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最常见的是万人大会。我第一次参加万人大会，是在对小学三年级时，也就是“文革”开始的1966年。当时，公社在棠张中学南广场召开大会。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被老师组织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会场上人山人海，有一万多人。有机关干部、中小学师生、贫下中农。会场上几百面红旗迎风招展，大人们手中挥动着“红宝书”，口号声此起彼伏，声势十分浩大。那天的太阳很强烈，人们晒得直冒汗。最难受的是无法小便，人与人拥挤不堪，根本无法出去，就是出去也找不到厕所。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当场尿湿了裤子。后来才知道那叫“万人大会”。排之前，都用白灰写上单位的名字，然后用白灰标出单位的区域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哪个单位都唯恐落后，千方百计动员人参加会议。我上初中时，我父亲的一个学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每逢公社开万人大会，他都要犯愁，说公社按大队总人口统计与会的人数，其实有一些老弱病残、家庭妇女根本没法到会。但到会人数不够，就要挨批，甚至给你随便戴上一个帽子，你多少年都翻不了身。有一回，他实在没办法了，就到邻近的一个公设找亲戚帮忙，“借”了一些人去凑数。他不无感叹地所：“让那么多社员停下农活去开会，而且会场上人又多，乱哄哄的听不清内容，听消了也弄不懂意思，真是劳民伤财。”他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指出了那样的会议不仅没有成果，而且适得其反。但是，在那个年代，这种话也只能私下里与比较亲近的人说一说。
后来，这种会议越来越多，目的是为了搞形式，造声势。越是这样，越能证明：“广大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批判”总之，人越多，越证明成果显著。每次开会，会议组织者都要认真地统计人数。会场上也按单位排列，每“文革”中天安门广场群众集会场面。
一般情况下，去开会时组织比较认真，排着长队，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或者喊着革命口号。散会后，各单位的人自行解散，各自回家。因为散会的时候，基本都到了吃饭的时候，不解散，谁来管饭？这个时候，路远的人就会发牢骚甚至骂娘。太阳下晒了一上午，滴水未进，还要再饿着肚子跑十几里地，纵然思想觉悟再高的人，也会有意见。有一次，从公社参加万人大会回去的路上，我和两个高年级的同学同路，走了大约四五里地，路边有一片果园，那两个高年级的同学说是要解小便，钻到了果园里。可是，我和几个小同学等了好大会儿也没见他们出来。于是，我们也钻了进去，看见他们正在吃苹果。那个时代，果园都是集体财产，偷吃苹果就是偷盗集体财产，老师知道了会严厉处分。所以，他俩看见我们，脸一下子红了，神情十分紧张。其实，我和几个小同学也早已垂涎欲滴，摘了苹果就吃。不过，我们仅仅是吃了两个，没敢“吃不了带着”。也就是那天在果园里，我们发现一个单位的红旗手。在果园的深处，用红旗铺在地上当床，和一个女人做爱。
我对中学时，每年都要参加几次万人大会。但是，现在回忆一下，能够记清会议内容的几乎没有。我记得，有一回在一个河堤上参加了一次万人人会，是停课上的。因为会议组织者要数字：所以学校里要数字，班里也要数字，就连生病请假回家的同学也通知返校去参加会议。我们这些中学生的队伍在小学生后边，离主席台有相当的距离，因此看不清台上有些什么人，只能看见黑乎乎的一片。恰巧，那天会场上的人喇叭坏了，台上的人讲得声嘶力竭，台下的人什么也听不见。第二天，老师布置写作文，作文的内容是参加昨天的会议有感，同学们才知道参加了一次什么样的会议。
现在想一想，在那些会议组织者眼里，那些与会的群众只是他们需要的工具或者说枯燥的数字……
清凉的夏夜
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公社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我被抽调过去帮助上作。
那时，国家干部没有自己的房子，调到那里，单位分给的宿舍就是家，尤其是公社一级的干部，家属都随着干部的工作走。不带家属的，一人—间屋，办公室兼作宿舍。我当时还是单身，又是帮助工作的借调人员，公社就安排我住在文化站长的办公室里，因为文化站长家就住在公社附近，又和我比较熟悉。
