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投资“亲近”大陆
1989年11月30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王永庆在家人的陪同下从美国出发，先取道日本，后又经大连进入大陆。对于王永庆的到来，大陆高层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派专人赴大连机场迎接。王永庆一行到达北京后，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亲切接见。在当时，一切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王永庆一行被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显然受到了高规格接待。
在王永庆到来之前，大陆高层领导曾专门召开过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在会上，大家非常认真地落实了多项接待活动的细节。在此次访问当中，王永庆提出要在大陆投资一个70亿美元的石化项目。应该说，70亿美元对于刚刚开放10多年的大陆经济来说，的确是一个大项目。对于如何承接这笔资金，当时许多人心里并没有底。尽管如此，大陆一方仍然为此作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班子，分成几个工作小组，分头承担各项接待任务。
王永庆的总体设想是投资70亿美元，建造一座年炼油1000万吨、乙烯70万吨的石化工厂，并自备电厂和远洋与内河运输船队，产品100%供应国际市场。围绕这一设想，王永庆向大陆有关部门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大陆一方向台塑提供一定数量的原油；二是双方以合资方式合作；三是由大陆一方提供可供建厂的土地。
另外，为表示合作的诚意，王永庆亲自选派当时担任长庚医院院长的张昭雄与大陆卫生部门洽谈，并提出，台塑愿向大陆捐献两座各3000张床位的医院。
在当时，会谈当然是艰难的，因为双方都有许多障碍要克服。在大陆一方，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时的理论界对于“姓社姓资”的问题都还远没有搞清楚。王永庆所提的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比较好解决，但前两个却有相当的难度。因为大陆经过10多年的发展，自己生产的石油尚不敷所需。至于以合资方式合作，那么资金从哪里来也是大陆一方较为头疼的事情。而在王永庆一边，台湾当局是否允许他赴大陆投资还是一个未知数。两岸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虽说已显露进入“快速发展”的征兆，但实际上仍是外松内紧。
1988年7月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正式实施，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大陆对台经济工作的一个里程碑。但是4天之后，在国民党的“十三大”会议上，李登辉却在致词时宣称，台湾当局对中共“绝不存丝毫幻想，也绝没有任何妥协可言”。李登辉的致词可被看作是其日后“戒急用忍”政策思路的高度概括。
两岸关系的不稳定直接影响到了双方投资者之间的经济往来。1989年5月13日，台湾“经济部长”陈履安重申，禁止岛内企业界直接投资大陆。5月24日，台湾有关官员透露，当局已拟具“原则禁止，例外规范”的间接投资要点，准许“合乎规定的”台湾厂商以间接方式赴大陆投资。所以说，王永庆在当时的情况下赴大陆考察，仍旧冒着被人说成“通匪、资匪”的风险，更何况台塑不是中小企业，而是台湾民营企业的一只领头羊。
从时间上看，王永庆早有赴大陆投资之意。就在陈履安发表谈话的当天，王永庆也对外宣称：“只要当局今天点头，我明天就去。”其实，早在两年多前，在台湾当局刚刚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后，台塑集团的几个母公司就开始通过美国公司的关系，间接派人到大陆去考察。据说，考察团共有5个人，以石化专家及技术人员的名义从美国前往北京，并在中国石化总公司的安排下，参观大陆的石化工厂及考察未来大陆可能发展石化工业的地点，全部行程近一个月，从北到南，对大陆的石化工业状况作了一个通盘的了解。台塑代表团此次考察行程包括参观北京燕山石化厂、山东齐鲁石化厂、上海金山石化厂，以及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更重要的是，大陆随行陪同人员还带领他们到一些适宜建厂的沿海地区，实地了解投资环境。
当时考察团看过的地方有宁波和湄州湾等地。宁波离上海很近，腹地广大，人力充沛，但地质较差，码头风浪较大，不过北仑港码头水深可泊15万吨轮船，不失为建设石化工厂的理想地点。至于湄州湾，大陆已在当地规划了一个面积为60平方公里的工业区。湄洲湾水域面积516平方公里，主航道水深15～20米，适宜建设深水码头。
其实，台塑集团来大陆考察，只是想了解一下大陆的市场，并没有十分具体的投资计划。但以后随着到大陆投资的台商数量愈来愈多，台塑集团的有关人员也多次借探亲之便，直接去了解投资环境及台商在大陆的经营情况，先后不下四五次之多，足迹遍及广东、厦门以及澳门、海南岛等地。至于是否有投资决定，一时众说纷纭。
台塑集团的一位高级主管说，台湾工商界人士到大陆去探亲考察的已不知凡几，其中不乏知名度很高的人士，甚至有些已经在大陆投资建厂了，可是外界很少传言，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倒是台塑集团，哪怕只是一位员工或同仁回去探亲，都会引起一些传言，使得台塑集团简直不敢有任何动作，甚至不方便到大陆去考察市场，实在是感到困扰不已。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塑集团不愿意因为单纯的考察行动被外界渲染，甚至被人诬为“统战工具”，所以百般避讳。实际上，台塑早就通过岛外关系，甚至日本商社，对大陆的一些重要地区作过市场调查，其中包括深圳、广州、惠州、厦门及海南岛等地。另外，就在王永庆出访大陆之前，大陆的一些大型石化企业也曾派负责人亲赴美国，参观台塑美国工厂，实地了解王永庆在当地的投资情况。当然，这一切也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不管怎么说，王永庆自己的话以及有关其下属赴大陆考察的传言，实际上为他年底密访大陆埋下了一个伏笔。
为访大陆先预热
1989年末的一天晚上，王永庆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别墅里召开了一次“行前准备会”。会议虽是在家里举行，但内容却十分严肃，台塑集团的许多高层人员都到场参加，主题是分析、讨论台塑的大陆投资计划。开会时，所有在场人士均热烈发言，详细提出了个人的看法，表达自己对集团前途的由衷关切。与会的大部分人认为，因两岸各自的政治经济情势不同，担心纵使经营非常成功，恐怕资金不能自由使用，结果会弄得血本无归。也有人认为大陆工资低廉，是大型企业的最佳投资地，不仅较台湾优越，同时也可以大陆市场为腹地，与世界跨国集团展开竞争，从而使台塑集团立于不败之地。不过还是有干部担心，一旦在大陆遭遇劳资纠纷，那么会由于工人势力过大而无法合理保障资方的利益，因此建议赴大陆投资应该考虑再三，谋定而后动。讨论分析的结果是，大多数干部均持保守态度，认为风险太大，不如先观望一段时期再说，免得白白辛苦一场。
王永庆在静听了各位的分析与建议之后，最后总结说：“过去‘国家’的强弱，决定于她的钢铁生产量，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转变为决定于石化业，尤其是乙烯的产量最为重要，全世界都往这方面发展，因为它有带头作用。目前美国年产乙烯1600万吨，日本年产700万吨，中国大陆包括燕山、大庆等石化厂的总和约为100多万吨。”
“第一步是，如果台塑在大陆的投资计划能够实施，那么整个集团的乙烯年产量可达154万吨，整体产能将增加150%，同时还可带动许许多多的下游产业一同前往投资设厂，推动台湾石化工业在整体上实现转型。”
