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个国家的灵魂能够死得如此之快，那真是件可悲的事。灵魂假如如此轻易地屈从于外部影响，那也是可怜的灵魂。
构成国民性的心理因素的总体是坚固的，就像“鱼类的鳍，鸟类的喙，食肉动物的牙齿，与其种属不可分离的要素”那样。
虽然不能说武士道在我们国家尤其在武士身上留下的印记形成了“种属不可分离的要素”，但说到武士们从此保有活力却是毋庸置疑的。假如武士道仅仅是一种物理力量，那么过去700年间它取得的动力不可能戛然而止。
武士道是一种不自觉的并且不可阻挡的力量，一直推动着国家和个人前进。虽然没有具体形式，武士道过去是、现在仍是我们国家最活跃的精神和驱动力。
伟大的政治家们为我们的国家之船掌舵，引领着我们经过复辟的飓风和国家维新的旋涡，他们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道别的道德教义。近来一些作家竭力证明基督教传教士对新日本的诞生作出了值得重视的贡献。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基督教传教士正为日本做着了不起的事业——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道德教育方面。亨利·诺曼对远东地区进行研究和观察之后宣称，日本不同于其他东方专制主义的唯一一面在于“人类有史以来创制的最严谨、最崇高、最细致的荣誉信条，在它的人民之中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的话触及到了新日本之所以形成，以及它将完成的未来命运的原动力。
日本的转型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如此大规模的事业，自然有众多不同的动力参与进来，可是如果要指明其中的主导力量，人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武士道。
汤森先生对东方的制度和人民进行了仔细观察，他写道：“每天都有人告诉我们欧洲如何影响着日本，我们却忘记了那些岛屿上的变化完全是自发的，忘记了欧洲人并没有教日本，而是日本自己选择了向欧洲学习民用的、军事的组织方法，并且事实表明是成功的。就像几年前土耳其人从欧洲进口了大炮，日本从欧洲输入了机械科学，但确切地说，这些还谈不上是欧洲对日本的影响。”
汤森先生充分注意到使日本发生变革的原动力，完全存在于我们日本自身；如果他再深入探究我们的心理的话，他那敏锐的观察力会很容易使他确信这股源泉不是别的，正是武士道。
武士道的影响在今天依然显著，随处一看就有所发现。看一眼日本人的生活，自会明了。读一读赫恩的作品，他是对日本人思想最具说服力、最真实的阐释者，你会发现他所描写的内心实践都是武士道活动的例证。人民普遍注重礼节，就是武士道的遗风，这已众所周知，无须赘述。许多人会问：“还有比武士道更忠诚、更爱国的吗？”“没有。它举世无双！”能这么自豪地回答，我们必须感谢武士道。
另一方面，应该客观地承认，我们国民性格的错误和缺点，很大程度上也得由武士道负责。我们缺乏深邃的哲学，尽管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在科学研究领域已获得国际声誉，可尚无一人在哲学领域取得任何成绩，这可以追溯到武士道教育方法之下忽略了形而上学的训练。
你在日本旅行时，会见到很多青年，他们留着乱蓬蓬的头发，身着寒酸的制服，手持大手杖或一本书，带着一副对尘世间置若罔闻的神情在街上大步穿行。那就是“书生”，在他们而言，地球太小，天不够高。他有着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贫困仅仅是激励他前行的动力，世俗财产在他眼里是品格的枷锁。他是忠诚和爱国精神的宝库，是自封的国家荣誉的卫士。列出他所有美德和缺陷，可见他就是武士道最后的孑遗。
武士道的影响至今依旧根深蒂固，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无声无息的。国民的心对自己所继承的精神，虽然不问原因，却能对其任何召唤都作出回应。因此，同样一种道德观念，用新的翻译名词表述和旧的武士道名词表述，在效力方面非常不同。“忠诚”一词可以唤起所有可能淡漠的崇高情感。通过唤醒武士道所培育出的感情，伟大的道德维新就这样完成了。
在日本，基督教传教工作失败的一个原因是，传教士大多完全忽视了我们的历史。传教士忽视一个民族的历史，声称基督教是新的宗教，在我看来，基督教乃是“古而又古的故事”，如果以通俗易懂的话来表达——也就是说用一个民族在其道德发展过程中最熟悉的词汇来表达，那么，无论哪个种族或国籍，基督教都会很容易在人们心里找到寄居之处。
以下这段话我们应该牢记在心，它出自圣贤般虔诚的基督徒乔伊特之口，他还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说：“人们将世界分为异教徒的世界和基督徒的世界，并不考虑此世界也许隐藏着多少善或彼世界掺杂着多少恶。他们将自身最好的部分与邻人最坏的部分作比较，将基督教义的理想与古希腊或东方的败坏作比较。他们并非寻求公正，而是为满足于堆积一切能够说明自己宗教优点、一切能用以贬抑其他形式的宗教的事。”
然而，虽然个人可能会犯下各种错误，但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的基本信念，无疑是我们在考虑武士道的未来时必须考虑进去的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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