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子兵法·九地篇》说：“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荆州在当时战略家眼中，就是一块必欲得之以取其利的战略“争地”。

    诸葛亮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

    孙吴鲁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

    曹操的谋士荀彧对曹操说：“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

    从上述三个人的言论可知，刘备若得荆州，就可以从荆州和益州夹击中原，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孙权若得荆州，便可依长江天险，鼎足于江东，抗衡曹操，进而谋取天下。曹操若得荆州，便可雄据江东上流，乘长江而下，吞灭孙吴，一统天下。

    荆州既为战略争地，就决定了它的安宁期是有限的。荆州的安宁，外取决于各路军阀忙于自身的巩固与扩展，内取决于刘表团结荆州士人拥兵自保。一旦这两个条件起了变化，荆州就将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建安八年（203）以后，荆州得以安宁的两个条件已经起了变化。

    先说外部条件。

    官渡之战后，袁绍于建安七年忧愤而死。他有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袁绍生前对三个儿子作了安排，小儿子袁尚，因受后妻刘氏之宠，袁绍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打算让他继承自己的位置。长子袁谭，被派出去任为青州刺史。二子袁熙，被任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被任为并州刺史。对于这样的安排，谋士沮授认为不妥，他谏劝说：“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谭长子，当为嗣，而斥使居外，祸其始此矣。”对沮授的劝告，袁绍并没听进去。袁绍死后，众人都认为袁谭身为长子，当继承袁绍。袁谭自己也认为理当如此，赶回来继位。袁绍的老部下逢纪、审配、辛评、郭图分为两派，逢纪、审配不满于袁谭，辛评、郭图则依附于袁谭。逢纪、审配二人怕袁谭继位于己不利，便抢先假造袁绍遗书，拥立袁尚为嗣。待袁谭赶回，木已成舟，无法改变，便自称车骑将军，屯兵黎阳（治今河南浚县西南）。从此，兄弟二人矛盾加深。

    袁谭、袁尚兄弟不和，给曹操北平冀州造成机会。建安七年九月，曹操出兵攻打袁谭。曹操大兵压境，反倒促成了二袁暂时的联合。袁尚率大兵授助袁谭，与曹军一直对峙到建安八年。这时，曹操的谋士郭嘉献计说：“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曹操接受了郭嘉的建议，撤兵回许县。

    建安八年八月，曹操南征荆州，屯军于西平（治今河南西平西）。曹操此举，亦虚亦实。虚者，正如郭嘉所说，“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减轻对袁谭、袁尚的压力，让二人矛盾重新激化。但是，曹操兵指荆州，并非完全做做样子，如果二袁没有变化，或者遇到机会，征伐荆州很可能变成实际行动。因为占领荆州也是曹操的战略方针之一。

    事实上，曹军到西平以后，恰逢袁氏兄弟纷争又起，袁谭派辛毗向曹操求救。当时“群下多以为刘表强，宜先平之，谭尚不足忧也”。但谋士荀攸劝道：“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绍以宽厚得众，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构恶，此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曹操本已答应先平河北，“后数日，更欲先平荆州，使谭、尚自相敝”。郭嘉劝阻，辛毗也力劝曹操先行攻打袁氏兄弟。在众人的劝说下，曹操才最后决定暂时放下荆州，北上攻打袁尚。曹操率军北上时，说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攻吕布，表（指刘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在曹操的战略计划里，荆州是他平定北方后接着就要进攻的目标。

    北面曹操虎视眈眈盯着荆州，东面的孙权已经对荆州采取了行动。

    建安五年孙策死前的第二次攻伐黄祖，实际上是向荆州拓展势力。孙权继位掌管江东，张昭、周瑜等人认为孙权是可成大事之人，委心而服事之。孙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又命周瑜、程普、吕范等人为将帅，“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鲁肃初见孙权，即建议他“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孙权当时表示：“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孙权虽然这样说，但并非不想占据荆州，只是觉得江东尚未巩固，进兵荆州是下一步的事。经过几年巩固江东的时间以后，孙权便开始实施鲁肃的建议。

    建安八年，孙权出兵，西伐荆州夏口（今湖北武汉）守将黄祖。这一仗，大破黄祖水军，但还没有攻破夏口城，因后方山越反叛，孙权只好回军。

    建安十二年，孙权再次西击黄祖，“虏其人民而还”。

    建安十三年，黄祖下属甘宁投奔孙权，促使孙权下决心再一次大规模征伐黄祖。

    这是孙权对黄祖的第三次进攻。

    对于孙吴的进攻，黄祖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他在沔口设下两只蒙冲大舰，用两条粗大的棕榈绳各系一块巨石沉入江底。把两条大舰牢牢固定住。每条大船上放置千名弓弩手，乱箭齐发，飞矢如雨，犹如两扇紧闭的大门，使吴军不能通过沔口。吴国前锋大将董袭和凌统，各领百名敢死队员，每人身穿两层铠甲，乘大舸船冲进去，逼近蒙冲大舰。董袭挥刀接连砍断两条棕榈绳，使两条蒙冲大舰失去了根基。两条大船如大门离开枢轴，失去了防卫功能，吴国水军一下涌进来。黄祖忙令都督陈就率水军迎战，吴平北将军吕蒙一马当先，斩杀陈就。黄祖见大势已去，开门逃走，被骑士冯则赶上，一刀杀死。这一仗，孙权大获全胜，不但杀死了黄祖，还“虏其男女数万口”。

    北方的曹操，东面的孙权，都对荆州虎视眈眈，志在必得。

    他们对荆州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虽未对荆州造成致命摧毁，但分明让人感到了疾风暴雨来临前夕的阵阵凉风。

    山雨欲来风满楼。

    再来看看荆州内部的条件。

    荆州这座楼，以什么面貌迎接这场必定要到来的暴风骤雨呢？这是一座危机重重、千疮百孔、摇摇欲塌的危楼。

    荆州内部的危机，表现为三种矛盾：刘表家族内部的矛盾、刘表政权内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荆州境内的主客矛盾。

    刘表家族内部的矛盾，主要指他的两个儿子刘琮、刘琦争夺继承权问题的斗争。刘表政权内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主要指刘表自保荆州的主张与其臣下投降曹操主张的分歧。荆州境内的主客矛盾，主要指刘表集团与客居荆州的刘备集团的矛盾。这三种矛盾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互相交叉，互相作用，缠绕在一起的。

    先看刘表家族内部的矛盾。

    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开始，刘表很喜欢刘琦，不仅因为他是长子，而且因为他长得很像自己。但是，自从次子刘琮结婚以后，刘表爱子的天平渐渐地偏到了刘琮一边。原来，刘琮所娶之妻，是刘表后妻蔡氏的侄女。因为这层关系，蔡氏想让刘琮取代刘琦的位置。她多次对刘表说刘琦的坏话，还联合蔡瑁、张允等向刘表进谗言。这三个人都是荆州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蔡氏是刘表的妻子，蔡瑁是刘表的妻弟，张允是刘表的外甥。她们三个人一齐讲刘琦不好，渐渐地，刘表竟真的以为刘琦不好了。蔡氏不喜欢刘琦，除了刘琮的关系外，恐怕还与刘琦的政治态度有关。蔡氏是属于亲曹派，这点后面我们还要细说。至于蔡瑁，与曹操的关系更不一般。史载：

