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棺材树-我家院门是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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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回塔尔坪时,我家院门都是虚掩的,大门也是虚掩的。

    这种虚掩着的感觉真好,不像在上海,我每次出门,都得反复把门锁好,钥匙转好几圈子,几乎天天下楼了,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少拧了半圈,忘记把防盗门反锁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无论再闷热的天,都得把窗子关好,插上。楼下到处都贴着告示,提醒大家小偷多,要多加防备,即使如此也常常失窃。唯一安宁的日子就是过年,可以大胆地开窗透透气,看烟花,因为只有大年三十、初一两天,是没有小偷的。因为小偷也要过年,也得图个好心情,就给自己放假了。到了初二,你得赶紧把门窗再关好,小偷已经不像早些年,一直玩到十六,他们初二就开始出手了。

    每次我轻轻推开院门,院门就吱呀一声,这种声音感觉也不错。只有木门才有这样的声音,如果是城里的防盗门,全是钢板的,关上或者推开,只能听到哐当声,那声音冷冷的很刺耳,很无情。很像大家常听到的,犯人出监狱或者进监狱,那道铁门在犯人身后的声音。

    说到我家院门,不得不介绍一下父亲的树了。

    早些年,一棵树就有一扇门那么粗,一扇门仅用一块木板就足了。我家院门一扇子估计有五尺宽,五寸厚,纯粹是橡木的。这么粗的树,我跑遍了大江南北,包括神农架的原始森林,好像还没有见到过。上海有几棵银杏树,特别是千年古镇朱家角的街口,那树已经活了几百年,已经成了文物,四周用铁栅栏拦着,保护了起来。但是比起我家的院门,那真是小巫见大巫,树孙子见了树儿子。

    还有我家院门的味儿,老远闻着就香喷喷的,这恐怕就是家的感觉了。小时候,还无法形容是个啥味儿,到上海后有一次去参观一家葡萄酒厂,在他们的酒窖里看到一个个大木桶,就闻到了我家院门的这股子陈年味儿,有点红酒香,又有点咖啡香。准确地说,像在上海某个古老的酒吧里,一个女人一边品着红酒一边喝着咖啡,见了你就把嘴巴贴过来,亲你一下的那种感觉。

    我们一帮小伙伴,最常玩的一个游戏,就是喜欢挨家挨户地,从人家门缝朝里看,有时候会看到小媳妇奶孩子时,掏出的一对白花花的大奶子,有时候也能看到有些大丫头,光天化日之下,在院子里一件件脱了衣衫,坐在木盆子中间洗澡,那胳膊大腿白得像冬天的雪地,让人睁不开眼睛。塔尔坪那时有个大美人,三十多岁的样子,方圆几百里地的男人都想和她睡觉,却不愿娶她做媳妇。她瓜子脸,皮肤白,颈子长,尤其下巴上长着一颗黑痣,一笑起来十分俊俏。

    有一年秋天,家里人全去地里干活了,她却一个人在自家院子,从井里打了几桶水烧温了,然后开始洗澡。大美人竟然不用木盆子,估计是嫌小,而是拿出大皇桶。大皇桶有十个木盆子那么大,是专门用来点豆腐的。她不仅用大皇桶,而且在温水里不泡艾叶,而放了一大把花瓣。等花瓣散开了,飘出一股股香味,我们才认出是山上的野菊花。这时,我们才晓得,为什么在路上碰到她,身上总能闻出一股香味,常常招来一只只蝴蝶,落在她的肩膀上。她躺到皇桶里双腿一伸,就漂在水中了,只露出半个头。正是中午,阳光一照,那水就是透明的,几乎可以看清楚她的整个身子。

    塔尔坪每家每户的院门,如果家里还有人守着的话,和我家一样都是虚掩着的。到每家院门外,我们并不推门进去,只从门缝朝里看。一旦推门进去,就把人家的好事搅了,我们什么也看不成了。家家院门上,基本都有几条缝,两扇门中间的那条最宽,旁边还有一些小缝,是门板之间炸开的。每天放学后,我们去看门缝之前,都是要举行撒尿比赛的,谁尿得最远,中间那条大缝就归谁。所以大家在学校时,一下课就趴到小河边,咕嘟咕嘟地喝一肚子水,却不上茅坑,一直憋到放学比赛的时候。

