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人说：“她孙子是分局的，那就送到分局吧。”
另有人更正补充：“那是她外孙子，现在归专案组管，交不交给他要听专案组的。”
“哟，他犯什么错误了？”
我颤抖地打断他们，问：“来的时候好好的，怎么死了呢？”
这近于质问了，“白大褂”们全都愣住了。一个年纪大些的答道：“是今天早上去世的。”停了一下，似乎才反应出我的所问，忙又说：“按这个病人人院时的情况，能维持这么久已经不容易了。”
我两腿发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胸口堵得出不来气，说不清该可怜谁：是孤独地死去的老人，还是孤独地活着的小祥？我无力地问：
“她死前有什么话吗？”
“昨天夜里醒了一下，没头没脑地叫值班护士给她外孙子买两盒好烟，值班护士一看，就知道是回光返照了。老太太说了好几遍，睁了一会儿眼就又迷糊过去了，再就没醒。”
哦，她是在睡梦中告别她的外孙子的，这种梦别于死者毫无痛苦，而生者却无从知道她最后的遗愿和嘱托了。姥姥，你弥留时究竟惦念着什么？啊，我知道了，你曾经告诉我于人世惟一不能撒手的，便是小祥的终身，那么现在你可以放心地去了，有我呢！
我带着那一纸“通知”离开了医院。在路边副食店里买了两盒简装的“大前门”，是这里最贵的烟。
小祥，我爱你！
你身陷囹圄，又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几乎是突然地告别了以往的平静，在不幸中步入了新的人生。我为这不幸所感动，在感动中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爱所包含的价值和使命。
小祥，我们的未来是不会孤单的。
“你愿不愿和我结伴，去那遥远的天边？
那儿没有强暴和愚昧，也没有万恶的金钱。
只有你和我，我们的诚实和热血。
还有头上一方，湛湛的蓝天！”
但愿这首情歌终于应验！
在总场机关，在工作队，人人听到小祥姥姥去世的消息都报以一声长叹，连肖科长都“哟”地一声，把嘴张了半天。老太太人缘并不好，风烛残年连续发作这种要命的病，谁都知道住医院也无非拖日子而已。人们叹的其实是小祥，都能想到以他此时的心境，这无疑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
人心都是肉长的。
孔局长面色僵硬，拿着那张“通知书”看了片刻，迟疑地征询左右：“在这种时候告诉他，会不会妨碍他集中精力检查问题？可不可以拖一段再跟他说？”
洪场长阴沉着脸，说：“瞒着不妥吧？”
肖科长也说：“还是告诉他好，否则弄不好反而激化矛盾。”
孔局长点点头：“好吧。不过不要简单拿通知给他看，要先做好正面教育工作，老肖亲自去一趟吧。我看可以用工作队的名义说两句安慰的话，但主要是要教育他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反省自己的问题，告诉他，他的错误并不大，现在关键是态度不好。凭这个态度还能出来？”
洪场长叹了口气，谁也不明白他叹得什么。“好吧，”他说：“我跟老肖一块去，既然出不来，也不能老住在那个蒸笼里，我去跟一分场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给他现搭个棚子住，不然他的‘通知书’也快来了。”
口气是不大顺耳了，可谁也反应不出什么词儿来驳他。
下午三点钟，他们乘一辆吉普车要走，我拦住车门，要求同去，他们答应了。
虽是星期天，一分场却因为忙着安置刚刚接收的两百多个新犯人，干部们大都没有放假。我们先到分场长的办公室和头头们简单说了几句情况，就准备起身到监区去。毕竟是洪场长和肖科长亲自出面，一分场的分场长格外重视地正要吩咐人把监区的接见室打开，不料洪场长却摆手叫住了。
“接见室是供犯人家属探视用的，他又不是犯人，让他上那儿去他会有想法的。”
分场长解释说：“就那儿还干净点。”
洪场长执意不允：“就随便找个办公室吧，我们谈不长。”
于是就定在离监区最近的生产股办公棚里谈，我们因为又谈了几句给小祥搭棚子的事耽搁了一会儿，等来到生产股时，带小祥来的队长说，他已经在棚子里等了。
肖科长和分场长正要进去，洪场长一横手又拦住了，说：“我看还是先让女同志进去开这个头吧，气氛好一点。”
