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籍学生3000余人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争”。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日浪潮的影响下，一些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部分官兵纷纷起来抗日。1931年9月24日，驻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向其所辖各县通电，呼吁军民团结共同抗日；1931年9月25日，驻吉林省城的第25旅张作舟部开抵榆树，宣布抗日；同月末，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率所部在永吉县老营盘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并通电全省；1931年10月初，邓铁梅在凤城县四区小汤沟顾家堡子创建东北民众自卫军，邓任司令。他们在装备、训练等方面相形见绌的情况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打击下，在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包围下，自发地组织起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揭竿而起。尤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义勇军首当其冲，率先于1931年11月与日本关东军主力多门师团和张海鹏伪军进行战斗，毙敌甚多，博得全国人民的喝彩和援助，成为一时的抗日民族英雄。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的“红枪会”、“大刀会”等，他们也都纷纷举起抗日义旗，同义勇军以血肉之躯勇敢地与日本侵略军拼杀，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在东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季，仅半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30多万人。
由于义勇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他们的领导人物大多是一些旧军队的军官，政治上比较落后，相互间派别繁多，意见分歧，互相猜疑，甚至火拼，所率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 仅持续年余就在敌军全面进攻、各个击破的压力之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事实证明，他们担负不起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重任。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与协助义勇军斗争的同时，就注重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委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等人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先后建立起巴彦、磐石、海龙、延吉、珲春、汪清、安图、和龙、珠河、密山、宁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救国游击军、绥宁反日同盟军等，利用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从1932年1月到1933年9月，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战斗风格，活跃在抗日的战场上，他们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密切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英勇顽强、勇于献身，使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人民，从抗日游击队的斗争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之所在。