    蔡瑁字德珪，襄阳人。性豪自喜，少为魏武（即曹操）所亲。刘琮之败，武帝造其家，入瑁（指蔡瑁）私室，呼见其妻子，谓曰：“德珪，故忆往昔，共见梁孟星，孟星不见人时否？闻今在此，哪得面目见卿邪！”

    蔡瑁与曹操关系如此亲密，可见也是亲曹派。而刘琦却不同，他作为刘表的长子、荆州未来的首领，是坚持父亲自保荆州方针的。刘琦非常器重诸葛亮，诸葛亮“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是坚决的反曹派，从刘琦与诸葛亮的关系，可以看出刘琦反对亲曹的政治态度。在这点上，刘表家族内部的矛盾又与荆州内抗曹和降曹派的矛盾相互纠缠着。

    刘琦日益被刘表疏远，心内非常不安，便找诸葛亮请求自安之术。开始，诸葛亮只是搪塞应付，并未认真给他出主意。诸葛亮这样做，并不是对刘琦不负责任，而是认为对这件事的处理须谨慎。此时诸葛亮已经加入刘备集团，他认为，刘琦之事若处理不好，不但害了刘琦，而且会使刘备集团受到影响。他在琢磨着既不使荆州当局疑心，又能保证刘琦的安全，同时又对刘备集团有利的办法。

    刘琦见诸葛亮迟迟不为自己出主意，心中暗暗着急。有一天，刘琦又邀请诸葛亮到他家去作客。诸葛亮知道刘琦又要向自己讨求安身的办法了。此时，诸葛亮已经想好了一条三全其美的办法，便接受了刘琦的邀请，来到他家。刘琦把诸葛亮带到后园，此地非常僻静，除了看园的家丁绝无他人。在后园内，有一座小阁楼，二层楼上，刘琦早已摆好了一桌宴席。二人来到楼上，边饮边谈。突然，阁楼的梯子被刘琦的下人搬走，楼上只剩下刘琦、诸葛亮二人。诸葛亮忙问为何，刘琦说：“是我让他们这样做的。现在我们上不着天，下不至地，旁无他人，言出您口，入于我耳，总该说说您的主意了吧？”诸葛亮微微一笑，说：“主意倒是有，不过你先得听我讲一个故事。”刘琦忙说：“只要有好主意，听听故事又何妨。我洗耳恭听便是。”

    诸葛亮不慌不忙，讲起了春秋时发生在晋国的一段故事：

    晋献公攻打骊戎时，娶了一个名叫骊姬的女人。在此之前，晋献公已经有了几个儿子：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后来骊姬也生了个儿子，名叫奚齐。骊姬为了让奚齐能立为太子继承王位，便阴谋设计陷害申生和其他几位太子。有一天，骊姬对申生说：“你的父亲梦到你的生母齐姜了，你得赶快祭祀她。”申生很孝顺，便回到自己的封地祭祀母亲。祭祀完毕，申生又把祭祀用的酒肉拿回来献给父王。此时，晋献公外出打猎未归，骊姬便把酒肉收下，代为送达。申生走后，骊姬却往酒里肉里都渗了毒药。晋献公回来后，骊姬假意献酒，故意让酒洒在地上，剧毒掉在地上，立刻起了反应。骊姬假惺惺地说：“酒里有毒，肉里也一定有问题。”便让狗吃了一块肉，狗也当场毙命。晋献公勃然大怒，下令逮捕太子申生。骊姬又添油加醋，说其他公子也参与了此阴谋。晋献公下令把重耳、夷吾也一起逮捕。有人劝申生向晋献公揭穿骊姬，或者逃出晋国，都被申生拒绝。最后申生自杀，而重耳等人却跑到国外，过起流亡生活。

    故事讲到这里，诸葛亮突然问刘琦：“你知道为什么申生死了，而重耳却活下来了？”刘琦没有回答，他想听听诸葛亮的高见。诸葛亮见刘琦不答，便说道：“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

    刘琦恍然大悟，诸葛亮哪里是在讲故事，分明是在给自己出主意。他决意离开襄阳，离开这权力斗争的中心。送走诸葛亮，他来到父亲刘表处，要求外出任职。正巧黄祖刚死不久，刘表便让刘琦担任江夏太守。不久，刘琦离开襄阳，到江夏任职去了。

    诸葛亮为刘琦出此计策，一方面是解刘琦之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刘备集团的利益。他知道，在刘表集团内，主张投降曹操的人不在少数。刘表体弱多病，万一荆州有变，刘备的抗曹将与当局的降曹相冲突，到那时，刘琦的江夏郡还可以作为一块立足的根据地。从这方面讲，刘表宗室内部的矛盾又和荆州内的主客矛盾相纠缠着。

    荆州内部的第二个矛盾是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刘表是不主张降曹的。他苦心经营荆州十九年，把它变成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小王国，可以说，这是他一生的心血，一生的成就。他怎能轻易拱手让人！早在曹操屯军西平，兵临荆州时，刘表就表示了他不轻易投降的态度。他认为曹操之所以兵临荆州，是由于袁尚、袁谭兄弟不合作抗曹，致使曹操无后顾之忧的缘故。所以，他分别写信给二袁，晓以利害，喻以大义，企图说服二人和好，与自己结成抗曹联盟。他给袁谭的信中说：

    夫欲立竹帛于当时，全宗祀于一世，岂宜同生分谤，争校得失乎？若冀州（指袁尚）有不弟之傲，无惭顺之节，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今仁君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敖。然庄公卒崇大遂之乐，象敖终受有鼻之封。愿捐弃百痾，追摄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

    他又给袁尚写信说：

    今二君（指袁尚、袁谭）初承洪业，纂继前轨，进有国家倾危之虑，退有先公遗恨之负。当唯曹是务（指抗曹），唯国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刚柔相济，然后克得其和，能为人用。今青州（指袁谭）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度数弘广，绰然有余，当以大苞小，以优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曲直之评，不亦善乎！

    刘表如此苦口婆心，与其说是在挽救二袁的昆仲之谊，不如说是在挽救荆州。他的目的是在自己抗御曹操的进攻时，能得到二袁的外线配合。

    在刘表政权内，主张抗曹保荆的还有一些人。例如大将王威，在刘表已死，刘琮降曹，刘备败走之时，仍向刘琮建议说：“曹操闻将军既降，刘备已走，必懈弛无备，轻行单进。若给威奇兵数千，徼之于险，操可获也。获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又如刘表大将文聘，在外据守汉川。刘琮降曹，令文聘与他同降，文聘拒绝说：“聘不能全州，当待罪而已。”

    然而，在刘表政权内，主张降曹的人为数很多，而且他们中许多人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早在袁绍、曹操在官渡对峙时，刘表的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就对刘表说：“夫以曹公（指曹操）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称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故为将军计者，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就连协助刘表开创荆州的蒯越，此时也劝刘表投降曹操。后来，刘表派韩嵩到曹操那里观察虚实。不料韩嵩回来后，盛称曹操威德，并劝刘表送儿子到曹操那里为人质，以表示对曹操的忠诚。对于韩嵩的过分举动，刘表勃然大怒，要把韩嵩杀掉。这时，刘表的夫人蔡氏出来讲情，她说：“韩嵩，楚国之望也，且其言直，诛之无词。”其实，蔡氏为韩嵩讲情，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楚国之望”，更主要的是韩嵩对曹操的态度与她相同。

