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昔日情愫渐渐消散，就像它们从未存在过。
——洛朗斯·塔迪厄
短促而富有侵略性的警铃。
一阵抽气的声音打断了单调的转动声。
金属摩擦的声音。
铁轨哐啷哐啷的响声。
我躺在坚硬的地面上，但地面却在晃动。破旧的换气扇搅动着一股潮湿的煤油味。我的牙齿在打战。我感到精神麻木，呼吸也好像凝结了。我浑身灼热，渴得要死。
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感觉了，眼睛干涩，眼皮像是被粘住了。一睁眼就非常痛苦，好像眼睛里被灌了沙子和胶水的混合物。视线很模糊。我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根铁杆子，从地面一直延伸到高处。我抓住铁杆，费力地站起来，腰酸背痛。
渐渐地，视线变得清晰。我看到了长椅、涂鸦、移动门。
我是在纽约地铁的一节车厢里。
1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蠢货？”
除了一个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的流浪汉和三个小流氓之外，车厢里再无其他人。那三个流氓分别是黑人、白人和拉丁裔，他们正在喝藏在一只牛皮纸袋里的劣质酒。这些狡猾的流动人口衣着夸张：反戴的鸭舌帽、印花头巾、镶金的牙齿、连帽卫衣、几公斤重的项链、印着2pac9头像的T恤，还有一台巨大的手提收录机，从里面传来一首饶舌歌曲。
“你的手表肯定值钱！他妈的，你倒是说话啊！”
不到两秒，他们就已经扑到我身上。我一直抓着那根金属杆，浑身泛起鸡皮疙瘩，脖子僵硬。我多想躺在床上，盖上三床被子，再来一杯格罗格酒啊。
“外套和钱包！交出来！”
那个拉美裔的家伙最先把手伸到我身上。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给了我一记羞辱的耳光。
尽管我很虚弱，可我也不想任由他们摆布。我伸手朝他脸上打过去，但动作不够快。一记阴险的拳头砸在我肚子上，然后我又挨了一脚。我喘不上气来，跌倒在地。一只大脚踩在我脖子上，我无法起立，只好忍受他们的暴力：雨点般的拳打脚踢，还有唾沫和辱骂。然后，一把弹簧刀架到了我的喉咙上。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肚子剧痛无比，我什么都不能做，只能任由自己被洗劫一空。什么都没了。我的钱包、钱、护照、皮带、外套，还有最重要的，我祖父的那只旧坦克表，都没了。
这场酷刑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列车刚一到站，那三个流氓便跳下车，只留下我和那个流浪汉在车厢里。我觉得自己此刻的状态和那个人没什么两样。
我躺在地上，喘得像条狗，难受得要命，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浑身都疼到了极点，眉毛流着血，上唇磕伤了，双眼肿胀。
这可真算不上是一次好的经历……
列车又驶过一站，我才终于恢复了些许体力，爬起来坐到座位上。我看了一眼车厢里的线路图。我是在所谓的蓝线上，也就是地铁A线，它是纽约最长的一条交通线，连接着皇后区和曼哈顿最北端。那三个无赖是在第一百二十五街下的车，地铁刚刚经过的是第一百一十六街。车门再次开启，我跳下车，来到大教堂公园大道站。站台上几乎没有人。我翻过闸机口，走向通往第一百一十街的楼梯。这里和伊丽莎白·埃姆斯的公寓只隔着几排房子，真不错！
外面气温很低，天还黑着。人行道上，一位报纸投递员正在给报纸售卖机加货。我向他打听时间——快六点了——然后我又看了一眼报纸上的日期1995年11月5日。报纸头版的大标题是：
伊扎克·拉宾在参加特拉维夫和平集会时遇刺身亡
我迅速浏览了这篇报道。以色列总理拉宾遭到一名反对《奥斯陆协议》的以色列右翼极端分子的枪击，背部中了两枪，被送往医院，几小时之后宣告死亡。这篇文章对和平进程持悲观态度。
能活着真是太美好了……
2
我先看了信箱上的名字，确认自己没弄错，才敲响了丽莎的家门。
给我开门的这位少女欣喜异常，看上去像是变了个人。我离开的时候，她还在昏迷中，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奄奄一息。而现在，她看上去快乐、清新、容光焕发。她手里拿着牙刷，穿着男式衬衫和式样简单的拳击短裤，优美的双腿几乎全露在外面。
“见到你真是太好啦！”她把我迎了进去，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般。
公寓里飘着一股咖啡的味道。
“你被人打了！”注意到我浮肿的脸，她叫了起来。
