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富勒和迈尔斯最早提出社会问题的自然史：社会问题通常包括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首先，社会问题要被察觉；其次，针对该问题的相应政策和措施要确立；最后，具体的改革行动要实施。
客观存在一定是社会问题的前提条件，而主观界定是社会问题存在的必要条件，即从某些人注意到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关注，才有可能进入相关社会机构和组织的视野，而随着社会问题的认定，社会问题的治理也会随之启动。
而某一问题，一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就成为舆论的客体。要知道，“在社会生活中，舆论的一个作用就是不断探索社会新问题的守望者，通过它的议题设置，来使社会的文明成果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和改变自己，提高自己的这种生命力，提高自己的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效率。”
第一节深度解析：社会问题——舆论的客体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与舆论学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在两个不同的学术视野中，社会问题被关注的特征既有交集，也有分野，也正因为彼此的交集和分野，才给予了彼此解析社会问题的独立空间。
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性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构成舆论至少要有三大要素：一是发出舆论的主体——公众，二是舆论的表达形式——意见，三是舆论的客体——社会问题。
一、舆论的客体——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是舆论的客体，而作为舆论客体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问题有何异同？在舆论学视野里，作为舆论客体的社会问题，其规定性包括公共性、冲突反常性、现实性。那么，我们就分别从舆论的三个要素的规定性角度，来解读这种异同。
舆论学强调舆论客体的三要素：公共性、冲突与反常性、现实性，从舆论客体——社会问题的规定性即公共性、现实性来看，具有共同点；而从冲突性与反常性来说，具有不同之处。
1.共同点
在前文回答社会学视野中“何为社会问题”时，已经明确了成为社会问题应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的辨析。一是，就社会问题的界定而言，私人问题与公众问题的区分；二是，就社会问题的成立条件而言，自身所包含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评判的辨别。
就公共性来说，社会问题不是一个私人问题，而是一个公众问题。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社会问题具有公众问题所强调的“社会性”；而作为舆论所关注的对象，首先也一定是公共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私人性的问题，或者专业性的问题。
就现实性来讲，当某一“问题”成为社会问题时，就客观条件而言，社会问题的判定首先客观上要有“问题”状态出现，即对公众有现实的负面性困扰状态存在；而当某一社会问题成为舆论话题时，它不是纯粹历史上的，或者是未来的、冥冥之中还没有出现、与现实毫无关联的问题，而是与现实有紧密关系的。
2.不同点
（1）从发生机制来说
对于社会问题发生的动因，正如前文所述，研究由来已久，观点不一，但最有影响且广为人们接受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温贝格和罗宾顿的“五观点”，即病理学观点、价值冲突观点、偏差行为观点、标定论观点和社会解组观点。这五种观点从归因的角度进行解析，病理学观点、价值冲突观点、偏差行为观点和标定论观点都归因于内部，即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本身出了“问题”，而社会解组观点则归因于外部，即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体制的变动使得原来规范个人或人群的价值准则变得含糊不清。
舆论客体的冲突性、反常性何以进入公众的视野呢？
一般来说，社会实践总是与文明成果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这些意识形态以社会设施、制度文明、观念文明或者知识文明等方式，来引导或制约人们的行为，调节人们的社会关系，它可以使社会实践以常规的形式，稳定地、更富预期更有效率地发展，进而支撑着社会良性的运作。
但社会发展实践的链条和制度的齿轮并不总是相互啮合的。一方面，社会实践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具有某种必然性，随着社会挑战的出现，社会实践在不断面临新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作为文明成果的社会意识形态却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积淀下来，就相对固化了，不会因时而变。二者的不完全同步性也导致了某种社会张力的产生，进而各种社会矛盾或观念冲突以新的社会问题的形式凸显出来。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在社会实践的交替过程中，支撑传统社会的制度文明、观念文明并没有随之淡出，而保障市场经济的规则也不是一蹴而就，在实践中不断涌现出一些新问题。其中，有些旧的问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文明成果积淀，诸如制度文明、社会设施和社会规则来加以解决，甚至很有效率地解决；但是，有一部分新的问题，光靠过去的制度、规则不能很好地解决，其解决的效率下降了，甚至完全不能解决。社会实践与社会意识的张力，导致了新、旧制度或观念发生了碰撞、冲突，进而使舆论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凸显出来。
（2）从矛盾和冲突性来说
由于社会问题的界定是“被社会中的相当部分人群认定有悖于理想标准或有悖于现实规范的行为、事端和现象的结合体”，这个结合体必然有下述两个相互关联的特性：一是，社会中的相当部分成员的日常生活受到了负面的影响；二是，社会中的相当部分成员认定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和手段来消除那种负面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是从“问题”的客观存在，还是公众的主观确认，对于社会问题负面困扰的确认和消除动议已经形成共识，没有主、客观的争议。比如交通拥堵问题，比如贩毒问题，这些现象的负面性是广泛的，虽然消除这些问题未必是一时之功，但消除这些问题的负面影响的动议却具有广泛的共识。
舆论客体的冲突和反常性是指，舆论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一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它作为一个社会现象也许不是新出现的，但一定是一个新凸显的问题。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所凸显出来的新问题如果按照既有社会机制或社会规则来解决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一冲突和反常性是新问题和旧规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在如何进行利益调整和规则重建上，存在众多争议。比如在传统社会中“拾金不昧”一度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该不该向失主索取报偿，却成了有争议的问题。再比如，“婚前财产公证”，在传统观念里简直是对双方婚姻和感情关系的亵渎，但在市场经济环境却发生了，最初争议声很多，但随着社会规则的调整，人们的社会观念也随之改变。
二、舆论的主体——公众
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性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构成舆论的主体——公众，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少数人、个别人，它一定是一个数量相对比较多的社会成员的集合体，从这一点上来说，公众似乎与集群、群众这些概念难以区分。那么，公众又有哪些特征和规定性呢？
1.什么是公众
群众与集群古已有之，公众这一概念虽然是一个社会成员的集合体，但它本身不是一个确定的数量上的概念，它是近代大众传媒的产物。
早在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就洞悉了公众与其他社会成员集合体的差异，即公众是“纯精神的集体，由身体分离且分散的个体组成，其结合完全是精神的纽结”。群众与集群是以身体的临近为条件的社会成员的集合体，进而通过人际的信息传播，实现人与人心理乃至精神的联接。然而，当人类文明的河流绵延到近代，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人们不必在大街谋面，也不必在广场聚集，人们在各自的居所就可以阅听信息，于是，信息传播不再因时空而阻隔，可实现同步的信念或激情，大众传媒作为纽带使不同时空的人共享了一个信息、一个思想抑或一个愿望。公众最重要的特征是它造就的舆论。“舆论与现代公众的关系好比是灵魂对身体的关系”。
2.舆论主体公众的规定性
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一方面要具有问题相关性；另一方面，这些社会成员还要具有相应的意见表达的主体性。具备这两种不同的性质要求，这个与某一舆论问题相关的社会成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舆论表达主体。
所谓问题的相关性，即跟舆论客体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相关性，也就是舆论客体——问题相关所及的社会成员可以成为舆论的主体——公众。
