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一旁的张伯苓调解道：“我看多会儿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周恩来诉之以理说：“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

    校长心情极为舒畅，他常对亲友们说，我活了70多岁，与政府高级官员谈话，还没有一人像周恩来这样推心置腹的。

    “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1951年2月24日，已经是立春的天津，寒意犹存。上午，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由远及近开来，缓慢地停在了大理道87号院大门前。院内坐落着一幢二层青灰色的小楼，这里是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宅邸。就在前一天下午6时半，这位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一辈子的老人，走完了他76年不平凡的人生旅程。黑色轿车车门打开，走出一位50多岁的男子，在一些人的陪同下，步履沉重地走进张家大门，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到难以抑制的悲痛，他便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当他闻知自己尊敬的师长不幸逝世的噩耗，特地从北京驱车赶来向老人家作最后的告别。

    步入庄严、肃穆的吊唁客厅，周恩来眼含热泪，深情地向张老先生的遗体行三鞠躬礼，然后走到张师母面前，表示亲切的慰问。这时，张伯苓的家属和前来守灵的师生代表谁也没有想到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处于百废待兴的重要时期，这位共和国的总理仍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并在日理万机之中抽出时间为校长送别。周恩来哽咽地对师母说道：“人民政府对张校长很关心，对他寄予希望，没想到他故去了，很可惜……”周恩来与张伯苓师生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人们的面前。

    一

    周恩来与张伯苓的师生情，早在周恩来考入南开学校后就开始了。张伯苓，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因忧愤于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立志以教育兴国，先后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学校和南开大学，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爱国教育家。当时的南开学校是中国最好学校之一。

    1913年2月，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从沈阳来到了天津，展现在周恩来面前的世界更加广阔而多样了。天津是北方一个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新式教育在这里较早地得以传播。

    周恩来到天津后，参加了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被录取编在一年级己三班就读。

    从这时起，整整4年间周恩来一直在南开学校住宿学习，假期也很少回家。

    带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抱负，周恩来勤奋读书。同时，他温和诚实的品格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十分尊重师长，与老师学友们的关系非常融洽。那时，南开学校注重培养良好的尊师重教的校风。也就在这时，周恩来引起了校长张伯苓的注意。张伯苓很赞赏这个来自奉天的青年，认为周恩来是学生中最出色的一个。周恩来也十分敬重他们的校长，逐渐地他们开始有了几次的接触。周恩来有时利用休息日去张伯苓家拜访，请教问题，张伯苓非常喜欢这个年轻有为的学生。

    在南开学校期间，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创办和组织“敬业乐群会”。1914年3月，周恩来和同学张瑞峰、常策欧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的学生团体，其名称表示“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一些老师也成了会友。张伯苓支持“敬业乐群会”的成立，他亲自参加了成立大会，并代表学校的全体教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张伯苓一贯主张，学生在校不应死读书，而且要学会办事，培养管理能力。周恩来和他的伙伴们在“敬业乐群会”这个舞台上，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都得到了锻炼。

    周恩来还负责主编“敬业乐群会”会刊——《敬业》。他经常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诗歌作品，并以“飞飞”、“翔宇”、“恩来”署名发表评论、小说。

    张伯苓很喜欢戏剧，在他的倡导下，南开学校成立了新剧团，其最早上演的新剧，就是由张伯苓亲自编剧并导演的《用非所学》。周恩来是一个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学生，入学不久就报名参加了学校的新剧团，担任布景部副部长。在剧团里，周恩来参加编写和演出了不少新剧目，如《一念差》、《新少年》、《一元钱》等。南开学校在当时还没有女生，新剧中的女主角要由男生来担任。周恩来当时就在《一元钱》一剧中扮女主角孙慧娟。他的生动表演，塑造出一个正义豪爽，通情达理，机敏聪慧的妇女形象，吸引了广大师生。张伯苓亲临观看并在剧终之后表示祝贺。