    建安十三年，刘表病重，刘琦听说后，立即从江夏赶回来探视。蔡氏、蔡瑁、张允等人知道刘琦性慈孝，害怕他们父子相见后感动刘表，使刘表把后事托给他，便定计阻挠刘琦与其父见面。蔡瑁、张允在门外拦住刘琦对他说：“将军命你在江夏守住荆州东门，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而你现在擅自离开重地回来，将军知道必怒责于你。惹父亲不高兴而加重他的疾病，恐怕不是孝敬的行为吧。”刘琦无奈，只好流着泪返回江夏。这件事表明，荆州政权内的降曹派已牢牢地控制了政局。

    荆州内部的第三种矛盾，是主人刘表集团与客居的刘备集团的矛盾。

    刘备寓居荆州，是准备干一番事业的。他要兴复汉室，建立霸业，绝不会投降曹操。在不投降曹操这点上，刘表与刘备是一致的，他把刘备安置在新野，就是想利用他的力量抗击曹操。为了抗曹，刘表不但给刘备增兵，还不得不允许刘备在不影响荆州本土利益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实力。据记载，诸葛亮曾劝刘备，在取得刘表的赞同下，可招集荆州的游民以扩充部众。“备从其计，故众遂强”。

    刘备在荆州扩军，第一打着抗曹御敌的旗号，第二他不是征发荆州在籍人户，而是招募不着户籍的游民，没有直接侵害刘表的利益，从而使刘表无任何理由阻止刘备的扩军行动。再有，何宇度《益部谈资》记载：“先主寓荆州。从南阳大姓晁氏贷钱千万，以为军需。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犹存。”又《绥寇纪略》记载：明朝张献忠攻破荆州时，“民家有汉昭烈帝借富民充军饷券，武侯押字，纸墨如新”。这说明诸葛亮不但帮刘备解决兵源问题，还帮他筹措军需。刘备初屯樊城时，有众不过数千，但当曹军攻下荆州，刘备从樊城撤离时，仅关羽所统的水军就有“精甲万人”。刘备撤离路过襄阳时，诸葛亮曾劝刘备攻占襄阳，若刘备还是仅有几千兵众，是没有这种实力的。看来，刘备在樊城期间，军事实力确实是大大增强了。

    刘表虽然没有阻止刘备扩军，但并不意味着对刘备持信任态度，恰恰相反，刘表对这个客居的同姓人是很不放心的，特别是当他看到荆州人士很多人都依附刘备时，对刘备的戒心就更大了。他把刘备从新野调到樊城，就是把他放到自己的眼皮底下，以便于监督和控制。后来，刘表病重，把刘备叫到病榻边说：“我儿不才，而诸将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刘表这番话并非他的本意。试想，他那么喜欢刘琮，不惜舍长立幼，又怎能甘心让一个外来者取代爱子呢？刘表的本意一是试探一下刘备有没有夺取荆州的野心，二是拉拢一下刘备的感情，让他好生辅佐自己的儿子。

    如果说刘表与刘备的矛盾还处于隐蔽状态，那么刘表政权中降曹派与刘备集团的矛盾则尖锐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世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刘备在樊城时，曾出席刘表举行的宴会。而刘表手下的蒯越、蔡瑁二人打算乘宴会杀掉刘备。刘备察觉后，假称去厕所，借机溜走。刘备所骑之马名曰“的卢”，由于走的匆忙，连人带马掉到襄阳城西的檀溪中，情况十分危险。刘备急了，喊着他的马说：“的卢，今天的安危全靠你的努力了。”说完猛一夹马肚子。那马似乎听懂了主人的话，猛的一跃，窜出三丈，带主人脱出险境。蒯越、蔡瑁是降曹派的首领，他们对刘备的仇视，恐怕不仅仅由于主客矛盾，当与刘备坚决抗曹的态度有碍于他们降曹有关。

    三种矛盾，彼中有此，此中有彼，理不开，斩不断。

    三种矛盾造成的巨大离心力把荆州搞得四分五裂。

    三种矛盾，从不同方向内耗着荆州的防御力量。

    而在此时，荆州北面形势不但如凉风袭人，阴霾盖顶，而且夹有隆隆的雷声。暴风雨就要来了！

    二

    曹操想得到荆州，但却不急于取荆州。

    取得荆州，就取得了乘江而下扫灭江东的战略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心想统一全国的曹操是决不会放过荆州这个战略要地的。

    然而统一全国要有步骤地进行，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时，幽、冀二州还有袁绍的残余，关中地区还有马腾、韩遂据险不服。在这种情况下，南取荆州总有后顾之忧。因此，曹操的战略方针是先北后南，巩固住黄河流域，然后全力以赴夺荆取吴。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的当务之急又不是取荆州。

    建安八年（203）十月，曹操撤回攻荆州之兵，专力攻打袁尚。从建安九年二月至八月，曹袁两军在邺县一带长期激战，最后曹军攻下邺县，袁尚败走。建安十年，曹操又攻灭袁谭，将其斩杀，平定了冀州。袁尚、袁熙二人受到手下叛将的攻击，向北逃靠乌丸。建安十一年正月，曹操又出兵攻打并州高干，高干求救于匈奴不成，欲南奔荆州，途中被上洛（治今陕西商县）都尉王琰捕杀。

    在短短三年时间里，袁绍原来所据的青、冀、幽、并四州，均被曹操所平定。

    当时的辽西郡（治今辽宁义县西南）、右北平郡（治今河北丰润东）、辽东属国（治今辽宁义县）等地区，聚居着许多被称为乌丸的少数民族部众。袁尚、袁熙跑入乌丸地区后，曹操集团中许多人认为二袁不会再有什么大作为，主张南下荆州。而曹操的谋士郭嘉却力排众议，认为乌丸及袁尚、袁熙仍是最危险的敌人。他说：“袁绍活着的时候，对乌丸人有恩惠，如今袁绍虽死，但袁氏兄弟尚存，必受乌丸人拥戴。况且，幽、冀、青、并四州虽归我所有，但只是武力的征服，并未征服那里的人心。如果此时南征，袁尚就会倚仗乌丸的力量，招诱故地的下属，卷土重来。乌丸的首领蹋顿就会膨胀侵吞中原的野心，那时候，恐怕青、冀二州就不是我们的了。”

    曹操权衡利害，认为郭嘉说的有理，便决定暂缓征荆州。建安十二年五月，曹操北征乌丸，八月，在白狼山大破乌丸，斩杀乌丸首领蹋顿，降服乌丸部众及汉人二十多万。袁尚、袁熙率几千残兵逃往辽东郡。有人劝曹操乘胜进攻辽东公孙康，抓住袁氏兄弟以除后患。曹操说：“不须劳烦士兵了，我要让公孙康主动把二袁的首级送来。”果然，在曹操从柳城凯旋后，公孙康即杀了袁尚、袁熙及其他乌丸首领，并派人将首级送给曹操。有人称赞曹操神算，曹操解释说：“公孙康一向畏惧袁尚等人，我如果进攻公孙康，就会使他与袁尚等人联合，如果对其放松，他们就会自相残杀。”

