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刮大风，我照例去医院看病，准备把春节期间的药都取回来。内科候诊的走道里，病人挤得转不开腰，药房的窗口也拉起了长长的大队，可进了诊室一看，只有一两个大夫坐班看病，人呢？难道都办年货去了？
一直给我看病的大夫也不在，我怕别的大夫不了解情况，只好转到儿科去找继平。儿科也一样，病人多大夫少。继平也不在，一问，才知道是跟着医院组织的街头医疗宣传队打着红旗上长安街了。
莫名其妙，谁顶着风上大街听你们宣传去？
在儿科的走廊里，意外地碰上了继平的表姐，带着孩子来看病，于是便说了会儿话。
继平的表姐在地质单位搞了多年野外工作，嗓门儿大，爱攀谈，先是大大咧咧地同我寒暄了一阵，然后突然问道：“怎么着，我可听说你们学院原来要提拔你当副所长？”
我未置可否地笑笑，却有些疑心：怎么叫原来呢？我随口问：“你消息倒灵通。”
“我那天到你们院樊书记家去了，你们所长正跟他说这事呢。咳，要我说，当那个芝麻官有什么意思，别人眼热，自己又辛苦，受洋罪。”
“我们哪个所长？”
“姓罗吧，我记不清了。嘿，你提防点，可不怎么地道。”
“怎么不地道？”
“胡说八道呗，说你这人工作还行，就是作风上……咳，你甭听他的。”
我认真了：“他说什么？”
表姐到底是快人快语：“说你地震那年在劳改场和一个犯人有过不正常关系，说你们公安局好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你就是因为这个才要考大学离开公安局的。我心说了，这都是哪辈子的陈芝麻烂谷子呀，再说‘四人帮’时期的犯人，也未准都是坏人呀。那姓罗的一走，我就和樊书记说了，我说我了解你，作风没问题！”
我压抑着胸中的愤怒，竭力平静地问：“樊书记怎么说？”
“咳，老头儿么，死框框，说要是真有那个问题倒真该慎重了，特别是女同志，不提拔则已，一提拔，什么话都来了，群众对作风方面的事最感兴趣。要提就索性提那种一点辫子没有的，也是爱护本人嘛。我心说了，女同志怎么啦，女的就活该倒霉？怪不得刘晓庆说了，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也想开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声不响待着算了，只要别干缺德事儿，完了。”
见我沉默不语，她及时转开话题：“哎，你回去见着继平，就说我骂他了。前两天他姐夫求他帮忙买两张去广州的车票，他居然开口要十块钱手续费，他姐夫还以为他开玩笑呢，谁知道他竟是真的。这小子怎么回事，也真张得开嘴，要不认识嘛让他宰一刀也认了，可自己一家人，都挺熟的，你说给还是不给呀，甭说他收钱的，我这拿钱的都脸热。我们长年跑野外，不是没钱当这个冤大头，去年我们还捐了一千块修长城呢，不信你看去，将来那砖上有我们孩子的名儿。”
护士叫她孩子的名儿了，她这才住了口，匆匆道别领着孩子进去了。我心绪暗淡地离开医院。
肖科长一点没说错，即便是造谣，你都没个分辩的机会，你能怎么着，还能到樊书记家解释一通去？那岂不滑稽，岂不“越描越黑”？
这种拿风当雨的勾当，姓罗的能在领导的家里干，在所里未必不会。他张着嘴巴说，别人伸着耳朵听，既不会有人跑来找你问究竟，你也就无从洗白辩诬，无论真伪，舆论反正是造成了。
尽管我们大家，也包括他，都经历过舆论可以杀人的时代，都看到过在愚昧中留下的淡淡血痕；尽管那血痕已被如水的岁月洗刷，但现实中仍然有某些硬邦邦的东西，要不时地触痛你的伤疤。
它常常提醒我想起和小祥最后的那段日子。
那时候，总场抽了几个干部，加上工作队的一位老同志，组成了陆小祥专案组，组的阵容相当不小，专案却搞得毫无声色。在给市委写信的问题上，小祥不但不肯认错，反而常常把审案子的问得没话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在这件事上对他含糊责骂几句是可以的，一认真追究罪名，反倒成了“莫须有”。问题是专案既成，又不能不查出几件足以“服天下”的行状来了结，所以根据孔局长的意见，只好采取“歪打正着”的办法，从其他方面找岔子了。于是从尿布时代查起，几乎连上小学时打了教室的一块玻璃这类恶作剧也不肯放过。如此种种，全是鸡毛蒜皮，但集中得多了，似乎确实有了一点“舆论”的味道。轻信和盲从作为当时的一个时代性格，使得许多过去对小祥比较熟悉的人，都禁不住懵懵懂懂地疑心自己以前是不是被他的迷人的外表蒙蔽住了。