“我在地铁上被人打了一顿。三个家伙把我抢了个精光。”
“天哪！跟我来，我先帮你消毒。”
我跟着她走进浴室，雷明顿也跟了进来，在我腿上来回蹭着。
她用一块酒精棉擦掉我额头上的血迹。当她扮演护士角色的时候，我闻着她身上的味道。她的秀发变换着不同的金色，她的胸部随着她的动作在衬衫里上下起伏，让我着迷。
“苏里文跟我说你和无国界医生一起去了卢旺达。那边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
我皱起了眉头，在没弄清楚状况之前，我不想反驳她。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呃……就刚刚。今天晚上。”
“很高兴你能来看我。”她边说边把棉球扔进了垃圾桶，“谢谢你救了我，还有那封信。”
我遮掩不住自己的惊讶：“苏里文把信给你了？”
“是啊，当然了。”她回答，清澈的眼睛望着我，“那封信让我感到安心，我经常读它。”
她的嘴角有牙膏的痕迹。在灯光和她脸庞所反射的光晕下，我幻想着自己的嘴唇贴到了她的嘴唇上。
“嘿，”她边说边回到卧室准备梳妆，“我今天会特别忙，我要去茱莉亚学院上课，然后要为CK品牌拍照和录影。如果你愿意，我们晚上见面？”
“好啊……说定了。”
卧室门开着。借助镜子，我能看到她优雅、赤裸的身线。显而易见，埃姆斯小姐并不是个腼腆的人，她这份大胆让我觉得有些嫉妒。
“你知道晚饭我想吃什么吗？蜜汁鸭胸肉！”她咽着口水跳到走廊上，拿上手包，戴上羊毛软帽。
“呃……”
“你来做饭，好不好？”她围上围巾，“晚上八点，我们这里见？”
“好。”
“我在门垫下面留了把备用钥匙。亲爱的，你能帮我喂下猫，然后锁好门吗？”
“我……我会的。”
“那么，晚上见啦！”她说完，给了我一个飞吻。
然后，这位美丽的姑娘就从楼梯口消失了。
从她说话的方式和语气，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我独自待在公寓里，被刚刚热情的接待和之前地铁上的悲惨经历弄得有点儿精神失常、头晕眼花。才短短几分钟，我就从寒冷灰暗的暴力走入了这个金发女孩出人意料的热情之中。
我把这里当成自己家，打开了壁橱里的一包炸丸子。
“你的女主人是一枚原子弹，你知道吗？”我对雷明顿说，“她生活中有男人相伴吗？”
它喵喵叫着，但我没办法听懂。
我煮上咖啡，打开收音机，在屋子里闲逛了一会儿。在卧室里，我发现了那封一年多前我写给她的信。信被钉在一块软木板上，它曾被撕成四块，之后又用胶带粘了起来。
贝尔维尤医院
1994年5月10日
亲爱的丽莎：
我知道我们其实并不算认识，但是在生活的道路上我们已经相遇了两次。
第一次，你羞辱了我一通，往我脸上泼了一杯根汁汽水。但几个小时之后，你却有勇气协助我从医院“劫走”苏里文。尽管你声称唯一的动机是钱，但我更愿意相信是这个故事本身打动了你。
第二次，是在昨天晚上。这一次没有饮料泼在我脸上，而是一幅恐怖的画面。你割破手腕，肚子里塞满了药，在浴缸里放血自杀。
不要期望我会因为搅乱了你的计划而向你道歉，尽管我可以想象，你肯定是因为无法忍受才会做出这么极端的事。
我不想当一个说教的人。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枚炸弹。有些人永远没有勇气拔去炸弹的销钉，另一些人却会去冒险，然后让自己暴露在危险中。这种危险甚至能够移动地壳，引发地震，让生命终结。
在医院里，我每天都能看到病人竭尽全力与折磨着他们的病痛做斗争。这些人为了生命全力以赴，为了能够多活几天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每个人都能找到继续奋斗下去的理由，每个人都给自己预定了一个日子：看到孙子出生，活到春天再看一眼开满鲜花的樱桃树，在生命最后一刻和某个深深爱着却伤害过的人和解。有时他们会成功。但是往往，生命是如此吝啬，只给我们留下一具皮囊。
我明白爱情可能是致命的，情感是具有杀伤力的。但同时，我也极其敬重生命，所以我无法赞同你这种终结生命的行为，哪怕是在你觉得未来一片混沌的时候。
好好照顾自己，丽莎。
请牢牢抓住生命。
请对自己说，时光飞逝，明天会更好。
亚瑟
3
快十一点的时候，我来到苏里文家门口。我在丽莎家待了一会儿，洗了澡，狼吞虎咽地吃了半包玉米片，终于恢复了点儿精神。我在她的衣柜里找到一件勉强可以接受的衣服来代替我的外套——我唯一能穿上的是一件桃红色的羽绒大衣，这让我看上去蠢透了：像是米其林的吉祥物掉进了覆盆子色的染缸里。因为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逃票上了地铁1号线。从晨边高地站到克里斯多福街-谢里登广场站这段路程好像没有尽头。
“苏里文！快开门！”我一边大声叫喊，一边用力叩着那只狮头门环。
没有回应，只有一户邻居从窗口探出头来。
