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的5月19日，清朝钦差大臣李鸿章与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俄国可以在中国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建造铁路，这就是所谓的中东铁路（它穿越黑龙江、吉林两省，沟通了西伯利亚与海参崴的联系）。哈尔滨是作为这条铁路沿线的一个站而逐步形成的一个城市。当时的城建方针是“以铁路为主，以城市为辅”。因此，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铁路线（还有铁路员工的住宅，街上走的大都是铁路员工和他们的家属，那时候，哈尔滨似乎是座铁路城市），待到这座城市发展壮大了，繁荣了，先前城里的那些纵横交错的铁路线，便成了城市交通堵塞的一个主要原因了。于是又建了不少桥。1932年8月，道外区沿江一带由于连日降雨、无处宣泄，水深达1.2米。8月7日，航运局东侧150米的十一道街江堤决口100米，不久，九道街又有50米堤段决口，瞬息之间，道外区尽成泽国。8月10日，中央大街等主要街道进水，街面也可泛舟。至8月12日，洪峰水位达119.72米，水淹面积877.5万平方米，劳苦的人民无家可归，夜宿街头。
赵一曼来到这里，就是要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为了便于掩护，应付敌人的盘查，中共满洲省委决定让赵一曼和老搭档满洲总工会书记“老曹”（黄维新）组成“家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老曹原来是个铁路工人，参加过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有着丰富的工会斗争经验，并曾被敌人捕去受过刑，脚受了伤，有点跛，行动不太方便。
敌伪统治十分严酷，实行“联保制”、“良民登记制”，没有铺保，连房子都租不上，许多人动辄被当成“嫌疑犯”抓起来。为了安全，他们租住在南岗区一个俄国老太婆家里，住在这里不必报户口，又没有邻居登门，出来进去无人过问。这个老人只有一个女儿，不幸死了，老人就将女儿的卧室租给了他们。卧室的一切陈设都没有变动，老人家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们的生活。老人感到安慰，他们也感到幸福。老人经济条件很好，一切费用都收得很少。看赵一曼衣服不多，还将自己女儿生前用过的和没用过的衣服都给她穿。
每天清晨，当附近的“喇叭台”教堂响起清脆的钟声时，赵一曼就已起床做早饭了，等老曹出去活动，她就拖地板、洗衣服、上街买菜……像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实际上，她担负着总工会的机关工作：抄写文件、刻印传单、对外联络……她还负责在烟厂、电车厂工人中间从事救亡活动。她经常穿一身古铜色毛织的上衣和裙子，脚上是双绿色高跟皮鞋，出门则拎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这都是干地下工作必要的“伪装”。
当时全国大城市的工会情况是怎样的呢？大革命失败后，工会成员从大革命时期的300万骤降至3万左右，大部分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和逮捕，工人处于毫无政治权利和经济保障的状况。当时，除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以外，还有四种类型的工会组织：1. 由工人自发起来为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组织的工会。其特点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但也具有两面性。他们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生活，防范资本家的进攻，但不反对国民党，甚至形式上还和国民党有某种联系。2. 国民党的“御用工会”。政治上受国民党指挥，从维护工人利益上去调解劳资纠纷。3. 借工会之名，行政治压迫之实的假工会。是由国民党指定的所谓“忠实同志”组织起来的，只有上层机关而没有下层组织，其职能是为了控制和压迫工人斗争。4. 由工人贵族把持的工会。与国民党关系极深，同我党领导的工会作对。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成立的中共国内留守中央，正确地估计了国内形势，决定在工人群众中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哈尔滨市委对工人的斗争非常重视，派党团员到电车工人中开展活动。赵一曼经常到电车工人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哈尔滨电业局（包括发电厂与电车厂两部分，所以电车工人当时也称电业工人）有200多名电车司机、车长。这些工人在经济上受着沉重的压迫和剥削，在政治上遭受到的压迫更为残酷。为了让更多的工人团结起来反抗日伪当局，赵一曼和进步工人们常常制作标语、散发传单，在工人中进行秘密的宣传活动。当时党的活动缺少经费，一些工人就“借着”职务之便，为党筹集经费，在卖车票的过程中，常常把乘客丢到地上的车票捡起来，悄悄放在售票袋里，再卖给别的乘客，从中攒下乘客的车票钱。然后，他们再把乘客的票钱塞到事先放在包里的被掏空的苞米瓤子里，从窗户扔到轨道边的树毛子（低矮的树丛）里。其他的同志就到树毛子里找到苞米瓤子，拿出钱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
