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颗流星隐约划过

    我进入公园，松软的雪花在我四周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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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么一瞬间，门铃声也是我红色梦境的一部分。我会飞快地跑向门边，以为这次肯定是你。芬伯勒警探知道他不是我等的那个人。他的教养真不错，既表现得有些尴尬，又抱着一丝同情。他对我接下来表现出来的情绪心知肚明。“没事，碧翠斯，我们还没找到她呢。”

    他来到你的起居室，身后跟着那个叫弗农的女警。

    “埃米利奥·科迪看了场景重现的节目，”他坐在你的沙发上说，“苔丝把小孩生了。”

    你应该告诉我的。“肯定搞错了。”

    “圣安妮医院已经证实了，苔丝上周四在那家医院生产，当天就把孩子生下来了。”他顿了顿，脸上带着一丝同情，随手扔出了一颗手榴弹，“不过是个死婴。”

    我以前常觉得“死婴”二字听起来很平静，如同“一潭死水”这样的字眼一样，不会让我心跳加速，也并无波澜。现在，我却觉得这个字眼等同死神，粉饰的外表下是残忍的真相。那时我甚至没想到你的孩子。对不起，这件事情发生一星期了，我仍然没有你的消息。

    “我们跟圣安妮精神科的医生谈过。”芬伯勒警探继续说，“因为孩子死了，苔丝随即被安排就诊了。尼克尔斯医生在照顾她。我在家的时候跟他谈过，他告诉我苔丝得了产后抑郁症。”

    这些消息如同弹片一样将我们的关系炸得粉碎。你都没告诉我孩子是什么时候死的。你心情沮丧至极时也未曾求助于我。我熟悉你画的每一幅画、交的每一个朋友、读的每一本书，甚至你那只猫的名字（叫布丁，我记起来了）。我知道你生活中的每个微小细节。但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却不知道，我甚至都不认识你了。

    看来魔鬼终于要跟我交易了：我要接受我跟你关系泛泛的事实，而交易的筹码是你没被绑架，没被谋杀，仍然活着。倘若真是如此，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交易。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很关心她的权益，”芬伯勒警探说，“但看起来这事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为了礼貌起见，我顿了顿，好确定交易的细则：“那些骚扰电话怎么解释？”

    “尼克尔斯医生觉得是因为苔丝情绪极不稳定，很可能反应过度了。”

    “那她破碎的窗户呢？我去她家的时候发现卧室地板上还有玻璃。”

    “我们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便调查过了。星期四那晚，这条路上有五辆车的车玻璃被一个小混混砸碎了。苔丝的窗户肯定也是被砖块打碎的。”

    我紧张的身体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无尽的疲惫席卷而来。

    他们离去了，我去见了阿米亚斯。“你知道她的孩子死了，对吗？”我问他，“所以你才说把小孩的东西都送人。”

    他沮丧地看着我：“对不起，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

    我不想走上这条路，至少现在还不想。

    “你为什么不把小孩的事告诉警方？”

    “她还没结婚。”他随即发现我一脸的懵懂，“我担心别人会觉得她是个随便的女人。那样警方可能就不会花心思去找她了。”

    虽然他说得不一定全对，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一旦警方知道你得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可能就不会这么迫切地找你了。但此时我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

    “苔丝跟我说过她的孩子被治好了，对吧？”我问。

    “是的，囊性纤维症已经治好了。但另外有些情况他们始料未及。我想可能是他的肾有问题吧。”

    我开车去了母亲那儿，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没错，是好消息，因为你还活着。先前我没想到你的孩子，对不起，正如我说的，这是魔鬼的交易。

    却是笔所托非人的交易。开车的时候我想，我这么容易上当还真是个十足的傻瓜，我迫不及待地想接受这笔交易，乃至被真相蒙蔽了双眼。自打你出生后，我就对你知根知底。父亲离开的时候，我在你身旁。里奥去世的时候，我在你身旁。我知道你人生中所有发生过的大事。你也会把孩子的事情告诉我的。如果你要离去，你也一定会告诉我的。所以，肯定有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阻止你这么做。

    母亲跟我一样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虽然很残忍，但我还是戳破了这个虚假的泡沫：“妈，我觉得他们的推断有问题，她不可能瞒着我去别的地方。”