珠河县（今尚志市）山峦起伏，森林茂密，它因为濒临乌珠河而得名，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张广才岭西麓。东界海林市，西邻阿城市，南与五常市接壤，北与延寿、方正、宾县相连接。珠河县是哈尔滨市东部山峦起伏、森林茂密的地区，是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好地方。1933年，先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赵尚志、李兆麟在这里组织起珠河游击队，活跃在石头河子、枝子屋、青龙宫，队伍扩大后，以珠河、方正、五常、延寿、宾县、苇河等地为游击区，打击日寇，在哈东一带的影响日益扩大。
1934年初，珠河游击队与“青林”、“爱民”、“北来”、“七友”、“好友”等十多个义勇军首领，在铁道北的半截河举行联合军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提出的抗日救国号召，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举赵尚志为总司令，决定在哈东地区向日伪军展开新的攻势。队伍很快打进宾州、五常城，扫荡了一批批敌伪据点，游击区发展到铁道北，并以侯林乡为中心推进到珠河周围。
1934年7月，赵一曼化装成一个农村妇女，穿一件蓝士林偏襟布衫，同医生张险涛和工人老魏登上了去珠河的火车。她拎着一个小藤箱，张险涛和老魏则拿着其他杂物。到了检查站，只见日伪军正在一个个严查路人，不少路人挨打或被拽走。赵一曼捋了一下发鬓，不慌不忙地走在前面，张险涛和老魏走在后头。敌人要赵一曼打开小藤箱检查，张险涛和老魏很紧张，心提到了嗓子眼，因为里面装着满洲省委的重要文件。箱子打开了，只见里面用报纸包着两条鱼，因为天气热，鱼发出了臭味。敌人捂着鼻子，赶快叫她“快走！快走！”。
刚到时，赵一曼担任了中共珠河县委常委、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的负责人。她在发动群众、建设和保卫珠河根据地、支援游击队打击敌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应该说，赵一曼对东北农村还是陌生的。那北满雪原上的大烟泡，老乡家好像能烙饼的热炕头，不但陌生，而且不适应。当地居民的饮食习惯是吃高粱米、苞谷面和包谷渣子，赵一曼是南方人，喜欢吃大米饭，饮食习惯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她依然不搞任何特殊化，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她有肺病，身体不好，可她有一种骨子里的刚硬。
三股流地处长白山余脉，张广才岭西麓的大山褶皱中，南面是滨绥铁路。它是珠河县南莽莽大山里，临界五常县的一个很小的村子，共两个自然屯。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坡坡岗岗之上，因三股小河在此汇成一股，再调头西去入大泥河而得名。这里交通闭塞，民风淳朴，满地的大豆、玉米和高粱。它是珠河中心县委机关、哈东支队司令部、农民委员会总会、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后方医院、反日青年训练班等机关和后方基地所在地。赵尚志和李兆麟也经常住在这里，并多次在附近沙家大院向群众发表讲话。整个游击区内，敌伪胆寒，土匪绝迹，加之减租减息和废除苛捐杂税，老百姓安居乐业，齐心抗日，坚决拥护共产党，同游击队结下了鱼水深情。甚至敌伪也不得不发出“珠河地区有共产王国之感”的哀叹。
赵一曼来到三股流根据地。她克服各种困难，与群众打成一片。她一面在群众家里帮助妇女烧火做饭、看孩子、补衣服，一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很快把抗日妇女会组织起来，并领导妇女们给抗日游击队做军衣、军鞋，站岗放哨，送情报、运给养，支援游击队打仗。在珠河，妇女在抗日的过程中，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