    1917年6月，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毕业后，由张伯苓推荐，在同学、师友们的资助下去日本留学。那时，旅日学生生活十分艰苦，除了学习还要自己烧饭。1918年12月，南开学校校董严修、校长张伯苓等去北美考察教育回国路过东京时，曾看望了周恩来等同学，师生们一起聚餐，合影留念。这顿午餐，便是由周恩来和同学马洗凡、李峰等人自己动手做的。严修、张伯苓很称赞这种“炊爨洒扫皆自为之”的集体生活。

    二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其中，他天天去南开学校，与学生领袖马骏等人共商救国大事。这个时期，卖国贼曹汝霖装出关心教育的虚伪面孔，表示愿意拿出一笔巨款，捐献给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张伯苓正为建校筹措经费，见曹汝霖如此慷慨，遂准备接受其捐款并聘其为南开学校校董。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立刻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揭露曹汝霖的阴谋，维护母校的声誉，周恩来参与发起和领导了南开同学反对曹汝霖捐款当校董的运动。周恩来和同学们多次劝说张伯苓，使张伯苓终于认清了曹汝霖的真面目，宣布拒绝接受曹汝霖的捐款。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尽管他与张伯苓在政治观点上有许多不同，但仍然十分尊重这位注重以教育救国的师长。此后，不论在黄埔军校，还是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日日夜夜里，也不论在上海白色恐怖下，还是在江西苏区、长征路上、延安窑洞中，都始终没有忘记这位老校长。张伯苓也通过各种渠道，多方打听周恩来的情况。

    1928年12月，已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的周恩来，来到离开八年之久的天津。他是根据中央指示，负责整顿遭“左”倾错误路线损害的中共顺直省委，并主持召开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没有忘记去看望多年未见的老校长。他步行来到南开学校看望张老先生。望着眼前自己熟悉的学生，张伯苓的眼睛湿润了，他详细询问了周恩来几年来的经历。周恩来坚定沉稳的目光，练达、谦恭的谈吐，使张伯苓感觉到他所喜爱的这个学生更为成熟了。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张伯苓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忧心如焚。他多次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拟赴中央苏区共商抗日大计。周恩来得知后，十分钦佩张先生的爱国义举，为早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5月15日，刚刚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周恩来，致信张伯苓，畅叙师生离别之情。他充分肯定老师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正义之举，言辞恳切地希望张先生能够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各项主张，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为尽早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召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而努力，并期待张先生能“负华北众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张伯苓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同时，他也为有周恩来这样杰出的学生而感到由衷的骄傲。

    西安事变在南开大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南开大学通电敦促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伯苓十分欣慰地说这是“逢凶又化吉”。为此，学校召开了庆祝大会，会上张伯苓激动地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后来，他还把周恩来的相片放在桌子上，他站在旁边，拍了一张照，并一直保存在身边。

    三

    平津沦陷后，南开大学被迫辗转迁到重庆。张伯苓搬进沙坪坝南开中学教职员住宅区。以后，许多国民党要人和知名人士也陆续住到了这附近。当时，张伯苓所在的津南村已成为各界人士社交活动的场所。每逢校庆日或张伯苓的生日，这里更是校友云集。

    抗日战争中，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重庆几年的时间里，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各阶层、各界广交朋友。在紧张的工作间隙，他仍不忘南开师生，多次去沙坪坝南开中学看望张伯苓。1939年1月初，周恩来应张伯苓和南开校友的邀请，来到南开中学参加校友报告会，在午晴堂为学校师生作报告。

    张伯苓首先致辞说，周校友奔走国事，卓著勋劳，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今天有这个难得的机会给大家讲话……他的话音未落，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走上讲台，注视着全场，十分谦逊而又亲切地说：“我也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张校长是我的校长，在座的老师有的也是我的老师。能够回到母校与老师和同学们见面，畅谈国家大事，感到十分高兴。”周恩来的每一句话，都说得那样朴实亲切，使在场的师生为之感动。

    皖南事变发生后，一天，周恩来到张伯苓家中，恰遇国民党重庆市市长吴国桢也在这里。周恩来递上一份《新华日报》，愤愤地说道：“我新四军近万名英勇将士没有战死在沙场上，竟饮恨于皖南事变的伏击中。”