国家刚刚发生变革，正在“拨乱反正”时期，公社的干部都很忙。早饭时是人最集中的时候。早饭过后，就都开始下村了。那时，公社还没有小车，领导们下村都是骑自行车。一辆辆自行车，驮着一个个戴着草帽的人们，从公社大门鱼贯而出，真是一道风景。白天，除了开会，公社的院子里很少见到人。中午吃饭的时候，食堂里零星几个人。食堂的师傅经常感叹地说：“中午这顿饭是最难做的！做多了，没人吃浪费；做少了，万一哪个领导回来了，吃不上饭，又是我们的失职。”
当时，苏北很多公社基本上是一个图纸造出来的。院子坐北朝南，院子里有三排平房。第一排是办公室、民政、财政等对外接待部门，或者用现在的话说是窗口单位。第二排是一些职能部门；第二排是公社主要领导人办公的地方。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过，有关一双布鞋的故事，至今让我铭心刻骨。
张副书记家在徐州东部的农村，距离徐州市三十多公里。他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常常吃不饱饭。穿的农服也大多是姐姐哥哥“下放”的。因为穿姐姐的花衣服改做的衣服，他还受到小朋友的嘲笑。俗话说“家贫出孝子”，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家贫也出才子。他读书很用功，从小学到中学，成绩都很好。那时，农村还没有中学，他中学时考到了徐州市一家中学。因为离家远，人住在学校，每个礼拜回一趟家背干粮。农村不通汽车，也不敢坐火车，一张火车票钱，相当于他们半个月的菜金。因此，他和几个同学每周往返都是步行。进城上学之前，母亲为他做了一双布鞋。那双布鞋，母亲整整做了一个暑期。因为母亲白天要下地干活，回到家还要忙家务，只有忙里偷闲。早晨，母亲天刚亮就起了床，把针线筐放在锅灶边，做饭的空闲，就拿起鞋缝几针。到了晚上，母亲怕点灯费油，就端着针线筐，坐在自家院子里，借着朦胧的月光做活。而鞋最费劲的是纳鞋底。一双鞋底，真正是千针万线。有时针尖磨秃了，母亲就把针尖放在脑门上蹭几下（苏北地区农村妇女做针线活时，大都用这种动作）。母亲大概想让儿子穿着结实，所以鞋底纳得很厚。纳鞋时要先用锥子扎一下，再把针插进去。有时，母亲的手指累了，就用牙咬着针尖，把线引过去。张副书记动情地说：“有几次，我看见母亲的嘴被针尖扎破，吐出了血，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痛……”布鞋做成后，母亲亲手给他穿在脚上，看了又看，高兴得眼泪都掉了下来。他十分珍惜这双布鞋，平时在学校上课时穿着，一离开学校，就把鞋脱掉，光着脚走。有一次，他从学校光着脚走回到家，正巧母亲收工回来，看到他光着脚，就问他鞋子呢？他从书包里拿出鞋子。母亲很不高兴，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从此，他每次走到村头，都要在小河里洗干净脚，把鞋子穿上……
“你那时光着脚走几十里路，还不把脚板磨坏了？”我有些好奇地问。
张副书记说，那时城乡之间公路铺柏油的小多，大多铺石渣。我和同学们回家，基本上抄近路也就是小路，小路都是土路。从城里回家时，是在周六下课后；从家里返回时，也是在周日傍晚，路上的土经过一天的阳光晒，光着脚走在上面很舒服。
张副书记最后感叹地说：“每个人都有母亲。母亲生儿生女，是一种天性、一种职责，而养儿育女，才是母亲最伟大、最博大的情怀。”
晚上，公社那些领导聊天时，聊得比较多的话题与他们的工作有关。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公社书记回来得很晚，看见我们正在聊天，他进了屋，把上衣脱了，搬了把椅子就过来了。他告诉一位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东部几个村子干旱，正在抗旱，但人手不够。几个书记当时就商量，明天一早机关干部点名时，由书记动员一下，机关干部全部到东部几个村参加抗旱。那个时候的办事效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第二天早上机关干部点名时，公社书记做了简短的动员，又作了分工，几个书记、主任每人包一个村。接着，机关下部就下下村。
有一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写一份会议通知。写完以后，出门一看，几个领导正在院子里围坐一起，谈着什么事情。我以为他们谈工作上的事，就不打算过去。公社书记看我犹豫不定，向我招了招手。于是，我搬了椅子坐过去。这次，他们聊的话题很沉重。原来，有一位年轻的村支部书记，各方面工作都很出色，在村里群众中威信很高。前些日子，村子里连续出现失窃，村支部书记很着急。有一天，村民们抓住了那个小偷，送到了村里，村党支部书记一怒之下、带头打了那个小偷。村民们一拥而上，三下两下，把那个小偷打死了。村党支部书记还以为是正义之举，向公安机关报了案。谁知公安机关将村支部书记逮捕了。村民们不理解，到公社上访，要求释放他们的好支书。几个公社领导谈到这个话题，心情都很沉重。公社书记说：“看起来，村一级领导的法制观念需要增强，不然的话，好心也会犯罪。”一位副书记感慨万端地说：“多么好的一位村支书啊！我们培养一位有能力、有干劲的村带头人不容易，竟这样下了大狱！太让人惋惜！”一位副主任讲道，那位村支书的老母亲重病在床几年，家里没敢把村支书被捕的事情告诉老人家。这时，我看见了张副书记眼里的泪光。沉默了一会，公社书记回了屋里一趟，出来时，拿了10无钱，交给一位副主任，让副主任明天到那个村支部书记家中看看。第二天，公社儿位领导都拿了钱。