    但是母亲却像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着这个好消息，不愿轻易让我拽走：“亲爱的，你从来没怀过孩子，自然无法了解她的心情。不说别的，光是产后抑郁症就够糟糕的了。”母亲说话的时候总是很委婉。“我不是说她的孩子死了我很高兴，”她继续道，“但至少又多了一次机会。不是很多男人都能接受另一个男人的孩子。”当妈的把事情考虑得这么周全也无可厚非，她已经给你想了一条康庄大道。

    “我真觉得她不会玩消失。”

    可是母亲压根儿就听不进去。“她将来还会有孩子的，到时候环境比现在要好得多。”尽管她试图将你的未来说得那么有保障，但她的声音颤抖着。

    “妈……”

    她打断我的话，不愿再听：“你知道她怀孕了，对吧？”

    母亲不再规划你的未来，而是准备探究过去，总之，死活不愿谈及你的现在。

    “你觉得她有能耐做个单亲妈妈？”母亲问。

    “你自己不也行，而且你还向我们证明了这事能应付过来。”

    我本是出于好意，却进一步激怒了母亲。

    “苔丝的做法跟我的完全没有可比性。我是结婚后才怀孕的。我的丈夫放弃了这段婚姻，这并不是我能选择的。”

    我以前从未听她说过“我的丈夫”这样的字眼，你听过吗？她向来都说“你们的爸爸”。

    “而且我还多少知道什么叫羞耻，”母亲继续说，“苔丝了解一点儿这样的事情不会有什么坏处。”

    正如我说，愤怒能代替恐惧带来的寒冷，至少可以短暂代替。

    我从小哈德森开车回伦敦时暴风雪四起，将M11公路变成了剧烈摇晃的大雪球。漫天雪花疯狂飘落，噼里啪啦地击打着风挡玻璃。雪很多，速度又快，雨刮器来不及清理。高速公路上指示灯闪烁，警示各种危险驾驶情况，还标明了低速限制，保证驾驶员的安全。一辆救护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呼啸而过。

    “这不能叫喧嚣震天，碧儿。”

    “好吧，姑且就叫喧嚣吧。”

    “警笛是二十一世纪的骑兵踏上征途发出的声音。”

    你进艺术学校没多久，脑子里充满了理想——只有你才会怀揣着这样的理想。而且，你跟其他令人生厌的学生没两样，认定如果只要不是学生，就没法儿理解你。

    “我说的是消防车、火急火燎赶去治病救人的警车或者救护车。”“苔丝，我第一时间就明白了，谢谢。”

    “你觉得太幼稚，不值得在这样的事情上发表评论吗？”

    “是啊。”

    你咯咯笑起来：“不过，说真的，警笛声是文明社会保护市民的声音。”

    救护车消失在了视线外，警笛声也听不见了。你身旁有这样的车辆吗？我不再胡思乱想。我没法想象你出了什么事。但我却有种如坠冰窟的感觉，好害怕，好孤独。

    靠近你公寓的那条路还没有铺上沙石，车辆行驶在冰面上十分凶险，我停车时滑行了一段距离，差点撞上你公寓旁边停着的一辆摩托车。一名二十来岁的男子坐在最底下的台阶上，手里捧着格外大的一束花，雪花刚落在玻璃包装纸上便融化了。从你的描述中我认出了他，他叫西蒙，是国会议员的儿子。你说得没错，他那穿孔的嘴唇的确让那张稚气的脸看起来有几分扭曲。他的机车服已经湿透，手指也冻得发白。我在寒冷的空气中仍能闻到须后水的味道。我记得你曾跟我说过他尽管笨手笨脚，却也有了进步，还跟我说了你的反应，你肯定是少数几个能真心实意称赞朋友的人之一。

    我告诉他你失踪了，他将那束花抱在胸前，里面的花被挤压得不成样子。他用伊顿公学学生才有的声音轻声问道：“多久了？”

    “上星期四。”

    我想他的脸变得苍白：“上星期四我跟她在一起。”

    “在哪儿？”

    “海德公园。我们四点左右的时候还在一起。”

    是你在邮局现身后的两小时。他肯定是最后一个见过你的人。

    “那天早上她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西蒙继续道，“她建议我们在肯辛顿花园蛇形画廊见面。我们去那里喝了杯咖啡，看看事情进展如何。”

    他变成了伦敦北部的口音，也不知道哪个口音才是真的。

    “之后我问她要不要送她回家，”西蒙继续说，“不过她拒绝了我。”他的声音满是自怨自艾的意味，“后来我就没给她打过电话了，也没见过她。没错，我也不赞成这样的举动，就是想让她尝尝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

