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散去的柠檬味
这些凋零的记忆却让人觉得出乎意料的暖心。
C
h
a
p
t
e
r
O
n
e
星期天晚上
亲爱的苔丝：
我愿意付出一切，只盼着此时此刻能与你相守，紧握你的双手，凝视你的脸庞，倾听你的细语。区区信纸，寥寥数言，如何抵得过亲手触摸、亲眼得见和亲耳聆听的感觉？只是，我们早已习惯以文字来交流了，对吗？自从我上了寄宿学校，我们便再也不能一起玩，一起大笑，喁喁诉说我们的秘密，我们能做的，只有写信。
我都忘了给你的第一封信中写了什么，只记得我把信纸撕成一块一块，打乱顺序，如同拼图一般，以免女舍监偷看（果然不出我所料，她早就对拼图失去了兴趣）。然而，对于我在撕成碎片的纸上写下的思家之情，你是如何回复的，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我还记得，我只有用手电的光照在信纸上，才看出你的字迹。从此之后，在我看来，善良仁慈都散发着柠檬味。
记者一定会对这个小故事青睐有加，夸我自小就有侦探头脑，竟然看得出你是用柠檬汁写的信，还会称赞你我姐妹一向亲近，感情好得很。其实他们此时就在你的公寓外面，另外还有摄影师和录音师（他们满脸汗水，身着沾满污垢的夹克，电线从台阶上延伸下来，缠绕在栏杆上）。没错，这么说确实显得有些若无其事，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都无法肯定你对出名这事（勉强算是出名吧）怎么看，但我估摸你会觉得当个名人很有意思。有趣，却也很古怪。我则只认为这种事既怪异又滑稽，但我们的幽默感自始至终都不一样，不是吗？
“学校都禁止你外出了，事态严重啊。”我说，“再有下一次，你一准会被开除，妈妈的烦恼已经够多了。”
你把兔子带到学校，却不幸被发现。听听我那语气，真是姐姐味十足呢。
“不过，这挺好玩儿的，不是吗，碧儿？”你问道，还噘着嘴，强忍着不笑出来，我觉得此时的你很像一瓶葡萄汁饮料，滋滋冒着泡，马上就要流出来。
只是想到你的笑，我便觉得有勇气自心底升起，于是，我走到窗边。
我认得外面的一个记者，是卫星新闻频道的。我位于纽约的私人公寓里有台等离子电视，我早已习惯在那上面看到他那二维平面的脸。但此时此刻，他是真人，是立体的，就站在切普斯托路上，直勾勾地透过你家地下室的窗户，凝视着我。我的手指蠢蠢欲动，真想按下遥控器上的关闭键，但我能做的只是拉上窗帘。
可看不到他们，我感觉更糟糕了。他们弄出的灯光穿透了窗帘，他们的声音冲击着窗户和墙壁。他们的存在具有巨大的压力，这压力闯入了你家的起居室。记者们当然不是吃素的，这种情况若再继续下去，我一定会窒息而死。好吧，这么说的确有些夸张，换作你，八成还会出去，给他们倒咖啡。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动不动就会发火，又极其看重个人空间。我应该去厨房，想想办法，控制眼下的局面。
这里还算清净，我总算能静下来思考。说来好笑，我竟然会如此惊讶，一般而言，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比如说吧，昨天的一份报纸只是宣称我们姐妹情深，却只字未提你我在年龄上的差距。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或许年龄的差距便不再要紧，但在儿时，这可是件大事儿。“五岁呀，差距蛮大的……”
人们会说谁不知道呢，末尾语气轻轻上扬，将这句话变成一个问句。我们都想到了里奥和他留下的差距，不过或许用鸿沟这个词更为合适。然而，我们从不这样说，对不对？
我听到一个记者在后门外面打电话。她肯定是在对电话另一边的人发号施令，我的名字自她嘴里蹦出来——“阿拉贝拉·碧翠斯·赫明”。母亲说过，从没有人管我叫阿拉贝拉，所以我一直认为，就算我还是个孩子，他们也看得出我不叫阿拉贝拉，这个名字用黑色墨水写起来弯弯绕绕的，仿佛有很多手写花体字。有的女孩子叫贝拉、贝尔斯和贝尔（形式如此之多，而且都很好听），但这些名字统统是阿拉贝拉的缩写。不，从一开始，我显然就是碧翠斯，这用新罗马字体写起来非常明确，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缩写。但父亲在我出生之前就给我取名阿拉贝拉。现实必定令人失望至极。
这会儿，那个女记者的说话声又变得清晰可闻。我估摸她此时是在与另一个人通话，她正因为加班加点而歉意连连。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害她不能整点下班的人正是在下，阿拉贝拉·碧翠斯·赫明。我真想出去跟她说句对不起，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每次妈妈一生气，把锅碗瓢盆弄得乒乓响，我总是第一个冲进厨房。记者走远了。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能听到她的语气——抚慰、解释、小心谨慎。她的声音突然变了。她一准儿是在和她的孩子说话。她的轻声细语穿透门窗，让你的公寓变得暖暖的。
也许我应该做个善解人意的人，让她回家。可惜你的案件还在审判中，在审讯结束之前，我都不能和他们说一句话。好在她和别人一样，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并不打算探听出关于你的事情，只希望我能表露情感。他们盼着我将双手紧握在一起，让他们拍到我指关节发白的特写。他们想看到我痛哭流涕，脸上布满蜗牛爬过似的黑色睫毛膏泪痕。所以，我一直待在屋里。
记者和工作人员终于离去，在你公寓的台阶上留下一大堆烟灰，宛如潮水退去的水位线，你的水仙花盆里满是烟蒂。明天，我会把烟灰缸拿出来。实际上，我对有些记者的看法失之偏颇。有三个人为他们私闯民宅的行为道了歉，有个摄影师还从街角的花店买了些菊花送给我，我知道你从来不喜欢这样的花。
“可是，即便是在春天，花儿也是校服的红褐色，或是秋天的颜色。”你笑着说，嘴上是在赞美花的优雅和寿命，实则是在揶揄我。
“花通常都是亮丽的颜色。”我说，却并没有笑。
“太鲜艳。”花是用来装饰车库前院的那块水泥地的。
这些凋零的记忆却让人觉得出乎意料的暖心，犹如高速公路旁令人惊讶的流星花，惹人怜悯。
送菊花的摄影师告诉我，晚上的“十点新闻”会“专门”报道你的事儿。我刚打电话告诉母亲。我想以母亲特立独行的性格，得知你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准会为你自豪。将来，你受到的关注还会更多。一位录音师说明天还会有外媒到这儿采访。真是挺有意思的，说来也怪，我早在几个月前就想把这事告诉人家来着，可就是没人听。
星期一下午
现在，所有人都趋之若鹜：媒体、警方、律师不停地记录着什么，歪着脖子打听消息，录音机也嗡嗡地响个不停。今天下午，我在皇家检察署向一名律师提供证词，为四个月后的审判做准备。他们说我的证词是此案的关键，因为我是唯一一个知道整件事情的人。
皇家检察署的律师莱特先生拿着我的证词坐在对面。我估摸他有四十岁，也许还要年轻些，只不过他见过太多像我这样有故事的人，脸上显得饱经风霜。他表情警惕，朝我微微倾身，像是在给我打气。我想他肯定是个很好的听众，可也拿不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要是没什么问题，”他说，“我希望你从头说起，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我到时候再厘清其中的关系。”
我点点头：“其实我也搞不清该从哪儿开始说起。”
“要么你试试从最先觉得不对劲的地方说说看。”
我留意到他穿着一件上好的意大利亚麻衬衣，不过涤纶领带上的花纹很丑，一般人不会选择这样的搭配。其中一样定是别人赠送的礼物。倘若领带是礼物，他这样系上想必是个好人。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现在有了个新习惯，每次我不愿考虑眼下的事情时，就会胡思乱想。
我抬头看着他，我们四目相对。
“那时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失踪了。”
母亲打来电话时，我们正在举行星期日午餐派对。食物和宴席都是当地一家熟食店提供的，典型的纽约风格，东西很时髦，没有半点儿家常菜的样子。其实，我们的公寓、家具，甚至我们的关系同样缺少家的感觉。号称大苹果城的纽约却没有果核。我知道这番话定会让你讶异，但我在纽约的生活可以暂且不说。
我们是那天早上赶回来的，当时正在缅因州的一间小屋里度假，享受“浪漫的雪景”，大家正在庆祝我晋升为客户总监。托德十分享受我们那个铸成大错的午餐派对。