    张伯苓看完皖南事变的报道转向吴国桢：“这是怎么回事？”吴国桢辩解说：“新四军事件完全是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

    周恩来激愤地说：“新四军成立以来，转战大江南北，其卫国、卫民之功绩，中外各报迭有记载，事实俱在，均可伏案，纵有误会，也不难以政治途径解决，何至兵刃相见，而诒同室操戈之讥？”

    坐在一旁的张伯苓调解道：“我看多会儿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周恩来诉之以理说：“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

    此后，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周恩来经常为张老先生分析抗战形势，使张伯苓的思想逐渐有了转变。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专程到津南村看望了张伯苓校长。在国民党热衷于积极打内战的现实面前，张伯苓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四

    1946年春，张伯苓回到了天津，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此后，他仍旧担任南开大学校长。不久，因患前列腺胀大，到美国诊治。回国后，于1948年6月起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在此期间，张伯苓亲眼目睹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致使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内心很不满，终以“体弱需静养”为由，愤然离开考试院，又回到重庆沙坪坝曾经居住多年的老寓所。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攻克南京向大西南进军。正在北平的周恩来时常惦念自己的老校长，他担心张伯苓在蒋介石的劝诱下去台湾。经过再三考虑，周恩来提笔给香港的南开校友王恩东写信，请他向张伯苓转达自己的意见，希望老校长作出正确的选择。此时的张伯苓正处于苦闷彷徨之中，蒋介石曾两次三番劝张伯苓去台湾或美国。恰在此时，他接到了王恩东的来信，信中说：“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王恩东当时是重庆金城银行总经理。“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用过的笔名。张伯苓一向认为“恩来为人正直忠厚，办事周到”。张伯苓最后听从学生的劝告，作出了留在大陆的正确选择。

    重庆解放前夕，张伯苓因患中风病在家中休养，当他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意向周恩来拍去贺电，祝贺新中国的诞生。不久，当周恩来得知张伯苓希望北归的愿望后，欣喜异常，并作了周密安排，提前做好了接待工作。1950年5月3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派童小鹏和秘书何谦前去机场迎接。之后，周恩来匆匆赶到西酱坊胡同七号傅作义的住宅看望张伯苓。

    张伯苓在北京住了四个月。这期间，周恩来常去看望，师生见面畅谈甚欢。据张伯苓长子张锡禄回忆：“那时，校长心情极为舒畅，他常对亲友们说，我活了七十多岁，与政府高级官员谈话，还没有一人像周恩来这样推心置腹的。”

    又过了几个月，张伯苓思念故乡心切，准备返回天津。临行前，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为张伯苓饯行。在场作陪的还有潘世伦、李福景、吴勤以及张锡禄等。张伯苓那天带去了严范孙先生的照片，因为在重庆时，周恩来多次问校长有无严先生的照片。因此，那天张伯苓把事先印好的照片带给周恩来。周恩来看着照片深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周恩来说这番话时很动感情，在座的人都为之动容。

    张伯苓到天津后，心情十分愉快，曾多次去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看望师生们。他虽已年近75岁高龄，但还关心国家大事，天天看报，有时还去戏院看戏，过着颐养天年的生活。他回首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深切感受到：“还是共产党好，毛主席伟大。”然而身患脑血管疾病的张伯苓毕竟已年高体弱，1951年春节刚过，他又重犯中风病，经医生抢救无效，延至2月23日下午6时半逝世。

    张伯苓临终前，留下了一份200多字的遗嘱，充满深情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特别是从事教育事业50年来的感受，表示要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他作为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从切身体验中不断寻求着真理，不断追随时代的脚步前进，这是难能可贵的。周恩来是这样评价他的老师的：“看一个人应当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张伯苓先生去世后，为了追思他为我国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天津各界在南开中学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上，周恩来敬献的花圈格外引人注目，花圈的白色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王凯捷）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