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春节回家乡，见到了一些曾在一个企业工作过的、曾在一起下乡插队的、以及我的亲戚中的工人兄弟，知道了他们现在工作生活的真实情况。他们的经历，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命运震撼了我的心灵，引起了我的深思。
大年初一上午，天上飘着大片儿的雪花，大街上仍然车来人往，一片新年的喜庆。看着这繁华的景象，你不能不心花怒放，不能不热情洋溢。
这个上午，我走了5个曾经下放在一起的知青朋友家。那些工人兄弟，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分到了企业的宿舍。记得那时见面，问起住在哪里，相互间一口一个“我们厂宿舍”，短短一句话，透着骄傲和自豪。然而，这次见面再问住在哪里，回答大都是“某某厂宿舍”，或者说“原来的某某厂宿舍”。同样还是短短一句话，透着的却是冷落和失落。把“我们”改称为“某某”、“原来”，仅仅是两个字的改动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情感变了，是距离远了，是心情冷了。尽管是在他们家中，温度与室外有着差异，但让我的感觉很“冷”，一种发自心中的“冷”。
这种感觉，在我的一位姓杨的知青朋友家中更是浓重。这位朋友回城后分配到铁路系统工作。2004年2月的一天下午下班之前，他和一些一工友在单位浴室洗澡，突发脑溢血，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一年来，他那老实巴交的妻子和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同样老实巴交的女儿，一次次到单位讨说法，有时连企业的大门都进不去，到春节前仍没有回音。他的妻子单位破了产，每月只有500元钱的退休金，女儿正在实习，没有工资。一年来，母女二人既承担着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又承担着生活的艰难困苦，而他所在的企业，一年中竟然对这个工人家庭无人问津，春节也没有一句问候，好像那个死亡工人不曾出现在他们企业的历史上。他的父母年迈多病，大年三十，老母亲在床上躺了一天，滴水不进。见到我和同来的下乡时的知青，老母亲冰冷的双手，握紧我的手，哭得天昏地暗。说到儿子至今没有一个说法，老人家更是泣不成声。老人哭儿子的不幸，也哭对儿子的不公。离开这个朋友家很久，我的心都很沉重，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滚动。车窗外的花花，变得越来越苍白，空气变得也越来越寒冷。
在我看望的5家曾一起插队的知青朋友中，有一个是在企业内部办理内退的，每个月靠着退休会尚能维持生活；其他几个都是在企业改制时“买断工龄”的。据了解，那几个“买断工龄”的有的只领到万元左右，有的还不足万元。这些钱交养老保险都不够，自己还得东挪两借欠下一笔债。有的家有一个下岗的，还有夫妻双双下岗的，生活处在贫困线下。有一户人家，男的内退了，每月500元退休金，女的七八年前1万元钱买断工龄，早已没了积蓄，女儿22岁了，一直没有工作，一家三口靠着男的退休金生活，平均月收入一百多元，在城市中属于绝对贫困人口。一位在贸易系统工作的朋友，年轻时工作积极，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0年前下岗，每月领400多元最低生活保障费，而他在物资系统一个企业工作的妻子，10年前在没有任何说法的情况下也下了岗，10年来没领过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一家三口人，人均收入100多元，生活难以维继。我开始不相信他妻子的话：国家不是规定有最低生活保障吗？今年中央政府不是把保障金足额发放了吗？为什么你10年没领到过一分钱呢？朋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长叹一声，说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央有要求，可是单位没有发！我们也纳闷。中央的政策是不是只是写在纸上的或者说各地不一样啊？
我无言以对。