    袁氏残余消灭了，乌丸威胁解除了，按照先北后南的方针，曹操应该先平定关中，然后以统一北方后强大的人力物力征服江南。然而，时局的发展并没有给曹操从容实现计划的机会。

    就在曹操北征乌丸时，孙权率领的孙吴军队向荆州东门的守将黄祖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北征乌丸的第二年，当曹操在邺县休整军队，演练水师时，孙权向黄祖发动了第三次进攻，并杀死黄祖。与此同时，在荆州内部，随着刺史刘表的病越来越重，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若不急取荆州，恐怕这块战略“争地”将要落人他人之手。形势紧迫，时不我待。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放弃了先征服关中的打算，匆匆挥师，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曹军的南下铁骑，所到之处，风尘滚滚，战马嘶鸣。其强大军事威力所发出的震撼，使得荆州的内外形势发了微妙的变化，各种力量在这种震撼的作用下，重新确定着自己的位置。

    荆州的东面，孙吴军暂缓了进攻。孙权亲率大军驻扎在柴桑（治今江西九江西南），密切地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十几万曹操大军南下荆州，孙权不得不考虑重新调整一下战略方针。在这种形势下，荆州疲于应付南下的曹军，自然无力东顾，若攻之易如翻掌。然而攻入荆州后，必然和南下的曹军相会，双方必定为争夺荆州进行正面决战，荆州将转化为曹、孙角逐的战场。显然，这对孙吴是十分不利的。应该利用荆州内部的抗曹力量，与之联合，共抗曹操，这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曹操此时毕竟是强大的。怎样利用荆州内部的抗曹力量缓冲一下曹军的压力呢？孙权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

    此时，正值八月天气，滚滚热浪袭来，与心中的焦躁不安内外夹击，弄得孙权坐卧不宁。

    这时，鲁肃来了，他对孙权说：“荆州刘表已经病故了。”“什么？”孙权感到很意外，刘表在这个时候死去，对荆州是福还是祸，对孙吴影响是好还是坏，他一时还吃不准。“主公。”鲁肃说道：“刘表一死，对我们阻止曹军南下倒是个机会。”

    孙权一下子兴奋起来，鲁肃所说的，正是他苦心思索的事情。他急忙让鲁肃细说其中的原委。

    鲁肃说：“刘表刚刚去世，他的两个儿子一向不和睦，军中诸将有的亲近刘琦，有的依附刘琮。在荆州寓居的刘备，是天下闻名的枭雄人物，因为与曹操有仇，所以寄身刘表篱下，刘表对他心有疑惧而不敢用。刘表一死，如果刘备能与刘氏兄弟齐心协力，致使荆州上下和睦，那么其力量不可小看，我们就应该对他们采取安抚策略，与他们结为盟好；如果他们之间离心离德，我们就应该另外打主意谋取荆州，以成大事。”

    孙权说：“卿之议论，正合我心。然而怎样与荆州方面接洽呢？”

    鲁肃说：“请让我作为使者，前往荆州，对刘表之死表示吊唁。我将乘机问候荆州军中的当权者，再劝说刘备，让他安抚刘表的部下，与我们同心合力，共同对付曹操，刘备必欣然从命。如果这事能成功，天下可定也。如果我们还迟疑，恐怕就要让曹操占先了。”

    孙权听了鲁肃一番话，心中非常高兴。他感到事不宜迟，立即让鲁肃启程。然而，鲁肃还是晚了一步。

    曹操初起兵时，采取的是荀彧的计策，“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就是说，派大军经宛县（治今河南南阳）、叶县（治今河南叶县），大张声势，给荆州施加压力，而暗中从小路派轻军前进。所以，曹操大军进展并不快。虽然如此，刘表已经明显感到曹军大兵压境的威胁，病情急转直下，八月份便死去了。

    刘表一死，蔡瑁、张允、蒯越等人立即拥立刘琮做了荆州之主。刘琮封刘琦为侯，并派人将侯印送给他。刘琦接印大怒，当着使者的面就把侯印摔在地上，并准备率军借奔丧之机向刘琮发难。刘表家族内部矛盾趋于白热化。这时，曹操大军已经到了新野，刘琦认为用不着他动手，曹操就会收拾这位荆州新主，于是，便在江夏屯兵稳坐，隔岸观火。

    新即位的刘琮见曹操大兵压境，急与下属商量对策，但此时他早已处于降曹派的包围之中。大将蒯越、蔡瑁以及东曹掾傅巽，都劝刘琮投降曹操。刘琮问：“如今我与诸位一起据全楚之地，守先父之业，以观天下之变，有什么不可以呢？”

    傅巽说：“何为忠顺，何为叛逆，这是由君臣关系确定的。什么是强，什么是弱，也是受一定的客观因素制约的。曹公代表朝廷，我们只是臣下，以人臣而拒人主，这就是叛逆。用荆州地方的力量抵御国家的力量，这就是以弱抗强。”

    “可是，我们还有刘备的力量啊！”刘琮仍然不死心。

    傅巽问：“您想想您与刘备的能力谁高谁低。”

    “我当然比不上他。”

    “这就对了。”傅巽说：“如果刘备也不能抵御曹公，那么您依靠他固守荆州，到头来还是不能保全自己。如果说刘备确实能对付曹公，那么，他得胜后能甘愿屈居您之下吗？希望您不要再犹豫了。”

    刘琮决定投降了。这时曹军还在宛县，尚未到达新野。也就是说，当刘琦决定看刘琮的热闹时，出现热闹的可能性早已没有了。

    然而，刘琮的投降，却把刘备置于孤军抗曹的境地。开始刘备并不知道，当他听到一点风声时，便派人到襄阳询问。刘琮知道已经包藏不住，便派宋忠把投降的决定告诉刘备。刘备闻听又气又惊，对宋忠说：“你们这些人，做出这等事来，不早点告诉我，如今大祸临头，才让我知道，太过分了吧！”他恨不得一刀把宋忠杀了，但转念一想，杀了他也改变不了这种局面，倒显得自己缺乏大丈夫气慨，便让他回去了。

    宋忠走后，刘备急忙与部下商量对策。众人都以为，留在樊城，力单势孤，不但受曹操攻击，还可能受荆州降操派的夹击，不如南撤到江陵（治今湖北江陵）。江陵是荆州大郡，雄据长江之滨，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刘表在世时，就很重视江陵的建设，不仅在那里修筑了坚固的城池，还囤积了大批军需物资。显然，利用江陵抗曹要比樊城有利得多。还有人甚至建议刘备在经过襄阳时将刘琮及荆州吏士一起劫持到江陵。刘备同意撤往江陵，但不同意劫持刘琮。他说：“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在刘备大军经过襄阳时，诸葛亮曾建议攻击刘琮，占领襄阳。对于这个建议，刘备思索了一会，说：“我不忍心这样做啊！”早在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就提出占领荆州、益州，东联孙吴，共抗曹操的战略方针。今天，诸葛亮提出攻占襄阳，就是从这个战略着眼的。刘备加以拒绝，是否意味着不再坚持这个方针了呢？诸葛亮能够接受吗？

    对于刘备的拒绝，诸葛亮是十分理解的。他知道，刘备是个讲信义的人，他也十分佩服刘备“信义着于四海”的为人。想当初，刘表病危时，曾托孤于他，托国于他。刘备既然作了承诺，现在怎能出尔反尔呢？让一个重信义的人丢弃信义，也够难为他的。再说，刘备不攻打襄阳，并不意味着不要荆州。换句话说，占领荆州不只有占领襄阳一条路，退守江陵与江夏刘琦合势都未丢弃荆州。还有，自己年轻气盛，攻占襄阳只是贸然提出，并未经过深思熟虑。刘备老成持重，他会不会有什么其他考虑呢？