那时，电车工人不仅毫无政治权利，而且在经济上也饱受着种种残酷剥削，动辄被罚款，还经常受到车监督侮辱人格的抄身搜查，以及日伪警察官吏们的凌辱、殴打。
1933年4月2日晚8时许，二路电车自县署（道外区当时隶属于滨江县）开往车站，行至景阳街时，有一便衣乘客登车。车长张洪渔招呼他买票，他就是不买。车已经开动，那人仍坚持不买票。而且，到桃花巷站时，这个便衣（实际上是宪兵）将张洪渔拉下车来，拳打脚踢。还不算完，把他带到宪兵队，打得遍体鳞伤。消息传出后，工人们气愤难平，提前收车入库。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赵一曼连夜赶到电车厂指导电业局党支部利用这个事件领导电车工人举行大罢工，借此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和压迫。他们当晚就在电工学校的宿舍里召开党团联席会议，研究罢工的方法和步骤。经过党组织的发动，一致通过罢工。接着又召开党团员、工会会员、积极分子参加的百余人大会。会上，大家群情激愤，当即宣布罢工，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赵一曼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连夜画漫画、写标语、刻印《告哈尔滨市民书》等宣传品，贴在正阳街、桃花巷、火车站等主要路口及电车厂、电车沿线，向全市人民揭露了日伪宪兵殴打工人的罪行，呼吁全市人民对工人罢工斗争给予支持。
会后，哈尔滨的交通处于全面瘫痪状态。
4月3日早上5时许，罢工工人召开群众大会，向宪兵队和电业局提出了复工的五项要求：1. 给受伤者抚恤金50块大洋；2. 撤换宪兵队长；3. 交出凶手由工人惩办；4. 赔偿受伤者医药费；5. 电业局担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不答应不复工。电车工人的斗争，也激发了广大群众反日情绪的高涨。
当天早晨，伪电业局总办高义恒带着十多个相关的人来厂里与工人谈判，说什么“这次宪兵并不是打你们，是看不起电业局，这和打我一样。但是交通不能不维持，不然日本方面不让，你们大家要上当的……抚恤金马上可拿，人已经送到医院，不过祸首要宽我几天来交涉，其余条件没问题”。听了他的话，有一部分工人在3日上班，但刚出车就发生了伪警察殴打工人的事件。于是工人再也不相信电业局的承诺，继续罢工。
4月4日，警备部队和警察包围了工人，推上刺刀，墙角架上了机枪，用武力威胁工人复工。这种形势并没有让工人动摇，他们依然坚持不答复条件绝不复工。伪政府无奈，只好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地下党组织认为罢工已收到效果，因此决定于4月5日复工。
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使日伪当局非常震惊。开始时他们采取利诱、分化的手段破坏工人斗争，但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毫不畏惧，表现出了很高的革命觉悟。
遗憾的是，工人复工之后，电业局不但没有履行承诺，反而开除了霍令九、朱英、杨兆顺、张凤翔、刘仁智、鄢福昌六名工人。大家愤慨至极，号召“每个人捐洋三元，共六百元”来救济被开除的工人兄弟。而且，他们还用这笔钱，在电业局附近开设了一个“聚兴号粮米店”。这个粮米店在运营的半年中，成了地下活动的据点。
这次电车工人大罢工，扩大了党的影响，也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和注意。他们派出大批警察、特务，加紧侦缉共产党员的活动。1934年2月26日深夜，工人们正在熟睡时，一群特务闯入电车厂工人宿舍搜捕，电业局党支部书记王知一等10余人被捕。
除了在工人们中间宣传革命，领导工人大罢工，赵一曼还积极跟知识分子交往，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和意识。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赵一曼和《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方未艾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方未艾是一个刚刚加入共产党的青年同志，党性和思想觉悟还不是很高，在采编副刊稿件的过程中，暴露了这个问题。因此，组织上决定由赵一曼做方未艾的辅导老师，让方未艾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方未艾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一天，同我单线联系的金伯阳同志给我传达了党的指示，要我很好地利用副刊，来作为宣传革命和团结进步人士的阵地。我那时刚参加党内工作，没有读过马列主义著作，对于党内文件和宣传品也读得不多，对党当时的方针政策理解得也不深。当时选用来稿和自己写稿，都无人讨论，也不经谁审批，完全由自己决定。
