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我又为你买了一束矢车菊

    我们得尽力代替彼此，不仅是我们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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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今天早上我到达皇家检察署的办公室时，发现其他人种的小水仙花也绽放了，因为莱特先生的秘书用湿漉漉的纸包了一束水仙花出来，如同普鲁斯特蘸着茶水的小玛德琳蛋糕，潮湿的厨房里到处都是水仙花的根茎，我感觉回到了阳光明媚的教室，我将家中挑选的水仙花放在波特老师的办公桌上。那一瞬间，我的思绪回到了过往，那时里奥还活着，父亲也在我们身边，寄宿学校尚未在母亲每晚给我们的亲吻上留下阴影。但回忆的思绪被五年后那个更加残忍的记忆取而代之，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你给波特老师带去了一束水仙花，我很难过，因为我没有要送花的老师，而且我当时已经离开寄宿学校了。不过，即使那里有花，他们也不会让我摘的，因为一切都变了。

    莱特先生进来了，通红的眼睛里流着泪水。

    “别担心，只是花粉病，不会传染的。”

    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我为他的秘书感到可惜，为了讨好上司，她还特地把水仙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他走向窗户：“你介意我关上吗？”

    “不介意，没关系。”

    他显然很不舒服，我却很高兴可以分心关注别人的病痛，而不用留心自己的痛苦，这让我多少觉得不用那么自我了。

    “我们上回讲到卡莎搬过来跟你一起住了，对吗？”他问。

    “是的。”

    他冲我笑了笑：“我知道她现在仍然跟你住在一起。”

    他肯定是看了报纸上的新闻。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我搂着卡莎的那张照片，看来那张照片选得不错。

    “是的。第二天早上我给她播放了答录机里的《摇篮曲》。不过她也觉得那只是朋友的冒失之举。”

    “你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了吗？”

    “没有。我不能无端惹她生气。她刚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想法告诉我了，她甚至都不知道苔丝害怕的事，更别提知道是谁在威胁她了。我给她播放《摇篮曲》是够蠢的。”

    但是，如果我真的以平等的地位待她，会把心里的想法告诉她吗？我会想找个同伴分享这样的想法吗？但那晚我听到她的鼾声，醒来给她泡茶，给她做可口的早餐时，我就给自己的角色定了位：我要照顾她、保护她。

    “答录机里的磁带仍在转动，”我继续说，“有个叫哈蒂的女人留了一个消息，我不认识她，觉得没什么要紧的。但卡莎认得她，说那人也跟她和苔丝在‘倒霉妈妈诊所’。她觉得哈蒂的孩子已经生了，但没料到她会打电话过来。她跟哈蒂的关系没那么亲密，是苔丝经常组织她们聚会。她没有哈蒂的电话号码，不过有她的住址。”

    我照卡莎给我的地址去了那里，说起来倒是轻巧，但我没有车，而且对公共交通又不熟悉，我发现无论去哪儿都让人头大，而且很耗时间。卡莎躲在后面，她对自己鼻青脸肿的样子很介意，害怕见人。她以为我只是出于感情方面的考虑才去探望你的老朋友，不过我也没跟她解释。

    我们来到奥奇斯威克一幢漂亮的房子外面，按响门铃的时候总觉得有些尴尬。我没有提前打电话，甚至都不大确定哈蒂是不是在家。一个像保姆一样的菲律宾人抱着一个金发碧眼，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前来开门。她似乎很害羞，没有直视我的目光。

    “是碧翠斯吧？”她问。

    她肯定看出我的困惑了：“我是哈蒂，苔丝的朋友。我们在她的葬礼上见过，不过见面的时间十分短暂，只是握了握手。”

    当时人们排着长队来见我和母亲，如同婚礼上排着长队的迎宾队，只不过葬礼尤其残忍罢了，他们轮流着对我们说节哀，反反复复都是这两个字，像是你的死是他们造成的一样。我只想快点儿结束，不希望看到那么长的队伍，哪有心思记住那些新的名字和面孔。

    卡莎没有跟我说哈蒂是菲律宾人，不过她也没必要告诉我吧。但让我惊讶的不仅是哈蒂的国籍，还有她的年龄。你和卡莎还很年轻，甚至可以说是稚气未脱的少女，但哈蒂年近四十，手上还戴着婚戒。

