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批判》里的海上学人
1973年9月中旬，沪上书店与邮局开始发卖新创刊的《学习与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虽然版权页上注明编辑部设在复旦大学内，但其实际组稿与编辑却出自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刊号《致读者》说，这是“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杂志”，似乎旨在区别当时同为上海市委写作组操控的文学性杂志《朝霞》与自然科学类杂志《自然辩证法》。这份月刊，出到1976年第10期，随着毛泽东去世而戛然终止。
尽管《批判》略具综合性文科杂志的外相，却决非学术性杂志，而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刊物，记得当时圈子里还有过“小《红旗》”的自诩（《红旗》是当时党刊，即今《求是》的前身）。不仅其创刊踏准了伟大领袖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步点，在其后三年里，无论评论《水浒》运动还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有过出彩的表现。
作为特殊年代政治斗争绑架舆论宣传与社会科学的实例，《批判》对研究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中“文革”十年的政治历史、学术文化、新闻出版与知识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典型个案。时至今日，其创刊内幕究竟如何，命题定稿怎样运作，作者队伍如何罗致，杂志的执掌人物与主要作者在“文革”结束后有何遭际，在学术研究层面上都还不甚了然。倘有研究者结合对亲历者的采访与相关档案的调阅，申报哲社课题，倒真能填补空白的。
杂志许多文章都以化名登场，例如罗思鼎、石一歌、康立、石仑、翟青、任犊，但也有文章署以真名实姓，其中不乏当时与现今的海上学人。这些学人大体可分三种类型：一是当时已经卓然名家，二是当年已在学界但未享大名，三是其时尚未跨入学界而如今却已声名卓着。当然，第一、二类间有时难划定明确界限，只能以年龄段略作区分而已。
笔者当年无书可读，继创刊号后，大多购读过。去年从存书中检出，索性在孔夫子网上补齐所缺各期。今年恰是这份杂志创刊四十年，试就海上学人与这份杂志的因缘瓜葛，仅限文本，略作钩沉。囿于时间精力，未暇采访调查，难保史实有郢书燕说，学者或同名异人，亟盼亲历者赐正，更祈涉及者谅宥。
一
属于第一代的海上学人有刘大杰、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顾廷龙、谭其骧、陈旭麓、谷超豪等。作为学习体会，数学家谷超豪那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焕发出革命青春》（1976年1期），显然奉命配合当时“教育战线的大辩论”，不拟深论，其他学人之作都值得一说。
刘大杰在《批判》上有四篇文章，依次是《读〈红与黑〉》（1975年1期）、《唐代社会与文学的发展》（1975年8期）、《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1975年11期）与《韩愈与古文运动》（1976年4期）。就刊出篇数言，虽不算最多，在第一代名家中却拔得头筹。
刘大杰以治中国文学史着称，首发的却是外国文学书评，但他早年颇有关于欧洲文学史的论着行世，对此也就毋须怪讶。而强调《红与黑》复辟与反复辟的时代背景，也许才是这篇作品论的微言大义。其他三篇都是他1976年8月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相关章节的先期发表。这部文学史自有特色，而以1962年版最得好评。据说，毛泽东六十年代初曾召见过刘大杰，“与他谈了四个钟头，主要就讨论文学史问题，对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里引述分析许多作家作品这一点，大加肯定”；“文革”爆发后，钦定保护的复旦四教授里就有刘大杰。他也得以奉旨改书，在1973年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册，荣膺彼时少有的恩典。由于毛泽东的青睐，批儒评法运动起来，江青“又要他以儒法斗争这条线为纲，来重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见吴中杰《海上学人漫记》）。
据刘氏关门弟子林东海回忆，刘大杰其时“已完成一个修改稿”，全书“只是在某些问题上着以‘儒法’色彩，并没以此为纲”，他还将修改稿打印呈送毛泽东。1975年1月4日毛泽东告诉江青，“已印两部文学史，暇时可以一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419页），一部就是这份修改稿的大字本。江青应该就在其后下懿旨的，还特赐他一部大字本。刘大杰回沪后，喜形于色地将赐书事张扬告人。应该与周一良同样，他认为江青“是主席的代言人”，“批林批孔也好，评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毕竟是书生》73页），便欣然从命。第一册修订本出在批儒评法前，尽管评孔子与《论语》已较前一版大相径庭，但尚未谬之千里。但1976年版的第二册就完全以儒法斗争为纲，而“武则天时期的文学”一节最是点睛之笔。
1975年8月3日刘大杰致信毛泽东，认为“韩愈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他的文章，发现其思想确有矛盾之处。如赞扬管仲、商鞅之功业等，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他的散文技巧，语法合符规范，文字通畅流利，为柳宗元、刘禹锡所推许。对这些如果全盘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次年2月12日，毛泽东覆信道：“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522页）据揭载《韩愈与古文运动》的刊期推断，《批判》应是配合这份御批的。
“文革”一结束，刘大杰自然难逃谄媚江青的诟病，那部“文革”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成为再批判的活靶子。批判者看不到大字本，依据的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改写本，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年后便黯然谢世，甚至没机会向公众说一声“毕竟是书生”式的自辩。
在《批判》上，郭绍虞刊出了《从汉代的儒法之争谈到王充的法家思想》（1973年4期）。他当时也在修改代表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没有刘大杰蒙“旗手”垂青的幸运，却也是那种力图跟上形势的老辈学者。文章开头就表态：“我读了杨荣国同志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的几篇文章，非常同意他的意见，所以我在修改《文学批评史》讲到王充文论时，就准备特别加一章以说明王充思想的来源。”《论衡》在《隋书·经籍志》与《四库总目提要》都归入杂家，驳杂地涉及法家言论，自不足怪。但郭绍虞的结论却强调：“王充《论衡》恰恰充分地突出地表现了法家精神与法家思想”，紧跟色彩相当浓重。
郭绍虞的跟风似乎由来有自。据《海上学人漫记》：
大跃进年代，他根据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理论修改他的批评史，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这个修改本不能令人满意，宋以后的部分就没有再修改下去；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又根据儒法斗争的理论来修改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更加困难重重，终于没有能够出版，“四人帮”就被打倒了。
去世前一年，郭绍虞自编三卷本文集，有题记说：“现将我的写作汇编成集，区为三类：一为古典文学论集，二为语言文字论集，三为杂着（凡不能列入上述二类之零星诗文都纳其中）。三类或按写作年代，或按内容编次。其已见各种专着之中者，均删弃不列入。”但三卷《郭绍虞文集》都“删弃”了这篇文章。
王运熙、顾易生与李庆甲在创刊号上合署刊登了《试论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顾易生、王运熙还有联名的《读洪皓〈江梅引〉》（1976年5期）。前文说屈原尊法反儒，自是遵命之作。关于后文，据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1975年5月，“因为北京大学写作组对《江梅引》（南宋洪皓所作词）的注释提出了意见，姚文元交给上海征求意见，由王运熙与顾易生负责，要他（指谭其骧）发表意见。”姚文元交办的任务，应是毛泽东晚年读大字注释本的需要。当时，文化部还抽调京昆名角、歌唱家与民乐演奏家，为其录制配乐演唱的古诗词，篇目应是毛泽东圈定的，其中就有《江梅引·忆江梅》（参见《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1期，胡长明《配乐古诗词与毛泽东的暮年生活》）。另据刘修明回忆，应毛泽东阅读之需，他与王守稼、吴乾兑以及复旦文史两系专家参加了大字本注释工作，接受的任务有“洪皓的《江梅引》（1975年3月21日布置）、姜夔的《梅花引》（1975年4月11日布置），就是毛泽东寻求精神寄托的产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2期《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
《读洪皓〈江梅引〉》主旨说，“《江梅引》从对梅的忆念、访问到爱慕、歌颂，以丰富多彩的画笔，描绘了精美而宽广的梅花图卷，反映了南宋时期爱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其皮里阳秋也许在于强调“爱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其论述词的时代背景却未见改铸历史，即在今天，仍不失为站得住脚的文章。然而，他俩的总结性文集《王运熙文集》与《顾易生文史论集》都未将此文收入。顾易生晚年致友人信说：“自‘混入’复旦，长期在集体研究中混日子，亦有失有得。上面交的任务，风云变来变去，统稿改稿方面固然消耗了不少气力，做了许多无益之事。”（见《海上学人漫记》）这些“无益之事”或许也包括他在《批判》上的文章吧？
作为“文革”前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批判》上的文章是与弟子沈津联署的，题为《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1975年12期）。沈津后在《学林往事》追忆其缘起：“1975年夏，我在一包明刻残页中偶然发现《京本忠义传》残页，仅存第十卷第十七页的下半页、第三十六页的下半页，并各残存前半页的后三行。次日，我即持残页请顾老、潘景郑先生审定，他们都认为此虽为残页，但不可小看，或许是《水浒》的一种早期刻本。后来顾老和我合作写了一篇《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叶》的文章。”当时全民评《水浒》正轰轰烈烈，短文结语也有一段关于“《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套话。2002年出版的《顾廷龙文集》收入这篇文章时，删去了与批《水浒》相关的卒章。这部文集以沈津始辑其师论着为基础编成的，其时他也已成为饮誉中美的目录版本学家。当年这段蛇足，不知出自顾老，还是沈津，抑或竟是编辑部的手笔。
中国近代史大家陈旭麓当时也在上海市委写作组，《批判》上有他的两篇文章。《“九州生气恃风雷”》（1975年2期）是《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议论酣畅，文采飞扬，是笔者当年读后的第一印象。文章也有时代的烙印，但总体思路应是作者思索所得。唯其如此，他在1982年有个改写稿，删去了几处强调龚自珍反法尊儒倾向的文句，几乎保留了基本结构与原有行文，改题《论龚自珍思想》，收入自编论文集《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他的另一篇《是拆庙还是补天——李贽与〈水浒〉及其他》（1976年2期），讨论李贽评《水浒》的思想倾向，文章发在全民评《水浒》的高潮中，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其弟子编《陈旭麓文集》时，收录了前文而遗落了后文，应是经过斟酌的。
也许让人跌眼镜的是，《批判》上也有谭其骧的文章。这篇《碣石考》后收入作者审定的《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并在文末郑重括注“原载《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2期”，坦然表明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据当年刊发此文的当事者回忆：
70年代初，我一直要谭先生给《学习与批判》写点文章，他一直拖着，到1975年他给了我一篇《碣石考》，写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是1974年第二期《地理知识》上刊登了《沧海桑田话碣石》一文，论证了古代的碣石山确已沦亡入海。实际上谭先生要回答的是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写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碣石山，究竟是不是在北戴河一带。他用大量事实证明秦皇、汉武、魏武所登临的碣石山就是现今河北昌黎北偏西十里那座碣石山……他送给我这篇文章，我看了知道他的用意，看我有没有胆量发这一篇考证文章。我想了一下，毛泽东是一个诗人，他是从文学的视角去意会曹操《观沧海》那首诗的意境，当然不会去具体考证碣石山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他只能根据成说，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碣石山地点的论证上有误，也无损于他。所以我决定照发无误，但不张扬，太张扬了怕引起其他的猜测，那就不好办了。（朱永嘉《在求真中求是》，载《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对照《长水集》和《批判》两个文本的唯一不同，仅将“伟大领袖毛主席”改为“毛主席”，其他一字未改。一篇学术文章，历经乾坤翻覆，仍能基本不改毫无赧色地编入自己的文集，特殊时期的海上学人，也许唯有谭其骧庶几近之。
二
在《批判》上发文的第二代学人，有徐缉熙、戴厚英、刘修明、余子道、吴乾兑、杨立强、金冲及、黄霖等。就刊发篇数看，徐缉熙有五篇之多，余子道二篇，其他诸人各仅一篇。
