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千金信誉高
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商业意识先天不足，商人之间的来往交易往往不是依赖法律去规范，而更多的是依赖信用。王永庆很早就认识到，不能把信用仅仅看作是商业来往的一个筹码，信用首先是一个内在的问题，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起码的道德品质。王永庆自始至终严以律己，信守承诺。一个企业最长远的资本就是企业的信誉，以诚相待是商场交际中最重要的筹码，也是创业者最应该具备的素养之一。大多数矛盾都可以用诚信的方法来解决。只要能以诚待人，赢得良好的声誉，获得他人的信任，就是获得一大笔无形资产，会让企业和个人终身受益。
1978年，台塑集团在王永庆的领导下，气势长虹，营业额突破10亿美元，证明了台塑已具备与世界大企业竞争的条件。其时，王永庆急需资金从事更大的事业，他向台湾的银行借款，却遭到官僚机构的种种阻挠。于是他试探着向海外银行求援，他需要1500万美元。
外商银行的作风比台湾本地银行更实际，他们在乎的是一个人的信用评估，而非房地产抵押、保人等形式。在一番调查之后，3家银行——英国建立百联银行、美国运通银行、美国信孚银行决定联合放款1500万美元给台塑，而且创下了历年来贷给台湾企业资金利息最低的记录。这件事轰动了国际，因为这3家银行只要求王永庆个人担保就行，并未要求台湾的任何银行保证。
从此，“王永庆”这三个字就成了“信用”的象征。
为什么外商如此相信王永庆呢？原来，王永庆长期以来一直恪守信用，自然而然地建立了良好的形象。王永庆在台湾岛内享有“一诺千金”的美名。
1973年，台塑为了扩大规模而办理现金增资。当时有很多人前来购买股票，台塑就提出按增资股权乘以每股240元的价位办理。但是，不久就碰上石油危机，世界金融受到影响，台湾的股市也大跌。所以，在1974年初进行承销抽签时，台塑的股价已经跌到238元，比原来的价格少了6元，因此股市投资人个个人心惶惶。很多被套牢的股民都四处喊冤。
台塑公司马上就召开股东大会，而那些被套牢的股民代表，要求王永庆补偿承销价和市场价的差额。王永庆当着众多股民的面宣布，在6月30日以前，如果增资股的市价没能超过244元的承销价，台塑公司就以6月30日的收盘价作为弥补承销价和市场价的基准。股市到最后依然大跌，6月30日的收盘价仅为202元，很多股民也更加失望了。但王永庆此时仍按照约定，每股退回了42元来补偿差价。台塑这一次用来补偿差价的金额就达到4000万，开创了股市的空前记录，从此，王永庆“一诺千金”的美名不胫而走。
其实，如果那些股东真的去打官司，未必可以赢过台塑，但是王永庆还是本着信守承诺的原则补偿他们。尽管这让台塑伤得很重，但是王永庆一诺千金的美名却远扬海外，海外三家银行决定联合放贷给王永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几次推让重道义
1994年初，台湾统一集团董事长高清愿就任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2月4日，台湾的头号人物李登辉召高清愿谈话，要求他在“理事长任内，能够结合官、产、学等单位，以台日合资方式，针对台从日输入的主要关键零组件进行技术转移，以改善对日贸易”。高清愿受领任务后，经数日思索，认为应该集合多方力量，成立一家大型的控股公司，并与日本企业进行合作，以达到从日本引进关键技术、从而促进台湾产业升级的目的。他的这一构想受到时任台湾“经济部长”的江丙坤的赞赏和支持。
于是，高清愿正式向“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提出筹组百亿元控股公司的构想，并建议由辜振甫担任董事长。但辜振甫不置可否，没有明确表态接受董事长一职。
过了几天，时任“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委”的吴惠然举行隆重晚宴，邀请多位企业界元老出席，王永庆也在被邀之列。在宴会上，高清愿、吴惠然等力邀王永庆出任董事长一职，王永庆只是笑而不答。高清愿大概忘了此前曾邀辜振甫出任董事长一事，或许是认为辜振甫不愿担任董事长，所以又力劝王永庆执掌帅印。不料这种不够慎重的做法引发了董事长人选的风波。