    哈蒂替我把着门，她举止端庄，甚至有些谦恭：“请进。”

    我跟着她进入房间，婴儿的啼哭让我紧张起来，结果发现只是起居室播放的儿童节目的声音。我看着她把那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安顿好，让他看《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的动画片。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有个菲律宾朋友是做保姆的，但你没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当时我对你胡乱交友很生气。（天哪，居然跟菲律宾女佣做朋友！）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可以吗？”

    “可以，但我到十二点得去接他哥哥。你介意我……”她指了指厨房的熨衣板和洗衣篮。

    “当然不介意。”

    我突然出现在她家门口，现在又要向她打听事情，不过她似乎被动地接受了。我跟着她进入厨房，注意到她穿着的衣服价格便宜，不怎么耐穿。外面的天气很冷，但她仍然穿着一双旧塑料人字拖。

    “卡莎·列夫斯基跟我说你的孩子也接受了囊性纤维症的治疗，对吗？”我问。

    “是的。”

    “你和你丈夫都是囊性纤维症的基因携带者吗？”

    “显然是的。”

    她温顺的外表下说出来的话是那样斩钉截铁，她没有看我的眼睛，我觉得我肯定听错了。

    “你过去接受过囊性纤维症基因检测吗？”我问。

    “我有个孩子就得了这种病。”

    “抱歉。”

    “他现在跟他的爷爷和父亲一起住。我女儿也跟他们住。不过她没有得囊性纤维症。”

    哈蒂和她的丈夫显然都是囊性纤维症基因携带者，这样看来，我怀疑克拉姆医疗公司利用健康的婴儿做实验的推断并不能从她这里得到支持，除非……

    “你丈夫还在菲律宾吗？”

    “是的。”

    我开始设想各种场景，一个生性腼腆、穷得叮当响的菲律宾女人在丈夫远在菲律宾的情况下怎么会怀孕呢？

    “你是住家保姆吗？”我问，不知道这是一个冒昧的闲聊话题，还是在暗示屋子的主人就是孩子的父亲。

    “是的，我就住在这里。贝文先生不在的时候，乔治娜希望我留在这儿。”

    我注意到女主人叫“乔治娜”，男主人是“贝文先生”。

    “你在外面住会不会更好？”我问，再次想到了贝文先生是孩子父亲的场景。我不大确定为什么会想象一个这样的画面，难不成让她突然坦白：“哦，没错，这样房子的主人晚上就不会性侵我了。”

    “我在这里住得很开心。乔治娜心地很好。她是我的朋友。”

    我对这样的说法很不以为然，友谊是建立在两个对等的人身上的。

    “贝文先生呢？”

    “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他在外面有很多生意要忙。”

    这么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有用的线索。我看着她继续一丝不苟地熨衣服，心想乔治娜的朋友肯定很羡慕她吧。

    “你确定孩子的父亲是囊性纤维症基因的携带者吗？”

    “我不是给你说过了？我儿子就有囊性纤维症。”早前听到的那种斩钉截铁的口吻又出现了，而且这次我听得真切，“我见你完全是因为你是苔丝的姐姐，”她继续道，“出于礼貌才跟你见面，而不是要听你在这里质问我。这关你什么事？”

    我这才意识到我关于她的印象完全错了。我以为她的眼神不跟我接触是出于羞涩，其实她只是在谨小慎微地捍卫她的领地。她的害羞并非因为逆来顺受，而是在竭力守护自己的私人空间。

    “对不起。其实我只是没办法确定囊性纤维症治疗是不是合法的，所以我想知道你和你孩子的父亲是不是携带了囊性纤维症的基因。”

    “‘合法’这个单词这么长，你真觉得我能理解吗？”

    “是的，我想我刚才对你的态度实在太傲慢了。”

    她转身过来，似笑非笑，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完全变了个样。我能想象不管乔治娜是什么样的人，都会跟她成为朋友。

    “治疗是合法的。我的孩子就治愈了。但我的另一个孩子在菲律宾，没办法治疗。而且对他来说太晚了。”

    她仍然没有告诉我孩子的父亲是谁。我只能等到她对我没有戒备的时候再让她告诉我答案。

    “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她点点头。

    “参加治疗的时候你有没有收过酬金？”