徐缉熙的文章中，点评当年沪上新诗的《读诗漫评》（1975年12期），只是应景之文，可以存而不论。毛泽东晚年再次号召读《红楼梦》，强调它是政治小说。徐缉熙的《论〈红楼梦〉》（1973年2期）、《鲁迅是怎样读〈红楼梦〉的》（1974年6期），应是配合这一号召而作。后文开篇就说“《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奉旨行文的痕迹一目了然。他的《漫谈看一点文学史》（1975年8期）说：“毛主席一再号召我们要关心上层建筑，要能文能武，提倡读一点历史，读一点小说”，兼之上年岁末毛泽东“已印两部文学史”，读一点文学史已成时髦。徐缉熙的文章自然是这一背景下的遵命之作，其论《水浒》说：这“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尽管由于作者的阶级立场的限制，小说的思想倾向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至颂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但这部小说仍有助于我们认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长处、弱点及其失败的历史教训”。文章写作与刊登时尚未获悉毛泽东有关于《水浒》评论的谈话，批判的调门还没高八度，总评与但书那几句话还不致太离谱。但毛泽东的谈话当月就以中央文件下发，次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于是，《批判》9月号登出《青年工人谈〈水浒〉》的座谈会发言时，特加一段《编者附言》，引用徐文上述论断后指出：“最近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和鲁迅论《水浒》后，认识到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文章的作者在提高认识以后，对自己原来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并积极投入了战斗。”徐缉熙如何“自我批评”的，已不得其详，但时隔一月，《批判》就发表他的《歌颂什么，反对什么？》（1975年10期），副题是“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似乎旨在表明他的“自我批评”与“积极投入了战斗”。但这篇急就章颇有敷衍成文之感，远不及其评《红楼梦》之文畅达淋漓，也许他原就以红学见长，而急转弯的文章又不那么容易写。“文革”以后，《红楼梦》始终是徐缉熙学术重点所在。去年，他将历年“红学”成果，结集为《读红手记》，作品简介说他“文字不媚俗”。之所以能从奉旨评《红楼梦》到“不媚俗”，《后记》里有一句别有深意的话，道出了他对那段往事的深层思考：“当然，用现代的政治概念对这部小说作牵强附会的政治解读，更是伪科学！”
现以《金瓶梅》研究驰名的黄霖，在《批判》上刊出过《眼前二万里风雷》（1975年12期），是评新出《儒法斗争史话》的，“《史话》本身就是批林批孔的产物”，书评自然也是遵命之作。“编写这部近二十五万字《史话》的是十六名青年工人”，其中就有第三代海上学人，且留待下文再说。
戴厚英后以作家成名，“文革”前与“文革”中，也写评论文章。她的《“特种学者”的“考证癖”》（1974年6期），是批判胡适红学考证的。她后来反思说：那些都是脑袋还没有长在自己脖子上，作为别人的写作工具时所写的东西。包括这篇文章在内，她的那些东西都未收入其惨遭横死后行世的《戴厚英文集》。有学者指出，这些文章尽管对一般读者已无阅读价值，“对研究者来说，自然具有历史资料的意义”，“以后如有人编辑出版《戴厚英研究资料》，倒是应该收入她的理论文章的，因为这些文章毕竟反映出她青年时代的思想轨迹”（《海上学人漫记》258页）。善哉此言，推而广之，岂独戴厚英研究为然，对其他学者的个案研究也应如此处理。唯有这样，才能真实地还原学人的全貌，拼缀出有意无意被遮蔽的现代学术史真相。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奉命发表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度的思想家》，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序幕。《批判》不甘落后，为配合战略部署，也刊发了刘修明的《孔子传》（1973年2期）。笔者与作者曾有交往，可惜未便探询这篇文章的组稿秘辛（企盼他与这份杂志的所有亲历者，都能为这段历史留下足资采信的实录）。“文革”以后，他以治两汉史知名，相比代表作《从崩溃到中兴：两汉的历史转折》，由其主编的十六册《话说中国》图文本更享盛誉。
余子道的《从东北解放战争看林彪的右倾军事路线》（1974年6期）与《从抗战初期的战略转变看林彪的右倾军事路线》（1974年8期），都是批判林彪军事路线的。其时，批林是打死老虎，所谓“右倾军事路线”也是中央文件定下的调门，这样的文章在“文革”结束后也未必会受牵累。作为中国现代史专家，“文革”后，他出任过复旦大学历史系，其《民国军事史》课程颇有好评，他在《批判》上的文章倒都与这一方向有关的。
作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吴乾兑的《抗战时期的一本革命三字经》（1975年6期）虽有批判孔孟之道的套话，但介绍的是“红色文物”，想来其后也不致惹上麻烦。杨立强的《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1976年8期）发表之际，正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之时，尽管内容似无失实，但借袁世凯“疯狂复辟”牵扯到“翻案、复辟不得人心”（行文中这句话颇觉突兀，不知是否编辑部定稿时横插一杠），所指为何，明眼人一目了然，不知后来是否有“说清楚”的遭遇。上世纪80年代，他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设“北洋军阀研究”课程，文章的史实还能派上用场。
批林批孔方兴未艾之际，《批判》发表了金冲及的《〈天演论〉和中国近代反孔思潮》（1973年3期）。文章以毛泽东对严译《天演论》的评价“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为立论依据，勾画了一个“以反孔开始，以尊孔告终”的严复形象，而近代“新学与旧学、反孔与尊孔这两种思潮的斗争”则是全文大背景，配合批孔自不待言。改革开放后，金冲及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还出任过中国史学会，他不仅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毛泽东传》的两主编之一，同时还主编了被毛泽东打倒的对手《刘少奇传》。由他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没有主张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1680页），那么，他在《批判》上的“反孔与尊孔”之说，听从的究竟是哪家号令呢？二十世纪中国史，尤其后半期，也真让人云里雾里。
三
在《批判》上现身的第三代学人，除前文提及的沈津，还有杜恂诚、陈大康、仲富兰、胡申生、石源华与余秋雨等。除了沈津与余秋雨，大都数人当年还没跻身学界，只是以大学工农兵学员或“工人理论学习班”成员而初露头角。
杜恂诚当初还是上海味精厂工人，他的首发之文是《由“结合部”想到的》（1975年3期），歌颂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哪里有结合部，哪里就有‘龙江精神’”。他还以工人身份发表了《“斗争并没有停止”》（1976年2期），评论“以第十次路线斗争（即毛泽东与林彪的较量）为背景”的剧本《樟树泉》（作者就是后来以《苍天在上》等官场小说三部曲而广受好评的小说家陆天明）。杜恂诚评《水浒》的文章都未署厂名。其《论晁盖》（1975年9期）以毛泽东“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为论旨，歌颂“晁盖毕竟不愧为农民起义的英雄”。他与“洪延青”联名发表了《宋江与武训》（1975年11期），也是配合领袖“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号召的，不得而知的是列名于前的“洪延青”究竟化名，还是确有其人。“文革”以后，杜恂诚转入经济史学界，似乎远离了当年涉足的文史领域，近年《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上经常有他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大作。
陈大康先后刊有《论阮氏三兄弟》（1975年9期）与《并非小事》（1975年12期），后文说报刊文章难字注音的，与政治运动无关。前文首先论述阮氏三兄弟是“紧跟晁盖革命路线的革命将领”，而后指证他们在宋江那里“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排击和打击”。文章虽也配合运动，但在六名水军头领排名次序上，以石碣上的天罡排序与数日后四寨水军头领排序相对比，考实宋江将三阮位置“在往后挪移”，却颇有说服力。他在“文革”后考进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后改投华东师范大学郭豫适的门下，专治中国小说史，以专着《明代小说史》而声名鹊起，抑不知《论阮氏三兄弟》在敦促其折回明代小说研究中占多大权重。
复旦大学历史系首届工农兵学员，1972年赴七一公社开门办学，参加了公社史的调查和编写。这册公社史出版当月，《批判》刊发了该校历史系学员王金保与石源华合署的书评《战斗的史篇》（1974年7期），副题就是“喜读《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石源华其后留校，从事过民国外交史研究，现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这篇书评不知是否其史学处女作。民俗学家仲富兰当年也是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在评《水浒》时发表过《宋江的“反诗”》（1975年9期），现为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为培养所谓自己的“理论队伍”，上海市委写作组举办了历史学习班。据《青年工人讲儒法斗争史》（1974年7、8期连载）说：“这个学习班共有十六名学员，都是来自工厂和农场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工人，主要是学习儒法斗争史。”该文就是“经过集体讨论，分头执笔写成的宣讲稿”，而上文提及的《儒法斗争史话》也是他们“几个月来的学习成果”。历史学习班成员在《批判》上列名可考的共九人，似乎唯有胡申生后来进入了学界。他当时是上海工具厂工人，除了参与编写上述宣讲稿，《批判》还选载过他与另两学员合署的《儒法斗争史话》之一《女皇帝武则天》（1975年1期）。江青曾一再把吕后、武则天捧为法家政治家，《批判》相中此文自有深意在焉，尽管作者也许未必了然。胡申生现为上海大学教授，作为知名的社会学者，在今年沪上“中国梦”主题群众性基层宣讲活动中还有他的身影。
在第三代学人中，余秋雨是最具话题性的。关于他与“文革”，与上海市委写作组，与《批判》、《朝霞》等刊物，与石一歌化名等关系，早在本世纪初，就因“二余争论”而掀起过轩然大波（重要争论文章收入余开伟编《忏悔还是不忏悔》，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有人甚至揭秘他“写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头们的欣赏”，乃至享受当时“中央首长”接见的殊荣（上引书108页）。笔者不想评断其他的是非，仅仅讨论《批判》上署其真名的大作。
据《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2000年1127期《文学报》），他说发表过《胡适传——五四前后》（1974年1期）与《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1975年8期，下称《读鲁》），而后特别声明：“在‘文革’期间，除了这两篇，我还写过两篇农村题材的散文。”两篇散文也许刊在《朝霞》上，此不具论。至于说只写过上述两篇大批判文章，却显然有误。仅在《批判》上，他的署名文章就有四篇，除以上两篇，还有《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1973年3期，署名秋雨）与《评胡适的〈水浒〉考证》（1975年10期，下称《评胡》）。
那封公开信提及《胡适传》说：“这样的文章对胡适先生当然是不公正的，但说当时产生多大影响，我不大相信。”前一句不失为反思；后一句却意在开脱，《批判》创刊号首印数高达三十万册，其后印数更有超过，说影响不大，过来人谁都“不大相信”的。对于《读鲁》，余秋雨承认是他“主动写的”，“但编辑部觉得太学术，在前前后后加了很多政治性的陈词滥调，这是当时惯例，但我由此决定不再在那里写文章”。或许那些“政治性的陈词滥调”并非他的手笔，但说“由此决定不再在那里写文章”却有悖于史实。
《读鲁》发表不久，《批判》就刊发他的《评胡》。该文劈头就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着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相信作者仍会重复公开信里所说：“这对胡适先生当然是不公正的。”但有必要指出，《评胡》已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评论的谈话，而这份谈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上海市委写作组，最早也在8月20日前后（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459-460页注释）。而刊登其《读鲁》的那期《批判》，据版权页，出版于8月18日，也就是说，其《评胡》只能写在《读鲁》发表之后。这样，他表白“由此决定不再在那里写文章”，自然陷入了罗生门。也许，公开信里那个说法，只是一时失忆而已。
四
“文革”结束，在《批判》定性为帮刊后，深陷其中者受到了清查，由于当事者大多讳莫如深，其内情至今不甚清楚。本文涉及的海上学人中，第一代以刘大杰最为众矢之的，“他的罪名也不再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而是向政治上上纲上线了”（《海上学人漫记》）。陈旭麓回到华东师大，也遭遇了“风风雨雨，深文周纳”，“甚至连一个教授职称也历久不能解决”（唐振常《川上集·热泪祭旭麓》），多年位居“文革”后全国最资深副教授之一。另据2004年8月13日《新京报》的《余秋雨调查》，第二代学人中，徐缉熙也受到清查，“当时心里非常害怕，恨不得竹筒倒水，总希望早点解脱”。他还说及第三代学人余秋雨：“在文艺组肯定解脱得比较晚，我解脱时他还没有解脱。”据当今沪上一位资深的文史编辑（他实际上也应归入第三代学人）说，他当时还是工人，因在《批判》上发过三篇文章，原系统就长期将其打入另册。足见受《批判》之累者，远不止以上几位学人。
四十年后，之所以重新梳理海上学人与这份杂志的诸般关系，绝非曝光旧闻，摊晒老账，而是旨在理性反思：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权力与学术、政治与学者、学术自由与学者人格、思想饥渴与文化禁锢之间有过怎样的异化，留下了哪些足资后人汲取的教训与启示。
首先，权力与学术的关系。现在知道，包括《批判》在内的那几份杂志，都隶属于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而上海市委及其写作组又有着通天的关系，事后说有当政者直接操控这些刊物，也不为过。但当年批林批孔，评论《水浒》，乃至“批邓与反击右倾翻案风”，都以红头文件下达，这些当政者指示市委写作组（或工人学习班）的学人撰写批判文章，至少程序上都在行使最高指示与中央文件所赋予的权力。身处其中的一般学人有几个能够洞烛高层权斗的复杂内情，大都认定自己在为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当呐喊者，做马前卒。及至权斗定局、内幕揭晓，才知道站错了队，上错了船。就此而言，那些后来遭清查的海上学人，不啻是这种权力异化学术的牺牲品与受害者。即以徐缉熙两论《水浒》而言，前文已“左”，后文更“左”，但同样都是权力操纵学术的奉命之作。可以断言，海上学人在《批判》上的多数文章，都是权力支配下的产物。