舆论主体要具有相应的意见表达的主体性。一般来说，社会成员的主体性是指，有自主意识，同时又有完全的行使社会行为能力和自我表达能力，即舆论主体就相应的舆论问题具有意见表达的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
所以，公众这一概念既不是一个确定的数量上的概念，也不被某种特定的社会属性所规定，关键是舆论问题涉及的社会成员的特征。虽然这些社会成员未必在同一时空，但由于大众传媒的纽带关系，使处于不同时空的个体、具有问题相关性的社会成员，就某一舆论问题达成目标取向的共同性。具体来说，共同的利益、兴趣和某种偏好将他们彼此结合成为“纯精神的集合体”。
三、舆论空间的“冲突性”呈现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经济利益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经济分化不可避免，而随之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层分化态势，这也意味着社会利益的分化，尤其在某些方面两极分化的态势增加了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这些具有冲突性的社会问题是如何进入舆论的视野？舆论空间的“冲突性”又呈现出怎样的景观？
在社会转型中基于不同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最终一定会被反映和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层面。而舆论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的冲突性不仅具有公开性，而且会从社会心理的不同层面表现出来：即具体意见、社会态度和价值观，而不同社会意识层面的表达又会进一步增强社会阶层认同感。
（一）舆论表层——舆论多元
舆论是公众面对社会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那么，素有“社会皮肤”之称的舆论对于转型期我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往往会敏感地指示出来。
当前，社会舆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不仅对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诉求有所反映，且其多元化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明显和突出。“改革开放初期的显舆论，大都尚停留在社会心理的层面，因而表现在日常生活领域，诸如关于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舆论，以及一些物化形态的、具有符号特征的显型文化；在反传统、从众心理的驱使下，这类舆论进一步转化为流行的生活新潮，层出不穷”。
“当改革进一步深入，触及到人们的基本生活态度和现实利益时，舆论便开始出现了彷徨的态势，公众潜在的原有信念体系与公开的表达之间，有意无意地发生着矛盾”。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各种舆论调查的数据都显示了我国当代舆论的特征。改革初期舆论的兴奋状态（高期望、高评价）正在转变为一种表达含混的状态（适度期望、有限评价），公众从最初的“兴奋”转向相对抑制的“迷茫”之中。
具体舆论总是针对明确的目标，其意见是具体的、活跃的，满意度调查即是反映社会舆论的一个测量指标。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调查结果，如果把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阶层，认为自己属于“上层”的仅占0.5％，属于“中上层”的占5.4％，属于“中层”的占39.6％，属于“中下层”的占29.1％，归入“下层”的占24.5％。这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出现普遍偏下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同类调查比较，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层”认同比例，不但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种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普遍偏下的情况，说明在快速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老百姓对于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缺乏认同，同时也说明由于分配秩序的问题，很多群体目前的社会经济现状满意度较低。
百姓生活遇到困难时从哪个渠道寻求帮助？蓝皮书显示，支持度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家庭”、“家族、宗族”和“私人关系网”。排在第四至七位的分别是“社区组织”、“工作单位”、“地方政府”和“党组织”。课题组有关专家认为，随着就业方式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社会支持系统也在发生从“单位”到“社区”的变化，但目前社区和社会组织建设还跟不上发展的需要，从而产生社会支持系统个人化趋势。
蓝皮书还显示，城乡家庭人均消费总支出中，医疗支出竟然高达11.8％，远高于交通、通讯等其他支出，因此要把“看病难、看病贵”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来看待。
（二）中间层次——社会态度对立
事实上，作为舆论存在形式的意见，其表层性不仅是指意见的公开性，另一方面，是指舆论作为具体意见居于社会心理的表层。这也意味着，当舆论作为具体的意见公开表达之时，作为一种内在心理倾向的社会基本态度业已存在。虽然舆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很难排除社会态度的潜在影响，而社会的基本态度是综合性的心理过程，是社会行为的准备阶段。
我国的社会转型伴随着社会分层，不同的社会群体呈现出不同的心理倾向。同时，一些负面的、矛盾性的社会态度也逐渐凸显出来。
一方面，贫富对立情绪在蔓延。
由贫富差距导致的对立和不满情绪在形成，而且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原来人们对贫富悬殊的不满逐渐弥漫成一种“仇富情结”。这一情结不仅演化成为现实中的恶性案件，而且不断地在传媒空间蔓延。“在上层越来越专横和霸道的同时，下层对精英也越来越反感、抵触。网上对精英的抨击比比皆是，有时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每次精英中某个人出了丑闻，都会引发一次小小的狂欢。”
2006年陈凯歌的魔幻巨制《无极》先是引来了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片，接着是洪晃的“我的前夫和馒头打起来了”。陈凯歌怒斥“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并执意要将恶搞送上法庭。本来娱乐圈的一件小事，旋即演变成网络上的一场战争，陈凯歌也一夜之间成为网民的众矢之的。
有人说，陈凯歌的故事纵然美轮美奂，但讲错了地方。因为社会现实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成为社会焦灼的核心；上层和下层的对立，成为喜怒哀乐最敏感的神经；即使是作为大制片主要消费对象的白领，也在因成为‘房奴’而身心疲惫”。谁还有从容的心情去拆解一个远离尘世的令人费解的故事？有人觉得陈凯歌的大片《无极》代表了既定的权力结构中的文化霸权的身影，动辄以“英雄救美”的话语方式传递一种缺乏社会现实根基的“拯救”。胡戈之恶搞，无非是“把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在文化霸权的重重压抑之下，释放一点儿自由的声音罢了。
事实上，不仅陈凯歌作为文化霸权的代表遭到了恶搞，还有经济学家、红学家遭到民间的围攻，即使围攻带着无理性的粗暴，但大家乐于看权威的笑话，乐于沉湎于反权威的狂欢中。一般来说，政治倾向有时要借助一定的艺术形式、文化作品来加以表达，进而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态度。而《无极》，以及随之引来的胡戈的“馒头”恶搞片，正是通过文艺作品的方式反映了当今社会转型期中严峻的社会态度对立。
另一方面，社会弱势群体的挫折感在上升。
在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到上层、贫富分化也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如何防止底层生态的恶化，已经成为一个转型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2010年富士通公司在半年之内，有11名员工因不堪忍受巨大的工作压力，跳楼身亡，成为震惊国内外的富士通“11跳”事件。这些殒命的员工年龄基本上在20岁左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正值花季的年轻人如此轻易地放弃了生命？
首先，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恶化。富士通公司是一家生产时尚电子产品的台资企业，由于产品的全球热卖和资本的逐利性，员工常年在低工资、超负荷的状态工作。而这一群体是伴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伴随着城市化过程，涌入中国城市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既是中国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新生力量，是中国社会一道颇具特色的社会流动大军，同时也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