我的这些工人兄弟，大都属于“新三届”，年龄在50岁上下。他们在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上山下乡，回城当了工人以后、又赶上“革命加拼命”，一身疲惫，两鬓雪花，走到了人生的负重阶段。他们中有的还要奉养年迈的父母，而父母因退休时间较早，后来企业改制，连大病统筹都没有，一旦生了大病，没钱给父母治病，只能背上“不孝之子”的骂名。他们的孩子，有的大专院校毕业，刚刚参加工作，有的在家等待就业；有的高初中毕业，作家已待业多年。更令人忧虑的足，他们现在都已到了半百的年纪，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青年时为了工作，“革命加拼命”，落得百病缠身。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万一哪一天病倒了怎么办？那位在物资系统工作的下岗女工，眼含泪花，几乎是泣不成声地说：现在，有点病就“扛”，不敢去医院，一是没钱看病，二是怕看出个什么稀奇古怪的病来更担惊受怕。没有医疗保险，一日生了大病，不知是呼天还是叫地？像这种情况的不止一家。有一位年过半百的女工，几年前从单位“内退”，尽管有工资，但医药费没处报，也没有医疗保险，生了病都是“扛”着，痛苦难忍时，就盖上被子大哭一场，一提到今后看病的事就愁眉不展。
我回城后工作过的企业，坐落在当地城市风光秀丽的山下。那是一座5层的楼房，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的确十分风光。我还在插队时，曾去过那座大楼对面的大学看望一位文友。文友送我出来时，我曾感叹地对他说：我以后招工回城，能到这家企业上班就心满意足了。后来，我果真分到了那家企业，和我的工人兄弟们一起，吃住在厂里。可是，这次经过那座大楼时，却发现厂牌换了。一问当年一起工作的工人兄弟，才知道那座大楼早在几年前已经卖给一个开发商了。我问工厂迁到哪儿上了？那位工人兄弟说当时卖这座大楼，说是要在新区建一座新厂，几年过去了，至今也没见新厂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作者在作《我们这一》身影。一些机器设备放在租赁的房子里。至于大楼卖了多少钱，工人只是道听途说，据说连发票也找不到。现在企业也倒闭了，正在等待破产。几年来，100多名工人几乎没有领过工资，更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这时，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张亲切熟悉、青春洋溢的面孔。不知现在是否变得苍老、憔悴。我原来计划和几个当年同宿舍的工人兄弟一起聚一聚，后来想一想也取消了。因为，我害怕看到他们的眼泪，害怕听到他们的叹息或者质问。我但原心中永远保留的是他们青春的笑容。
今年回家时，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与几个曾经一起工作的工人兄弟相聚了一次。我曾经住在同一宿舍的同事，下岗后好不容易找了个“看夜”的工作，不敢怠慢，所以没时间照顾和教育自己的女儿，孩子学习成绩从他下岗起一落再落。
“你爱人不是也在咱们厂吗？”我问他：“你们两人等于都失业了。”
他沉吟了一会，无奈地说：“也不是我一家。”
我问他女儿的成绩如何，他说一般，接着又说不在乎考不考大学，就是考上大学，昂贵的学费又从哪儿出呢？现在的收入，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吃饭就不错了，还有一些工人连临时工也找不到，生活难以维继。他们已不敢奢望小康的生活，能餬口就不错了。他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上级领导能像中央要求地那样，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企业破产后工人的生活保障、养老、医疗保险问题妥善处理好，不要等哪天病倒了，变成“路有冻死骨”。
有的说，我们已不奢望把我们当作主人，只希望还能把我们当作人对待。
我的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
初一中午，我回到了父母家中。因为听说我回来了，大哥和弟弟妹妹都回了家。不知为什么，我发现父母的表情一直不是那么欢喜，而且眉宇之间锁着淡淡地哀愁。我最小的六弟，在厨房里炒菜，一直到吃完饭也没有露面。当时，我并没有引起注意。第二天再见到父母亲时，父亲告诉我，六弟在我们兄弟面前有一种自卑感。他从1998年就离开企业，多年来一直没领到过一分钱，今天在这儿打工，明天在那儿打工。他所在的企业改制了，现在生产效益很好，对下岗工人却小管小顾。他们企业近百名下岗工人，曾多次到县、市、省上访，每次上访，带回来的都是官员们信誓旦旦甚至高亢激昂的承诺，但最后发现“又被当官的骗了一次”。到了今年春节，他和几十名职工—起，冒着寒风，到县委跑了几次，才领到100元钱的“饺子钱”。他在教育系统工作的妻子说，这几年每年过年时，上级都要从机关干部和教师工资中扣除100元钱，说是下岗职工的“饺子钱”。而他和他的工友们却仅仅今年才得到了这份“阳光照耀”。前几年的这份“饺子钱”落入谁的口袋了呢？谁这么大的胆子？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胆子？初一那天我们走后，六弟在家里哭了半天。哭自己的命运坎坷，哭自己的前程渺茫，哭世道的不平。