会后，外界很快传出王永庆将出任控股公司董事长一职的消息。王永庆大感意外。其实，此时还未敲定呢！
从心情上来说，王永庆在水泥厂争霸战中输给辜振甫一阵，正好趁此机会赢回一招。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担心这一传言会导致辜振甫不悦，次日特意打电话给高清愿，表示他已有10年未曾访问日本，对日本近况不是很了解，还是以辜振甫先生出任董事长比较合适，他个人则不可能担任。由此可见，王永庆虽在小事上和辜振甫较劲，在涉及做人原则的问题上，还是颇注重道义的。
辜振甫也表现出了大家风范，一再公开表示他年事已高，已无心力与兴趣担任此职，也不反对王永庆担任董事长，还表示他的台泥公司愿以投资方式支持控股公司。
后来，由于日本企业对这一计划反应冷淡，因此，公司名称由“台日控股公司”改为“亚太投资公司”，公司设立的目标也由引进日本关键零组件改为可投资各种生产制造事业及贸易、商业、土地开发等诸多领域。
台湾“经济部长”江丙坤亲自出面邀请王永庆出来主持大局。王永庆内心也很希望获得董事长的职位，但为了照顾各方面的心情，他表示了对亚太投资公司的支持态度，却又谦逊地推辞说自己“只想做事，不愿挂名”。
江丙坤又去拜会辜振甫，请他就任董事长。辜振甫表示自己年事已高，海峡两岸事务（辜当时任台湾两岸交流基金会董事长）与企业事务又很繁忙，不宜出任董事长一职。
于是，江丙坤再度拜访王永庆，力劝他执掌帅印。这一次，王永庆态度明显松动，答应考虑两天再说。
过了不久，王永庆知道辜振甫确实无意担任董事长之职，这才打电话向江丙坤表示，他将鼎力赞助筹设亚太公司，并出任董事长一职。
这件事，足以说明王永庆做人的境界，对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是撕破脸皮去争去抢，而是屈己从人，尽量推让。最后，他既给足了江丙坤的面子，又对辜振甫做足了人情，还得到了实惠，真可谓面面俱到，手段高超。
饮水思源不忘本
王永庆是个重道义的人，他对帮助过自己的人一直都怀着感激之情，他还非常念旧，并常常勉励自己不能忘本。谈到念旧，他的老司机就是一个好例子。
阿明是王永庆过去的轿车司机。阿明在年龄大了以后就向他辞职，王永庆考虑阿明追随自己多年，就将阿明安排到台塑高雄厂当物料管理员。不料阿明沉迷于赌博，欠下一屁股债。最后在债主催逼之下，竟把仓库内塑料粉粒擅自变卖去偿还赌债，并从此不敢去上班，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王永庆在获知上情之后，设法把阿明找来谈话。阿明羞愧地低下头，心想：“这下完了，一定被送官法办。”结果出乎阿明意料，王永庆不但没有把阿明送官法办，只是狠狠地训斥他不可再沉迷赌博，要好好重新做人，并要阿明第二天回到公司上班。阿明当时感动得差点跪下，从此肝脑涂地卖命工作。
王永庆说：“人总会做错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只要发现做错了，就得马上更正。也许我是老顽固，经常发现这件事情不对，那件事情不对，发现了就要改正它。我就是这样不断追求每件事情的合理化，我想这就是促使我努力的动力之一。”
他常常告诫员工要吃苦奋斗，有朝一日有成就时，千万不可忘记那份苦楚，要在心里更加谦卑，在行事上更加忠厚，时时念着困苦的过去，提醒自己不能忘本。
在台北县新店市直潭，仍有王家的旧宅。王永庆在旧宅下方整理了一座小花园，并在花园中盖了一座“报恩亭”，寄以怀念祖先、不敢忘本之意。
在社会上，我们常见一些穷苦出身之人，一旦稍有成就，便神气活现，自大放纵起来了。由于他的父母还保持有乡下人的土气，遇到有客人来访，怕失了自己的面子，居然不屑于给他的父母引见。
王永庆说：“忘本的人连狗都不如，狗一定不会因为邻居的狗吃得比它好，就不喜欢自己的主人。不能饮水思源，忘其所出，这样的人还能推己及人、爱屋及乌吗？还能期望他对企业及社会有所贡献吗？”