    每次基本我都是第一,可以从小河这边尿到小河对面。一是我尿得远,二是我们那条小河实在太小了,不足一丈宽,除了春夏两季河里有水,其余时间都是干的。其实我有个小秘密,我尿得远不是喝水喝出来的。我也试着喝过一肚子水,每次下课都喝,把人撑得直打冷丁,还没有放学就尿裤子了。夏天尿裤子还好受点,除了有点尿臊味;冬天尿裤子实在太冷了,有时候裤裆里会结冰茬子。后来我从一个丫头的辫子上,抢到一根橡皮筋,偷偷地绑着自己的小鸡鸡。因为这个丫头用橡皮筋扎着时,那马尾巴就翘得特别高,像是一只好斗的大公鸡。

    这个效果十分好,每次我成了第一,各家各户最宽的门缝就归我了。所以,我看到的总会比别人多,他们有时候只能看到一条白光,而我看到的是一道白一道黑,有时候还会有一道红。那个大美人洗着,搓着,有时候还在揉,牙齿咬着自己的嘴唇,像是跟自己有仇似的。这些只有我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次我们几个小伙伴,屏声静气地看着。旁边有个小伙伴,他一只眼睛眯着,一只眼睛像是一根钉进门里的钉子,悄悄地问,你们看到没有,她身上怎么会有一条缝呢?另一个小伙伴说,哪里是缝呀,是嘴唇吧?她有两个嘴唇呢,上边一个下边一个。

    我看得最清楚,我说,肯定不是嘴唇,如果是嘴唇的话,应该有牙齿的,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牙齿?一个小伙伴说,老人没有牙齿,小婴儿也没有牙齿呀。我说,她是老人吗?她是小婴儿吗?两个小伙伴说,那也是,所以那只能是一条缝了。

    大美人家院子里,有一棵大杨树,树顶上有一个喜鹊窝。有两只喜鹊不安地站在树梢上,飞起又落下,落下又飞起,不停地喳喳叫着,似乎闻到了野菊花的味道,也许看到水里有虫子,或者它们冲着大美人的缝缝去的。其中一只,忽然朝着大美人俯冲而下。大美人正在陶醉中,突然被啄了一下,不晓得啄到了什么。只听到她尖叫一声,就从水里跑了出来。说实话,那一刻我被吓着了,闭上了眼睛。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大美人已经穿好了衣衫,从家里扛了一根长竹竿,朝着杨树上的喜鹊挥了过去,几下子就把喜鹊窝给捅掉了。

    有点跑题了。还是说说我家的院门吧。我家的院门是没有炸缝缝的,像是我们看到过的好多女人,塔尔坪好多女人洗澡时,我们都没有看到过大美人那样的缝缝。我问过父亲,别人家的院门为什么都炸开了几条小缝,我们家怎么会严丝合缝的,什么也没有呢?父亲就很得意地说,还能有什么原因?小树做的,太嫩呀,如果是老树做的,肯定就没有缝缝了。

    父亲的这个解释我是信的,因为大美人年龄小,所以她就有个水淋淋的缝缝,而其他老奶奶老了,就没有这个缝缝了。

    父亲还说,我们这个院门啊,是我自己做的。父亲介绍,他十六岁那年,兄弟几个分家,他仅分到了两个半碗。那时候刚刚与母亲成亲,两个碗自己用,另半个碗就用来喂猫了。一旦家里来一个客人,只好把那只猫碗抢回来自己用。若是家里来了两个客人,只能等客人吃完了再说。所以在塔尔坪,有等客人吃完了主人才吃饭的习惯,一是碗不够用,二是锅里的饭不多,只能先紧着客人。一旦客人说,一起吃嘛,母亲就会说,我们吃过了。其实不是吃过了,是没有碗了,也不够吃了。