当然，聊的更多的是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既然是聊天，那就无话不聊。有一位50岁的副主任喜欢讲笑话，而且很会讲笑话，讲得时候又不住用手比划，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他讲的笑话种类很多，有关于“文革”中造反派的政治笑话，有古书上描写的占人的笑话，也有当地农村一些家常理短方面的笑话，其中有的牵涉到男男女女的事情。
每次聊天完了，我躺到床上，很快就能入眠，而且睡得很舒服。
我始终不能忘记那一段夏日夜晚的清凉。我从那一段夏日夜晚的聊天中，得到了很多做人的启示，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因此，我常常把那一段夏日夜晚的聊天，当作我的“夜大学”，这个比喻一点儿也不过分。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1974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既不能考大学，也不能分配工作，在家里没事做，于是就回到了老家肖县。
我的老家在肖县东部的一个山区。那里群山连绵，但不像山西的太行山、鄂豫皖的大别山那样形成山系，比如我们村北边的山，我们称其为北山或者后山，两边的山称之为西山。长大后，我到过一些大山，才知道我们家乡的那些山，充其量只能算作丘陵。我小时候回家，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山割草、拾柴，与山建立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所以，我刚刚开始写作时，有些素材就取之于家乡的山和家多的山村。实事求是地说，尽管那个时候追求个人名利，是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思想批判，但还是想着一鸣惊人，一本书定下前程。所以，我一开始就写长篇。我自己也记不清第一部长篇的内容了，只记得和我们那个山村有关。
人，都有虚荣心和自尊心，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更强烈。我高中时，就已经参加了铜山和肖县两个县的文艺创作学习班。创作学习班的丰要任务是改稿。我记得有些作者的稿件，经过在创作学习班上听取意见，修改后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本来，我可以把自己的习作拿到学习班去讨论，但是学习班上有些人提意见不留情面，批评时热火朝天，尽管都是善意，却往往让人下不了台，因此，我心有余悸，不敢拿到学习班上。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自己找一些人，搞一个稿件研讨活动。我把这个想法给我的一位朋友说了，他很支持，也很热心，井且答应帮我约一些人。
大慨过了二三天，那位朋友给了我消息，说是约了几位爱读书的高中同学。他的那几位同学，都位在我们附近的村子，有的我也认识。他们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只有晚上有时间。所以，时间定在了晚上，地点定在后村、我们老家那个大队的老书记家里。因为老书记的家相比较来说宽敞一些，老书记的女儿在学校时是班长，有些号召力。
我的老家所在的村叫官桥，又分为前官桥和后官桥。前官桥是个集镇，也是当时的公社所在地，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属于—个生产队。后官桥是个大村子，有几百户人家，是官桥大队的所在地。后官桥依山而建，是个依偎在山的怀抱中的村庄。村子的中间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是山泉水，一年四季流水不断，河水清澈，掬一捧喝了，甜滋滋的，让人神清目爽。沿着小河两边，是连绵不断的竹林，竹林青翠茂盛，郁郁葱葱，给山村增添了几分莲蓬勃勃的朝气，即使在冬天，也显得生机盎然。从我家所在的官桥集到后官桥去，要经过一座小桥，一片竹林，虽然是在冬天的晚上，小桥下的流水依然清晰可辨，竹林在月光下依然朦朦胧胧，让人心旷神怡。
