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8岁了，我清楚地发现，我的人生一败涂地。光阴在我身上悄无声息地流失。弹指一挥间，整整几个星期的宝贵时光就已经化为乌有。

    我和成千上万个女孩上过床，但大部分女孩的面孔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把这事告诉你，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多么有本事。凭我现在赚到这么多钱和我手下有这么多的马屁精，你心里就会明白，我已经没有必要像只公鸡一样咕咕地朝天鸣叫。

    我这么说是因为这是实情。我38岁了，从前的事几乎全都忘记了。我真的忘了那些女孩，真的也忘了其他的人或事。

    我碰巧翻到一本旧杂志—是你会拿去擦屁股的那种杂志，看到里面有一幅一个女人躺在我怀里的照片。

    于是我看了起来，明白照片中的女孩名叫雷蒂西娅或索妮娅什么的，我又看了一遍照片，仿佛告诉自己：“啊，是的，当然是索妮娅，住在巴克雷花园住宅的那个小个子棕发女孩，身上穿了很多洞戴了很多环，散发出一股香草味……”

    并非如此。我想起来的并非这些事情。

    我在脑海里像个白痴一样重复着索妮娅的名字，然后我丢下杂志去找根烟来抽。

    我38岁了，我清楚地发现，我的人生一败涂地。光阴在我身上悄无声息地流失。弹指一挥间，整整几个星期的宝贵时光就已经化为乌有。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有一天我听别人说起海湾战争，我回过头问道：

    “海湾战争什么时候打的？”

    “1991年。”人家告诉我，好像我要去找大百科查证一样……但这是实际情况，他妈的，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海湾战争。

    去他的海湾战争。

    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那整整一年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1991年，我没有存在过。

    1991年，我一定忙着在自己的身上找血管，没有注意到有一场战争已经开打。你肯定会说我对此不在乎。我跟你说海湾战争，因为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几乎忘记了一切。

    索妮娅，请你原谅我，可我说的是真话。我再也记不得你了。

    然后我认识了安波儿[27]。

    只要一提到她的名字，我就感到浑身舒畅。

    安波儿。

    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吉约姆-特尔大街的那间录音室里。一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处在混乱之中，什么人都跑来指手画脚，他们利欲熏心，大呼小叫，因为我们误了工期。

    没有人能料事如神。永远都不会有这种人。我们也没料到，为了博取唱片公司那些穿着肥大威士顿皮鞋[28]的头头的欢心，我们不惜重金从美国请来了超级调音员，但他亲手把唱片的第一声道搞坏了。

    “可能是因为疲劳和时差，他还没调整过来。”大夫说。

    这显然是屁话，时差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那个美国佬知道后只是把眼睛瞪得比肚子还大，他真是倒霉透了。原先他签约时还想“给那些法国小娘一点厉害瞧瞧”，现在真的傻了眼。

    那段时间确实令人沮丧。我已经几个星期没有看见阳光了。我也不敢用手去摸脸，因为我感觉到脸上的皮肤会发生爆裂，或诸如此类的变化。

    最后我连烟都不能抽了，因为我的喉咙疼得厉害。

    弗雷德拿他妹妹的一个女友来烦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是一个搞摄影的女孩，想跟着我去巡回演出。她是自由摄影师，但拍这些照片并不是为了事后卖钱，纯粹只是个人爱好。

    “弗雷德呀，你就饶了我吧……”

    “别急嘛，我带她来这里一个晚上会碍你什么事呢？绝对不会妨碍你的！”

    “我不喜欢摄影师，我不喜欢艺术指导，我不喜欢记者，我不喜欢有人在我身边晃来晃去，我不喜欢别人盯着我看。这些难道你不明白吗？”

    “他妈的，你洒脱一点好不好，就一个晚上，两分钟。你甚至不必和她说话，如果可以的话，你看都不用看她。他妈的，就算是帮我一个忙，反正你也不认识我妹妹。”

    刚才我还跟你说我把什么都忘了，可这件事，你发现了吗，我忘不了。

    她是从右边的小门进来的，当时我正看着调音台。她走路时踮着脚尖，好像有些过意不去。她穿着一件白色T恤衫，吊带特别细。我在录音间，隔着玻璃没有马上看到她的脸，但当她坐下来时，我注意到她的乳房非常小，我已经产生了去摸摸它们的冲动。

    然后，她朝我微微一笑。她不像平常朝我微笑的那些女孩，她们朝我笑，是发现我在看她们，让她们开心。

    她朝我微笑则是为了让我高兴。从来没有哪一天的工作像那天一样漫长。

    当我从玻璃笼子里出来时，她已经走了。

    我问弗雷德：

    “她就是你妹妹的朋友吗？”

    “是啊。”

    “她叫什么名字？”

    “安波儿。”

    “她走了吗？”

    “我不知道。”

    “他妈的。”

    “怎么？”

    “没什么。”

    最后一天她又来了。保尔·阿克曼在录音棚里举办了一个小小的晚会，“为了庆祝你下一张金唱片诞生”，这个蠢猪，他就是这么说的。我刚洗完淋浴，正光着上半身用一条特大的浴巾擦头发，弗雷德为我们俩做了介绍。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仿佛我还只有15岁，浴巾拖到地上我都没发现。

    她依然朝我微笑，就像第一次一样。

    她指着一把低音提琴问我：

    “这是您最喜欢的吉他吗？”

    我不知道自己很想去亲她，是因为她对乐器一窍不通，还是因为她用“您”来称呼我—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的人都用“你”来称呼我，一边叫还一边拍拍我的肚子……

    从共和国总统到我最小的跟屁虫，所有的人都用“你”来称呼我，好像我们在一起养过猪、已经是老相识一样。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混就要这样做。

