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

    “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毛泽东与胡适，从五四运动以来，他们之间的来往以及思想上、政治上的联系、分歧和斗争，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看过《西行漫记》的读者，想必还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过这么一段话：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毛泽东接着又说：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不仅广泛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书籍，而且读了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如达尔文、卢梭、斯宾塞尔、孟德斯鸠诸人著作。因此在各种“主义”纷至沓来的情况下，毛泽东当时受到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虽然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种影响也还是存在的。他参加过哲学、新闻研究会，旁听过胡适的课堂讲授。胡适作为新派人物的代表，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社会上颇负盛誉，威望很高。他学贯中西，以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方法进行教育改革的尝试，深得广大学生的欢迎与拥护。蔡元培曾称誉他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当时毛泽东也仰慕胡适。肖三在《1918年毛主席在北京和天津》一文中说：“当时文化界名人荟萃在北京，毛主席仰慕他们。杨（怀中）先生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介绍我们去拜访过其中几个人，记得我随同去访问过的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

    毛泽东在北大工作和回湖南进行革命活动期间，曾以诚挚的心情向胡适求教过，或是事先征求胡适的意见，或是得到胡适的支持，或是受了胡适思想的影响。

    （一）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但是，在“法国邮船将要从上海放洋的前几天，毛泽东同志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这是为不少会员所不理解的。他当时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由此可见，毛泽东所以突然作出“决定不去法国”，主要原因是由于他重在了解中国国情，研究国内问题，认为这对国家民族“更为有利”，但也与胡适的赞同、支持是很有关系的。

    （二）《每周评论》支持《湘江评论》。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说，1919年，他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去拜访过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当时不仅答应给予支持，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宏文，胡适看后便在《每周评论》第56期《新刊评介》中作了热情的肯定的高度的评价。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獉光獉远獉大獉，议獉论獉也獉很獉痛獉快獉，确獉是獉现獉今獉的獉一獉篇獉重獉要獉文獉字獉。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獉载獉湖獉南獉的獉运獉獉动，使獉獉我们獉发獉獉生獉无限獉乐獉观獉。武獉人獉统獉治獉之獉下獉，能獉獉产生獉出獉我獉们獉这獉样獉的獉一獉个獉好獉兄獉弟獉，真獉是獉我獉意獉外獉獉的喜獉欢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胡适的这段文字，既是对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支持与鼓舞，也是胡适的政治思想火花最明亮的闪烁，虽然这仅是一刹那的闪光而已。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热烈欢迎《湘江评论》的人虽多，但恨《湘江评论》骂《湘江评论》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湘江评论》提倡男女平权、劳工神圣、反对旧礼教、批判孔夫子，是邪说异端、大逆不道，长沙有一家报纸骂《湘江评论》是“怪论”。面对着社会上如此巨大的恶势力，胡适敢于这样肯定和支持《湘江评论》，热情赞扬毛泽东的文章，应该说是表现了一定勇气的！

    （三）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920年年初，毛泽东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时，曾经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的计划，向胡适作了透露，并征求胡适的意见。他在给周世钊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个组织，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从这里可以看到，胡适对毛泽东等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成和支持的，并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1920年4月，胡适在《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一文中说：“我是见惯半工半读的学生生活的，觉得‘工读主义’乃是极平平无奇的东西，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我当初对于这种计划很表示赞成，因为中国学生向来瞧不起工作，社会上也瞧不起做工的人，故有了一种挂起招牌的组织也许可以容易得到工作，也许还可以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对于举办“自修大学”的宗旨的看法，毛泽东同胡适则是不一致的。毛泽东把它的目的规定为“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实行共产的生活”，而胡适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说：“我赞成这种有组织的工作，是因为我希望有了组织可使工读容易实行，我希望用组织来帮助那极平常的工读主义，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团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胡适认为：“自修的条件很不容易：（1）参考的书籍杂志，（2）肯尽义务的学者导师，（3）私家或公家的优待介绍，（4）便于自修的居住，（5）要求良好学校的旁听权。此外还有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条件：谋生的工作每日决不过4小时。如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尽管他们对举办自修大学的意见不同，但毛泽东在拟定章程时，还是采纳了胡适提出的一些具体条件和办法，并列为明确的条文。自修大学的创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新教育》、《教育新刊》、《新时代》等杂志发表了评论。蔡元培不仅为自修大学题了词，还撰写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他说：“吾实在觉得他们自修大学的组织，可以为各省的模范；内部的组织法，当然可以随地变通：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显而易见，自修大学的创办，是与毛泽东不辞辛劳的筹建分不开的，同时也应看到胡适在其中所起的参谋作用。

    ……

    最早对胡适作出客观评价的是毛泽东。1923年他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写道：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耦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久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

    这里，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作了正确的分析，把胡适划为“非革命的民主派”，是属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大民主派”，指出他既有非革命的一面，又有民主性的一面……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各党各派都要作出回答的重大问题。当时，我们党和毛泽东对胡适是采取积极争取态度的，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实现国内和平、团结，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尽力。1945年7月，傅斯年、黄炎培等曾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到延安“商谈两党团结、共建国内和平问题”，毛泽东曾要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董必武也在纽约同胡适作了长谈。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胡适在美国于8月24日致电毛泽东。电文如下：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毁灭！以上为董君致谈话要点，今特陈达，用供考虑。

    他要共产党“放弃武力”，“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搞议会活动，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党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后来，胡适在1954年为司徒雷登所著《在中国五十年》一书写的序言里，也承认他的这封电报是一种“天真”的做法。

    毛泽东对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取得的学术成就，也一直给予肯定。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谈到新旧“红学”时，曾经说过：“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黄艾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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