“您能别再没完没了的喊叫了吗？”
“对不起，夫人，我来找我的祖父。他不在家吗？”
“我一小时前听到他出去了。他经常一大早就去公园。”
我向她道过谢，往华盛顿广场方向走去。我在大理石拱门、喷泉还有公园的铸铁长凳附近转悠了好几分钟，但都没看到苏里文的影子。
最后，我在公园后面找到了他。他在灌木丛中的一块空地上，和那些下象棋的人待在一起。他裹着一件粗笨的翻皮外套，戴着一顶粗呢帽子，正坐在一张石桌后面，和一位亚洲商大学生下棋。他下了五美元的赌注。
“等我下完这一局，孩子。”他感觉到了我的存在，却依旧低着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生气地走到他跟前，把棋盘掀翻在地，棋子落了一地。大学生趁乱抓起桌上的两张钞票，小心翼翼地溜走了。
“你害我输了五美元。”祖父叹口气，终于抬起头看我了。
“我管你呢。”我粗暴地回答，坐到他对面。
他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你的外套不错啊……桃红色和你还挺搭。”
这回，我忍不住向他竖了中指。
“嗯，我也是，我也很高兴见到你。”苏里文摸着胡子回答。
我试图冷静下来，告诉他我今天的遭遇。
“我早上五点在地铁里醒来，被几个臭流氓打了一顿，他们抢走了我的证件、我的手表还有……”
“我的手表。”他打断了我。
“你是也想挨一拳吗？”
“咱俩连玩笑都不能开了吗……”
他招招手，叫来一位推着小车卖松饼的流动商贩，买了两杯咖啡。
“这是一次糟糕的旅行。”他解释道，递给我一杯咖啡。“每次醒来的地点都难以预料，可能好也可能坏。或许是在一节地铁车厢里，另一次，或许是在简·拉塞尔10的床上……”
“简·拉塞尔？她现在都快八十岁了吧……”
“噢，我相信她一定还很美。”
我厌恶地耸了耸肩。
“好吧，我们下次再聊她。此刻，我想要的是答案。”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有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在你这场历时二十四年的长途旅行中，都发生了什么？您在1954年到1978年间做了哪些事？”
4
苏里文往手里哈了口气，好让双手暖和些。他皱着眉头：“我们上次聊到哪里了？”
“1956年。你当时在一辆出租车的后座醒来，旁边坐着一个女人。”
他点了点头，把手伸进外套内侧的口袋，取出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揉皱了的泛黄照片。
“这个女人叫莎拉·斯图尔特。那时候她二十六岁，刚从一家医学院毕业，是世界卫生组织纽约办公室的一名流行病学家。”
他把照片递给我，上面是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女人，看样子是在一间医学实验室里。她满面春风，鼻梁挺拔，目光炯炯有神，一绺头发松松地搭在额头上，略微盖住眼睛。这个女人容貌优雅，充满魅力，很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
“我们一见钟情。这份感情既粗暴又绝对，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我们对彼此的吸引力似乎无穷无尽，我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我在1956年认识了她，之后，我尝试着在1957年再次找到她。第三年，也就是1958年，我终于把真相告诉了她。”
他从耳朵后面取下一支烟，用Zippo打火机点着。
“命运很残酷，不是吗？”他语调忧伤，“我终于遇见了我的灵魂伴侣，却无法好好爱她。”
“所以呢，你做了什么？”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爱了。”
他呼出一口气，寒冷的天气让水汽在空中变成一团白雾，几秒后消失不见了。
“尽管有各种障碍，莎拉和我还是一起走了二十多年。1965年，我们甚至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安娜。”
天空中仿佛出现了一位天使。
苏里文眼神明亮，定睛看着我身后那些在滑梯周围玩耍的孩子。看到他开始沉默，我接着问道：“和一年只能见一天的人在一起，这种关系怎么维持？”
“我从来没说过这是件容易的事，相反，我们都受不了。对于我，对于她，对于我们的女儿，每个人都很痛苦。不过，在痛苦的同时，我也感到神奇。莎拉是我一直在等的女人，是我从懂得爱情之后一直在寻找却没有找到的女人。”
我挠着头，表示怀疑。
“那她呢？她怎么能够接受这种生活？”
“应该说她妥协了。莎拉是个自由、独立的女人，甚至有点儿激进。她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一点儿也不愿意被丈夫束缚住。”
