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全部情节、人物纠葛以及生活画面，自始至终是通过第一人称的“我”的回忆、倒叙和内心自白而得以展开的。“我”在十年前曾经是市公安局的一个共青团委书记，年轻的姑娘，地震之后被派往震区——清河农场参加抗震救灾工作，在那段生活中结识了与她一起工作的当地的警察陆小祥，两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萌发了炽热的初恋。陆小祥虽然缺乏较高的文化教养，但他的心灵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感情、纯厚的扶危济困的道德感、追求真理而达到刚直不阿的精神、不畏险阻而勇于献身的革命责任心深深地打动了这个从城里来到农场的姑娘，两个人在孩儿河畔羞怯地、然而又是热烈地相爱了。由于社会环境的不正常（在劳改农场这个被认为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左的思想不断升级，以及孔局长一类人物的欺上瞒下获取个人升迁的资本的行为，等等），陆小祥的一切作为，一切在常人看来是正当的、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举动，都成了构成他破坏抗震救灾、同情反革命的罪证。他被关押审查，但他拒绝作检查，拒绝承认错误，恶劣的环境和非人的待遇并未迫使这个虽然入世未深然而却与环境不妥协的青年改变初衷。他的青春是壮丽的，狂放的，透明的。他虽然死在人民政权和亲朋好友的枪弹之下，但他的结论却不能由孔局长一类人物去作，父亲一般仁慈、宽厚、苦干、为人民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洪场长以及农场的乡亲们深情地、愤怒地安葬了他的遗体。这样一个警察，他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纯厚的乡情，同当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最后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他的悲壮的死亡，对于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来说，带有普遍性。陆小祥虽然离开人世已经十年了，我们的社会已经由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转变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新时期，“我”对小祥的眷恋依然那样强烈，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泯灭，并没有因为生活的改变（大学毕业了，结了婚，生活也好了）而将小祥的期待遗忘，每当对丈夫继平的庸俗的灵魂产生某些厌恶的时候，这种强烈的眷恋就达到不可抑制的地步，以至于在大年初一，所有的普通人都在家庭里团聚享受着天伦之乐的时节，“我”却弃家而出走，来到依然是荒野漫漫的茶淀农场，寻找失落的旧爱，追回甜美而苦涩的记忆，凭悼那个在湿漉漉的河滩拥抱了她、亲吻了她，从而在那一秒钟里享受了一生全部爱情的陆小祥的坟茔。
如果把陆小祥的悲剧理解为人道主义思想与不人道的社会政治的冲突还不至于大错的话，那么，我还要说，“我”的离弃丈夫、公婆、双亲而出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真正的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与庸俗寡淡人生的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以至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从而作出出走的决断，这不是某一社会所独有的现象，而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的解决。我们也不必讳言在我们这个新的社会制度或新的历史时期存在着这样的悲剧，也不必把文学作品里写了这样的冲突和悲剧就上纲为为社会主义抹黑。陆小祥的悲剧是容易理解的。他挺身而出要闯三十里长堤，在为迎战暴动的犯人而组织的敢死队里所表现的英勇豪气，揭露马盛利医生在震后见死不救时的血气方刚，为埋葬刘成德的父亲而慷慨地献出自己准备结婚用的大立柜，由于揭发了秦文忠而导致秦文忠被捕之后的心理的矛盾与自责……这些相互矛盾又相互协调的思想、品德、因素、举动，其核心是正直的做人，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谬误的排拒，是人道主义的处世思想；而这些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相抵触的，最终是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的。十年之后，“我”的出走，也是个人与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不过，这次的冲突同小祥与社会的冲突，性质是不同的。在作者的笔下，“我”的追求是相当朦胧的。但可以看出，“我”时时把现在的丈夫与小祥放在一个感情的和世俗的天平上，把小祥的追求和哲学当作自己的追求与哲学，于是就对继平的庸俗（亦即社会的庸俗市侩倾向）产生了厌恶，从而使家庭生活出现了断裂。即使作为肉体的小祥已经在这个现实世界上不复存在了，但作为精神的小祥却在她心灵中永存。不仅他的忠厚正直，他的勇敢热情，他的倔犟粗野，他的羞涩局促，而且还有他的不因左的重压而牺牲人与人之间的纯厚的情谊和了解，为人民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社会责任感，时刻都成为在“我”胸中涌动着的精神力量。但她在继平身上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宁可辞掉医生的职务而到中外合资的大饭店里做按摩师以获取更多的钱的委猥琐而庸俗的灵魂。也许她是一个心志太高而想入非非的女子，但她对市侩主义的鄙弃却是正在八十年代一部分青年中诞生的一种时代意识。小说在这方面的笔墨，显得太少了，未能充分揭示出“我”出走的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不能不是一个减弱了作品的现实感的缺憾。