“我们倒不是奢望极可意的按摩浴缸，但洗个热水澡总行吧。要是能打电话的话就好了，好像连手机都用不了，我们的运营商似乎并没有在这里搭建信号塔。”
“这次旅行是临时决定的吗？”莎拉怀疑地问道。
你也知道，我和托德从来不会心血来潮去做某件事情。莎拉的丈夫马克在桌对面给她使眼色：“亲爱的。”
她迎着他的目光。“我讨厌你喊‘亲爱的’。潜台词不就是‘你给我闭嘴’吗？”
你肯定会喜欢莎拉的。也许这就是我跟她成为朋友的原因，从一开始她就让我想起你。这会儿，她转身面对托德。“你跟碧翠斯上次吵架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她问。
“我们两个都不喜欢生事。”托德回答道，以为这样就能让她不再说下去了。
可莎拉偏不是那种轻易打退堂鼓的人：“看来你也嫌麻烦。”
接下来是一通尴尬的沉默，我礼貌地打圆场：“你们喝咖啡还是花草茶？”
我在厨房里把咖啡豆放进研磨机里，这是我为这顿饭唯一出力的地方。莎拉跟着我走了进来，懊悔地说：“对不起，碧翠斯。”
“没事。”要说我这个女主人还真不是盖的，我面带微笑抚慰她，顺便研磨咖啡，“马克的咖啡加不加牛奶？”
“加。我们现在都不会笑了。”她说着坐在餐台上，晃动着双腿，“至于性生活……”
我转身面对研磨机，希望机器的噪声能让她安静。她的声音却盖过了咖啡机的声响。
“你跟托德怎么样？”
“我们挺好的，谢谢。”我回答道，将磨好的咖啡豆倒进那个价值七百美元的意大利浓缩咖啡机里。
“你们还会笑，还会做爱吗？”她问。
我打开一个盒子，里面放着一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咖啡勺，这些珐琅勺子颜色各异，宛如融化的糖果：“这些是我们上星期天早上在古董集市上买的。”
“你在转移话题，碧翠斯。”
你该晓得我并不是在转移话题。每个星期天早上，别的夫妻还在床上缠绵，我和托德就出去逛古董店了。我们的身份也从恋人变成了一起购买东西的伙伴。我想用我们精心挑选的东西装点公寓，共筑未来。我仿佛听见你在奚落我，克拉丽斯·克利夫茶壶可不能代替性。但于我而言，这玩意儿让人感觉踏实得多。
电话铃响了，莎拉没有理会。
“夫妻之间得有性生活，得说说笑笑，这就好比一段感情的心和肺。”
“我得去接电话了。”
“你觉得什么时候该关掉呼吸机？”
“我真的该去接电话了。”
“你觉得什么时候该拆分共同承担的抵押贷款、银行账户，什么时候该跟共同的朋友撇清关系？”
我拿起电话，庆幸有借口打断刚才的谈话：“你好？”
“碧翠斯，我是妈妈。”
你已经失踪四天。
我已不记得是怎样收拾行李的，只记得托德进来时，我刚好关上行李箱，转身对着他。“我们坐哪个航班？”
“得明天才走得了。”
“可我现在必须走。”
从上个星期天开始你就没去上班了，你的经理给你打过电话，却接到留言机上。她还去了你的公寓，你没在。谁也不知道你去哪儿了。现在警方也在四处寻找你。
“你能开车送我去机场吗？不管剩下什么航班，我都得买票。”
“我帮你叫车。”他答道。托德喝了两杯葡萄酒。他为人一向谨慎，过去我挺欣赏他的这个优点。
当然，在莱特先生面前，这些事情并没有提及半句，我只是告诉他母亲在纽约时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半给我打了电话，说你失踪了。跟你一样，他只留心大局，对细枝末节并不上心。你小时候也会将画画得特别大，画纸都容不下，我却用铅笔、尺子和橡皮擦画得格外细致。长大后，你用鲜亮的色彩挥毫泼墨，在画布上勾勒抽象画，尽显画作真实的一面，而我在设计公司，竭力让世界所有的颜色都能对上色卡，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我没有你那种挥洒自如的绘画技巧，但我希望把这个故事的点点滴滴都告诉你，希望能像点彩派画家一样，用色点构建画作，等到完成后，我们自然会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你母亲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压根儿就没察觉到哪儿不对劲吗？”莱特先生问。
我感到一种似曾相识、叫人恶心的愧疚感涌上心头：“没有。我并没发现任何异常。”
我坐的是头等舱，因为别的票都卖完了。飞机穿越险如地狱的云端时，我想象自己责备你的样子，为何要让我吃这样的苦头。我想象着让你答应我，不要再做这种出格的行为。我提醒你你马上就要当妈妈了，应该有个大人的样子。
“碧儿，你用不着老是端出姐姐的范儿。”
那时候我都在你面前数落过什么？可能说过很多吧。关键是我一向把姐姐的身份当成一种工作，一种我完全能够胜任的工作。我飞去找你，是因为我能找到你（把你照顾好也是我这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自恃高人一等、成熟稳重的大姐告诫那个佻薄轻浮、不负责任的妹妹现在应该懂事了。
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伦敦西区在我们脚下延绵开来，地面铺着一层薄薄的雪。安全带警示灯亮起的时候，我对上帝暗暗发誓：你若能平安，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飞机颠簸着在柏油跑道上滑过时，胡思乱想带来的烦扰变成了令人恶心的焦虑。在孩子的童话故事里，上帝会化身为英雄。我这个做姐姐的却没有任何魔法。里奥的死仍然历历在目。痛彻心扉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是那般可怜，我无法再忍受失去你。
对于一间办公室来说，这里的窗户还真是大得出奇，春日的阳光倾泻进来。
“你是觉得苔丝的失踪跟里奥的死有关？”莱特先生问。
“没有关系。”
“可你刚才说你想起了里奥？”
“我经常想起他。他是我弟弟。”念及弟弟，我身心俱疲，“里奥八岁时死于囊性纤维症，我和苔丝并没有遗传这种病，我们生下来就很健康。”
莱特先生想要关掉头顶刺目的灯，但不知为什么总是关不掉。他抱歉地朝我耸耸肩，再次坐下。
“后来发生什么事了？”他问。
“我跟我妈见了面，跟着我便去了警局。”
“能详细跟我说说吗？”
母亲在出站口等我，她穿着那件耶格牌驼色大衣。我走近时，发现她连头发也没梳理，只是胡乱地化了下妆。我心中一凛，上次见她这个样子还是在里奥的葬礼上。
“我是从小哈德森镇一路打车过来的。你的飞机晚点了。”
“只晚了十分钟而已，妈。”
我们周围接机的人群中有重聚后拥抱在一起的恋人、亲朋好友。我和母亲向来觉得亲密接触挺尴尬的，我们好像都没亲吻过。
“我不在家的时候她可能打过电话。”母亲说。
“她可能还会再打。”
但其实在飞机着陆后我就无数次查看过手机了。
“我真是挺搞笑的，”母亲继续道，“我等哪门子电话呀，她压根儿就不会打给我。我想可能是她觉得太烦了吧。”我晓得这是母亲掩饰内心烦躁的惯常做法，“她上次主动来看我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谈到跟上帝签订契约的事。
我租了一辆车。当时是早上六点，但M4大道前往伦敦的车辆已经十分拥挤。现在算得上高峰时段，本就令人沮丧、上火的交通因为下雪更加缓慢了。我们的车径直朝警局开去。我没能让司机把车里的暖气开起来，只要我们一说话，冰冷的空气中就会飘起白雾。
“你已经跟警方谈过了吗？”我问。
母亲的话像是带着一丝烦恼蜷缩在空气中：“谈过了，幸好谈过了，关于她的生活我又知道些什么呢？”
“你知道是谁报警说她失踪的？”
“她的房东，好像是叫阿米亚斯还是什么。”母亲答道。
我们谁也不记得房东姓什么了。我突然觉得挺奇怪的，为什么是你那个上了年纪的房东去报警，说你失踪了。
“房东告诉警方她老接到骚扰电话。”母亲说。
尽管车里很冷，但这话还是让我直冒冷汗：“什么样的骚扰电话？”
“警方没说。”母亲道。我望着她。她焦虑的脸上是那样的苍白，显然是擦了粉，看起来活像一个打了倩碧粉底的中年艺伎。
七点半，我们到达诺丁山警局时，天空仍然透着隆冬季节的灰暗。道路十分拥挤，不过，新铺好沙石的人行道上空空如也。我以前只到过警局一次，报案说手机丢了，结果发现并没有失窃。我也没曾到过接待处。这次，我被人陪着进入了接待室后头的会面室，犹如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警察荷枪实弹，拿着警棍和手铐，此情此景怎能跟你扯上关系？
“你见过芬伯勒警探吗？”莱特先生问。
“见过。”
“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用词非常谨慎：“心思缜密，考虑周全，是个正人君子。”