老书记的家住在山坡上。我和我的朋友到时，应邀的几个人已经到了，都挤在老书记女儿小许的房间里。山村冬天的夜晚比较寒冷，屋子里又没有取暖的设施，小许和两个女同学都坐在被窝里，既可以保暖，又省了凳子。寒暄几句以后，我就开始读我的作品。那时，我们老家的村子还没有通电，点的是那种带玻璃罩的煤油灯。看得出来，煤油的灯罩被主人精心擦过了，十分亮堂。主人还刷洗好了几只碗，倒上了热腾腾的白开水。说真心话，我当时真得有些感动。
我读作品时，他们听得很认真，中间没有人插话，就像在课堂里听课一样。隔壁邻居家的孩子不知什么原因哭了，小许还出去打了个招呼，让邻居家把孩子哄好，不要哭闹。那时，我们没有人戴手表，所以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但是，凭着习惯和理解，从山村的沉静中，能知道夜越走越深。
大概用了二三个晚上，我读完了那部长篇小说。
夜深时分，我和朋友从老书记家出来，远远近近人家的狗一起叫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同时，也不能不对这些山村的守护神油然而生一种崇敬。
讨论作品那天晚上，我的心忐忑不安。
一开始，他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愿第一个发言。我的那位朋友就一个个提着名字，动员他们发言。现在已记不起是谁先开了头，只记得讨论时很热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人说我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与那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雷同。
从老书记家出来，我的情绪有些低沉。朋友劝我说：“没有谁第一本书就成功的。再说，我们的意见也只能供你参考。”
这次研讨活动结束后不几天，我的另—位朋友又约我到邻村梁庄去。梁庄虽然和官桥相邻，地接着地，但属于江苏省的铜山县。村里有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初中毕业后没有读高中。他约了几位高、初中毕业的同学，还有一位民办教师。这样，在约定的那天晚上，我又带着我的作品到了梁庄。
梁庄参加我作品讨论的人，我都不熟悉。但因为是铜山县的学生，又都在《中学生作文选》上读过我的作文。在梁庄讨论时，也有人提出了在官桥相同的问题。
那位民办教师朋友说得更直接、更坦诚：“现在流行的这几本书，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希望你的作品今后不要成为垃圾。”
有一个朋友说：“一山更比一山高。”
于是，我放弃了那个长篇。
这两次讨论，让我认识了自己，重新给自己定了位，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成，也不能指望一本书改变命运。
从此，我开始从小小说写起。
1992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我常常想起那个遥远的小山村。想起那些纯朴而又真诚的朋友们。没有他们的忠告，也许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心声一位我熟悉的新三届的朋友因受贿罪入狱了。
又一位……
这些年，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甚至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反腐倡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每年都会有一些贪官被送上断头台。每每有这种消息传出，人们的反应都不尽相同，有百姓奔走相告、拍手称快、以至鸣竹庆贺的；也有百姓错愕、质疑、不敢置信的；甚至还有平常百姓不识此人，而知情者无不为之慨叹惋惜的……尽管这些人的职务有高有低，罪行有多有寡，被查处的起因也不尽相同，但都同样毁在了一个“贪”字上，尽管如何贪法也都各有千秋。每当看到他们的简历，若其中有人是新三届的，我的心里就不由地有一种疼痛。也许是同为新三届的缘故，怒其不争气之余，难免又会哀其不幸。