痛定思痛，教训是沉痛的。学术之外的任何权力，不论以何种名义，走何种形式，都不应该役使学术。只有这样，学术才不会沦为权力的婢女，而权力执掌者的成败荣辱也不至于拖累学者的政治生命与学术生命。
其次，政治与学者的关系。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意识形态高度政治化，从批判《武训传》开始，经批判胡适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反胡风事件，反右派运动，直至为“文革”揭幕的批《海瑞罢官》与“三家村”，政治运动几乎从未在学术文化界消停过。批林批孔与评论《水浒》，不过是其前那些披着学术文化华衮的政治运动登峰造极而已。在这类运动不断“洗脑”与威慑下，学者为了避免整肃与边缘化，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唯政治马首是瞻的思维定势与生存本能。郭绍虞文章的主动表态，顾廷龙短文的蛇足套语，乃至其他学人文章中那些“政治性的陈词滥调”，都不妨作如此观。
以今视昔，殷鉴是深刻的。那些以整人为目的的运动政治，是驱人于绝境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该从学者头顶永远撤除，真正让学者研究学术，让学术回归学者。只有终结政治的绑架与政治运动的裹胁，学术才不会扮演政治的廉价吹鼓手，学者才不至于出于恐惧而充当政治运动的蹩脚传声筒。
再次，学术自由与学者人格的关系。在当年“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政治生态下，八亿人民全凭一个头脑在思考，一切以最高领袖的是非为是非。唯有谭其骧的《碣石考》，才配得上刊发此文的当事人日后的赞扬：“一以贯之的就是在求真中求是，在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同时又能妥善地保全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真不容易。”成为对照的是刘大杰，其晚年有诗自述知遇之情：“残生坚走红旗路，努力登攀答盛恩。”他的奉旨改书也自然出以旧士子仰答圣天子的报恩姿态，及至江青示意以儒法斗争为改书红线，在他看来懿旨一如圣旨，也就遵旨不违，照改不误。据其学生陈允吉说，对奉旨改书，他“在临终时感到十分痛苦和遗憾”。
回望前尘，启示是昭然的。就学者层面而言，一旦自我捐弃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也就无所附丽。即便在自由仍缺乏保障的大环境里，一个学人能否坚守价值观，在精神思想层面获得最大的自由度，自身的人格修为还是起相当权重的。只有这样，学者才能维护学术的价值与人格的尊严。就制度层面而言，应该进一步推动政治制度建设，确保每个学人都能享有“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的最大空间，生产出独创性的精神思想，从而在中国形成迄今仍然短缺的思想市场。
最后，思想饥渴与文化禁锢的关系。十年浩劫，以“文化大革命”之名，行“文化大禁锢”之实。相信当时年当二十上下的过来人，都有同感，正处知识饥渴期却遭遇文化禁锢，最佳读书年龄却找不到书读。在这一背景下，先有批儒评法，后有评论《水浒》，在文化禁锢上开了一道窄缝，稍稍满足了求知欲。吊诡的是，这种打着学术幌子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却激发了一批年轻人的文史兴趣，无意中催生了现已成为中坚的第三代学人。但这代学人当年在思想上却呈现出“集体无意识”与“空洞现象”，自然易于接受当时宣传机器的政治鼓吹。也就是说，正当嗷嗷待哺多维新鲜的思想乳汁之际，喂给他们的却是一口狼奶。当时的政治运动以及包括《批判》在内为之摇旗呐喊的舆论书刊，输出的都是狼奶。笔者愿意坦承，当年读了《批判》上的《论曹操的尊法反儒》（1974年7期），对其论荀彧部分颇有自己的想法，便写了《试论荀彧的政治立场》试图参与讨论。后来考入大学选修魏晋南北朝史时加以改定，删去了昔日把荀彧说成是法家对立面的滥调，改题《略论荀彧》收入《学史帚稿》（黄山书社，2009年），并在自序里交待：“也算是立此存照，提醒自己：在学史起步之际，你也是喝过一口狼奶的。”
在无奶可喝时，被喂狼奶不是罪，苦于没比较，还会习惯上狼奶的口味。在《批判》上发文的第三代学人，推而广之，现今文史学界五六十岁的这代学者，很少不受那口狼奶喂养的，但声名藉藉后，却少有承认自己是喝过狼奶的，有人还标榜“在那十年，我磨炼出了承受苦难、抵拒诱惑、反对伤害的独立人格”（《忏悔还是不忏悔》92页）。在那个年代里，除了像顾准、张志新那样的凤毛麟角者，恐怕少有人有资格自称已具独立人格（正是这种集体性的无独立人格，才累积成“文革”劫难的社会土壤）。在这点上，类似第二代学人戴厚英、徐缉熙那样的反思（朱维铮尽管没在《批判》上发过文章，生前却从不讳言曾是“罗思鼎”成员），倒是值得第三代学人尊重的。
反观在《批判》上亮相的三代海上学人，第一代大多老成凋谢，第二代也已基本退出学术舞台，第三代还活跃依旧，其中不乏文化精英与学界领军。对狼奶的反思，对狼奶型刊物的反思，推而广之，对产出狼奶的那个特殊时代的反思，恐怕还是这些海上学人及其同代学者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唯有深刻地清算过去，反思历史，才能真正地启迪后人，不走老路。
（本文原载2013年12月2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高考1977：不应该仅仅是感恩
《高考1977》正在热映，全国首映式就是在我所供职的上海师大举行的。那天，放映礼堂外的红地毯与大屏幕，校园主干道两侧密匝匝竖立着的主演照片，让我这个参与高考1977的过来人，也不禁有点亢奋起来。其后，看了电影，也读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同步推出的同名小说。也许，比起观赏电影，文字阅读更有利于理性的思考。
去年至今，一直在鼓吹的主旋律，就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高考1977》无疑是彰显这一主旋律的高音符。诚如电影出品人在小说文本序言里所说，“被记忆着的东西往往会对后人产生启迪与感悟。1977年，中国发生了许多载入史册的事件，这些事件一直影响到今天，与今天的社会状况有着不能割舍的因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1977年高考是激动人心的，《高考1977》也够激动人心的。正是这场高考，揭开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序幕，因而把这个成千上万人的集体记忆说成“共和国的历史记忆”，也是理所当然的。
电影主创人员都是高考1977的受益者，“内心有许多感恩，这种感恩之心不仅是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中的集体感情，而且涵盖了整整一个时代”（出品人语），也是人之常情。就个人而言，我也庆幸高考1977对本人命运的改变。但是，倘若整部电影，只是停留在“感恩”的主题上，无形之中就会削弱作品的深刻度。而“感恩”正是电影主创者定下的基调，甚至上升到“感恩是一种责任”。于是，整个高考1977就成为“对一个民族的伟人，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的感恩”；而在电影里，也许那些知青们还要感恩分场长老迟菩萨心肠下的公章放行。还是电影里强子在宣布绝食前说得正确，高考“不是谁的恩赐，更不是谁可以用自己的权力另搞一套的”。在正常的社会里，高考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在那个荒诞的年代里，它却被人“用自己的权力另搞一套”，硬生生给剥夺了。高考1977，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不过是重新获得了原来就应该享有的权利。从根本上说，不存在什么感恩的问题，倒有必要进一步追究被剥夺高考十一年的损失到底该由谁来负责的问题。正如电影里陈甫德责问的那样：“人生能有几个十一年？”因而，电影力图把感恩情绪塑造成当下的一种时代精神，值得深长思之。
社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感恩思想，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臣民意识的一种历史积淀，对民主精神来说则是一种消解与腐蚀。它只会让广大民众在历劫无奈中，企盼大救星（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可能是清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可能是领袖）来解民于倒悬，然后对大救星三呼万岁，感恩戴德。上世纪中叶以后，我们有过太多关于大救星的颂歌，以至不仅每个人迷失了自我，最后连整个国家制度（其中也包括高考制度）都可以由大救星说了算。我们的民族曾经因为感恩意识而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因而时至今日，政治上的感恩意识不应该再成为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在文艺作品中也没必要主题先行地将将其放大为“是一种责任”。
高考1977，在充满苦难的文革知青史里堪称是终见亮色的尾章。在文革知青史研究中，有一种“苦难与风流”的流行说法：十年浩劫对知青所造成的苦难，也是一种财富，正是这些苦难才造就了类似高考1977那样的风流。持这种说法者，都是高考1977的受益者，现在大多是政府、商贸、学术、教育或传媒等各界精英，掌控着各种渠道的主流话语权。这种说法，若就他们个人而言，尽言不妨。倘若就被十年浩劫耽误的一整代人而言，未免把这段苦难的历程说得太轻飘飘，对铸就这段苦难的历史因缘未免太容易遗忘，则期期以为不可。对类似电影里小根宝那样“什么好事都轮不上”，只有苦难而没有风流，或者苦难过后仍没有风流的知青来说，倒不妨借用电影角色大声责问：“他们犯了什么罪，违了什么法，十七八岁就背井离乡，大好年华的没书读！”遗憾的是，电影对于酿成这一悲剧（也就是造成文化大革命，造成荒诞知青史）的历史原因，欲说还休，刻意回避，只是一味渲染感恩，致使这部电影在让全民族对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上，远未达到《芙蓉镇》那样的深度。
电影主创人员通过角色之口强调，“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伟大得多，因为恢复高考，使我们的民族重新恢复对知识的崇敬”。此话当然不差，但似乎还应补上一句，反思中断高考的深层动因也许比歌颂恢复高考的感恩心情更重要。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可能永远杜绝灾难。好在艺术形象总是大于先行的主题，电影通过小根宝这一角色，代表那些没有可能考上大学的知青喊出了内心的抗议：“像我们这样的人，还能有机会上大学吗？到底是谁，把我们逼到了这样的绝境呢？该谁为此负责呢？”
电影小说文本的序言指出：“历史经常会记忆一些东西，但更多的是遗忘。”而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无论个体还是集体，记忆的选择与遗忘，都与这一个体或群体的价值取向有关。比如说：就个人而言，也许，刚愎的关羽活下来，只愿意奢谈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而不愿回顾走麦城的流血教训；就集体而言，德国人尽管痛苦与艰难，却还在不断回首自己那段扭曲的历史（最近获得奥斯卡大奖的《生死朗读》就是这种反思在电影艺术上的表现），而日本人则基本拒绝对侵华战争做“剥洋葱”式的回忆。
回到正题，记忆高考1977，固然应该，但有意遗忘或刻意回避那场中断高考的文化劫难，就是绝不应该的。电影只把高考1977转折性的结局呈现出来，就艺术创作而言无可非议。但从历史角度而言，人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与追问，高考为什么会中断，而且为什么竟然会中断11年之久？
最后，不妨重温这部电影《导演手记》的话：“记忆是残酷的，记忆是温暖的，关键是你必须记忆。失去记忆的人是悲凉的，失去记忆的民族是悲怆的。”确实，我们的民族不应该失忆。而高考1977，让整个民族记忆的，不应该只是温暖的历史性转折，而应该是残酷的全民族悲剧；不应该只是温情的感恩，而应该是沉重的反思！
（本文原载2009年6月7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盛世修典
正应了有人爱引用的那句大俗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掐指一算，已进入本世纪末倒数第三个年头了。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重视传统文化的弘扬，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旋律。于是，值此世纪末的当口，文化事业也颇有些大举措。报载，《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将在岁末年初出齐，史、子、集部的面世自然也为期不远。此外，一部传世的藏书今年即将全部隆重推出，另一部以中华命名的大典也在指日程工地修纂中。在这些跨世纪的文化大工程妆点出中国文化事业靓丽的同时，盛世修典说在文化要员和学界俊彦的讲话文章中也频频登场。
盛世修典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远点的，有宋初修《太平御览》等四大书，书名“太平”，固然是修典恰当太平兴国年间，但年号之取本来就是旨在表明时世升平。《永乐大典》是在靖难之役后官修的，但明成祖时代也当得上是有明盛世。至于清代，一部《康熙字典》令后代大字不识几个的小民都知道这部御纂辞书的盛名，乾隆敕修的《四库全书》直至今日还是影印古籍而不事标校的生财之源，比起嘉、道来，康、乾之际也算得上盛世。历史上这些文化大工程，借乾隆上谕的话，是“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即便光册府而裨艺林也视为目的之一吧，最根本的用意还是为了证明“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也就是以修典而颂盛世。
前文所举的那些世纪末的文化大工程，从立项到上马到出版的一些重要环节，往往不仅有文化官员的把关指导，而且还有非文化部门那些政界要人的支持关怀。那部大典的立项批示，据说其规格之高与三峡工程批示在相同级别上。在《续修四库全书》首批图书印行后不久的出版座谈会上，有影响的人士评价说：“《续修》的编纂出版，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不仅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不仅具有国内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这六大意义中较难索解的是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还是另一位名望更高的人士在讲话中点明了答案：“在这个时候续修这部书，反映了我国在政治上的安定团结”，这应是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把我们的基本路线更好地推向前进”，此或是重大的现实意义。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的都是古籍，将此与政治意义、现实意义牵强附会起来，总让人觉得是在蹈袭以修典证盛世的老调子和旧思路，似乎大可不必如此。