其次，社会弱势群体产生不可避免的相对剥夺感。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两代农民工。从进城务工的动因看，第一代农民工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于80年代或90年代初进入城市，他们普遍将谋生活、赚钱作为单一的经济型目的；新生代农民工生于80年代，于90年代末或新世纪初进入城市，其外出原因包括“习惯外出生活”、“羡慕城市现代生活”和“外出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等，其外出动机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觉得自己的“根”仍是农村，但又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的生活，逐渐习惯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矛盾的现实常使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并感受到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可以说，在社会分化的境况下，为避免将这一弱势群体抛入社会底层的绝境，亟须改善弱势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地位以及心理态势。“一个社会如何在结构和价值上为多数人提供一种可以心安理得生活的家园。可以说，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紧迫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而改革的结果无疑是应当拓展而不是缩小这个空间。”
（三）深层次——社会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
深层次的冲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价值观念呈现出的多元化与单一化的冲突，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也纷纷浮现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冲突。
1.价值观念呈现出的多元化与单一化的冲突
一方面，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我国社会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化、法制化转型时期，社会的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进一步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价值呈现多样化趋势。
儒家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关注重心已经由过去的“国家—集体—个人”式的以“国”为本的心理关注顺序，转变为现在的“个人—集体—国家”式的以人为本的心理关注顺序的倒置。
另一方面，价值取向呈现单一化趋势。社会转型不仅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沉降，还有一种价值失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市场扩张导致“道德因素经济化”，即以金钱来衡量成功，价值变得日益呈金钱至上的单一化趋势。
应该说，商业本身对于社会的进步是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的。所有这些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了证明。但不同于西方国家所走的自然演进道路，我国的社会转型是通过一种强大的主导力量来完成的。尽管世人都惊叹于这个伟大的、剧烈的过程所产生的翻天覆地的改变，却不得不面对这一转型的局限性，“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段里，现代商业所包含的那些内在精神却没有来得及发育出来，而商业自身先天具有的对社会公德的破坏力却在不断壮大，很多为人的基本原则都被它消灭了。”
由于市场本身的扩展本能，金钱似乎无孔不入，可卖和不可卖之间的界限在无休止地模糊，人们试图为道德、爱、艺术确定价格，市场把我们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变成冷冰冰的商品。比如，诟病甚多的中国教育，过去的学龄前教育，在幼儿园识字、画画、唱歌、跳舞天经地义，这些内容本身就是孩子们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幼儿园的课堂曾经为孩子们播下了多少艺术的种子，而今，即使公立幼儿园，所有曾经是学前教育题中应有之义的内容，却都重新另立名目收费，以种种“特长班”课下来完成，家长们虽然免不了暗自揣度，既然孩子们课下学个不停，那课上时间是做什么呢？但由于都是独生子女，为了培养孩子，即使费用再高，家长们也照单全收。但仅仅就培养孩子来说，教育一旦以金钱计算，究竟会有多少艺术的种子能在未来生发绽放呢？
再如接二连三的矿难。纵然政府为每个矿难者规定了20万元的赔偿标准，但矿难的悲剧仍然屡禁不止。有学者指出，20万元的赔偿对于每年赚几亿元的煤老板仅仅是“九牛一毛”，尚不足以痛定思痛，况且生命一旦作价，矿难的悲剧就更不足惜；而对于那些西部贫苦的家庭，20万元就几近于天文数字，为了使自己的家庭脱离贫困，多少矿工以命相搏，即使矿难频发，依然前赴后继。原本无价的生命在被“市场化”定价后，不仅没有改善煤炭安全生产状况，反而导致了更多的矿难悲剧。
价值取向的单一化趋势使原来被认为神圣的东西都变成了工具，都可以计算价格，都被迫为市场让道，可以说，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日益被异化了的世界。
2.意识形态的冲突
对于作为思想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其界定是不同的。西方学者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强调意识形态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比如依据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莫里斯·迪韦尔热的观点，意识形态是指“解释一个社会的系统方法，它或者为这个社会辩护，或者批判这个社会，成为维持、改造或摧毁这个社会而采取行动的依据”。而中国学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则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如认为意识形态是指“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思想家对特定社会关系自觉反映后而形成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其目的是为建立或巩固一定的政治制度以维护本阶级或集团的根本利益；它包括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艺术、宗教、道德等社会学说、观点；意识形态是该阶级或集团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的理论依据”。
正由于我们的概念体系更多地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当社会转型的现实使社会结构的分化远远超越了简单的阶级划分，致使意识形态不仅面临着自我冲突中的更新，同时，社会转型也面临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多元的冲突。
一方面是意识形态自我冲突中的更新。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博大精深的政治理论在我国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其经典观点是“只有共产党才是唯一代表全人类利益的政党，主张通过革命取得无产阶级的政权，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的国家与全民所有制形式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实现共产主义”。
的确，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历了一段历史曲折，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其间，社会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有的马克思理论似乎已不能解释不断发展的现实。比如，社会经济分化的现实已无法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解释，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的现实也无法在既有的理论框架中找到依据。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既有意识形态理论之间发生了冲突。我们知道，意识形态为社会存在所决定，当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也就存在与时俱进和自我更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其发展的理论成果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互动中的多元冲突。
从国际上来讲，在当今世界，除了中国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盛行的其他几种意识形态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任何国家中，历来作为政权合法性论据的官方意识形态只有一种。意识形态虽然为社会存在所决定，但它有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些迥然的意识形态通过种种途径也为国人所了解，尤其是各自的政治思想对我们主导的意识形态影响不能低估。
从国内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贫富分化、权钱交易与腐败等社会不公问题逐渐凸显出来，针对这一系列现实的社会问题，以及在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治选择与发展目标这个问题上，不同观点纷纷浮现，遂形成了三种不同价值与思想倾向的思想流派，最终表现为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
