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四川地方军阀、川康善后督办刘湘为形势所迫，也见风使舵，在1927年宣布易帜，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为了表示拥护革命，他包了一艘轮船，送这批通过了初试的学生去武汉参加复试。1927年初的一天，赵一曼和200多名参加复试的考生一起，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客轮。 赵一曼在女生中特别引人注目。她身材瘦高，眉清目秀，穿着手工缝制的粗布长袍，青布裤管下露出一双圆口布鞋，简朴庄重，举止从容。
客船经过万县，在云阳靠了岸。男女同学相约上岸游览武将军张飞庙。在庙中，罗瑞卿向大家介绍了相传为岳飞手笔的石刻《出师表》。大家听了更加热血沸腾，不约而同地吟诵起来。
船到宜昌，他们换乘招商局的“快利”号客轮，1926年农历年底，终于到达了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武汉。赵一曼、游曦、陈德芸等住在政府包下的武昌斗级营街的几家旅馆里。食宿费均由学校负责。武汉军事委员会参谋处作战科副科长刘骞还专门为四川女同乡在黄鹤楼设宴接风。一时间，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云集武汉，投考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应招的人数，学校决定再进行复试。
复试在武昌两湖书院进行，包括体格检查和文化考试。复试形式与初试相仿，不过试题难度更大。
赵一曼顺利通过了复试。
黄埔军校，全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于1924年由中国国民党成立，目的是为国民革命军训练军官，是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中国的主要军力。它是近代中国闻名遐迩的一所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在抗日战争中闻名的指挥官。因地址在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而得名。黄埔军校自建立以来，以孙中山的“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大革命为目的。在教学上，一方面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一方面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广大黄埔师生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根据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原陆军军官学校扩大改组，于同年3月正式命名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1926年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先决定在两湖书院旧址设政治训练班，后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后将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移往武昌就读。12月，又决定将黄埔五期炮兵、工兵科移来武昌就读。1927年1月19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这是武汉分校的全称。
武汉分校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也派出许多同志到军校工作，如恽代英任政治教官，他还分管女生队的工作，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叶镛、陆更夫在政治部担任重要职务。政治教官高语罕、谭平山、沈雁冰、李达、李汉俊、许德、王行等，也多系共产党员；中下级军事和政治干部大半是共产党员，如徐向前担任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彭漪兰、钟复光任女生队指导员，陈毅“表面上当文书，实际上是共产党党委书记”，李鸣珂任党的联络员，等等。当时蒋介石只是个挂名校长，校长一职实由邓演达代理，而日常工作由恽代英同志实际主持。
武汉分校开办了女生队，这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它造就了中国现代第一代女军官。黄埔军校第六期培养了黄埔军校史上唯一的一期女生队。
1926年2月，有183名女生正式入学，加上南湖学兵团30名女生也被并入黄埔军校女生队，女生队从而扩大为213人。213人中，有的是在校大学生，有的是中学生，有的已当了母亲，有的还缠过足。年龄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敢于冲破封建藩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
赵一曼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天：1927年2月12日。213名女生，同男生一样，着深灰色笔挺军装，紧束着腰带，带着军帽，打着绑腿，穿上了布鞋，扎上了皮带，并肩站立。这一天，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正式开学的日子。宋庆龄、何香凝、孙科、谭平山、苏兆征、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施存统等都出席了典礼。
在这次开学典礼上，许多来宾都讲了话。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孙夫人宋庆龄。她身着花格子旗袍，穿高跟鞋，仪态大方，风采动人。她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每个人的自豪感、责任感油然而生。