    “有。三百英镑。我现在得去幼儿园接巴纳比了。”

    我还有很多问题，担心没有机会再问。她进入起居室，哄着那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让其不要看电视了。

    “我能再见到你吗？”我问。

    “我下星期二要去做临时保姆。他们八点后出门。你愿意的话可以过来。”

    “谢谢，我……”

    她示意我不要出声，手中抱着的孩子是很好的挡箭牌，避免再次出现不愉快的谈话。

    “我第一次见到哈蒂的时候，以为她跟苔丝、卡莎不一样，”我说，“她的年龄、国籍、职业都跟她们不同。但她跟苔丝和卡莎一样都穿着廉价的衣服，我这才意识到她们除了在圣安妮医院接受囊性纤维症的治疗外，还有个共同点，就是她们都没钱。”

    “你觉得这个发现很重要吗？”莱特先生问。

    “我觉得只有她们才容易被钱打动，才会愿意接受贿赂。我还发现哈蒂的丈夫在菲律宾，她们实际上都是单身。”

    “卡莎的男朋友迈克尔·弗拉纳根呢？”

    “卡莎接受治疗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她了。等他回来后，他们在一起也只有短短的几星期。我当时就想，不管背后指使的人是谁，都会特意选择这样的女人，因为没人在乎、没人关心她们。他就是在寻找那种孤立无援的女人。”

    莱特先生想要说点儿什么安慰我的话，但我并不想让自己觉得内疚，或是让自己安心，所以我急切地说道：“我在电视上，在克拉姆公司的视频上见过许多接受治疗的婴儿，画面上同时出现了婴儿的父母亲。我在想会不会只有圣安妮医院的孕妇才是单身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家医院肯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

    在饮料和泰迪熊的诱惑下，哈蒂小心翼翼地将那个蹒跚学步的金发孩子安置在童车里。她调了闹钟，拿起钥匙。我四处寻觅，却没有发现那个婴儿的迹象。没有哭声、没有婴儿监视器，也没有放置尿布的篮子。她一言不发。现在，她就要离开房子了，显然楼上也没有婴儿。我站在门阶上，准备离去，终于鼓起勇气，或者说关切地问道：“你的孩子呢……”

    她声音很小，以免吵到童车里的孩子。

    “他死了。”

    莱特先生有个午餐会议要参加，所以我到了外面。被昨日的大雨洗礼后，公园里的草青翠闪亮，番红花也闪耀着宝石般的颜色。我更想跟你在这里聊聊天儿，即便没有阳光，也有着明亮的色彩。哈蒂告诉你那次紧急的剖宫产手术后，她的孩子也死了。但她有没有告诉你，她必须做子宫切除手术，把子宫摘掉？此刻，我潸然泪下，不知旁人会怎么看，也许会觉得我有些疯癫吧？但当她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我根本无暇顾及她的孩子，更别说哭泣了，一门心思只想暗示她回答孩子的父亲是谁。

    我回到皇家检察署的办公室，继续在莱特先生面前讲述，尽量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只陈述赤裸裸的事实。

    “哈蒂告诉我她的孩子死于心脏病；泽维尔则死于肾功能衰竭。我确定两个孩子的死有一定的关联，肯定跟他们在圣安妮医院的治疗有关。”

    “你觉得有什么关联？”

    “不知道。我也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一开始我觉得他们的技术完全是理论上的，用健康的孩子做虚假治疗，完全是个骗局，只是为了谋取巨大的利润，但死了两个孩子之后，这样的推断已经站不住脚了。”

    莱特先生的秘书为他带来了抗组胺剂，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见我眼眶通红，她误以为我也过敏了，问我要不要吃药。我发现自己误会她了，倒不是说她试图对我表示关心，而是她想主动尝试消除水仙花的影响。跟着，她离开房间，我们继续。

    “我给罗森教授打电话的时候，他仍在美国讲课。我在他的手机上留言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在想，他对被常春藤大学邀请前去讲课感到自豪，难道这只是个幌子？以掩盖自己真正的目的，他莫非担心东窗事发逃之夭夭了？