亿万富翁也“小气”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大富翁的日子不外乎挥金如土、穿金戴银、灯红酒绿、神气活现，手下养一群吃闲饭的冗员；仿佛不这样就显示不出大富翁的排场。事实上，富翁的真实生活未必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有些人，虽然身价千万、亿万，但他的生活依然俭朴。王永庆就是这样一个人。王永庆在生活上非常节俭，有时节俭的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有人说，王永庆可能是世界上最节俭的亿万富翁了！王永庆公司的一位职员花了1000美元为他的办公室更换新地毯，结果惹得王永庆很不高兴，差点大发雷霆！
王永庆不仅自己节俭，他同时也教育子女如何在生活上节俭。王永庆常常用“富不过三代”的古话告诫自己的子女，要他们自己创业，不要依赖上辈的基业而坐享其成。他的儿子王文洋17岁考入英国伦敦帝国大学，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国外找了个专业对口的工作苦干了3年。后来回到自己家的企业中，王永庆同样要求他从最基层干起，经过课长、组长、厂长、副经理的逐级锻炼，数年之后，才让他担任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王永庆最疼爱的女儿王雪龄结婚，他陪送的嫁妆，除了一张无限期提供学习费用的凭据外，就是一把刮胡刀，好让女儿自己替丈夫刮胡子！王雪龄的婚礼比一般老百姓家的还简单，连她手上的新娘捧花，也是跑到许多花店比较后才选购的最便宜的一种！
王永庆的节俭已经到了成为传奇故事的程度。比方说喝咖啡，王永庆就与众不同。他先把奶粉打开，将奶粉倒入咖啡杯，再用小汤匙舀一点咖啡放入奶粉盒中，轻轻地涮一涮，将奶粉余汁倒回杯中。至于糖包，他先撕一角，倒一半的糖在杯中，另一半不是空放着，而是传给隔邻，顺便交代他不必开新的糖包了。
假如王永庆要请客吃饭，他不会在外面餐厅请，而会在台塑后栋顶楼的招待所内，因为这样比较省钱。吃的方式采用中菜西吃，客人将盘子端出来，由侍者给客人分菜，吃完不够可以再加，但绝对不可以有剩菜。吃不完的必须打包带回去，发生这种情形的客人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在台塑内部，也采用类似自助的方式吃饭，自吃自取，份量不限，舀到盘子里的饭菜绝不能剩下或者倒掉，否则重罚。
王永庆看厨子做菜也有指示。例如，汤煮开了，应即刻将火关小，若继续用大火就是浪费煤气。
在穿的方面，王永庆也不在乎名牌，可以穿即可。王永庆因为连续晨跑，以致腰围缩小了，平常的西装显得太宽太松。王夫人就请裁缝到家里为他量尺寸。裁缝以为他要做几套新西装。谁料王永庆从衣柜里拿出五套旧西装，要师傅把腰身改小就行了。他说：“旧西装只是松了一点，料子还好好的嘛！何必浪费钱呢？”
这件事成了报上的花边新闻。
王永庆家里用的肥皂也在他的节俭项目之列，即使用到一小片时也不会丢掉，而是把这一小片黏在大块的新肥皂上继续使用。
工人工作时戴的手套，如果掌心磨破了，他就要求工人把手套翻过来，换戴在另一只手中，洞就到了手背，又可以继续使用。
每天早上，王永庆都要练习毛巾操，这条毛巾居然用了近30年，已经起了须须了。
早年王永庆搭飞机出岛，他自己也和员工一样都是坐经济舱，他认为只要相同时间到达目的地，何必多花钱坐头等舱呢。一次在飞机上，服务小姐发现了王永庆，执意要请他坐到头等舱。王永庆为了避免此事的扩大张扬，就改为乘头等舱了。王永庆就利用乘头等舱的时间来休息，改变了以往的习惯，在飞机上休息有这样的好处：一到目的地就可以精力充足地去工作了。
王永庆为了避免员工滥报出差费，规定了7000元以上当面查询清楚，严格审查所报的费用。他还在各厂区营业处设有招待所，以便用最节约的方式解决外出员工的吃住问题。在美国，王永庆有一幢高级住宅，没有网球场、乒乓球桌、游泳池等。每当员工到美国出差，就被指定到该处休息，节省一笔住宿费。
在台塑企业工作，各单位之间文书往来的信封不可用完即丢，而必须使用30遍才能报废。原来信封上有30个空格，每次使用时，填上发文单位和收文单位，一次填一格，直到填满。
台湾的资源有限，所以王永庆认为台湾人没有浪费的条件，对浪费的人他极不欣赏。
早年的台湾，经济还很不发达。许多人都感觉到在国外的费用样样比台湾贵，令人有不胜负担的感觉，处处都要思考如何才能尽量节省。
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不知不觉起了很大的变化。王永庆对这种变化也有切身感受，他举了一个例子：