而了解内情的人，依然清楚专案组进退失据的难堪。因为他们回来和大家闲扯的时候，再也谈不出什么新情况了。
“这小子，要在旧社会准是个‘瘾君子’，审他的时候居然跟我们要烟抽。”
多数只能谈谈这些“当日新闻”，而对我来说，却能从这些关于小祥的只言片语中，想象到他此时的苦闷。孔局长大概也明白专案组的难处，所以很宽限，并不催着结案，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那件震惊世界的事——九月十一日，北京传来噩耗：毛主席在两天前逝世了。
主席的万岁之日偏偏出在了震灾期间，国难加国丧，祸不单行。为了减轻北京治安方面的压力，市局决定九月十五日从北京监狱转送七百名犯人和一部分“劳教”人员到清河来，除了要求清河农场务必做好接收工作外，市局还下了死命令：在毛主席治丧期间，不准一个犯人逃回北京。非常时期，如有胆敢闹监、逃跑和进行反改造活动的犯人，要不惜用最严厉的手段加以制裁！孔局长在长途电话里向局党委立了军令状，工作队的归期一下子变得杳然了。大家每天分组下去摸情况，和各分场一起订措施、抓落实，忙得不可开交，小祥的专案在无形中被搁置一边，难得再听到他的消息了。
仅仅是那次，在一分场汇报犯人对主席逝世的一些反应时，他们谈到了小祥。
“他听到消息的时候倒是流了眼泪，这几天没怎么说话，后来跟看守的干部要黑箍戴，没给他，今天早上发现他把褥子上的黑布撕下一条戴在胳膊上了。值班干部批评他这是破坏公物，可一看反正也撕下来了，也就让他戴了。”
孔局长没说话，洪场长说了句：“情有可原。”沉吟一下，赔着几分小心地又对一分场的人说道：“你们今天是汇报犯人的情况，顺带讲讲他的表现也不是不可以，但最好不要真的把他当犯人对待，他不是犯人。过几天看看能不能给他找个棚子住，那间反省号长期住人不安全，人也受不了。”
一分场的场长点头称是：“对对，那房子没窗户，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是一身汗，可我们那儿防震棚又紧张得不行，现在只好每天让他擦一次澡，就是没换洗的衣服，他家没人送。”
洪场长点点头说：“我们找人送吧。”
散了会，洪场长让我去找一下小祥的邻居，他们有小祥家的门钥匙，让我到他家拿出几件衣服来托顺路的人带到一分场去。
嘿！这岂不是个难得的机会，我干吗不自己去？
第二天恰巧是星期天，我从小祥家取出几件干净衣服，借了辆自行车，谁也没告诉，一个人往一分场来了。以后要是有人问起，我可以说，没找到顺路的人。
一分场监区的围墙不像八分场塌得那么厉害，除了少数地段还搭着脚手架外，大部分墙体都已修复。在监区门口，我碰上了一分场直属队干部刘成德。主席逝世后，管教干部都发了枪，刘成德瘦巴巴的身子上也别了一支老式的美国撸子。他听到我是给小祥送衣服来的，便极其热情地把我领到一间办公室，引见给值班干部。值班干部见我是工作队的，不敢怠慢，说一声稍候，便拿上钥匙奔反省号去了。
我稀里糊涂不知等了多久，说不清为什么心情紧张，刘成德在一边和我说了些什么，我答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屋门被人拉开时，我站了起来，慌慌张张打翻了一条凳子，听见值班干部高腔大嗓地说了句：“看见没有，给你送衣服来啦！”我知道小祥已经站在我面前了。
他穿着上白下蓝的警服，领子上还残留着缝领章的红线头，胳膊上系着从褥子上撕下来的黑布条，裤子上尽是土；上衣被汗水沤得发暗，衬着苍白的脸，脸很瘦，下巴显眼地尖出来了；不知谁给他剪了个小寸头，显得土里土气。他一看见我就愣住了，没想到送衣服的是我。对他来说，他一定觉得和我，和他姥姥，已经分开整整一个世纪了。
我尽量轻松地笑笑，故意随便地问：“听说你那屋子没窗户？”
他低声说：“啊。”
我又问：“热得要死吧？”
他又低声说：“死不了。”
我只管拣好消息说：“洪场长要他们过两天给你找个棚子住。”他呆呆地没反应，半天才莫名其妙地问道：“他们给我整的材料，你看到了吧？”
我一时没弄清他的意思，含混地唔了一声。
他眼睛望着地面，说：“你才知道我不是个好人吧？”
我明白了，摇摇头说：“我没看，也不看。”
他嘴角动动，想笑一下，却是哭相，眼睛抬起来，投给我含意复杂的一瞥。
我们都沉默了。我有千言万语要说，张开嘴却什么也说不出，好半天才呆呆地说了句：“坐吧，看看我给你拿的衣服行不行。”