赵一曼还和李兆麟一起，大力协助珠河根据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在蜜蜂园子（属珠河县）、老五区和双城九区板子房南沟开办了一所小学和两所贫民学校，吸收贫苦农民子女入学，学习文化和抗日道理。李兆麟、赵一曼等还曾到校视察，给学生们上政治课和教唱抗日歌曲，深受学生和家长好评。
“瘦李”是珠河一带的老百姓对赵一曼的亲切称呼。在这里，不论是姑娘、媳妇和大娘都喜欢她，叫她“瘦李”。她当时化名李映辉。珠河县委还有其他几个姓李的妇女干部，大家根据她们的身体特征的差别分为胖李、瘦李、黑李、白李、短发李、大辫子李，等等。因赵一曼身体瘦弱，大家就亲切而关心地叫她瘦李。
至今，在老根据地，还有许多关于赵一曼的故事在流传。群众说，赵一曼特别机灵，遇事有办法。一次，她与妇女会长梁大娘去北沟，途中遇见了敌人。赵一曼怕敌人盘问时自己露出南方口音，就装起哑巴。她把眼睛瞪得直直的，装出愣愣怔怔的样子。梁大娘指着她对伪军说：“这是我的哑巴闺女，领她串串门……”就这样，把敌人哄过去了。赵一曼关心依靠群众，群众也千方百计地掩护她，所以赵一曼能在敌人的包围中，多次化险为夷。
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建立起来了，还成立了青年义勇军、模范队。只是这种农民武装除了几杆老洋炮，就是扎枪、大刀、棍棒，赵一曼就策划出了一套巧妙的夺枪方案。严酷的斗争使赵一曼深深感到武装斗争的重要。在敌人残酷的扫荡面前，她说：“我们不能再赤手空拳等着挨打，我们要武装起来，拿起刀枪抗日救国！”有些年轻人听赵一曼这么一说，纷纷要求赵一曼给他们发枪。赵一曼笑着说：“我没有枪，枪在敌人那里，我们要想办法从敌人手里夺枪！”
帽儿山车站附近公路沿线，设置了一些伪军哨所。如果能搞掉这些哨所，那样既为抗联活动扫清了障碍，又能夺取武器，一举两得。这天夜里，赵一曼带领一个五人行动小组出发了。她让一个战士带一把砍刀，还拿上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在前面当先锋。她和其他三名同志骑马随后接应。每到一个哨所，如果敌人没有发现，五个人就一起动手，先把哨兵砍倒，再闯进哨所缴敌人的枪，割断电话线。如果敌人发现了，前边的同志一按皮球，发出噗噗的声音，像是谁在拉肚子，哨兵一转身，就把他砍掉。
就这样，公路沿线的五六个哨所的枪支弹药都被他们缴获一空。敌人万万没想到在一夜之间，游击队的力量有这么强大，暗暗猜测是抗联队伍干的。袭击哨所的行动，给了敌人很大的威慑和震撼，他们一时半会儿不敢轻易动弹。这批弹药有力地缓解了游击队枪支缺少的困难。
但仅有这些武器还是不够的，经过两年多斗争实践的锻炼，由赵尚志、李兆麟等创建和领导的珠河游击队和哈东支队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北满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1935年1月28日，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哈东支队吸收地方青年反日义勇军中的骨干力量，在珠河三股流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全军共500余人，赵尚志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冯群（即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任一师二团政治部主任（此职在不久后就由赵一曼担任了）与团长李熙山（即许亨植）一起率200余名战士在珠河铁道北五区、延寿西部二三区和宾县、阿城一带积极活动。还在上述地区和双城、五常“团结一千五百余抗日义勇军及广大抗日农自卫团”。
最急需的是枪支弹药。和装备精良的敌人作战，总不能赤手空拳。赵一曼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珠河县城，把地下党从伪军手里买的十几支手枪和一些子弹，装在大粪车里，巧妙地运到城外，用来武装游击队打击敌人。
当时，城里的地下党想方设法弄到一批军火，但敌人盘查得严，枪支弹药无法运出。赵一曼想了个计策，她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一个姓沙的姑娘，化装进城。她和沙姑娘用油纸和油布把枪支里三层外三层地包了个严严实实，然后找来一辆大粪车，把包扎好的枪支弹药装进粪箱，再灌进粪水，盖好箱盖。两个人大摇大摆地坐在粪车上。来到城门前，日伪军嫌车子不干净，气味难闻，大老远就把鼻子捂住，连看都不看一眼，赶紧叫车子快走。赵一曼她们顺利地通过了各个关卡哨所，回到了山里，将枪支弹药完好无损地交给游击队，顺利地完成了偷运枪支弹药出城的任务。