领衔这些文化大工程的主编、编委多是学界泰斗、士林耆宿，他们学问之好是有口皆碑的，声名之高是令人起敬的。不过，或年事既高，或世务丛脞，已不可能像当年四库馆臣那样，“鲸钟方警，启蓬馆以晨登，鹤钥严关，焚兰膏以夜继”，大都止于领衔，至多略备顾问而已。然而，正如某一部大书主编自承的那样，他们无不把奉召修典视为“一种学术上的荣耀”。对这种拉名人作虎皮的领衔现象，也称得上名人的钟叔河在1996年6月26日《深圳特区报》的《古籍整理四人谈》中，转述了来访的无名友人的抨击：“纪晓岚可不是充壳子的皮，他是皮里的楦头，扎扎实实做事的。如今的纪晓岚在哪里？就是有纪晓岚，拿钱受礼不做事，也早成和珅了！”把领衔文化大工程的学界鸿儒比成《四库全书》正总裁之一的和珅，牢骚也够激烈的，但用意还在棒喝之后，使领衔的名人们清夜扪心自问：是否把虎皮也当成了“学术上的荣耀”？
说到这些大工程的文化价值，因尚未竣工，还难以作出全面评估。但据知，那部投资一亿，意欲传世的大丛书，选目十之八九都已有了标校整理本的出版。于是，不少选书便只消过录句逗，就可以领报酬，报成果，评职称。而那部冠名中华的大典，是剪裁现成古籍而成的庞大类书。非专业研究者不可能去使用，专业研究者则不屑于去使用，因为原来的古书尚在，二手货的准确率和可信度总及不上原装货。也许，这部大典也要像《永乐大典》那样，只有在所剪辑的古书亡佚以后才能显现其连城的价值来。然而，对这种可能性，恐怕谁都不会说“但愿如此”的。这样的大制作推出的巨书大典，气魄宏大是毫无疑问的，但究竟是不是社会和民众的迫切需要，还值得三思而论证的。
因为这些文化大工程有工程外的种种意义，盛世修典说对主政者和领衔者都相当具有诱惑力。不过，去年听一位与古籍整理有关的专业官员说起，他在个别场合表达过这样的意见：“现在还只是走向盛世……”言外之意，还不是盛世修典的时候。眼下究竟是否盛世，还是走向盛世，是不必横议深论的，但在他委婉话语的后面还保留着一份专业上的清醒。
日前阅报，一权威人士称：“九五”期间国家考虑不申办2004年奥运会一类世界性的大型盛会，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云云。在文化大工程上，中国何尝不应该量力而行呢？在文化普及、积累、提高上，许多更为基本、重要、迫切的事情亟待着手而尚未措意，却赶着一个又一个大而无当、劳而寡益的文化大工程上马，在一些人是为了印证盛世，在一些人是为了享受荣耀，窃期期以为不可——尽管因专业和兴趣所在，笔者倒可能会经常去翻翻已经收入清修《四库全书》和将要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中那些古书的。至于盛世和那份“学术上的荣耀”，修典与否并非关键所在，因为有事实在，历史和将来的学术史自会有正确评价的。
（本文原载1997年第1期《中国研究》）
史书畅销既非幸事，亦是幸事——答《社会观察》记者问
1.在出版界，易中天说史的文字版《品三国》引起热销。请谈谈对《品三国》一书的看法。
很抱歉，我没有完整读过易中天的《品三国》，只是在央视《百家讲坛》偶尔看过片断讲演，应该说还是能吸引一般观众的。但讲课式与着书还是有所区别的，文字版应该更有阅读的快感与回味的余地。
《品三国》的热销，充分显示了央视作为国家第一传媒的巨大威力。有人从这个角度把易中天说成是传媒打造的“学界超男”，虽有点刻薄，却也不无道理。谁上《百家讲坛》，谁的书就会身价百万。这不是书本身的价值，而是央视的品牌效应与广告效应。否则，你在大学里，讲课再生动，学问再出色，文章再漂亮，你的大着也不会飙升到那个发行量。这点，谁做当事人，都不会忘乎所以的。
2.黎东方先生的细说体系列，据说也是在早年各地讲史的基础上完成，您也参与了《细说宋朝》的写作，细说体系列的特点是怎样的，与《品三国》能否作一个比较？
细说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当时黎东方在大后方售票开讲三国史事。那时，电视还没有成为大众传媒，他的细说也没有电台转播，纯粹是现场开讲，他以售票演讲所得支付了往返香港的包机费，其风头或许盖过如今的易中天。而后不久，他的演讲以《新三国》的讲义形式面世，也是一炮打红。此外，他还讲过《中国战史研究》，后来也出了书。《新三国》虽然已有细说体之实，但细说体其名之立则迟至十余年后《细说清朝》的问世。由此看来，细说体的成立，也是口头讲说在先，笔之于书在后。
胡适读了《细说清朝》，看出了这一史书新体裁的独特价值，劝黎东方将历朝历代都细说一遍。而黎东方后来也确实把细说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名山事业，直到他去世，已完成《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建立》和《细说三国》，《细说三国》是根据《新三国》改写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四年前出齐了《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除以上五种，还有根据黎东方遗稿整理的《细说秦汉》，另外约我与沈起炜、赵剑敏先生分别续写了《细说宋朝》与《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
说到细说体系列的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其历史感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而赢得读者的。这也是我在写《细说宋朝》时追求的境界。所谓历史感，不仅所叙述的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考订翔实的，而且所评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历史眼光的，即既有全局观，又有大见识，即一般所说的史识。所谓可读性，也就是行文引人入胜，深入浅出，使非专业读者也能够饶有兴趣地读下去，而不是只有狭窄同行圈子的学术论着。
如果要把细说体系列与《品三国》作一个比较，我想，相似的大概有两点。一是面对的对象，无论听众还是读者，都是对历史有兴趣的普通民众，因而都属于普及型通俗性的读物。二是表达的方式，都必须考虑到接受者的专业水平与阅读兴趣，能够做到让读者一开卷就能够兴味盎然地读下去。要说有什么不同，因为没有读过《品三国》全书，在史实与史识上，不便信口雌黄。唯一能说的就是，从门道上说，细说体系列严格遵循史家路数。倘若以壁垒分明的现代学科眼光看来，《品三国》则属于越界飞行，也许更近于文学家派。但我是历来主张文史一家的传统说法的，在可读性、趣味性上，这种越界飞行，也许会给史学通俗化吹来新风，即便出现类似文人修史文胜于质的倾向，只要史实经得起推敲，只要不是夸饰过度而近于诬，作为一种风格，也不妨与史家路数并行共存，让读者按自己的口味去作选择。
3.史书畅销背后反映了民众怎样一种社会心态和文化动向？
近来，以《品三国》热卖为标志，史书畅销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对于整个社会人文素质修养而言，可以说既非幸事，又是幸事。
说不是幸事，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这一现象至少暴露出两个问题。
第一，反映出我们以往的人文教育，尤其是历史教育，实际上是被忽视与不到位的。以至于有那么多读者，还不仅仅是年轻学生，都在如痴如狂希望通过历史畅销书来补一补历史常识的浅薄与匮乏。毋庸讳言，我们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就评价体系与指导思想而言，对于包括历史教育在内的人文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中学教育，只抓语、数、外，历史教育往往处于可有可无，甚至被主课挤占的状态，中学生在进入高校或踏上社会以前，往往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出现了空白。再看高等教育，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论哪个专业，都必须修读大学历史，但五十年代以后，不要说理工农医，就连文科，除了历史专业，连中文专业也不修历史。绝大多数人只有初中所学的那些可怜巴巴的知识。出现购读历史畅销书来补上一课的社会现象，也是见怪不怪的。
第二，正因为人文教育的缺失，社会整体人文水准下降，一旦脱离机械式教学的课堂与教本，走上社会，在人文学习，包括历史阅读上，该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完全找不到方向，寻不到感觉，连合理选书与读书都谈不上，更不要说个性化阅读。于是，知识消费就向物质消费的方式看齐，跟风盲从成为一种时髦，只认媒体追捧的那本读物，唯独缺少了个人的知性与趣味，满世界就一个品牌，就好像饮料只知道喝可口可乐，不知道还有上好的碧螺春一样。就说有关三国的通俗读物罢，据我所知，选择的余地就很大，书市也都有货，黎东方的《细说三国》，吕思勉的《三国史话》，林汉达的《三国故事》，方诗铭的《三国人物散论》，有大家的，有名家的，有专家的，哪一本都不比那一本差。史书畅销与其他消费品畅销，相同点就在于畅销即流行，不同点在于阅读更具有个人化的特点，流行的未必就是你投缘的。既然个性化阅读正是衡量一个人人文素质修养的参数，那么个性化阅读的严重缺位，难道不正是折射出社会群体的人文素质还没有达到高位吗？
当然，问题总是一分为二的，史书畅销也确实蕴涵着社会人文意识的新趋向。这一现象毕竟表明人们对历史的重视，而对历史的尊重与理解，正是人文素质的题中应有之义。西方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史书畅销显示出人们对过去事实的兴趣，实际上也是他们希望对现实能有更深刻理解的一种追求。古罗马西塞罗说：不知道你出生之前的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准此而论，史书畅销，也许表明我们的民众正在努力地脱离童稚、走向成熟。
在认识社会、完善自身、脱离童稚、走向成熟的人类实践中，历史学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从宏观方面说，历史学能够对社会前结构提供一种科学解释，从而使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有一种自觉的理性认识，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与此也有想通之处。从具体方面说，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经验教训，完善知识结构，提高认识水平，俗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培根认为“读史使人明智”，就是这一意思。从个人修养说，学史可以明辨善、恶、美、丑，认识到什么是公正、进步、正义，从中陶冶人格情操，增强人的社会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
当然，读史学史对于人的素质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史学不是应用型、工具性的学科，不能指望读一本畅销史书就能一蹴而就。对历史缺少一种敬畏与兴趣，抱着那种立竿见影、活学活用的期望值去读畅销史书，十有八九会失望的，到头来也就只读一本畅销书而已。
4.有一种倾向认为史学普及化是“小儿科”，许多专家也不屑于做这项工作。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试问，如果不设“小儿科”，只用脑外科的绝技能医好小孩的病吗？孩子夭折了，或者从小落下病，健全成熟的栋梁之才从哪里来？对这个问题，还有必要从史学功能的角度进行剖析。
史学功能可以分为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层面。学术功能主要通过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对史学自身的发展、进步和完善起着重要作用。例如，三国研究中的走马楼吴简研究，非专业的人根本不会了解，但代表了史学研究的前沿，体现了史学成果的积累。社会功能主要是对人类社会所起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学术功能是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功能是学术功能的延伸与补充。学术功能蕴含着间接长远的社会功能，它的社会价值体现周期长，表现也不直接。史学的两种功能是统一的，不能偏废。
在优秀史家那里，这两种功能是可以协调兼顾的。一方面，史家可以在史学成果的表达上尝试多种体裁，既可以是学术专着，也可以是通俗读物。例如，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从形式说是通俗的，从性质说，却是学术专着。另一方面，史家不妨既写体现研究前沿的学术专着，也写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例如，吕思勉既有代表其学术高度的《两晋南北朝史》，又有通俗读物《三国史话》，各擅胜场，令人叹绝。
当然，史学工作者根据各人擅长而有所分工，有些人只写学术专着，有些人兼顾普及读物。但倘若有人以所谓学术性来鄙薄这种工作，嗤之为小儿科，那就大谬不然。首先，学术性与否并不取决于着述的形式，通俗读物也可以富有学术含量，成为学术经典，张荫麟《中国史纲》原是历史教科书，其学术价值早就为学界所推崇，你能说它不具学术性？其次，当前那些个专着论文就都一定有学术性？对任何一个跨入治史门槛的人来说，为自己的论着整上几十条引文，借此披上学术化华衮，谁都知道不是难事，而这些论着其实并无学术性可言。
有些学院派认为，直接阅读或利用他们的高文典册，就是体现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实现其社会功能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某些领域里的相关人士直接阅读或利用相关的史学前沿成果，但能够或有必要这样做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少而又少的。二是历史学者通过通俗化的形式向社会大众普及包括前沿成果在内的历史知识，这是实现史学社会功能的最基本途径。对广大民众而言，他们既不可能直接掌握纯学术化的史学成果，甚至也很难要求他们去阅读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他们需要以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亲近历史，而不是那种令人生厌的高头讲章。
实际上，历史知识如何普及，始终是史学的大课题。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来，普及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其中，章节体教科书功不可没，蔡东藩历代演义改造章回体也成绩斐然。但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这些普及形式与民众的阅读习惯也渐行渐远。而细说体系列与“百家讲坛”系列都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尝试。
《品三国》热销与易中天现象，说明了历史学家在史学普及化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不作为，以至于要由一位文学教授来越俎代庖。而有些人不愿做、不屑做或不会做的史学普及工作，却一味地不是以“不专业”来非议圈子外人的尝试，就是以“小儿科”来鄙薄圈子里人的努力，那恐怕就只能坐视“戏说”类的影视独霸史学庸俗化（不是史学通俗化）的领地。
（本文原载2007年第1期《社会观察》）
对国学的反思与取向
今年，“国学”应该是一个见报率很高的流行词。对这个现象怎么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之叫好者有之，斥之虚热者有之。我在今年六月的一次“国学与经典”学术论坛上有个发言，《文汇报》7月15日以《国学热与经典热之我见》为题刊发了主要内容。今天，借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年会的机会，还想说一点那篇文章以外的想法。主要谈谈我们对国学应有的认识与应取的态度。