    他这个人太自我，相信在你的孩子死后，他受伤的心灵仍然会让你心生怜悯，或者说在你失踪后，亦能触动我。

    “你在哪里撇下的她？”我问。

    “是她离开我的好吧？我陪她去了海德公园。然后她就走了。我可没撇下她。”

    我确定他在撒谎。伦敦北部的口音是假的。

    “到底在哪儿？”

    他没有回答。

    我再次冲他吼道：“在哪儿？！”

    “露天游泳池旁边。”

    我从没朝人咆哮过。

    我打电话给芬伯勒警探，留言说是十万火急。西蒙在你的浴室里，用热水龙头温暖他那冻得麻木苍白的手。之后，你的浴室里定会充斥着他的须后水的味道，我会生气，因为这样会遮住你的肥皂和洗发水的味道。

    “警方怎么说的？”他进来便问。

    “他们说会查清楚。”

    “真是美国人的做派。”

    我只会允许你这样揶揄我。警察其实是这么说的：“我会马上调查的。”

    “他们会搜查海德公园吗？”西蒙问。

    但我尽量没去想警方说的“调查”是什么意思。我用美国式的委婉代替了英国式的含蓄，将他言语中的尖锐问题用气泡膜遮盖起来。

    “他们会给咱们打电话吗？”他问。

    我是你姐姐，芬伯勒警探自然会打电话给我。

    “是的，如果有什么消息，芬伯勒警探会给我们打电话的。”我答道。

    西蒙四仰八叉地躺在你的沙发上，那双带着雪块的靴子弄脏了你的印度织毯。但我得问他几个问题，所以并没有将我的厌恶表露出来。

    “警方认为她得了产后抑郁症，你觉得呢？”

    他一时没有回答，我在想他要么是在努力回忆，要么是在想怎么说谎。“她当时很绝望，”西蒙说，“她必须服用那种特殊的药才不会分泌乳汁。她告诉我这种事情太难受了，孩子死了，奶也不知道喂给谁好。”

    孩子死亡这事慢慢给我带来了影响。不过对不起，这种影响力并没有持续太久。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你，而不是孩子。

    我对西蒙有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厌恶，但我还是将这种感觉强压在心头：“你提到她很绝望的时候用的是过去式。”

    他吃了一惊。

    “你说她当时很绝望？”

    我一度觉得他被逼得没有退路了，但他很快变得镇定，再度端出了那种明显装出来的伦敦北部口音：“我是说星期四下午见她的时候她很绝望。她现在怎么样我怎么知道呢？”

    我发现他的脸不再有那种孩子气了，而是变得残忍。穿孔的嘴唇不再是青春叛逆的标记，而是乐在其中的受虐倾向。我还有问题问他。

    “苔丝告诉我孩子治好了？”

    “是的，反正囊性纤维症是好了。”

    “是因为早产了三个星期吗？”

    “不是的。她告诉我即便孩子是足月生产的，他也活不了。好像是孩子的肾脏出了问题。”

    我鼓足勇气问道：“你知道孩子死了的时候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吗？”

    “我以为她跟你说了。”他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你知道吗，我原本要做教父呢！”

    我礼貌的暗示一反常态变成直率的要求后，他没好气地走了。

    我等了两个半小时，芬伯勒警探仍旧没有回电，我又往警局打了电话。一名女警告诉我芬伯勒警探没在。我决定去海德公园，希望不要见到芬伯勒警探，希望他正在调查一件更加紧迫的案子才顾不上我这边，你的案子只是被归入了失踪人员的案宗里，适当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你只不过是在孩子死后去了某个地方。我锁上门，把你的钥匙放在那盆粉红色的仙客来下面，我外出的时候万一你回来了呢。

    快到海德公园的时候，一辆警车呼啸着超过了我，刺耳的声音令我心如逐鹿。我开得更快了。等我来到兰卡斯特门的入口时，那辆超过我的警车也跟别的警车停在了一起，电子警笛仍在嘶声长啸。

    我进入公园，松软的雪花在我四周飘落，我希望再等久一点儿，第一次独享这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样做有些自私，但你一直生活在悲痛中，更确切地说，你的部分生命已经悲伤地逝去，所以我知道你会理解的。

    在离停车场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看见了警察，有十来个。警车朝他们驶了过去，进入停车场。旁观者也去看热闹了，直播开始了。