对于贪官被查处，媒体的论调几乎都是一致的，除了盛赞党的英明，公检法神勇、此举人快人心之外，对于贪官背后的动因，不外乎是说这些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面对金钱的诱惑迷失了自我，追根究底是放松了政治学习，忽视了思想改造，在拜金主义的冲击面前，世界观发生了变化等。对于这些分析、评论，我总感到说得太片面，太牵强附会了。如此生硬的评价，实质性内容不多，官样文章的架势却十足，让人看过之后仍旧疑问诸多，百般不解。试问，身居要职的高官们哪一个不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学习？放松政治学习从何谈起？哪一个不是经常过“民主生活会”，或者这种教育那种教育活动，忽视了思想改造又从何谈起？
事实上，对于出生在红旗下的新三届一代而言，如果说这一代人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少，是不会有人同意的。只有特定的经历，才会带来特定的思想，同样，只有特定的环境才会带来特定的倾向。当然，再加上一些个人经历的特殊事件，才最终触发了这些出身于新三届的贪官的犯罪动机。所以我觉得，一些出身于新三届的贪官，之所以会一步步走向犯罪，与身为新三届的经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尽管新三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国家的柱石，都是十分优秀的，但正如社会学家得出的结论—单亲家庭的孩子未必个个都成长不好，但单亲家庭必然不利于孩子成长一样，不利的社会经历与环境，确实会让一些本不该如此的人，更容易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尽了苦，从小就明白生活的艰辛。家住农村的，哪个没有打过猪草、割过麦子？几十斤的猪草捆起来比自己的头顶还高，背猪草的绳子能在锁骨上勒出至今还摸得到的凹坑。割过麦子你一世都忘不了什么叫做“针尖对麦芒”，放下镰刀的十个手指头上，密密地布满了麦芒刺破手指的痕迹……而家住城市的，哪个会不知道“粮食不足瓜菜代”的滋味？每天的青菜叶子汤，喝得人脸色都直发绿。就这样经历了苦难的童年，他们暗暗发誓，一定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困苦的现状，一定要出人头地，将来过上好日子！
奋斗的青年。青午时代的他们都很努力，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在那个发展的机会有限，改变命运的机会更有限的年代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退缩，什么叫做逃避，他们惟一知道的便是奋斗。哪怕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哪怕希望只有一点点，他们都甘心为之付出。有一个初中毕业就上当兵的，为了能够表现突出，什么事都要多付出、多流汗。比如挑砖，别人每次挑三块，他就挑五块，挑不动也硬撑着。就这样硬是干出来了，最终提了干。还有一个初中毕业就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为了得到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给人看病随叫随到，遇见什么生气事都要忍着，谁都不敢得罪。半夜有人来叫，无论病情急不急，无论住得远不远，不管天上是刮风还是下雪，都会马上从被窝里钻出来，跟人过去看病。后来打倒了“四人帮”，为了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他们更加努力了。为了上大学，无论工作有多忙，也要坚持复习参加高考。即使高考屡次落榜，也从未想过放弃，有的报名参加函授大学，有的买来教材，工作之余坚持自学，也有的在工作中起早贪黑，什么苦活累活都争着去干，只为了争个“表现突出”。
上升的中年。终于，苦，没有白吃；累，没有白受，多年的奋斗终于换来了成功。他们人到中年，事业如日中天、红红火火，有的人成了所在单位的一把手，也有的人成了大权在握的某某长，经常出现在电视上。他们多年来实实在在地干事业，确实做出了许多的成绩，有不少人都得到了老百姓很高的评价。
悲惨的晚年。正应了一句老话：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多少的努力与付出换来了现在的成功，但在成功而前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走向了犯走越远。这一代人当初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尽管也曾经对这样的制度感到不满，但制度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开始的时候你抵触它，到了后来你适应它，最终你会发现，你已经离不开它了。所以，当他们成为领导的时候，一人说了算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当初自己不满和反对的东西，不仅津津乐道，有的还变本加厉。对那些和自己当初一样持不满和反对意见的人，往往打击报复也更凶残。