    “是的，”我回答道，“是我最喜欢的。”

    我的目光四处搜寻，想找个什么东西罩在身上。

    我们聊了一小会儿，但很难继续下去，因为阿克曼叫了许多记者过来，这个我早该料到的。

    她跟我提跟着巡回演出的事，她说什么我都用“好哇”来回答，一边偷看她的乳房。后来她跟我说再见，我则到处找弗雷德，或者阿克曼，或者随便找个人，把他狠狠地揍一顿，因为我感到心潮澎湃。

    巡回演出前后共有十来场，几乎都是在法国境外举办。只有两场安排在巴黎的西伽尔剧院，其他的我全搞混了。比利时、德国、加拿大和瑞士都去了，可是，不要问我前后顺序，因为我是不可能告诉你的。

    巡回演出的那段时间，我感到很疲惫。我演奏，我唱歌，我尽可能地保持“干净”，我在豪华大客车里睡觉。

    就算将来我有个实心的金肛门，我也仍然会继续开着带有空调的豪华大客车和我的乐手们一起巡回演出。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我一个人乘飞机，只是在登台之前同他们握握手，你一定要事先告诉我，因为到了那一天，也就是说我再也没什么名堂了，是我解甲归田、告老还乡的时候了。

    安波儿跟我们一起出来，但一开始我并不知情。

    她悄悄地拍她的照片。她同合唱队队员住在一起。有时听见他们在宾馆走廊里咯咯地笑，那是杰米在用扑克牌给他们算命。当我瞅见她时，我会抬起头，试图站直一些，但这几个星期我都没去找她。

    我再也不能把工作和性混为一谈。我已经老大不小了。

    最后那个晚上恰逢礼拜天。我们到了贝尔福，为了让我们的巡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庆祝欧洲摇滚乐队成立十周年。

    在告别晚宴上，我坐在她旁边。

    那是一个神圣的夜晚，大家都很重视这个晚会，它是专为我们自己保留的：布景工、技师、乐手以及所有在巡演过程中帮助过我们的人。这个时候不要那些幻想成为明星的年轻女演员或当地的记者来烦我们，你知道的……连阿克曼自己都没想到给弗雷德打电话了解信息和票房收入情况。

    也应该坦白的是，在这样的晚会上，我们的形象通常不佳。

    我们自己把这样的晚会叫作“打苍蝇晚会”，这可以说明一切。

    成吨成吨重的压力不见了，工作完成后的欣慰，一张张热情洋溢的面庞，几个月来我的经理人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但因为一下子笑得太厉害，很容易就变了味……

    一开始，我煞费苦心地对安波儿花言巧语，不久当我发现自己喝得太多不能体面地和她上床时，我就放弃努力了。

    她不露声色，可我知道她非常明白是怎么回事。

    有一刻，在餐厅的卫生间里，我对着洗手池上面的镜子慢慢地念着她的名字，但是我并没有深深地吸一口，并在脸上洒一些冷水，然后走到她面前，对她说：“当我看着你时，我的胸口好痛，就像面对一万名观众，求你了，别再躲着我，把我抱在怀里吧……”我没有这么做，我走了回头路，因为这事，我到小贩子那里买了2000法郎的“飘飘欲仙”。

    几个月过去了，唱片也出来了……我也不多说了，这段时间我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再也不能独自面对我那些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和我的音乐。

    依旧是弗雷德开着那辆黑色的雅马哈“大魔鬼”摩托车把我接到了安波儿的家。

    她想把她在巡演时拍摄到的作品展示给我们看。

    我心情好了起来。我很高兴又见到维吉、娜茜和弗朗西斯卡，过去她们和我一起同台演唱，可现在她们各奔东西了。弗朗西斯卡想出一张个人专辑，我又一次跪着答应她，要为她写一些久唱不衰的歌曲。

    安波儿的套间很小，我们稍不注意就会踩到别人的脚。我们喝着一种粉红色的墨西哥龙舌兰酒，那是与她同一层楼的邻居弄的。那是个阿根廷人，至少有两米高，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我看到他身上的文身，羡慕极了。

    我站起来。我知道她在厨房里。她叫我：

    “你能过来帮我吗？”

    我跟她说不能。

    她又问：

    “你想看我的照片吗？”

    我很想再次说不，可我脱口而出的是：

    “想看，我非常想。”

    她去了卧室，回来时把门反锁上了，她用胳膊把桌上的东西统统扫到地上，许多铝盘子掉在地上发出很响的声音。

    她把相册平放在桌子上，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我翻开乱糟糟的照片，可我只看到自己的手。

    好几百幅黑白照片拍的全都是我的手。

    吉他弦上的手，紧握麦克风的手，垂在身边的手，抚过人群的手，在后台与别人握在一起的手，夹着一根香烟的手，摸脸的手，签名的手，狂热的手，求助的手，发送飞吻的手，当然还有给自己扎针的手。

    又瘦又大的手上血管像一条条小河。

    安波儿在玩一个胶囊。她把那些细屑碾碎。

    “就这些吗？”我问道。

    我第一次注视她超过一秒钟。

    “你失望吗？”

    “我不知道。”

    “我拍你的手，因为那是你身上唯一没被弄坏的东西。”

    “你这样认为？”

    她点点头。我闻到她头发的香味。

    “那我的心呢？”

    她朝我微微一笑，俯在桌子上。

    “你的心没坏吗？”她不信地嘟着嘴问。

    我们听见门后面传来的笑声和捶门声。我听见路易在那里大喊大叫：“我们要冰块！”

    我回答说：

    “要看情况……”

    他们说着蠢话瞎起哄，就好像要破门而入一样。

    她把两只手放在我的手上，她看着它们，就好像是第一次看一样。她说道：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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