“自由派右翼”的观点是，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贫富分化过程，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程度不一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如何改变？“只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只要改革与开放方向不动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完善，在加强权威控制的效率同时，通过健全与完善法制建设”，种种不合理现象会逐渐克服。该观点核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这一观点往往被其他派别认为是代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自由派左翼”的观点是，目前的社会不公不是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造成的，而是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期间，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而造成的。如何解决？“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级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新左派”的观点是，“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导致了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主张是，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那么，就需要“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新左派”显现了强烈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其观点对市场竞争所造成的无序化与两极分化，可能起到一种制衡作用，但同时，该思潮也显示了其较之前两者更为保守的倾向。
“自由派右翼”和“自由派左翼”在肯定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上是一致的，不同在于，前者强调通过“加强权威的效率”来解决，后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民主制衡的方式”来解决。但二者都面临着不同困境，就前者而言，缺乏有效民主监督的权威，如何实现“权威的效率”？就后者而言，缺乏公民意识的民主，又如何保证民主制衡的有效性？
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社会控制功能，亦即通过对人观念的控制，实现对人行为的控制，但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社会控制正从单纯的观念的控制进化为客观化和技术化的法律体系，然后利用法律体系来完成社会控制的职能，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
总之，当代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冲突性绝不仅仅流于舆论空间表层的“冲突性”，还有社会心理层面的社会态度对立，以及更深层次的价值冲突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
应该说，这一系列层面的冲突，在社会转型期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但潜伏的问题是，社会的凝聚力如果减弱，社会的稳定和向心力也必然随之减弱，由此不仅容易引发人们的信仰危机，而且也会引起人们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怀疑。因此，及时、有效地应对当代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不仅意义深远，而且迫在眉睫。
第二节社会问题的权宜应对——舆论调控
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需要社会问题的治理，但对社会问题的治理方法和途径选择，往往与对社会问题的成因、特性的判定有关。具体来说，社会问题治理有三种类型：利益层面上——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制度层面上——公共政策的实施；理念层面上——舆论调控，当某一有争议的社会问题成为舆论客体之时，传媒予以适时、适度地报道，让这一问题呈现出其应有面目，进而促动社会问题的终极治理。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之下，舆论调控的发挥从来没有止息过，其具体手段也不拘一格，或明或暗，或隐性或显性，皆因舆论之于一个社会的凝聚力至关重要，它对保持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引导大众意识和行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那么，面对当代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传统的舆论调控手段是否适宜？舆论调控面临的新问题又是什么？
一、舆论调控的前提：必要性和可能性
对于舆论调控的探讨，离不开对舆论调控的前提，即舆论调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探讨。就舆论调控的必要性而言，源于舆论自身的非理性/理性的分野，以及舆论自身的无机/有机性的分野；而就舆论调控的可能性而言，一方面是由舆论的表层性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传媒营造的“虚拟世界”决定的。
（一）舆论调控的必要性
一方面，源于舆论自身的非理性/理性的分解。
舆论在形成、变化过程中，虽然会集中社会的理性，但不能不承认有非理性的成分、非合理性的成分。
因为舆论的主体——公众是一个数量相对比较多的社会成员的集合体，不是简单的个别人、少数人。它的不同就在于，之所以能称之为公众，首先是“要具有问题相关性，也就是舆论问题相关所及的那些社会成员”。这也使公众成为针对某一问题的心理群体，而心理群体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与理性经济人不同的特点。法国心理学家勒庞极为精致地描述了这一集体心态，他认为，孤立的个体可能是理性的，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也可能是有教养的，谨言慎行的；但在这种“组织化的群体”中，个人的理性消失了，他表现得身不由己，要么狂热，要么残暴，要么英雄主义，要么受本能支配充满热情；此时，孤立的个人所具有的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似乎消失了，“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有时表现为赴汤蹈火，有时甚至是血腥暴行，其结果要么是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要么使文明倒退好几步。
虽然勒庞的断言有其局限性，但其对群体心理的非理性认识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他认为在“组织化的群体”中，存在“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事实上，这一洞见，与后来的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1974年提出的“沉默的螺旋”假说有异曲同工之效。诺依曼认为，意见的表明和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首先要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就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情况相反时，就会屈于环境的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如此循环，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更进一步说，舆论的形成不单纯是社会公众的“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环境”诸如人对孤独的恐惧、个人对强势意见的知觉以及公开表达的外部压力所导致的从众结果。
舆论在互动和整合的过程中会有两种可能的方向，要么是理性成分的扩大，要么是非理性成分的扩大。理性地面对社会问题，可以有助于社会问题的建设性解决，而舆论的非理性成分的扩大不仅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容易使非理性的意见累积为一触即发的社会行为，甚至恶性事件。
另一方面，源于舆论自身的无机/有机性的分野。
舆论作为公众意见，它体现了个体意见与社会群体意见的关系，体现着特殊和普遍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一个社会群体内的众多个体总是从各自的需要、利益出发对众多个体共同感兴趣的“普遍事务”发表意见，从表面上看，各种意见林林总总，有很大的杂乱性；另一方面，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里，任何一个看似孤立的个体意见总会与社会公众主体的需要、利益发生一定程度的联系，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着社会群体主体的意志和意见，而社会群体主体的意志和意见不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指向，或者某种倾向性。