    雪地上到处都是脚印和轮胎印。

    我慢慢朝他们走过去。这会儿，我的脑子出奇的冷静，但每走一段距离，我发现我的心脏都会胡乱撞击我的肋骨，我的呼吸也有点儿急促，身体哆嗦得厉害。不知怎的，我的思绪仿佛总是跟身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不是身体反应的一部分。

    我从一名园林官身边走了过去，他穿着一身褐色的制服，正跟一名牵着拉布拉多犬的男子说话：“他们问了我们海滨浴场和湖里的情况，我想他们可能要在里面打捞吧，不过他们的头儿决定先搜查一下废弃的建筑物。因为自打裁员后，很多房子都弃用了。”其他遛狗的人以及在公园慢跑的人也都拥了过来，“这么多年来，那边的房子都用作男厕，不过翻新总比重新砌房子便宜。”

    我经过他和其他看热闹的人身边，朝警察走去。他们已经在低矮的建筑物周围拉起了警戒线，那是一幢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已经废弃，半掩在灌木丛中。

    女警弗农在离那幢建筑物不远的地方。她平日里红润的双颊变得苍白，眼睛也哭肿了。她的身体在颤抖。一名警察用一只胳膊抱着她。他们没有看见我。弗农说话的语速很快，气息不匀：“是的，我见过，但只是在医院的时候见过，但从来没见过这么年轻、这么孤独的人。”

    后来，我对她溢于言表的同情心很是喜欢。当时，她的话一字一句都烙在了我的意识里，逼迫我去思索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走到警戒线那儿，芬伯勒警探看见了我。有那么一瞬间，他有些蒙，不知道我来此做什么，跟着，一丝同情心随即浮现出来。他朝我走了过来。

    “碧翠斯，很抱歉……”

    我打断了他。倘若我能阻止他把接下来的话说出口，那件事就不是真的。“你搞错了。”

    我想逃离他，他抓住我的手，我以为他是想控制我，现在想来他只是想不动声色地表达他的善良。

    “是苔丝，我们找到她了。”

    我想挣脱他的手逃离这个地方：“你们也不能确定吧？”

    他表现得很得体，仍旧望着我，我们四目相对，即便这个时候接受这样的事实也需要勇气。

    “苔丝身上带着她的学生证。我想不会错的。抱歉，碧翠斯，你妹妹死了。”

    他松开我的手。我从他身边走开。弗农在身后追我。“碧翠斯……”我听见芬伯勒警探把她叫了回去：“她想一个人静静。”

    我很感激他。

    我坐在一片黑色的小树林下，光秃秃的树枝在寂静的雪中死气沉沉。

    我是什么时候知道你已不在人世的？是芬伯勒警探告诉我的时候，是我看到弗农苍白的脸上满是泪痕的时候，还是看见你洗手间里那些化妆品的时候？抑或是母亲打电话告诉我你失踪的时候？我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看见他们从废弃的洗手间里抬出一副担架。担架上是一个裹尸袋。我朝担架走过去。你的一缕头发卡在拉链上。

    我终于知道了。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写下来给你看？上次我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是提及了我需要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也说过我要像点彩派画家的画作一样，了解事情的点点滴滴。但我回避了核心问题：为什么偏偏要写给你？难道这是一个近乎疯狂的虚假游戏？用床单和毯子搭成帐篷，制成海盗船或者城堡。你是无畏的骑士，里奥则是神气活现的王子，我是公主，是故事的讲述者，这个故事是按照我的逻辑讲述的。我一直都是那个讲述故事的人，不是吗？

    我觉得你会听见我说话吗？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选择权在你，我每个钟头都在想这个问题。

    简单地说，我需要跟你谈谈。母亲曾跟我说过你出生前我不大爱说话，后来我有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妹妹，话匣子便关不住了。即便现在我也不愿停下来。一旦停下来，我便像丢了魂似的，怀念彼时的我。我知道你没办法批评或者评论我给你写的信，其实我知道过去你常会批评、揣测我的信。只不过现在只能由我跟你沟通，这也是我跟你沟通的唯一方式。

    而且，写这封信还是告诉你，为什么你会被人谋杀。我可以从结局开始，告诉你答案，告诉你最后的结局，但你肯定会提问，到时候我还得往回翻几页才能回答，然后你又会抛出另一个问题，到时候又会回到现在。所以，我得把我发现的问题一五一十地告诉你，而不是当个事后诸葛亮。