一、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国学是区别西学而言的，有人研究，说国学的提法出现在20世纪初叶。那时的历史，我们并不陌生。一方面，中国历经甲午战争的战败，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已经到了开除球籍的边缘。另一方面，西方文明，也暴露了自身的弊端，西人之中有眼光者，例如罗素，提出以东方文明来补救的论点；国人之中有眼光者，例如梁启超，也已经洞察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势下，国学的提出，其背后的历史意蕴是相当复杂的。除了其合理的、积极的层面外，还必须认识到：一方面，是在西方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的逼仄下，高扬起国学的旗帜，从文化上捡回尊严的阿Q态度；另一方面，也确有面对汹涌而来的新潮与西潮，以国学为抗衡武器的保守主义倾向与民族主义情结。当然，现在重提国学，就不应有上述态度与情结，主要就是一种在传统文化涵义上区别于西学的指称。
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打个比方，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人的灵魂与人的外在形貌言行之间的关系。国学是传统文化最深邃的内核，主要讨论研究学理层面的东西；传统文化是国学在相关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具体表现，例如礼仪习俗、人际关系、制度法律、伦理道德、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对一般的人而言，传统文化主要是耳濡目染得来的，国学原是不必特别理会的事。例如我们父辈、祖辈，从社会上的士农工商，到家庭里的父子兄弟，那些没有经过专业学习的人，可能并不了解什么叫国学，但只要传统文化的气脉不断，他们在日常行为中熏陶与习得的，就是传统文化的那些规范。
国学与传统文化，两者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互为皮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学，传统文化也就失去了灵魂，自然而然就会凋萎。反过来说，没有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与大气候，国学也就失去了它的载体，魂不附体，也不可能长久存活下去。我们常说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绵延不断，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也就是国学概念提出以后，我们的人文传统有过断裂。这种断裂，既有社会转型的因素，也有政治干预的因素，这也直接影响到国学的命运。
先说社会转型的因素，主要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风美雨挟带着异质的精神文明，与进步的物质文明，借中国委顿无力之际，汹涌而至，外来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必然会对中国原有的文化传统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力量。这种冲击，在上一世纪初叶至五四运动前后，尤其强烈。但正常情况下，两者之间往往通过一定历史期的磨合，会形成一种合理的张力，达到一种协调与平衡，传统会与时俱进地发生一定的变异，旧传统中会注入新因素，但传统文化不会被彻底颠覆或撕裂。在五四以后的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里，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磨合的轨迹。
至于政治干预的因素，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也有发生，例如国民党政权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但五十年代以后，这种干预显然更为频繁与严重：动用国家政权力量和宣传舆论工具，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批判胡适，等等；在思想学术领域批封资修，在文学艺术领域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等。发展到最后，把一切传统文化都视为污泥浊水，都在必须在横扫之列，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破四旧（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就是传统文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及与之俱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十年浩劫，也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我们反思这段历史，至少有一点共识，那就是问题出在对传统文化错误估价上，而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诸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等等，与传统文化中中庸、和谐的原则，也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应该充分正视传统文化在上个世纪后半期的这种中断，承认这种中断带来的严重影响，不仅是国学的急遽衰落与退出历史的前台（我们近年来重新推崇的那些国学大师，包括硕果仅存的季羡林，都是上一世纪前半期成才的），而且是传统文化的花果飘零，道德人文价值的普遍失范。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个“破旧立新”说法，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结果却是传统文化斯文扫地，旧的破了，新的却始终立不起来。于是，就出现孔夫子说过的情况，“礼失求诸野”，我们很多的传统文化反而在台湾、韩国乃至日本倒保存了下来。
现在，国家提倡和谐社会，在指导思想上是符合传统文化的，也有利于传统文化与国学的共生与发展。也许可以说，现在是数十年来最适合国学与传统文化共生共荣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珍惜与推动这一局面。
二、国学与民族素质的关系
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从高层决策到一般民众的认识，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或者说在文理取向上，明显地重科学技术，轻社会科学，重理轻文。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决策层面提出过“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普通民众层面上就相应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而忽视社会人文科学的作用，只把前者视为生产力与硬指标，而看不到社会人文学科虽然不能成为直接的生产力，但也可以转化为软生产力。打一个比方，理科的知识，或者说科学技术，犹如一辆车子的轮子与发动机，而社会科学则是掌控车子的方向盘，在某种程度上，方向盘才是最终决定这辆车子使用结果的。
第二个误区，是在社会科学中重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实用性较强、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的社会科学，而忽视与国学、传统文化关系较密切的人文科学的作用。我们绝不否认，一条经济原则，一个法律文本，一条政治建议，对国家发展、民族繁荣的重大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指出，这种作用主要在一定时段、一定领域、一定对象上发生作用的，而国学与传统文化对于一代又一代国人，起到塑造人格与作育精神的巨大作用。这种作用，有助于一代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深切领会和由衷热爱祖国文化，能使我们以及后代对整个中华文化有一种直入魂魄的感悟与高屋建瓴的把握，其作用的显现虽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其作用却更深广，更久远。近年以来，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的报道，一些重点大学的理工科硕士生、博士生，在专业领域是无可挑剔的骄子，却因为精神世界的无法排遣而自杀，或是人格悖戾而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正说明了在现今教育中人文教育缺失或不到位的弊端。
傅雷曾经说过：“只有深切领会和热爱祖国文化的人，才谈得上独立的人格，独创的艺术，才不至于陷入盲目的崇洋派，也不会变成狭隘的大国主义者，而为世界文化中贡献出一星半点的力量，丰富人类的精神财宝。”傅雷在这里说的“祖国文化”，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学。要说我们教育的失误，国学教育的缺位无疑也是重大失误之一。我到过日本，日本中小学设有社会课，其中学习的主要就是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中国当代教育里唯独缺乏这一板块，教育部门应该考虑把国学与传统文化作为我们大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乃至设立相应的必修课程。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炎黄子孙，他们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崇洋媚外。
三、国学的丰富内涵与多元选择
一讲到国学，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觉，就是孔子与四书五经。这实际上犯了以偏概全，以局部取代整体的错误。国学具有丰富的内涵，这可以分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国学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思想伦理层面（尽管是最主要的内核），还包括政治遗产层面的内容，《尚书》、《贞观政要》、《明夷待访录》都是这方面的经典。另外还有艺术精神层面的东西，例如，文学经典从《诗经》、《楚辞》到《红楼梦》，美学经典则有《文心雕龙》、《诗品》、《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等等。国学还包含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例如，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药，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算。有人甚至把武术称为国术，国术不过是国学基本思想在体育领域的表现。
其次，即便就思想领域而论，也不能说国学就局限于儒学，传统文化仅仅专指儒家文化。汉代班固就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儒法道墨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四家。汉代以后，则还应该加入佛教与道教。就是儒家思想，也不仅仅是孔孟之道，还有宋明的理学与心学，《近思录》与《传习录》是这两派思潮的经典。
由于国学内涵的丰富性，对国学的取向就不应该是一元的，而应该采取多元的态度。以传统价值观而言，儒家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对现实与人生采取积极的态度，崇尚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以义利合一为基本价值追求，以德性修养为安身立命之本，以中庸和合为处世待人之道。这种执着的入世主义，不仅是个人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强大内因，更是中国社会历经劫难而旧邦维新的永恒动力。但是，也不是说，只能以儒家为唯一的价值取向。对儒家思想而言，道家思想（不是道教）不失为一种最好的互补。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具有一种准宗教的价值，它以虚无为本，以无为为用，强调独善其身的自我养生，对现实抱着相对主义的容让态度。这种思想与态度，对儒家入世主义可能面临的紧张、困惑与挫折，正可以起一种准宗教性的消解作用与抚慰功能。于是，儒道交相为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涂绘出中国人人生态度的不同侧面，使他们进退有据，安定自洽。除此之外，法家的尚法理念，墨家的兼爱主张，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总之，不应该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老路；多元选择，兼容并包，才是对待国学与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
四、亲近国学的方式与态度
以国学为内核的传统文化，其表现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精准高端的前沿研究成果，只适用于专业领域的少数学者，例如大学教师、研究人员等专业工作者（这里暂且不谈）。二是生动活泼的大众普及形式，则针对最广大的社会人群。其中，又可以区分不同社群、层次，大体分为不同阶段的在学学生与走上社会的一般人群。
在学阶段学生的国学教育，应该贯穿小学、中学、大学各个阶段，而且做到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对每个人而言，文化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习得的。文化习得大体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日常生活而潜移默化地获得，例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这点，我们还在基本传承着）；一是通过主动学习而系统全面地获得。学校教育的各门课程，就是后一种文化学习，但学习的主要是各门文化的基础知识，而不是有关的经典与文化。譬如，人们学习数学，总是用新编教材，而不会再去阅读西方的《几何原本》或中国的《九章算术》。因而，这种学习所得，主要还是一种知识体系，而缺少一种深层的文化意蕴。而文化底蕴的培育，主要依靠相关经典的学习，这一环节也是可以通过在学教育实现的。以往大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历史教育乃至政治教育，都未能很好地承担起这一任务。为此，教育界应与学术界联手，为国学教育走入大中小学而运筹划策。