    “你有没有将这个发现告诉警方？”莱特先生说。他手里那份我跟警方的电话记录在那段期间有一段空白。

    “没有。海恩斯探长早就觉得我在无理取闹，当然，这的确是我造成的。我得找到‘更有说服力的反转证据’才去找他们。”

    可怜的克里斯蒂娜，当时她在吊唁信的末尾写下“如果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事，尽管开口”这样的话时，可能没想到我真的会去找她帮忙，而且还找了她两次。我拨通她的手机，把哈蒂的孩子死了的事告诉她。她当时在上班，说话时一副雷厉风行的口吻。

    “有尸检报告吗？”她问。

    “没有。哈蒂告诉我她不需要。”

    我听到电话的背景声里传来哔哔的声响，克里斯蒂娜的声音里带着疲倦，说晚上下班的时候再打给我。

    那天，我决定去看望母亲。这天是三月十二日，我知道这个日子对她来说很难熬。

    里奥生日那天，我每次都会送花给母亲，给她打电话，虽然距离很远，我仍然会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关切。不过我通常都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通话，比方说要跟人见面、参加电话会议等，人为地制造障碍，这样我的情感才不会宣泄出来。但我从来没有控制不住感情的时候，每次情感即将发泄出来的时候，越洋电话那头颤抖的声音都会将其终结，说来真是有些尴尬。

    我已经为里奥买好了卡片，但在利物浦街站，我又为你买了一束矢车菊，鲜蓝色的花惊艳动人。店主包装花的时候，我想起了卡莎的话，说我应该把花放在那间公厕里，她几星期前就做过这事。她一再坚持要我这么做，觉得这对母亲也有“疗愈”作用。但把花放在斑马线旁、街灯的柱子上、路肩处这种眼下流行的表达哀思的方式，会让母亲觉得不安。花儿就应该放在你葬身之地，而不是你死亡的地方。而且我已经尽我所能不让母亲看到那间公厕。其实我同样如此，再也不想靠近那里。所以，我告诉卡莎我宁愿在你的花园里种上漂亮的植物，悉心照看，看着它们枝繁叶茂。跟母亲一样，我也在你的墓地放了些花。

    我从小哈德森站走了半英里路来到教堂，看到母亲已经在墓地里了。我跟你说过几天前我同她一起吃过午饭，我提前告诉你是想让你安心，这样对她也公平。你已经知道在你死后她的变化有多大。她再次变成了我们孩提时的那个母亲，穿着沙沙作响的睡衣，脸上的面霜即使在黑暗中也散发着令人安心的香味，暖暖的，充满爱意。她很焦虑，感情也变得脆弱。这是在你的葬礼上发生的改变。那不是渐变的过程，而是瞬间的变化，令人害怕。你坠入湿漉漉的泥土时，她外表粉饰下的性格被击得粉碎，内心的感情暴露无遗，她在心底无声呐喊。伪装破碎的那一刻，她对于你死亡的幻想也土崩瓦解。跟我一样，她也知道你绝不可能自杀。突如其来的醒悟让她脊椎里的力量一股脑儿地消失，令她的头发没了色彩。

    每次见到她时，都感觉她是那样苍老，头发是那样花白，这些都能让我错愕不已。

    “妈？”

    母亲转过身，我看到她脸上挂着泪珠。她紧紧地抱着我，脸贴在我的肩膀上。我感觉到她的眼泪湿透了我的衬衫。她轻轻推开我，强颜欢笑。

    “我不该把你当成手帕。”

    “没事，随时都可以。”

    她捋了捋我的头发：“你的头发这么长了，该剪了。”

    “我知道。”

    我伸手抱着她。

    父亲回法国了，没说给我们打电话，也没说来探望我们，他总算诚实了，不会轻易承诺做不到的事情。我知道他爱我，却不会时常出现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就只剩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们将彼此视若珍宝，觉得再怎么珍惜都不为过。我们得尽力代替彼此，不仅是我们两个，还要代替你、里奥和父亲的责任。在人生遭遇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必须振作起来。

    我将矢车菊放在你的墓前，自从你的葬礼后我就没见过这种花了，看着你和泽维尔身上隆起的土，我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跟警方交涉、去医院、在网上搜索、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停地怀疑、控诉，而你却被埋在土里，同光亮、空气、生命和爱隔绝。