“第二步是，台塑将在大陆投资医疗事业。台湾的长庚医院已经有十几年的发展经验，不论规模或品质都是东南亚最好的，目前在台湾拥有4个大型的医学院区，带动了台湾医疗界的良性发展。因此我计划在北京、上海、福州、厦门建立4个具有较大规模的医院，首先以长庚医院多年的营运经验协助大陆提高医疗品质及水准，然后再进行汽车工业的研发。因为大陆人口达13亿，土地面积超过960万平方公里，因此交通工具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台湾和大陆将来都可以逐步提高汽车的自制率，最终达到自行生产的目标。我今年已经75岁了，若能为整个民族做几件重要的事，这一生也算没有白活，就算血本无归，又何足惜之！”
大陆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做出决定，于1989年12月5日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会见王永庆。这位享有“改革开放政策总设计师”称号的伟人对王永庆的到来高度重视，同时心情也十分高兴。在邓小平看来，王永庆是大陆早就希望看到的台湾企业家之一，因此非常欢迎他来投资。
为了满足王永庆的要求，邓小平交代随行官员说，要配合王永庆，要和王永庆积极合作。当时，大陆“工作班子”在政府内部对于王永庆的到访，和要投资的石化项目所使用的名称代号是“1130工程”，后来对外则一律改称为“901工程”。前者的寓意在于纪念王永庆于1989年11月30日到访大陆；后者则在于纪念“海沧计划”于1990年1月开始商谈。
这天，参加会见的还有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主客双方一见面，立刻就像一家人一样聊了起来，一点也不见外。
王永庆告诉邓小平说：“台湾的环境有其特殊性，1895年满清政府对日战争失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被实施了50年的殖民统治。在日本殖民政策之下，将台湾所产米、糖运往日本，换回其他生活必需品，譬如衣着类，当时就是百分之百从日本进口。由此简单举例不难了解，在殖民统治的抑制下，当时台湾连一点纺织工业的基础都没有，其他各方面的情况亦是大致相同，都十分落后，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惟一的例外就是在制糖工厂下附设了一个小型机械厂，负责糖厂的设备维修，也就是台湾当时仅有的所谓机械工业。除此之外，其他稍具经济性的事业以及工作机会，完全付诸阙如。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湾居民一般都是以农为生，再有就是在制糖工厂做铁道维修的粗工，或者是在日本财阀三井的大型茶园里从事种茶的劳力工作，当时一般称之为‘三井工’。”
“1945年台湾光复，虽然经历了四五十年的发展，一般还是停滞在小型加工产业的阶段。虽然规模不大，但已是台湾有史以来首次遇到的最佳发展机会，因此大家都是日夜勤奋投入，努力工作。此一情形，就像一直在饥饿状态中的瘦鹅，一旦有了足够的食物可以吃饱，食欲就会特别强，消化吸收的能力，也是特别好，一段时间后，竟然长到比正常状态下所饲养的鹅还要肥大。台湾居民努力工作的情况，以及所获得的成果，大致上可以此一瘦鹅作为比喻。”
“但在另一方面，台湾虽然经过一番发展促成了经济繁荣，可是生活水准跟着水涨船高，工资大幅提升的结果，使得许多加工产业已经渐渐失去竞争的条件。一般情况下，当劳力密集性的小型加工产业遭遇到如上发展瓶颈时，即必须设法另起炉灶，筹谋其他更具附加价值的技术密集性产业。但是台湾因为缺乏工业基础建设，再加上企业经营经验心得相对也是有限，以至于对上述的产业转型造成了根本性的阻碍，实际上很难伸展手脚。这亦是台湾今后再往上一层楼发展的难关所在。”
“台湾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主要是依赖良质的劳力条件，大量从事各种加工产业，并将其产品源源不断推销到国际市场，赚取可观的外汇，充实经济发展的条件。加工产业的类别及规模不断扩充的结果，自然就需要更大量的原料供应，由此而建立了中上游原料产业的坚实基础。台湾的石化产业体系就是循此途径，由下而上逆向发展出来的。我本人早年是先行创立了台塑公司，生产PVC塑胶粉，但是因为没有下游的加工体系，产品根本无法销售，因此再陆续成立南亚公司和新东工厂，从事二次及三次加工，好不容易才开启企业的生机，同时建立了石化产业的根基。当新东工厂培育出了相当数量的加工产业经营人才以后，我毅然将之关闭，让这些人才出去自立门户，从此开拓了广大的三次加工产业体系，为台湾整体石化产业发展做出了可观的贡献。”
在女儿的帮助下，王永庆一口气陈述了大约十几分钟，他的主要思想是向大陆领导人表明台塑集团的经营理念和方法，亦即石化产业必须上中下游垂直整合，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并参与国际竞争。其实，他的言下之意是说，台塑集团在岛内发展壮大的基础是因为有一大批下游企业，而如今这批企业纷纷赴大陆投资设厂，如果台塑不过来，恐怕时间久了就会失去这批厂商。
王永庆的“陈情”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大陆领导人。邓小平当场回应王永庆的要求，他说，为了配合台塑投资计划的实施，大陆将向台塑提供3个可供选择的建厂地点：福建海沧、湄洲湾和广东惠州。邓小平同时还建议双方先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并由大陆一方先拿出3亿美元作为该公司的资本金。经过协商，王永庆倾向把海沧作为未来建厂厂址。邓小平当即回答说，可以在海沧拨出1万公顷土地，同时为方便起见，可以成立特区的方式来推动台塑的投资计划。若是将来还有需要，也可以在与海沧毗邻的漳州，随时再拨出5000公顷土地作为配合。总之，大陆对于“海沧计划”将支持到底。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邀请王永庆共进晚宴。王永庆委托女儿王瑞瑜代为致词。王瑞瑜是王永庆与夫人李宝珠所生的第二个女儿，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既聪颖又美丽，讲一口流利的“国语”，代父致词时年仅20多岁。王瑞瑜说，台塑是台湾岛内最大的民营企业，已有30多年的经营历史，为台湾的石化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一名中国人，王永庆一直考虑的是，如何能把台塑的经验带入大陆，同样也为大陆石化工业的发展创造一片天地。
王瑞瑜的话赢得了全体来宾长时间的掌声，人们无不为宴会上弥漫着的浓浓乡情而感慨万千。席间，邓小平转过身询问一旁作陪的大陆干部：“为什么不安排王永庆作一场报告？”在场的干部面露疑难地回答说：“王永庆此次访问大陆的行程高度保密，如果安排讲座，难免会曝光。”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那就在保密的情况下讲嘛！”
3天之后，中央有关部委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出现在钓鱼台芳菲苑报告厅，准备聆听王永庆的讲座。按照邓小平的指示，讲座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天的王永庆西装笔挺，特意系了一条红色的领带，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了他内心的愉快和兴奋。一连数日的会谈虽然使他面露一丝困倦，但在场的人士也注意到，每每讲到关键之处，他的眼神总是会闪出光来。
由于王永庆讲话时的闽南口音特别重，同时还不时夹杂着一些英文单词。但是在女儿王瑞瑜的帮助下，总算让每一位听讲的人都清楚地领会到了他的心声。最让与会人员难忘的是，王永庆系统阐述了台塑集团的经营理念。他说：
台塑集团的经营理念，基本上，我们深切体认人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而且人要松懈很容易，要紧张起来，相对比较困难。所以在企业经营上，首先必要思考的基本问题是，如何维持不松懈的经营态度。
对内部而言，必须由本企业领导者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凡事追根究底，谋求合理化，以“止于至善”作为目标，永无休止的追求，才能在持续谋求合理化的过程中，凝聚企业各层人员的共识，普遍养成追求合理化的习惯，随时随地检讨现状中所存在的种种不合理，并设法改善，以此锻炼具有竞争力量的经营体质。