莱特先生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但很快掩饰过去了：“你还记得你们初次见面时都说了些什么吗？”
“记得。”
刚听到你失踪的消息时我整个人都蒙了，但我的感官很快变得敏锐。我看到了很多细节、看到了很多色彩，仿佛这个世界就像皮克斯的动画一样。我其他的感官也变得敏锐起来，我听到时钟的指钟嘀嘀嗒嗒地响着，椅腿摩擦油布发出刺耳的声音，我能闻到门上挂着的夹克上吸附的烟味。如同白噪声开到了最大的音量，像是我的脑子再也无法排遣掉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每一件事都变得异常重要。
母亲被一名女警带去喝茶，我一个人跟芬伯勒警探待在一起。他举止礼貌，甚至有些老派。他看起来不像一名警察，更像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一名老学究。我看到窗外下起了雨夹雪。
“你能试着想想你妹妹失踪的原因吗？”他问。
“想不到。一点儿头绪都没有。”
“她会告诉你吗？”
“会。”
“你住在美国？”
“我们经常打电话，发电邮。”
“看来你们的关系挺亲密的。”
“非常亲密。”
我们当然很亲密。虽然性格迥异，却十分亲密。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从来不是问题。
“你最后一次跟她通话是什么时候？”他问。
“上个星期一吧。星期三，我们去爬山了，一起待了几天。我好几次从一家餐馆给她打电话，但她的电话老是占线。她每次在电话上跟朋友聊天，一讲就是几小时。”我想发火来着，毕竟交电话费的是我，你总得念及姐妹之情呀。
“她的手机呢？”
“大约两个月前丢了，要么就是被偷了。她向来这样毛毛躁躁。”我再次想表达我的愤怒。
芬伯勒警探顿了顿，想着怎么措辞。他的举止十分体贴。“所以你觉得她的失踪并非主动行为？”他问。
“不是主动的。”这显然是恶性事件的委婉说法。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谁也没提及“绑架”或者“谋杀”这样的字眼。我和芬伯勒警探不言自明，其实我很感激他的老练。如若一开始就提及这是一起恶性事件，显然太仓促。我强迫自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妈告诉我她最近老接到骚扰电话？”
“按照房东的说法，的确是这样的。可惜一些细节问题她并没同房东讲。苔丝跟你透露过吗？”
“没有。”
“她有没有跟你说过觉得害怕或者受到威胁的话？”他问。
“没有，从没说过这样的。她表现得很正常，也很开心。”这时，我问了一个问题，“所有的医院你们都检查过了吗？”问题一出，我察觉到这话有些无礼，像是暗含批评，“我认为她本应该早点儿去分娩的。”
芬伯勒警探放下咖啡，哐当一声吓了我一跳。
“我们不知道她怀孕了。”
像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救生圈，我拼命游了过去：“要是她早点去分娩，现在应该在医院才对。你们并没有检查产科医院，是吗？”
“我们会叫人检查所有住院的病人，也包括产房。”他回答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漂走了。“孩子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他问。
“不到三周。”
“你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知道。埃米利奥·科迪。他是艺术学院的一名导师。”
我一口气把话说完，一刻也没有停留。芬伯勒警探考虑了一下，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的神情，也许警察对这种事情早就身经百战了。
“我去过艺术学院……”他说，但我打断了他的话。塑料杯中咖啡的味道变得格外强烈，叫人恶心。
“你肯定很担心她。”
“我考虑事情向来周全。”
“嗯，当然要这样。”
我不希望芬伯勒警探认为我表现得歇斯底里，而是觉得我是一个理智、聪明的人。我记得当时我想他怎么看我并不重要，后来才发现这事关系重大。
“我见过科迪先生。”芬伯勒警探说，“除了告诉我苔丝是他以前的学生，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没再提及半句。”
埃米利奥仍然不愿承认他跟你的关系，甚至你失踪了亦是如此。很抱歉。但这一直是他的“策略”，总是将“与我无关”这样的字眼隐藏在一个更体面的名词后面。
“你知道科迪先生为什么不想把他俩的关系告诉我们吗？”他问。我自然清楚得很：“大学不允许老师和学生发生性关系。而且他已经结婚了，他把苔丝的肚子搞大后就让她‘休假’了。”
芬伯勒警探起身。他的举止像是换了个人，更像警察而不是牛津剑桥的老学究了。“当地有档寻找失踪人员的新闻节目。我想让电视台拍一档节目，重现她近来的行踪。”
金属框窗外有只鸟在唱歌。我记得你的声音，是那样的动听，好似你现在就跟我在房间里一样。
“在有些城市里，噪声喧嚣，鸟儿听不见彼此的声音。过了一阵儿，它们便忘记了歌声中的繁复和美妙。”
“可这跟我和托德到底有什么关系？”我问。
“有的鸟完全忘记了鸣叫，只会完美地模仿汽车的鸣笛声。”
我的声音变得生气，透着一丝不耐烦：“苔丝。”
“托德能听到你的歌声吗？”
如今，我已经没将你当时的那种学生腔当回事，许多年前，我自己也会夹带这样的情绪。但置身警局的房间里，我又想起了我们之间的谈话，因为无论是关于鸟鸣、托德还是别的一切，都是对现实的逃避。芬伯勒警探察觉出了我的沮丧，说道：“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儿为妙。特别是我现在才知道她怀孕了。”
他向手下吩咐了几句。我们就摄制组和谁来扮演你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我不想让陌生人来演你，便自告奋勇地说由我来扮你。我们离开房间时，芬伯勒警探转身对着我：“科迪先生比你妹妹大很多吗？”
他比你大十五岁，是你的导师，本该扮演父亲的角色，而非情人。没错，我知道我无数次地对你说过这话，这些话让你忍无可忍，然后义正词严地叫我不要多管闲事，只有你才会三番五次地叫我不要干涉你的事情。芬伯勒警探仍在等着我的回答。
“你先前问我是不是跟她很亲近，可没问我是不是了解她。”
现在，我觉得我还是了解你的，可当时我并不这么想。
芬伯勒警探又跟我说了场景重现的话题。
“一个在展览路邮局工作的女士回忆说苔丝在下午两点前曾在那里买了一张卡片和一些航空邮件。不过她没说苔丝怀孕了，但是我想她们之间隔着一张柜台，她没看见也正常。”
这时，我看见母亲沿着走廊过来，芬伯勒警探继续说：
“苔丝在两点一刻从同一家邮局寄走了卡片。”
母亲疲惫的声音中透着一丝不耐烦，气冲冲地说：“那是我的生日贺卡。她好几个月没来看我了，几乎连电话都没打。只是寄张破卡片过来，好像这样就能糊弄过去。”
几星期前，我提醒过你母亲的生日快到了，对吧？
因为我得如实地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得承认，你说的关于托德的事情是对的。他从没听过我的歌。因为我压根儿就没在他面前唱过。当然，我也没对别人唱过。也许我就像那些只会模仿汽车鸣笛的鸟儿一样。
莱特先生起身关上软百叶窗，将明媚的春光挡在外头。
“那天晚些时候你就参与了场景重现的拍摄吧？”他问。
“是的。”
莱特先生手头上就有场景重现的录像带，无须了解有关我扮相的细节，但我知道你想了解，想知道我把你扮成了什么样。说实话，其实我演得还不错，我会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整个过程。
一位名叫弗农的中年女警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去换衣服。她面色桃红，散发着健康的光泽，看起来更像是刚刚挤完牛奶，而不是从伦敦的街头回来的。我能感觉到我的面色肯定十分苍白，因为刚刚才下了夜航航班。
“你觉得这样管用吗？”我问。
她冲我笑了笑，飞快地抱了我一下，我吓了一跳，却挺喜欢这种感觉。“当然管用啦。要是没有办法唤醒一个人的记忆，场景重现可能更有效果。现在，我们还知道苔丝怀孕了，别人关注她的可能性更大。好啦，我们先把你的衣服选出来，好吗？”
后来我才知道弗农尽管已经四十岁了，但她当警察才几个月。尽管身为警务人员，但她为人热情，像一位能干的母亲。
“我们从她的公寓里拿了些衣服，”她继续说，“你知道她可能穿什么衣服吗？”
“裙子吧。这会儿她肚子已经很大了，而且她又买不起孕妇装。幸好她的裙子还算宽松，没几件像样的衣服。”