    我转身来到里奥的坟墓，放下卡片，是一张机动部队图案的卡片，我觉得八岁的孩子会喜欢。我从未让他长大。母亲已经在上面放了一件包裹好的礼物，她说是一架遥控直升机。

    “他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得了囊性纤维症的？”我问。

    母亲以前跟我说过，在还没有露出任何病征的时候，里奥就知道自己得了囊性纤维症，但她和父亲都不知道他们是基因携带者，那他们怎么知道带里奥去检查呢？我现在已经有了思维定式，习惯性地提出问题，即便在里奥的墓前也不例外，本来今天应该是他的生日。

    “他很小的时候经常哭，”母亲说，“我吻他的脸时，发现他的眼泪特别咸。我顺口就跟医生提了一下，不过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眼泪很咸是囊性纤维症的一个症状。”

    还记得吗，小时候，即使我们哭了，母亲也不会亲我们？但我记得她以前会，那时候她还没尝过里奥的眼泪。

    我们沉默片刻，我的目光从里奥的旧坟转到你的新坟上，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对你们的哀思是那样的直观。

    “我决定立块碑，”母亲说，“我想刻成天使的模样，将大石头雕刻成张开双翼的天使。”

    “我想她会喜欢天使的。”

    “她会觉得天使很滑稽，很好笑。”

    我们两人闪过一丝微笑，想象着你对天使墓碑的反应。

    “但我觉得泽维尔会喜欢，”母亲说，“我的意思是说小孩会觉得天使很可爱，对吗？不会太伤感。”

    “肯定不会。”

    不过母亲却是那样的多愁善感，她每星期都会带一只泰迪熊来，之前的玩具熊如果弄湿了，或者脏了，她就会用新的替换。这样做让她觉得有些许歉意，但也不会觉得太抱歉。年迈的母亲可能会对糟糕的品位心存恐惧。

    我再次想起了我们之间的那次谈话，当时我叫你把你怀孕的事告诉母亲，不过我忘了结局，我想自己可能是故意忘记的吧。

    “你还保存着上面绣着星期几的灯笼裤吗？”你问。

    “你又在改变话题。我九岁就有那种裤子了。”

    “你真会按星期穿吗？”

    “如果你不告诉她，她会觉得很受伤。”

    你的声音破天荒地变得严肃：“她每次话一出口就会后悔，可就是忍不住。”

    你心地善良，总是先顾忌爱，然后才会考虑真相。但我以前没能明白你，以为你只是找借口，只会“逃避问题”。

    “碧儿，等我生下孩子就会告诉她的，到时候她会爱上他的。”

    你猜得没错。

    母亲在你的墓地旁边种了一株卡里尔夫人玫瑰，放在瓷盆里。“这个只是暂时放在这里，等到天使刻好就换了。要是什么都没有看起来会光秃秃的。”我给洒水壶里装满水用来浇花。我还记得你小时候，带着小小的园艺工具，跟在母亲屁股后面转悠，手里捧着一把从别的植物上收集来的种子，我想可能是耧斗菜吧，但我并未太留心。

    “她以前很喜欢园艺，对吗？”我问。

    “还是小不点儿的时候就喜欢了，”母亲说，“我是三十几岁才喜欢的。”

    “是什么让你喜欢上园艺的？”

    我们聊着天，这样的聊天绝不会触及痛处，我希望母亲能找到些慰藉，谈起植物时，她总是兴致勃勃。

    “植物种下后会变得越来越漂亮，三十六岁那年，我遇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母亲说，用裸露的手指捏着玫瑰旁边的泥土。我看见她的指甲里都是泥。“我不该介意自己逝去的容颜，”她继续说，“但我非常担心，那时里奥还没有死，我觉得自己没被善待，整天忙忙碌碌的，就因为自己曾经是个漂亮的姑娘，有个出租车司机——这样的人总喜欢多此一举——比方说，他会告诉我你以前长得还不错，甚至说挺漂亮的，但这种冒失的举动往往惹我不快，他们哪里知道漂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黯然失色，可他们好像是怪我不能留住美丽的容颜。”

    我听后有些吃惊，不过也只是些许吃惊而已。如今，我对这种口无遮拦的说话方式已经习以为常。母亲用脏手擦了一把脸，脸庞上顿时留下一道脏印。“苔丝长大后很漂亮，却不知道人们因为她的漂亮对她格外慷慨。”