对外而言，台塑一般是主动顾及客户的经营发展需要，在售价方面自我抑制，尽其可能提供价廉物美之原料，以合理的售价，赚取合理的经营利润，如此即会形成一种经营上的压力，不致因为利润高，赚钱容易，而在不知不觉中造成松懈。由此而观，我们在经营上所遵循的，乃是一种兼顾客我，利己利人而能维系长远的精神与理念，且惟有能够利己利人，企业才能克尽其回馈社会的基本宗旨。
密访大陆起风波
1990年1月11日，王永庆在家人的陪同下，再次乘坐飞机离开美国，经香港飞抵北京。像上次一样，他的这次访问仍然受到了大陆最高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但是不巧的是，他的行踪在香港被台湾记者发现，并见诸于报端。可以想象，王永庆密访大陆会带给台湾政商两界何等的震撼！
对于王永庆构想的投资计划，大陆方面的工作班子遵循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给予了他大力支持，有关方面很快批准了王永庆在海沧“经济特区”内兴建炼油厂的计划，并承诺提供原油等优厚条件。
结束在北京的会谈后，王永庆开始在大陆考察。他先后访问了广州、深圳、厦门等地，分别同各省市负责人频频会晤与交流。厦门市政府对于王永庆前往投资十分欢迎，他们同意提供1万公顷土地，以每平方米5元人民币计算，相当于每公顷只有新台币1.6万元，且使用期限是70年。
按照与邓小平商谈的内容，王永庆告诉厦门市政府，他准备在海沧斥资70亿美元，进行包括从炼油到轻油裂解，从石化中间衍生产品再到塑胶二、三次加工，将海沧整合成为一个上中下游一体化的石化工业加工特区，另还准备建设自备电厂、运输船队以及银行金融体系等。至此，“海沧计划”的实施蓝图正式浮现，它和台湾六轻计划初期只提出设立年产45万吨烯烃厂的情形完全不同。
王永庆密访大陆的消息被媒体披露之后，引起台湾舆论一片哗然。有人以调侃的口吻比喻说，王永庆在大陆打的这个喷嚏，使整个台湾都感冒了！
为了避开媒体的追踪，王永庆没有返回台湾岛内，而是继续住在美国。但岛内的新闻记者不肯就此罢手，纷纷前往美国进行采访。
在接受《联合报》记者张作锦采访时，王永庆坦率地说：“现在台湾的加工厂四散而去，离开台湾另寻生路。以制鞋业来说，台湾原本有1400家，目前只剩下不到一半，即使留下的，也是勉强在支撑着。纺织业也一样愈来愈难生存，企业关的关，跑的跑，这样下去怎么办？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王永庆甚至以手提包业者为例作了一番说明。他说，手提包业者过去一直被业界视为是不愿赴大陆投资的“死硬派”，认为在大陆投资成功的例子很少，就算有成功的也比在台湾做得还辛苦，但现在他们对大陆投资的态度却有了相当的软化迹象，以往生产软包的厂商共有十几个贸易商系统，但如今在台湾只剩下3个还在坚持。
王永庆认为，工资上涨和新台币升值对台湾石化工业的影响都不是根本性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过去中国人勤劳的美德，好像在台湾消失了。现在的台湾没人愿意辛苦工作，都在玩金钱游戏，公共建设连劳工都找不到。再不改革，台湾可能走不下去了。如何扭转现在的情势，恢复台湾正常的经济环境，使企业能继续发展，乃是当务之急。假如可以在中国大陆、菲律宾等地设立特区，所有原料都供应无缺，那么这样才能安定发展。从台湾可以直接供应原料给特区，虽然源源不绝，但根照样可以留在台湾。
王永庆说，台湾现在对大陆还是间接贸易，而对日本、韩国则是直接贸易，长久下去，台湾必然竞争不过，市场也一定会衰退下去。如果可以设立特区，让根还留在台湾，这不失为补救之道。不论是到大陆或是菲律宾投资，现在还没有定案，因为企业投资务必要进行实地考察，所以他才亲自到大陆去看看。
作为企业家，王永庆的历史责任感充分显露出了他的人格特质：看待问题时高屋建瓴，做事时行为坦荡，与人沟通时言语耿直。面对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不务实态度以及岛内“朝野间勾心斗角”的种种现象，王永庆基本上是予以正面抨击，有时甚至丝毫不留情面。
但是不管怎样，王永庆密访大陆一事在台湾还是引发了激烈争论。此时，他人虽在美国，但六轻计划一刻也没有停止。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台塑宣布放弃宜兰利泽工业区。此时，又有人将此与“海沧计划”联系在一起，不少人因此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说，王永庆的大陆之行实际上是在寻求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的筹码，以便于六轻计划能在岛内顺利实施。
媒体有各种评论本属正常，但是如果硬要把访问大陆视作向台湾当局要价的“筹码”，那么势必将陷王永庆于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王永庆会被台湾当局认为确有“出走大陆”和“资匪通匪”之嫌，甚至还会因此“吃官司”；另一方面，也会被大陆一方认为不守信用，耍两面派，更何况接待他的不是大陆的一般官员，而是最高领导人邓小平！
对此，王永庆气愤但又无奈地回应道：“在报纸杂志上有若干有关的报道，一部分并不确实，带给我很大的困扰。‘政府’以为我在施加压力，要求‘政府’让步，其实我并没有这种想法。以我这个年纪，想的就是如何使台湾更好，不会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才想到大陆投资。如今却遭到这么大的压力，实在是没有预料到的。”
当记者问他何时回台湾时，王永庆感慨地说：“事情发展至此，情何以堪？真是有家难归了！何时回台，尚无定日。”
万言书陈情利弊
1990年3月13日，王永庆在沉默了一个多月之后，突然在台湾的主要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何前往大陆考察投资环境》的万言书，在岛内政商两界再次掀起波澜。
在文章中，王永庆悲愤地大声疾呼：“如今加工业者迫于时势，纷纷对外四处流散，情同被逼上梁山，铤而走险一般，完全丧失以往在岛内所享有之良好原料供应条件。如今连任何一种型号的鞋子，都必须有十多项原材料及配件同时足量供应，才能维持正常生产。其中若有一项原材料或配件短少，即将影响生产及订单，严重时甚至将导致生意中断。另一方面，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上、下游业者间之关系，实际有如毛皮之相互依存。一旦加工业者流落异乡而致散失，则岛内原料业亦将无力独存。”
在详细阐述了中下游企业出走的危险性之后，王永庆又进一步说明了台塑赴大陆投资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如果能在广阔大陆具有贡献的条件，能推动发展而受肯定，过着有意义的人生，实亦无须刻意强调留不留根的问题。我们的祖先是从大陆到台湾，今其子孙从台湾回大陆，此亦人之道也。当东南亚地区将来逐渐建立其本地中间原料工业以后，台湾外移加工业者和岛内中间原料厂商之间的供需关系就会解体，因而动摇台湾石化中间原料业的经营基础。而中间原料业一旦动摇，又将牵连危及上游工业。以上石化工业可能遭遇的问题同样也会发生在其他产业。针对这一可能的发展趋势如果没有预为因应，则将来台湾各项产业恐将难免遭遇到整体瓦解的命运，如果情势发展至此将造成台湾经济的大失血。”
其实，在王永庆悲愤的情绪当中，还有另外一层令人难以觉察的缘由。两年半以前，也就是1988年初，当王永庆发觉大批中下游加工业者开始移向岛外时，他曾请下游加工业者举办多次座谈会，恳切呼吁不要轻易前往岛外投资，以免造成业者四散的不利后果。当时造成加工业者外移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新台币升值以及工资上涨等。因此，针对新台币升值问题，王永庆主动向中下游客户做出承诺，由台塑集团吸收汇率变动所造成的价差，并以此减轻业者的原料负担，稳定其经营。
而在更早的1987年，王永庆还曾几次邀请下游加工业者及业界朋友到台塑大楼聚会，讨论下游业者外移的问题，并希望借此能够设法加以阻止。考虑到新台币升值对加工业者所造成的经营压力，王永庆主动宣布以当时新台币兑美元的汇率为基准，以后凡因新台币升值所造成的原料价差，全部由台塑负担。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台塑当年营收利润减少的数额有150亿元之多。