    诸葛亮果真猜对了。

    刘备不打襄阳，于心不忍只是一个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次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刘备担心，一旦攻打襄阳，会遭到蔡瑁、张允、蒯越等降曹派的拼死抵抗。他对蔡瑁、蒯越等人对自己的敌视是深有感触的。俗话说，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即使攻下襄阳，自己的实力也将受到一定的损耗，能抵得住曹操十几万大军吗？万一拿不下襄阳，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却与刘琮胶着于坚城内外，曹操大军一到，恐怕想到江陵也插翅难飞了。自己苦心经营十几年，到今天这个份上确实不易，如果再受严重挫折，恐怕难以再次崛起了。刘备没有攻打襄阳，只是在城下驻马高呼刘琮出来相见。刘琮又羞又惧，哪里还敢露面？刘备见此情况，也未作过多停留，来到刘表墓前，祭奠一番，拜辞而去。

    汉水南流，襄阳北去。刘备一行南下，离襄阳越来越远。

    队伍越走越大，许多荆州官吏敬重刘备礼贤下士，愿意追随于他；许多荆州百姓以刘备仁爱恤民，惧怕曹兵屠戮，也纷纷加入刘备南下的行列。速度越走越慢，当刘备走到当阳（今湖北荆门西南）时，人数多达十余万，辎重数千辆。十余万人中，大多数是扶老携幼的百姓，所以一天只能走十几里。

    正当刘备一行蜗行跬步缓慢移动时，曹军五千轻骑，以一天一夜三百里的速度风驰电掣般追来。原来，曹操知道江陵防务坚实，军需储备充足，害怕刘备捷足先登，他一到新野，便令军队放下辎重，轻军至襄阳。当他听说刘备已离开襄阳向江陵进发后，便率五千精骑急追。

    刘备在当阳，见队伍行进缓慢，便与部下商量如何快一些到达江陵。有人向刘备建议说：“我们虽拥十万之众，但披甲能战的士卒不多。如果曹兵追来，我们如何抗拒得住。应该减轻负担，速行至江陵。”刘备明白这“速行”二字的含义，不丢下百姓如何速行！但刘备毕竟是干大事的人，对他来说，眼前的安危固然重要，而长远的大事更重要。他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刘备这番话，使不少人听了都深受感动。岂止当时在场的人，后人在读这段历史时也感慨万分。晋人习凿齿就说：

    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也有人讥议刘备的仁义行为是假的。我们认为封建时代的仁义自有其虚假的一面，但有时也具有积极的一面。刘备此举，表现出他干大事以人为本的思想，这在当时的群雄中确实是不多见的。刘备与诸葛亮、徐庶等人商定，让关羽乘数百艘船，率军从水路先至江陵，其余众人继续从陆路南下，赶往江陵与关羽会合。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弥补了刘备进军缓慢可能造成的损失，让一部分部队快速先期到达江陵，控制住局面。刘备没有想到，曹操正在用比他快十倍的速度迅猛追击，当曹操骑军猝然而至时，刘备的分进策略立即显出缺陷来了。

    当阳分兵后，刘备一行刚走到长坂（今湖北荆门西南），便被曹兵追上了。如果单从《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看，“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似乎没有什么抵抗。其实，刘备集团与曹兵进行交锋了。张飞率二十骑与曹兵边打边退，掩护刘备等人后撤。在退到一条河边时，张飞命人把桥拆掉，据守河边，怒目圆睁，紧握长矛，大声喝道：“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这种拼命架式，竟吓得曹兵无人敢近前。尽管进行了交锋，刘备却败得很惨，十余万众，土崩瓦解，军民奔逃，各奔东西。诸葛亮的好友徐庶，本来欲随刘备南下江陵，但长坂之役，母亲被曹操虏去，便也无心南下了。他指着心对刘备说：“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说完，便辞别刘备，与石韬一起北投曹操去了。

    对于刘备在长坂的惨败，人们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评论。唐代文学家王勃把刘备之败归咎为不抵抗。他说，刘备至当阳时，众十余万。曹操以五千之卒，及长坂纵兵大击，刘备军廓然雾散，刘备脱身逃走。他分析说：“向令帏幄有谋，军容宿练，包左车之计，用田单之奇，操悬军数千，夜行三百，辎重不相继，声援不相闻，可不一战而擒也？坐以十万之众，而无一矢之备，何异驱犬羊之群，饵豹虎之口？”按照王勃的分析，似乎刘备军若预先谋画进行抵抗，还有一战而擒曹操的可能。

    这完全是诗人的浪漫想象。

    刘备的长坂之战，是一次在错误战略、错误战术指导下的战斗，因而其失败是必然的。首先，进军江陵的战略方向就有很大问题。固然，江陵是军事重镇，且城防坚固，储备充足，占领它可获得军事上的主动。然而也恰恰由于这些，江陵又成为曹操占领荆州的必争之地。《孙子兵法》说：“争地则无攻。”意思是说，对于兵家必争之地，不要等待对方占领后再去攻打，要抢先占领。曹操之所以丢弃辎重，轻骑猛追，正是刘备进军江陵刺激的结果。与其说曹操在追击刘备，不如说曹操要急占江陵。刘备进军江陵，势必与曹操要有一争，而从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看，刘备显然处于劣势。第二，刘备在当阳分兵，正是在进军江陵战略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分出关羽精甲万人从水路进发，其目的是为了快一些到达江陵，而分兵所造成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使本来战斗力不是很强的部队雪上加霜。在曹操五千精骑的冲击下，刘备军的分崩离析是必然的。

    好在刘备、诸葛亮等人及时认识到了上述错误。长坂失败后，刘备改变了战略进军的方向，折向东南汉水方向疾行。他们要在汉水边上截住沿汉水南下的关羽，然后与之合势，一起往江夏会合刘表的长子刘琦。这是一次正确的战略改变。因为江夏远处荆州东南，其地位远不如江陵重要，曹操不会急于来争，这样就获得了休整的机会。其次，江夏太守刘琦与诸葛亮的关系甚密，刘琦至江夏就是诸葛亮的主意。因此，他会与诸葛亮合作，从而壮大刘备的力量。还有，江夏东与孙吴相邻，便于和孙吴联系，以执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方针。

    说到刘备改变战略进军方向，还有必要提一下孙吴的鲁肃。自从接受孙权的委托后，鲁肃就以吊唁为名，匆匆进入荆州执行联合刘氏兄弟及刘备抗曹的使命。他刚到夏口（今湖北武汉），就听说曹操已经向荆州进军了。他日夜兼程，想赶到曹操前面见到刘琮，但刚到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就听到刘琮已经投降曹操及刘备离开襄阳南下的消息了。鲁肃是个极有战略眼光的人，他根据骤然变化的形势，清醒地作出判断：荆州中可与之联合抗曹的力量唯有刘备了。当时，他还不知道刘备南下的真正意图，只是隐隐感到刘备南下似乎是个不祥之兆。鲁肃想，刘备南下要到什么地方呢？他要越过长江，南下交州，与之联合抗曹的打算不就泡汤了吗？一定要阻止他南下，让他转向东南，与东吴联合。想到这里，鲁肃便匆匆北上迎堵刘备去了。在当阳长坂，鲁肃迎上了刚刚被曹操打败的刘备。刘备见到鲁肃，感到非常意外，又听说他专为见自己而来，心中更为疑惑不解。他想：鲁肃找我干什么？是不是知道我东进的意图前来阻拦呢？得防备着点他。