会后，赵一曼约游曦和陈德芸等学员，到黄鹤楼照相馆照了一张纪念照。
她们要开始全新的学习生活了。
新生要先接受三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女学员编为一个大队，与新招的政治科两个大队统属“第六期入伍生”总队。女生大队下分三个中队，九个区队，每个区队三个班。并首次在女生队设置了指导员。女生队长是郑奠邦，区队长是杨伯珩、张麟书等人，三个中队指导员分别是彭猗兰、钟复光、唐维淑。
跟男学员不同的是，女生打的是黑色绑腿，军服双袖上缀着红色字母“W”标记，并佩短枪。
女生队设在两湖书院东首一个院落的两层楼里。楼上是宿舍，楼下是饭堂。军校纪律非常严格，生活节奏非常紧张。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个豆腐块，摆在木板床正中央。10分钟一切要收拾完毕，然后进行操练。
在饭堂里吃饭也要军事化，只要队长放下筷子，学生们必须全体起立，没有吃完的要受到批评。从早上五时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九时半睡觉，简直没有休息时间。每天有八堂课，四节学科（理论），四节术科。学科包括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原理，以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阵中要务令、射击教范等；术科是根据步兵操典上的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基本训练。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还有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她们接受学校一切严格的训练，要做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
黄埔军校参照日本士官学校教学内容，讲授《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和《实地测图》等课程，此外还进行单兵动作、连排营行军等训练。
赵一曼文化基础较好，人又聪明，因此各科成绩在考评时均为“优良”，而且由于她肯动脑筋研究战术问题，深受一些军事教官的青睐。按照军校的惯例，每天雄鸡鸣白时，只要不是雨天和雪天，各科各连的学生都要围绕公路列队跑步。绕岛一周，大约有15公里的路程。日积月累，持之以恒，赵一曼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马拉松式的早跑，体质逐渐增强。后来，虽然身体仍旧那样瘦削，但已经练成了一副经得起摸爬滚打的筋骨。
据说在一次野外演习中，赵一曼奉命担任尖兵，在全队最前面侦察敌情。到了一个山坡上，赵一曼忽然看到几只小羊羔在吃草，样子活泼可爱。赵一曼觉得非常有趣，便停下来观看。却忘了前面的“敌情”，后面的队长发现前面异常，向赵一曼轻呼“卧倒”，赵一曼依然没听见。结果，这个本应该最先发现敌情的尖兵却第一个暴露了目标。事后，队长对其处以罚站。同队的女生联合起来向队长求情，要求解除处罚。队长看在她们都是刚入“队伍”的小姑娘的分上，点头默许。但是，赵一曼本人的态度却十分严肃。她对同学们说：“不行，连演习都搞不好，将来还能上战场吗？”她坚持执行对她的处罚。后来，她再也没有违反任何一次纪律。
军校是国共两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异常尖锐激烈的场所。校长蒋介石一手策划“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这期学员的学习环境，表面上看来是处于左、右派斗争的低潮状态，实际上不过是暴风雨前的暂时沉寂而已。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后，恽代英和萧楚女便成为军校政治讲坛上的“日月双璧”。
在军校，赵一曼不光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还见到了周恩来、李富春、项英、陈毅、徐向前等中共领导人，更坚定了她对革命的向往。
此时北伐军急需补充大批中下级军官。在恽代英、萧楚女的团结和吸引下，军校中大批有才华的进步青年成长起来。赵一曼、张瑞华、胡兰畦、谢冰莹、曾宪植、危拱之、胡筠等人，在女学员中是最突出的。
随着共产党的革命势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开始害怕了。
1927年4月12日是个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日子。那天凌晨，在上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事件发生后，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出严重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一两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三天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一时间，全国出现三个互相对峙的政权。
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的国民党右派千方百计离间群众和共产党的关系，妄图扑灭共产党。他们采取最下流的手段，在武汉收买一批妓女组成体操队准备“裸体游行”。并在社会上造舆论，把这些妓女说成是武汉军校女生队的学生。
为了不让反革命的阴谋得逞，军校组织了一支宣传队，由赵一曼率领到武汉三镇向群众宣讲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妇女解放的内容和途径，揭穿反动分子的阴谋。
在这段时间里，赵一曼不辞辛劳，每天到街头去宣传，最终因劳累过度患上了肺病，一次正在街头宣传时昏迷了过去。
