小茶馆的生意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就已无法经营了。
虽说小茶馆生意小得可怜，但好歹还有两间破房。还有比小茶馆更小的生意，那就是“茶摊”。在各大庙会上，如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在天桥、在鼓楼后头、在什刹海河沿上，常常看见支一副铺板，铺板上铺块白布，放着一些茶壶、茶碗，也弄得干干净净，边上还放着一两对老式的茶叶罐，罐中放着小包的茶叶，周围放着大板凳，旁边灶上烧着开水壶，这就是当年的茶摊。老爷爷带着孙子逛庙会，看完玩意儿，走累了，坐在茶摊上歇歇脚。孙子在一边吃糖豌豆，爷爷沏上壶三大枚的“高末”（沏半包，其余半包还要带回家去），坐下来安详地喝上两碗。这样的茶摊，这样的茶客，其生意比起小茶馆来又小得多了。
如果说茶摊生意小，那还有比茶摊更小的生意在，那就是“卖大碗茶的”了。在天桥也好，在各城门脸也好，在什刹海河沿也好，常常可以遇到上年纪的老头儿，或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挑着一副担子。担子前头是一个一尺多高、短嘴的绿色釉子的大茶壶，顶上三个“小鼻纽”穿着绳子，挂在担子上。担子后面是一个大篮子，篮子里一块布下面盖着几个粗瓷碗，有时还放一两个小板凳，这就是“卖大碗茶的”。一边蹒跚地走着，一边叫喊着：“谁喝茶水？”有人喝茶，就放下担子，取一个粗碗，从壶中倒一碗“酸枣叶子”泡的茶水，很有礼貌地捧给你，可能还拿出小板凳让你坐下来喝。
时过境迁，如今北京有个鼎鼎大名的尹盛喜，是靠在前门卖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起家的，后创建“老舍茶馆”。几年前茶馆发展成年营业额数千万之巨的大企业，实在令人佩服。这在过去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
井窝子与挑水的
历史上北京人吃水皆汲于井。彼时所凿之井，因缺乏科学常识与技术，其水大都苦咸且涩。以此水泡茶，即使是毛尖、雨前等名贵的茶叶，也喝不出什么香味儿。
北京的甜水井甚少，“甜水”自然就可贵了。而位于平则门（即阜成门）护城河畔的“蜜罐井”，则简直被视为宝贝。相传该井源于玉泉山之泉水，夏日饮之清爽宜人，凉可彻骨；冬日饮之，则略具暖性。慈禧太后曾饮此井水，欣悦之余，便随口封之曰“蜜罐井”。
小小的一口蜜罐井，不足以供大内所需，禁宫及显贵们吃水，便特备水车，间日至玉泉山汲取泉水。交通不便，所费亦属不赀。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不堪饮苦水，亦取水于玉泉山。终因交通不便，不久遂有一德国人在前门外樱桃斜街凿洋井一眼，以供饮用。翌年两宫回銮，德兵归驻东交民巷，洋井遂为一山东人所购，井水论桶出售。且渐渐有诸多以挑水为业的山东大汉来此趸水，遂开洋井业之先声。嗣后，商部为供应大内用水，乃聘请日本人先后在三贝子花园（今动物园）等处凿井四眼。入民国，自来水因售价昂贵，未能普及于民间，洋井业遂极兴旺。
洋井所在地，北京人称之为“井窝子”。20世纪30年代时，北京的井窝子遍及全城。大凡井窝子都有茅屋一间、辘轳一架、石雕水槽一具。这里一年四季是挑水的集散处，也是赶大车、拉骆驼等劳动者经常光顾饮牲口的地方。
北京的小康人家及铺户，大都雇佣挑水的。那些以挑水为业的山东人，其全部生产工具只有一辆独轮水车、一副水筲和一根扁担。水车的两侧各置一个长圆形的水箱，贮满水后有千儿百斤，推将起来须左右频繁地扭动着身子才能掌握平衡。而那木轮与轴瓦紧紧地摩擦着，不时地发出一阵阵“吱吱吱吱”的刺耳声响。
挑水者从水箱往水筲里放水以及将水倒进用户的缸里时，扁担一直不下肩，两只水筲也一直不着地，动作是那么麻利、协调、漂亮，给人以造型艺术的美感。
挑水的与用户彼此信任无疑。每挑一挑水，便用石笔在用户的门框上画一道儿，月底凭道数多少结算水费。挑水的绝不多画一道儿，用户也绝不偷着擦去一道儿，彼此讲究信义，颇为难得。
闯线·摸驴·拴娃娃
北京有句老话云：“有剩男，没剩女。”意思是，总有些男子汉面临打光棍儿的厄运，而女子即便是瘸麻聋瞎、歪瓜咧枣儿，也照样嫁得出去。
因为种种原因而打光棍儿的男子汉，本人心急火燎、叫苦不迭，外人则言“婚姻不动必有邪祟阻挠”，于是便有“闯线”之俗。
朝阳门外之东岳庙，其西南小院里有月老殿，闯线之光棍儿无不涉足其间。殿中系红线于两柱间，光棍儿前行数步以腿将线撞断，则大功告成。至于香火钱，必定是要破费的。而且必须趴在蒲团上，冲着月老的尊像连磕三个响头，以示对神灵之虔诚及求偶之心切。
光棍儿闯线后，无不欣欣然有喜色，并纷纷做起“洞房花烛夜”的美梦，有些最终仍落得形单影只。老光棍儿之悲惨结局者，犹不乏其人矣！嗟乎！古今国人之愚昧，岂止旷夫耶！
孔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农业为本的古老中国，世世代代把有无后嗣看得至关重要，甚至将其与“不孝”联系在一起，实在骇人听闻！此等封建腐朽思想之桎梏，迄今仍然束缚着千千万万的家庭与夫妇。于是专治不孕症的个体医生或国营大医院专家门诊部，求医者趋之若鹜，门庭若市。殊不知看破红尘的老北京人早有言曰：“一儿一女一枝花，多儿多女多冤家，无儿无女活菩萨。”无儿无女者，除有悖于种族繁衍之自然规则外，倒也落得个生无拼命的付出，死无任何的后顾之忧。然而在几十年前，女人婚后不生养，便会受到公婆、丈夫乃至社会舆论的谴责，并被安上“窑姐儿转世”“断香烟的丧门星”“有苦劳无功劳”等罪名。因其不生养，于是成为丈夫名正言顺纳妾的理由。而一旦姨太太生下一儿半女，原配夫人即使捶胸顿足吵嚷“姑奶奶是坐八抬大轿过门的”，也丝毫改变不了被“打入冷宫”的厄运。有鉴于此，未得生养的妇女遂醉心于去庙中“摸驴”或“拴娃娃”，希冀神灵庇佑，赐以身孕。
东岳庙之文昌殿，旧有铜驴（实为偶蹄，名曰“特”）一匹，相传为文昌帝君之坐骑，抚之无子生子、有病祛病。求子心切之妇女，于每月朔望或农历三月初一至二十八日（是日为东岳大帝诞辰）开庙期间，三五相约纷至沓来。妇女每每因害臊而不敢公然抚摸，徘徊逗留良久俟殿中无生人时，方敢七手八脚尽情抚摸。盖因抚者众且日久天长，铜驴浑身乃至阴茎阴囊之部位，无不锃光瓦亮而人影可鉴矣。此神兽现藏于白云观，每逢春节庙会期间，少妇及黄花姑娘无不落落大方地抚摸之，不过是自寻开心罢了。
在东岳庙、白云观、蟠桃宫等庙宇梵宫的送子娘娘塑像前“拴娃娃”，更是旧时渴望生子的妇女的常见行为。娃娃者，即列于香案上之小泥人，高三寸许，五颜六色，栩栩如生。求子之妇女，择其一速以红头绳儿系之并揣入怀中。应验与否，拴之者自知也。
京都花轿
按中国旧俗，举凡嫁娶，则必用花轿，尤其在北京这个礼俗至重、传统色彩极浓的地方。即使是出身于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寒门中的女子，出嫁时也必须坐八抬大轿。否则，日后稍有不慎就会被长舌妇以“带肚儿过门”等骇人听闻的谎言弄得痛不欲生。
中国妇女极为重视的轿子，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据典籍记载，唐代以前，轿子称为肩舆，五代时开始出现“轿子”这一名称。至宋代，以轿代车马，则已相当普遍。南宋绍兴年间，枢密院编修官王鼃在其所撰《默记》中云：“艺祖（赵匡胤）初自陈桥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鼃，乘轿子，出居天清寺。”
继宋之后，历代乘轿之风经久不衰，尤以清代日趋兴盛。不仅出现了区别品级的红呢、绿呢、蓝呢三种颜色的官轿，而且兴起了供新娘、娶亲太太、送亲太太乘坐的花轿。
花轿的主体名为轿厢，竹木所制，无须赘述。而关键的部位是供千人瞧万人看的轿围。这种奢华艳丽的装饰品，是以红绸或绿绸为底儿，外加平金刺绣精制而成的。其图案有如意头、祥云锦、柿蒂纹、团凤、舞鹤、子孙万代等，造型之美观、线条之流畅、色彩之艳丽、想象之丰富、寓意之隽永、格调之古朴，无一可挑剔，与其说是轿围，不如说是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然而，尚有比此等轿围更加华贵者，即除金线刺绣各种吉祥图案外，并镶嵌钻石及红蓝宝石，而此等价值连城之轿围，非贵族之家而莫敢问津。