“这样穿起来舒服，碧儿。”
女警弗农打开一个手提箱。她将一些破旧的衣服折得整整齐齐，还用绵纸包着。我被她的细心感动了，如今仍然觉得感动。
我选了一件相对来说算保存得不错的裙子，就是那件刺绣镶边的紫色薇斯莱斯裙，很宽松。
“这条裙子是她五年前在特卖会上购买的。”我解释说。
“还是做工好的衣服比较耐用，不是吗？”
我们像是在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的试衣间里。
“嗯，没错。”
“要是可能，好好珍惜它。”
要说弗农拉家常的本事还真不赖，这点我很感激她，她有本事与境遇如此不同的人聊得还算投机。
“那就选这件吧。”她说，我脱掉身上那件做工不错但穿起来不怎么舒服的西服时，她识趣地转过身去。
“你跟苔丝长得像吗？”她问。
“不像，现在不像了。”
“你是说以前像？”
虽然这次我仍然对她这种无关紧要的闲聊心存感激，但我希望她说的话题更加严肃。
“表面上挺像的。”
“噢？”
“我妈总想把我们打扮得一样。”
尽管我们的年龄差距不小，但我们都穿着苏格兰短裙和费尔岛毛衣，或是根据季节的变化换成条纹棉布裙。我们从来不穿那种夸张或者饰以褶边的裙子，记得吗？也从不穿尼龙布料的衣服。
“连我们的发型也都一样。”
“帮你们剪个美美的发型呗。”母亲话音未落，我们的头发便纷纷落地。
“有人说苔丝长大一些会像我，但我们知道他们这么说只是出于好意。”
我很惊讶居然把那句话大声说了出来。以前从没跟人这样说过，但我心知肚明，你长大后会比我漂亮得多，我以前从没在你面前说过这话，对吗？
“这事对她来说肯定很难。”弗农说，我犹豫着是不是要纠正她的话，可就在这时，她又继续说，“她头发的颜色跟你的一样吗？”
“不一样。”
“那她肯定不是人们眼中的金发女郎。”
“其实很不自然。”
“不好说。”
不过接下来的谈话惹得我有些不快：“如果你戴上假发可能更好。”
我心存怯意，但还是尽量掩饰了：“是的。”
她拿出一盒假发，我将裙子从头上套了下去，感觉洗过无数次的柔软棉布从我身上滑落，像是你突然抱住了我。片刻过后，我才意识到那只是你身上的气味，可惜我以前从没留意过：那是一股混合着洗发水和肥皂之类的气味，或是夹杂着某种连标签都没有的东西的味道——这样的味道只有在我们拥抱的时候才会出现。我深吸了一口气，那种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的感觉让我始料不及，我感到一阵眩晕。
“你没事吧？”
“我闻到她的气息了。”
弗农那如慈母般的脸庞流露出一丝同情：“嗅觉还真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感官。有医生曾用它唤醒昏迷的病人，刚刚剪过的草坪就有这样的功效。”
她只是想让我知道我并非反应过度。她充满同情心，有着敏锐的观察力，能有她作陪我真的非常感激。
假发盒上有各种各样的发型，我想这些假发不只是用作失踪人员的场景重现，还可能用在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身上。我感觉那是一堆头皮堆在那里，我在里面翻找着，感到一阵恶心。弗农也注意到了。
“好啦，还是让我来吧。苔丝的头发是什么样的？”
“挺长的。她从来不剪，所以发端参差不齐。不过她的头发很亮。”
“颜色呢？”
色卡编号PMS 167，我立马想到了。但普通人并不能将颜色跟色卡的编号对上，于是我重复道“焦糖色”。还别说，你的头发总是让我想起焦糖。确切地说，是光亮似水的罗洛巧克力夹心糖。弗农找了一顶跟你的头发非常像的假发，闪着尼龙的光泽。我强迫自己把它戴在我刚剪得整齐的头发上，接着手指蓦地缩了回去。我想这下应该准备妥帖了，但弗农偏偏是个完美主义者。“她化妆吗？”她问。
“不化。”
“你介意把妆卸了吗？”
听到这话我是否犹豫了？“当然不介意。”我答道，但其实我挺介意的。即便我早上醒来的时候，还会留着头天晚上粉红色的口红，妆容依然会残留在脸上。我在一个边缘放着肮脏咖啡杯的小公共水槽上卸了妆。一转身，我看见了你。爱，刺痛了我的心。不一会儿，我看见自己看到的只是映照在一块全身镜中的我的影像。我走到近前，看着自己，却发现自己衣着脏乱，形容憔悴。我需要化妆，穿一身剪裁得体的衣服，留一个漂亮的发型，但你无须这些照样漂亮。
“恐怕得弄个假肚子才行。”弗农说。她递给我一个靠垫的时候，我终于把一直萦绕在心底的问题说了出来：“你知道为什么苔丝的房东报警说她失踪的时候，没跟警方说过她怀孕的事吗？”
“我不知道。你可以问问芬伯勒警探。”
我又在裙子下面塞了个靠枕，把肚子弄得鼓鼓囊囊的，看起来像个如假包换的孕妇。不一会儿，这样的扮相就变成了笑话，我不由得哈哈大笑。弗农也不由自主地笑了。我发现她的笑是那样的自然。她既要表现得特别严肃，又要饱含同情心，做出这样的面部表情绝不容易。
这时，母亲走了进来。“我给你带来点儿吃的，亲爱的。”她说，“你得好好吃饭才行。”我转身，看见她手里拿着满满一袋吃的，她的关心让我很感动。可是当她看着我时，脸变得僵硬。可怜的母亲，刚才我觉得弄假肚子的时候只是个黑色的幽默，现在却变得那般残酷。
“可你要告诉她。事情隔得越久，只会越糟糕。”
（那日，我看到一条茶巾上面印着这样的字。下面写着：今日事今日毕。）
“苔丝……”（那天我是不是又端出姐姐的范儿，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笑了，一个劲地揶揄我。（在那星期接下来的日子里，你仍然穿着那条绣花灯笼裤吗？）
“你这是在转移话题，我九岁的时候就不穿这玩意儿了。”
“你真在适当的时候穿过吗？”
“你要是不告诉她，她会痛心的。”
我回头看着母亲，只能以沉默来回应她的问题。没错，你的确怀孕了。没错，你还没告诉她，没错，现在整个世界，至少是在有电视的世界里都将知道这件事。
“孩子的父亲是谁？”
我心中一凛，没有回答。
“所以她才好几个月没回家看我，对吗？真不要脸。”
母亲的话更像是个陈述句，而非问句。我试图平息她的情绪，但她少见地双手一摆，打断我的话：“照我说，他至少得娶她。”
她看着我手指上那个我从没想过取下来的订婚戒指。“这是我的，妈。”她以前从没留意过我的戒指，这让我很受伤。我将手指上那枚大钻戒取下来，给了她。她看都没看便拉开手提包的拉链，把戒指放进去。
“他有打算娶她吗，碧翠斯？”也许我应该好心地告诉她，埃米利奥·科迪早就结婚了。这么说怕只会火上浇油，而且也不用让她这么快就感受到冰冷的恐惧。
“妈，我们还是先找到她，现在可不是担心她归宿的时候。”
警局的摄影部设在南肯辛顿的地铁站附近。作为这部小电影的主角，我此刻接受一个年轻警员的指示，他戴着的是军帽，而非头盔。这位新潮的警察兼导演说：“好了，开始。”我便离开邮局，沿展览路走去。
你从不需要用高跟鞋来衬托自信，所以我只得不情愿地把我的高跟鞋换成你的平底芭蕾舞鞋。但你的鞋子我穿着太大，我在脚尖处塞了一些纸巾。你还记得我们穿母亲的鞋子时就是这样做的吗？高跟鞋兴奋地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也意味着成年了。你那双柔软的芭蕾舞鞋走在地上无声无息，柔软的皮革没入冰块裂开的水洼里，浸在刺骨的冷水中。自然历史博物馆外，没有耐心的孩子和焦躁的家长排着长长的队，流露出暴躁的情绪。
孩子们看着警察和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家长则看着我。在他们进入博物馆看到那些电子暴龙和大白鲸之前，我自然成了他们免费的消遣。但我并不在意，我只希望他们当中有人在上星期四注意到过你离开邮局。接下来怎么办呢？他们又会发现什么问题呢？我不禁在想，怎么可能所有的罪恶都恰好有这么多目击者呢？
天上再次下起了雨夹雪，冰冷的雨夹雪敲打着人行道。一名警察告诉我继续往前走，尽管那天下着雪，但雨夹雪的天气也差不了多少。我瞥了一眼历史博物馆外面的队伍。婴儿车上面都支起了塑料棚。家长也戴上了兜帽打起了伞。糟糕的天气让他们看不了太远，没人再看我了。当时也不会有人看到你的，谁也不会注意周遭的任何情况。
雨夹雪淋透了长长的假发，顺着后背淌下来。在我那件敞开的夹克下，冰冷的雨水早已将你那件精美的棉布裙浸透，紧贴着我的身体，令我身上凹凸有致的部位全都暴露无遗。你定会觉得这一幕很搞笑，原本是警方的场景重现，如今演变成了一部尺度不那么大的色情片。一辆车缓慢经过我身旁，司机是一个中等年纪的男人，坐在温暖、干爽的车里透过风挡玻璃看着我。我在想，如果有人停车搭你一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但我不允许自己这样想你的遭遇。如若胡思乱想，我会进入一个恐怖的迷宫中而失去心智，我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要不根本帮不了你。