比如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丛生，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那么到底如何认识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舆论，社会问题的舆论动态到底对社会稳定带来多大的挑战？环球舆情中心发布了于2010年7月18日—7月31日在七大城市进行的《中国社会稳定局势民众预期调查》，调查数据显示，88％的中国人认为未来10年社会将朝着稳定方向发展，46％的民众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满意；64％的人认为社会不公和官员腐败是未来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挑战。通过这一调查，人们对当前扑朔迷离的社会形势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即当前中国社会基本面，至少就城市来说是稳定的，但社会稳定本身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稳定的认识不仅反映了城市居民的客观认知，事实上也是大家的普遍心理预期。
虽然说，舆论所呈现的无机性是舆论的常态，但一个民主社会的管理决策却决不是以无机的舆论为基础的，而是以有机的民意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在舆论的互动与整合的过程中，通过科学方法的考量，将杂乱无章的舆论以一种有条理的方式，即有机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舆论方可为社会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总之，无论就舆论的理性/非理性特征，还是舆论的有机/无机特征，都显示了舆论作为一种评价性意见的变动不居特性，也同时显示了舆论之于社会问题正、负面影响的不确定性，那么，为了增强社会问题解决的某种预见性，对舆论的了解、把握和调控就成为社会管理的必要内容。
（二）舆论调控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由舆论的表层性决定的。
就舆论的本体——意见来说，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的表层意识。这种表层性一方面是指老百姓面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而不是深藏内心的一种想法，即所谓的公开性。另一层意思，是指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讲，舆论意见居于社会心理的最表层。社会心理三个层次的分解：深层的价值观、中层的社会态度、表层的具体意见。如果说从自身流变的角度来看，价值观作为深层的社会心理，其发展、变化得极其缓慢，如同固态的物质，其自身的变迁很难以时日、肉眼分辨；社会态度是个体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旦形成，具有相对持久性特征，如同液态的物质，流动着，却不甚活跃。相比较人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具体意见就如同气态的物质，运动状态是最活跃的，随时都可能因为舆论客体——社会问题本身的发展发生偶然或必然的改变。
另一方面，是由传媒营造的“虚拟世界”决定的。
人们感官的有限性决定了人自身认识外部世界的局限性，但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又无形中令人们的自我感官得以扩张和延伸，在感受外部世界方面，人们不仅接受以往感官可接触的物质世界，同时，也不知不觉中也接纳了传媒所营造的各种自身无法直接接触的“虚拟”世界，这一“虚拟世界”虽无法等同于完整的真实世界，但却是对真实世界的临摹。传媒对真实世界的临摹既包括一些事实性的信息，也包括评价性的意见，而每个人能够感觉社会上存在着某种舆论，除了人际传播的因素之外，主要是通过接触大众媒介的文字、声像或多媒体传播的内容，而被告知的。
在舆论形成过程中，正由于在社会上发生的事件和人们关注的话题之间，插入了一个巨大的中介因素——大众传播媒介，较大范围内舆论的产生和消失，往往是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和设置话题的结果。正由于传媒对舆论影响的程度，也提供了舆论调控的可能性，即通过传媒的调控，实现舆论的调控。
二、前传媒时代——隐性的舆论控制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舆论首先是由社会公众自发形成，这种自发形成的舆论是由社会成员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体现为社会系统的“自在控制”或“隐性控制”，其优点在于控制成本较低，社会成员认同度高；局限性在于控制范围较小，控制方式简单，易受偶然性影响，控制预见性差。
这种隐性控制的实现是以政治社会化，或者说是政治文化的社会化实现的，其途径可以是家庭、学校、宗教机构、朋辈群体、大众传媒。虽然不同社会体制下，控制功能的表现与实现有所不同。但无论是我国的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美国的民主社会，都可见隐性的舆论控制身影，只不过，前者是建立在道德教化基础上的等级秩序，后者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平等秩序。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化
虽然我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主要依靠中央集权和人治来实现专制统治，但当权者通过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驭子民，则显示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还是给予舆论导向以相当的重视。只不过，其进行舆论调控是一种隐性的控制，即以道德教化为主，当然，在此之上，道德的教化又衍生出各种具体的操作形式。
首先是一套道德学说——儒学。汉以后，儒家学说被推上了官方正宗学术的宝座，即“汉承秦制”和“汉承秦法”。孔学讲的是，“严等差，贵秩序，与人民言服从，与君主言仁政，以宗法为维系社会之手段，而达巩固君权之目的，此对当时现实社会，最为合拍；帝王驭民之策，殆莫善于此，狡猾者遂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可以说，孔子终其一生未能实践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民本”政治理想，被汉武帝提取了专制统治所需的思想内容，诸如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和纲常教义，自此，封建王朝真正意义上开启了正统的轨道。
其次是一套政治哲学理论的支持。根据儒家的政治哲学来说，只有圣人可以成为真正的王，天子的宝座由圣人传给圣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于“以天论德”，具体来说，作为统治者应当有德，德的终极归宿是“天”，那么圣人为王，有两种治道，即“王道”和“霸道”，霸道即霸主的治道，其方略无非是暴力的强迫；而王道即圣王的治道，其方略是通过道德的教示。简言之，王道的作用在于德，霸道的作用在于力，而儒家的政治哲学在政治统治上推崇的正是行王道，以德服人。之所以如此，有朝代的兴衰更替的政治实践的警示，社会安定，当以安抚人心为要义。
再次是一套道德教化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有“天高皇帝远”之说，此言实际上反映的是国土之大，使得天朝皇子缺乏对其子民的实际控制，并且，中国传统社会本义就是一个农业社会，那么，如何使居于庙堂之上的儒家道德学说贯彻到广大乡里？又如何实现儒家政治哲学所谓的“王道”呢？
中国古代有一种榜文，随时将最高指示以告示的形式向各地公布，起到宣讲教民的作用。宣读榜文通常由地方官员或识字的读书人担任。据说，发布这类教民榜文最多的，要数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在批阅各部门的呈文时，常常要发一通议论，然后形成榜文发往全国各地。之后，发布榜文教示民众成了一种传统，每月初一，文书房要向皇帝请示一道圣谕，传达到知县，再由他们向事先集合在某处的民众宣读，务必及时传达贯彻。那时颁发的榜文无非是“各务农业，不要游荡赌博”，“互相察觉，不许窝藏贼盗”之类的。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形成了“上谕十六条”，雍正皇帝又对“十六条”做了具体解释，衍释为洋洋万言《圣谕广训》，然后要求各地官府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宣讲“十六条”。宣讲活动从县城扩展到乡下，成为全国人民定期的“政治学习”。由此可见，我国古代虽然尚未有大众传媒作为载体，但也发展了一套安邦定国、道德教化体系。
另外，传统乡村士绅的城乡流动有效地传递和维持了乡间的道德规约。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人人懂得“学而优则仕”，农耕之家的孩子争相苦读以跻身权力阶层为荣，当以庙堂之上的大夫之身完成一次次政治使命之后，他们大多会“荣归故里”或“告老还乡”，成为乡村士绅，正是因为“秉持儒家文化信念的精英——士绅——在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他们不仅在城与乡之间完成个人的生命轮回，而且把在城里游历所塑造的主流的道德动向带回乡里，他们把这些知识与道德以“乡规民约”的方式适用于乡里，不仅使千里之外的天子高枕无忧，而且“提振乡村的人文道德”，事实上，也以道德教化的隐性舆论控制方式实现了事实上的社会自治。
（二）美国的宗教教化作用
美国人的民主历程是一个不断追求平等自由的过程。美国的民主制度保持着持续的稳定性，与美国人所追求的民主价值是分不开的，这个价值的核心是自由权利。自欧洲清教徒为摆脱欧洲的宗教迫害来到北美，由于他们大体都出身共同的社会阶层，也就是当时的中产阶层，同时在追求自我精神家园和生命乐土等方面有着共同的诉求，所以，自美国立国之初，政治和宗教就协调一致，而且以后从未中断这种关系。
1.宗教与政治的协调
一方面，基督教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圣经》中的四种思想与民主有关。比如，关于精神自由的教义：“每个人都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个不死的灵魂，并且是上帝时时刻刻所眷念的”；关于人格平等的思想：在上帝眼中，一切众生的灵魂都是有同样价值的，“在基督的心中，没有野蛮人，也没有文明人，没有被束缚的人，也没有自由的人”；在创造基督社会的观念方面：“一切上帝的众生都有相互亲爱的义务，并且应该团结成一个团体”；同时，教人要心灵纯洁，和上帝相通：“灵魂内部生活只和上帝相通，是有无上价值的”。