按老规矩，喜轿前面的全部执事包括：开道锣一对，红牌两扇（上书“肃静”二字），大号、歪脖号各一对，伞、扇各一对，大镜、二镜、筛镜各一对，令箭一对，金瓜、钺斧、朝天蹬各一对，喇叭四只，大鼓八面，横笛两管，铜钹两副。诸般执事沿街款步而行，一路吹吹打打，给古都增添了热闹和迷人的色彩。
轿围的新与旧、执事的多与少，以租用者穷富而有天壤之别。小户人家，一般只用八抬红轿一顶、两只喇叭、四面大鼓而已，以不让亲友、邻居笑话为度。殷实之家，则必用崭新轿围的红轿（新娘乘坐）一顶、绿轿（娶亲与送亲太太乘坐）两顶，并全部之执事，耗财买脸在所不惜也。
在旧北京人的生活中，轿子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出租花轿为业的轿子铺和以抬轿子为生的轿夫便随着京都逐年人烟稠密而与日俱增，并由此而成了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
家财万贯者办喜事租花轿，常常不惜花数百块大洋用崭新的高级轿围（租金相当于轿围的工本钱），而且要求全部执事油饰一新，就连轿夫、吹鼓手及执事人等所穿戴的驾衣靴帽乃至帽子上所插的翎毛，也是一律簇新无褶儿者。这种全部租金上千块的大买卖，唯有本钱雄厚的一流轿子铺才敢承办。
为讲究排场、显示富有，并增添喜庆气氛，婆家于迎娶新娘前一日下午，令轿夫把花轿及一切执事在门前展览出来，谓之“晾轿”。于是招来四面八方的围观者的啧啧称赞。
翌日“发轿”（起轿出发）时，新娘所乘红轿居中，娶亲太太与送亲太太所坐绿轿一前一后，执事高擎，锣鼓喧天，号角齐鸣，穿街过巷，故意绕道迤逦而行。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的绿轿并无轿帘遮挡，其浓施粉黛、满头珠玑、怡然自得之情态一览无余。所到之处，观者如堵，指手画脚，评头论足，而自得其乐矣。这种喧腾的景象，正如《光绪都门纪略》中之《娶亲》诗所云：“鼓乐旌旗辇路开，大红官轿坐徘徊。门前车马阗如许，也学官家大样来。”
北京城里的所有轿夫亦是杠夫，其共同特点是年轻力壮、健步如飞。负重行走，上身不动，稳而且快，以人马赶不上者为能。但是，在给大户人家抬花轿时，为达到主人充分显示气派与阔绰之目的，则必须耐着性子以小碎步蹭着走。如此之情景，每每撩拨少女怀春之情思，亦往往勾起薄命少妇忌妒之心怀。
轿子铺又称喜轿局，其字号均取诸如“吉庆”“天顺”“仁和”“合兴”等喜庆之类的字眼，大都开设于内外城繁华地带。这种买卖在三百六十行当中，与杠房合称为“红白口”，以租赁和服务这两种形式作为主要经营手段。轿子铺虽说一年四季皆有营业，但以春秋为旺季，而且高度集中于“黄道吉日”。每应一号买卖，所派出的一拨轿夫、轿子、锣鼓、执事、红毡等谓之“一伙”。逢大吉大利的日子，小喜轿铺一天只能应一伙买卖，大喜轿铺则可应两伙甚至三伙。但对吹鼓手及打执事的杂役来说，由于时间的限制，每人每天只能参加一伙，故俗话说：“吹鼓手命穷——好日子重（崇）。”
“合兴”与“阜顺”两家轿子铺，在清末和民国期间，是饮誉京城的佼佼者。两家皆开设于崇文门外，实力旗鼓相当，竞争激烈。
合兴轿子铺开业于光绪末年，创办人系八旗落魄子弟，因其原在左安门内蓝旗大营房当差，头上盘着一条大辫子，人送绰号“大辫子兵”。营房撤销后，“大辫子兵”遂以全部积蓄开办了六间门面的大轿子铺，不惜血本地置办了簇新鲜艳的轿围子、全部执事，以及轿夫所穿戴的驾衣并靴帽。所用轿夫和吹鼓手，皆为出高价挑选来的年轻力壮且技艺娴熟者，故其生意日趋兴隆，客户遍及内外城。
与“合兴”抗衡者，乃后起之秀阜顺轿子铺。主人卢三，以善做驾衣闻名京华，人称“驾衣卢”。因看轿子铺生意兴隆、前景可观，遂于民国八年（1919）创办阜顺喜轿局，自任掌柜，自制驾衣，并以二子为左膀右臂，料理一切事务。父子同心同德，果然后来居上。
1929年初夏，北京某大户租用阜顺号的轿子，在前门外天寿堂饭庄大办红事。其“晾轿”场面十分浩大：红轿一顶，绿桥两顶，皆描龙绣凤，金碧辉煌；全部执事计有开道锣一对、弯脖号一对、大号一对、伞一对、扇一对、大镜一对、二镜一对、筛镜一对、令箭一对、金瓜一对、钺斧一对、朝天蹬一对；另有吹喇叭者四人、打大鼓者八人；轿夫与执事人身着绿驾衣，头戴黑毡帽，上插赤铜色雉羽。起轿之后，鸣锣开道，鼓号喧天，列队而行，俨然帝王出巡。路人见之，无不啧啧称羡。
两大轿子铺明争暗斗，互不相让。1930年春天的一个黄道吉日，“合兴”与“阜顺”两拨花轿仪仗队在东单牌楼大街迎面相遇。双方各抬红绿三乘轿子，伞扇等执事五彩缤纷，气派非凡，四顶绿轿皆高卷轿帘，内中端坐的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均浓施粉黛、满头珠翠，眉开眼笑，左右顾盼。南行北去的两伙轿夫于交错时皆放慢了脚步，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一寸一寸地往前蹭。六顶轿子四十八名轿夫的靴子底儿左右落地颇有节奏，但听一阵阵“沙沙”之声。轿子平稳至极，几乎静止不动。观者如堵，不禁为之喝彩。而观轿夫之神态，则意气扬扬，甚自得也。这种貌似文明实则激烈的角逐十年九不遇，称得上是一种形式特殊极为奏效的活广告，对提高并扩大轿子铺的声誉大有裨益。
京城澡堂子
中国人以盈利为目的的浴池业，明初才在北京出现。
元代时，北京的寺院始设澡堂，史料云：“凡内官皆于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内沐浴，并有专人为之擦澡讨赏。”寺庙内设澡堂，无疑是与礼佛有关——沐浴更衣以示虔诚。明代永乐年间，市井出现浴池业，至清代则日趋昌盛，凡人烟稠密、车马辐辏处，皆开设澡堂子。
明清时代北京的澡堂子，设备极其简陋，灰棚房屋，油纸糊窗，砖砌浴池，铁锅烧井水，井水以辘轳汲之，池四周设长凳与衣筐若干。浴巾乃农家土布，浴履则是剪去后半截鞋帮的旧布鞋，并备洗涤泥垢的碱面儿。
清末民初，开设于北京内外城的澡堂子有百余家，规模扩大，设备亦大有改善。其等级分为上、中、下三种档次，上等者如王府井北江的清华园，设有头等官塘、普通官塘、盆塘及池塘；中等者如前门外鲜鱼口内的兴华园，设有雅座儿盆塘和散座儿池塘；下等者，则仅设温、热、烫三种水温的大池塘。档次虽不同，但均附设搓澡、修脚、理发、代客洗衣、住宿五种服务项目。
头等官塘系由内外套间组成的豪华盆塘，外间摆设硬木桌、椅、茶几、橱柜、梳妆台、床及香水、香皂、发油、雪花膏等物，并装有电话，如同豪华宾馆的客房。官僚政客在此既可沐浴，又可会客、吃饭、打麻将牌、抽鸦片。常有官僚携好友在此寄居一旬或半月，北京土语称之为“澡堂腻子”。澡堂的伙计自然要充当仆人的角色，嘴里爷长爷短地叫着，一日三餐跑饭庄子为爷叫饭。而最后的赏赉，自然也是丰厚的。
普通官塘的服务对象，多为本地或外埠的商人。为做成一笔生意，他们往往借助澡堂的牌桌，在愉悦和谐的气氛中谈判，十有八九能拍板成交。至于一般的盆塘，则面向职员、公务员、教授或中学教师。
最有情趣者，当属面向大众的散座池塘。那些脱得赤条条的，分别浸泡在温、热、烫三池中的澡客们，无论相识与不相识，都能自由地交谈——民间的传说、社会的新闻、市井的现象以及家长里短儿这些永恒的话题。倘另花份儿搓澡钱，则可躺在宽大的木凳上，尽情地品味一下让别人伺候的滋味儿，过把“爷”瘾。浑身的滓泥儿被搓得一干二净，异常舒服。
令人欣慰的是，百姓涉足的池塘，充满着黄金难买的深情挚谊——走出浴池，即有伙计趋前用热毛巾为你擦背，并给你披上毛巾被，以防着凉；当你在床位上休息的时候，伙计会为你频频地续上茶水，频频地为你送来热得发烫的手巾把儿；甚至当你睡着的时候，为你轻轻盖严了毛巾被。如此周到而热情的服务感动得你不得不甩下菲薄的小费时，那账房先生的一声“谢谢”、满堂伙计无不高声应和，让你觉得有一股暖流，熨帖着你那颗或喜或忧的心。
街头棋摊
昔日京华，不乏象棋高手，一般小茶馆及天桥等处，都有棋手踪迹。有些心高气傲者，关心得失，每每为了一子的进退而脸红脖粗地计较。棋子打在棋盘上，俨然是州官问案时拍惊堂木的声音，旁观者亦不觉为之正襟危坐。
20世纪40年代，东西长安街、和平门内外，摆棋摊者甚多。靠此谋生的，大多已走入斯文末路。他们在地上仅铺一张旧白纸，随意拣一局棋谱上的旧套，以待主顾。一些不懂下棋奥妙或一知半解又想逞能的棋迷，必然落入圈套，自投罗网。胜的成分百不得一，碰到行家，也只下个平局而已。