回到警局后，母亲在更衣室等我。我全身都湿透了，寒冷和疲惫让我不由自主地哆嗦着。我已经整整二十四小时没合过眼了，总算可以把你的裙子脱掉了。“你知道这些气味是由扩散的小分子组成的吗？”我问她，“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可是母亲并不感兴趣，只是摇摇头。但是我走进雨夹雪的天气中，便记起来了，意识到你裙子的气味是那些极小的分子渗透进精细的棉花中造成的。想到你一直如影随形并非全无道理。好吧，这样想还真是有点儿骇人。
我把裙子给了母亲，换上自己那套设计师的西服。
“你扮演她的时候有必要穿得这么寒酸吗？”她问。
“她平常就这个样，妈。要是没人认出她，那就白忙活了。”
每次照相的时候，母亲都会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即便是在别的孩子的生日派对上，只要发现相机，她就会赶紧把我们嘴角上残留的巧克力擦干净，再用一把手提包大小的梳子使劲在我们头上划拉。即便在那个时候她也会向你唠叨：“如果你像碧翠斯一样多花点儿心思，会比现在漂亮得多。”我虽然有些难为情，但也委实高兴，因为如果你真的肯“花点儿心思”，大家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之间外貌上的巨大差异，因为母亲的批评实则是在间接夸赞我，让她表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母亲把订婚戒指还给我，我重新戴在手指上，才发现戒指的重量给我的手指带来一种舒适感，如同托德握着我的手一般。
弗农进来了，雪水令她的皮肤湿漉漉的，她那粉红色的面颊也比先前更红润了。
“谢谢，碧翠斯。你做得很出色。”这样的称赞令我莫名高兴。“节目将在本地的伦敦新闻中播放。”她继续说，“有消息芬伯勒警探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我担心父亲的朋友看到节目后会致电他。还是弗农考虑周全，建议由法国的警察“当面”把你失踪的事告诉父亲，效果看起来会比打电话好，我接受了这样的建议。
莱特先生松了松那条涤纶领带，春日的第一缕阳光悄然将办公室照得热烘烘的，我非常喜欢这种暖暖的感觉。
“那天你还对芬伯勒警探说了什么？”
“只是把电话号码留给他了，方便联系。”
“你什么时候离开警局的？”
“六点半。我妈比我早走一小时。”
警局的人谁也不知道母亲不会开车，自然不知道她连车都没有。弗农向我表达了歉意，说要是早知道母亲不会开车，就送她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弗农真是富有同情心，能够看穿隐藏在海军蓝百褶裙和中产阶级愤怒外表下的那个脆弱的人。
警局的门晃荡着在我身后关上了。阴凉似水的空气如同寒冰一样拍打着我的脸。车头灯和街灯扰得人意乱情迷，拥挤的人行道令人望而生畏。那一瞬间，我在拥挤的人群中望见了你。从那时候起，我就发现相爱的人离别后容易在陌生的人群中见到彼此。我脑中识人辨物的细胞蠢蠢欲动，很容易被某些因子激活。尽管脑海中这种残忍的把戏只持续了片刻，但也足够让我的身体对你有种强烈的需要感。
我把车停在你公寓的台阶顶上。跟周围高大古朴的建筑物相比，你的公寓如同一个穷困潦倒的亲戚，这么多年都没钱置办一套白色的外衣。我提着装满你衣服的箱子，沿陡峭冰冷的台阶往地下室走去。橘色的街灯投下昏暗的光，让我勉强能看清脚下的路。不晓得你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居然没扭伤脚踝。
我按响你的门铃，手指已经冻得麻木。接下来的那一刻，我好希望你来开门。接着，我查看了花盆底下，知道你会把前门的钥匙放在某个花盆下，你曾跟我说过那盆花的名字，我却不记得了。你和母亲都喜欢摆弄花花草草。对了，我还曾苦口婆心地劝你要有安全意识。怎能将前门钥匙留在门边的花盆下，而且是在伦敦这个地方。实在太不负责任了，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你干什么？”头顶一个声音响起。我抬头望见你的房东。上次见他时，感觉他活像童话书里的老爷爷，贴上白须，活脱脱一个圣诞老人。这会儿，他冷冷地嘟着嘴，没刮胡须，眼里闪着凶光，充满年轻人的暴戾。
“我是碧翠斯·赫明。苔丝的姐姐。我们以前见过的。”
他的嘴角不再紧绷，眼里也闪出老年人的光亮。“我是阿米亚斯·桑顿。抱歉，记性不太好喽。”
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光滑的地下室台阶。“苔丝没再将她的备用钥匙放在那盆粉红色的仙客来下面了，她已经交给我了。”他打开钱包放硬币的夹层拉链，拿出一把钥匙。过去你全然不曾理会我的劝诫，为何现在突然变得这么有安全意识？
“两天前我曾交给警察过。”阿米亚斯继续说，“他们也许能找到什么线索。有消息吗？”他差点儿哭了。
“恐怕还没有。”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们两个都吓了一跳。我匆忙接下电话，他看着我，眼里满是希望。
“你好？”
“嗨，亲爱的。”是托德的声音。
我冲阿米亚斯摇摇头。
“最近没人见过她，她老接到一些奇怪的电话。”我说，颤抖的声音令我自己都感觉害怕，“今晚电视台有档警方拍摄的场景重现的节目，我在节目里扮演她。”
“可是你长得一点儿也不像她呀。”托德答道。我发现他直来直去的性格倒是挺安慰人的。他更多的是关心角色而非影片本身，显然觉得场景重现有点儿大费周章。
“我可以扮得像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点儿像吧。”
阿米亚斯小心地爬上台阶，朝自家的前门走去。
“有她的信吗？警方说她失踪前买过航空邮票。”
“没有，邮箱里什么都没有。”
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邮件恐怕还到不了纽约吧。
“我回头再打给你好吗？我得保持电话畅通，万一她打电话给我呢。”
“好吧，随你。”他说这话的时候好像有些生气，不过让他感觉到醋意我倒是挺高兴的。他显然以为你会毫发无损地回来，到时候他会第一个跟你讲讲道理。
我打开你公寓的门，走了进去。我以前来过两三回，不过从没在这里逗留。大家都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想必是因为这里没有我和托德的房间，我们只能去住酒店吧。你家窗户的配件实在不敢让人恭维。冷风呼呼地往缝隙里灌。墙壁摸上去冰凉如水。几盏昏暗的灯半天也发不出像样的光亮，我把中央空调开到最大，却只有顶部两英寸的散热片发出热气。你只是没有留意吗？还是比我更崇尚清苦的生活？
我发现你的电话线是断开的。难道这就是我这几天一直想联系你，却发现你的电话一直占线的原因？但你显然不会总是拔掉电话线。我竭力想冷静下来，却担心得要命——你画画或者听音乐的时候喜欢把电话线拔掉，你会对突如其来的电话声大发牢骚，所以一准是你上回在家的时候忘记插上电话线了。我正准备将手提箱里的衣服放进衣橱里时，平日里那种恼怒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
“可是，你为什么不能将衣橱放在卧室呢，衣橱不就是这么设计的吗？放在这里看起来真是奇怪。”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想，你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非得将大衣橱放在这么个狭小的客厅里。
“ 我把卧室当成了画室。”你如是答道，话没说完便笑起来了，相对你的这间小地下室的卧室而言，“画室”是多么奢侈的名字。
我喜欢你的一个原因是，你总是比别人先发现自己的荒唐之处，先于别人笑出声来。我认识的人中，你是唯一一个把自己的荒诞当作笑料的人。你公寓里的东西看起来是那样的寒酸。你的衣服都是从慈善商店里购买的，家具是人家不要的，不过，婴儿的衣服却是全新的，价格也不菲。我拿出一床淡蓝色的开司米婴儿毯和一顶很小的帽子，它们摸起来是那样的柔软，显得我的手是那样的粗糙。真的好漂亮，就像是在巴士站找到一张埃姆斯躺椅一样。这些东西你可买不起，钱到底是谁给你的？我原以为埃米利奥·科迪想逼着你引产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苔丝？
这时，门铃响了，我赶紧跑去开门。门打开时，“苔丝”两个字差点脱口而出。台阶上是个年轻的女人。我将“苔丝”二字咽了回去，有些字是有味道的。旋即我便意识到在肾上腺素的冲击下，我竟颤抖起来。