肖科长看了我一眼，犹豫地点了一下头。
小祥独自坐在屋里，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进来。我一看见他才知道自己领了一个多么艰难的使命，我怎么开这个口呢？我的心怦怦跳，先把那两包“大前门”拿了出来。
“你买的？”他有点惊奇。
“啊，不，”我竟慌慌张张脱口而出：“是你姥姥……”
“她给我买烟？”他睁大眼睛，好在并未发现我的慌张，急着问：“你去医院了？她能下床了？”
我为自己的粗心暗暗叫苦，慌乱中只好一误再误地往下编：“是她托人买的。”
“啊——”小祥很认真地看看那两包烟，放在鼻子下面闻闻，脸上微微有点笑意，眼圈却红了。
我攥着兜里那张发烫的“通知书”，手心儿里全是汗，张嘴刚想说，一颗心却紧张得差点从嘴里蹦出来，这时小祥又开口了，他的情绪比上午好得多了。
“我忘了一件事，听说我姥姥前几天跟刘成德要那个立柜的钱来着，这怎么行呢，你什么时候再见到她，千万替我说说，就说我给她跪下了！”
我的眼泪忽一下出来了，扭身跑出了屋子。
“怎么样？”肖科长问。
我把“死亡通知书”拿了出来，“你们去吧，我说不出来。”
肖科长皱起眉头，“怎么他还没掉泪，你倒先哭开了，这可是执行任务！”
洪场长沉沉地打断他，“老肖，我们进吧。”
他们在屋里怎么谈的，我不知道，意外的是，小祥像是非常平静，我在外面没有听到一点声响。十分钟后，他们三个鱼贯而出，只简短地冲我说了句：“给他看了，让他一个人安静会儿吧。”
向分场长道了别，我们坐上车子回来了，一路上谁也没说话。
晚上，按工作日程的安排，各分场来汇报警卫力量的调整情况，又轮到我做记录。因为孔局长特意垂询，一分场的人便顺带讲了讲小祥的情况。
“今天洪场长他们走以后，他开始还倒安静，光是自己在反省号里小声哭了一阵。晚上给他送饭的时候，他提出要去看一眼他姥姥的尸首，送饭的同志没理他，跟他说已经埋了，他不信，砸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门，凶得很，还骂人。”
“骂什么？”孔局长霍然板起脸来。
一分场的人迟疑了一下，说：“就是什么混蛋啦，畜牲啦之类，乱骂呗。”
砸门，又加上骂人，似乎不大好为他说情了，洪场长也只得环顾左右，迂回着问：“他姥姥下葬了没有？”
有人应声答道：“没有，准备明天下葬。天热，留不得。”
洪场长慢慢地说：“清河的群众倒是一向重孝道，也都知道他们祖孙的关系，实际上跟母子差不多……”
肖科长还算仗义，随声附和：“当然，旧社会忠孝仁义那一套要批判，但革命的人道主义还要讲。”
孔局长这才点了一下头，“让他看吧，这对他也是个触动嘛，说明组织上对他还是仁至义尽的。但是要警告他，到了医院不准又吵又闹的，丑话说在头里：要闹就别看！”
这事居然这么痛快就定了，让人从心里松了口气。散会后洪场长特别嘱咐，让我明天跟专案组的一位同志一起陪小祥到医院去，路上好安慰安慰他。
是的，这时候再也没有谁比他更需要安慰、同情和真诚的爱了。我盼着天亮。
天亮了！
我第一个吃完早饭，正要到家属区去找那个专案组的同志，迎面碰上一个从办公区方向来的半熟脸的农场干部，交给我一张电话记录，要我帮忙转交给工作队的“随便哪位领导”。我在电话记录上扫了一眼，血液突然紧张得不能流动了。
“据一分场秘书股今晨六时电话报告，寄押在一分场的隔离审查人员陆小祥今晨三时左右，撬开反省室逃出，凭借尚未拆除的施工脚手架爬上围墙，用反省室的棉褥垫在铁丝网上翻出监区，当即被塔楼执勤战士发现，鸣枪示警，该陆拒不理睬。值班干部刘成德和警卫战士黄茂发随即出击追捕，并一再鸣枪警告，追至监区以南树林外，因天黑恐其逃走，遂开枪将其击毙。分场领导已连夜组织人员对该陆逃跑的方法和路线进行勘查，以找出警卫工作的漏洞。详情待报。”
有人迎面走过来，笑着向我问了一句什么，我下意识地往前踉跄了两步，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冥冥世界，我飘了很久，很久。直到朦朦胧胧地，发现有人在我脸上擦着什么，凉丝丝地使我心里打了个冷战。用力想睁开眼，头马上疼得像要裂开，有人从我身边站起来，说了句：“没事了。”