这就是一个普通工人过的年！这就是一个下岗工人过的年！
断了的究竟是什么？
这几年，我有意识接触了一些工人兄弟。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企业改制时“买断工龄”。有一家企业改制时，给工人“买断”工龄计算一年450元，上个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的，“买断工龄”只领到不足万元，按照当地60岁为限交养老保险，自己还得补上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不等，东挪西借欠下一笔债。一位曾在锅炉厂工作的工人兄弟告诉我，他们的企业改制时，买断工龄的钱交养老保险不够，还背了一些债。他的这个说法，在一位诗人朋友那里得到了证实。因为那位诗人朋友的爱人就和他在一个企业工作，也是同样的结果。那些工人兄弟尽管因“内退”、因改制、因下岗离开了企业，但是，对企业的那种感情、那种情绪，常常在心头萦绕。所以，和他们在一起时，谈得最多的也是企业改制。然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们已经不再是以企业主人、国家主人的面貌出现，而是以一个旁观者或者说是一个路人的面貌，在谈论别人家的事情。你不能不惊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的变化。
今年回乡过春节，我和当年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朋友相聚时，共同回忆起—个特殊的日子和一个特殊的时刻—1976年1月8日，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去世，那时我们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多么地关心。令天又谈起这事时，一屋的人都显得麻木不仁。一位朋友刚开始说了句“中央查处上海的陈良宇……”马上就被另一个朋友粗暴地打断说：“不要谈政治。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喝酒。”话是这样说，但我清楚地看见，他的眼角挂着泪花。他用手有力地抹了一下，把留在嘴巴上的酒滴和泪水，以及无奈、苦恼一起吞咽下去。
事实上，那些“买断”工龄的工人，与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社会的距离的确在一天天拉远。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不能否认的事实。在当年工作过的企业，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名字；在居住的社区里，他们只有户口存在；而在芸芸众生的社会上，他们也是没有了组织的人。对于曾经生活在纪律严明、团结互助、生动活泼的组织中，享有着主人公地位的工人来说，这种孤独，这种隔断，比起生活上的困难更可怕。一位曾经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企业，现在也是“买断”工龄、家住农村的工人朋友告诉我，“买断”工龄就是断了和企业的联系，而你的关系又不在农村，农村组织也不管你，何况有的地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自身很薄弱，别说组织学习了，就是交党费也没地方去交。有时候想起来，心都在哭啊！
过去，我们这一代工人受的教育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学习的楷模是雷锋，在社会上助人为乐。没想到人到中年，观念却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下岗的工人朋友告诉我，有一次他上街，看到几个痞子在殴打一个妇女。“要是在过去，我一定毫不迟疑地冲上去，把那几个痞子赶跑。可是现在我不敢……”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出两个理由，一是如果被几个痞子打伤了，没有钱去医院治疗；二是那个妇女也不是自己的亲人，与自己没关系。“难道你装聋作哑，心里就一点儿不难过？”我问。他冷漠地一笑：“那是过去。”
此时，我真的不知说些什么。