她应该有六个多月的身孕了，虽然天气寒冷，但那件剪裁不怎么得体的莱卡上衣还是将她鼓鼓囊囊的肚子暴露无遗，腹部上的纽扣也快扣不上了。她那头黄色头发跟她的孕肚一样容易辨识。
“苔丝在吗？”她问。
“你是她朋友吗？”
“是的，是她朋友。我叫卡莎。”
我记得你跟我提过卡莎这个人，是你的波兰朋友，但你的描述跟站在台阶上的这个人并不相符。你的那些溢美之词简直是对事实的歪曲，这人跟光艳动人压根儿就沾不上边。她穿着一条荒诞的迷你裙站在那里，腿上满是鸡皮疙瘩，因为怀孕而青筋暴起。我觉得她跟“多纳泰罗的画作”相去甚远。
“我和苔丝在诊所见过。她男朋友也没在。”
比起她说话的内容，她那蹩脚的英语更让我感兴趣。她抬头望着一辆停在台阶顶上的福特护卫者：“三星期前。他回来了。”
我希望我脸上的表情能告诉她，我对她的私生活完全没有兴趣。
“苔丝什么时候回家？”
“我不知道。没人知道她在哪儿。”我的声音有些颤抖，但我绝不会在这个女孩面前显露出半点儿情绪。母亲身上那种高人一等的气质完全遗传给我了。跟着，我继续用轻快的口吻问：“自从上星期四开始就没人见过她了。你有可能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卡莎摇摇头：“我们在度假。在马略卡。赶时间。”
福特车里的男子靠在车喇叭上。卡莎朝他挥了挥手，我发现她看上去很紧张。跟着，她用蹩脚的英语让我告诉你她来过了，便匆匆上了台阶。
是的，弗洛伊德小姐，发现她不是你我确实很生气，但这不是她的错。
我上了地下室的台阶，按响了阿米亚斯的门铃。他来开门了，正摆弄着门链。
“你知道苔丝那些昂贵的婴儿服是哪儿来的吗？”我问。
“她曾在布朗普顿路大买特买，”他答道，“她当时真是高兴坏了……”
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她怎么会有钱买这些东西。”
“我一般不会去问这些。”
我的话像在责难。他态度很好，可我却没有好脾气。
“你为什么报警说她失踪了？”我问。
“那天她没回来跟我吃晚饭。她答应过的，以前她从没食言过，即便是对我这样的老人。”
他打开门链。虽然上了年纪，但他身材高大，没有驼背，比我起码高好几英寸。
“也许你应该把婴儿的东西扔掉。”他说。
我被他刚才的话激怒了：“现在就认定她出事了未免也太早了吧，不是吗？”
我转身匆匆走下台阶。他在后面叫我，但我懒得理会他在说什么。我走进你的公寓。
“再等十分钟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莱特先生说，我如释重负，这真是一个费体力的活儿。
“你进过她的浴室吗？”他问。
“进去过。”
“你查看过浴室柜吗？”
我摇摇头。
“也就是说你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不，我发现了。”
我疲惫不堪，蓬头垢面，而且冷得要命，巴不得洗个热水澡。场景重现还要两小时后才会在电视上播放，时间还很充裕。我担心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听不到。我觉得接下来的做法倒不是个好点子。据说是这么个逻辑：当你脸上敷着面膜，穿着邋遢的睡衣出现在门阶上时，你心心念叨的人就会出现。好吧，我承认，这跟逻辑沾不上边，但我真的希望洗澡的当儿你会给我打电话。而且，我的手机还能收到短信。
我进入了你的浴室。当然，里面并没有淋浴设备，只有一个搪瓷脱落的旧浴缸，周围有几个水龙头。这跟我在纽约的浴室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让我深感震惊——我那个别致的浴室以铝合金和石灰岩建成，充满现代气息。我想，待在这么个地方你怎么可能觉得干净呢？那一瞬间，一种似曾相识的优越感油然而生，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看到了那些东西，架子上放着你的牙刷、牙膏、隐形眼镜护理液、一把缠绕着长发的毛刷。
我意识到自己正怀揣着这么个希望：你不过是干了一件蠢事，像学生一样暂时外出了，去参加宴会或是抗议活动，你这人向来不怎么靠谱，哪会顾得上现在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说不定跑去雪地露营了。我幻想告诫你不要做这种没脑子的事情。不过，你满架子的洗漱用品粉碎了我的幻想。希望的泡沫破碎了。无论你在哪儿，那里都不是你想去的地方。
莱特先生关掉磁带录音机。“今天就到这儿吧。”我点点头，努力不去想你用毛刷梳你那头长发的样子。
一位神情严肃的秘书进来告诉我们，公寓外面的记者已经人满为患。莱特先生是个热心肠，问我是否需要找个别的地方住。
“不用了，谢谢。我想待在家里。”
我管你的公寓叫作家，希望你不要介意。现在，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两个月，感觉这里像家一样。
“要我送你一程吗？”莱特先生问，他定是看出我脸上惊讶的表情了，因为他笑了，“一点儿也不麻烦。想必今天对你来说挺难熬的。”
那条涤纶领带是别人送的礼物。他是个好人。
我礼貌地拒绝了他，他陪我走到电梯旁：“你的笔录还有几天，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
“因为你不仅是我们主要的调查人员，还是重要的证人。”
就我做的这些事情而言，“调查人员”这样的字眼过于专业。电梯到了，莱特先生替我按着电梯门，让我安全地走进去。
“你的证词是我们这个案子的关键。”他告诉我，跟着拥堵的电梯下行时，我想象诉讼的过程就像一艘船的外壳，那我的证词就如同将船体密封的柏油，让船密不透水。
外面，春日的阳光令傍晚的空气变得暖暖的，如同白蘑菇一样的遮阳伞从咖啡馆旁边坚硬、灰暗的人行道上冒了出来。皇家检察署的办公室离圣詹姆斯公园仅仅隔着几条街的距离，我想我还是步行回家。
我本想抄近路去公园，未曾料到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我从原路折了回来，听见身后响起了脚步声，不是高跟鞋发出的令人安心的咔嗒声，安静的脚步声是一名男子发出来的，听着瘆人。我很害怕，老想着女人被坏人跟踪时的情形，虽然我竭力不去想这事，但脚步声仍在继续，咚咚咚的声音越来越大。那人很快会追上我，如果他在对面，肯定不想加害我。可是，他现在离我越来越近。我能感觉到脖颈后面他的冰冷呼吸，我吓得战战兢兢，快步跑起来。终于来到那条死胡同的另一头，看到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很快没入人群中，头也不回地朝地铁走去。
我告诉自己这不可能。他仍在被押候审中，这会儿，还关在监狱里，不能被保释。审判结束后，他一辈子都得关在大牢里。刚才肯定是幻觉。我进入地铁后，壮着胆子看了看车厢周围。眼前突然出现了你的照片，印在《伦敦标准晚报》的头版上，照片是我在佛蒙特州为你拍的，两年前的夏天你去过那里，风儿从后面吹拂你的秀发，宛如一叶漂亮的风帆，你脸上光彩照人，美得不可方物。难怪他们会选这张照片放在头版。文章里面还有一张你六岁时我给你拍的照片，你抱着里奥。我知道你在哭，不过照片上看不出来。你冲我笑时脸上的表情又恢复如初了。你的照片旁边有一张他们昨天给我拍的照片。我的表情没有恢复。幸好我现在并不在意照片是什么样的。
我在拉德布罗克丛林站下了车，发现伦敦人的身手还真是敏捷，他们匆匆走上台阶，穿过检票口，居然都不会跟其他人接触。我来到出口，再次感觉有人紧跟在我身后，冰冷的呼吸贴着我后颈，威胁的感觉如芒在背。于是我加快脚步，慌乱中，我撞在了另一个人身上，并试图告诉自己这只是底下的火车带来的气流造成的。
也许，只要切身体验过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都会深深烙在你身上，即便恐惧的因子消失，也会埋下种子，而且很容易被唤醒。
我来到切普斯托路，被熙来攘往的人和车水马龙吓到了。英国的每个地铁站都有不少新闻工作者，看得出来，国外的媒体占了多数，昨天济济一堂的媒体会面只不过是一场演变成疯狂冒险主题公园的乡村盛宴。
我离你的公寓只有十扇门的距离时，上回送菊花给我的那位摄影师看见了我。我抖擞精神，他却转身离去。他的善良再次令我吃惊。距离你的公寓只有两扇门的距离时，一名记者看见了我。他朝我走过来，所有的记者都走了过来。我快步跑下台阶，进入屋内，重重地关上了门。
外面喧嚣震天，如同三脚妖
无孔不入。可恶的镜头贴在窗玻璃上，我拉下窗帘，但灯光透过轻薄的布料晃得人眼花缭乱，我像昨天一样退回到厨房里，但那里并不是避难之所。有人重重地敲打后门，前边的门铃嗡嗡地响个不停。电话铃声顶多停一秒钟，就会再度响起。我的手机也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响声一刻也没有停歇，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如若不回绝就不会善罢甘休。我想起了在你的公寓待的头一个晚上，彼时我曾想，一个电话都不响怕是世上最孤独的事情了。