以前在欧美国家住旅馆付1美元的小费时，台湾只要付新台币10元，难免教人感到付1美元实在太多。曾几何时，现在国外旅馆付2美元小费，在台湾稍微大方一点的一次付新台币200元不算稀奇，而且也不认为太多。相形之下，付2美元是颇让人感觉合理满意。自台湾开放观光以来，出去观光的人已相当多，到任何外埠地区住旅馆给5美元小费的相信并不多，而在本省付200元新台币的不算过于大方。
这个例子看起来虽是微不足道，但是王永庆认为前后短短数年时间内有这样大的变化，是必须检讨根本原因所在的。王永庆也因此对“富贵不过三代”的说法颇多感慨。他分析说：“白手起家的第一代往往是因为缺乏各种条件，要接受众多现实的折磨，同时感觉如果自己不格外努力根本没有出头的日子，因此辛辛苦苦地经营，创立了良好的基础。第二代、第三代如对此基础能善于运用，要谋取成就必定比第一代容易。但事实往往相反，平顺安逸的生活环境非但不易养成、反而可能销蚀人奋斗向上的志气。第二代就比第一代弱，第三代就更糟了。”
王永庆认为，台湾的员工因为教育比较普及，而且有勤劳的习惯，绝对比香港优良，不但如此，以劳工素质而言，可以说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出色。但是不能就此而满足，要真正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才能开创前程，造福社会。
王永庆曾经多次教导属下杜绝奢靡之风，但后来发现改善不大。为此，他对管理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认为经营管理阶层，特别是当老板的，对此仍一无感觉也谈不上反省。到了今天，此一错误的观念不但无任何改善，更恐因为有了一些小小的成就而导致放松，问题不但仍然存在，恐怕更加严重。但愿我以上所说的是错误，与事实不符，那就很万幸，否则若不探求成就的条件背景，有了些许成就放松，一放松什么都忘了，再也谈不上实事求是的精神。”
王永庆进一步列举了台湾人生活方面的放松情形：在前后短短数年之间，人们花钱的方式已有很大差别。同样的道理，因为普遍的浪费已造成许多物价过于昂贵。这还不提，因为观念上的错误养成浪费的生活态度，好像有了物质享受，生活水准就是提高了，也因此满足了。台湾不大的城市，餐馆、咖啡厅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消费场所林立，种类数量之多，几乎居世界首位。
王永庆曾经请教过许多到过国外观光的人士，这些人都说有一种印象：先进国家的人一到晚间，多数是留在家里共享和谐的家庭生活，大街小巷不像台湾有那么多的消费场所，而且也很安宁平静，令人感慨他们生活较为规矩，更令人感慨的是，他们是生活在较有文化气质的社会环境当中。而在台湾，无事带一家大小上馆子，以为这就是享受，这种习惯已经相当普遍。王永庆指出：“大家都了解，本省缺乏天然资源，其实如能大家自敬自强，或可不必太担心天然资源的缺乏，目前应该担心的倒是逐渐严重的浪费奢靡风气。”
王永庆痛心疾首地说，面对这种情况，“应该要洗心革面大大检讨”。
王永庆说：“从事企业先要有节俭的精神，这便是根。经营管理讲究成本，不节俭，物料就会浪费，当主管的要有这种认识，才会提高警觉，避免人、事、物的不合理。不合理的现象就是浪费。”
王永庆进而谈到他在南洋的所见所闻。他说，“南洋的华侨经过一番受苦、节俭、努力才有了成就，而后在马尼拉闹市区的大马路边筑有富丽堂皇的华人坟墓，坟墓周围则为贫民窟，房子破破烂烂，和华人坟墓的气派形成强烈的对比，令人侧目，结果影响了华侨在当地生根发展。”
基于此种观念，王永庆不仅自己力行节俭，还常常教育后生晚辈务必养成节俭的习惯，认识节俭的重要性。
如果说精打细算不过是王永庆作为一名商人的本色，而他始终保持着节俭朴实的作风就不能不为人钦佩了。
为公益“挥金如土”
企业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两个就好像鱼与水的关系。一个有宽广的胸怀的企业家，必定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这些大企业家在事业取得一定成功之后，总忘不了回馈社会，积极主动地去承担社会责任。王永庆在这方面总是不遗余力，堪称典范。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赖以取得成功的一种内在素质和基本功夫。