有了武器，战斗规模开始越来越大。有一次，一个抗日支队遭遇鬼子袭击，被山上的鬼子用强大的火力压制在一片洼地里，支队派人突围向赵一曼求援。当时所有的人都主张从背后冲击敌人阵地，为自己的部队解围。但赵一曼考虑到，这样做依然要仰攻敌人阵地，当时敌人拥有重武器，且占据有利地形，如果发起冲击，可能不但帮不了忙，还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她从突围的士兵那里了解到：由于当天正值大雾，山上的鬼子也不敢轻易下山，只是用重火力封闭了洼地的出口。赵一曼于是分析，这种打法必然消耗弹药，于是采取围魏救赵的方法，准备伏击敌人的后续辎重运输队。果然不出所料，山上敌人弹药消耗殆尽，紧急向附近的敌人求援。一支弹药运输队急匆匆赶来，正好撞进赵一曼布置的伏击圈，结果全军被歼。山上敌人听到后面枪响，情况不明。只能分出火力向山后盲目开火。火力分散，加上弹药得不到补充，因此火力逐渐减弱，封锁圈开始松动。被压在洼地里的部队于是成功突围。
1935年春，县委决定派赵一曼任铁北区委书记。她深入到滨绥铁道北侯林乡一带，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在侯林乡组织起一支农民自卫队。她指挥这支队伍，在关门嘴伏击了前来围剿的日军，获得了胜利。这支农民自卫队越战越强，后来改编成地方游击连，有时配合赵尚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部队作战。1935年七八月间，敌人调动了大批日伪军对珠河游击根据地进行空前的“大讨伐”。在这种情况下，珠河中心县委于9月10日召开会议，作出了《目前哈东政治形势与我们任务的决议》，决定由赵尚志率领第三军主力离开珠河，去松花江下游汤原等地开辟新的游击区，同时留下部分队伍在珠河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据此，第三军二团大部随主力去汤原，其余部吸收珠河五区模范队、青年义勇军编成新二团留守游击根据地。赵一曼以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的身份兼任新二团政治委员。在反“讨伐”斗争中，由团长王惠同和政委赵一曼等人率领的新二团在珠河游击地与敌军进行了多次血战，很好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
关门嘴是敌人必经的险要去处。赵一曼带领战士们在树丛和乱石中埋伏不久，日本鬼子就在大路上出现了。一个挎洋刀的鬼子军官气势汹汹地骑在马上不住地东张西望着，一队日本兵扛着枪紧跟在后面大摇大摆。
敌人渐渐走近，树丛中的自卫队员虽是第一次参战，却都精神饱满、严阵以待。赵一曼悄悄对身边的一个队员说：“告诉大家，擒贼先擒王，枪口一定要先对准前头那个挎洋刀的集中火力射击，我一喊打，你们就马上开枪！”
大家一个接一个把话儿传下去。
敌人越来越近了。赵一曼一声令下：“打！”只见那个日本军官一声惨叫，从马上栽了下来，其他的鬼子或应声倒地，或狼狈逃窜。
一场伏击战，消灭了一个鬼子军官和20多个鬼子兵，自卫队大获全胜。赵一曼带着队伍凯旋而归，自卫队员们扛着刚缴来的大盖枪，一个个乐得合不上嘴。
一次，赵尚志率领的第三军第三团在侯林乡活动，突然被敌人两个团的兵力围困，激战了一天一夜，我方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可是敌人援军不断，又配有迫击炮、重机枪等精良武器，从南侧频频发起进攻。战斗对我方十分不利，三团准备夜里从北侧突围出去。
这时，赵尚志的队伍突然听到敌人后方响起了枪声。原来，赵一曼得知三团被围便率领自卫队和群众杀过来了。她探知了敌人指挥部的方位，对自卫队员们说：“这一次，还要擒贼先擒王，咱们去打他们的指挥部，为三团解围！”在她的指挥下，队伍直奔敌人的指挥部，打得突然，打得集中，同时，喊杀声震天动地，敌人慌了手脚，不知道有多少抗日队伍，狼狈逃窜。三团之围被解了，自卫队俘虏了一批敌人，又缴获了一批武器。
赵一曼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能文能武，胆量过人。可以说她足智多谋，指挥有方，又有一手好枪法。她头戴兔皮帽，身穿短皮衣，腰挎匣子枪，威风凛凛。关门嘴伏击和侯林乡突袭解围，使敌人闻风丧胆，惊恐地称她为“手持双枪，红装白马的密林之王”。