他听话地坐下来，眼睛不看我，下意识地摆弄着那几件衣服。
值班干部对小祥的看管很松，似乎体现了一种与犯人区别对待的政策性，见我又是工作队的，所以更其放心大胆地和刘成德蹲在门外面的台阶上聊天去了。我万没想到居然能有这么一个可以单独说话的机会，呼吸都禁不住急促起来。
“小祥，”我紧张地探过身去，低而急地说道：“你千万别想太多了，这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我多么希望他能从乐观积极的方面理解自己处境，因为只有这样他心里才会好受啊。
他低着头没答话，可手上停止了摆弄，我禁不住有点焦急了，几乎用恳求的口吻又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大家都很关心你，”我接着说：“都希望你能尽快配合专案组搞清问题，早点回去工作，千万别有其他想法。”
“你说呢？”我盯着他。
他抬起头来，那一瞬间我发现他的脸上竟是一片异样的平静，我的心反而更加缩紧了。他的声音小小的，发哑，一句一停，却很清楚：
“这些天，我老是想，我想我已经大了。”
他的眼里忽然闪起了泪光。
“我已经是男子汉了！”
我估不出这两句话是主悲还是主喜，迟疑地说了句：“男子汉心胸开阔，那就好。”
又沉默片刻，小祥突然自己宕开话头，问：“我姥姥呢？他们说她住院了，他们说没把我的事告诉她？”他显然不太相信这话，是向我核实的意思，我当然得说：“没告诉。”
他毫不掩饰地露出放心的笑容，又说：“要是你有空，能去看看她就好了，就说我到远地方出差去了。她喜欢你，你说的话她准会信的。”
我说：“我去。”
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话似乎也稍稍多了些，“工作队什么时候回北京？他问。”
“还没信儿呢。”
他仿佛一下子又被什么东西提醒了，又低下头去，低低地说：“有件事，想求你答应我。”
“行。”我觉得此时此刻，他的任何要求都是应当满足的。
“你走以后，以后……再也别来清河了。”
我鼻子一酸，拼命挤出些笑容，“你这是怎么了，你忘了，我们不是约好了吗，我还要来的。”
他低头不吭声，好半天才说：“我不想让你再来这里了。”
我忍住哽咽，“可你还在这里，我怎么能不来呢。”
他狠狠地吸了口气，“我也要离开这儿，带我姥姥走，再也不回来！”
我知道他这些天准是胡思乱想得太多了，走？能走到哪儿去？难道连工作、连户口，都不要了吗？我想劝他，也看出他此时不愿意听任何劝导的话，他的口气中发泄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粗暴，喊道：“你忘了我吧！”
值班干部听见声儿不对，探进身来，看看，问：“怎么啦？”
小祥铁着脸，不答话。值班干部进来了，哼了一声问：“又犯葛是不是？”
我连忙站起来说：“没事儿。”
值班干部对我笑一下，说：“冲他这脾气，要是他妈我队里的犯人，看我不把他攥出尿来。”
小祥一脸轻蔑，挑衅般地说：“少废话，嘿，给根烟吧。”
值班干部瞪瞪眼睛，“年轻轻的，抽什么烟。拿到衣服没有，拿到了走。”
小祥抱着衣服被领走了。我有些发呆地站在屋子当中，刘成德进来问：“中午在这儿吃饭吧，我有饭票。”
我摇摇头。
离开一分场，上了大路，茫茫然不知该往何处。风吹猛省，我想起来刚刚答应了小祥去医院看他姥姥的，对，这就去。
骑车上路，中午十二点多钟才到医院。大概因为是星期天，医院门庭冷落，看样子连值班的人也大都回家吃午饭去了。顺着头一排防震棚往里走，忽听到尽里头一间有说话声，便去敲门。
进得屋来，有四五个大夫和护士模样的人像是正在商量着什么。我刚说了一句“劳驾请问……”有人便认出了我。
“你是工作队的吧？”
我略略迟疑，点了一下头。
“那正好，您能不能替我们把这个带到总场去？”他递过一张纸来，“您带去就省得我们跑一趟了。”
“带给谁？”我接过那张纸，表示愿意帮忙。
“这本来应该给家属的，现在呢，您看……”
我在那纸面上扫了一眼，入目一行铅印的粗体字——“死亡通知书”，把我吓了一跳，再看底下的名字，我心里嗡地一声。
那大夫接着说：“她是陆场长的母亲，是不是应该先交给场党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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