王永庆虽然自己很节俭，但他在回报社会上决不吝啬。他不断地用自己赚来的财富回报社会，为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出一份力。
从一个赤贫的农家孩子成为令世人瞩目的超级大富豪以后，他个人虽然依然节俭如初，但金钱在他的眼里却很淡然了。他本着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以肩负社会责任的态度，拼命地追求效率回报整个社会，希望能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创造一个朴实、互助而又和谐的社会。
20世纪60年代，王永庆就投资1.5亿元创办了私立“明志工业专科学校”。由于学校和台塑的建教合作关系，让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边学习边工作，真正做到学用相长。这样可以让学生以工代读获取工资，支持学费和生活费，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人格。并希望通过这种辛苦的学习生活，能有助于学生精神力量的培养。而且王永庆还以免费或者提供助学金、奖学金的形式资助许多家境贫寒，无力继续升学的青年顺利完成了工业专科教育。
1976年，王永庆为了让很多贫苦的人们能看上病，得到有效的治疗，特捐新台币20亿元，设立了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医院——长庚纪念医院。
1980年8月13日，王永庆把他回报社会的第三大举动变成了现实，成立了“生活素质研究中心”。
王永庆成立“生活素质研究中心”的目的，就是设法改善因经济发展所衍生的生活上的问题，也就是解决由于社会不断的进步随之而来的许许多多不良现象和问题。以便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塑造更健康幸福的生活，进而建立一个更健康、更公平、更和谐的社会。
除了直接向社会投资、捐赠以回报社会以外，王永庆还通过台塑集团的1500家关系企业，以协助中小企业的方式来回报社会。
王永庆曾说：“假如有一天钱赚得够多了，你就会感觉到钱实在很没有用。”说这句话，显得很有禅味，一般人是没法体会的。金钱的用处，在于使人想做什么好事时，可以说做就做。
1984年，王永庆和弟弟王永在合捐了1亿元给台湾行政部门，创下私人捐款的最高纪录。
1986年，在王永庆70岁时，他做了几件有益社会的大事。当年，台湾地区很多病患需要捐赠器官以挽救生命，可是台湾人的传统中有全尸的观念，不肯把器官舍弃，一定要带着完整的身体入土。王永庆知道了后，公开宣布：在5年内，所有在死亡后捐出器官遗爱人间的人，他将赠给10万元作为丧葬补助费。钱虽然不多，但是对提倡捐赠器官的风气却有正面的作用。
在非盈利性事业方面，王永庆先后成立了明志工业、长庚纪念医院、生活素质研究中心等，都是以台塑模式来进行管理，因此成效卓著，成为同业中的佼佼者。
在回馈社会，兴办公益方面，长庚医院可谓是王永庆的一大手笔，深得台湾人民赞赏。
长庚医院的设置，大大提高了当时的医疗科技水平。创院时向外招来医护人员参与开拓工作，其后每年接受实习医师，自行培养成住院医师，最后使其成为主治医师，至今其主治医师人数已达700多人，构成了非常坚强有力的阵容。
后来院方评估嘉云地区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企业又有建厂计划，因而接受企业方面的请求，为了回报云林麦寮决定前往设置医院，以满足当地的医疗服务需求。王永庆谈到，依据经验，在贫瘠的麦寮地区要提高医疗水准，并兼顾各方面的条件，必须设立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医学中心，除了提供当地的医疗服务外，从彰化以南到台南以北，在此一地区内的医疗机构也可以和长庚纪念医院相互配合支援，协同提升整个地区的医疗水准，充分发挥正面效果。