    “有个我没见过的警察叫我去辨认她。”

    除了那个跟恶魔的交易，我已经把告诉你的事情全都跟莱特先生说了，当然，叙述的过程中还有些无关紧要的跑题。

    “当时是几点？”他问道，声音很亲切，整个笔录过程都是这种态度。但我没办法回答他，你被发现的那天像是时空错乱了。一分钟有半天那么久，一小时又转瞬即逝。如同孩子的童话书，我仿佛在某个世界里过了几星期，又仿佛过了数年，即使朝着右边第二颗星直走，也永远不会天亮

    。我仿佛置身于达利的画中，到处都是软塌塌的钟

    ；又像身处疯帽子先生

    的下午茶派对中。难怪奥登说过这样的话：“停下所有的时钟。”那是疯狂的人绝望地想抓住理智的稻草。

    “我当时并不知道几点。”我回答道，决定冒险把真相讲出来，“那天，时间对我没有任何意义。通常时间能改变、影响一切事物，但当你的至亲去世的时候，时间并不能改变什么，再多时间也不能改变这点，所以，当时，时间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当我看到你的那缕头发时，便知道悲痛跟再也无法挽回的爱一样。我承认，这么说莱特先生或许无法理解，但我只希望他能更多地了解你死亡的现实。短短几天、几小时，或是几分钟自然无法释怀。记得那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生产的咖啡勺吗？每一把勺子都如同融化的糖果。我就是这样过活的，什么都得以微小的单位来衡量。但你的死亡如同浩瀚的大海，我正在下沉。你知道海水可能有七英里深吗？阳光也无法照射到那么深的地方。那里是无尽的黑暗，只有一些奇形怪状、无可辨认的生物才能生存，在你去世之前，我哪里知道还会有这种怪异的情绪在内心滋长。

    “要休息一下吗？”莱特先生问我，那一瞬间，我怀疑我会把心里的想法大声说出来，他则会担心我是个疯婆子。幸好我把自己的想法压在了心底，他也很体谅我。不过，我不想这天再重来一次。“我想把事情说完。”他一愣，几乎无法察觉，但我感觉他在强打精神，从没想过这样的事情会让他这么难做。在《古舟子吟》里，老水手

    讲述自己的故事令其难堪，但那些参加婚礼的可怜宾客被动听到那个故事时同样勉为其难。他点点头，我继续讲述。

    “警方把我妈带到了伦敦，但她没办法去辨认苔丝，于是我独自一人去了警局的停尸房。一名警佐陪我前往。他快六十岁了。我忘了他的名字，不过他对我挺好的。”

    我们进入停尸房，那名警佐一直紧握着我的手。我们经过一间验尸房。闪亮的金属表面、白色的瓷砖和刺眼的光亮无不让人觉得那是一间高科技含量十足的厨房。他领着我进入你所在的房间。防腐剂的气味扑面而来。警佐问我是否准备好了。这样的事情我如何准备？不过我仍旧点点头，他把布掀开了。

    你穿着那件厚厚的冬衣，是圣诞节我送你的礼物，那时我生怕你冻着。你仍然穿着它，我居然傻傻地高兴起来。死亡的颜色无法用语言描述，没有哪个色卡能描绘你脸庞的颜色。那是颜色的反义词，是生命的反义词。我摩挲着你仍然闪着光亮的头发。

    “她很漂亮。”警佐握紧我的手。

    “是的，现在也很漂亮。”

    他用的是现在的时态，我想他没听清我的话。但我现在觉得他是想描述得更好一些。死亡并没有将你的一切都剥夺。他说得对。即便如此你也很漂亮，一如莎士比亚悲剧作品中的女主角一样美。你变成了苔丝狄蒙娜、奥菲莉娅、科迪莉亚，死亡令你苍白、僵硬，你是一个屈死的女主角，是一个憋屈的受害者。但你从不悲剧、从不憋屈，也从未是个受害者。你快乐、充满热情、无拘无束。

    我看到你外套的两个厚厚的袖子被血浸透了，现在已经干了，羊毛随之变得僵硬。手臂内侧有伤痕，你的生命正是从那些地方流逝的。

    我不记得他问过什么话，也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只记得他紧握着我的手。

    我们离开那幢建筑物，那位警佐问我要不要通过法国警方将这件事告诉父亲，我向他表示感谢。

    母亲在外面等我。“对不起，我不忍看到她现在的样子。”我在想不知她是否觉得我就忍心。“你可以不用做这种事情的，”她继续说，“他们应该使用DNA什么的辨识身份。这种方式太野蛮。”我不同意，不管多残忍，我必须亲眼见到这个残酷的现实，只有看到你毫无血色的脸，才愿意相信你已不在。