由于美国的宗教与民主的这种关联，事实上，统御人们灵魂的只有一种思想。因为不仅所有的神职人员没有反政治倾向，而且均运用“共同的语言”，他们的见解也“同法律一致”，与此同时，虔诚的教徒也更容易把自己的平等、自由的信仰输入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实现其作为独立公民的价值。
2.宗教的社会整合作用
美国人信奉宗教，无论是出于习惯，还是出于信仰，抑或无论是基督教的哪一个教派，关键是全体公民信奉宗教，他们“以上帝的名义去宣讲同一道德”。事实上，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所有的教派都处于基督教的大一统中，而且基督教的道德到处都是一样的。”一方面，宗教通过渗透家庭生活，实现社会的秩序整合。基督教重视家庭生活，而美国人不仅从各自的家庭中获得幸福感，更重要的是“从家庭中汲取对秩序的爱好，然后再把这种爱好带到公务中去”。另一方面，就宗教对个人的约束而言，宗教教义就是一个人不可逾越的行为规范。如果说，一个人投身政治，在政治上尚须讨价还价，但“人们的精神在基督教面前从来没有自由活动的余地”，任何可能的果敢和冒进，都要经常在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前止步。更进一步讲，虽然法律赋予了美国人享用自由的权利，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以防范可能的社会失序。
3.宗教的社会防范作用
虽然宗教与政治相互协调，但并没有导致政治与宗教的相互依附和结盟。也许正是这些具有启蒙思想意识的立国者洞悉了欧洲政治生态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更替的无常现实，即使再费尽心机，任何权力，也无非和人生一样，有巅峰也有低谷，苦乐多变，转瞬即逝。事实上，欧洲政治与宗教结盟，宗教与现世的政治联姻，几乎与无常的政治一样，变得脆弱无力。正是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所以，人们对宗教作用的认识也更理性，即“宗教与一个政权结盟，将增加某些人的权力，而失去支配一切人的希望”，而事实上，宗教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它具有“使所有人都能得到安慰的感情”，从而具有俘获人心的可能。宗教作用的发挥，实际上是在削弱了其表面影响的同时却加强了它的实际作用。“在美国，宗教也许不像它早先在某些时期或在某些国家里那样强大，但它的影响力却更为持久。它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发生影响，但这个力量任何人也剥夺不了。”
可以说，无论中国传统社会等级的秩序，还是美国平等的秩序，隐性控制的前提，一定要有一个主导的精神皈依，不仅是主流社会所主导，而且也要为人们所皈依。当有了这样一个前提，就会实现道德评判的舆论场，通过“沉默的螺旋”作用发挥而实现隐性控制。
三、传媒时代——显性的舆论控制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舆论更多由社会组织体系有意识、有目的地通过大众传媒广为宣传而形成，这种自觉形成的舆论是社会成员对社会运行的自觉把握和导向，体现为社会系统的“自为控制”或“显性”。“与社会自在控制相比，自为控制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有明确的主体、客体和明确的目的，体现了社会成员对社会运行主动权的把握”。
随着社会成员自觉水平的不断提高，自为控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相应地，作为自为控制的重要工具和载体，大众传媒的舆论调控功能也将越来越重要。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新闻舆论在社会动员中的非凡作用，使舆论工作成为革命和社会建设的法宝，并形成了一套严整的传统新闻舆论控制模式，但随着改革开放，这一传统的新闻舆论控制模式其弊端不断显现，也就是说，随着社会转型，新闻舆论控制模式也面临着向舆论调控模式的转变。
（一）传统新闻舆论控制模式表征
新闻舆论控制“主要指国家和政党利用法律、行政、物资以及新闻宣传纪律等手段，对新闻信息传播的流向与流量进行强制性的管理与约束”。其表象主要体现在新闻内容的控制政策和有关灾害新闻、负面新闻的控制报道上。
1.新闻内容控制的政策
从1949年之后，针对特定的社会情况和当时的社会可能性，毛泽东曾经提出过六字方针：“新闻、旧闻、不闻”。这实际上是当时新闻管理政策上有关内容管理、内容控制的一项基本管理方针。所谓“新闻”，是指一旦这件事对于中国的老百姓，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是鼓舞人心的，能让大家更加清晰地认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应该作为“新闻”及时地加以报道。所谓“旧闻”，是指有些情况如果发生，人们还无法对其社会后果、社会效应准确地做出价值判断，或该事件本身还处在发展中，如果传播出信息，会引起更大的社会骚动，那么，就不要及时地报道，要把它压后处理。等事件相对平息，对其有了正确认识，再加以报道，这就叫“旧闻”。比如1979年11月25日，“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造成72人死亡和3700万元的直接损失。对此事件，新闻界长达半年之久竟视而不见，直到8个月后的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才做出报道。主要原因是对事件的性质把握不准，要等有关部门对事件做出最后的定性结论。所谓“不闻”，是指党内的某些不适于报道出来的事件一旦披露，对党的政治影响不好，不利于人民群众坚信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领导，那么，这样的信息是不能加以报道的，应当把它永远尘封在历史档案馆里。
对于新闻内容的控制政策，我国新闻界老前辈甘惜分教授也如是说，“我们在写新闻报道时，所要考虑的问题，要比这复杂得多。要考虑这个事实是否值得对公众报道，报道出去对国家利益、对人民利益起什么影响，是好的作用多，还是坏的作用多。有些事实关系重大，怎样报道，还须和领导机关商榷。”
2.关于灾害报道
灾害报道，是指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事件的报道。因其内容的特殊性，我国政府采取了特别谨慎的态度，一直将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列入国家机密范畴，直到2005年才废止。
上海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概括当时我国关于灾害报道的观念是：“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还有一个特点是：统一口径，一律由新华通讯社独家采访发通稿。原因是：对灾害如实报道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有损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形象。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市发生7.5级强烈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一电讯稿进行了报道。该报道对受灾情况一带而过，而将报道主体放在人与灾难如何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唐山地震将一座美丽的唐山城化为瓦砾，造成死亡24万人、重伤16万人和上百亿元的损失，而当时的报道中，是看不到这些灾害内容的。“不是任何灾害的情况都可以当做新闻向全国报道的，这要根据国内外全盘斗争的利益，要看灾情大小、受灾时间长短、受灾地区重要不重要，以及它对国家和人民生活影响大小来决定，并且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和时机，决定讲什么不讲什么，如何讲法”。
另一次发生在1970年云南通海县的7.8级地震更是鲜为人知，作家刘心武在1970年的春天偶然从一位同事的报丧家书中洞悉此事，信中提到了家乡发生的特大地震，家族遇难者的名单列了一串。30多年之后，已经成名的刘心武对那封可怕的“密信”记忆犹新。在其回忆录中，他写道：“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也没那么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大的地震，仅同事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个地区一共死了多少人呢？”
事实上，云南省档案馆所藏1970年6月15日《地震受灾情况统计表》记载如下数据：总死亡数15621；死绝户数836户；重伤5648人；房屋倒塌166177间；遗下孤老孤儿261人。但当时无人知晓，因为这份统计资料在当时是作为“绝密”材料封存在档案馆中的。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16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于是成车的《毛泽东语录》、毛泽东像章被运到灾区。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如此，这场大地震的灾情不仅被遮蔽，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了内援。
（二）传统新闻舆论控制模式简析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奉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决定了对社会意识形态控制的钢性，传统舆论控制模式主要以屏蔽负面信息的方式，实现单向硬性的控制，其控制模式的特点可以在其控制的目标和要素中显示出来。
1.传统新闻舆论控制模式特征
（1）控制的目标——“统一舆论”