通常，地上摆着一式残局，引人参战。摆摊人悠闲自得地坐着，口中不时喃喃细语。其旁早有与他一起的同谋者，状似与他不识。有的过路人如说：“此局红棋必胜。”同谋者则说：“黑棋必胜。”摆摊人始而笑言凑趣，继而与同谋者尖语挑衅，最终目的是引起过路人发火。摆摊人见火候已到，倡议说：“你们可以打个小赌，凑凑趣儿，多少出点小钱，交给我，谁胜了就归谁，我做个中间人。”同谋者即向过路人提出打赌，过路人如犹疑不决，摆摊人即说：“闹着玩玩，赢就赢，输就输，算得了什么？这和划拳行令一样，大家凑个趣儿，有何不可？”同谋者此时已掏出钞票，提出打赌数目，引得过路人乖乖落入套儿。
摆摊人和同谋者配合得天衣无缝，一言一语，一招一式，极尽讽刺挑拨之能事。过路人如出钱太少，则讽刺之；出钱多则鼓励之。谈到适当程度当即达成协议，过路人与同谋人把钱交给摆摊人，两人对弈。其实，这种残局谱中早有定招，过路人如是真正行家，也不过打成平手，不可能胜。反之，必败。一局既罢，摆摊人先将钱交给胜者，继而向双方索要中费，两人都出若干。实际上，过路人又出一份冤钱。如果真的下成平局，也要出一笔中钱。反正是设下圈套，请君入瓮。摆摊当中，如无过路人发言，则同谋人不时发出议论，以引起不同看法的过路人中计。
这种街头棋摊，是变相赌博。虽然赌注都很有限，多不过一两斤酒资，少则一两盒纸烟代价，然则动机卑劣，已谈不到什么雅趣。
乞丐王国种种
乞丐俗称“叫花子”。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而且人多势众，长期以来对北京的经济、交通、治安造成一定影响。
乞丐中的头目称“杆上的”，又名“扎铺的”。传说某朝一位皇帝，发迹前曾为乞丐，嗣后贵为天子，因不忌其贫贱时行乞的历史，遂恩准天下的叫花子逢门可乞、逢城设厂（厂者即大丐头，下设若干小头目）、逢镇设甲（甲者即丐头）。于是大丐头便成了叫花子王国中颇有威信的“国王”，终身受成千上万叫花子的供养，食美味而衣轻裘，娶娇妻而纳美妾，且有生杀予夺之大权。
旧时北京的店铺开张或民家办喜庆大事，首先要与“杆上的”接洽。喜庆之日，“杆上的”代表全体叫花子登门贺喜，账房先生笑脸迎送，并奉送大洋四角至一元两角不等（当年一般职员月薪为大洋六元）。“杆上的”得钱后，遂在门口贴一纸条，上写“宝号新张开幕，众兄弟不得骚扰”，或“贵府喜事，众兄弟不得骚扰”等字。众乞丐目睹字条如见圣旨，无不退避三舍。如若不然，众乞丐则采取“车轮战”法，接踵而来，或以“不给财，我不来，省下钱，买棺材”等语诅咒；或混入大门，伺机将宴席所用的铁锅砸漏；更有甚者则悄悄地放一把火，变喜庆为灾难。其破坏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乞丐王国里，丐头具有无上权威。乞丐们行乞的路线与地段，是由丐头划定的，彼此不能越雷池一步。乞丐间所发生的一切争端，均须由丐头出面调停。倘若不服，轻则受责罚，重则被打成残废，以至一命呜呼，或被驱除出帮。从外省市流入北京的叫花子必须先“拜杆儿”，否则就无立足之地。
丐头对其手下众多乞丐亦有应尽的一些义务——乞丐成家，丐头要为其张罗“份子”（礼金）；乞丐患病，丐头须为其请医购药并派人轮流服侍；乞丐死亡，丐头则为其集资埋葬或呈报官方处置。
丐头是终身的职业。老丐头死后，众乞丐才能举荐资格老、声望高的乞丐接任丐头的职务。新丐头上任后，照例要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体拜“杆儿”仪式，并经公议重新确定若干小头目。群丐则按年龄依次称老大、老二、老三……童丐统称为徒弟。
旧时北京的丐头所管辖的乞丐不下二十余种，其乞讨方式五花八门、各有特色。兹择其数种略述之。
以砖头频频拍打前胸或后背者，称为“勒砖”，此类乞丐皆有一定的气功基础。他们无论坐于市井还是走街串巷，总是手持青砖拼命猛击身躯，发出呼呼的声响，每击一下便高喊一声：“修好吧，老爷太太！”被击处由红而紫，由紫而青，而他们全然不顾疼痛。过往行人目睹此惨状，必发恻隐之心而舍以钱财。
手持一副竹板或两块牛肩胛骨，立于商店或宅门门前有节奏地敲打，伴随着“瓜吉瓜”的声响，唱出一段段合辙押韵的词句，其名曰“数来宝”。此种乞丐不仅口齿伶俐，而且头脑相当聪明，能够即兴编唱一套套的词句。例如：“竹板打来响叮当，眼前来到瑞蚨祥。宝号本是绸缎庄，锦绣绫罗闪金光。买卖做得真仁义，财源茂盛万年长。”又如：“竹板一打呱哒哒，转眼来到贵人家。老爷太太心眼好，子孙万代永发达。”无论铺户还是住户，听了如此吉祥而又极力奉承的词句，总不好意思一毛不拔。
北京的女乞丐，名之曰“女拨子”，别名“拍铺的”。她们聚居在天桥一带的小店里，个个衣衫褴褛，头裹青巾，手持竹板儿，每日成群结队前往各家店铺演唱快板儿。虽为女流之辈，而嬉笑怒骂竟无拘无束。因其人多势众且性格粗犷，故店铺掌柜与伙计从来不敢得罪她们。只要看她们一进店门，就立刻付之以钱，避免因其骚扰而影响了生意。
最令人目不忍睹的行乞方法是“钉头”和“穿腮”。钉头行乞者，头顶上都有一个核桃大小的肉包，这是经长期磨炼而出现的头皮畸形。行乞时将大铁钉斜插肉包内，走进店铺以示要钱。倘若不给，便用砖头猛砸铁钉，鲜血随之而冒出。以此无赖手段将事态扩大后，往往达到迫使店铺多给钱之目的。
穿腮尤为惨烈，但不经常发生。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栅栏同仁堂药铺门口就曾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行乞者侧脸贴于门框，将五寸长大铁钉自口中穿透腮颊，钉在门框上，围观者不计其数。药铺掌柜无奈，只得以重金遣之，方得解围。
漫话拉洋车
人力车据说最先出现于日本，开始被称为东洋车，后来说来说去，便叫作“洋车”了。那个年头，北京的火车站前、街头巷口，成排地放着洋车，好似今日之“的士”。车夫坐在车斗上等待主顾。冬天，盖着件破棉袍子晒太阳、打盹；夏天，把车放在树阴下面乘凉，也有的沏上一壶香片，几个车夫一起慢慢喝。
顾客一嗓子“洋车”，车夫们一下子围了上去：“上哪儿，您哪儿？”于是展开了讨价还价。顾客心理不一：有的顾客考虑车子干净与否；年岁大的顾客多半愿意找岁数大一些的车夫，拉起来稳当；青年人性子急，喜欢找年轻的车夫，跑起来一溜烟。而车夫呢？有的愿意拉短途，这大都是年岁大一些的。有的乐于跑长途，毕其功于一役，图个痛快。有的在琢磨来回脚，如打东四到西四或西单、前门，就愿意拉，讨价还价有商量，因到终点很快又可找到主顾；要是从东四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像什么崇内老钱局后身、广安门外白纸坊，那就有的不肯拉，有的多要价，因为到了那里，还得拉着空车走一大段路才能再搭上主顾。要是出城，到颐和园或清华、燕京，从市中心去，非两三元不拉。
有的车夫中间往往“倒一把”。这样的车夫，或是体力不济，拉不完全程；或是快到了收车时间，要回车厂交车。这种情况下，车夫边拉边和别的车搭讪，一经成交，便请你倒车，价钱还是开始谈的那些，你不用管，反正将你拉到目的地。
就像小说《骆驼祥子》里那样，多数的洋车是从车厂赁来的。有的按月，有的按天向车厂交“车份子”。从车厂赁的车看得出来，多数是陈旧不堪的，车身掉漆，车篷上打着补丁，车胎垫着皮子，车弓子缺少弹性，坐在上面鼅屁股。要是车夫自家的车，车身漆得闪闪发光，车上的铜活通明瓦亮，雪白的垫子一尘不染。一些小姐、太太宁可多花几个钱，也愿意坐这样的洋车。
北京当年一些有钱人家多备有私家洋车。私家车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东家自己买车，雇车夫；一种是车夫自己的车，东家雇人又雇车；第三种是东家雇车夫，车夫又从车厂赁车。前一种自不用说，车夫有时吃住都在东家家里。后两种有的是全日包车，有的是只管接送东家上下衙门，余下时间则打打野食，当然是分等论价。
这三种车子也以第一种为上乘，崭新的车身，一色白铜活，大电石灯，一点倍儿亮。车斗上铺的是小块儿羊毛地毯，底下两只大脚铃，一脚下去，叮当作响。车旁插一根雪白的鸡毛掸子。人坐车上，洋洋得意，不亚于坐今日之劳斯莱斯一类豪华汽车。车夫的打扮也与众不同，夏天是白夏布或香云纱的对门蜈蚣扣小坎肩，下身一条青绸子扎腿裤，脚踩一双千层底“踢死牛”洒鞋，后腰别着一条羊肚毛巾；冬天则是一身青布或“海昌蓝”紧身小棉袄裤，头戴毡帽头，干净利索，分外精神。