其次是风俗的环境。我们自古讲究礼尚往来，但就是这礼尚往来，为多少贪官提供了敛财的机会，又把多少愿意洁身自好的人拉下了水，恐怕谁也说不清。同事父母病故，人人都去随份子，这笔钱在法律上怎么算？如果把同事换成领导，那每个人去随的份子，又该如何看待？进一步，如果这个领导就是自己，想拒绝每一个吊唁的人的“人情”，恐怕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至于逢年过节孩子的压岁钱、大人的拜年礼，就更难说得清了。毕竟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任，亲戚旧故的大事小情、年节应酬，能一概不参加吗？当长辈点着脑门数落：“当个芝麻大的官就端起来了，是不是想六亲不认？”的时候，又该怎么回答？如果该向外送的都送，向里的都一概不收，那么一个月“两吊半”的工资真不知道能剩下几个铜板，难道让一家大小都去喝西北风不成？真是左右为难。
第三个是人际关系的环境。有诗人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生活》的诗，诗的内容只有一个字“网”，环顾周围的每一个人，谁不是被紧紧地束缚在这个缠缠绕绕的网中呢？谁也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每个人一打出生就带着兄弟姐妹、姑姑舅舅、三姨六婆……随着经历的增长，老乡、同学、朋友、同事、领导……各种关系网总是越缠越多。俗话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虽然现实并没有那么夸张，但这却是人情冷暖的真实写照。越是处在领导位置上的人，越是容易有数不完的亲故，托不完的人情。难怪会有笑话讲：某长随身携带三支笔：凡是钢笔签字的，属下必须要办；凡是圆珠笔的，可办可不办；见到铅笔的，坚决顶住不办……大概，这也是某位深有同感的人在逼于无奈之时的牢骚之作。
第四还有一个重要的为官环境。升职的机会就在眼前，自问凭借工作表现也是不二人选，可别人跑官跑得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自己该怎么办？有句顺口溜说：“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为了争取相对公平的对待，别人跑官，自己不跑怎么行？顶头上司换了人，后头还有人家的“心腹”盯着自己的饭碗，不紧跟不行，一定要及时表明：“我是你的人”，才不致被“后妈”带来的“孩子”抢走了饭碗。一句话，挣饭艰难啊。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官”没有十分明确的标准，“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从客观上造成了跑官买官之风愈演愈烈。而跑官也好买官也罢，都要“价位”……
现在和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新三届很多人仍会在位置上，无论经历如何、环境如何，都希望他们能够淡泊名利，清廉为官，洁身自好，能够时常省视己身。而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以人为本，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监督力度，同时提供更多公平的机会，创造良好的为官环境。这是我的呼吁，也是新三届人甚至于广大老百姓的心声。我的工人兄弟一个曾经骄傲和辉煌的称号。
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乡下当知青时，最大的愿望是回城当一名工人。工人，在我们那一代人心目中是神圣的、伟大的称号，也可以说叫光荣、伟人的职业。生活在大千世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称号，而工人这个称号，曾经与我们信仰的主义，与我们追求的理想，我们的国家紧密相连。我们从开始入学就懂得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伴随着知青回城的浪潮，我们中大多数人回城当了工人。工厂成了我们的家，工装成了我们的骄傲。