    “可她从来没有因漂亮而变得骄傲。”

    “她没有必要。世界的大门为她开放，她只需微笑走过，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妒忌她吗？”

    母亲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不是妒忌，看着她我能看到自己变成什么样子。”她顿了顿，“我有点儿醉了，今天是里奥的生日，我喝了点儿酒。当然，也是他的忌日。现在又成为苔丝和泽维尔的忌日了，对吗？如果我不注意点儿，到时准会变成酒鬼。”

    我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每逢里奥的生日，苔丝总会陪我。”她说。

    在车站互相道别时，我建议下星期日一起去郊游，去彼得舍姆草甸的花园餐厅

    ，你以前挺喜欢那里，只是囊中羞涩。我们拿定主意去那里选一株你喜欢的新植物，种在你的花园里。

    我搭火车回了伦敦。你从没告诉我里奥生日的时候你会去探望母亲，想必是不希望我觉得内疚吧。我不知道你在其他时间是不是也常去看望她，估摸直到肚子隆起的时候才不去了。我从电话单上知道我平日里一点儿也不重视你，现在我才意识到我对母亲也很疏远。我向来认为你才是母亲的贴心小棉袄，而不是我。

    我在逃避吗？其实我在纽约的工作并不是什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只是我离开母亲，撇下责任，在另一个大陆追求一种干净利落的生活。你也许需要我提醒某某的生日快到了，却从未逃避。

    我在想为什么王医生没有指出我的缺点。这么出色的心理医生应该在治疗的过程中描绘出道林·格雷

    式的画像，这样病人才能认清自己，但这对她并不公平。是我没有提出关于自己的合适问题，也从未质疑过自己。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让我从自我剖析的状态下猛然醒悟。是克里斯蒂娜打来的。她跟我寒暄了一会儿——我想她只是想解释为什么这么迟才打电话来，然后才进入主题。

    “泽维尔和另一个孩子的死没有关联，小赫。”

    “肯定有。苔丝和哈蒂在同一家医院接受同样的治疗。”

    “我知道，但从医学的角度看，他们之间没有关联。没有什么东西既能引发严重的心脏病导致一个婴儿死亡，又能诱发严重的肾脏问题——很可能令整个肾脏都衰竭了——从而导致另一个婴儿死亡。”

    我慌忙打断她的话：“在基因领域，一个基因就能编排出完全不同的东西，不是吗？所以也许……”

    她再次打断我的话，也许只是因为火车上信号不好：“我也怕自己弄错了，还特地跟我的教授核实过。具体情况我没跟他说，只是跟他说了一个假定的情节。他说两种毫不相干的致人死亡的案例绝不可能是相同的原因造成的。”

    我知道她将科学术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了出来，好让我能听明白。我知道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但道理是一样的。圣安妮医院不必为两个婴儿的死负责。

    “可这也太奇怪了，不是吗？两个孩子都死在圣安妮医院？”我质疑道。

    “每家医院都有生产死亡率，圣安妮医院每年会产下五千名婴儿，所以，这样的事情虽然叫人悲痛，但只能说是不幸的意外事件，并不是什么异常情况。”

    我想进一步询问她，看看她说的有没有什么漏洞，但她不再作声。我感觉火车在摇晃，自己身体很不舒服，精神状态自然也很糟糕，这种不适的状态也让我担心卡莎。最近我一直想带她去旅行，但这样的计划可能对她不怎么负责，所以我才跟克里斯蒂娜再次确认一下。我很高兴她能帮忙，提供的信息极为详尽。

    我把我跟克里斯蒂娜通电话的事告诉莱特先生了。“我想肯定有人对那些孕妇撒谎了，隐瞒了孩子的真正死因。没有一个孩子有尸检报告。”

    “你从没想过也许是你弄错了呢？”

    “没有。”

    他好像在用欣赏的眼神看着我，我应该不会搞错。

    “我没有精力去想我是不是弄错了，”我继续说，“我只是没办法再重新开始调查一遍。”

    “那你接下来是怎么做的？”他问我。听到这个问题时，我感到一阵疲惫，就跟当时一样身心俱疲。

    “我回去找哈蒂了。虽然我觉得她那边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我必须试一试。”