正如一位工人兄弟质问的那样，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贡献、我们的价值，就值这么几个钱吗？什么叫买断？让我们离开了企业，“断”的岂止是工龄，岂止是同企业的联系，断的是工人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的感情。
向谁问责
有朋友告诉我，有的企业这些年一直赢利，企业领导人信心十足，企业的工人干劲冲天，但上级压着让改制，而且不让工人持股，资产评估也不让工人知道，几千万资产的企业，几百万甚至几十万就卖给了个人。有的国有企业效益很好，上边让改制，企业领导和职工都不同意，上级领导把企业负责人找来，严厉地说：您要是推不动改制，我就换一个有能力推动改制的人。意思再清楚不过：那就是你不同意政制，我就换人，就让你先下岗。那位企业领导不理解地说：“好好的一个国有企业，为什么非要让私营企业主控股，为什么非要改成他们的私营企业？我们共产党真的办不了企业吗？”有的工人说得更干脆、更直接：“再这样改下去，是不是国家也要政制了？”
对于工人兄弟提出的种种问题，我曾问他们为什么不找上级反映。他们说不是没找。找了有什么用？有一家企业，工人对改制过程中的资产评估、资产流失、不妥善安置工人有意见，找到县里、市里、省里，层层都承诺严肃查处，可至今没见查处。到企业去找，企业领导不但不予解释，甚至动用保安，对工人大打出手。有一位朋友针对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感叹万分地说：“有的企业改制，不仅地方领导出面给那些人撑腰壮胆，甚至于动用黑恶势力对工人进行恫吓。”一位文学界的朋友向我提起到他爱人所在企业改制的情况：早在改制之前，企业领导人就让其亲戚在外边另搞了一个厂，把这个厂的机器、材料等向那个厂变相出卖，所以企业资产评估时，价格很低，说到底，国有资产是他们一口一口吞并的。一个北京新闻界的朋友，过去谈起改制时，总是热情洋溢。后来，他回了一次家乡，听当地群众说本地一个拥有多年历史、经济效益一直不错，资产在上亿元的一个造纸厂，被几百万元卖出，十分气愤，一提起来就义愤填膺地说：这哪里是改制，这纯粹是明火执仗地抢劫啊！一位在税务系统工作的干部在谈到一些企业改制时，也不无感叹地说：现在改制，几乎都改的是效益好的企业。那些效益不好的企业，为什么没人去买？地方一位新闻工作者说：中央三令五申，有的地方就是不听。现在到了下决心管一管的时候了。老百姓有意见啊！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我们党始终不懈坚持的根本方针。在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的方针政策也没有改变。但是，据地方一位新闻界朋友介绍，一些地方在推行企业改制时，很少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表决。被政制的企业到底有多少资产，为什么要改制？政制后工人群众办事，但有的地方却长官意志，滥用权力；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在文件中、会议上强调在改制中，要兼顾工人的利益，妥善安置下岗工人，而有的地方却强迫工人买断工龄，或者强制下岗，置工人群众的利益而不顾。一位朋友感叹地说：我们有极少数地方领导人，已经沦落为少数私营企业主的利益代言人、保护人。他的话，让我想起不久前在深圳听到的一件事。那里有一家民营企业，一万多职工，这几年生产经营一直很好，是所在地镇、区的纳税大户，当地政府给予了这家企业很大程度上的支持。但是，这家企业不按国家有关规定给职工上劳动保险，职工多次到镇、区、市政府上访，反映情况，要求政府依法保护职工的合法利益。我们的确有这方面的法律，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执法。然而，职工的要求得不到答复，职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因为当地政府不去对这家企业执法，相反，对上访的工人动用警力驱赶。这家企业领导人不仅不反思、不感谢当地政府，还到处扬言说当地政府没有能力，连—些农民工也整治不了。当地一位基层干部不无痛心地说：我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啊！