这类私家车，夏天是漂白布的车篷遮阳，人坐车上，有一方绣着五蝠捧寿之类图案的白布，一端扣在扶手下方，另一头别在车头底下，遮住东家双腿。到了冬天，车子支上青布棉篷，四周严严实实，不透风。布篷两侧和迎面门帘上，各镶有一方玻璃。出车前，车夫先脱下棉袍子，卷好裹住东家双脚，再拿俄国毯子或狼皮、狐皮褥子盖住东家的双腿，才放下棉门帘，四周扣紧。皮褥子多用红布做里子，放时毛冲外。车把上也有棉或毛皮的手筒子，车夫拉车时将手伸到里面。街上的零散车虽也有棉布、油布车篷，但冬天灌风，雨天漏雨，和前者不可同日而语。
车夫的辛苦，自不待言。夏天，上有炎炎烈日，下有柏油马路的炙烤，一路跑下来，不仅是汗流浃背，就连车把也如同水洗的一样。冬天，车夫要顶着呼号的北风，拉着兜风的带棉篷的车子，一步一喘气地挣扎着前进。跑完一趟，小棉袄从里到外湿透，然后凭自己的体温将衣服焙干。年迈体衰、腹中无食的车夫，拉着拉着就倒地不起的，当年屡见不鲜。《骆驼祥子》中所描述的，毫不夸张。
1945年以后，北京的洋车渐渐为三轮车淘汰。虽然三轮车遇到过桥或上坡，仍需下来推，但毕竟省力多了。
北京的四轮大马车
北京旧时人们喜欢说绕口令玩，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游戏。绕口令中有一则云：“门口有四辆四轮大马车，你爱拉哪两辆，你就拉哪两辆。”
我小时候常说这个绕口令玩，是很难四声咬清说好的。我想起这绕口令中的四轮大马车来，这玩意儿现在北京恐怕很难找到了吧？要注意，这四轮大马车，是西洋玩意儿。据说七十多年前此车曾出过风头。但不到二十年，便为汽车所代替。此后，更是身价大跌，只出现在出殡送葬的行列中了。
北京旧时畜力车辆，有三种叫法，即大车、轿车（也叫骡车）、马车。前两种是“国粹”，后一种是舶来品，专指西式马车。西方的华丽马车传到北京，那是很早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吉利使臣马戛尔尼入觐，其礼品中就有英王乔治三世送给乾隆皇帝的两辆华丽四轮马车，这是18世纪末的事。但是后来乾隆并未坐此车，一直陈列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上，直到咸丰十年（1860）火烧圆明园时，还光彩如新。后来大概也一齐化为灰烬了。
直到庚子（1900）之后，西式马车才在北京时兴起来。皇家亲贵如庆亲王奕、贝勒载振，权臣大僚如袁世凯，名优名妓如谭叫天、赛金花等，都坐起西式大马车了。最出风头的是双马的，一般是单马的。坐双马的自然都是特别大的官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做了总统，入坐的是金漆、朱轮，饰以黄缎车垫的双马车。拉车的是两匹高大的阿拉伯种枣骝，北京习惯叫“大洋马”，不同于中国种的蒙古马、川马。大马车一定要洋马才能拉，中国马不够高，驾不起辕。
马车后来逐渐衰落，我看到过御医韩一斋家中还有辆破马车，有如落日余晖。其他的，就只能在送殡的行列中去找了。
驼铃断想
骆驼原是沙漠中人家豢养的大牲畜，人称“沙漠之舟”。而北京郊区，主要是西山一带，养骆驼的也很多。当年北京城里就常常有一队队的骆驼，响着驼铃，漫步于通衢之上。
北京西山一带为什么养骆驼的多呢？一是北京西山门头沟一带都是煤窑，北京城里烧的煤全是从门头沟运来的。门头沟一带多山路，不能走马拉的大车，运输工具就全靠骆驼了。北京有句歇后语：“门头沟的骆驼——捣煤。”这是谐“倒霉”两字的音，因为北京话把搬运东西叫做“捣腾”。从这一歇后语看出，在北京，骆驼基本上是运送煤炭的。这种情况从明朝就开始了。二是北京作为都城，几百年中土木营建不断，年年要用大量砖瓦石灰。北京旧时石灰窑都在北京西南的房山一带，这些笨东西，大车不能到的山路，也大多用骆驼运送。骆驼，实在可以说是几百年中经营皇都，供应细民，任重而致远的“功臣”。
一只骆驼能驮多少斤呢？八十多年前天津人华学澜《庚子日记》中十月十六日记云：“御煤十四骆驼，共五千六百十斤。”同月十九日又记云：“卸煤三骆驼，共净煤一千一百八十五斤，口袋亦按一个五斤算。”从这两条日记中可以看出，每个骆驼可驮四百斤。这在大牲畜中，负载力算是最大的了。当年南北各省行走山路的驮骡，即使十分好的健骡，驮物也不超过三百斤。比之骆驼，那要差多了。
在骆驼鼻孔中穿一个洞，可以挂一个环，拴一根绳子，再系在前面骆驼的鞍架上，这样一匹连接一匹。骆驼没有骡马灵活，骡马只在后面吆喝，它便会左右转弯，所以叫“赶驮子”“赶牲口”。而骆驼则只能拉着走，所以驾驭骆驼必须叫“拉”。京剧《苏三起解》中，苏三让崇公道问问旅客中有无去南京的客人，好给王三公子带封信。崇公道向后台一喊，台帘里答道：“去南京的客人前天都走了，现在就剩下去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了。”这里用的便是“拉”。
骡子叫“帮”，每五匹为一帮，由一个人来赶。骆驼或三或五连在一起，叫作“一把”，习惯叫“拴一把骆驼”。骆驼怕热，夏天一般都拉到口外去“放青”，就是拉到居庸关或古北口北面，甚至拉到张家口北面草原上去吃草。放青对牲口来说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一般要放一个来月。一个多月之后，骆驼蜕过毛，新毛滑软，膘肥力大，秋风一起，就拉回北京，为北京居民运送煤炭和石灰了。
骆驼老了往往被卖到“汤锅”（专门宰杀大牲畜卖熟肉的铺子）中宰杀。这从感情上说，未免是太残忍了。老舍先生写《骆驼祥子》，为了刻画祥子的淳朴善良，特地让他把三匹骆驼卖给老乡。在与刘四爷的谈话中，刘四爷还惋惜地说他为什么不拉进城来卖给汤锅，可多卖几十元现大洋。刘四爷的狠毒更衬托出祥子的朴厚。
在人们看起来，骆驼似乎走得很慢，但因其每步的距离大，实际还是很快的。蒙古人还对小骆驼加以训练，使之健步如飞，谓之“走驼”，一天能走五六百里路。不过北京没有这样的骆驼，只有一队队蹒跚于西风古道的骆驼，驮着煤缓缓地从西直门洞、阜成门洞走进来，驼铃叮当地响着，为城里人送来了温暖。如今驼铃为卡车的鸣笛声取代，不过我仍怀思着叮当的驼铃声。
旧京三次大出殡
所谓“死后哀荣”，丧葬大礼，是两千年来封建社会形成的习俗。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代京剧大师杨小楼、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的出殡仪式，殊为隆重，迥异于“寻常百姓家”。
1938年，著名京剧武生杨小楼在京病逝。出殡之日，看热闹的人一早伫立街头，有钱人家则租临街楼上茶社或饭庄凭窗座位，居高临下，边饮边看。据说西单的“宾来香”“王强豆乳社”头一天就座无虚席了。大殡为全套执事，金瓜钺斧，“回避”“肃静”的虎头牌，以及香炉、雪柳、引魂幡皆系簇新之物。六十四杠高抬着用金线绣满“百寿图”花样棺罩的灵柩，鼓乐喧天，满街缟素，风光极矣！灵柩后，紧随着孝子孝孙以及全体梨园子弟，有的亲手执绋，有的捧香，浩浩荡荡，好不威仪！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日抛纸钱的是鼎鼎大名的“一撮毛”。他的绝招儿是能将四五十张一叠的纸钱直线般地抛五六米高，中间绝无旁逸斜出，达顶端后，又如伞盖般向四面八方飘落而下，真是精彩纷呈，技艺绝伦。
越二年冬，北洋军阀首领、直系头子吴佩孚病故于北京东四杂锦花园住宅。
吴氏出殡，除与杨小楼大致相仿外，另有三大特色：讣告、行状编印得既大且多，遍发诸亲贵友、要员闻人，一也。送殡者按品级、亲疏一律发孝服。上等发白绸子大褂，中等为白布大褂，末等发孝帽一顶、孝带一条。仅此一项，即耗资达千元以上，此二也。送殡者每人给一枚以治丧委员会名义监制的蓝边、中间有一个凸起的铜版印成的吴佩孚半身戎装像的特制纪念章，蓝边上还有“吴佩孚将军治丧委员会”字样，三也。
上述二人仪式虽如此，到底不如僧。广济寺原住持现明大师，生前鲜为人知，圆寂后因其出殡场面空前，反倒名满京都。
现明死于1942年。道场设在寺内千手千眼观音殿。殿内高悬幢幡宝盖，广列花罐鱼肠，绣工精美，色彩斑斓，令人目眩。加之香烟缭绕，钟磬悠扬，扑朔迷离，令人如入仙境。尤其所焚之香，有芸香、檀香、降香、龙涎香，还有长二尺、直径为四分左右的深棕色大藏香。每天晨钟暮鼓，早晚两课，午间、子夜亦要诵经。一百零八众佛门弟子身披锦斓袈裟，高诵佛经，和谐一致，音韵悠扬。