我记得回城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起插队的朋友聚会时，不少人都穿着工装，开口就是“我们厂……”“我们车间……”那时“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喊出了“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口号，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而且没有加班费。我的工人兄弟们没有来得及洗净上山下乡的尘埃，没有等待安排好个人生活，无怨无悔、满腔热情地投身于重整河山的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中。有些分配在建筑系统工作的，白天黑夜奋战在工地上，常常一个星期不回家。有些分配在商场工作的，天天延长下班时间，星期天也不休息。
作者与上山下乡时的朋友在回城后的合影。任印刷厂工作，经常加班加印学生作业本。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化补课。有的女知青同城后不久，因为年龄人的原因结婚了，在怀孕期间还挺着大肚了参加夜校文化补习。
我们这一代工人，刚开始懂事时，就赶上了“文革”，尽管也上完了小学、初中、高中，但其中不间断停课“闹革命”，课桌几乎都在政治风雨的飘摇中，不像“老三届”那样名副其实，后来下乡接受“再教育”，还是运动一个接一个，年轻的心已疲惫不堪，期待着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渴望能早一天过上幸福生活。因而，当改革开放这个名词出现在报刊上时，我们欢欣鼓舞；当南方渔村深圳一遍遍在耳畔响起时，我们热情高涨；农村联产承包、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我们都举双手称赞并且积极投身其中。余，满腔热情地进行文学创作，我们的青年文学社一百多名会员中，青年工人占了一多半。到了周术，我们一起到乡下采风，一起开作品研讨会。
“文革”后复刊的《工人日报》每个车间都有，经常刊登一些工人自学成才的文章，深受工人兄弟们的喜爱。我的—些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就曾在《工人日报》上发表过。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周梅森，当时住一家煤矿企业当上人，曾经写过一篇名为《主人》的短篇小说，发表在《工人日报》上。我记得内容是反映一个老工人，用自己爱矿如家的实际行动，教育一位新工人如何端正思想、忠于职守、踏实工作，当好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在工人中反响很大。我当时在厂里做些宣传工作，还把那篇小说剪辑下来贴在职工之家的橱窗里。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职工读书活动，厂里、县里、市里到省里，经常举行演讲会。我因在读书活动中做出了点成绩，参加了省里的职工读书活动积极分子表彰大会。会上，一些工人演讲家满腔热情，介绍本企业的先进人物，讲他们如何做企业的主人，为企业的腾飞、发展无私奉献的事迹，曾感动得很多人一次次地流下真诚的泪水。我们入厂的第二年，当地遭受几十年未遇的洪水。我所在的印刷厂的仓库进水被淹，厂里几十名青年职工在厂领导的带领下，冒着倾盆大雨，蹬着齐腰深的水，赶到仓库里把一令令纸搬到安全的地方。当时，有两个年轻的女工正在例假期，在她们站立的水中，几片鲜红的血花，红得让人心疼……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我们也正是朝气蓬勃的年龄。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工人。我们是企业的主人。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在国家建设中做栋梁。工人兄弟们，用双手，用双肩，用青春，用血汗，让一台台机器重新发出轰鸣，让一幢幢高楼平地崛起，让久违的笑容重又回到人们的脸上，让温馨的春风成为我们社会的凝聚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一代工人在拨乱反正的当年的贡献，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伟人成就；没有这一代工人的血汗，改革开放的历史不会如此辉煌灿烂。我们创造着改革开放的伟大业绩，我们也憧憬着美好的明天。我们相信那时流行的一首歌中唱的“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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