他抽完了那支烟，又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用前一支的烟蒂点燃。
“莎拉也是一名战士。她参加了一个名叫‘集体浪潮’的组织，这个组织由二十几名女医生组成，在20世纪60年代，她们参与了遍布全国的地下堕胎运动。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许多脆弱的女性在非自愿怀孕后会觉得自己的一生都毁了。莎拉会去帮助她们，我非常钦佩她做的这些事。”
他又一次使劲儿吸着香烟，同时看着我身后的孩子们。他的双眼望着远方，因怀念往事蒙上了一层水汽。他说出了真心话：“这二十四年就像白驹过隙。四分之一个世纪被压缩成了几天，但那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也最紧张的几天。尽管每年只能见她们一次，这样的现实让我很揪心，但是莎拉和安娜曾经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活力。”
“为什么是曾经？”
他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嗓音被痛苦所淹没。他哽咽着说：“因为她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5
突然，一阵狂风扫过小广场，扬起阵阵灰尘，把园丁们刚扫到一起的落叶吹散了。
苏里文起身离开水泥桌。我捡起地上的棋子，把它们重新装回棋盘，这时我看到他机械地踱着步子穿过了公园。
“嘿！等等我，该死！”
我决定在他后面远远地跟着。
我想他应该会回家。但是，他并没有沿着麦克道格街朝北走，而是穿过美洲大道，进入科妮莉亚街。这条街道很狭窄，有着典型的格林威治村风格，路两旁的树木掉光了叶子，就像那些砖楼和小餐馆门前的守卫。
走到布利克街路口时，苏里文推开了科妮莉亚牡蛎酒吧的大门。酒吧柜台镶嵌着许多贝壳，这种样式的柜台我在新英格兰见过很多，在曼哈顿却极少见到。
我跟着他一直走到这家酒吧。进门后，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凳子上的他。他也看到了我，然后招了招手，让我坐到他旁边。
“我感到很抱歉。”我说。
他耸了耸肩。
“你不需要为任何事感到抱歉，孩子。不幸的是，今天这桩倒霉事落到你头上了。”
他专注地浏览着菜单，然后自作主张点了菜：一盘大份牡蛎和一瓶普宜富赛酒。
柜台后面的侍者飞快地为我们倒了两杯白葡萄酒。苏里文一口气喝光了他那杯，让侍者给他续上。我等他又喝了一口之后，继续提问。
“第二十四次旅行之后发生了什么？”
他露出妥协的神色，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最好的事和最坏的事。”
侍者端来一份牡蛎拼盘，放到我们面前。苏里文往上面挤了半个柠檬，把一只牡蛎吸进嘴里，然后开始讲述。
“首先来说最好的事：时间又开始正常运转了。你不会再从一年跳跃到另一年，而是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属于你自己的那个位置，和从前一模一样。这一点，算是个好消息。”他说着又拿起一只牡蛎。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让我等得心焦。
“那坏事呢？”我催促道。
“你还记得地下室门上的那块铜牌吗？”
“上面刻着拉丁铭文的那块？”
他点点头。
“二十四向风吹过，一切皆空。”他说。
“然后呢？”
“然后就变成了这样，这也是灯塔真正的诅咒：你这些年所有的经历都会消失，它们只存在于你的记忆之中。你遇到过的那些人都会忘记你，你在这二十四年间建立的一切都将荡然无存。”
苏里文看出我并不能理解他的话，于是进一步解释道：
“完成第二十四次旅行之后，我在1978年醒了过来。从地理上看，我又回到了起点——灯塔地下室里的那个小房间里。”
“只不过这个房间已经被封了起来。”我插了一句。
他点头同意。
“我花了好一阵子才弄明白自己身处何地，并且以为要被一直困在那里了。幸好当时房间里有工具，地面也足够松软、潮湿。我拿起一把铁镐，开始挖土。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十个小时，我终于成功地从灯塔里逃了出来。我用井水洗了洗身上，然后从最近一户邻居家里偷了辆自行车，骑到波尔恩火车站，赶上了第一班去纽约的火车。”
他把叉子放下，再次沉默了。显然，回忆那些事情对他来说既困难又痛苦。