    鲁肃问：“刘豫州现在打算到哪里去呢？”刘备见鲁肃这样问，便说：“我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想投到他那里去。”苍梧郡治，在今天广西梧州市，刘备根本没打算到那里去。自从隆中见到诸葛亮，听了他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后，刘备更加感到荆州对他事业的重要。他绝不离开荆州，哪怕再艰难困苦他也要在荆州寻求立足之地。他当时对鲁肃的回答，是在试探他，如果他不想让自己东进，必然对此大力赞成，如果他想让自己与之联合，必然对此不以为然。

    鲁肃对刘备的话却信以为真了。他庆幸多亏迎上了刘备，有机会劝说他改变主意。于是便说：“刘豫州为何不试试与我主孙讨虏相联合呢？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东英豪，全归附他，如今已据有江东六郡之地，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依我看，您不如派心腹之人自结于东，崇连合之好，共同完成抗曹大业。现在你却想投奔吴巨，吴巨不过是个凡庸之人，其地又处在边远地区，早晚要被别人吞并，怎能以那里作为托身之地呢？”刘备听了哈哈大笑，说：“先生之言，甚合吾意，刚才之言，不过戏说而已。讨虏将军英名，我早心慕久之。”他又指了指身边的诸葛亮，说：“诸葛先生早就建议我与讨虏将军联合了。”

    坐在一旁的诸葛亮对这位年长于自己的孙吴使者油然升起一种敬意，他敬重鲁肃的赤诚，更敬重他的见识。在当今形势下，能对孙刘联合的重要性有这样清醒认识的人，毕竟不多。为了促成联合，从柴桑跑到江夏，从江夏转到南郡，从南郡迎到长坂，怀有这种热情的人更是少见。鲁肃与诸葛亮也是初次见面，不过他与诸葛谨已是至交，从诸葛瑾身上，他领略了诸葛家族的风范。当他听说诸葛亮早就提出与江东联合，又见这位青年人形貌奇伟，才思敏捷，不禁肃然起敬。他对诸葛亮说：“我，子瑜友也。”此句话，对诸葛兄弟的敬慕之情溢于言表。二人遂相“定交”，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在共同抗曹的斗争中，二人都为维护、巩固和加强“孙刘联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为“孙刘联盟”所做的积极努力，反映了他们对时局观察的深刻和认识的正确。二人不愧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

    长坂会面后，孙刘联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鲁肃随刘备向东南斜趋汉津（汉水古津渡名，在今湖北荆门东南），在此与关羽军会合，接着向江夏进发。江夏太守刘琦闻刘备军到来，率军前去迎接，将刘备军迎到夏口。在此之后，鲁肃返回江东复命，刘备进至樊口（今湖北鄂城西），以便进一步与孙吴联合。

    曹军南下铁骑，像一支利剑，从新野穿过襄阳直插江陵，实现了曹操对荆州的部分占领。

    曹军南下铁骑，又像一支催化针剂，注入荆州，使局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以蔡氏、蒯氏为首的降曹主张终于得到实现；

    荆州主刘琮与荆州客刘备彻底分道扬镳；

    刘备与刘表长子刘琦合势，取得了另一部分荆州主人的地位；

    孙吴从进攻荆州的对头，转而变成了联合荆州刘备势力的盟友。

    这一系列变化，又为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第一阶段方针初步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它证实了“隆中对”英明的预见性。

    三

    滚滚长江从夏口东流，蜿蜒几百里，便到了樊口。

    一叶小舟从樊口沿江东下，江风鼓满了船帆。

    坐在船上的鲁肃和诸葛亮，一个是告辞刘备，回去复命；一个是临危受命，前去结盟。此刻他们的心就像这风帆一样，对结盟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自从到达樊口后，刘备几乎每天都引颈东眺，盼望着东来的消息。然而日复一日，只见大江东去，不闻喜讯东来。刘备不由暗自心焦，难道鲁肃热心的联合事宜在江东遇到了什么麻烦？

    鲁肃还真遇到了麻烦。

    想当初鲁肃自告奋勇去荆州时，向孙权描绘的图景是这样的：去荆州看看情况，如果刘备与刘琮、刘琦兄弟同心同德，荆州上下齐心协力，就与他们结成同盟，如有违离，则别作他图。而且，鲁肃表示，此去荆州，尽力说服刘备，让他安抚刘表的部众，同心协力，共拒曹操。孙权满以为，鲁肃此去定会给他带回一个拥有荆州八郡、十几万军队的强大盟友回来。

    然而，事实却让孙权非常失望。

    曹操大军南下，刘琮举州投降，荆州八郡，大部分归曹操所有；十几万军队，多归曹操麾下。鲁肃倒也不虚此行，带了一个盟友回来。然而这是多么弱的一个盟友啊！他并没有做到与刘氏兄弟同心协力，使荆州上下翕然相从；他也未能抵住曹兵的南下铁骑，反而在当阳被打得大败。如今，他只是一个借寓于江夏，与江夏太守刘琦共有两万余军队的盟友。

    这一切，与孙权所期望的相差太远了。

    孙权不仅是失望，更重要的是担心。与曹操直接交锋这个看来似乎是很远的事情，在两三个月内竞迫在眉睫了。曹操已经占领了荆州的大部分领土，正屯兵于江陵，若顺江东下，很快就会进攻吴国。能不能抗拒曹操的大军，怎样抗拒，孙权心里实在没底。偏偏在这紧要关头，又有一些人公开提出投降曹操的主张，其首领人物不是别人，正是老臣张昭。张昭惧怕曹操由来已久，建安七年（202），曹操给孙权下书，要求孙权送儿子到许昌为质，以控制东吴。孙权与臣下商议，张昭、秦松等人就心怀犹豫。如今，面对雄据上游的二十余万曹兵，张昭等又主张迎降。

    对刘备力量的怀疑，对曹兵威胁的担心，再加上降曹主张的影响，这一切使得孙权对鲁肃提出的与刘备联合的主张不是那么感兴趣了。

    面对孙权的冷淡，鲁肃也十分着急。对于联刘抗曹，鲁肃是非常坚决的，他亲自见过刘备、诸葛亮，认为他们都是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若要有效地抵抗曹操，非得与他们联合不可。但鲁肃觉得，目前的当务之急，不是动员孙权与刘备联合，而是应该排除投降言论对孙权的动摇和干扰，坚定他的抗曹信心与决心，这是与刘备联合的基础。若没这一点，怎能谈得上联合呢？

    这一天，孙权又召集众人商议如何确保江东之事，结果还是老样子，主张降曹的人仍喋喋不休地重弹着老调，惟一的不同，是力主抗曹的鲁肃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聪明的孙权立即察觉到了这个变化，他觉得鲁肃的表现里大有文章。

    果然，散会以后，孙权起身回后宫更衣，刚走到屋檐下，就觉得被人拉了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鲁肃。孙权立刻拉住鲁肃的手，问道：“卿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鲁肃说：“刚才我仔细听了那些主张降曹人的议论，想来想去，觉得他们除了误将军大事外，实在没有别的内容。这些人是不值得与他们共议大事的。”

    孙权问：“既如此，卿为何刚才不发一言呢？”

    鲁肃回答：“刚才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在想将军的前程。”鲁肃说：“我们江东所有的人，包括我鲁肃在内，都可以投降曹操，只有将军您一人不能。”