至于走上社会的一般人群，他们的国学学习，方式更可以不拘一格。其一，文学艺术形式。例如，与国学经典密切相关的戏曲影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电视媒体的纪实采访（上海台的《文化中国》等）。其二，通俗读物形式。从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学小丛书，到现在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最近改版为《黎东方说史·黎东方说史之续》）、《话说中国》，都可让读者自行选择。其三，讲坛讲座的形式。上至央视《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讲《论语》，下至上海深入社区的东方大讲坛，不妨都可以成为普及与学习国学的形式。其四，办班讲学的形式。有些大学面向社会办起了国学班，由文史哲三系的名教授主讲自己最擅长的内容。这类国学班针对业界精英，据说学费不菲，虽然有人怀疑在做秀，但学员说好，也不妨试试。
不过，学习国学，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态度。我们认为，亲近国学必须端正两点认识。
第一，不能太急功近利。我曾经打比方说，国学不是达喜咀嚼片，车还没到站，就起效用了。无论社会与本人，都不能抱着那种立竿见影、活学活用的期望值，国学作用于人的素质是潜移默化的。对国学的学习，听讲坛、读心得，当然都是一种方式，但最好、最直接的途径还是你自己对国学经典的阅读与感悟，借用程颢的说法，这是要“自家体贴出来的”。
第二，应该批判地继承。不要一说重拾国学与传统文化，就以为国学什么都好，这里仍有个扬弃与选择的问题。例如，对孔孟的儒家思想，孝道是要讲的，但鲁迅批判过的二十四孝，无原则的孝，子为父隐，就不能继承。对法家的阴狠刻毒，专制集权，臣民意识，就应该批判与清除。道家的过度消极无为，出世遁世，无是非，无差别，也应该充分认识其负面的影响。总而言之，国学与传统文化，在与中国特色现代化接榫时，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扬弃”过程，将符合时代需要的东西保存、积淀下来，将违背现时代的东西剔除。这样，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才不会随着现代化而被当成脏水泼了出去，而造就的一代新人又不至于是与时代背离而不容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怪胎。
（本文为2007年11月30日在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年会上的演讲稿）
目送宗师去影
今年，收到《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与《漆侠与历史学》（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还有李埏与徐规逝世周年的纪念集《永久的纪念》（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与《徽音永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都是相关纪念的结集。岁暮，又相继参加了纪念吴天墀与陈乐素的学术讨论会，获赠了《吴天墀文史丛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与《陈乐素史学文存》（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这些被纪念者都与我的专业密切相关，我不仅有幸一睹过他们的风采，有的还有所交往。
这些纪念文集，往往一部分是回忆文章，一部分是学术论文。入手以后，我总是先读前者，而把后者留作将来的学术参考。这些回忆，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宗师们的前言往行，不仅可为学林谈麈，也足以勾勒出现代学术史上为人忽略的诸多侧面，例如他们令人仰止的为人风骨，他们求真唯实的治学之道，他们传道解惑的感人事迹，乃至他们凸显个性的趣闻轶事。这里且从他们在十年浩劫中的受辱遭难说开去。
漆侠向以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着称于世，在“文革”中也被打成“牛鬼蛇神”。1966年范老去世，作为昔日助手，他请求参加追悼会，竟遭红卫兵喝骂：你算什么东西，还想参加范文澜同志的追悼会？谭其骧早在1957年受命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算是“钦定”的任务，却仍以“学术权威”关进“牛棚”，难逃受辱的命运，据家属追忆，“夜深人静之时，家门外造反派一声吼叫，父亲就得乖乖地跟了去，然后遭到彻夜的跪罚”。吴天墀的遭际更为坎坷，因参加过青年党，进入五十年代，就褫夺了教职，失去了工作，只得靠拉板车维持家计，其师王恩洋有诗说他“近在蓉市拉板车，面目黧黑体力健”。他的老师徐中舒与蒙文通惟恐其荒废学业，建议他研究西夏史，但不在大学，图书资料无法解决。直到五年以后，因徐中舒大力干预，才调回四川大学当历史系资料员，却事务繁忙，运动不断，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断断续续完成了《西夏史稿》。其《文史存稿》后记题为《悠悠往事》，却只字未提自己的“文革”劫难，也许实在不堪回首吧。但据他说，连其师蒙文通也在“牛棚”里受到非人的折磨，“负伤归家，旋即病卒”，他的遭遇便不难想见。徐规一生从教，谨慎为人，当年也被摁跪在长凳上，不仅衣背被以墨打叉，甚至把叉涂到他谢顶的头上。李埏在西南联大与吴晗有过师生之谊，“文革”一开始，首当其冲打入“云南三家村”。他与打成“牛鬼蛇神”的云南大学教师，都被勒令在大字报上自称“蠢猪”，申请所谓“养猪费”，才能领取最低生活费。满腹学问的着名学者在肉体与人格上受到如此非人世的侮辱，在“文革”中绝非个案，在那个疯狂时代是司空见惯的。
这些被纪念者，不仅是各自领域的星斗，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骄傲。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施坚雅誉为汉学界“不朽的盛事”；吴天墀以其《西夏史稿》为西夏史研究构建了完整的学科体系；漆侠与徐规作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二代正副会长，同为这一领域的顶级学者；李埏在宋史与中国经济史领域并称名家。作为学术的象征，后学的师表，他们理应受到尊重与礼遇。曾有学生回忆五十年代前期谭其骧的形象：
讲课的时候非常悠闲、潇洒，开始的时候穿一件长衫，拿一个大烟斗，讲课的形象非常好。
谁知岁星未周，他竟成为造反派一声吼叫而随叫随到的惊弓之鸟。后人在惊诧两种形象巨大反差的同时，是否更应追诘：究竟是什么深层原因造成其前一形象向后一形象的坠落？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本文提到的名家宗师，大致可归为第三代传人。审视他们的成果，有两个高峰期，一是1949年以前初露锋芒之际，一是1978年以后重返学界之时，而“文革”十年几无例外地都是空白期。许多回忆文章揄扬他们晚年焕发“学术青春”。以此肯定改革开放，固然不错，但对此前那段摧残学术、糟践学人的历史，总感仍欠反思。这让人想起，“文革”刚过，人们总爱说“把耽误的十年夺回来”。对宗师们业已痛失的“学术青春”，不宜一味高唱“不信青春换不回”，而应深刻悲悼“青春是挽不回的水”！《吴天墀文史存稿》附有其《现存着作目录系年》，自1949年至1978年的三十年间，他仅发表过三四篇学术性文章，一生论着也只有《西夏史稿》与四十万字的《文史存稿》，只是他全部学问的冰山一角，那座巨大的冰山却永远没能显山露水。在徐规与李埏那里，学术论着量难以比肩前两代名家宗师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而在谭其骧与漆侠那里，倘若没有五六十年代的不断折腾，其成果一定更为丰硕可观。
这些宗师名家及其代表作，已经镌刻进中国现代学术的长廊，其中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还被胡乔木推崇为新中国史学界“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然而，查阅他们履历，却不得不指出，尽管他们的成果主要产生在1949年以后，但他们本身并不是新政权胎胞孕育出来的产儿。谭其骧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在史学大师顾颉刚的门下崭露头角，吴天墀是徐中舒与蒙文通的得意门生，徐规与李埏在浙江大学师从张荫麟与张其昀，即便漆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最基本的学术训练与史学根基，也还是在就读西南联大与复校以后的北京大学期间构筑起来的。这一判断，或许让人纠结，却是不争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宗师名家也培养了学术传人，故而才有这些纪念集的问世。但诚如他们的学生所说，“这样求真求实的老专家在全国不多见了，在中青年一代中更少，也许越来越少”（周振鹤语）。问题并不在于弟子的学养难以企及师辈（这是可以努力的），症结在于，当下急功近利的评价体制严重败坏了学术生态，跑国家课题，报学术大奖，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还有几个具有前辈宗师的学术风骨！
于是，后人只能黯然目送这些宗师日渐远去的背影，至多编点纪念文集而已。
（本文原载2012年12月29日《中华读书报》）
琐忆漆侠先生
第一次见到漆侠先生，还是上大一的那年。当时，我的老师程应镠主持系务，他虽自1957年那场阳谋后一直打入另册，但1978年复出以后，凭借着他在学术界的人脉，请了一大批声名赫赫的学者来上海师院（今上海师大前身）讲学，其中就有漆侠先生。对我们这批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来说，这些名家的讲座不啻是史海初航的灯塔与南针。
岁月逝水，我找出了当年的听讲笔记，前来我校的还有赵俪生（他的讲题是《史学研究的工作方法》）、孙祚民（讲题是《关于让步政策——兼论唯物史观分析历史现象与事件》）、王春瑜（讲题是《科技史研究漫谈》）、王家范（讲题是《注意对立面的研究——关于农民战争史研究方法杂感》）诸先生。倘若没有这份笔记，我已难回忆起这些史坛名宿具体讲些什么，但在笔记之外，有两位先生的讲课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位是赵俪生先生，他的讲课有深度，也有感情。那次，他是坐着讲的，很少正面对听众，却也不看提纲，总用一只手的虎口撑着额头，半闭着眼，仿佛一边思索着，一边娓娓讲来。另一个就是漆侠先生，他那次讲题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划分问题》。说来也巧，相对其他笔记缺记时日，唯独这次讲题下附注有“11.30”。那么，我第一次远距离一睹这位大家的风采，应该就在1978年11月30日。
对大一学生，漆先生的讲题应该说是专业而枯燥的，但他的讲演却很有吸引力。一开场，他就风趣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外来和尚好念经。”说着，他指指一旁在场的我的老师，接下去说：“这次，程先生把我这个外来和尚请来念上两句，念好念歪，我就不能保证了。”说得大家都大笑起来。接着，讲到中国封建制度的分期方法，他用了一个简洁明了的表述：“我是主张二黄划分法的。也就是以黄巾起义与黄巢起义作为标准。”通过“二黄划分法”的这一提炼，我们这些初窥史学门墙的学子，一下子就抓住了分期的要害与坐标，这不能不归功于漆侠先生讲演的技巧。这次讲演的主要内容，就是他收入《求实集》的第一篇论文《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
1980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我校举行，除了创立宋史研究会的邓广铭、陈乐素与程应镠这三巨头外，中年那代就数郦家驹先生与漆侠先生最引人瞩目。但那次年会，我是以本科生资格听会的，只是远远仰望包括漆侠先生在内的那些宋史名家。
1983年11月，江西吉安召开“纪念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我已毕业留校任教，作为助手陪同业师程应镠先生去南昌与会，高兴见到漆侠先生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曾赴吉安访问考察。记得参观文天祥故里、遗冢与清原山、吉安窑等遗迹时，当时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周銮书以自己的座驾全程陪同程先生与漆先生先行，等到我们其他与会者到达时，两位先生往往刚参观完毕，正兴致盎然地交谈着刚才的观感。应江西师大邀请，漆侠先生与业师分别作过一次学术报告，程先生讲的是《谈历史人物的研究》，漆先生讲的似乎是宋代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在一次参观文天祥文物展时，主办方预备了笔墨纸砚，让与会的名学者题词留念。漆侠先生谦虚地礼让年长于他的程先生最先挥翰，然后也提笔留下了墨宝。已记不清他们的题字内容，只记得漆侠先生先端详一番业师的墨迹，然后自我解嘲道：“程先生这字是有童子功的，我就不行喽！”趁着参观中的短暂空暇，我自然不愿放过向漆先生请教的良机。现在看来，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楞：“据您的经验，读完宋史基本史料大概得花几年时间？”我记得，他给出的年限似乎是五年。他还说，他正在写《宋代经济史》，上册已基本完成，即将交稿，但还要补充些笔记史料，所以最近在北大图书馆阅读宋代笔记。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与漆侠先生的接触与交谈。
1992年，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在河南大学举行，开封不是始发站，返程火车票十分难买，办会方只得把一些与会者用中巴送到郑州某地，再在那里等候先期赴郑搞票的会务人员前来联系。当时，交通资讯十分落后，调动公车远不如现在那样稀松平常，也没有手机可以随时接洽，会务组的做法也出于不得已。漆侠先生也在我们这批等票人中。等人心焦，地点就在路边，也没个坐处。等票的时间很长，漆先生还与大家一起，在街头买了油饼充饥。当时有人问漆先生，没有水，吃得下去吗？他乐呵呵说，他学生时代就这么过来的，没什么苦不能适应的。他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却丝毫没端大学者架子，不仅对会务方没有一句责备之言，还和蔼地站在街边与我们闲聊。当时聊些什么，也已全然没了印象，但他那种以常人自处的形象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其后，要到1998年银川年会，我才再次见到漆侠先生，他已是继邓广铭先生后的第二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有一次，他正坐在大会主席台上，我走过去呈上我的第一本宋史专着《宋光宗宋宁宗》，惟恐他记不起我，只说了一句：“我是上海师大的，请您指教。”他接过书看了看我的名字说：“我知道，你是程先生的学生。”
我向来怯于拜见名人，在各种场合与漆先生的交谈实在有限，好在他的《宋代经济史》与《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却常在案头，历久弥新。2008年10月，我到河北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特地要求瞻仰漆侠先生纪念室，以表达我对这位宋史泰斗的崇敬之情。黄宽重先生十分推崇漆侠先生对河北大学宋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曾借用台湾学人赞誉傅斯年创建中央研究院的评语，认为漆先生完成的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事业”，这确是当之无愧的评价。在这种感怀中，我那年在纪念室的纪念册上题了四句话，今略改数字，移录于此，以怀念漆侠先生：