有一次，金伯阳读了我写的一篇文稿，认为内容和写法都存在问题。他提议给我介绍一位同志，让我好好向她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有关知识。
经过好长日子，一天上午伯阳来到报社，说给我介绍的那位同志正在公园等待同我接头。我听了非常高兴，就同伯阳前往公园。
报社和公园都在新城大街（现尚志街）东侧，只隔一道横街，我们沿着人行道向北没有几分钟就走到了。只见假山坡下的一把长椅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穿一身古铜色毛织的上衣和裙子，脚上是双绛色高跟皮鞋。她正在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望着里边的镜子，用手轻拢鬓边的短发。在我们快走近她时，她合上了小手提包，抬起头来转向我们，脸上泛起亲切的微笑。
她慢慢站起来，在我们走到她身前时，她先让伯阳坐，然后又让我坐。伯阳作了介绍，说她叫李洁，说我就是和她讲过的《国际协报》副刊编辑。伯阳说，你称她为李大姐吧。从她的口音中，我听出有较浓的四川口音。
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位被称为“李洁”的大姐，就是在1937年7月（实际为1937年8月）壮烈牺牲的赵一曼同志。
后来赵一曼经常到《国际协报》编辑部来找方未艾，在单人宿舍里讲授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一天晚上，方未艾突然遭到日伪警察的搜查，赵一曼知道后，建议他不要再在报社宿舍里住，最好找个俄国人家租一个住处，那样比较安全。
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都比较拘谨，赵一曼真的像一个老师那样，不时地提醒方未艾集中精神，提出问题的重点让他回答，或者谈谈学习的心得体会。赵一曼总是很谦虚，有一次她说，她学的革命理论，掌握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时讲得不一定十分完全，解释得不一定十分正确。声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只是“沧海一粟”。
方未艾说：“你自以为是沧海之一粟，我却感到犹如爬珠穆朗玛峰，尽力攀登还不知何时能到达峰顶。”
赵一曼知道方未艾在学习俄语，她有时就给他纠正俄语发音，教他俄语语法。她知道方未艾会日语，要他教她日语。她说，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学些日语有用。
后来，他们更加熟悉了，上课的场所不再是单一的住所，有时是在船上，有时是在咖啡厅。赵一曼不断地启迪方未艾的觉悟，谈话的内容也更加广泛，除了谈理想、谈政治、谈民族的兴衰，谈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时也谈文学，谈诗歌的写作。她说，中国作家中，她最爱读鲁迅的作品，苏联作家中最爱读高尔基的作品。她到哈尔滨后，常在报纸上看到三郎（即萧军）和悄吟（即萧红）的作品，也很喜欢。
她说萧军和萧红写的散文、小说都是以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为题材，反映他们在生活中的苦难、追求和反抗，思想性强，艺术性也很高，他们夫妇可以说是两位革命作家，不知他们参加了什么组织没有。
方未艾说，他们夫妇他都认识，他知道他们以前和党内几位同志常接触，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他们没有说，他也没有问过。
赵一曼听后，想了想，很深情地说：“你有机会应对他们做些忠告，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作战力量大，战果也大。”
以前说过，赵一曼本来就有着很高的写作才华。待在乡下时，就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了。她非常反对孔孟之道，因为孔丘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孟之道竟将女子比作小人，她对此极端痛恨。到哈尔滨后，曾写过一首七言律诗，题为《滨江书怀》。她当时用笔写在一张纸上，方未艾至今还记得：
誓志为国不为家，
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新故国，