“那个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在纽约的办公室位于龟湾附近的街区，靠近联合国。晚上七点，莎拉从楼里出来了。但是，她没有像我们以往每一次重逢时那样扑到我怀里，而是像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一样看着我。”
他的目光暗淡下来，语调也变了。
“我想和她说话，但她却继续朝前走，面无表情，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我无比失望，因为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她并不是在假装。我执意告诉她我们的过去，我对她说我们的女儿安娜，说那些年我们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一刻，我猜莎拉一定是起了怜悯之心，她在人行道上停下来，开始和我说话。但她那些话不是对自己丈夫说的，而更像是对一个疯子说的……”
他攥紧了拳头。
“她把她钱包里的照片拿给我看。里面有她丈夫，一个美国黑人医生，还有她的孩子们，一对好看的混血双胞胎，十几岁的样子。我吓呆了，怒火和悲伤蹂躏着我的头脑和心脏。”
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摇晃着我的身体大叫起来：“我没法接受这一切，你明白吗？我试图向莎拉解释，告诉她所有这一切都是假的。她害怕了，开始逃跑，但是我追上了她。我抱住她，不让她动，好让她听我说话。我告诉她我爱她，我会找到安娜的。她大叫起来，开始挣扎。她挣脱了我的束缚，又跑了起来……她跑着穿过大街……一辆从相反方向开过来的车撞到了她。然后莎拉……莎拉当场就死了。全都因为我……”
他哭了。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掉到牡蛎壳上。身体因为悲伤而颤抖。他哽咽着继续说道：“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我杀死了我深爱的人，我无法承受这种打击，很快就精神失常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关进了布莱克威尔医院，身上穿着紧身衣，精神病医生正在使劲儿揍我。”
我把面前那杯冰水递给祖父，但他没有接，而是拿起了酒杯，一口喝干，然后又一次紧紧抓住我的手臂。
“你必须明白，接下去的二十次旅行所建立的一切不过是一座沙子堆砌的城堡，一旦潮水升起，就会立刻被摧毁。”
“就是因为这个，你撕碎了我给丽莎的信？”
他点了点头。
“我当时做了正确的决定。但最后我还是把信给了她，因为她那时没有一点儿生气，我觉得这封信会对她有好处。不过，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他双手发抖，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
“不幸的是，你已经进入了这个地狱般的螺旋。但你千万别和我犯同样的错误，孩子！不要把其他人带进来！”
“历史也可能不会重演。”我试图说服自己。
苏里文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帽子，然后用冰冷的语气对我说：“相信我，结局会是一样的。你是在和命运抗争，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还没有开始，你就已经输了。”
6
19:00
一场倾盆大雨降临纽约。
我把外套顶在头上挡雨，手里提着两袋食物，穿过阿姆斯特丹大道，走到109街。我快步冲进丽莎住的那幢房子的大厅，走上楼梯，到达顶层，在门垫下找到了钥匙，走进这间已经开始让我感到熟悉的公寓。
“你好啊，雷明顿。”
我打开门口的灯，走进厨房。丽莎应该不会在一小时之内回来，所以我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说好的晚饭。
听完苏里文的坦白，我最终还是陪他回了家。我换了身衣服，取了点儿钱，然后按照他的建议去了一个叫斯坦的假证专业户那儿，拍了张照片，一小时后我就拿到了自己的新护照。
我昏昏沉沉地在曼哈顿闲逛了一会儿，感到无比孤独。如果苏里文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我既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我的前路一片暗淡，我变成了一个被操纵的提线木偶，在即将到来的三个星期内，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几年将被残忍地删除。