现明的出殡规模之大，远超过杨、吴。其殡列自西四广济寺始，绕道缸瓦市、甘石桥至西单折回，然后经白塔寺出阜成门直至八里庄白堆子毗卢火葬塔火化。送丧队伍三四华里长，有的手执法器，有的高奏梵乐，有的默诵佛经，热闹非凡。
白堆子有一座高约五米的石座砖身毗卢塔，内堆木柴并浇上了油。灵柩放妥，一声“举火”，顿时烈焰熊熊，黑烟滚滚升空而去。
平湖西瓜灯
浙江的平湖西瓜历史上有“江南第一瓜”之称，与它相关连的还有那丰富多彩、玲珑剔透的平湖西瓜灯。
西瓜灯在平湖地区家喻户晓，男女老少皆参与。每逢西瓜上市，当地的瓜农、居民大多喜欢刻灯、制灯、赏灯、品灯。人们只要随手取一西瓜，根据其体形、大小、皮色，先打画稿，接着用毛笔蘸上墨水在瓜皮上勾画出图案轮廓，然后用“Y”形小刀，依线阴剔阳刻。等到画（字）面刻毕，就将西瓜蒂头切去一小块，俗称给瓜儿“开顶”。后小心翼翼地挖去瓜肉，再在瓜口边装上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一根短竹竿上，瓜内点上蜡烛，即成一盏西瓜灯了。
入夜，若将西瓜灯置放暗处，那忽闪忽闪的烛光，把瓜灯上的图案映照得分外明亮。若提西瓜灯上街，晚风轻拂，烛光摇曳，那瓜灯上的龙、凤、鱼、鸟等宛如活了起来，可以说达到了集雕刻、灯彩、绘画于一体，融色、光、动三者于和谐统一。这里真如桃源仙境一般，那一盏盏、一串串西瓜灯，大的、小的、长的、圆的，不时漂动在凉风习习的河道上，或流动在月光融融的小路间，充满诗情画意。近观，那碧绿碧绿的瓜皮，透着柔和、嫩黄的微光，朦朦胧胧，若隐若现；远看，则碧映冷月，冰雕玉镂，频送清凉，别有一种神爽的惬意。正如清代康熙年间进士黄之隽在《西瓜灯十八韵》中所云：
瓣少瓤多方脱手，绿深碧浅但存皮。铁锋剖出玲珑雪，薄质雕成宛转丝。小篆曲蟠萦未了，回文层累积多时。斜斜整整冰千迭，锁锁钩钩月一规。苍壁镂为高士佩，湘波剪作丽人帷。淡浓有色非烘染，窳突无痕恰蔽亏。佛火八楞青琥珀，鬼工四方碧琉璃。
平湖西瓜灯历经数百年沧桑，至今仍久盛不衰。特别是近年来，平湖的瓜事越来越兴旺，刻瓜制灯的传统也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每次举办西瓜灯比赛，数百盏瓜灯悬挂一堂，媲美争辉，别具风采。那渔舟小巷，那水乡风情，那如诗如画如梦一般的场面，在层层绿色的衬托下，怎不让人遐思联翩呢？
晋南民居地窨院
地窨院，是山西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民居形式，多分布在晋南濒临黄河的平陆县境内。
地窨院是深入地下的院室。这种院室的构造是，在地上挖一个方形的几十平方米的平底大坑，坑的深度一般在十米左右，然后在坑底的四壁挖窑洞。为了解决人畜的上下、出入问题，就在四方大坑的一侧旁，挖一条向下的斜坡通道。地窨院内，院子四周的墙壁上用砖砌起了崖面，用瓦挂起了窑檐，并修建了窑柱，窑洞的门上还装有天窗，便于通风。窑洞内用石灰抹平，刷成雪白的墙壁，风格颇为独特。
地窨院内，为解决出水和浇地种植树木、菜蔬的水源，以及牲畜的吃水问题，一般都挖一口深达十米左右的渗水井，雨水自然地流入井中，避免造成地窨院内的水灾。同时，这些储存起来的水还可以调节院里的气温，并用来浇灌院内种植的果树、花卉、蔬菜等。地窨院中的植被由于小气候所致，发芽早，落叶迟，郁郁葱葱，院中的空气也颇为清爽。
窑洞房本来就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挖到地下，就更是冬暖夏凉了。窑洞内四季温差小，窑内温度一般保持在摄氏十度至二十度之间。夏季赤日炎炎，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严冬，外面冰天雪地，地窨院的窑洞内却温暖如春。
地窨院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受到外界的噪声和大气层中的放射性物质影响极小，人的情绪能经常处于自然平稳的状态之中。
更有趣的是，人住在地下，地气养人。居住地窨院的人，不论男女老幼很少有患气管炎、关节炎、风湿症之类的疾病。
地窨院所以能在黄土高原上产生，并延续下来，与黄土高原的高原特色不无关系。黄土高原的土层厚，气候较干燥，常年降水量少，适宜挖洞并长期居住。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上的不发达，也可以被认为是造成这种穴居方式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说，晋南地窨院，近几年来受到了中外旅游者的欢迎。有的国外旅游者甚至在看到地窨院后，要求在这种地下窑洞内过夜，以体验这种地窨院的独特之处。
满族风俗拉杂
起源于白山黑水之间，进关后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就其风俗而论，自有独特之处，且在历久的民族融合中对汉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满族人好客的风俗，有口皆碑。早在清初，大凡过往满族故乡的行人，皆不必为食宿问题而发愁。路经满族人家，即可直入其室，主人会尽其所有招待，绝不吝啬；日暮则让出南炕宿客，而自卧北炕；客人的马匹，主人亦煮豆麦铡草以饲之；客辞行，主人拒绝任何报酬，只需与主人行“擦肩大礼”表示谢意即可。更为新奇的是，倘客人入室而主人不在家，可自行动手做饭吃。饭后收拾干净，物放原处，临行时拿束草放门前，草稍朝客人所去方向，主人回来时会备感荣幸。
满族人素有敬老的礼俗。呼年老者为“马法”，即汉语中老者、祖辈之意。出行遇老者于途，必鞠躬垂手问声“赛音”（汉语中“好”之意），如乘马亦必下，让老者先行。家中幼辈对老人朝夕问安，三天请小安，五天请大安，违者视为不敬不孝。幼辈在尊长面前皆侍立，不命之不敢坐，亦不敢退。对老人吩咐恭谨听从，不敢懈怠。儿媳须侍奉公婆起居洗漱，饭后装烟倒茶，凡有使令必迅速应答执行。
满族取名习俗别具一格。为新生儿取名多在满月之后，俗传小儿满月之前常有鬼怪来家，恐取名后被鬼怪所知于小儿不利。满月时一般要设宴请客，由婴儿祖父、父亲或请有才学、有地位者为其取名。清中叶以前，取名方式多依旧俗，对男孩则以与之出生时辰相对应的动物名称、季节气候、婴儿习性、相貌、排行及生时采猎所获动植物名称等满语词汇命名，或以其出生时祖父年岁为名（如“五一子”“七六儿”等）。如纯以汉语取名，则选择带有吉祥、高贵含义之字，多为二字名，前不冠姓。对女孩多用与花有关的满、汉字词命名（如慈禧即名玉兰）。许多男子有两个名，即大名（学名）和小名（乳名），或以满、汉语分别命之，满名用于本旗之内，汉名则用于社会交往。
满族人忌坐西炕。满族住宅以西为上，恰与汉族相反。因所供奉的“祖宗板”安设于西墙正中，下为摆供祭品之处，除礼待贵客和摆放祭品、祭器外，不得随意坐卧蹬踏或放置杂物，以示对祖先的尊重。
满族人不仅忌食狗肉，而且忌服狗皮。清代以来满族人不以狗皮做衣、帽、袖头、护耳及皮褥。外人入满人之家亦须将所着之狗皮衣帽脱去，否则不受欢迎乃至被逐出。据说其原因有三：一说狗为满族早期狩猎生活中之得力助手，不忍杀之而食其肉用其皮，相沿成俗；二是民间相传，狗曾救老罕王（努尔哈赤）脱险，其后命满族人不得杀狗食肉用其皮，以示报答；三是认为狗是满族的图腾，故部人不得伤害之。
旗人吃喝习惯
北京旗人家庭，极重视吃喝，俗云“三点儿”：吃一点儿，喝一点儿，乐一点儿。
清晨梳洗之后，皆喝小叶茶，然后吃早点心。普通人家多为烧饼、油条、粳米粥。旗人家皆有“捧盒”（圆形木盒，外涂朱红火漆并饰金钱图案），常年用它装满各种精细饽饽（旗人对糕点的称谓）。早点饽饽，由主妇分散，每人两三块，谓之“人头份儿”。
旗人吃饭，分早晚两餐。普通家庭每天皆吃煮饭一顿，酒、肉、菜蔬必不可少，而且每日一换。菜之佳者，谓之“可以下饭”，总期能够“顺口儿”。另一顿，或饼或面，以调换新鲜为准则。至夜，则瓜果罗列。下等旗家，菜肴虽不丰，但亦备红果罐儿，以供老人享用。早年有“肝鸡大肉紫老米”之语，喻旗家吃喝之丰足也。