除此之外，王永庆还决定在各方面向下游业者提供优惠，以便使其能够安心经营。台塑当时采取的定价原则和一般国际市场的定价惯例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当国际市场竞争激烈时，厂商的外销价通常都低于内销价，借以促进外销。但台塑出于长远打算，坚持外销价比内销价高3%～5%，并且一次定价连续3年不变。至今，台塑维持该定价策略不变，因为定价策略调整之后，台塑仍可维持一定程度的利润率。
应该说，企业获取合理利润是其有效经营管理的具体体现。对此，王永庆谦虚地说，他虽不敢自认此举对于下游加工客户已有所反馈，但以台塑所采取的调节措施确实足以证明，台塑对于业界未来的前景已经尽心尽力，并诚恳谋求补救之道。
王永庆担心的是，下游加工厂商大量外移的结果，终将会影响到岛内的石化上中游企业的经营结构。在台湾，下游加工业者不但和岛内中间原料厂商已经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纵使在原料供应方面有所不便而要向外采购，但还是碍于上述关系，最终也是要设法向岛内中间原料厂采购。在目前情况下，岛内中间原料厂商的业务还没有出现明显衰退，其原因在于加工业者外移后，由于当地工资低廉，其业务大为扩充，加上当地尚未有原料生产，自然继续保持和岛内的中间原料厂商进行交易。
但王永庆认为这种情况并非能够长久。因为不管怎么说，中间原料从台湾运到加工业者的外移所在地，运费将占原料价格的5%～8%，加上海运船期不好掌握，而且货到当地码头还要等待转交陆运，时常因缺料而耽误生产。更为严重的是，在制造某种产品的过程中，厂商经常会突然发现还必须补充某种副料，如果要等从台湾补送过去，那么肯定会造成停工待料现象。在此情况下，如果当地有厂商生产此种中间原料，并可就近便利供应，那么以长远眼光来看，加工业者势必倾向于就近采购。这是一种极为正常的商业行为，并且可以预料的是，此一情形迟早肯定会发生在台湾中游业者身上。
“买也要吃，卖也要吃”，王永庆用这句台湾俚语再次来说明自己的意思。他说，生意双方都希望从交易中获取利益，因此，卖方在做生意时，除了考虑自己的利益以外，也必须同时替对方设想，让其感觉有利可图，如此生意才会长久。特别是对于原料的供应者而言，如果只求一己的片面利益，而不顾及下游客户经营上的需要，那么绝对无法追求到真正的最大利益。台塑在经营观念上一向坚信，惟有能够妥善兼顾客户利益者，自己才能从中求得最大的利益。
除此之外，岛内的外销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多年以前，有鉴于市场过度集中并非长久之策，岛内业界无不体认应尽其所能分散市场，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会这样呢？王永庆分析说，原因在于邻近各国和地区都是台湾岛内的竞争对手，当然不可能从台湾岛内进口加工产品。至于欧洲方面，一向对来自台湾岛内的加工产品设定限额，并课以高额关税。在这种情况下，台商虽竭力分散市场，但结果总难以如愿以偿，外销市场长期以来仍旧集中在美国，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既然今后大部分加工产品仍要依赖美国市场，那么为探求未来大量销售美国市场的可能性，眼下台商必须对比美国方面并分析自己的生产成本是否足够的低。美国工业用地价格约为台湾岛内的1/300，设备投资费用差不多，电价方面美国是台湾岛内的40%以下，此外美国石化工业和台湾岛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上游原料供应非常稳定。台塑在美国经营事业已有7年，从未遭遇过上游原料供应中断以致停工待料的情形。
至于价格方面，以加权平均价格计算，美国的原料价格比台湾岛内便宜9%。以当前价格为例，美国乙烯的价格是每吨590美元，而台湾岛内则高达700美元，两者之间的差距不言自明。
相对来看，台湾岛内也有优于美国的地方，比如建厂成本就比美国大约便宜1/3（和日本比，便宜15%以上）；原油运费比美国每吨便宜3～4美元；管理成本如人事费用、机器的操作和保养等，可以控制在比美国低15%～25%的水平。成本如何控制实属事在人为，但当此时点，中游业界若能再加一把劲，肯定能找出可供下游加工业者扩大生产规模的条件。对此，中游厂商要体认环境的特殊性，并尽力做到最佳程度为止。否则，如果将来连美国市场都无法维持，那么再要另外找寻其他市场代替，恐怕是舍本逐末。
为了证明自己推断的正确性，王永庆以台塑多元酯棉丝的经营情况为例进一步说明了下游厂商出走的可怕性。他说，多元酯棉丝大部分销往美国，利润率一直很稳定。美国加工客户为求供料方便起见，多年来一直催促台塑前去美国设厂。考虑到只有前往设厂才能确保更多的客户，台塑已经决定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建厂，年产多元酯棉丝20万吨，建厂工程顺利进行。
依初步估算，在美国厂生产的产品中，PTA及EG两项原料的价格比台湾岛内便宜，但是建厂费用及人工费用较台湾岛内偏高。总体来说，将来美国的生产成本仅比台湾岛内偏高约1%～2%，但是如果把台湾岛内产品运到美国，那么仅运费和关税两项就远远超过在美国境内生产。如此一来，台湾虽然从岛内可源源不断地将其产品推销到美国，但将来在美国设厂后，台湾的产品即无竞争力可言。
当时，虽然台塑向下游加工客户提供原料的价格一直比国际行情上的价格低，但这并未能挽留住岛内的下游加工厂商外移的心。王永庆为此真是伤透了脑筋，感到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一方面，他觉得大陆不是美国，不仅劳动力价格低廉，而且未来市场潜力巨大。加上大陆“改革开放”又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使他更加坚定了往大陆投资的决心。
有一天，在南亚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上，王永庆向与会的员工和股东讲述了他的最新想法。他说，南亚准备将部分设备移到大陆的广州及南通，目的是要在那里设厂。既然原来的客户大多已经移到广州邻近地区，那么为了维系交易，南亚不得不跟着客户一起走。
南亚的产品主要是PVC胶布及胶皮。其中，胶布主要供加工厂制造吹气玩具等产品；胶皮主要供加工厂制造皮包及运动鞋等产品。这些加工厂在台湾岛内已经无法存活，所以被迫转移至大陆继续经营，数量大约有3万多家，几乎全部撤离岛内，致使南亚的产品必须装柜渡海运至大陆市场，丧失了其原有的竞争能力。在此情形下，南亚如再勉强维持经营，必定会走向衰退，并断送其前程。
南亚公司在塑胶二次加工这一行业向来绩效良好，一直在岛内处于领导地位。南亚塑料事业部面临存废绝续的重要关头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一旦转移至大陆，那么南亚公司就要和当地的新同行在同一环境及同等条件下展开竞争。以南亚公司当前的管理制度而言，实际上难以应对当地的竞争环境，有必要重新实施组织再造，并在观念上有新的突破。
王永庆建议说，可以在大陆选择10个以上的地点设厂，诸如四川、汉口以及东北等地。开始的时候，每个厂以设置4～6部胶布机为原则。各厂各自成立一家独立公司，全部由南亚出资，独立核算，以“公有私营”的方式交给合适的经理人去经营，因为这样安排，其经营者才有切身感。台北南亚总部负责制定相关管理制度以及分红入股办法，每年有盈余时，可让经营者及相关人员入股。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可挑选一些经营绩效良好的公司，并向大陆申请其股票上市，希望将来有一天能成长为大陆的大众持股公司。各厂每日的经营活动皆由计算机和南亚公司总部联系，并由总部作必要的协调及控制。
南亚总部须随时掌握其产销动态，如发现有异常事项，或不符合制订的各项标准，那么必须立即提出纠正办法并督促其改善。除此之外，总部同时也提供其他各厂的产销资料作为参考，在互相比较之下必定产生激发竞争意志的效用。大陆的人口是台湾的50多倍，但是将来大陆市场类似产品的生产量绝不只是台湾的50多倍，大陆将来必定会比台湾当年最为兴盛的时代还要更加兴盛，其发展愿景指日可待。王永庆的策划提出之后，得到了南亚公司员工及股东的响应。大家一致认为，他的想法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同时也更加洞见了事业经营的精妙机微。