我听出这是工作队医生的声音，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张床上了。拼命想坐起来，马上听到另一个声音：“躺着吧，躺着吧。”我感到疲乏，疼痛，但身体各部位的知觉却在一点一点地恢复，最厉害的是脸上的一片肿胀，还伴着一股刺鼻的碘酒味。
听觉也逐渐清晰起来，有人在近处小声争辩：
“开枪的有什么责任，武器使用暂行条例有规定，犯人逃跑警告无效的，可以开枪。”
“问题是他并不是犯人。”
“问题是谁知道他不是犯人，深更半夜翻墙逃跑，人家当然以为是犯人。”
“那也用不着打死嘛。”
“那可没准儿，你瞄的是腿，中的是背，黑灯瞎火的，谁那么好枪法。这种事，赶上非常时期，反正是白死了，能怪谁？”
“嘿，听说不是当时就死的，还活了一会儿哪……”
七嘴八舌，每一句都那么清楚，刺得我身心俱裂，我想到这一切都是真的，都无可挽回地发生过了。我真想爬起来，找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我的小祥死了，可我不敢当众哭他，人们会猜到……不，人们已经猜到了，不然，何以竟没有一个人来问问我为什么昏过去了，是太累了还是有了病，他们已经心照不宣。
接着，人们一拨一拨地下分场去了，奉命到一分场善后的人也吆喝着走了。一整天静极了，除了草地里零落寂寥的虫鸣就是值班员偶尔接电话的“喂喂”声，一分场现在也安了电话。我老是盼着那是来报告：小祥并没真死，又救活了……黄昏时人们纷纷回来，又接着议论起这件事，询问、叹息、争论……农场干部开始毫无顾忌地说起小祥的好处来；工作队的人想起刚到农场时他给大家打水、搭棚子、找雨衣的事，心里也都觉得可惜。到了夜幕降临，操场上闹哄哄地准备放映地震后的第一次电影，人们才停下议论看电影去了。
我挣扎着爬起来，值班的看见，还以为我不知道，说了句：“今天有电影。”
我没回声，像幽灵一样慢慢往家属区走去。
刘成德在家，他病了，发了一整天烧，说了一整天胡话，这时刚刚起床，正坐在桌边喝粥。看见我进来，又一下子跳起来，满面恐惧，见了鬼似的哀叫着：“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我没火柴……”直到他媳妇说：“这不是小祥。”他惊魂才定，往地上一蹲，抱着头就呜呜地哭开了，边哭边唠唠叨叨地说：“我不知道是他，我们都开了枪，他就摔倒了，那当兵的比我准，他比我准……”
我打断他，只想知道，“他还活了一会儿？”
缩成一团的五尺汉子慢慢停止了啜泣，抹了一把鼻涕，好一会儿才呆呆地喃喃道：“子弹从他后背穿进去了，可他没死，我跑过去，看见他还没死，我叫那当兵的去喊人找担架，我抱着他叫他，他睁了眼，他一点也没生我气，还冲我和气地笑了一下，还说：‘是成德呀。’”刘成德说不下去，又哽咽起来。
我把眼泪吞下去，问道：“他还说了什么？”
“他还说，还说，他要是……死了，千万把他和他姥姥都埋到‘孩儿河’去，他说他……喜欢那儿。”刘成德泣不成声，“他说，他说这事就托给我了……”
不行，我得走，我不能在这儿哭。
“他又问我带没带火柴，说他兜里有烟，他想抽烟，可我，我偏偏没带火柴，我刚说我这就去找，他就闭了眼啦……”
刘成德号啕起来，他媳妇替他捶着背，两眼通红地说：“不是我们迷信，今儿个小祥缠了他一整天啦，老来跟他要火柴，我们成德受不了啦！”
我用全身力气站起来，说：“这不怪成德，我去给他找火柴，他不会再缠你们了。”
我觉得我是代表了小祥说的。
第二天，一辆面包车把我和另外几个病号送回了北京，我们仍然是从那条三十里长堤离开清河的。小祥，他们不让我再亲眼看看你了，可我能想象到你死时的清醒和平静。你一定意识到我们永别的时刻到了，所以才要葬到孩儿河去，想永远待在那块使我们走向成年的启蒙地上，永远守着我们的初恋！
长堤上的泥土早已干硬，但被我们来时的卡车犁出的沟辙还史迹般地弓隆着。面包车像一只受了伤的小熊，在上面暴跳着、喘息着，一路颠簸。我默望着堤外茫无人迹的涸泽，心里喊道：“小祥，你等着我，我一定要再来的，清河！”
一回到北京我就病倒了，又度过了一段地老天荒般的寂寞和沉默，紧接着十年寒暑，一晃而过，我并没有再来过清河……
小祥，对不起，是新的生活硬把我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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