    “你一个人去没事吧？”母亲问。

    “有一个警察跟着我，他人很好。”

    “他们都很好。”她总得从好的一方面考虑这件事情，“媒体那样对他们不公平，不是吗？他们不能做得再好了……”她的声音渐弱。这样的事情哪有一丝一毫的好。

    “她的脸……我是说，是不是……”

    “没有一丝伤痕，很完美。”

    “多漂亮的一张脸啊。”

    “是的。”

    “她向来都很漂亮，但脸总是被头发遮住，让人很难看清。我总是告诉她把头发扎起来，要么剪个发型。我是说这样大家就能看清楚她那张漂亮的脸蛋了，倒不是说我不喜欢她的发型。”

    母亲突然有些崩溃，我只得扶着她。她靠在我身上，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自从我下飞机后，我们都需要这种亲近感。我没有哭，好羡慕母亲，她的痛苦像是都随着眼泪流了出来。

    我开车送母亲回家，扶她上床，坐在她旁边，直到她入睡。

    午夜，我开车回伦敦。行驶在M11公路上，我打开车窗，放肆尖叫，叫声盖过了引擎的声音，盖过了高速路上的喧嚣，我对着黑洞洞的地方大声喊叫着，直到喉咙生疼，声音沙哑。到达伦敦时，路上冷冷清清的，寂寥的人行道上空空如也。很难想象这漆黑、荒废的城市到了早上又会充满光亮，人来人往。到底是谁杀了你，我还没想过，你的死扰乱了我的思绪。我只想回到你的公寓，似乎那样才会离你更近。

    抵达你的公寓时，车上的时钟显示是凌晨三点四十分。我记得这个时间是因为这天已不是你被发现的那天。你已经成为过去。人们总会以这样的话聊以自慰，“生活还得继续”，他们不明白，你的生活在继续，而你爱的人的生活却已终结，这难道不是人生莫大的痛苦？你被发现的那天已经结束，今后的每一天都不一样。希望、我和你的生活却画上了句号。

    漆黑中，我摸着冰冷的栏杆，顺着台阶走进你的公寓。因为肾上腺素的作用，加上寒冷的天气，让我更难以承受你已经死亡的事实。我在那个粉红色的仙客来花盆下摸索着钥匙，指关节在冰冷的混凝土上摩擦。钥匙不在那儿。我看见前门半掩着，便走了进去。

    有人在你的卧室里。我心中只有悲痛，再无其他的情感，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并不感到害怕。一名男子在翻找你的东西。一瞬间，愤怒代替了悲伤。

    “你在干什么？！”

    我悲痛得无法自已，那是一种从没有过的情绪，这让我连自己的话都辨识不出了。那人转过身来。

    “先到这里吗？”莱特先生问。我瞥了一眼时钟，差不多七点了。总算让我把找到你那天的事情说完了，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抱歉，我不知道这么晚了。”

    “你说过，当挚爱的人去世后，时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感觉我们的境遇并不对等。过去的五小时，他将我的情感外衣剥得精光。我们之间一阵沉默，我差点儿也想让他将内心的情感向我袒露。

    “我妻子去世两年了，是车祸。”

    我们目光相交，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如同参加同一场战争的两个老兵，战争让我们疲惫不堪，备受感情的折磨。狄兰·托马斯说得不对。死亡的确能占据上风。死亡赢得了战争，附带的伤害便是悲痛。当年我还是英语文学系的学生时，从没想过跟诗人争辩，更不用说学习他们的语言了。

    莱特先生陪我去走廊，朝电梯走去。有名清洁工正在用吸尘器打扫卫生。其他的办公室一团漆黑。他摁下电梯按钮，陪我一起等电梯。我独自进入里面。

    电梯下行时，我尝到喉咙里有股苦涩的胆汁味。在述说这段记忆的同时，我的身体也在记忆，恶心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像是身体要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祛除。心脏再次扑通扑通地胡乱撞击我的肋骨，掠走肺里的空气。我晃晃脑袋，脑袋仍然痛得要命，一如你被发现的那天。你死亡的事实在我脑子里不断地爆裂开来。就像我跟莱特先生说话时一样，我再次感觉到像是蒙着眼睛在雷区行走。你的死亡永远不会向记忆缴械投降，我总有一天会学会如何绕道而行，但不是今天。