有趣的是，此时有记者问他对“戒急用忍”问题怎么看，王永庆以调侃的口吻回答说：“针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我们在待人处世的修养上，当然应该处处要‘戒急用忍’。至于若是要到大陆那边做任何事业，则‘戒急用忍’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解释，当成是我们的朋友或是前辈们的好心善意，提醒我们要小心行事，所以‘戒急用忍’在这里是句好话，我的看法就是这些。”
把根留在台湾
王永庆通过减轻中下游加工业者负担的努力，虽然暂时使石化下游企业外移的风潮有所减缓，但是最终的结果仍是无力回天。因为，就台湾当时的经济环境来看，汇率损失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劳动力数量及其价格问题又浮现出来。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大批台商开始不顾一切地涌入大陆。
1990年4月9日，王永庆在岛内接着发表了他的第二篇万言书——《谈石化业如何把根留在台湾》。在文中，王永庆理直气壮地解释了他对“根留台湾”的看法。他说，我们可以提出事实加以证明，当各行各业纷纷缩小经营规模，甚或关闭工厂之际，一如最近报纸所报导，纺织厂商不到两天就关闭一家，3年之间关厂达数百家。在此情况下，台塑集团仍无减缓其投资脚步，1989年的投资金额高达247亿元，占岛内总投资额的30%。据报载，若扣除台塑集团的投资额度，岛内投资将呈现巨幅负增长。工资上涨及新台币升值，应该都可以努力设法克服。但今天岛内石化业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并不在此，而在于因为环境的恶化，致使企业根本难以依照计划进行必要的投资及经营活动。以六轻为例，在经过当局核准后，台塑向外购买技术和设备，耗费了可观的资金，但是因为受到“非法”的干扰，建厂工程迟迟不能进行，进口的设备摆在一旁生锈。
台塑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要争取同情，而是在于强调，岛内石化原料供不应求，六轻建厂正是顾全整体发展的必要之举，但却受到“非法”干扰而停摆，有关方面对于此事应该如何处理，迄今未曾有所表示，致使业界根本无所适从，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所在。
岛内石化下游业者因为投资环境变化必须设法外移，而中间原料业者受此时势所迫，又不得不前往配合，在此情况下，岛内厂商前往大陆特区投资，而将盈余汇回岛内，实际上等于是将石化工业的根留在台湾。
如果台塑集团不能及时兴建石化原料厂，将来发展前途必定堪忧。可是对于这样的问题，有关部门竟然坐视不管，长此以往，工商业界将如何谋求经营前途？台塑集团不能依照计划兴建六轻而受害，是“小我”的损失，可问题还在其次，而当台湾当局对于“合法”而且必要的建厂工程都不能保障其顺利进行时，必将导致业界丧失其信心，这样看，这个问题就十分严重了，是“大我”的损失。
毅然决然赴大陆
1990年6月，王永庆毅然率团第三次访问北京，并且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永庆曾派人多次赴大陆就“海沧计划”的细节问题继续进行商谈。
王永庆一共向大陆方面具体提出了十一项要求，包括提供原油、建立特区等。甚至有趣的是，基于当时大陆的实际情况，海沧案在开始时计划将使用的土地划为特区并像深圳一样在特区四周架设铁丝网。但是后来，王永庆却建议大陆方面应特别允许免除铁丝网，因为虽然在诸多厂商当中，如有任何一家发生违法事情，将可能波及全特区并造成不良影响，而台塑集团完全可以通过全面实施计算机化管理来加以解决，并且要求任何加入海沧特区的厂商都必须接受且全面执行。
王永庆说：“我们也一再提出说明，凡能够做到计算机化管理，就像是天衣无缝一样，绝不会产生任何漏洞，因此可以免除架设铁丝网。更重要者，在无漏洞之下不但国家税收必定增加，而且国民普遍守法，社会秩序井然，违法之事自然能够杜绝，其意义之深不难料想。”
1990年11月，陈水扁等5位台湾“立法委员”在美国观摩国会议员选举期间，专程会晤王永庆。当问及他对于“六轻”的态度时，王永庆避重就轻，并没有直接答复。而当“立法委员”们督促他回台以安民心时，王永庆的回答也是不置可否。
到了1991年下半年，六轻计划初露曙光，云林县长廖泉裕热情邀请台塑去投资。而此时，“《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已实施一年多，岛内投资环境已有明显改善。当年8月，台塑集团正式对外宣布六轻将建于云林县麦寮乡。如此重大的投资事项，自然少不了王永庆回台主持大局。为了从整体上统合台塑、南亚和台化三大公司的投资行为，并专职负责六轻项目的推动和即将到来的工程建设任务，王永庆决定成立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塑化”）。
1991年10月10日，王永庆回到了阔别近两年的台湾。第二天，王永庆便一口气拜会了台湾“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郝柏村以及“经济部长”萧万长。在台湾，能在一天之内临时安排与台湾当局三“巨头”会谈的企业家，王永庆是第一人。
王永庆此番回台，自然免不了又引起台湾新闻界轰动。在接受采访时，王永庆对“海沧计划”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在大陆投资的整体战略是正确的，对台湾未来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他认为“海沧计划”是否实施，取决于台湾当局的态度。他说：“一些政治问题我不知道，也不能替台湾当局讲什么话，就只好不做。”
王永庆尽管不参与政治，但生活在高度政治化的台湾，任何事情都会与政治挂上钩。他的“海沧计划”备受企业界和台湾当局的关注，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另外，面对岛内复杂的政治形势与权力斗争，作为企业家，王永庆也就只能如此。
敞开心扉谈合作
1992年10月，大陆方面通知王永庆，其所提的十一项要求全部得到批准。11月5日，王永庆在北京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及其他多位领导商谈有关事宜。而此时在海沧，有关方面已经开始在原定建厂土地上展开基础设施和土地整理工作。据媒体报道，大陆方面为确保工程进度，甚至投入了机械化工程兵部队在日夜赶工。当地官员多次表示，王永庆投资案已经万事具备，只欠签约的东风。
会谈一开始，大陆方面就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向王永庆表示，“海沧计划”可以全面依照计划推动进行。但不料王永庆却提出了产品要100%内销的要求。他说，“海沧计划”中有关产品市场销售的方向必须转换，当初允诺过100%产品供应国际市场，即以推展外销为主，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年，岛内外石化产业的经营态势及市场状况已经完全改变，因此必须从100%外销转变成100%产品供应内销市场。
当时大陆鼓励企业把争取外汇平衡和国际市场作为主要目标，所以政策上要求产品要100%外销，这与王永庆提出把产品全部转供内销的条件相悖，大陆方面认为与政策不符。但为了进一步说服大陆方面接受自己的建议，王永庆接着又对台塑要求100%内销的理由详加说明。
王永庆首先介绍说，台湾原有数千家三次加工厂，但如今90%已经外移，大多数选择在广东及福建两省设厂。据了解，这些三次加工厂商在生产以至经营各方面，大多相当顺利，所以自开始经营以来不断地扩充生产线，同时效率也在不断提升，所生产的各项产品都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任何生产工厂都必须谋求产销平衡，才能维持人员等一切正常安定。而且就经营规模而言，一般生产工厂都是可进而不可退，只能扩充生产规模而不能减产，一旦减产就是衰退。依现有三次加工厂商的发展趋势，很快就呈现供过于求，因为国际市场也有一定的容纳限度，就像进口一方常常采取限制进口数量或者为了保护自己而提高进口关税一样，这些措施都会对出口造成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海沧计划”要吸引三次加工业者进入特区内设厂，预料其脚步将迟疑不前，况且一如上述，国际外销市场也是有限的，情境如此变化，原来的计划自有必要重新检讨，以为因应。