《死于青春》所采取的叙事方式，决定了作品基本上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序列而结构情节的写法，时不时插入一些叙述者的心灵的剖白。这种叙事方式使故事比较集中，省却了许多不必要的枝蔓和赘疣，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把叙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波澜公之于众，沟通了读者的感应的心弦。作者也注意克服这种叙事方式所带来的一些局限，在可能的场合和关节扩大自己的画面，包容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小说比较充分地揭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受左的思想毒害较深的人物，如孔局长、肖科长。孔局长是左的思想和权位观念合二而一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头脑里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被历史的风云驱赶得荡然无存了。这种人物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一种市侩，但属于官僚市侩类型的人物。如果说这种人物还有什么独创性的话，那就是对一切事物的判断与处理要以不损伤他的地位为前提，否则他会翻脸不认人。黄朝英的抗震模范就是典型的一例。陆小祥从群众中发现了黄朝英的先进事迹，得到了孔局长的首肯，他认为他的辖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使他脸面增光的先进典型。但当陆小祥经过详细调查，终于发现黄朝英是个假典型，并大胆地予以否定时，孔局长却感到这样一来可能危及他的根本利益，宁可将错就错，欺骗国人，以求个人仕途的平安。这还不算，从此而导致了陆小祥被关押审查的悲剧。这个人物在新时期文学中固然不是新的贡献，但在这部作品中出现，却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肖科长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并不能给读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他是作为陆小祥、“我”和孔局长、洪场长之间的润滑油的角色而存在的。在考虑自己的升迁上，他与孔局长是有共同性的，但他还较为通达，不像孔局长那样阴险到成为一个“政治动物”。洪场长是一个地方干部，具有实事求是、苦干实干、身先士卒、富有人情味等素质，他以一心为公而与孔局长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在转弯抹角地进行着斡旋，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他的“氏族”中的力量。（作者有如下一段叙述：“清河农场的干部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的随处可见，甚至还有不少呼爹喊妈的；后生对前辈不管是否真有亲缘，一般也都称叔道婶，使你竟会情不自禁地以为置身在一个血亲氏族社会的部落中。”）小祥是老场长的后代，他受亡友委托把小祥抚养成人，如今小祥罹难，洪场长不好当面顶撞孔局长这样的上司，但总是设法走出困境，笔墨所至，相当动人。小祥埋葬后，“我”被送回北京前发现的那份“简报”里称：“九月二十一日陆下葬时，农场少数干部、职工约百余人围聚不散，其中有农场副场长洪××，农场分局副局长李××等领导干部，他们不但未对群众做疏导工作，反而向陆脱帽致哀。……”洪场长上了孔局长、肖科长们的黑名单。在洪场长身上，被孔局长指控的那些“资产阶级人性论”，不言而喻，恰恰是孔局长身上不见踪迹的。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物，加上秦文忠、张玉海、刘成德、黄朝英、马盛利这各色人等所组成的茶淀农场，是一个特殊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特殊的社会里发生的一桩桩见所未见的事情，是十年前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就像那一个个人物是十年前社会生活所造就的一样。
文学作品不再是政治的简单的工具。文学作品的任务在于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和解剖人的灵魂。因此，文学回到文学的本意上来，不是路子窄了，而是更宽了。作家有权写他所熟悉的生活，也有权塑造自己笔下的人物。这是外界无法干涉也干涉不了的。海岩赋予他笔下每个人物以社会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体现了他对社会生活的总体看法。我想，他对个人与社会环境冲突的描写，尽管并不充分，或并不自觉，总能启发人们思考吧！
后记
有人觉得写小说是件既高尚又实惠的事，为着读者和社会的需要而作，同时自己也得些稿费贴补家用，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
而我写小说的动机，却常常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抚慰、寄托、安定和净化而已，是自己精神生活的一种需要。本集所收进的这些人世近俗的寻常人事，就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单纯再现和摹写，而更多地表达了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回顾、解释和希望，充满了很强的主观情绪。我不知道这是否损伤了作品的真实。
如果徐五四和凌队长都不是好警察的话，天下就没有好警察了。我把他们的激烈冲突理解为新老两代公安人员的差别，这差别既是素质上的，又是性格上的。现实中的警察当然比他们更复杂更多面，但我有意按自己对生活的选择，强调了他们的某一面甚至某一点，不及其余。
二勇在现实中也可能是不存在的，他给予那位濒于绝望的老人的温暖，代表着只有在人的青春年华才会闪烁的热情和纯真。二勇的明朗可爱，与其说是现实对作者的触动，不如说是作者对现实的呼唤。
《死于青春》则显然萦回着一股淡淡的幽怨和失落感。如果说，在男主人公身上反映出来的冲突，是人的价值与社会现实的矛盾，那么女主人公的冲突则是人的存在价值与自我的矛盾，她在现实和往事之间的彷徨，在新旧价值观念上的茫然，恰恰也是以前我自己精神上的一个隐隐的痛点。我老是弄不清那个被我们憎恨，诅咒的疯狂年代，为什么还会留给我们那么多丢不掉的怀念。也许仅仅是因为那最真诚最勇敢最纯洁的青春之火，总是召唤我们回首当年；也许是因为那年代太黑暗，火光才更迷人。如果说，曾经迸发过这火光的一代人与从懂事起就找不到理想或者理想太不浪漫的另一代人相比，现在有时会感到内心空茫的话，那么这内心的空茫是不是一种失落感？
这是不是告别青春后反而发疯似地怀念青春赞美青春的失落感？
这是不是当代青年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无所依归的失落感？
写小说对我，虽然确是自我安慰的一条途径，但我想不会有哪个作者写小说是专给自己看的，他总是希望自己心境中的那些生命和情感，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肯定。
古人说：“陶陶文思，贵在虚静。”而我偏偏是个俗人，每日公私杂务，纠缠不清，于是小说便写成这样，幼稚、粗糙、空洞，俱是缺乏冥思默想，不能有很好内心修养的缘故。
海岩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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