旧京俗例，时令节日，旗人必应时而吃。立春时，烙薄饼，炒合菜（即菠菜、韭菜、豆芽菜及粉丝）；夏天，讲究“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冬天，又有“冬至馄饨夏至面”之说，等等。
至清末时，普通旗家每宴来客，除自备酒饭外，多喜在盒子铺叫猪肉火锅子，摆在餐桌的中心。其实不在吃肉，纯属为排场。普通旗家过春节时，除了大鱼大肉，特别讲究做豆儿酱、玫瑰枣儿、炒咸什等下酒的小菜。
赛画眉
哪个青年不连伴？
哪个人家不养鸟（画眉鸟）？
结伴成双求白头，
养鸟玩耍乐悠悠。
这是湘、桂、黔界的侗族地区流传的一首民谣。这民谣告诉人们，养画眉鸟是侗族地区人民的一种娱乐活动。
相传侗族养画眉鸟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养画眉，一是为了听画眉鸟的叫声，二是为了玩画眉。玩画眉中最有趣的就是赛画眉，这在侗族地区几百年前就很流行了。
为了在比赛中取胜，人们得挑选好的画眉鸟进行喂养。挑选喂养画眉鸟，侗族人民是很有研究的，特别是老年人，有丰富的经验。他们说，挑选画眉鸟，除选羽毛光泽、鸣叫声洪亮的外，还得精心观察，注意看画眉鸟的眼、嘴、头、脚、胸、须、眉、身、毛等，这样才能选出自己满意的能歌（叫）善舞（斗）的好画眉鸟来。
侗族人尤其是老年人只要发现山上有好画眉鸟，便不畏茫茫林海，不怕悬崖陡岭，不惜洒汗水苦跋涉，身背饭盒带着马尾套，提着鸟笼上山去追捕。从早撵到日头下山，直到抓住鸟之后才罢休。只要听说哪个村寨喂有好画眉鸟，不怕远道走访，不惜花费钱财买来。过去有用一头水牛换一笼（一笼一只）好画眉鸟的故事。如今，也有耗费几百、上千元买一只好画眉鸟的。
赛画眉一开始，大家都把笼放在赛场上，将鸟笼上的围帕揭开，每个笼相距一二寸，人们围在四周观看。先是画眉鸟练习“砍”铃、码子，这时各个画眉鸟扇动双翅，边“砍”铃、码子边叫，寻找对手。比赛相斗时它们的“武艺”各有不同，打斗的门路、花样也很多，有的专抓“凤头”（啄对方的头顶），有的会纳“合嘴”（用嘴夹住对方的下巴），有的会“抓”，有的会“扯”，有的会“捆”（用嘴将对方的脚扯过来，用爪捆在笼上），有的专“放拐”（啄对方的腿拐子）。有时打得羽毛纷飞，头破血流，脚爪脱落，仍相持不退，有的相持个多小时难分上下。赛斗激烈之时，鸟的主人也时缓时急，时喜时忧，呼唤不断，指教鸟如何斗打。观众目不转睛，既看胜负，更看斗技的精巧。斗胜的画眉鸟在笼中跳跃，朗声鸣叫，鼓大眼睛虎视前方，迎斗下一个来战者。一连斗胜了几只、几十只，最后斗胜所有的画眉鸟后，主人兴高采烈，把鸟挂在树中央炫耀。人们围集四周，赞美声、恭贺声伴着鞭炮声响彻山坳。这时由赛雀（鸟）会的主持部门给获胜鸟的主人发放奖金或奖品，从此鸟和主人扬名四乡。
比赛过后，鸟主们把自己的鸟笼提起，放下围帕，一一挂在四周树枝上，开始买鸟、换鸟的活动。凭每个人的眼力，互相斟换、买卖。一般价钱是几十、上百元，也有高达千元以上的。要是遇到能叫善斗可以“坐坳”（比赛获胜的鸟）的“鸟王”，人们则不惜重金去买，认为可以为村寨和个人赢得荣誉。
渔民婚俗情趣
婚俗历来因国家、民族、地域不同而千差万别。在山东微山湖渔村，渔家儿女的婚俗是别有情趣的。
记得是一个风和日丽的阳春，笔者与友人驾一叶扁舟，荡漾在万顷湖波之中。突然，悠扬的唢呐声随风飘来，抬眼望去，原来是两簇挂彩的渔船。友人说，那是渔家儿女在举行湖上婚礼呢。受好奇心驱使，我们摇橹向彩船驶去。
在两簇披红挂彩的渔船中间，有一只竖着两把火炬的新船。船头上，并肩而立着一男一女，新装着身，披红戴花，显然是一对新人，船上还载着两位抱大红鸡的渔家姑娘。他们随着缓缓稳进的船儿，向挂着两条红彩带的新船移动。友人告诉我，装载新郎新娘的船，名曰迎亲船；挂红彩带的船，名曰洞房船。船上的火炬，象征着烈火驱邪，日子火红；船上的红鸡，意寓着新婚大吉，吉星高照。迎亲船的后面是送亲船，船上载着打扮漂亮的渔家姑娘；紧跟送亲船的，是新娘的嫁妆船，足有四五只。唢呐越吹越响，锣鼓愈敲愈紧，劈里啪啦的爆竹响起来了，迎亲船队在渔民的欢声笑语中，渐渐靠近了洞房船。待两船并排，新娘手持火炬，踏上洞房船，将火炬送进船上的灶膛内，然后走进喜气洋洋装饰一新的洞房。新郎新娘的喜床上，早已放了红枣、麸子、钱币等吉祥物。据说红枣、麸子，寓意“早生贵子”；崭新的钱币，象征年年有钱。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嫂子（亲嫂、姑嫂、表嫂均可）手持床用扫帚，一边轻轻扫床，一边笑吟吟地哼唱：“扫呀扫，扫新床，明年生个胖儿郎。”或唱道：“一把麸子两把枣，一年生个宝贝小。”美好的祝愿、欢快的歌声，更增添了渔家婚礼的喜庆气氛。
结婚喜宴使渔家婚礼达到高潮。丰盛的婚宴，醇香的美酒，凑热闹的亲朋好友都要开怀痛饮几杯。其饮酒规矩极多：有新郎新娘的交杯酒、亲朋好友的祝福酒、对长辈的孝敬酒等。渔民宴会，菜肴多用盆盛，而且一次仅上一两盆。一场宴会下来，几十盆菜都光了。另外，渔家宴会上言谈话语还有一些忌讳。如禁忌说“翻”字、“浅”字、“无”字等，因为“翻船”“搁浅”“无鱼”都是渔民的倒霉之事，万万不可出现。
“同帮通婚”是渔村儿女历代恪守的婚习。原来，微山湖渔民是分帮生活的。所谓帮，其实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说到底，是职业的行会组织。不同的帮，意味着有不同的职能、特点和技巧。虽然渔民被统称为“船帮”，但是仔细观察，船帮之内差别甚大。有的玩枪，以渔猎为生，称做“枪帮”；有的玩网，以捕鱼为生，称为“网帮”；有的以篮为生，靠篮捞鱼，称为“篮帮”；有的用船经商，称为“大船帮”。渔家的婚姻制度，就是建立在这船帮区别的基础之上的。不同的帮，男女之间是不能随意通婚的，这虽无明文规定，但千百年来已约定成俗。
同帮通婚的制度，在现代大都市的人看来似乎有点悖于情理。其实，只要历史地、现实地分析一下，就会明白，这种制度天然合理，基础稳固。渔民的显著特点是以船为生，漂泊而存。不管哪种船帮，总是以船为家，漂泊而居。如是，同一船帮，必然漂泊在一起，捕捞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在共同劳动中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渔家儿女，其志趣、爱好、技能、性格、语言等必然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渔家青年男女到了婚嫁的年龄，选择意中人自然要在本帮本群的圈子里搜寻目标。因为这样挑选的恋人，彼此相互了解，双方十分熟悉，无形中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凝聚力。一旦结成伴侣，可以亲密无间，无陌生之忧，免分居之苦。
据说直到今天，在微山湖地区，异帮通婚的现象尚未出现。也有个别枪帮的小伙爱上了网帮的姑娘，但到头来总是以告吹而终结。试想，枪帮的渔民习惯于驾窄条小船，手执长楫和渔枪，夜间作业，白天休息；而网帮渔民，习惯于撒渔网、布箔阵、下漫篮，白天捕捞，夜间休息。二者皆为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职业，两种不同职业的青年男女硬结合在一起，而又必须在同一条船上生活，不顶牛才怪呢！因此，异帮通婚被认作违反常规，同帮通婚，被视作天然合理。
微山湖地处孔孟故乡，故孔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条根深蒂固。
渔民婚前的门联，皆与生子有关，如“红梅多结子，绿竹又生孙”“忠厚之家多贵子，善良门第福临门”等。婚礼中有两件求子心切的礼仪：一是新娘走进新郎的家门口，婆母要向新娘撒迎面麸子，以求有福有子；二是在新娘的床上放置大红枣、栗子、花生，还要找一个男孩子“滚床”，其寓意是早生贵子。
婴儿的满月庆典，产妇必须到娘家去过。妻子抱着婴儿，丈夫拿着桃树枝，带着礼品，到娘家去吃“喜面”。为什么手拿桃树枝呢？此地渔民认为，桃树枝是辟邪之物，能驱鬼免灾。夫妻二人返回时，娘家人还要在桃树枝上用红线拴上花生和大红枣。用意是，祝福婴儿长生不老，因花生又称“长生果”，祝福产妇再生贵子。