后学来朝大宗师，
追怀早岁拜聆时。
千秋事业无中有，
浇灌史坛生茂枝！
（本文原载《漆侠与历史学》，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书名联挽朱维铮先生
我与朱维铮先生相识很晚，往还也不多，听到他去世，当晚竟然久未入眠。他的书，早在80年代就已购读，最早的是《梁启超论经学史二种校注》。上世纪末，我把章太炎的《菿汉微言》、《菿汉昌言》与《菿汉雅言劄记》辑为《菿汉三言》，交新世纪万有文库出整理本。从插架由他校点的《章太炎全集》第3卷《訄书·检论》，知道他对章太炎深有研究，颇想就《菿汉三言》的版本听取他的高见。但与他从未通过音问，又向来怯于与名人打交道，就委托与他往还的友人代询。章太炎好用僻字，即如《菿汉三言》，“菿”有大、明二义，读法有dǎo、zhuō二音，我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的“《菿汉微言》”条注音读作dǎo。朱先生让我的友人转告，太炎门人与家人都读其字为zhuō，这才让未能亲炙太炎的我辈学子确知其读音。这是我与他以书为媒的第一次间接接触。
进入新世纪，在复旦大学论文答辩时，才与他有直接的交往。2007年6月，他在博士生答辩时，送我一本再版不久的《走出中世纪》增订本，让人回想起初版本在80年代末洛阳纸贵的盛况。这年10月，我请他到我校作学术讲演，是关于利玛窦的。他特带来一本由他主编的《利玛窦中文着译集》赠我，还是2002年旧版，应是他手边不多的存书。感谢之余，我对他说：“朱先生，也让我做一次您的粉丝吧！”便请他为我自90年代来购藏他的《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与《壶里春秋》一一题签以为纪念。
2009年4月，在河南登封的一次论坛上，我向他呈上新出的《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增订本与论文集《学史帚稿》，同时说明：去年出的《水浒乱弹》不敢送，怕说我不务正业。他笑笑说，你在《万象》上谈《水浒》的文章，我都看到的。在闲聊中，我对他说：“您的学术研究可借大着的书名拟一副对联来概括。”他问怎么说，我道：上联是《走出中世纪》，下联是《求索真文明》，横批是《壶里春秋》。他听了笑笑，未予置评，但也不以为非。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上海书评》创刊二周年的聚会上，随后就听说他得了病，还很不轻。怕打扰他的静养，一直没敢前去探视。去年8月末，到复旦参会，恰拿到《敬畏历史》样书，便托其弟子姜鹏兄转呈一本给他。也在这一期间，我补买了他的《走出中世纪二集》，心想：等他康复，在哪次学术活动晤面时，请他补签一个名，再做一次他的粉丝。谁知等来的竟是他辞世的噩耗呢！
他还着有《重读近代史》，而《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则是与龙应台共同编着的，我都未能寓目。他以有学术的思想从事有思想的学术，在同辈史家中是屈指可数的。他说，任何人的文章不能谬托知己。我想，对学者进行研究时，尤其应该如此。但我寻思着，他自拟的书名总该是斟酌再三的夫子自道吧。于是，我不揣冒昧，将他的几部大着嵌入挽联，敬献于他的灵前：
学者忧天，弦边音调未定，难续维新梦，再问几时走出中世纪！
书生论世，壶里春秋多情，重读近代史，此归何处求索真文明？
（本文原载2012年3与1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送别李培栋老师
正赶着出门去做讲座，收到短信，告知李培栋老师去世。立即转告一位沪上名编，他回道：“我们大学一年级的中国历史是李老师上的，印象特别深，转眼已经三十一年了。”车行途中，我追忆的思绪竟一时难以拢聚起来。
第一次见到李老师，还是我们高考1977届读大二的时候吧。那年，虽已上完了两门通史基础课，但听到程应镠先生为七九届亲授中国通史，便再去旁听这三流大学中一流名家的课，为的是一睹其风采。阶梯教室中听者如云，连走道上与窗台边都站满了外系的蹭课者。程先生上大课时，有个助手随侍在侧，帮着擦拭板书与推移黑板，课后便为学弟妹们解疑答难。据消息灵通者透露，那位助手就是李培栋老师，程先生当年最期许的学生，故而留校做了助教。在那场“阳谋”里，程先生中枪，殃及池鱼，李老师也被发落到中学教书。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他在中学也干得十分出色，无论做历史教师，还是当教导主任。程先生复出主事，第一个就把他调回了母校。
我们77届与有的老师交往，颇有脱略形迹之外者。大三大四时，与李老师相处已在师友之间，记得他在闲聊时说起自己论《洙泗考信录》的文章，对引用《资本论》里关于桌子跳舞的着名比喻，不无得意之色。那篇文章劈头就说：
有些思想一旦凝结为着作进入社会，传播下来，也会如木桌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一般，“用头倒立着，并从它的木脑袋里，展开比桌子自动跳舞还更不可思议得多的幻想”，它们会起着远非着者所能预料甚至完全违背着者本来期望的那种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后果。
借用马克思的譬喻来评价崔述《考信录》的思想史价值，既警策，又到位，全文也文采飞扬，论证机辩，确是一篇好论文。
我毕业留校，与李老师做了同事，有时也戏尊他为程门大师兄（实际上，他是我的老师辈，这一称呼颇有点没大没小）。他对我说，他当年留校原是指派给张家驹先生当助手的。前几年，我发心编集《张家驹史学文存》，便向他求助。他刚为《师道永恒》写了张家驹传，为弥补脱离上海师大十余年间的亲炙空缺，他沉入校档案馆查阅卷宗，向知情的老先生采访口述史料。李老师不仅联系上了张家后人，解决了着作权问题，他搜集的张先生论着目录，提供的张先生手稿复印件，更为我的编集奠定了基础。其间，我感受到他对张家驹先生浓浓的师生情，他却一再夸赞我为张家驹先生、为上海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知道，这是对学弟的勖勉，好道人善是他待人接物的一贯之道。重返历史系，李老师担任过系副主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还承担过上海师大第一个国家社科项目，课题似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因素的关系。也许张家驹先生去世过早，李老师的学术兴趣明显聚焦在魏晋南北朝。他与这段历史结缘，自然与程应镠先生早年的播种密切相关。据他回忆，1957年春天，程先生讲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那段时，李老师以助教身份随堂听课，听程师说及陶侃与清谈时流不同，便深入研究，写出了《晋书·陶侃传》的读书报告。孰料风云突变，先生落难，学生株连，刚起步的研究，“像一个神圣又复杂酸辛的秘密一样，从此被珍藏了起来”。十年动乱中，李老师以“漏网右派”而在劫难逃，被几次抄家，一度隔离。“文革”结束，他在中学抄家物件中发现了自己那篇纸张泛黄的读书报告，激动得流出眼泪，这才发觉自己“内心深处实际上从来没有忘情过和这些东西相联系着的岁月”。回归大学后，程先生鼓励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篇读书报告写成正式论文，也就是发在学报上的《陶侃评传》。其时，我们大三，对这篇大作深表折服，也即他说的“被当时历史系的几位学生所欣赏”。
李老师似乎最擅长人物研究，除了《陶侃评传》，《论孔融“儒变”》、《鱼豢“发蒙”》，包括晚年为《晋书》补《孙秀传》，无不机杼独运，识见不凡，其高清度也略如他自许的“古人须眉表情皆可再现”。他关于《晋书》研究的系列论文，在学术圈子内颇得好评，深具影响。这些论文，后来大都收入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缘》，该书卷帙不大，却很有见解。周一良先生列举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队伍时，曾推许“上海师大历史系有李培栋、严耀中等”（见《毕竟是书生》所收《纪念陈寅恪先生》），也可见他在当时同行中的地位。
后来，李老师被学校安排到校教务长、校长助理等领导岗位上。他深知行政工作对专业研究的巨大杀伤力，用他的话说，却“在兼任行政工作的‘负伤’情况下继续着专业研究”，执着延续着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缘。可以断言，倘若没有行政岗位的杀伤力，他一定会留下更为可观的学术成果。
退休以后，李老师依然活跃在新四军研究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与上海师大老年大学等机构。我就好几次因他荐引，或到炎黄文化研究会做学术发言，或在老年大学讲中国历史。他为上海师大老年大学策划了《八家讲坛》，并打趣道，我们的“八家讲坛”，主讲人都是名家教授，而且文史兼备，学术水平肯定超过央视的“百家讲坛”。今年六月，他还为《八家讲坛》设计了汉魏六朝的八讲课程，把我也拉去讲《李固与汉代清流》的专题，他还准备亲任序论课的讲授。但九月份开学时，听说他身体欠佳，取消了序论课。却没想到，未及半年，他就辞别了人世。
在写这篇小文时，李老师的夫人通过他的学生转达，希望我代拟追悼会的挽联。尽管我不擅此道，却义不容辞。李老师与夫人是大学同学，都师从程应镠先生，是我的前辈学长。沉吟再三，拟了一副挽联：
令同道者长追怀，率性论文结史缘；
教未亡人永忆念，多情立雪到程门。
李老师，追悼会那天，我预定要赴外地，不能送上最后一程，就先把这副挽联敬献程门大师兄的灵前吧！
（本文原载2012年12月22日《文汇报·笔会》）
与某两会委员论“黄色”书
××委员（缘于尊驾身份，姑隐高姓大名）：
在2012年3月7日《羊城晚报》上，拜读到你在两会期间的伟论：
作为“炎黄子孙”，老是把“黄色”跟“色情”联系起来很不妥，应该把“黄赌毒”“扫黄打非”之类的提法改成“淫赌毒”“扫淫打非”。
所据理由言之凿凿：“用黄色统称带有色情意味的东西，主要是受西方影响。”你还研究了历史：1894年，英国有家《黄杂志》创刊，专登带色情意味的作品，“黄=色情”由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你对“黄色”深有研究，总该知道“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的出典吧，你的发言当得上这一典故射覆的评价：“绝妙好辞”！我热盼你据此提交议案，更企望你的议案被采纳，好体现出咱们两会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一流水平。我尤其佩服你在历史语言学上的深厚造诣，指出了“黄色”在东西文化中的根本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有本质区别，黄色的涵义也不同：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黄是中华民族的称谓；黄色是古代高贵的色彩，为皇家御用，象征灿烂辉煌。
猗欤休哉！不胜钦佩之至之余，我还想以浅薄的知识给你的高见做点补充，也算是学习心得。见笑！见笑！
从语义学角度说，把“黄色”释为“色情”，在历史文献学上还真难找到有力的书证。你的研究不无道理，以“黄色”指“色情”，也许确如自由、平等、民主一样，是近代西方舶来品，完全不符合咱们倡导的中国特色。
你强调指出“黄色是古代高贵的色彩，为皇家御用，象征灿烂辉煌”，迷恋“黄色”而不吝赞词，也在情理之中——帝制存在二千年，结束不过一百年，至今还在“再想活它五百年”的大限之内。你又在皇城根下发这番高论，难免沾点儿“皇家御用”气。
不错，“黄色”历来被国人视为“喜色”，古代相书说：“黄色，喜征”，吉利的征兆也。这种在色彩上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本该归整个民族所共有，但在君主独尊的专制政体下，普天之下，还莫非王土呢，天子与皇权独占黄色，使其成为皇帝御用色，也是理所必然的。于是，帝王居住的宫禁叫“黄闱”，一称“黄屋”。“黄屋”不仅用来代称帝王，还借指帝王的权位。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里就借以责问满清王朝：“果能敝屣其黄屋，而捐弃所有以利汉人邪？”
“黄色”成为帝王专用色远不止此。皇帝的帽子呼作“黄冕”；他的鞋子唤做“黄屦”；他的仪仗称为“黄旗”，也有叫做“黄麾”或“黄麾仗”的。天子仪仗打的伞，也是黄色的，故名“黄伞”。元人有元旦（正月初一）朝会诗云：“黄伞宝幢微影动，一时吹面受东风。”当时元日朝会之隆重绝不亚于当今两会，“东风吹面”，可是皇恩浩荡啊！帝王的车驾叫“黄盖”，也称“黄屋车”，只有天子车才能“黄缯为盖里”嘛！只要皇帝高兴，这种“黄屋车”也像赏给奴才“黄马褂”那样，让臣下坐上那么一两次。据《汉书·蒯通传》，皇帝“以黄屋朱轮迎范阳令”，你现在的官职比小小县令大了去了，倘若有幸生在汉代，也可能有机会登上黄屋车“驰骛于燕赵之郊”，那大概比你坐接送代表委员的两会大巴要更爽。
“奉天承运”的皇帝诏书以黄麻纸书写，别名“黄敕”或“黄麻”。帝王颁布天下的公告也用黄纸写的，就称“黄榜”。虽然叶适有诗发牢骚，说“黄榜未沾恩”，那是他们没有福分，丝毫无损于黄榜的“灿烂辉煌”。皇家封条的材质是黄纸或黄绢，也名“黄封”。据《容斋随笔》，宋徽宗大兴花石纲，“豪夺渔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志。而未即取护，视撤不谨，则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决墙而出”。即便如此，那些被强征强拆的士民百姓，也绝不敢对“灿烂辉煌”的“黄封”有微词的。
君主政体必借助官僚机器才能运转，御用“黄色”也有条件地下延到官僚特权阶层。殿试后用黄纸书写录取的榜单，唤作“黄金榜”；甲科及第的进士榜单，便叫“黄甲”。杨万里诗云：“名登龙虎黄金牓，人在烟霄白玉京”，天子脚下高中进士的春风得意劲不难想见。名登“黄甲”，就飞黄腾达，系官印的黄丝带称“黄绶”，也以“黄绶”喻指官吏。陈子昂有诗说：“奈何苍生望，卒为黄绶欺。”说老百姓的巴望，最终被当官们糊弄。这些贪腐官才不在乎陈子昂式的怒叱，“笑骂由汝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们盯着的是斗大黄金印。君不见，宋词写道：“除非腰佩黄金印，座中拥红粉娇容，此时方称情怀，尽拼一饮千钟”。古代早就如此，当了官，“腰佩黄金印”，才是泡小蜜、包二奶与她们“一饮千钟”的前提条件。有的词豪气干云：“胞胎里便带黄金印，千丈志，一跳身，独步青云”，那说的是古代“官二代”，有个好老爸，在娘胎里与生俱来就有青云直上的官运。那黄灿灿的官印不就“象征灿烂辉煌”吗？
时至今日，“黄色”仍有“象征灿烂辉煌”的内涵。红歌所唱的“改革开放迎来新时代”，两会代表委员都说是政治、经济、文化最昌盛的“黄金时代”；咱们召开两会的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不也是黄灿灿，富贵气派，灿烂辉煌吗？而每年两会，都是小股民热盼指数大涨的“黄道吉日”，等等；等等。
不过，以我的才疏学浅与孤陋寡闻，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涉“黄”语词里，也有不仅不“象征灿烂辉煌”，反而带有挖苦贬损的词汇。略举数例，以一反三，质诸高明，给个说法。
我先要请教你，“黄门”一词是不是指那些被人不齿的宦官、太监、阉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有云：“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意思说，黄花闺女在见到黄门时，一再强调奴家贞洁全无意义，她们不知道那些阉人是无根之人。
我还要请教你，“黄口小儿”一词是不是多用于讥笑叱骂的场合。唐人有诗云：“黄口小儿初学行，唯知日月东西生。”说的就是那些无知小儿，连起码常识都还懵懂不解，竟然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我再要请教你，“黄汤”一词是否最先指黄酒——可不是你辈喝的国酒茅台哦。其后泛指酒类，例如元杂剧《酷寒亭》唱道：“这黄汤强如醇醪糯”。而在现代汉语里，骂人喝酒也叫“灌黄汤”。但我敢肯定，你在发高论前，决计不会灌饱黄汤的。