其次，“海沧计划”中的产品外销全部转为内销，除了能为国家开源节流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之外，他认为更可以促进国家建设的合理性，加速带动经济发展，并且节省人类有限资源的耗用，发挥更高的经济效益。该构想如获认同，并准其产品改为100%内销，对于国家而言将有百利而无一害。
讲到这里，王永庆取出事先携带的几个样品，想拿给在场的领导人看。但大陆方面可能认为王永庆“出尔反尔”，是在浪费时间，于是有人提高声调说：“请坐着讲就可以。”
对于这一段经历，王永庆事后回忆时一再谈到：“由于我临时才提出外销要转变内销的看法，事先又不够周到，没有提出报备，所以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此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其所能说明清楚，让大陆领导了解实际的需要以及得失所在。”
王永庆接着介绍说，台塑所提出的各项产品计划，并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建设用的材料。不但能够代替传统的材料，而且还质量兼优。若能大量使用，既可减少国家宝贵资源的耗用，同时也能替代进口节省外汇支出。王永庆首先介绍了台塑的“看家产品”PVC粉。他说，台塑初步计划在大陆每年生产100万吨，其中70万吨用于制造PVC管材，可以做到质量兼优，求得市场普遍采用，最终目标单只PVC管材一项，年产量可达1000万吨以上，对于国计民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及福利都将极为庞大，因而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接着，王永庆介绍了台塑采用拉伸法所生产的新型包装袋等产品。他说，使用强韧胶布（XF FILM）取代聚丙烯（PP）编织袋，可增强其物性强度及韧性，用于制袋可以节省抽丝及织带的工艺。除了工艺简易之外，在材料用量方面，XF FILM还具有较佳的经济性，一般25公斤重的包装袋子，PP编织袋的材料用量是125～135克，但XF FILM的材料用量只有70～80克。另外，XF FILM除了可以制作包装材料外，还有其他非常广泛的用途。更重要的是，XF FILM也可以替代纸袋，减少对森林资源的依赖及耗用，在保护森林资源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实质意义。
经过王永庆的耐心说明，大陆方面的态度开始改变。朱镕基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眼光和胸怀马上意识到，王永庆所言如果真能够达成所介绍的成效，那么对于国家兴办工业及发展经济都有裨益，应该肯定和赞成。最后，朱镕基表示了两点看法：一是内销的事情暂保留作详细考虑，明天再讨论并做出决定；二是为顺利推动“海沧计划”，将本来考虑设在全国各省的14个轻油裂解厂计划项目停掉，由两岸的民营事业取代。
第二天上午，双方的会谈继续进行。大陆一方参加会议的成员，除昨天的原班人马以外，又增加了一些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朱镕基直截了当地宣布：“昨天开会时，王董事长所提出来的计划，我们完全接受。”
对于大陆方面的决定，王永庆事后由衷地感叹说：“此一牵涉非小的事业计划案，经过提出介绍说明，便能当机立断表示接纳，显示魄力非同小可。政府处理各项案件事务有此效率，实在非常罕见，而且极不容易，对于朱副总理处事的果断明快，我们至为感激及钦佩。同时，我们也深感如果没有此等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而不能拿出新产品计划，作为‘海沧计划’变迁后的应变替代方案，恐怕就难以如此圆满，可以有所交代。有此产品作为后盾，可以打开广阔的大陆市场，关键在于今后如何经营。如果在经营上能够达成预期的绩效，则在此一几近无穷大的市场中，其可供发挥的空间也是无止无尽。”
王永庆一边与大陆方面展开积极协商，一边着手推动各项准备工作。其中，仅购买炼油及轻油裂解、人造纸厂、BP厂以及年产24万吨低密度聚乙烯厂等所涉及的核心技术等，就已经支付了2 700万美元，如果再加上土地和聘请当地技术人员等费用，台塑为“海沧计划”首批共计支出人民币达5亿元之多。
当然，王永庆也预计到，“海沧计划”由于已从原先的全部外销转变为全部内销，所以台塑集团未来的产销业务实际上将涵盖整个大陆地区。内销、外销的转换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意味着王永庆的战略思路发生了调整，即进入大陆的原因由原来单纯的追求生产成本的降低转向以追求市场为主。当然，台塑若要在大陆各地布局设厂，其工作负荷及经营责任之沉重可以想见。另外来自岛内政商两界的压力也必定会使今后的路程坎坷崎岖，前景仍难以预料。
11月6日的会谈成功，无论对于台塑还是大陆，都是一件大事。当日晚，国务院领导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王永庆一行，庆祝这次合作取得良好进展，并且大陆的工作班子已经准备好了各种文件等待签署。
可就在这时，台湾当局对于王永庆的举动大为恼火，认为“海沧计划”带给台湾岛内的“政治伤害比经济伤害大”，于是台湾岛内传出了台湾当局对王永庆提出的处理意见，内容大致是：
如果王永庆与大陆方面签署有关“海沧计划”的协议，那么台湾当局将停止台塑集团的股票交易、责令相关银行冻结台塑集团的资金往来、限制台塑集团高层人员出境。
王永庆闻知顿时既紧张又不安，但为了顾及台湾当局的过激反应，为了台塑的未来发展，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对几万名股东负责，王永庆于无奈之下只得在征得大陆方面的谅解后，决定暂缓签约。至此，轰动一时的“海沧计划”就此宣告夭折。
在以后十多年的岁月中，王永庆多次感慨万千地回忆说：“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当时一步之差，‘海沧计划’未能推动实施，所造成的差异极为可观。当台湾众多加工业者感受到因为工资普遍提高，已经逐渐丧失国际市场的竞争条件，为了谋求持续经营，不得不将生产线外移往工资不到台湾十分之一的大陆，此一情形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完全不是人为力量所能阻挡。尤其邓小平先生特别带上一句话，若是海沧1万公顷土地不敷使用，可以在毗邻的漳州再拨5 000公顷，而且语带鼓励。有此亲口承诺，何患‘海沧计划’不能在大陆施展！但是无奈事与愿违，众多台商分散大陆各地，形成孤军奋斗，而且前途未卜。于今思之，真是悔恨莫及！”
染指石化
石化是台塑的核心产业，也是台塑赴大陆投资的重点。
尽管早已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成为世界级的“塑胶大王”，但长期无法进入官方垄断的石化上游即石油冶炼行业。王永庆为此奋斗了20余年，才在台湾经济自由化的上世纪90年代初得以实现，在台湾兴建第一个民营的“轻油裂解厂”即所谓的“六轻”，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石化工业体系，实现了王永庆多年的石化王国梦。
1993年2月26日，萧万长被素有“拼命三郎”之称的江丙坤接替，江丙坤升任台湾“经济部长”。上任伊始，江丙坤面对的台湾经济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尽管在美、台投资与贸易摩擦中，美国凭借“301”条款报复台湾的压力暂时有所缓和，但此时的江炳坤却必须专注于解决任内面临的三大挑战：六轻、“核四”和“国营”事业民营化。其中，王永庆的六轻案距1973年1月首次提出，已经差不多过去整整20年。如此看来，江丙坤要想在任内有所作为，恐怕命中注定要通过这“三大工程”来改变台湾经济的命运。