只要是在我们这片国土生活的人，只要是经历过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人，都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工人不支持改革。企业刚刚兴起承包经营责任制时，广大工人满腔热情地拥护和支持。后来，“破三铁”，广大工人也是举双手欢迎。没有广大工人的支持，企业改革就不可能深入发展。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企业改制的政策，广大工人群众也是赞成的。但是，改制是不是就要把国有企业改成私营企业，改制是不是就要把国有资产改为个人资产，改制是不是就要让工人下岗，改制是不是就要让工人群众为私营企业主作出牺牲……对于这样一个个尖锐而又深刻的问题，我无法作出回答。有一个工人朋友的问题提得很尖锐：“那些坚定不移地支持把国有资产廉价卖出的地方官员，那些违背党中央、国务院精神，在国有资产评估时暗箱操作的地方官员，有没有出于个人利益考虑，有没有从中分享利益？”地方一位官员告诉我，几乎每一个在改制中买企业的企业主，都和当地的领导关系甚密。有的地上访的工人群众公开扬言：我不怕你们告。我市里有人、省里有人、中央也有人！你们告到哪里我也不怕。而现实中也的确存在这种情况。有的企业改制后，买了企业的人不按规定给工人发放工资，不给工人上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甚至不给工人发最低生活保障金，工人找到省里，省里责成县里处理，但连续几年过去了，县里迟迟不予处理。有人对这个企业的工人说：县里根本不敢得罪那位企业家。宁愿得罪工人群众。
听了这些，我默然。
2004年大年初一，新闻播出了辽宁一煤矿事故，死亡数百人的消息，让人震惊。一位煤矿的领导说，出事故，十有八九是因为管理问题。
我的家乡是全国闻名的煤都，盛产煤炭。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新闻单位工作时，曾采访过许多煤矿工人。我和当地新闻单位的两位记者，曾经在一家煤矿采访了一个多月，写出了一本反映煤矿工人的书，时任省长读后，还饱含热情地写了序，对那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煤矿工人表示深深的敬意。煤矿工人们，在地球深处的井下，开采着人类需用的地火，点燃了城市乡村，温暖了千家万户。那时，大运河上每天朝南方城乡运送煤炭的船只源源不断，远远望去，成了一条黑色的河流。一位作家朋友形容说，那是一条黑色的河流，也可以说是黑色血液，输送给南方的城乡。过去，国家对—些工人岗位实行政策倾斜。记得70年代未80年代初，煤矿工人工资相比其他行业高，井下采掘工人的工资更高，煤矿工人找对象都相对容易些。我们知青点一个女知青，就曾和煤矿采掘工人谈恋爱，让一些女知青好一阵羡慕。而现任不同了，井下一线工人在地球深处，一年四季见小到太阳，冒着生命危险，而年收入才1万多元，不如一位私营企业老板请一次客或者去一次歌厅。一方面，是一线工人收入低，生产企业效益低；另一方面是那些从事煤炭营销的人，也可称为“煤贩子”却靠煤发家，甚至于暴富。有的人发一列车煤炭，收入就能够比在井下从事采掘的工人几年的收入高。从报纸上看到，就连北京一些高级住宅区，很多是外地“煤贩子”买的。为什么不能用政策调节，让工人、让企业收入增长呢？为什么有些用煤计划、车皮计划，只有煤贩子才可以得到呢？小久前曝光的北京几家供热厂负责人、市质检局煤炭检查中心负责人，收受“煤贩子”巨额贿赂，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煤贩子”谋利的事件，也许可以对这样的问题作出诠释。一位企业的领导说：现任到了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倾斜的时候了。如果贫富悬殊再进一步拉大，如果工人、农民的生活仍不能很大改善，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可能落空。
这是不是耸人听闻？
据一位煤矿的朋友说，有两个资源枯竭的煤矿破产时，工人下了岗，生活相当困难。过去，在井下工作到一定的年限，可以将家属孩子户口“农转非”，这在那个时代，是对把生生死死置于脑后，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煤矿工人的一种待遇，或者说是一种奖赏。现在，很多工人后悔莫及。家属“农转非”后，承包的土地被收回了，现在自己又下了岗，等于生活的来源全断了。
一个乡镇党委负责人谈到现在城市建设用地问题时，也十分感叹。你把农民的土地征走了，给予农民的补偿金却很低廉，有的民营企业家为了糊弄政府、糊弄百姓，招了一些“占地名额”，而且还要贷集资款。进厂后发了一年甚至于几个月的工资，用的是这笔集资款。然后，就让人家下岗。人家没有了土地，又没了工作，生活怎么保障？有的买断工龄，工作一二年能有几个钱，还不如上交的集资款。他建议，如果再征农民的土地，能不能让农民以土地入股？这样可以解决他们的长期生活来源问题。
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一个企业改制，最终结果是把国有资产变成民营资产，让为企业奋斗多年的工人离开企业，这种改制不能不让人怀疑。记得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同志，您还记得吗？