晚上十点二十分：我坐在你的沙发上观看电视上播放的场景重现的节目，我将你的印度织毯拉过来盖在身上，依然不觉得暖和。从远处看，我真的挺像你的。节目行将结束的时候呼吁人们提供线索，还留下了电话号码。
晚上十一点半：我拿起电话，想看看电话是否坏了，但旋即又担心得要命，生怕这个时候有人打电话找你，说不定你也会打来电话，也许警方会打来电话告诉我找到你了。
十二点半：什么情况也没发生。
深夜一点：四周死一般的寂静让我感到窒息。
深夜一点半：我听见自己呼喊你的名字。或许，你的名字就埋在寂静深处。
深夜两点：我听见门边有什么动静，急忙去开门，却发现是只猫，是那只你几个月前收养的流浪猫。冰箱里的牛奶已经过期一个星期了，早已变得酸臭。猫凄凉地叫着，我却无力阻止。
凌晨四点半：我进了你的卧室，从你的画架和一堆画布中挤了过去，割伤了脚。我弯腰发现地上有碎玻璃。我把卧室的窗帘拉下来，看到一块聚乙烯板在破裂的窗玻璃上敲打着。难怪公寓里头这么冷。
我上了床，聚乙烯板依旧在寒风中拍打着，怪异的声音毫无规则地响动，跟寒冷一样令人不安。枕头底下放着你的睡衣，味道跟你的裙子一样。我抱着衣服，一是因为寒冷的天气，二是因为担心你，我无法成眠，但最后总算睡着了。
我梦见了红色：是介于色卡PMS 1788 到色卡PMS 1807之间的红色，是红雀的红、娼妓的红，热情奔放，浮华艳丽，是从压碎的昆虫身上提炼出来的胭脂红，深沉，鲜艳，是生命的颜色、是鲜血的颜色。
门铃唤醒了我。
星期二
春天正式来临的时候，我来到皇家检察署办公室。旋转门每次转动，公园里新剪的草坪散发的淡淡清香都会飘然而至，前台的接待穿着夏日的裙子，脸和四肢都呈现出褐色，想必是昨晚做过防晒。尽管天气暖和，我却穿着厚厚的衣服，着装过于正式，而且脸色苍白，像是冬天在我身上仍旧没有褪去。
我朝莱特先生的办公室走去，准备将昨晚有人跟踪我的事告诉他。我想再次听到他说那人被关在监狱里，判决过后，他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但是，当我走进去时，春日的阳光洒满了整间屋子，电灯发出耀眼的光，在日光和灯光的照耀下，昨天那个恐怖的幽灵刹那间消失无踪。
莱特先生打开录音机，我们继续开始。
“今天，我希望你从苔丝怀孕这事儿说起。”他说，我感到他有少许责备之意。昨天，他叫我从“最先觉得不对劲的地方”说起，我便说是参加午宴的时候接到母亲的电话开始的。但我知道我并不是从那个时候才察觉到异常。我还知道，如果我多花点儿时间陪你，如果我不是心无旁骛地忙着自己的事情，如果我能仔细聆听你的倾诉，可能早在几个月前就会发现事情很不对劲了。
“苔丝和埃米利奥·科迪交往后六个星期就怀孕了。”我说，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并没让感情外露。
“她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莱特先生问。
“她说她发现自己的身体简直是个奇迹。”
我想起了我们的电话。
“碧儿，无数的奇迹在这个世界上演，我们却并不相信它们。”
“她有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埃米利奥·科迪？”莱特先生问。
“说了。”
“他什么反应？”
“希望她把孩子打掉。苔丝则告诉他孩子不是火车，不能想停就停。”
莱特先生笑了，但很快掩饰起来，我却挺喜欢他的笑。
“她声称不会打掉孩子后，他叫她在肚子看得出来之前离开学校。”
“她离开了吗？”
“是的，埃米利奥告诉校方，她被安排到别处休假了，我想他甚至会真的说出某个学校的名字。”
“有人知道这个情况吗？”
“她的几个好友知道，包括一些艺术生。但苔丝叫她们不要告诉学校。”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维护埃米利奥。他不值得你这么做。那家伙什么都没做，压根儿就不值得你这么做。
“他帮助过苔丝吗？”莱特先生问。
“没有。他还怪她，说她使了什么手段怀孕，还说他不会就范，休想让他帮助她或者孩子。”
“她真的耍了什么手段吗？”莱特先生问。
他居然问得这么详细，这让我十分惊讶，但我很快记得他想让我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他，随后再让他决定是否跟案子相关。
“没有。那次怀孕只是个意外。”
我记得我们那次电话后面的内容了。我在办公室检查一家连锁餐馆新提供的企业标识，同时不忘扮演姐姐的角色。
“怎么可能是意外呢，苔丝？”
“设计团队选了Bernard MT Condensed字体，但这种字体看起来过时了，原先我要求你用复古风格。”
“意外听起来有点儿消极，碧儿，说惊喜更好。”
“那好，现在大街上到处都能买得到避孕套，‘惊喜’从何而来？”
你爽朗地笑了，我在责备你的时候你揶揄我：“当时人家情不自禁了呗。”
我暗含批评道：“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让肚子变得越来越大，然后把小孩生出来。”
你说话的口气跟个小孩一样，行为举止也很幼稚，你怎么当得了这个妈妈？
“这是个好消息，别生气啦。”
“她想过流产吗？”莱特先生问。
“没有。”
“你们是天主教徒吗？”
“是的，但这并不是她不去流产的原因。苔丝唯一信奉的天主教圣礼就是珍视当下。”
“对不起，我不是很明白……”
我晓得这对案子的判罚没什么用，但我希望他能更多地了解你的情况，而不是从一堆文件夹里得到一堆冷冰冰的事实。
“就是活在当下的意思。”我解释道，“体验现在的生活，不用担心将来，也不用计较过去。”
我从不会信奉这样的圣礼，这也太不负责了，只会及时行乐，这样的信条可能是希腊人添加进去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不请自来加入了天主教教义，要在当中把酒言欢。
我还有些事情想告诉他：“刚开始怀孕的时候，可以说小孩还没成形，她就很爱他，所以她才觉得她的身体是个奇迹，这也是她决不流产的原因。”
他点点头，停顿了一下，这样的举动十分得体，表达的是对你孩子的尊重。
“孩子是什么时候得了囊性纤维症的？”他问。
我很高兴他把他称作孩子，而不是胎儿。在他眼中，你和你的孩子慢慢也有人情味了。
“十二周。”我回答道，“因为我的家族有囊性纤维症的病史，所以她去做了基因筛查。”
“是我。”我听得出来，电话那头的你强忍着没有哭出来，“是个男孩。”我一下就明白了。“他得了囊性纤维症。”你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是那样的年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咱俩对这太熟悉了，我没必要再说些陈词滥调的话来安慰你。“他会渡过难关的，碧儿，就像里奥一样。”
“那是八月吧？”莱特先生问。
“是的，八月十号。四个星期后，她打电话跟我说医院给孩子做了基因治疗。”
“她了解这种治疗方式吗？”莱特先生问。
“她说是把健康的基因注入婴儿体内，取代囊胞性纤维基因。这种手术能在子宫里完成，随着婴儿的长大，新的基因会不断取代有缺陷的囊胞性纤维基因。”
“你当时什么反应？”
“我对他承受的危险蛮担心的，首选是带菌载体……”
莱特先生打断我的话：“带菌载体？抱歉我不是……”
“是新基因进入身体的载体。好比是出租车。通常会用病毒作为带菌载体，因为它们容易感染人体细胞，在感染的同时把新的基因导入。”
“你还真是这方面的专家。”
“因为里奥的关系，我们家所有人都是半个专家。”
“可是苔丝，有人就死在这种基因治疗上。所有的器官都衰竭了。”
“请听我说完好吗？他们不是用病毒作为传染载体。这次手术高明的地方就在这里。已经有人成功地用人造染色体将新的基因注入婴儿的细胞里。所以对婴儿没有风险。不可思议吧？”
的确如此。但我仍然担心你。咱们余下的谈话内容我也记得，毕竟，我这个当姐姐的必须肩负最大的责任。
“那好，现在我对带菌载体没有疑问了。可是改良基因呢？要是它不能治愈囊性纤维症，反而会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怎么办？”
“你就不要担心了。”
“还有可能造成某些可怕的副作用。也许会破坏身体别的机能，这个谁也说不清楚。”
“碧儿。”
“好吧，也许的确是有点儿冒险。”
你截住我的话头：“假如不做这个治疗，那他一定会得囊性纤维症。这样的概率是百分之百。所以，我必须承担这样的小风险。”
“你是说他们要对着你的肚子注射？”