    我再清楚不过自己是在胡乱地抓救命稻草，但我又不得不这么做。唯一可能帮上忙的就是确定哈蒂孩子的父亲是谁，但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我按响哈蒂家的门铃时，是一个年约三十的漂亮女人开的门，我猜想她就是乔治娜，她一只手拿着一本童书，另一只手拿着一支口红。

    “你就是碧翠斯吧，请进，我本来跟哈蒂说我最晚八点要出门，但今天晚了点儿。”

    哈蒂出现在她身后的门厅里。乔治娜转身对她说：“你给孩子们读奶牛的故事吧。我给碧翠斯倒杯饮料。”

    哈蒂撇下我们上楼去了，我感觉这是乔治娜故意安排的，不过她看起来特别友善。“《波西和奶牛》的故事很短，从头到尾也就六分钟，还包括模仿火车头和动物的声音，所以她很快就会下来。”她开了一瓶葡萄酒，递给我一杯，“别让她难过了，好吗？她最近承受的苦难太多了，孩子死后她几乎没怎么吃饭，尽量对她友善一点儿。”

    我点点头，她这样关心朋友让我对她心存好感。这时，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乔治娜离开前冲楼上喊道：“我把灰皮诺葡萄酒开了，你也喝点儿。”哈蒂冲楼下道了谢。她们就像两个年纪相仿的合租者，而不像主仆关系。

    哈蒂安顿好孩子就下楼了，我们进了起居室。她坐在沙发上，双腿摆放的姿势颇为优雅，手中端着葡萄酒，俨然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而不是住家的用人。

    “乔治娜人好像挺好的……”我说。

    “是的。她很好。我把孩子的事告诉她后，她给我支付了回家的机票，还预支了两个月的薪水。其实他们也不富裕，都是全职工作，也只能勉强支付我的薪水罢了。”

    看来乔治娜并不是那种典型的雇用菲律宾保姆的人家，哈蒂也不用住在扫帚间里。我脑子里闪过那些标准的问题。她知道你害怕谁吗？她知道谁可能给你毒品吗？她知道你被杀害的原因吗？（每次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强打精神。）哈蒂不会有答案的。跟你别的朋友一样，你生下泽维尔后，她就没见过你了。我绞尽脑汁地想着问题，却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你为什么不把孩子父亲的名字告诉任何人？”

    她犹豫了一下，我想她看起来有些羞愧。

    “他是谁，哈蒂？”

    “我丈夫。”

    她不再吭声，我更想问个明白了：“你在怀孕的时候获得的这份工作吗？”

    “我想如果人们知道实情没有一个人会雇用我的。等到被人看出来的时候，我可以把孩子的预产期往后说。我宁愿让乔治娜误会我不守妇道，却不想让她觉得我骗了她。”我的样子肯定很困惑。“她信任我，把我当成朋友。”

    那一刻，我觉得女人之间的友谊从来跟我无缘，我也从没感觉自己需要，因为我已经有你了。

    “你跟苔丝说过孩子的事吗？”我问。

    “说了。她的孩子还要几星期才到预产期。我跟她说的时候，她哭了。我很生气，因为我的情绪本来没那么悲伤，是她感染了我。”

    你当时察觉她对你生气了吗？她跟这么多人交谈过，她是唯一一个指责你的人，你还曾误解了她。

    “其实我感觉解脱了。”她说。语气颇有些挑衅的意味，让我很是错愕。

    “我理解，”我答道，“你家里还有别的孩子需要照料。生孩子意味着连工作都会没了，不管雇主有多善解人意，你都没办法寄钱回家了。”我望了她一眼，觉得自己还没说到点子上，“要么就是你不忍心把另一个孩子扔在家里，自己一个人跑到英国来工作。”她看着我的眼睛，算是默认了。

    我为什么能理解哈蒂，你却不能？因为我懂羞耻之心，你却从没经历过这样的感觉。哈蒂起身：“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是的，你知道在基因治疗的时候是谁给你注射的吗？”

    “不知道。”

    “生孩子的时候是谁给你接生的？”

    “是剖宫产。”

    “但是你肯定也见过医生吧？”