    我离开那幢房子，夜很暖，但我仍然哆嗦着，胳膊上汗毛直竖，像是在竭力保持身体的热量。我不知道是刺骨的冷还是惊魂未定让我那天哆嗦得那么厉害。

    跟昨日不同，今天我已经感觉不到身后有任何威胁，也许是因为在我描绘出你那天被发现的情形后，我已经没有任何精力去恐惧了。我决定步行，而不是乘地铁回家。我的身体需要接受现实世界的信息，而不是活在回忆里。还要等一小时我才会到“郊狼”酒吧值班，所以，步行回家也有时间。

    你很吃惊，没错，我的确很虚伪。至今我仍然记得那个高人一等的语调。

    “去酒吧当侍女？你就不能找一份不是那么……”我声音渐弱，但我知道后面跟着的是“脑残”“有失身份”“毫无前途”这些形容词，来形容这份工作。

    “我只不过是找个混饭吃的工作而已，又不是一辈子干这个。”

    “可你为什么不找个白天的工作呢，这样总能有点意义吧？”

    “这不是白天的工作，是晚上的工作。”

    你幽默的腔调后面蕴含着一丝怒气，你能看到隐藏其中的嘲讽之意：我不相信你作为画家的前途。

    白天或者晚上的工作对我来说没有意义，这是我唯一的工作。老板出于同情准了我三星期的假，如今他的同情心也到头了。不管怎样，我得告诉他我今后打算怎么做，因为要待在伦敦，我提出了辞呈。这样的做法让我看起来像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我能灵活地应对各种状况，却放弃了设计公司高级经理的职位，做了一名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的兼职酒吧侍女。但是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在纽约的那份工作有稳定的薪水和退休金计划，每天按时下班，这也是我四平八稳生活的最后一个立足点。可奇怪的是，我喜欢在“郊狼”上班。

    步行起作用了，四十分钟后，我的呼吸平缓下来。心跳也带着明显的节律，终于想起你曾跟我说过，至少得跟爸爸打个电话。不过我想他的新娘远比我会安慰他吧。没错，他们结婚八年了，但我仍然觉得她是新娘，洁白无瑕，她的青春和假钻头饰光彩夺人，从未因为失去什么而伤痕累累。难怪父亲会在我们和她之间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来到“郊狼”酒吧，看到贝蒂娜已经把绿色的雨棚搭起来，正将那张旧木桌摆在外面。她张开双臂欢迎我，等着我前去拥抱她。要是在几个月前，我定会拒绝。幸好我现在没那么固执，没那么难以取悦了。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很感激这样的肢体语言，终于没再颤抖。

    她关切地问我：“你现在可以工作了吗？”

    “我没事，真的。”

    “我们看了新闻。他们说审判会在夏天进行？”

    “是的。”

    “你估摸我什么时候能把电脑要回来？”她笑着问道，“我的字写得太潦草了，没人看得清菜单。”

    警方知道你经常用那台电脑，便把它拿走了，想检查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有助于他们调查。她的笑容真迷人，总是能够感染我。她用一只胳膊揽着我，陪我进去，我这才发现她在特意等我。

    我上班的时候仍然觉得头痛、恶心，但是，即便有人注意到我这么安静，也无人对我说三道四。我向来擅长心算，所以做酒吧侍女这样的活儿对我来说信手拈来，但我却没办法跟客人谈笑风生，幸好这活儿由贝蒂娜干了，今天晚上我全指望她了，以前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也是指望你。酒吧里都是些常客，把我当成老员工，对我礼貌有加，既没向我提问，也没对发生的事说长道短。他们圆滑的处事风格让人佩服。

    回家时已经很晚了，我骨头都快散架了，很想倒头就睡。幸好只有三个不死心的记者还在等我。也许他们是需要钱的自由职业者。周围没有成堆成堆的人，也没人大声冲我喊出问题，或者将镜头对着我的脸，这更像是鸡尾酒派对上的场景，至少他们清楚我或许不想跟他们说话。

    “赫明小姐？”

    昨天他们还叫我“碧翠斯”，我对这种套近乎的方式厌恶至极（也有叫阿拉贝拉的，这是从那些准备工作做得实在马虎的记者嘴里喊出来的）。那名女记者跟我保持着一段礼貌的距离，仍在继续发问：“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这是那个星期天晚上我听见她在厨房窗户外面用手机通话的记者。