传统新闻舆论控制的目标就是要“统一思想”，即“统一舆论”。之所以如此，是基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认识，即我们的党和政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人民不是铁板一块，人民中间也包括先进分子、落后分子和中间分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人民需要一个正确、强有力的领导，通过“统一思想”、“统一舆论”，把人民团结起来，把力量集中起来，以防止人民处于分散状态和无组织状态时被敌人击破。具体来讲，以新闻机构的思想（实际是某一阶级、政党、政治集团或这一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去统一广大群众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广大群众的思想，以自己的思想去改造世界，至少，也要让人民的思想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这是最低限度的思想统一。
（2）新闻舆论控制系统的要素
其一，封闭的环境。一方面是指由于国际政治斗争，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另一方面是指传媒渠道的单一性和屏蔽性。这是由当时传播技术的有限性决定的。当时传播技术手段还比较单一，电子传媒还未得到普及，所谓的大众传媒，还主要是由报纸担当，所以，社会的信息环境本身比较适合于建立一个比较屏蔽、封闭的社会，能够达到那种“釜底抽薪”的程度。如果报纸不加以报道的话，相当多的人根本就不了解社会进程，不了解事实就不利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无从形成舆论；或者报纸报道也是统一口径，最终能形成“舆论一律”的局面。
其二，控制主体的一元性。这是由政治的一元领导所决定的。其基本的认识是，无产阶级是肩负着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历史使命的阶级，它需要由先锋队组织——共产党来领导，因为共产党比一般人民群众更加深刻了解人民的根本利益，比普通群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既然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那么，新闻舆论也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
其三，控制客体的简单性。其简单性，一方面体现在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初建时期，社会矛盾主要定性为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当时的社会成员认知心理、价值观念同质性程度高。
其四，控制渠道的单向性。由于此间新闻传媒被定性为党的“耳目喉舌”，传媒的任务以贯彻党的方针和政策为宗旨，因此，新闻信息的流动主要表现为单向的线性模式特征。
总之，传统舆论控制模式是单向灌输式，其表现为目标的“点”式一律、主体一元的硬性控制；自上而下的单向模式；模式呈简单、显性化，效果评估缺位。根据控制论原理，控制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控制目的体现于受控对象的行为状态中。受控对象必有多种可能的行为和状态，有些合乎目的，有些不合乎目的，由此规定了控制的必要性：追求和保持那些合目的的状态，避免和消除那些不合目的的状态。也就是说，只有一种可能状态的对象没有施控的必要。
2.理论解析
传统新闻舆论控制模式，无论有何种局限性，它的存在不仅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事实上，也不乏理论根据。单向灌输式的模式确实具有一定的宣传效果，从本能心理学来说，由于人的遗传生理机制是大致相同的，人的行为受到本能的“刺激——反应”机制主导，如果在屏蔽多元的信息条件下，仅仅受到一致性的信息刺激，便能引起一致性的近似反应。
从信息变异原理中我们可以找到的解释是，在任何信息交流的过程中，从信息源所发出的信息到达信息接收者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衰减。这种衰减不仅包括物理衰减、语义衰减，还存在着语用衰减。
“压”新闻其实就是根据对信息时间范围的超越，使事实信息本身对于接受者的价值减少或消失，减少人们对该新闻事件的集中关注，进而避免了该舆论问题的敏感度，而缺乏了敏感度的社会问题很难再被紧迫地重新提到社会公共议事日程上来。
3.现实意义
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单向新闻舆论控制模式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现实性。
首先，单向新闻舆论控制模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报纸在调动各界群众，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为抗日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报纸在统一思想、统一舆论上功不可没。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新闻事业反复宣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朝鲜战争时期，在我国所有新闻机构的一致动员下，举国上下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人民的最高任务莫过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闻机构将舆论集中和统一到这一中心上来，功不可没。
其次，从必要性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现实是，一方面在国际上，有强大的反华势力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国内，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上，还处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交集点当中。应该说，在“敌我”力量相对比我们不占明显优势时，或者说，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我们的掌控能力比较弱时，采取“压”新闻的方式，从政治上讲是有利的，这样可以降低信息传播带来的不可预测的舆论聚集，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风波。
但是，当社会的信息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再在整体上采取这种“压”新闻的措施，还合不合时宜呢？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对舆论的引导主要依靠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的，以指令性权威以及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为特征的感召权威来实现。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这两种权威的引导力度都呈现逐步减弱趋势，许多引导工作被推向社会。人们思想上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一些思想意识形态的副产品，都会极大地增加舆论引导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根据系统论原理，只有一种作用手段的主体实际上没有施控的可能性。控制就是施控者选择适当的控制手段作用于受控者，以期引起受控者的行为状态发生合目的的变化，或者呈现有益的行为，或者抑制并消除不利的行为。所以，控制就是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控制。
第三节社会问题舆论调控的理论框架
随着传媒技术的日益更新和传媒机构的急剧扩张，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力越来越强烈地被世人所关注。由于传媒所具有的话语权，在判断“何为重大问题”时，传媒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如此，也正因为这种话语权的优势，使之设定的“重大问题”极易成为公众关注的核心。
而对传媒这种所谓设置“何为重大问题”的功能进行深入解读的研究，应当说非“议程设置”理论莫属。所谓议程设置理论，就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日复一日的新闻筛选与编排，编辑与新闻主管影响我们对当前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件的认识。这种影响各种话题在公众议程上的显要性的能力被称做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作用”。作为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议程设置”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风行起来的一种有关大众传播效果的假说，此后，该假说始终是传播理论领域里的主导概念之一。这一假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展现了大众媒介影响社会的一种方式，成为现代社会中媒介参与受众对现实的社会性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的过程之一。
在现代民主的政治生活中，公众关注的核心也就意味着社会管理决策的重心、社会行动的重心，换句话说，公众关注议题的排序通过民主程序，极易成为社会管理决策排序，进而影响到社会资源的分配甚至是社会权益的博弈。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美国记者怀特在其著作的《制造总统，1972》一书中，如是评价美国传媒的这种影响力：“一种在别的国家只有暴君、牧师政党以及官僚才拥有的权威”。
事实上，由于各国社会体制不同，传媒在其政治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也不同，那么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以及其在各自社会所担当的社会控制力量也不能等量齐观，但毋庸置疑的是，大众传媒对社会问题的议程设置功能是普遍存在的，就社会问题本身而言，传媒对“何为重大问题”的判断，也势必影响到社会问题治理的进程。有鉴于此，本研究以议程设置理论作为理论分析框架。