我更要请教你，史书说东汉末年，“覆亡之迹，未若桓灵之际”，黄巾起义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旗号，这里的“黄巾”之“黄”与“黄天”之“黄”，你说它是“灿烂辉煌”，还是“作乱犯上”？
你对历史那么有研究，让我也班门弄斧说一个“黄”段子。在宋代，御史台好比最高纪检部门，任其职者每月“必一言事”，“否则谓之失职”。但南宋政治生态恶化，“扼塞言路”，御史台成员“亦多牵掣”，而月课的频度却远高于你们一年一度的两会，这可苦坏了御史台的“黄绶”们，只得不痛不痒地“泛论君徳、时事之类，皆取其陈熟缓慢、纯无撄拂者言之”。有一个监察御史轮到月课言事，憋了半天进言道：
“都城货买炒栗者，皆以黄纸包之，非便。乞禁止。”
他禁止小贩用“黄纸”的理由，也应与尊见同出一辙，黄色“为皇家御用，象征灿烂辉煌”，岂容斗屑顽民如此滥用！当时尽管尚无网络，这雷人的进言还是不胫而走。南宋笔记《庆元党禁》记完这事，补上一句：“闻者哂之。”听到的人都笑翻了！
你是粤人，不知是否知道敝地越人有句谚语，也是涉“黄”的，叫做“黄胖摏年糕，吃力不讨好”。鲁迅在给兄弟的信里说：“出力多而成绩恶，可谓黄胖摏年糕。”我们有些热情参政议政的两会代表委员，虽说些糗话，但代表人民当家做主，至少像那位监察御史一样，出于不想坏大事的初衷，用心良苦，皇天可鉴，你也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最后，再与你讨论一句有“黄”的成语。郭沫若在大后方时鲠骨犹存，其《蜩螗集·咏史》道：“雷鸣瓦釜黄钟毁，做到黄钟愿亦尝。”在郭老看来，那是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但他仍希望自己能成为时代的“黄钟”。如今“换了人间”，哪里还有“瓦釜雷鸣”的可能与份儿呢？但愿每年两会，都有像你这样的代表委员传来发聋振聩的“黄钟大吕”之声，给咱们小民百姓带来笑出眼泪的快乐。谢谢！
余不一一。再论下去，你那盆“黄花菜”都快凉了！
（本文原载2012年3月2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迎接实话谢幕的时代
央视一套即将停播《实话实说》，主持人也不再顾及淑女风度，在接受采访时发泄牢骚道：“大家现在痛快了，《实话实说》终于死了，不如崔永元的和晶终于离开了，但痛快以后呢？”
和晶是从上视名牌娱乐节目“智力大冲浪”走向央视《实话实说》的，冲着这一选择，就让人觉得她在主持《大冲浪》后不仅没有提高智力，而且大失当年与林栋甫一起“捣浆糊”的水准。谁叫你那么实诚，连比你强的小崔都不说《实话》了，你还冲上去接啥子班？难道没听说过“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谚语吗？这不，小崔被推成了忧郁症，现在你又身不由己地被央视改革的后浪抛出去，摔死在收视率的沙滩上。你当初去接这个活计，就是你所说的两个字，不过后面不是用问号，而是应该加惊叹号：“傻啊！”这傻还傻在三根筋上。
第一根筋，傻在小媳妇在一言堂里企图向婆婆乞讨说实话的权力。她不知道，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仅话语权，即便你的生存权，也都是婆婆给的（她可以让儿子休了你），你只能歌颂婆婆治家如治国，如何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当然，顺溜话听多了，婆婆也会腻的，就给你一点实话实说的权利，让你说些无关痛痒的实话，诸如政通人和时要注重环保啦，国泰民安后要强调节约啦。倘若你能把握好实话实说的度，婆婆自然不妨宽宏大量，不拿走你的说话权。不过，在这种前提下，小媳妇说实话实在累人。哪些话能实说，哪些实话不能说，都要摸准婆婆的脾性，看清婆婆的脸色。这种拿捏掂量的委屈与苦衷，和晶终于有了感受，那就是她问的第一个问题：“《实话实说》的选题是可以由一个人来画圈打勾的吗？”言外之意很清楚：上面还有婆婆盯着呢！倘若你真自以为是，要为人民鼓与呼，实话说出婆婆治家还没有达到小康水平，那就对不起，你就要被褫夺实话实说的权力。至于褫夺的理由，对婆婆说来很方便，只拿收视率说事，没扣你一个不和谐的大帽子，还算手下留情的。
第二根筋，傻在把中国媒体体制误以为是移植国外传媒名牌的温床。美国奥普拉·温弗莉的谈话脱口秀节目，收视率高居同类节目之首达二十余年，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中国的《实话实说》即便不是克隆，也大有见贤思齐之心在。奥普拉·温弗莉品牌的成功，当然有其个人号召力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还有更深层的传媒体制原因。就传媒体制而言，关键不在于是否实行“主持人中心制”。即便《实话实说》实行了“主持人中心制”，主持人就能百分百的实话实说？症结在于，奥普拉·温弗莉在美国可以不受行政权力的干预与掌控，传媒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而中国主持人必须看人脸色说话，以至“每次改版的时候，都是在尽力满足改版的要求”。有些观众以为，和晶不如崔永元，《实话实说》才走到了尽头。和晶也一腔怨气道：“不如崔永元的和晶终于离开了。”实际上，观众的偏见与和晶的怪怼，对讨论这事完全没有意义。这档节目，即便由小崔一路主持下去，最终也必定下课了结。这里要拿奥普拉·温弗莉对比说事。如果和晶到美国，主持对方那档节目，凭着理想主义与敬业精神，也许一走好运，就会成为奥普拉·温弗莉第二。反之，如果奥普拉·温弗莉到中国来主持《实话实说》，倘若大环境不变，她也一定会像和晶那样关门大吉的。和晶还不至于傻到不知道淮桔为枳的故事吧！
第三根筋，傻在把如今的现实还当成实现实话实说理想的沃土。这都什么年代啦，你与队友“依然乘地铁上班，买房还要靠家属帮忙”，还革命青年一样，热血沸腾地去为人民去当喉舌，去为《实话实说》献身，像六十年前江姐为共产主义献身一样。你咋不学学你那些央视的哥姐呢？你接《实话实说》的当口，咏哥正在《幸运52》上幸运着，丫姐正在《开心辞典》里开心着，就是朱军哥那个《艺术人生》也远比你艺术！这是一个大众娱乐死，不说实诚话的时代。连赵忠祥大叔都到上海《舞林大会》当上了捧哏。当一位前辈同仁劝他学习美国王牌新闻主持人迈克·华莱士时，赵大叔清醒得很，知道大陆任何电视台都不可能请他主持时政新闻时像华莱士一样独立点评的，便只表示要主持到华莱士那样的年龄。咱们这儿，没有迈克·华莱士与奥普拉·温弗莉说实话、硬话、刺话的环境与氛围，那不仅仅是传媒体制的问题，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迈克·华莱士与奥普拉·温弗莉之所以成功，那是由美国全民认同的一种文化价值与社会观念为其后盾的缘故。和晶的话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网络可以隐身说实话，电视可以让一个隐身人来说真话吗？”这句话说出了当今中国的怪诞现象，包括央视在内的官方传媒，现身的人说的未必都是真话，而实话实说只有隐身网络才有可能。这种信任危机，也就是《实话实说》遭遇的两难困境，又要说真话实话，又不能隐身网络，于是只能设计一个“剧场版”，说些不坏脾胃、无伤大雅的实话。也许，这与当初的理想主义相去实在太远，和晶才说：“我要好好想想我对这个职业的思考。”
和晶的思考显然还在混沌状态，她借着采访的机会，先是对观众说：“如果你们需要更锋利的剑，那就去找。”似乎在反省《实话实说》还远不足以代表民意，成为一把锋利的剑。继而又说：“你们想想，这样用40分钟给普通老百姓自由发表观点的节目，现在还有吗？”似乎又在规劝观众珍惜央视提供给咱普通老百姓仅有的“自由发表观点”的园地，这时，她对“婆婆”给出的“自由度”却又讳莫如深了。而后她又说：“好像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对《实话实说》幸灾乐祸。”一般观众对这档节目及其主持人前世今生都没有深仇大恨，有何必要“一直以来”幸灾乐祸？这种情绪的产生，是因为观众容不得那种不尴不尬的实话实说。与其这样假戏真做说实话，还不如娱乐至死说戏话，或者干脆去找“更锋利的剑”，隐身网络实话实说。
和晶博客关于《实话实说》的文章，有一篇题为《终于谢幕》，光看题目，释然中不无伤感。既然央视作为官方第一传媒，都容不下不痛不痒、不咸不淡的实话实说，那么，和晶也就不必伤感，就像安徒生童话里那个捧着空花盆试图说出实话的孩子，你完全没有错。放下即着地，你何妨就与你那些曾经希望听到实话实说的观众们一起张开双臂，去迎接一个实话谢幕的时代吧！
（本文原载2009年9月27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醉眼朦胧下的“盗梦空间”
刚过年假，受邀到一个山明水秀处休闲，行程有观赏当地上灯的节目。当天傍晚，邀请方早早摆开饭局，席上有几张新面孔，主人一一介绍如仪：一位是某官媒驻本省的分社主任（下文姑以主任称之），他是专程前来采访的；左边那位是他的专职司机（循例以司机称之）；右边这位是全程陪同主任的本县宣传部干事（自然以干事称之啦）。承蒙主人也把我等美誉一番：这是某专家，那是某学者。
这位主任不仅长相儒雅，而且三言两语就能掌控住场面。他先从方言讲起，说当地方言有相当深厚的文化积淀，保存着许多文言元素。见在座者愿闻其详的表情，便接着说，当地方言把“倒酒”说成“母鸡”，把“喝酒”说成“公鸡”。看着专家学者匪夷所思，主任恰到好处地揭晓谜底：“母鸡”实乃文言“满之”的方言读音，“公鸡”则是文言“干之”的发音。这番话头书卷气十足，让专家学者们听得兴味盎然，于是乎，杯盘笑语，觥筹交错，主任也在“母鸡”、“公鸡”的轮番骚扰下喝得醺醺然。
席散以后，干事早在县城步行街上安顿了摄影点，好让主任完成采访任务。主任却热情地拉住我和另一位教授（说是他拉我俩，还不如说我俩把他扶得东来西又倒），他寒暄几句“久仰”、“请教”，便说起自己的成长史：工科大学毕业，分到省里一家大型国企，从宣传干事做起，最终考入这家官媒，也算是闯过三关六码头，走过日美亚非欧，这才坐上了准局级的主任官位。他一边说，一边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还给你来个热情的熊抱，实在醉态可掬。尽管主人说有车送我们去步行街，主任却硬拉我俩上了他的小车。
小车驶往县城途中，主任尽管还一路嘟哝着酒话，却大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意态，干事取而代之成为与我们聊天的主角。他说，自己原是县文科状元，从北京的大学毕业，为了照顾父母，也为了报效桑梓，才回来发展的。看来干事迈出校门不久，热血尚未冷却，理想还没消磨。一路闲聊中，他对时政有赞有弹有褒有贬，而“共产党”作为关键词，吐露频率之高也在意料之中。听着听着，主任突然警觉地打住了醉语，正色提醒他：“你在宣传部门工作，怎么能一口一个‘共产党’怎样怎样，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说话呢？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称‘党’或者‘我党’。”说这几句话时，他的态度既认真，又严肃，更诚恳，完全出离了醉酒状态。干事不免申辩几句，最后不吭声了事。主任尽管喝高，醉意朦胧中仍能如此自觉地维护共产党（借其用语，应该说成“我党”）本位，说明意识形态领域里，思想工作的巨大成绩绝对应该高估。对主任那样的文宣人员来说，通过日积月累与潜移默化的方式与过程，党本位意识已经完全渗透进血液里，植入在头脑中。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业已化为潜意识，即便在醉酒状态中也绝无些许的懈怠与丝毫的放松。
在驶入县城的道口，小车被警察叫停。今晚小县城将有四支绵延上百米的龙灯队大展身手，不仅城内居民，全县各地也有人前来观赏上灯仪式，为防止道路堵塞与踩踏事故，交通管理是必不可少的。见小车被拦停，主任顿时大为不悦，对司机直嚷嚷“你给我一直往前开”。司机耐心地说明，是交警让停的。主任这下按捺不住了，借着酒力吼了一声“我来开”，就从后座起身，准备来夺方向盘。见司机一脸的难色，我打起圆场来，说不要让执勤的警察为难，不妨停下车看着龙灯队通过。也许觉得怠慢了客人，主任脸上有点挂不住，说话虽然语无伦次，吐字却毫不含糊：“什——什么警察，他——他们的局长我认识，我都不怕！”看得出，一脸的不满与不屑，也是发自内心的。主任尽管处于晕乎乎的醉酒状态，在深层的潜意识里，官本位却根深蒂固。一个县的公安局长，级别在他这个准局级之下，何况他还有驻省官媒那把尚方剑呢！
最后，交警允许小车驶停进县府大院。主任踉踉跄跄走下小车，在官本位意识的驱使下，还不忘吩咐值班人员说：“去——去叫你们的县长、书记来见我！”还是干事劝驾了事，扛起摄影器材，架着主任摇摇晃晃向摄影点走去。
与主任分手不久，上灯仪式瞬间让步行街弥漫着歌舞升平的喜庆感。舞龙灯，划旱船，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们与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民俗交错重叠在同一时空，令人有一种梦幻感，不知是历史植入现实，抑或现实逆袭历史。品味着醉意酩酊中主任的言行，其背后的潜意识，不禁让我联想起好莱坞大片《盗梦空间》。这是一个梦中梦的故事，做梦的人在梦中继续做他更深层次的梦，几层梦套梦的衔接过度、逻辑关系与进入更深层梦境的方式，都基于对目标人物的意识植入。一旦植入成功，梦主就会遵循梦境暗示的潜意识去思考，去行动，剧情便循此而推进。“意识植入”的巧妙构思，令人拍案叫绝，也让人浮想联翩。
在刚才个把小时里，我仿佛一个观影者，旁窥着醉意朦胧的主任。他在讲“鸡”的故事时，意识还停留在现实世界；当他酒酣耳热，大谈成长史时，已在追溯自幼植入的梦境是如何实现的；而他教导干事的那番话，显然是数十年来耳濡目染地接受了主体意识；至于官本位的言论做派，更是数千年来中国官僚政治传统深度植入的必然结果。至于主体意识与官本位的化合反应，在主任这里，似乎还来不及在更深的梦层里有别样的呈现。但媒体上时而看到某些党员干部大声呵斥，也许正可以起补足的作用：你们到底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群众说话？
次日清晨散步，见到司机正在发动小车，干事扛着摄影机，与主任匆匆赶来。原来，我们夜宿同一个山庄。主任宿酲已醒，不仅意识回归到现实世界，而且恢复了那份书卷气。在点头打招呼时，他不免有一丝尴尬，也许忆起昨夜失态的碎片，清醒时他绝不会那么说与那么做的。干事依然生气勃勃，看着他初生牛犊的模样，我却浮起一个想法：若干年后，他是否也会在某个醉酒场合，再次搬演主任那样的盗梦空间呢？
（本文原载2014年3月9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夜看《梦立方》有感
刚看完今晚东方卫视的《脉动梦立方》，这档节目打着“中国梦”的广告。今晚最后上场的小伙叫梁文涛，他进入“梦立方”玩的游戏是“雷池”。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不敢越雷池半步”，雷池就是禁区。“雷池”的游戏要求玩家戴上遮蔽的面具，顺利越过人为设定的禁区（现实生活中，很多禁区也是人为设定的）。梁文涛只有过雷池而不能触雷，才能获得他的梦想基金，带着未婚妻实现他们作为下层老百姓的夙愿。在未婚妻的劝说下，梁文涛首先选择了试玩，发现自己穿着鞋子更容易触雷，鞋子竟然成为他穿越雷池实现梦想的累赘。于是，在未婚妻的再劝说下，小伙干脆脱掉了鞋子，戴上遮蔽的面具，光着脚居然一次就成功穿越了雷区，实现了梦想。主持人问他，脱掉了鞋子，是否对他顺利越过雷池大有关系。小伙的回答颇有意思：“不是有句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吗？”
小伙的这句话值得玩味。光着脚，更轻松，更自由，更没有负担，再没有累赘，也就最大限度减少了触雷的几率，所以小伙试玩以后一次成功，实现了他预设的梦想。我们能否从这个游戏获得有益的启示呢？不穿鞋，不管鞋是否合脚，也许更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本文原载2013年5月17日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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