    “没有。他戴着面具。给我注射的时候、动手术的时候都戴着面具，在菲律宾可不是这样。没有人会注意卫生问题，但在这里……”

    她说话的当儿，我想起了你画的那四幅梦魇一样的画，女人尖叫，戴面具的男人俯在她身上。那根本不是由毒品引起的幻觉，而是你亲身经历的事。

    “你的病历本还在吗，哈蒂？”

    “不在了。”

    “医院弄丢了吗？”

    她似乎很惊讶我居然知道这事。

    我把咖啡喝光了，不知道是咖啡因的作用还是那些画的记忆，我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咖啡洒在了桌子上，莱特先生关切地看着我。“要不今天就到这里吧？”他建议道。

    “好的，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一起出去。经过接待室，莱特先生看到秘书放在办公桌上的水仙花，停了下来。我发现她很紧张。莱特先生转身看着我，眼睛通红。

    “苔丝跟你说的水仙花里的黄色基因可以治疗孩子的眼病，这个点子我很喜欢。”

    “我也是。”

    芬伯勒警探在皇家检查署大楼附近的卡卢西奥餐厅等我。他昨天给我打过电话，问能不能见一面。我不大确定这是不是符合规矩，但还是同意了。我知道他不会因为私事找我，为了事实的真相，他从不会拐弯抹角，在这点上他比别人都强。

    我朝他走过去，两人都犹豫了一会儿，就好像我们会像老朋友那样亲吻对方的面颊一样，对了，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当初还是他告诉我你是在厕所里被发现的。他还曾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把残酷的真相告诉我。我们的关系既不是在鸡尾酒派对上互相浅尝辄止地碰下脸，也不单单是警察和受害者亲属之间的关系。这次我也跟他以前一样，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过，这次我的手更加温暖。

    “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碧翠斯。”

    我刚要回答，一个女服务生将托盘端得高高的，从我们中间穿了过去，她的马尾辫里插着一根铅笔，显得十分干练。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教堂，那里比较安静、严肃，我们可以低声谈论一些要紧的事，而不用扯着嗓子力图盖过锅碗瓢盆和客人闲谈的声音。

    我们坐在一张桌旁，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的气氛亲密得有点儿尴尬。于是我打破了沉默。

    “弗农怎么样了？”

    “她升职了，”他答道，“现在在家暴中心工作。”

    “恭喜。”

    他冲我笑了笑，算是打破了坚冰，突然谈到了正题：“你一直都是对的。我早应该听你的，应该相信你。”

    我以前总是幻想能听到这句话，希望我能小声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某个警察也会跟我这么说的。

    “至少你怀疑过，”我说，“而且真的采取行动了。”

    “可惜太迟了。不应该让你这样冒险。”

    餐厅的声音突然沉寂下来，灯光逐渐变得昏暗，最后变得一片漆黑。我刚刚还能听到芬伯勒警探在跟我说话，安慰我说没事的，接下来他也变得沉默，四周黑魆魆的，我想大声尖叫，无奈嘴里无法发出半点儿声响。

    我醒过来后，发现自己是在咖啡厅温暖、干净的女厕里，芬伯勒警探跟我在一起。他告诉我，我昏厥了大概五分钟。不算太久，但这是我第一次失声。卡卢西奥餐厅的工作人员很热心，叫了一辆出租车送我回家。我问芬伯勒警探可不可以陪陪我，他欣然同意。

    现在我在一辆黑色的出租车里，旁边有一名警察，但我仍然感到害怕。我感觉他还在跟踪我，我能感觉到他正杀气腾腾地离我越来越近。

    我想告诉芬伯勒警探，但跟莱特先生一样，他也会告诉我那人被关在监狱里，再也不会伤害我了，没什么好怕的，但我没办法相信他。

    芬伯勒警探等我安全进入公寓后，才坐地铁离开。我关上门，布丁毛茸茸的身体在我脚边转来转去，发出呜咽的声音。我叫了卡莎的名字，但没有回应。胸中那团焦躁的火花终于熄灭，我看到桌上有张字条，说她去参加产前小组了。那她随时都会回来。

    我走到窗边检查了一下，拉上窗帘。有两只手在另一侧敲击玻璃，要将窗户砸碎。我尖叫着，那人消失在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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