国民党当局的改变还源于外部因素。1986年3月，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这给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造成了极大震撼。国民党于1986年3月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并由蒋经国在会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张。虽然这一主张没有突破“动员戡乱体制”的范围，但“解严”、“开禁”的确是四十多年来台湾岛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革，不仅台湾的政治体制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其经济体制也开始全面向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转型。
在六轻筹建之前，台湾有一轻、二轻、三轻、四轻和五轻，他们都统归“中油”管理。“中油”长期垄断石化上游原料业，而在“中油”之下，则是为数众多的中下游企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私人资本，并且其所迸发出的生产活力成了当时台湾地区石化业产品出口的中坚力量。但是，“中油”的垄断行为严重束缚了整个石化行业的“国际化”进程。因此，从长远看，打破“中油”的垄断地位乃势之所趋。
六轻的“情结”尚未理清，岛内石化业者便已开始叫嚷着要兴建“七轻”，给本已“雾中看花”的六轻案又平添了一份复杂。“台湾区石化公会”甚至还成立了“石化中心项目小组”，考虑建议当局有关单位将开发云林离岛工业区列入“六年国建计划项目”之一，并由业者向“政府”租地建厂，以降低投资成本。为了推动七轻投资案，“台湾区石化公会”所属的长春石化、台苯、国乔、中纤等18家公司，于日前成立“石化中心项目小组”，由和桐化学公司董事长陈武雄担任召集人，共同评估七轻的投资效益。
虽然六轻和七轻面临的问题相同，比如土地问题等，但实质上，两方在台面底下正在展开一场争夺石化资源和市场的争斗。有人甚至还担心说，由于把“许多重化工业与周边产业紧密地放在一个小范围里，即使个别企业可以满足污染防治要求，但合在一起，他们很有可能超过当地可以容忍的污染总量。”业界的反应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当局对工业用地的整体规划。
石化路上的障碍
在王永庆看来，他要建六轻的障碍存在于台湾当局的石化政策，而同行之间的竞争，他并没有放在眼里。要想攻下政府这个难关，就要联合同行，共同说服政府支持他。为此，王永庆曾多次和岛内石化业者聚餐，以化解业内的矛盾，增强石化业者对台湾投资环境的信心，同时也希望当局和业界能共同克服困难，继续在岛内投资。他希望当局对石化同业筹建的七轻应多给予支持，以利于规划和六轻一起在云林离岛工业区开发公用设施，如港口、输水管、绿带等相关事宜。如此一来，石化业的扩张不仅更符合经济效益，同时也能避免重复建设所造成的浪费，对未来台湾岛内石化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将有正面的帮助。
在台湾的工业化历史上，让一家企业花掉20年时间去申请一个项目，然后再用10年的时间去建设，简直就是一场雄心、耐心和决心的大比拼！1992年底，王永庆在和中下游业者进行座谈时，就曾多次以“我也着急得不行”来表达内心对六轻计划能否顺利实施的关切。
江丙坤自上任后在六轻问题上一直是马不停蹄，时常听取“经济部工业局”对六轻最新情况所作的工作简报。江丙坤需要协调的最大症结在于如何取得六轻建厂土地以及取得土地之后又由谁来开发。当然，从开发的成本和效率来看，自然是由台塑集团自己开发成本最低且效率最高，另外还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如果以“工业局”的名义开发，并由其在完工后再发给台塑土地所有权证，那么任何一方都难以保证日后是否能避免产生什么样的变数。
筹建七轻的企业群体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国乔石化公司总经理吴丁凯就说，根据台湾中兴工程顾问公司评估，云林离岛工业区口湖段填海造地后，每坪土地售价将高达22000元，每公顷相当于6000万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石化业土地所取得的成本相比较，已明显偏高，石化业界的投资意愿必定会受到影响。
为化解此一疑虑，“经济部”打算和台塑集团签订买卖契约，保证在完成相关的地籍整理后，即发给台塑集团六轻建厂土地的产权移转证明。“经济部”甚至还建议以工业区开发管理基金和“行政院”开发基金的方式筹措资金，给予台塑等厂商开发麦寮工业港110亿元的长期无息贷款。对此，江丙坤一再向有关官员和媒体强调说：“这么大的投资，如果土地所有权无法确定，台塑当然不会安心。”另外，他从多个渠道获悉，依据王永庆做事的风格和胆略，台塑总是谋定而后动。如果贸然投资，一旦陷入将难以自拔。难怪王永庆一再强调，台塑六轻相关工程一定要在所有问题解决后，才能动工，否则台塑宁愿放弃先期已投入的200多亿元资金，也不愿冒被套牢的风险。“我为六轻可以说是已经筋疲力尽，再套牢怎么办？”王永庆不无忧虑地抱怨说。
为使江丙坤与王永庆之间面对面的沟通能顺利进行，“工业局”主管官员甚至在1993年3月17日先行与当时的台塑集团六轻小组召集人——台塑公司总经理王金树会谈，就台塑集团提出的土地、建港等问题交换意见。
1993年3月21日下午，江丙坤应约和“老长官”萧万长一起来到了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的台塑大楼面见王永庆。会谈之中，江丙坤口头承诺在他担任“经济部长”期间，一定会带领“经济部”全力推动六轻建厂案，并在取得建厂用地等方面尽全力协助。当天，两人的心情就像台北的春天一样轻松愉快，因此会谈也就进行得相当顺利，双方对于六轻建在云林离岛工业区“乐观其成”。
在取得王永庆的共识后，江丙坤仍不放心，于是又和“老长官”萧万长商议，两人联手一起鼓动王永庆尽快把六轻案的动工时间确定下来，以免夜长梦多。
“经济部”与台塑之间在近期内的这一系列互动，并没有摆脱市场有心人士的关注。不久，这一切都在股票市场上得到了彻底反映。3月24日，台塑公司股票价量齐升，以43.8元的跳空涨停价格开盘。收盘价虽回落至42.6元，但仍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6元。成交量尽管只有13000余张，但仍比前一个交易日增加3.4倍，并且股价有挑战45元高位的可能。
至于股价波动的原因，市场分析人士预测说，台塑的六轻计划在当局有关单位的全力策动下，的确有可能在下月动工，但因该计划已延宕近7年，建厂地点也先后由最初的宜兰利泽、桃园观音转移到云林麦寮，可见人们对于六轻计划在这个“不毛之地”兴建所能带来的投资效益仍心存疑虑。消息灵通人士和市场投机人士似乎从股民的这一微妙心理变化中嗅出了某种味道，于是在证券市场上掀起了阵阵涟漪。台塑集团的股票顿时成了六轻是否能够动工兴建的晴雨表。
1993年3月28日下午，王永庆在台塑大楼主持长庚护专董事会会议前，接受“中央社”记者单独访问时表示，总投资额约2100亿元新台币的六轻及其扩大计划已延宕7年多，台塑过去在六轻计划上已投入新台币两三百亿元，所以今年无论如何“绝对要动工！”他告诉记者说，六轻建好的时候，自己都已经八十几岁了。如果今年再不开始做，恐怕就看不到它完工了！
希望就在眼前
有心的记者注意到，早在1993年1月30日，王永庆其实就已经在《经济日报》上以《莫让我石化工业发展谱下休止符——驳斥中油乙烯供过于求进而论断兴建六轻非属必要说法》为题发表了一份万言书。他愤怒地说道：“继之承蒙贤明‘政府’于1986年才又核准台塑集团兴办六轻。当时台塑鉴于三次加工所需原料已大量不足，经获核准兴办六轻后当即积极储备人才，引进岛外各项工艺及采购设备等，不幸随即发生变故，至此已投入资金200多亿元，冻结部分设备放置任其生锈。”
王永庆深感责任重大。他自1993年3月17日从美返台后，11天来为六轻案已于台塑大楼密集会晤“经济部长”江丙坤、“工业局长”王觉民、云林县长廖泉裕以及石化业下游众多好友，并自22日起每天听取由台塑干部所做的进度简报。