我能听到你的声音中含着笑意：“还有别的法子可以将基因注入婴儿的体内吗？”
“所以这种基因治疗也会对你带来很大的影响。”
你叹了口气，像是在说：“别在这里啰唆了。”是妹妹不喜欢姐姐絮叨的那种叹气。
“我是你姐，我有权利担心你。”“我是孩子的母亲。”
你的反应让我吃了一惊。
“我会写信给你的，碧儿。”
你挂断了电话。
“她经常给你写信吗？”莱特先生问。
我在想他是不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要么就是这样问有他的目的。
“是的。通常是她觉得我反对什么事情的时候。有时，她需要用写信的方式厘清头绪，希望我好好听听她的主意，试探我的想法。”
我也不大肯定你是否知道这个情况，但我其实挺喜欢你这种单方面的沟通方式，虽然这么做总会惹恼我，却也能让我从批评者的角色中解脱出来。
“警方把她的信复印给了我一份。”莱特先生道。
抱歉，我必须把你的信提交给警方。
他面带微笑：“那封提到人间天使的信。”
我很高兴他特意提到了跟你有关的东西，尽管这对他的调查无足轻重。我不需要看信，自然记得信中的部分内容：
所有这些人，所有我不认识的人，甚至压根儿都不了解的人都在夜以继日地寻找治疗方法。起初，这项研究成果只是由慈善团体捐赠的。他们真的是天使，是来自人间的天使，他们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花呢裙，组织募捐长跑、蛋糕义卖，组织摇水桶募捐活动，然后等到将来某一天帮助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治好她的孩子。
“她给你写信后，你就没那么担心治疗了吗？”莱特先生问。
“不是的。我收到信的前一天，美国的各大媒体全是有关基因治疗的新闻。报纸上和各家各户的电视上全是克拉姆医疗公司有关囊性纤维症治疗的报道。而且还有很多已经治愈的婴儿的照片，但很少有科学理论方面的介绍。就连大幅海报上的广告词也是‘奇迹宝宝’而不是‘基因治疗’。”
莱特先生点点头：“没错。我们这里也一样。”
“而且网络上铺天盖地也都是有关这种疗法的介绍，这样，我们就能对它了解得更彻底。我发现这种实验符合所有的法规，实际上，还不仅仅符合所有法律法规。英国有二十个得了囊性纤维症的婴儿诞生，他们都非常健康，妈妈的身体也没有产生任何副作用。美国那些被检查出婴儿患有囊性纤维症的孕妇也纷纷要求治疗。这个时候我觉得苔丝能接受这样的治疗真是幸运。”
“你对克拉姆医疗公司了解吗？”
“这家公司制度非常完善，在基因治疗领域做了很多年了，他们购买了罗森教授的染色体，聘请他继续做研究。”
可以不用那些穿花呢裙的女人组织募捐活动了。
“我还看了发明这项治疗的人——罗森教授对五六个人的电视采访。”
我知道这项治疗不会带来什么重大的影响，但确实是罗森教授改变了我的看法，至少是开启了一扇窗。我还记得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他的情形。
早间电视节目主持人得意地问他：“有些人说你是‘奇迹背后的人’，这种感觉怎么样？”
坐在对面的罗森教授戴着金丝眼镜，双肩狭窄，脑门上布满皱纹，样子看起来格外迂腐，镜头之外的地方挂着一件白色的外套：“尚不能称为奇迹。这项研究我可是花了几十年时间……”
她打断了他的话：“没错。”
刚才的话本是句结束语，但他误会了主持人，以为她想引导他继续谈下去。“囊胞性纤维化的基因位于第七条染色体上，产生了一种叫囊胞性纤维横跨膜调节器的蛋白质，简称CFTR。”
她整了整紧贴在两条细长双腿上的铅笔裙，微笑着对他说：“不知道能不能说得简单点儿，罗森教授。”
“这就是简单的说法了，我发明了一种人造小染色体……”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不会很明……”她挥舞着双手说，好像教授的解释已经超越了人类理解的范围。我被她的行为激怒了，看到教授也发脾气了，我很高兴。
“你的观众难道没有脑子吗？我的人造染色体能安全地将健康的新基因注入细胞内，没有任何风险。”
我想应该有人教他将科学研究用傻瓜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表达出来。罗森教授被主持人弄得很是沮丧，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人造染色体不仅可以导入体内，而且可以稳定地维持治疗基因的活力。”
主持人连忙打断他的话：“今天的科学课恐怕只能到此为止了，教授，因为有人要特别感谢你。”
她切换到大屏幕，电视上直播的是医院的画面。一个泪眼婆娑的母亲和一个一脸自豪的父亲出现在画面上，两人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健康宝宝，正在感谢罗森教授的治疗，赐予他们一个这么漂亮的小男孩。罗森教授显然被眼前的画面弄得心情不快，整个人也挺尴尬的。他没有因为自己取得的成绩而得意忘形，这点我很喜欢。
“你信任罗森教授吗？”莱特先生问，并没有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过那段时间满大街都是他的新闻，莱特先生肯定在电视上见过他。
“是的，就我看过的他的电视访谈来说，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科学家，完全不会跟媒体打交道。他为人似乎很谦和，被人赞扬反而会不好意思，而且显然对电视带给他的名人效应不怎么感冒。”
接下来的情况我并没有告诉莱特先生，但他还让我想起了诺曼先生（他是你的数学老师吗？），他为人善良，从来不会跟傻乎乎的无知少女有任何瓜葛，只会像发射连珠炮似的大声喊出方程式。如果说从来不懂得跟媒体打交道、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像个老学究这些理由就能证明实验是安全的，听起来似乎也并不符合逻辑，但我需要鼓起勇气才能克服心中的保守思想。
“苔丝在接受治疗的时候，跟你说过有关情况吗？”莱特先生问。
“并没有说得很详细。她只说已经接受注射了，但还要等等。”
你是半夜给我打的电话，可能是忘了时差。托德醒来接的电话，他很生气，一脸苦相地把电话给我，天哪，当时可是凌晨四点半。
“成功了，碧儿，他治好了。”
我泣不成声，眼泪簌簌而下。一直以来我真的好担心，不是担心你的孩子，而是担心你居然对一个患有囊性纤维症的孩子如此照顾、如此怜爱。托德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真是太好了。”
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令他这么惊讶，是因为我为这样一件天大的好事哭哭啼啼，还是因为我爆粗口了。
“如果妈妈不介意，我想叫他泽维尔。”
我记得当时里奥就特别为他的中间名感到自豪，他很希望大家叫他这个名字。
“里奥肯定会觉得这个名字很酷。”我说，可是想到一个这么小就逝去的人，说着“很酷”这样的词，我感到心如刀绞。
“是的，他肯定会觉得很酷的，不是吗？”
这时，莱特先生身边那个中等年纪的女秘书给我送来了矿泉水，我突然觉得渴得要命。我将纸杯里的矿泉水一饮而尽，她似乎有点儿不满。秘书接过空杯子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手心略显橘黄，她昨晚肯定做了防晒。这个身材肥胖的女人也想把自己打扮得青春靓丽让我为之动容。我冲她笑了笑，但她没有看见。这会儿，她正看着莱特先生，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得出来她爱莱特先生，所以昨晚才把胳膊和脸晒成了褐色，她身上穿的那条裙子也是为他买的。
莱特先生打断了我脑海中的八卦想法：“那照你看来，孩子或者怀孕这样的事情都没有问题了吗？”
“我觉得都很顺利。唯一的担心是她要学会怎样做一个单亲妈妈。当时看起来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暗恋老板的秘书小姐终于走了，可惜莱特先生几乎没有留意她，只是看着桌对面的我。我替秘书小姐瞥了一眼他的手，没戴婚戒。好吧，我再次浮想联翩，不愿再继续讲下去了。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对不起。
kfYV3CVOqu5RygoNDVhFXYgR7MVO7+MK1n+KdMT6Vtc9XpQgYuCWHP5REKg40ddUbIZxKO3XZlXwIziPYIz09g==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