产妇回娘家带礼物，娘家方面也要回礼。大多数渔民的回赠品是一只染红脊背的大白山羊，经济条件较差者回赠一对鸡。按风俗，回赠品是绝不能自家享用的，必须送友人或者卖掉，否则，便被视为不吉利。如果回赠品被人偷去，主人家绝不能咒骂。若咒骂偷者，便被人笑话，众人会认为这产妇家快要有灾了。这叫“破财免灾”。
另外，这里渔民还有“留鸭尾”“剪鸭尾”的习俗。当男孩满月后第一次剃头或剪发时，要按照“七剪伶俐八剪巧”的风俗，在男孩头发上前面剪七剪，后面剪八剪，再在男孩的后脑勺上留下一小撮头发，祝愿孩子将来能活到八十岁（人生七十古来稀）。内陆俗称“八十毛”，而渔民称作“鸭尾”。“鸭尾”一直留到孩子六七岁，娇贵者要留到十二岁。这时则需要剪“鸭尾”。
“剪鸭尾”礼仪相当隆重。操剪者最佳人选是男孩的舅父。舅父把外甥领到大街十字路口，当着众人面，把鸭尾一剪剪下，放到早已准备好的木质盘子之内，让外甥的家人珍藏，直到男孩长大成婚为止。剪鸭尾后要举行盛大宴会，亲朋好友都赶来凑热闹。操剪者既然是舅父，当然不能空手去给甥儿剪鸭尾——一只大绵羊，脊背腥红血染，就是舅父的贺礼了。
渔民给男孩留“鸭尾”带有显著的地方色彩。在微山湖区，养鸭鹅多寡向来是衡量渔民财富多少的重要标志。
苗族儿女的自由恋爱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过去汉人的婚习。而广西、云南、贵州等边远区域的苗人，他们的婚姻多是经过自由恋爱，而后才结合的。
正月元宵节与八月中秋节，是苗族青年集体结婚的佳期。这时，在山岭间宽敞地方特意搭一座“座坛”，作为头领的临时驻跸之所。晚间，皎洁的月光笼罩着山林，一对对的未婚男女分别站立，等候着他们的头领——土王的到来。土王到后，男与女开始比赛唱歌，持续三四个小时以上。接着由土王颁布命令：开始跳舞。于是青年男女便各找舞伴，大跳其舞。如果双方同意，等到兴高采烈的时候，寻个僻静的草地，谈情说爱。此时，男女青年都把腰间系着的条带解开，互相比较长短。假如某一对男女的条带恰好长短相等，便双双走到土王座前，表示同意结为终身伴侣，请土王证婚。得到土王的祝福后，男子便携带姑娘愉快地跑回家去。过了几日，再行通知女方家长。结为伴侣后，男方把一些兽皮或食品（如广西的土红糖）赠给女方，作为纪念，女方也用土布做的手帕还赠酬答。
除了这种自由恋爱、土王证婚的方式外，还有自选对象，而后取得父母同意的办法。女孩到了十四岁，父母便认为她已发育成熟，到了适宜结婚的年龄，于是每天晚上，在门外特意给她设置一架草床，令她在那里歇息。习惯上，这是她的征婚表示，表明她正期待着心目中满意的男人到来。当然，会有许多未婚男青年来应征，他们会多方献殷勤、献媚。被姑娘特别垂青、允许同榻的男人，即是中选的人儿。次日姑娘偕同男子去拜见父母。父母如满意，即由男方择吉日纳聘。聘礼非常简单，只是糯米数百斤和少量土产。有些地方，除上述聘礼外，还须送大猪头一个，叫作“红花”。女方收下“红花”，应该煮熟，宴请同宗长者，当席介绍这位乘龙快婿。席后将猪头骨从中劈为两半，男女两家各留一半，作为订婚的凭证。订婚以后，女方仍睡在门外草床上，未婚夫每晚必去同房，待确定她已经受孕，才能举行结婚典礼。
苗族青年的结婚仪式别致而简单，男方要送给女方一些牲畜和兽皮，作为喜礼。再预备几桌筵席，请客人饱吃一餐，畅饮几杯，并当众并合双方分执的猪头骨，然后由一群女子陪伴新娘到男家去。新娘头上插满鲜艳的野花，披一块红布，同新郎尽情地欢唱。至此大礼告成。
畲族人的婚恋习俗
祖辈居住在惠东县北部莲花山一带的畲族人，旧时男女有“对歌求婚”“八仙唱佳期”等颇有趣味的婚俗。
畲族人由于长期隐居高山，咸与汉人接触，故规定：“四代子孙定与本族六姓内为婚，不得与外百姓交婚。”否则，被视为违背族规。这种“族内婚”习俗一直沿袭至20世纪40年代末。
畲族人能歌善舞，因而“对歌求婚”是他们恋爱的主要方式。男青年向女子求婚，往往先以山歌撩拨女方。如果女方以歌和之，则表明她尚未婚配。男方拣个月色溶溶之夜，在女方的门楣上悄悄挂上圆镜、剪刀、尺子、桃枝等物。三日过后，男方便可暗里窥视，若那些“探情物”仍高挂门楣，则说明女方应允，便可托媒说亲；若它被扔在地上，则表示女方拒绝，“自作多情”的小伙子只好知趣而返。
求婚成功者，还要将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写在红帖上，在女方家的灶君前停放七天七夜。此间，如果双方家中未见不吉，则说明“合缘”。男方即可择黄道吉日，定下迎娶婚期。出嫁时，新娘头戴红色巾帕，坐在花轿内，由四位轿夫抬着走。不管途中道路如何崎岖，不管路程有多远，轿夫都不得停轿歇息，要一鼓作气抬到新郎家。
洞房花烛夜，则更具诗情画意。男家请眷属喝酒，不是大摆宴席，而是只请八个人参加，故谓之“八仙唱佳期”。此“八仙”分别冠予莲花、菊花、萍花、柚花、松花、梅花、茶花和烛花的雅号，由新郎把盏，依次斟酒。“八仙”之间相互叫唤着各人的代号，若错唤雅号者，则被罚酒一杯，多错多罚。如此反复嬉戏，直至“八仙”酩酊大醉，新郎方可道谢走入洞房。
已婚的女子不得再与男子对歌，以示“贞洁”。不论男女，婚后不满四十天绝不准到庙庵堂所拜佛，以免污秽神明。
女子婚后，发式须由原来的长辫改为“螺髻”盘于脑后，并插上三支银光闪闪的簪子。相传明末清初，一位畲族姑娘途遇好色之徒，急中生智将色徒诱入竹园，悄悄折下竹枝，用嘴剖削成三支锋利的竹箭，待色徒神魂颠倒之时，迅速将竹尖插入色徒眼内，致使色徒一命呜呼，那女子亦因不甘凌辱而撞石殉身。打那以后，畲族妇女的发髻上都插上三支锋利的簪子。
广西盘瑶入赘婚俗
地处广西金秀大瑶山余脉中的桂平、金秀、武宣、平南等县市的盘瑶人，以耕山为业，民风古朴，至今仍沿袭着母系氏族招郎入赘的婚俗，颇具情趣。
广西盘瑶人是从广东乐昌县千家洞迁来的。盘瑶人是瑶族中的一个小支系，为了防止女子外流，保持本民族的人口繁衍，特别盛行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男嫁女娶，即“招郎入赘”。
招郎入赘前，盘瑶青年男女通过对歌、饮婚嫁喜酒等社交活动，寻找意中人，谈情说爱。当男女双方一见钟情时，女方则主动邀男方上门帮工。在帮工劳动中，加深相互了解，增进感情。若帮工者人品好，吃苦耐劳，生活俭朴，尊老爱幼，姑娘与他情投意合，发展到山盟海誓的时候，便选为入赘的“定婚”人，反之则辞退。定婚后，女方备好槟榔、猪肉、酒、米等礼物送到男家，并择定吉日成亲。
入赘结婚，酒席由女方主办。男方之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以至全族全村均被宴请。故送嫁饮酒者有时多达数百人。
结婚之日，新郎在送嫁者陪同下至女方村寨边时，先鸣放鸟枪报信。若女方家认为吉时已到，一切准备就绪，即以鸣放鸟枪为号，表示欢迎。此时双方鸣枪一刻多钟，女方列队门前迎接。新郎进门，送嫁队伍放鞭炮，并高呼：“恭贺！”乐队吹唢呐者代主人答话：“辛苦行路！”然后迎接客人入座，一一敬烟、敬茶，鼓乐队奏起《安位曲》。新郎进屋前，新娘离家躲于山上，待新郎入厅堂后，才从山上回来，以免新郎新娘“相克”。
入赘婚俗要举行拜堂仪式。新郎新娘一要拜天地，二要拜祖宗，三要拜父母和长辈。拜长辈时，要按辈分大小，上下尊卑，一一敬烟、敬酒。辈分长、威信高，在族中名望较大的，受拜要多些，一般少则三十六拜，多者七十二拜，最多者一百二十拜。受拜者，每人要给新郎新娘一个红包或一件礼物，钱物不拘多少。
拜堂后便开筵席饮喜酒。盘瑶人喜欢把几张长桌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大长桌，名曰“拉长桌饮”，此为最高之礼仪。主宾客人团团围坐，表示天长地久，和睦相好。此时，乐队奏起《慢贺杯曲》，以助喜庆。开宴后当晚，村寨便有“踩歌堂”，男女青年可以尽情对歌。
入赘结婚的第二天，男女双方还要签订“婚姻合同书”，对双方今后奉养两家父母及婚后子女姓氏之安排等，均在合同书上写清楚。双方各有两名证人，在合同书上画押签字做证，各执一份。婚后子女，俗话叫“谷牙（子女）两边顶”“一点灯两边亮”，即单数随母姓，双数随父姓。
浙东生育风俗
结橘树下夜三更，女伴相约去“打生”。不管旁人来偷听，“会生”自己叫连声。
这是流传于宁（波）绍（兴）台（州）地区的一首民间“打生”歌。