满腔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有一次，赵一曼和金伯阳在中央大街上散步，碰到了萧军和萧红。这是她和他们第一次见面，以后也常在大街上见到。萧军和萧红服饰都不十分讲究，萧红还穿一双男式皮鞋，可是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一边行进，一边谈笑，风姿飘洒，旁若无人，给赵一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但赵一曼体质还是那么弱。1932年冬天，哈尔滨比往年要冷，大雪降了几尺厚，天空还是冻云不散，经常北风呼啸，雪花时飘。方未艾住的单身宿舍在一幢二层楼上，是同邻居共烧一个壁炉取暖。这个邻居是《五日画报》社社长王岐山夫妇。他们夫妇不常在家，他们有时不生炉火，他也不做；所以宿舍就常冷冰冰的，寒气逼人。方未艾那时穿一件呢大衣并不感到怎么冷，可是赵一曼每次来都穿着皮大衣，还说他的宿舍像冰窖。
有一次方未艾和赵一曼去公园划船，赵一曼划得不怎么熟练，划了一会儿就很吃力，脸发红，呼吸也有些急促，可以看出她身子虚。还没划到江心，她的额上就出了汗，方未艾就不让她划了。她气喘吁吁地说：“我再划一划。”他没有让，她就不划了。他们换了位置，她坐下后就掏出手帕擦汗，还轻轻地咳嗽了两声。方未艾把小船划到南岸，交了船，想请赵一曼到游船俱乐部去看一看，但赵一曼说她感到有些累，不想去。
等等这些，和她以后被捕受刑，始终坚强不屈，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啊。这说明和体质相比，更坚强的，永远是人的意志。
有一个细节可反映出赵一曼在工人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的深入程度。有时赵一曼坐电车，电车上的女司机和女售票员都跟她亲切地打招呼，不让她买票，下车时还不住向她挥手告别。
在赵一曼和同志们的带领和发动下，哈尔滨的工人和市民，反满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罢工、罢课、罢市此起彼伏。
一天晚上，在夜色的掩护下，赵一曼在一个工人的掩护下，爬上了高高的纪念塔，用红油漆在纪念塔上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万岁！”几个大字。第二天一早敌人发现了，气急败坏地命令值班伪警用刀刮掉。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连伪满洲政府办公室也出现了反满抗日的传单。
如此局面令反动当局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更加疯狂地对地下党组织进行搜捕和围剿。不少的基层党组织遭到破坏，不少的同志被捕惨遭杀害，老曹也被捕了。
这一天，赵一曼正在外面执行任务，当她赶回住处，路过那个教堂时，被省委交通员老李头截住了。
“小李，总工会出事了，老何让我来带你马上到他那里去！”
老李头，叫李升，方正县人，满洲省委年龄最大的交通员。七十多岁了，身板还很硬朗，神清气爽，细高个儿，留一把白胡子，但在人前却装得老态龙钟、弱不禁风。赵一曼听他叫唤，从容地转身跟着他就走，在哈尔滨工作了两年多，她已养成了临危不乱的习性。
老何，即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他向赵一曼介绍了近几天来发生的情况：“省委出了叛徒，哈尔滨的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省总工会已被敌人抄了，老曹已被捕，我们正在想办法努力营救，你和老曹在一起，再公开活动十分困难。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时机，组织上决定疏散隐蔽。”
何成湘征求她的意见。赵一曼态度坚决地说：“我决定到游击区去！”
何成湘担心她的身体，说：“游击区条件艰苦，你的身体吃得消吗？肺病犯了怎么办？”
赵一曼坚决地说：“请组织放心，我能坚持！”
9月11日晚，赵一曼来向方未艾告别。她坐在桌前，他坐在床边，谁也不看谁，都不知再说什么。赵一曼略一沉思，从笔筒里取出一支毛笔，打开墨盒，抽出一张稿纸，飞快地写了起来：
赠友留念三首
世上多风云，人生有聚散。
今朝苦别离，他日喜相见。
友情和爱情，男女都看重。
言行不自由，两者将何用？
理论与实践，纷纷说短长。
一心为社会，万古可流芳！
方未艾说：“你给我写诗留念，明天我给你饯行，喝几杯酒作个纪念吧！”
她说：“我不想喝你这时的送别酒。你如不离开这里，等我带着队伍解放了哈尔滨，那时我再喝你公开的欢迎酒吧。”
接着，她又讲起革命根据地一些发展扩大的情形来。她说，只要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不仅会很快驱除日寇，解放哈尔滨，解放全东北，还可以很快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她越说越有精神，方未艾也越听越高兴，他们忘记了离愁别绪，只想革命胜利在望，自己将如何积极工作。
赵一曼讲到深夜，他们才依依惜别。
在离开哈尔滨的前夕，她得到了不幸的消息，与她假扮夫妻共同战斗了两年多的老曹在狱中惨遭毒手，壮烈牺牲了。他们曾共同经营起的一个战斗的、温暖的“家”，忽然被毁掉了，她心里一阵阵酸楚，不由得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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