5月中旬，原驻湖北西部的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划下，与四川军阀杨森勾结，从宜昌向武汉进攻。武汉当时仅有卫戍司令叶挺的一师兵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叛军很快到了离武昌只有三四十里的纸坊，形势迫在眉睫。军校紧急决定让女生队与男生队一起编为中央独立师，由叶挺率领“西征”。“这200多名娘子军，要求和男兵一样，全副武装起来，持枪杀敌，与男兵并肩作战。”
女生一部分负责救护，一部分负责宣传。
这时，赵一曼正住在医院里治病。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从医院偷跑回学校。在她的再三要求下，队长同意把她编进战地宣传队。
她和同学们一道，全副武装踏上了奔赴战场的征途。
经过两天的急行军，傍晚到了咸宁待命。
赵一曼、陈德芸、游曦等女学员接受的第一项军事任务就是奉命逮捕一个土豪。
当他们赶到土豪的大院时，只见住房陈设漂亮，楼上摆着许多盛满香肠、腊肉等腌制品的缸罐，却不见土豪的身影。土豪已经得到消息逃窜了。她们立即动员村民四处搜寻，终于在后山丛林里发现了土豪。
狡猾的土豪企图夺路而逃，赵一曼和游曦开枪示警。最终把土豪五花大绑起来，交给了农会。
处理完此事，她们又马不停蹄地开赴前沿阵地。遗憾的是，她们始终没有和敌人正面交火，没有尝到真正打仗的滋味。赵一曼说，真想痛快的打死几个敌人！
但她也知道，她们宣传队做的事情，也同样重要。她们一路宣传封建礼教对人们的压迫和摧残，尤其是对女人。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妇女解放的内容和途径，揭穿反动派的阴谋诡计。赵一曼尤其擅长的是，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经验教训来唤醒女同胞的觉悟，通俗易懂地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农民的觉悟。在她们的组织下，当地农民协会多次为独立师带路和探听消息，拦截敌人的给养队，消灭单个的散兵和溃兵，从侧面为西征大军歼灭杨森的老九师、解除武汉西面的威胁作出了贡献。
一个多月后，西征胜利归来，然而赵一曼她们还没来得及休息，武汉的形式却发生了急剧逆转。
1927年5月21日，湖南军阀许克祥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在长沙对共产党发动了突然袭击，血腥镇压革命者，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马日事变”。紧接着，武汉革命政府中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镇压工农、反对共产党，蒋汪合流，白色恐怖笼罩了武汉三镇。
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内，不断有人退党，甚至独立师的政治部主任施存统也在《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宣言退出了共产党……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员进行了血腥镇压，许多同志被捕入狱，惨遭毒手。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顿时混乱起来。国共两党的学生开始了公开对抗、谩骂，甚至械斗。与此同时，反动势力也积极行动起来，诱惑、拉拢学员。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学员，纷纷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与共产党划清了界限。另一部分同学深感时局的混乱，也放弃学业，回家避难了。
面对严峻的现实，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开始有计划地疏散党员。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把军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并决定不愿随军的人员可以资送回家，武汉分校学生提前毕业，并宣布解散女生大队。教导团也将离开武汉，向九江、南昌一带转移。
这时，赵一曼也收到了二姐李坤杰从老家寄来的信，称外面局势太乱、太危险，劝她赶紧回家。
同乡段福根已经脱下军装，穿上了花旗袍，准备回家，她劝赵一曼跟她一起回去。
是去是留，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对于二姐和段福根的劝告，赵一曼很是理解。但她离开家乡，走出封建的家庭，走上寻找新生活的道路，不是才刚刚起步么，怎能半途而废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啊！
反复考虑后，赵一曼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她对段福根说：“人各有志，你走吧。我不勉强你。可我决不回头。我不相信革命就这样完了，也不相信共产党就这样失败了。请你回去后，转告我二姐和大姐夫，请他们放心，我要继续革命！”
赵一曼把段福根送上了返川的轮船，又赶回混乱的学校，加入教导团，连夜向九江方向进发，“东征讨蒋”。
1927年8月1日凌晨两点，南昌城里一声枪响，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不幸的是，在开拔九江的途中，她肺病复发，病倒了，不得不脱下军装，隐蔽在一个老乡家里。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她后来化装成一个逃难的农妇，乘船去了当时白色恐怖的中心：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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