王永庆对如何办好长庚医院可谓竭尽心力，而且他对如何办好医院也颇有一套。他谈到，据了解多数自行开设的医院，因为受限于资源及人力不足，医疗服务水准的提升受到限制，在医疗服务的提供以及经营上，都已渐感困窘，因此都认为应该广为设立开放式的医疗中心，各个自行开设的小型医院则必改头换面，专为对其医院有所信赖，以及邻近的病人提供服务，这样不但彼此方便，而且相互信赖，一如专做健康服务的家庭医师从事一般性的诊察工作，当有必要作各项身体检查以至开刀时，就由医师安排病人到开放医院，与开放医院的护理及技术人员共同提供种种服务，除原来各自医院的收入不致减少甚或可能增加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病人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因为拥有各种优越的条件相配合，其医疗品质必定会明显提高。
私立医院人员认真服务病人，在实际工作中也可以获得宝贵的经验，但是若能参与到一所开放式的医院中来，则除了可以利用应有尽有的各种新颖设备，增进医疗效果之外，在此开放医院中各专科医师之间以至和医技人员的接触也将趋于频繁，经由相互交换经验及工作研究成果，也能够吸收医学新知，从而有助于医疗技术水准的提升。
王永庆对公立和私立医院也有独到的见地，他认为公立医院普遍不如私立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体制使然。王永庆说：“依我们所了解，自行开设医院的医师每逢病人发生紧急病情时，不论半夜三更都必须立刻诊治，不但备极辛劳，而且无法自我控制安排时间，其心情和烦恼实远非局外人所能了解。在此情况下，若能推动开放式的大型医院，提供让自行设立的医院参与，而这些小型医院则转为诊所，则台湾既往由自行设立的小型医院占其多数的医疗服务比重，而公立及财团法人中大型医院所提供医疗服务的比重反而偏低的异常情态，即可获得扭转调整。如果就事论事，今天公立医院除了‘台大’和‘荣总’因为在政策上承担着医学教育功能，或有存在的意义外，其他公立医院的存在价值实有大大商榷的余地。以最简单的方法加以探求，各省立医院及市立医院的医护人员各有若干？每日统计前来接受医疗的病人人数有若干？而其收支的情况又如何？由此几项简单数字就可以明了。”
针对有的人对私立医院以营私为目的，王永庆自有他的看法。他说：“有人辩解说，设立医院并非是以营利为目的，我们对此精神完全能够理解，但问题在于这些省立医院及市立医院并非医学中心，所以不具医学研究机能，完全只是单纯医治病人的医疗机构，若是医护人员多，而前来求医的患者少，则无法发挥作用。”
王永庆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关注，不仅局限于台湾岛内，他对大陆的发展也时刻关注着。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汶川遭遇特大地震灾害，当一永庆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和王永在于2008年5月14日决定，由企业捐赠1亿元人民币支援四川灾区。创下台湾企业捐款之最。
“我们虽然远在台湾，但两岸人民同文同种，是一个家族里的兄弟，当然义不容辞。”王永庆之女、台塑集团副总裁王瑞华说。
据王瑞华介绍，王氏兄弟在5月12日当天得知四川地震的消息后，第二天便和北京联系，希望尽同胞之谊，并让台塑在厦门的长庚医院和台湾的长庚团队做好救助准备。
原本王氏兄弟在处理这一捐助事项时相当低调，并无对外宣传，在国台办公布台湾企业的捐款名单后才被外界得知。王瑞华表示，这是基于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情怀，以及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对遭受灾难同胞略尽绵薄之力。在台塑的慷慨解囊之后，又有更多台湾企业宣布加入捐款救灾行列。
实行家族化管理的台塑集团向来对于外在宣传相当低调，包括对外的慈善公益活动。据了解，多年来台塑在台湾投入的慈善公益活动接近90亿人民币。“有钱不拿去做公益，是种罪过。”王永庆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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