日寇调动大批兵力对珠河游击区进行疯狂的反扑。赵一曼一边组织群众防范，一边带着自卫队四处转战，没日没夜。她又一次吐血。她知道肺病又犯了，恰在这时，脖子上又长了一块疮，疼得她抬不起头来。她被送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流动医院治疗。由于躲避敌人的搜查，医院没有固定的地点，天天转移。赵一曼到了医院，看到医院里有十几个伤员和病人，却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护理的任务特别繁重。她主动担负起护理工作，给伤病员洗头、洗衣服、缝补衣服、换药、做饭，有时还给他们上政治辅导课，分析当前的时局政策，教唱抗日革命歌曲，活跃伤病员的生活，甚至帮助站岗放哨。
有一次，流动医院刚刚转移到另一个屯子，敌人的搜查队伍就来了，再转移已经来不及了。眼看敌人就要逼近了，大家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赵一曼发现，屯子旁边有一大片刚收割的大豆，还一排一排地放在垅台上。她立即叫伤病员藏在“大豆铺子”里，她和医生各拿一支枪趴在伤病员的前面。医生刚刚背过伤员，还未喘过气来，浑身直哆嗦，弄得大豆铺子沙沙响。赵一曼按住他，提醒他别动。敌人没找到伤病员，把屯子烧了。等敌人走远了，伤病员们才从大豆铺子里钻出来，感谢赵一曼机智勇敢让大家脱险。
9月下旬，赵一曼带领自卫队到离根据地不远的五常县背荫河附近活动，看到十几个浑身浮肿、面无血色的人从敌人一个秘密的用活人做实验的细菌工厂中逃了出来。赵一曼率队冲了上去，向追赶的敌人打了一阵枪，把这些受尽日寇摧残的人背扶回医院。在医院里，赵一曼天天给他们端饭喂药，了解情况。待他们康复后，召开了群众大会，控诉日寇用活人做细菌实验，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这件事对根据地群众教育很大，激起根据地群众对日寇的无比愤慨。以后，他们中的几个人还参加了哈东支队。
又有一次，由于叛徒告密，敌人突然搜索流动医院所在的四方顶子和苇塘沟一带。那天晚上，赵一曼回到住的地方倒头便睡，突然，村外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房东大嫂急忙推醒赵一曼，急促地说：“鬼子快进屯子了，你赶快往北山上跑吧！” 赵一曼听到村外的枪声越来越近，她来不及想什么，连忙把文件塞到炕洞里，转身向房东大嫂指的方向跑去。刚跑到村口，她忽然想起住在村东头的区委宣传部部长周伯学，周伯学是个近视眼，行动迟缓些，不知他能否转移。于是她又跑回村子，来到周伯学的住处，伸手拼命砸门，门没叫开反而招来了两个伪军，伪军端着枪走到她身边，问道：“你是哪家的，快说！村里有谁家通共匪？”赵一曼还是一副北方农村妇女打扮，她很镇定，平静地答道：“不知道！ ”敌人把她团团围住，用枪托砸她，她的假发髻不慎被敌人打掉了，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他们抓住了她。
在拘押期间，赵一曼仍大胆地对伪军连长进行抗日宣传，她说：“你做事要想着你是中国人，在战场上我们兵戎相见，但你不能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同胞。你杀我可以，但我绝不死在日本人手里。”伪军连长听罢其大义凛然的话语，深受感动，启发了他的民族觉悟，后经商会担保，他将赵一曼交给与地下党有关系的乌吉密商会。
就这样，赵一曼又回到了游击队。
游击队的生活特别清苦。别说细粮，连粗粮都很不容易得到。在一次袭击日寇的战斗结束后，小通讯员送给赵一曼一只粗瓷大碗。因为赵一曼早就把一个有柄的洋瓷缸送给了新战士。开饭时，通讯员用这只大碗给赵一曼盛了满满一大碗高粱米饭，他想：“这下子我们政委该吃顿饱饭了。”大家多少个月来，都是吃野菜、挖草根，甚至摘橡树子压成面来充饥。虽然他们手边还有些乡亲们冒着危险从山下背上来的粮食，但这得留给伤病员吃。团长、政委和战士一样，也是嘴边几个月没沾过粮食了。赵一曼看着这满碗饭，不禁为战士们的阶级友爱感动了。趁人不注意时，她端着碗轻轻地走进炊事棚，把饭又倒回锅里，盛起半碗野菜粥。炊事员老李看到后，没有吭声，可是两只老眼涌出了泪花……第二天开饭时，赵一曼又没碗了，急得小通讯员直叫：“我说我的政委同志呀！给你一百个碗也架不住你这么‘丢’呀！”赵一曼笑着低声说：“可不见得，革命的饭碗一辈子也丢不了！” 后来，这只粗瓷大饭碗成了战士们的菜盆了。（赵一曼生前用过的这只粗瓷大碗现陈列于中国军事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是我军历史上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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