为了不让自己沉浸在这些想法之中，我决定去关注一些简单的事情。我在苏豪区的一家书店里买了套菜谱，然后又去迪恩-德鲁卡食品店为丽莎买了些食物，充实她的冰箱。
“嘿，小猫咪，有惊喜哦！”我从袋子里拿出一盒罐头。
我给小猫喂了三勺鱼罐头，然后把其他东西放在桌子上：两颗维多利亚菠萝、一根香草、一段桂皮、两只青柠檬、几个八角和茴香、一块鸭胸肉、几个土豆、一罐蜂蜜、若干小洋葱头、一头大蒜，还有一把欧芹。
看着眼前这堆食材，我有些胆怯，因为我是个高度依赖微波炉和真空包装沙拉的人。我认真回想了好一阵，确定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真正做过饭。
我打开菜谱第一册，翻到“法式香烤鸭胸配土豆”那一页，然后把第二册翻到“鲜菠萝沙拉”那一页。接下来，我要花一小时的时间努力做到最好。与此同时，我打开收音机，贪婪地收听最近错过的新闻报道：一起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市的凶杀案，O.J.辛普森出乎众人所料被宣判无罪，比尔·克林顿医疗系统改革失败……
我换了一个频道，是目前流行的音乐台，正在播放一些我没听说过的乐队的歌，比如绿洲乐队的《无论如何》，不过也有我喜欢的歌手的新歌，比如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费城的街道》和平克·弗洛伊德的《远大希望》。
“好香啊！”丽莎推开门，叫了起来。
她摸了摸雷明顿的脑袋，走到厨房，身上还挂着雨滴。她解下围巾，脱掉大衣，搭在椅背上。
她嘴边挂着笑容，用愉快的语气和闪亮的眼神向我诉说一天的经历，而我则在烘烤蜜汁鸭肉。
好像我已经在她的生命中存在了很久。
我不知道苏里文是怎么跟她说我的，但似乎帮我加了很多分。丽莎的轻盈、年轻和无忧无虑十分具有感染力，她才回来短短几分钟，我就已经把忧虑抛到了一边，专心享受当下的时光。
丽莎跳起了舞，容光焕发。她转着圈儿跳到浴室，不一会儿，头上包着毛巾，又回到了起居室。
“我在店里租了盘录像带。”她一边说一边把录像带从包里拿出来，光盘上写着《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边吃边看。这部片子好像很搞笑。”
她擦头发的时候，我发现她一直在盯着我看：两簇钻石般的光芒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闪动。她走到我身边，用手抚摸我的脸颊。这个动作发生得很快，我完全没有想到。我拨开遮住她脸庞的潮湿发束，吻上了她的嘴唇。她扯下了我的皮带，我解开她衬衫的纽扣。她皮肤冰凉，胸部在微微颤抖。
“过来……”
我们的拥抱变得更加热情。突然，我们失去了平衡，跌倒在沙发上。我们抱在一起很长时间，与此同时我的蜜汁鸭胸肉在厨房里烧焦了。
7
我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这种状况持续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我无法平静下来，而丽莎就躺在我身边，安静地呼吸着。
我一直在这里。
收音机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06:32。
我一直都在这里！
前一天，我在地铁车厢里醒来的时间是05:45。所以我已经愉快地跨越了二十四小时这道线！
在黑暗中，我轻轻地站起来，套上一条长裤，又用被子把丽莎的肩膀盖好，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
雷明顿在门后面等着我。
厨房冷得都快要把我冻僵了。我在微波炉旁再次确认了时间，同时给自己热了杯咖啡。屋外，暴风雨仍在呼啸，给窗户挂上了一层半透明的帘幕。
我打开窗户，把手支在窗台上，看着从远处投射过来的天光。雨下得很大，天空一片阴沉，目之所及全都是昏暗的青灰色。
雨点鞭打着我的脸。在110街和阿姆斯特丹大道交叉口，一个卖热狗的小贩在大雨中拖拽他的小推车。突然间，窗外的画面开始跳跃，像是受到了某种干扰，阴暗的污点在眼前漂浮。
心脏在急速跳动，这时，我闻到了从街道上升起的橙花味烤饼的味道，伴随着一股甜腻的香气。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妈妈曾为我做过这种口味的点心。
一阵触电般的感觉击中了我，我不寒而栗。
突然，我松开手里的咖啡，杯子跌落在地上。
雷明顿狂躁地喵喵叫着。
然后，我的身体变得麻木，生命似乎在急速衰竭。
直到我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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