我不忍再想下去。
在我的那些工人兄弟面前，我的笑容僵硬了，我的问候苍白了。他们谈起改制，谈起下岗，谈起再就业，表现得无可奈何，表现得不可思议，表现得情绪激动……我也问过他们为何不找一份工作做？他们无不感叹万分地说：“哪天不在找，但到哪里去找啊！”他们中有的是在孩子读高中时下的岗，为了让孩子读大学，花尽了所有的积蓄甚至欠下一屁股债，再创业谈何容易。一位曾在印刷厂一起工作的朋友说，到了这个年龄，按说身体正是如狼似虎，可是下了岗，别人就不拿你当正常人用，能找个看大门的工作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不像那些官员，官员到我们这个年龄，春风得意着呢！这位朋友当年也是激扬文字的文学青年。
现在，他们惟一可以自慰的是，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在党的“阳光普照”下分到了房子，现在有房子住，不管好坏；尽管收入小多，但还能吃上饭，不管清淡；但是没钱花。有的前些年积蓄了一点钱，孩子上大学几年花得精光不说，还欠了债。现在让他们再创业，很多人已经无能为力了。一个朋友说：今天的工人根本不敢奢望有人再把我们当成主人，只是希望把我们当成人。
在工人兄弟们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工人兄弟们对国家的那份质朴而又纯真的感情。有的下岗后，自筹资金“二次创业”。一位姓韩的朋友，夫妻二人都下了岗，儿子上大学，一年上万元钱的学杂费、生活费，二人开了一个小饭店卖米线，起早贪黑。他们说：当年国家需要我们下乡，我们就下乡；现在国家需要我们下岗，我们就下岗。国家也有困难，比起西部一些群众来，我们怎么说也能吃上饭啊！还有一位曾一起下乡的朋友说：如果改制对国家发展有利，对老百姓有利，让我们再作一次牺牲，我们不会犹豫。
大年初一的晚上，我流着泪写了一篇文章。在我告别家乡之前，有的知道我经常在业余时间写东西的工人兄弟，猜测我可能会写文章，劝我不要写，说是怕写文章得罪一些权贵，连带我出什么事情。一位朋友在电话中对我说：兄弟，我们一起上山下乡过，什么苦没吃过啊？现在苦就苦点吧！你不容易，千万别因为我们说话，而惹火上身。他们的感情多么质朴，对国家有多么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多给他们一些理解呢？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当家作主是工人政治地位的最具体体现。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让工人理新回到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的地位。工会恢复了，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先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工人们选出自己满意的代表，企业的议事要经过职代会通过。现在已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工人的这种政治权力被削弱了。90年代初期，我陪同社科院一位全国知名经济专家去外地一家国有企业考察。在行进的列车上，和这位专家聊起现代企业制度，聊起一些企业的腐败现象，这位专家不无感慨地说，国外的一些企业，都十分尊重工人，重视工人的意见，关心工人的生活，我们现在一些企业家的面孔真的让人担心。而现在，工人的政治地位天天下降，已经到了极限。
也许我的所见所闻具有片面性，但是真实；也许我的所见所闻仅仅一斑，但是存在。
有一次，在谈到一些地方官员在改制中的表现时，—位曾住文化系统工作过的朋友感慨万端地说：政府官员应当把屁股坐对、坐稳。应当时刻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你每天在报纸上发表长篇大论，并不能说明你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你每天在电视上频频亮相，并不能说明你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你的职务不断地高升，并不能说明你为广大人民群众作出了贡献。他随口说了当地一位女作家写给一位县委书记的对联：“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我们应当怎样面对政声、面对民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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