    “你是不是更希望待在家中给小孩读睡前故事呢？”

    她显然很吃惊。

    “我那天听到你说话了。”

    “今晚我儿子跟他姑妈在一起。可惜睡前故事挣不了钱。你能跟大家说说你妹妹的情况吗？”

    “她给她的孩子买了手指画的颜料。”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起这个。也许是因为这是你第一次不仅考虑眼前，还为未来做了打算。记者想打听别的消息，这不难理解，她还在等待。

    我想用一句话概括你，想起了你的那些特征，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给你打起了广告：漂亮，聪慧，正值妙龄，受人欢迎，追求快乐的生活，我听见你笑了。我没有提及你的幽默感，但你显然有这样的特质。我想起了人们为什么喜欢你。但就在列出这份清单的时候，突然觉得这无异于一份讣告，你这么年轻，怎能写下讣告。一位上了年纪的男记者之前一直没说话，现在也开口了：“她真的被学校开除了吗？”

    “是的。她讨厌规矩，特别是那些荒唐的规矩。”

    他潦草地记录下来，我继续搜肠刮肚地寻找可以形容你的长句。可是一个主句后面能接多少从句呢？

    “赫明小姐？”

    我迎着她的目光：“此刻她应该好好地活着。”

    我只用一句话概括你。

    我进入公寓，关上门，听见你对我说我以前对父亲太苛刻。你说得没错，但当时我仍然非常生他的气。你还太小，不知道他离开后母亲和里奥是怎么熬过来的，里奥三个月后就死了。理性地说，里奥是因为患了囊性纤维症才离开的，当时里奥病得很厉害，父亲没办法忍受看见他那个样子，母亲也非常紧张，心脏团成了一个小球，几乎无法将血液送到身体的其他器官，更别说还会在意其他人了。所以，从理智的角度看，父亲有他的理由。但他毕竟有过孩子，所以我觉得他没有任何理由抛弃我们（是的，“有过”，因为他的两个孩子已经死了，第三个也已不是小孩）。

    你相信他会回来的承诺。我比你大五岁，但并不比你聪明，我也像童话故事里那样幻想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可是我在大学的第一个晚上幻想便破灭了，因为我觉得圆满的结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从不奢望会有圆满的结局，只是盼望有一个幸福的开始。我希望在童年时能得到父亲的照顾，而不是成年后去父亲那里找到一份答案。但如今，这点我也无法确定。

    我看见你家窗外的记者都已散去。布丁弓着腰，在我脚边喵喵地叫，向我“敲诈”更多的食物。我喂给它吃的，又在罐子里放满水，然后来到厨房门外。

    “这是你的后院吗？”我第一次来到你公寓的时候问过你，惊讶于你家的“后院”并非美国人传统的花园，其实只是铺了几英尺见方的瓦砾，上面有几个带轮子的垃圾桶。你笑了。“到时候会很漂亮的，碧儿，等着瞧好了。”

    我很勤劳。把所有的石头都清走了，松了土，种上植物。你向来热衷于园艺，不是吗？我记得你小时候就拿着儿童用的油光发亮的小铲刀，系着那条特殊的园艺围裙，跟在母亲屁股后面在花园里转悠。我却从不喜欢，倒不是因为种子和开花结果之间需要漫长的等待（你却是这种性子，一点儿耐性都没有），而是因为花开后很快就会凋谢。植物的美都是转瞬即逝的。我宁愿收集陶瓷饰品，只有那些硬如磐石、没有生命的物体才不会隔天就变形、逝去。

    但现在既然住在你的公寓里，我保证好好照料你后门外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幸好地下室台阶通往公寓前门的那个繁茂的盆栽园由阿米亚斯打理），我每天都会给这里的植物浇水，甚至还会给花施肥。我也不知道原因，也许是因为我觉得你会在意这事，也许是因为我以前没照顾好你，现在只有靠照顾你的盆栽园来弥补？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我还是彻底搞砸了。所有的植物都死了。茎已经泛黄，只残留几片枯叶。这块光秃秃的地里什么都长不出来。我将几滴水从洒水壶里倒出来。我为什么还要给死去的植物和光秃的土地浇水呢？这样做已经毫无意义。

    “到时候会很漂亮的，碧儿，等着瞧好了。”

    我会把洒水壶重新装满水，继续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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