    之外还分给父亲一间房子,是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的房子。解放前,我们家原来是大地主,方圆几十里的地,都是我们家的。解放后虽然统统被没收了,但是家底还在,起码有一院子大房子,还有埋在地底下的几罐子银元。但是分家时,兄弟几个你争我抢的,就剩下父亲这点了。父亲心善,但有志气,干脆彻底另立门户,靠着大院子再接了一个小院子,把分得的一间房子围了进去。

    那时我姐弟几个,都还没有来到世上,山是公家的,树也是公家的,都是毫无用途的,所以任你砍多少别人是毫不干涉的。父亲跑遍了塔尔坪所有的大山小山,找到最大的一棵树运回来,做了这个独一无二的院门。

    父亲说,我现在是快八十岁了,你一减就晓得了,这院门有六十年了。父亲介绍说,塔尔坪原来十分封闭,像是个原始森林,满山遍野都是几个人抱不住的大树,中间还有成群的野猪、野羊、野鹿,当然还有狼。本来山就高,树长得太大了,把太阳都给遮住了,不但庄稼不好种,晒个衣服呀什么的,也不方便。有时候,大树无缘无故一倒,拦在山路上,翻都翻不过去,把人就给堵死了。所以人们最恨这些树了,他们把树不叫树,统统地叫老不死的。不像现在,这么大个树要卖掉,一年油盐就差不多了。

    他说着说着,就摸着院门的纹路说,一扇门就一块木板,你来数数这纹路,有两百多道,就是两百多年呢,我们家这块门板,是用两百多年的大树做的。而且是橡木,这么大个橡木,你想想,太阳能扳得过它?虫子能啃得动它?别说是一条缝缝了,你就是用斧子破,怕也是破不开的吧?

    我家院门只有两扇之间的一条缝,再没有第二条缝缝了。每次小伙伴们挨家挨户看过去的时候,谁他姐的屁股大,谁他妈的奶子大,谁他妹妹双腿间还没有长草,我都是一清二楚的。唯独我的姐姐,他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我自然也没有看到过。因为每次,我们家唯一一条门缝缝是归我的,我背对着门缝一站,然后对他们说,到下一家吧,这里结束了!

    有人不服气。有个小伙伴,有次偷偷跑过来,朝我家院子里看,被我发现了。我就会把门一推,给他来一个四仰八叉,再吐几口口水。所以,我们塔尔坪的小伙伴基本对我是服服帖帖的,如果他不听话,我就会把他姐姐呀妹妹呀的小秘密,告诉那些色眯眯的老光棍。

    我母亲在我很小时就去世了,一个姐姐出嫁后,哥哥翻车死了,有那么几年,我放学回家后,父亲总不在家里,要么把牛弄丢了,找牛去了;要么挖药走得太远,天黑前赶不回来。当然,村里也有一点不好的说法,说是被一些隐居在深山中的狐狸精给迷住了。所以我面对的,基本是两道虚掩着的大门。由于院子太深,房子里又太清冷,每次回家父亲若是不在,我连院子都懒得进去,于是开始数我家院门的木纹。父亲说,一道木纹代表一岁,我想看看它到底有多少岁了。

    有一次月亮比较大,我一口气数到了一百六十二道,还是没有数完。所以,树的岁数加上门的岁数,这院门应该近三百年了,也算是一个文物了吧?此后好多年,有好多文物贩子,跑来死活要买走我们家的院门,有出五千块的,也有出两万块的,父亲就是死活不卖。父亲说,你现在到山上看看,树孙子都没有一棵,这门恐怕在世上不会有第二个了吧?

    父亲说得没错,从我能明确记事时起,塔尔坪就没有那么大的树了,恐怕连五十岁的大树都没有了吧?一九八二年还是一九八六年,塔尔坪的田地全部分到家了,山也一块块分到家了,山门就一点点开放了,所以树稍微大一点,就被源源不断地砍掉。最初是烧木炭,后来直接卖木头,后来是卖木板,后来就是卖香菇木耳这些小东西。但是无论树如何变化,父亲自己的树,却永远是塔尔坪最大的。

    父亲说,我不就是一棵树吗,树是为我们活着的,所以我们不能亏待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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