当年每当金秋十月，蜜橘刚刚开摘时节，台州一些婚后多年没有生育的妇女，就相邀到结橘最多的橘林中去“打生”。一妇女手拿橘枝，去追打另一个妇女，边打边问：“会生吗？会生吗？”受打的妇女则满脸笑容连声答道：“会生的，会生的。”也有的妇女成婚后未怀孕，就结伴到城隍庙求子。求子者脱去粉红上衣，露出白嫩肩膀，跪在神前，其女伴则用细竹丝轻轻鞭之，女则喃喃向神虔诚祈求赐子：“愿神鉴我忱，赐我玉麒麟。”故清人石方洛亦有《且瓯歌·打生》诗云：“打生、打生，打尔何不把孩生。跪神前，袒而鞭之呼声声。”
浙东民间每当新生儿呱呱坠地，女婿就要去岳母家“报喜”，也叫“报生”。报喜时，除了带“喜蛋”（一种蛋壳外涂红的鸡蛋），还须提装酒的锡壶一把，俗称“报生壶”。壶内装陈年“花雕”绍兴黄酒，壶嘴上插柏树枝或万年青。柏树与“百岁”谐音，取其吉兆耳。如生男孩，则系红头绳于壶嘴；生女孩，则扎红头绳于壶把。娘家倒取壶里的绍兴黄酒后，要将米倒入壶内，给女儿烧粥吃。绍兴有的地方报生时要备酒一担送岳母家，名为“报生担”。岳母则回以糯米、粳米、红蛋、扎面等物。而后，由岳母给邻居分报生酒喝。
婴儿出生后三日开奶时，家人要给其品尝黄连。事前，请一善言的妇女，将黄连汤蘸数滴滴于婴儿嘴上，边滴边说：“好乖乖，三朝吃得黄连苦，来日天天吃蜜糖；好宝宝，今日吃得苦中苦，来日方成栋梁材。”然后，再将用肥肉、状元糕、元红酒、鲤鱼、蜜糖等食品制成的汤水，用手指蘸少许涂于婴儿嘴唇上，并一边唱吉语：“吃了肉，长得胖；吃了糕，长得高；吃了酒，福禄寿；吃了糖和鱼，日日有富余。”最后让婴儿尝一口从一健壮哺乳妇女处讨来的乳汁，开奶典礼也就算结束了。
婴儿出生满一个月，要办“满月酒”，设祭敬神祀祖，并宴请亲友。这一天婴儿还要剃“满月头”。剃头时，请一福寿双全之老太抱着，坐在堂前请剃头师傅剃去胎发，俗称“落胎发”。剃发时脑门上的头发不能剃，有的还在后脑下部留一块头发，称做“孝顺发”。满月这天宾客告辞后，“出窠娘”（即亲生娘）还要撑着纸伞抱着儿郎去逛街，说是这样孩儿长大后有胆有识，走南闯北，风雨无阻。并将一本书置于婴儿怀抱之中，以示小孩长大后读书知礼。
浙东民间婴儿出生满一岁，要举行“抓周”仪式，也叫“试周”。即在小孩儿面前罗列百玩，任其拿取以测其性情爱好和志趣。“抓周”在传奇《聚宝盆》第十出中也有所载：“大公子右手擎剑，左手持一金冠戏看；二公子持书嬉笑，手弄乌纱，后未必定是文武状元。”《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有一段落说的也是“抓周”：
子兴冷笑道：“……那（指贾宝玉）周岁时，政老爷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抓，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那政老爷便不喜欢，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因此不甚爱惜……”
抓周习俗在我国古代由来已久。北齐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即有如下记载：“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之饮食之物及珍宝服丸，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示儿’。亲表聚集，致燕享焉。”文中所云“示儿”，即抓周。
越过南北朝，至唐宋，抓周习俗更为盛行。据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育子》载：“……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炳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戥子、彩缎花朵、宫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却置得周小儿于中座，观其先指者何物，以为佳谶，谓之‘拈周试晬’。”所谓“晬”，即婴儿周岁，“试晬”即为抓周。
至近代，抓周在我国许多地区仍流行，只是各地区形式略有差异。据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载，北京是将文具置于桌上，给小儿梳洗完毕，穿上新衣，抱至桌前，任其随意抓取。若抓取的是笔，则说将来定是文人；若抓取的是算盘，则说将来一定是商人。上海一带是把书放在小儿的枕头下面，意为小儿长大后喜读书识字。还将花、布、钱、笔、泥人之类摆在小儿面前，小儿抓取什么就说小儿将来喜欢什么。江西地区是在桌上摆书籍、算盘、刀剪之类，若小儿抓取书，全家人必欢声雷动，认为孩子将来必能专心学问；若抓取算盘则为商；抓取剪刀则为工。在前清时，小儿所择器物又加上朝珠，一旦小儿抓取此物，家人尤为高兴，外人也必祝贺，说这孩子长大能做官。不一而足。
抓周果然有如此预见性吗？实际上，一周左右的孩子对周围一切都会感兴趣，在人们为他摆放的各种象征物件中选取什么纯属偶然。人们依小儿偶然之举占卜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显系荒唐。早在宋代，一名为楼钥者即作《阿虞试晬戏作》以讥诮抓周，诗云：
阿虞匍匐晬盘中，事事都拿要学翁。最是传家清白处，不将双手向顽铜。
如今，抓周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已销声匿迹，唯在偏远落后省份尚有不同形式出现。
绍兴小儿“寄名”或“偷名”
绍兴小儿起名有一个独特的习俗，叫作“寄名”。孩子出生后，父母怕其多病，或夭亡，就将孩子在文武财神、阎罗包拯或僧道前“寄名”为弟子，但不剃度出家，以求长命。
旧时，绍兴城乡独多“土谷祠”，祠内所奉土地神，绍兴民间俗呼“土地菩萨”。这“土地爷”，绍兴人又都塑的是文财神范蠡。春秋战国时，范蠡为越国上将军，事越王勾践，苦身戮力，深谋二十余年，最后灭吴。范蠡在越国首都绍兴所筑山阴小城（亦称蠡城），至今遗址尚存。勾践称霸，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于是乘舟浮海远行，终不返。相传他化名“鸱夷子皮”，又改名“陶朱公”。他精于理财，又肯于散财，三次致富，每次押千金之产以施舍贫民，所以他是绍兴人心中最崇敬的文财神。
绍兴人去土谷祠“寄名”时，其父母常携小儿到范蠡大夫像前烧香。先将小儿生辰八字具文书奏名于神前，并用红布制成一袋，置小儿年庚于其中，悬在佛橱上，俗名“过寄袋”。祠庙内僧人为小儿取名，唤作“范生”“范郎”，或取别的吉利之名。寺僧并将道髻、道衣以及刻着“金玉满堂”或“长命百岁”的银项圈，或锁形饰物、符录，赐给小儿，小儿呼神为“寄爷”。以后每逢年终，寺僧必备饭菜，送至小儿家中，其亲亦必回赠僧人以钱物，三年始毕。直至小儿成年完婚后，才将红布袋取回，谓之“拔袋”。
绍兴人也特别崇拜武财神关羽。千百年来，百姓敬慕其义气，官府厚爱其忠勇，故绍兴的大街小巷亦多建有关帝庙。绍兴小儿寄名于“义炳乾坤”“万世人极”的“关圣帝君”，便取名为“关宝”“关根”“关兴”等。
在绍兴水乡的河埠、桥堍和路口，也多建有“包公殿”，内塑包拯的神像。相传包拯是“立朝刚毅，执法不阿”的“四大阎罗”之一。民间有“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及包公“日断阳，夜断阴”的说法。故绍兴人也最乐意抱小儿去铁面无私的“包爷爷”神像前，寄名为“包德”“包盛”“包贵”“包富”“包荣”“包灿”“包发”“包寿”等。
旧时，绍兴小儿除“寄名”于神佛外，起名还有一个独特的风俗，叫做“偷名”。其方法是，先探知某家人丁兴旺、福寿双全，便请人向其家“偷”一碗饭和一双筷子，并从其家长者的名字中“偷”一个字，用以取小儿之名。譬如其长者名叫“贵荣”，便取名为“荣华”，长者名叫“金福”，便取名为“福庆”。偷名者返时，母亲抱小儿于门前迎接，称为“接名”。偷名者即呼刚才偷来的名字，儿母便代为应之。
绍兴人为小儿“寄名”、“偷名”，目的均是一个，即为孩子求福、求吉，攘祸息灾，使之平安过日，健康长大。虽属迷信，实也无可非议，都是“天下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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