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蜡板字黑大肥圆，工整秀丽，力透纸背，印刷清晰，简直和铅印不相上下。

    周恩来有一次见到邓小平这副模样，指着邓小平脸上的面包屑和油墨痕，哈哈大笑，说：“小邓！小邓！你可真是一位油印加油面包的博士。”

    1918年，邓小平考入广安县中学堂。次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年仅15岁的邓小平也投身到了五四运动的洪流之中。

    随着年龄、知识的增长以及眼界的开阔，邓小平了解到，不但家乡人民衣食不周，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强凌辱，刀俎鱼肉，大灾寄寝，连年不断。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扰攘不安的局面，如何解决这些军阀？怎样才能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这一个个问题，在年青的邓小平心里纠结不散。他尽管无力回答，但对军阀、卖国贼恨之入骨。中国的文化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兼济天下的优良传统。出于一种对国家、民族强烈责任感，本世纪之初，许多爱国者都在思考着、探索着——

    年轻的鲁迅叹息低吟：“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年轻的周恩来慷慨悲歌：“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画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年轻的毛泽东壮怀激烈：“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此时的邓小平心里也在寻觅着当时中国人共同的一个主题——如何使中国富强——的答案。

    由于1919年5月底广安学生响应五四运动，学校一直处于罢课局面，正常的学习、生活无法进行。加之接近暑假，于是，邓小平和其他学生一样离开了学校，回到了自己家中。

    1919年暑假，父亲邓绍昌从重庆回来，带来了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并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法国学习。

    目前，香港有一本书中这样记载邓小平到重庆求学的经过说：

    当父亲告诉邓小平打算送他进法语预备学校时，邓小平吃了一惊，他不愿离开家乡，也舍不得与那些朝夕相处的小伙伴分手，所以向父亲表示不想去法国读书。父亲很生气，训斥说：“格老子！你为啥不去瞧瞧，那些懂了几个鸡肠字的洋先生，多威风神气！连我这个‘大哥’也要尊他们一声‘先生’呢！你去了，学得好回来，老子甘愿喊你做‘先生’，学不好，那就是‘笨蛋’！”听了父亲这番话，倔强的邓小平扭身就走，收拾起包袱，第二天一早就带着父亲给的30块大洋，跑到重庆，去投考那所留法预备学校。临行，邓小平只对母亲讲了一句话：“我要做先生，不做笨蛋。”

    对于这段描述，我们不敢信以为真。其实，对于父亲的意见，邓小平当时是十分高兴的，因为这与他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想法是一致的。65年过去了，邓小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感到中国衰弱，希望它强大起来，我们认为现代化是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到西方去求学。事实是，当时邓小平母亲不太同意，她认为小平年纪太小而且从未出过远门，现在到外国去她很不放心，但最后挡不过父子的一致劝说，还是为小平收拾了行装。

    别了，可爱的故乡！

    别了，可爱的小伙伴！

    从此，一个伟大的革命步伐就从广安迈出来了。

    1920年10月，一位法国警官，在他的名册本上登记了88位搭乘盎特莱蓬号海轮抵达法国的中国人的名字。当他看到眼前这位小青年时，肯定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不仅是这批人中个子最矮，而且也是年纪最轻的一个。他刚满16岁，圆圆的面庞，蓄着背梳的长发。当然，除此之外，这位警官再无其他特别想法，因为每天都有一些奇特的旅客从世界各地来到马赛。感谢上帝带来了远客，这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彻底结束，一切逐渐恢复正常；而且这些中国人的证件表明他们是来法国勤工俭学的。为了生活，他们必须辛苦劳动；为了掌握语言、求得知识，他们必须勤奋学习。不过这位四川来的小青年，早已在扬子江畔的重庆城一家最好的学校上过法语预习班。

    在工作和学习两项任务中，“盎特莱蓬”号轮船的旅客完成的首先是前一项。后来，邓小平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也说，在那些年月里，他并没有上学，而是在工厂干活。法国警察局的表格和工厂的工人名单记载着这位四川青年的活动踪迹——

    1921年春，邓小平出现在布列塔尼的贝页中学，显然他是被送来进语言进修班的。后来，他在巴黎附近的工厂做工，住在拉加朗—科隆伯城。

    1922年2月，他又到离首都百公里的蒙塔尔吉当体力工人。同年秋天，在第戌附近的小镇夏蒂荣絮尔赛纳入夏蒂荣中学学习，但不久即返回蒙塔尔吉。

    1923年2月，他成了赫金森橡胶厂的雇员。6月又迁居到拉加朗—科隆伯，此后一直到离开法国为止，他都在比扬古雷诺汽车厂做工。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留法期间曾经参加过1921年的里昂工学运动。根据中法两国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达成的协议，利用义和团运动失败向中国勒索“庚子赔款”，在里昂建立了中法大学，大学由两国政府共同招生。但是，这所大学却事实上排斥中国学生。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陈毅等人，闻讯立即向校方交涉，要求这所新办的大学向全体留法的中国学生开放。当时参加这次抗议行动的有百余名中国留法学生，校方拒绝了中国学生的要求，抗议行动升级。这时，周恩来把邓小平找来，由他起草文字，让邓小平负责油印传单。百多名中国留法学生涌上街头演讲，并向里昂市民散发传单。里昂市当局被这次抗议行动震惊了，出动警察，把百余名参加示威行动的学生逮进兵营，在拘禁三周后驱逐出境。邓小平当时很机灵，在知道消息后马上和周恩来一起跑到他们做工的工厂，领了工作证。邓小平和周恩来对警察说，他们是工人，不是学生，所以他们两人得以继续留在法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各种政治概念迅速传入中国：无政府主义、民主、选举、议会生活、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令人耳目一新，令人眼花缭乱。在这种巨大变革条件已经成熟的社会里，党如酶素在生物体中一样，开始活动了。1921年7月，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船上，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像中国家喻户晓的《西游记》中所描绘的西天取经一样，莘莘学子逐西潮，正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那些旅居欧洲的中国学生所生活的国度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现实生活的教材。

    1921年10月，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维汉、王若飞等同志将“工学世界社”、“勤工俭学会”等革命团体，统一取名为“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10月，又把“少共”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该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

    1922年，周恩来介绍邓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稍后，该组织发行机关报《少年》，邓小平又发挥了自己的特长，负责该报的刻版、油印工作。后来，因原负责主编《少年》的赵世炎被派往苏联，便由周恩来接手，易名为《赤光半月刊》。在1924年召开的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党代会上，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周恩来特地把邓小平从蒙达尔民区调到巴黎，邓小平与陈延年共同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当时，油印工作由邓小平负责。

    邓小平的蜡版字黑大肥圆，工整秀丽，力透纸背，印刷清晰，简直和铅印不相上下。这大概与他少年时毛笔字写得好不无关系。此外，邓小平的油印速度也很快。他常常左手捏着一块面包，右手却在扫油揭纸，两只手干了四只手的工作。据说，周恩来有一次见到邓小平这副模样，指着邓小平脸上的面包屑和油墨痕，哈哈大笑，说：“小邓！小邓！你可真是一位油印加油面包的博士。”自此以后，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油印博士”，这个绰号便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之中传开了。

    邓小平对自己的这一绰号也不隐瞒。

    （张世明 郑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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