1993年3月29日，恰逢台塑集团第十七届员工体育运动大会召开。精明的江丙坤发现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于是和萧万长一起参加了运动会开幕式。会后，萧万长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六轻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民间投资计划，在台湾经济成长面临瓶颈时，六轻的兴建对整体制造业产出的贡献太大了！”他预估，六轻可使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增加一到两个百分点。第二天，江丙坤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说，六轻及其关联工业产值的增加，将可使台湾每年的经济成长率维持在7%的水平上。
在运动会开幕式上，王永庆在致辞时表示，运动的精神就是要锻炼体魄，希望台塑员工能以相同的精神，进行兴建六轻的工作。也许是命运有意安排江丙坤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点燃上任后的第一把火，也许是因为此次运动大会在王永庆的经历和记忆中太重要了，所以使得当天出席运动会的来宾和员工似乎从他俩的表情中猜测出了什么。人们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王永庆，看他今天到底要当众宣布什么决定。
为了弘扬“勤劳朴实”的企业精神，台塑关系企业每年都要依照惯例在明志工专的操场上举行运动大会。其中，由王永庆率领各关系企业主管进行的5000米长跑，已经成为台塑举办企业文化活动的一个象征。参加当年台塑运动会的总人数约有3000人，应邀出席运动会的贵宾除萧万长和江丙坤外，还有时任台湾“法务部长”的马英九。
这天，王永庆仍如往常一样在凌晨3点多就起床，并在7点多由太太李宝珠陪同前往会场主持为时一天的运动会。更让在场人士兴奋不已的是，王永庆、王永在已106岁高龄的母亲——王詹祥女士，也在8点多时抵达运动会会场。在台塑，老人家被尊称为“阿妈”，许多台塑员工及家属早早就赶到会场，只为一睹“阿妈”的风采。当天的“阿妈”也显得格外精神，特意绕场一周为鼓舞台塑集团员工士气。
实际上，出席会议的来宾都知道，此时跑步对于王永庆已成为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跑步，他要向世人显示台塑追求“止于至善”的毅力。他在运动大会上不仅宣布了六轻及其扩大计划即将动工，同时他还表示说，六轻计划中有关抽沙填海、地质改良、兴建港口、搭建临时工寮等，已委托日本、美国、欧洲等工程公司进行比价，日后六轻动工将不举行任何庆祝仪式。
1994年7月，六轻计划正式动工，并于1998年12月7日完成六轻计划的第一座工厂正式投料试车，年产乙烯45万吨。“六轻”位于台湾西海岸云林县麦寮乡。这是一个填海造地、兴建几十座工厂的巨大工程。
两岸三通操碎心
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台海两岸的沟通、交流一直存在着障碍。为改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中国大陆政府在1979年提出两岸直接通邮、通商、通航。两岸“三通”的提法自此开始。在两岸“三通”方面，王永庆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王永庆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出生在嘉义县，差不多在日本奴役下生活了近30年。后来又经历台湾光复、“两蒋”时期、李登辉时期以及民进党执政时期总共60年。不管台湾政治生态如何演变，他的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从未改变。他坚定地表示，他是炎黄子孙，两岸人民一家亲，血肉相连，兄弟情深。
每个人最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最深爱自己的家乡，王永庆也不例外，他深爱着台湾的土地，深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尽管他也曾经受过一些委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台湾不断繁荣富强、祥和安定的期盼。
他也曾经抨击时弊，甚至对台湾当局一些政策大唱反调，但是其出发点却是善意的，他只想能够有个合理的政策来合理利用台湾的资源、维护民族企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然而，王永庆能够在商场叱咤风云、游刃有余，到了官场却成了一个拙劣的学徒，不懂得迎合当权者的意思，屡屡呛水。对一些子民不利的政策，就会无法控制地站出来责问。
比如，当年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设置，是为了提供退役官兵有适当的工作及活动，并照顾其生活，出发点本来很好，但是不顾可能产生的后果而创设荣工处，以及其他官方的工程处，发展方向背离了应循的正轨。
王永庆认为当局这样做，只是将钱从这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而已，从表面上并无外漏之虞，可是由于“政府”的过分“关照”，所设荣工处及其他官方的工程处都是享受特殊待遇，可以不必经由竞争而直接以议价方式，优先取得承揽工程的机会。因此30多年来，一般民间略有规模的工程公司，无不对此怨声载道，甚至在多方面都受到某种严格控制的工程公司也站出来公开指责，认为当局主要工程都限定由荣工处及官方工程处包办，不但造成台湾巨额财务的虚耗浪费，而且该等特权工程单位在缺乏竞争的处境中，也流于安逸放松，不思进取。
这种本无恶意的关照在执行过程中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副作用，民间的工程公司在该等特权单位垄断之下，无法获得承揽大规模工程的机会，业务难以正常发展，长此以往，其工程经验及技术将无法正常累积成长。而特权工程单位在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条件下承揽到工程，就会提高价钱转包给其他承包商，如此一手又一手转包，都只为图谋利益而已，最终实际施工的，大多是谈不上规模的小型营造公司，不仅价格虚高，工程质量也没有保证。
类似的政策还有很多，每逢此时王永庆就会毫不留情地站出来，向“政府”反映，为民请命。由于肯讲真话，特别是在一些公开场合毫不留情面地抨击时弊，因此他经常遭到“政府”的打压。王永庆为了实现石化王国梦，他提出在台湾建立轻油裂解厂和重油裂解厂，这本来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由于私人原因，在“政府”的阻挠下遭到了流产的命运。蒋经国就曾经亲自过问过此事，他对属下说：“不能任其发展，免得以后他做大了不好控制。”除此之外，王永庆还提出的一系列建厂计划都遭到了“政府”的封杀，哪怕是极好极有见地的项目，也难逃厄运。
对于台湾当局领导人在“三通”上的只说不做，王永庆更是恼火异常，甚至当面警告说，当局如果不采取经贸开放的措施，台湾各行各业的发展势必受到严格限制，甚至窒息，后果不堪设想。
他说，如果台湾当局能够改变拖延“三通”的政策，促使两岸关系走向正常化，种种不便和损失即可望消除。在正常化的两岸经贸关系基础上，一切事务的进行就如同活水一般顺畅流通。不仅大陆台商在岛内的原料供应商可以省去赴大陆设厂就近配合的麻烦，世界著名企业的在台机构也会谋求扩充发展，甚至其他知名企业也可能到台湾设立营运中心。他希望台湾当局认清形势，采取开放措施，为台湾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契机。
用王永庆自己的话说，他无论做什么，出发点都是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全社会的富裕，为了民族的强盛，因此他才会孜孜不倦地建立对外商业贸易，尤其是在大陆的贸易，因为他知道，台湾要想长远发展，孤立起来是不行的。
如今，两岸“三通”已经实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告慰已经逝世的王永庆老先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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