    “为什么呢？”孙权问。

    鲁肃答道：“如果我鲁肃投降了曹操，曹操会让我回到家乡，给我安排官位。根据我的声名及以前的职务，我依然会担任州府的中下曹从事，外出可以坐牛车，身后有办事人员和士兵随从，在士大夫当中交游。如果功劳积累得多了，还有可能当上刺史、郡守一类的大官。而将军您就不同了。您一旦投降了曹操，能到什么地方安身呢？什么样的待遇能像您今天的样子呢？希望您早点下定决心，定下抗曹大计，不要听那些降曹者的议论了。”

    鲁肃这番话，强烈地震撼着孙权的心灵，那些主张降曹的人，有谁能像鲁肃这样关心着他人的前途呢？想到这里，孙权不由长叹一声，说：“那些降曹人的议论，真是使人失望；而您今天所阐明的道理，正与我的想法相同。我有您这样的人，真是上天所赐予的啊。”

    鲁肃见自己这番话起了作用，心里觉得宽慰了许多，主公终于下决心抗曹了。但又转念一想，主公的决心到底有多大呢？会不会再受降曹派言论的影响呢？自己这番话，只是从主公前程方面阐述了降曹的危害，若要让他下更大的决心，还需要从军事力量方面阐述我方的优势。在这方面，前部大督周瑜的分析更有说服力，可惜他正在鄱阳（治今江西波阳）。于是，鲁肃建议孙权急速把周瑜召回来。

    在建议召回周瑜的同时，鲁肃又极力主张让孙权与诸葛亮会面。在鲁肃的安排下，诸葛亮与孙权会面了。在整个三国历史中，这都可以称得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面。当时，诸葛亮二十八岁，孙权二十七岁。这两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刚一见面，就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交锋。

    仅谈了一会儿，诸葛亮便敏锐地察觉到孙权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不愿拱手让出父兄打下的江东六郡，向曹操俯首称臣；另一方面又担心敌不过曹操。针对孙权这种矛盾心理，诸葛亮说：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诸葛亮这番话，有明有暗，有虚有实，有正面分析，有当头棒喝，每一句话都拨动着孙权的心弦。首先诸葛亮并举孙权与刘备，说他们一个“据有江东”，一个“收兵汉南”，都是当代的第一流英雄人物。但如果把诸葛亮这些话仅仅理解为在夸赞二人，那就错了，实际上诸葛亮在向孙权暗示，孙刘联合是有基础的。此为诸葛亮谈话中的明与暗。接着，诸葛亮又指出了刘备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曹操吞并了其他一些割据势力，基本平定了北方，既壮大了力量，又少了后顾之忧，刘备力量与之相比过于弱小，无法与之抗衡。此为谈话中的正面分析。谈完刘备，该谈孙权了。诸葛亮为孙权指出了两条路：一条是与曹操断绝关系，以江东吴越之众与曹操抗衡。一条是放下兵器，收起铠甲，向曹操屈膝称臣。当然，诸葛亮的本意是只让孙权走第一条路，所以他指出的所谓两条路，前者为实，后者为虚；前者是正面的劝说，后者是反意激将。最后，诸葛亮一记当头棒喝，向孙权提出了警告：像您这样表面服从曹操，而内心却犹豫观望，情况如此紧急却仍不作决断，灾祸马上就要临头了！

    诸葛亮这一番话，强烈地震撼着孙权的情感，也极大地刺激了孙权的自尊心。他毕竟是一个二十七岁的热血男儿，劝降的话他听了不少，但从来没有这样使人如坐针毡的尖锐表达。此刻他在想：给我指两条路，让我选？还是先看看你们的主公吧！他在当阳大败，飘零于江夏，其境况与我相比，简直异于天壤。为什么不给他两条路去选择呢？想到这里，孙权便反唇相讥，问道：“如果像您所说，那你们刘将军为什么不去投降曹操呢？”

    诸葛亮料定孙权会有此问，便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将军知道田横吧？他只不过是齐国这个诸侯国的一名壮士，都还能坚守大义宁死不受屈辱，而我们刘将军乃皇族后裔，英名盖世，众人仰慕，如水归大海，怎能受此之辱？他是个有高远志向的人，如果大事不成，那是天意如此，他自己是绝不会向曹操投降的。”

    诸葛亮这样说，意在启迪和激励孙权。

    果然，孙权勃然激动起来：“那我也不能拿着整个吴国以及十万雄兵，去受别人的控制。我的抗曹决心已定！我知道，除了刘将军，没有别的人敢于正面抗击曹操。不过，你们刚吃完败仗，怎能抵御曹操那样强大的敌人啊！”

    尽管孙权语气激昂，诸葛亮却从中听出了孙权内心的傲慢与恐惧。孙权对与刘备结盟的态度是傲慢的，他虽口头上承认刘备的抗曹是坚决的，但实际却认为经过长坂失败，刘备已无力抗曹。要抗曹就得依附我孙权，因为我手里有十万大兵呵！孙权要把联盟关系变为依附关系，这一点，诸葛亮是体会到了。同时，诸葛亮也感到了孙权对曹操仍心有余悸。他知道，孙权号称的十万雄兵，是一个夸大了的数字。孙权究竟有多大家底，他自己最清楚，但有一点诸葛亮可以肯定，如果真的与曹操打起来，孙权恐怕连五万兵众也难以拿出。有时候，一个人内心的虚弱与恐惧，往往需要措词上的强硬与夸大来掩饰。

    针对孙权的傲慢，诸葛亮说：“不错，我军是在当阳的长坂受到挫折，但抗曹的实力依然存在。现今，陆续归队的战士加上关羽的水军还有精锐甲兵一万人，刘琦招集的江夏郡战士也不下一万人。”诸葛亮说出的这两万多兵马，既是在介绍实力，也是要求平等联合的资本。

    针对孙权对曹操的恐惧心理，诸葛亮列举了曹军的三大弱点：第一，“曹操之众，远来疲敝”，听说追击我军时，“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曹军远来疲敝，又违背了兵法的基本原则，已经播下了失败的种子。第二，曹操东下江东，必然要与我进行水战。而曹操兵马，多为北方人。“北方之人，不习水战”。第三，“荆州之民附曹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这肯定会影响曹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最后，诸葛亮正式向孙权提出联合的建议，并规划出这种联盟所将导致的后果。他说：“如今，您如果确实能派遣猛将统领数万雄兵，与我们刘将军同心协力，那么肯定能将曹操击败。曹操失败以后，肯定要退回北方，孙、刘的势力就会强盛，鼎足分立的形势就会形成。成败之机，就在今日！”

    诸葛亮这番纵横捭阖、辞旨畅达的议论，使孙权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刺激，从未有过的清醒，从未有过的明白，从未有过的信心。

    诸葛亮甘心追随刘备，以微弱的力量与强大的曹军交锋，即使只剩下一郡之地，仅存二万兵众，也不屈服于曹操。然而与孙权初见，便让他按兵束甲，北面降曹，孙权感到自尊心受到莫大刺激。

    诸葛亮的一番宏论，使孙权从犹豫徘徊中猛醒。他清醒地认识到，要生存只有抗曹，犹豫是没有出路的，不是在犹豫中投降，就是在犹豫中灭亡。

    诸葛亮的一番宏论，使孙权对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有如云开雾散般的明白。以前，他只看到自己兵微将寡的短处，没有看到吴越之众熟于水战的长处；只看到曹操兵多势盛的优势，没看到他面临许多困难的劣势。如今，他确有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之感。