一、本研究的理论前提：社会学的视角——社会问题的演化路径
美国社会学家富勒和迈尔斯最早提出社会问题的自然史，认为社会问题通常包括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首先社会问题要被察觉；其次针对该问题的相应政策和措施确立；最后实施具体的改革行动。
霍华德·贝克尔在社会问题自然史的基础上提出社会问题演化的五阶段模型。一是社会上必定有一些人或群体把某种客观存在的情境定义为有问题的、有危害的，或者将来会产生麻烦；二是当某一个问题被某些人觉察时，这个问题要想具备社会问题的资格还必须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三是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还需要相关机构或组织出现加以推动，使问题最终被认定为社会问题；四是一旦某一问题被有关机构所接纳，曾经通过广泛积极地关注推动问题得以形成的群体，对该问题将渐渐失去进一步关注的兴趣；五是在社会问题存在期间，有关机构及其成员致力于问题的解决，并成为他们所从事职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无论是富勒和迈尔斯的三阶段论，还是贝克尔的演化模型，都显示出，客观存在一定是社会问题存在的前提条件，而主观界定是社会问题存在的必要条件，即从某些人觉察到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才有可能进入相关社会机构和组织的视野，被认定为社会问题，而随着社会问题的认定，社会问题的治理也会随之启动。
也就是说，对社会问题的治理依赖于相应制度的建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社会问题的实践操作层面而言的，但问题是，在实践之前还有认知层面的“觉察”和“选择”，这就意味着对社会问题的应对不能仅仅局限于操作性的措施把握上，理顺对社会问题本身的认知也显得尤为重要。
二、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舆论学视角——议程设置理论
如何理顺对社会问题本身的认知？
无论对“社会问题”本身的认识，还是对社会问题的“察觉”都离不开公众的认知、判断及评价，或者说，离不开舆论的评判。一定程度上，不仅社会问题的确立是一个社会成员的建构过程，社会问题的治理也同样是一个社会成员的建构过程，因此，社会问题的舆论调控也是社会问题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正如Everett M.Rogers James和W.Dearing在1988年阐释的“议程设置过程”模式（agenda setting process），即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过程，本研究将基于该理论模式来把握社会问题的现实议程、公众议程、政策议程及媒介议程的互动关系。
1.社会现实议程
社会问题在形式上的分类繁多。一般来讲，社会问题被看成是社会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出现某些偏差的表现，这在当今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且社会经济体制发生急剧变革时期尤为突出。
本研究对我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的界定是：改革开放以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时期，由于急剧的社会变迁，在新旧社会体制、社会规范的交替变动中，在社会各个领域显现出的，为社会公众所认定的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和手段加以消除的社会困扰。
具体来说，在社会转型实践的交替过程中，支撑传统社会的制度文明并没有随之淡出，保障市场经济的规则也不是一蹴而就，因此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不断涌现出一些新问题，具体如大学生就业问题、慈善公益事业问题、药品供应保障问题、“三农”问题、通货膨胀问题、房地产问题、能源问题、食品（乳品）安全问题等是我国当代社会转型期凸显出来的社会问题。
本研究对社会现实议程的考察也集中于以上“困惑”问题所凸显的矛盾、冲突的焦点。
2.公众议程与媒介议程
“公众议程是一个众人参与的讨论过程，是一个问题与其有特殊关系的群体逐渐扩展到社会普通公众的变化过程，即一个问题引起群体的注意，进而引起更多人的兴趣，最后受到普通公众的关注。”在本研究中，公众议程包括公众对“问题”（现实议程）的知晓度和行动选择。一般来说，公众议程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来获知。
按照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意义并不内在于事物之中。任何事物或概念的意义都是持续不断的符号表征所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表征的过程就是意义产生的过程，表征的方式也决定着意义呈现的方式，同时表征的过程也为意义的多元化和意义的协商创造了空间。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传媒因其强大的信息传递功能，使其不仅具有社会议题的设置功能，同样也具有社会问题的议题设置功能，通过它的这种议题设置，影响着社会成员对社会问题的认知、确认，进而影响着社会问题的治理和解决。
3.政策议程
公共政策是指，“在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里为达到特定目标，由政府和其他社会机构系统实施行政权力和各种决定，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保持社会的基本秩序”。在本研究中，政策议程，即指针对“当代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政府及其他社会机构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保持社会的基本秩序所着力系统实施的政策、法规和各种决议。
无论是行政命令、行政法规、规章制度，还是更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都是政府机构赖以实施行政权力、达成其基本意图的政策工具。这些工具的运用构成了一个广泛的政策过程，这涉及从政策原则和政策内容的确定，到政策实施方案和手段的选择，再到政策效果的评估和政策修订等各个环节，就公共政策而言，每个环节与公众的利益、预期、态度和行为趋向有着显著的关联性。
综上，本研究将要探讨的问题是：
（1）鉴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政策议程能否有效地反映现实议程？
（2）无论对“社会问题”本身的认识，还是对社会问题的“察觉”都离不开公众的认知、判断及评价，那么，公众议程与现实议程是否存在偏差？
（3）在我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化日趋严重，那么，针对某一具体的社会问题，公众议程内部又有怎样的分化？
（4）既然公共政策的每个环节与公众的利益、预期、态度和行为趋向有着显著的关联性，那么公众议程对政策议程的认知如何？
（5）公共政策的实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无法顾及的社会缝隙，因此，要动员最广泛的公众力量参与社会问题的治理与解决，其主要途径是通过媒介议程引导公众关于社会问题的基本价值趋向、态度和行为模式的改变，以达成舆论共识。那么，媒介议程在进行必要的舆论引导时，存在哪些问题？
当然，在各分章节的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具体情况的不同，有的研究较系统地涉及了上述问题，有的则局部给予了关注。
三、方法说明
本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法、框架分析法、深度访谈、问卷调查、个案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其中以内容分析法为主。
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有着社会学历史渊源的方法，它关注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对媒体大量表面上的表述内容进行比较和测量。
但由于内容分析法有一显见的缺点——无法近看文本，不能提供叙事者选择议题内容呈现方式的潜在动机和偏差。因此，为了弥补内容分析的不足，部分个案的文本研究采取了框架分析法。
框架概念来源于人类学家贝森特，1974年德国社会学家高夫曼首先将“框架”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框架”概念引入大众传播研究，成为定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高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依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台湾学者臧国仁进一步将框架划分为高层次结构、中层次结构和低层次结构。高层次结构通常通过标题和导语形式表现出来；中层次结构的组成环节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溯因、评价等；而框架的低层次结构则指字、词等具体语言符号的使用。
比如“当代房地产问题的舆论引导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与框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来说，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深入媒体报道文本进行分析；对于公众议题的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方式进行，通过问卷调查找出公众所关注的房地产议程，而通过深度访谈，零距离接近被访者，得出更加深度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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