    诸葛亮的江东之行，使孙权有了战胜曹操的信心。以前，他很怀疑刘备集团的力量，特别是长坂之败以后，孙权甚至对刘备有些轻视，所以，他对鲁肃建议的反应并不积极。如今见了诸葛亮，不仅那恢宏的议论，那卓越的见识，那精辟的分析使他折服，而且诸葛亮的风采、人格、气质也使他对刘备集团刮目相看。刘备识才、爱才、得才果然名不虚传，他手下人才济济，不也是一种实力的表现么！与他们携手联合，还怕打不败曹操吗？

    孙权决定与刘备联合了。

    诸葛亮的江东之行成功了。

    诸葛亮的成功，在于他天才的外交能力；

    诸葛亮的成功，在于他对时局正确的分析。

    诸葛亮江东之行所取得的成果，是他“隆中对”第一步成功的实践。

    诸葛亮这次出使江东，还见到了他阔别十五年的胞兄诸葛瑾。兄弟相见，说不尽的同胞之谊，道不完的别后思念。孙权见他们兄弟二人如此亲热，突然产生一个念头，通过诸葛瑾把他的弟弟留在江东该多好！于是，他找到诸葛瑾对他说：“卿与孔明同产，且弟随兄，于义为顺，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从卿者，孤当以书解玄德，意自随人耳。”对于自己的胞弟，诸葛瑾是再了解不过了，他知道这只是孙权的一厢情愿，弟弟对所选择的道路是不会改途易辙的。他连试一下的话都没说，径直替弟弟拒绝了。他说：“弟亮已失身于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

    诸葛瑾说的没错，如果他真的找到诸葛亮，诸葛亮也会这样说的。

    好像是在考验孙刘联盟是否牢固，又好像是在考验孙权的抗曹决心是否坚定，孙刘联盟刚建立不久，曹操咄咄逼人的气势就传到了江东。这一天，孙权接到了曹操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这是一封逼降信，信中充满了恫吓之词。八十万水军纯系夸张，当时曹操南下兵力总共二十多万，其中还包括荆州降兵七八万人，哪来的“水军八十万众”？“会猎于吴”，意谓若不束手投降，曹军将把东吴作为猎场，把江东之人作为猎物。

    当孙权把这封信交给众人看时，立刻在众臣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张昭等人主张投降。他说：“曹公是豺虎之人，然而他却有汉朝丞相的名义，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不动就打出朝廷的招牌。现在我们抗拒他，于理反而不顺。再有，从将军的优势看，可以借以抗拒曹操的，就是长江了。今曹操得荆州，尽有其地。当初刘表所建水军，具有蒙冲舰、斗舰数以千计，曹操全部用来分布在长江沿线，再加上步兵，水陆俱下，长江天险已与我共有。敌我双方多寡的悬殊，简直不可相提并论。我以为，若为东吴大计考虑，不如迎降曹操。”

    这时，周瑜已经从鄱阳回来，他听了张昭的言论，马上出来反驳：“不对。曹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是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才，又倚仗父兄所创事业，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正当以此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何况曹操是来亲自送死，怎能说迎降的话呢？”

    周瑜这一番话，说得那些主张投降的人面面相觑。接着，周瑜转向孙权，对他说：“将军，这件事我已经想过，假如现在曹操统治的北方已经安定，曹操没有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埸，而且能在水战方面有实力与我们一较胜负，那他还可以与我们交手，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曹操此次用兵，有四点对他不利：第一，现在北方并不安定，再加上马超、韩遂尚在关西地区，这些都是曹操的后患。第二，曹操骑兵，长于野战，吴越水兵，善于水战。如今曹操来到江南，舍去战马，操起舟楫，此为以其之短，就我所长。第三，如今是冬季，天气寒冷，曹军战马缺少草料。第四，曹操驱赶中原将士长途跋涉于南方水乡，水土不服，必然要生病。这四点，都是用兵的大忌，而曹操是冒险而行之。将军擒拿曹操就在今日，请给我一支精兵，进住夏口，保证破曹！”

    孙权听着，不住地点头。他联想起几天前诸葛亮对他分析曹兵的状况，与周瑜今天所说有很多地方是一致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想到这里，孙权拔出佩刀，猛地向面前的奏案砍去，斩钉截铁地说：“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曹者，与此案同！”

    张昭是东吴的老臣，周瑜是孙权兄孙策的挚友和妻妹夫，鲁肃把周瑜从鄱阳召回，对于驳斥张昭迎降主张，坚定孙权的抗曹决心是非常高明的一着。当天晚上，周瑜又拜谒了孙权，对他说：“那些人只是见了曹操的书信，听说他有水步之军八十万，就被吓住了，也不想想是真是假，便主张迎降，很没有意义。按实际计算一下，曹操所率的中原士兵，不过十五六万，且其军已久疲。他所得的荆州之兵，最多也就七八万，并且都怀有二心。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人数虽多，甚不足畏。如果给我五万精兵，就能制服它。望将军勿虑。”孙权听了非常高兴，抚着周瑜的肩说：

    公瑾（周瑜字），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张昭字）、文表（秦松字）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鲁肃字）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即程普）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曹操字）决之。

    君臣夜见，决策已定。不久，孙权正式任命周瑜为左都督，程普为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三万水军，与诸葛亮一起溯江西上，与樊口的刘备之军会合。

    赤壁大战的帷幕徐徐拉开。

    胜利，就像一坛陈年醇酒，它可以使人心旷神怡，也可以使人神迷智昏。究竟是心旷神怡，还是神迷智昏，就看饮酒人的酒力如何了。

    近十年来，曹操讨黄巾、打徐州、诛吕布、破袁绍、斩袁谭、征乌丸，一杯又一杯地畅饮着胜利这坛醇酒。他的心态由清而蒙、由蒙而飘、由飘而乱、由乱而昏。当他品尝着占领荆州这杯胜利之酒时，他真的醉了。

    早在占领江陵之初，曹操就得到刘备吃败仗后，带领人马东奔孙吴的消息。当时曹操集团内很多人都认为，孙权慑于我军的威力，必定不敢收留刘备，一定会将他杀了。唯独谋士程昱与众人看法不同。他说：“孙权刚刚即位，还未建立起足够的威望。而曹公无敌于天下，占领荆州，威震东吴。孙权虽然有谋，但独当我军亦不可能。刘备有英名，手下的关羽、张飞皆是可敌万人的猛将，孙权必定会利用他们与我对抗。等到孙权想杀刘备时，刘备已利用孙权站稳脚跟，已经不可能了。”

    毫无疑问，程昱是曹操集团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人。曹操本当通过程昱这番话引起对孙刘联盟可能的重视。然而此时曹操并没把刘备、孙权放在眼里，他满以为只要一纸书信，就可以让孙权杀掉刘备，邀功请降。曹操这次却打错了算盘，看错了人。孙权不是刘琮，周瑜、鲁肃也不是傅巽、蒯越！一纸逼降信，仿佛没有送到孙权手里，而是沉到了滔滔江底。曹操万万没有料到，竟敢有人对他如此藐视。他要动真的了！

    就在他准备万船齐发，顺江东下时，谋士贾诩也劝道：“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着，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不能否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贾诩的话有一定道理。但在曹操看来，不灭吴国，天下何以得安？不劳兵众，吴国何以稽服？更何况曹操自信，他在荆州这两三个月的准备，已有足够的把握平定江东了。

    建安十三年（208）冬，曹操亲率二十余万大军从江陵顺江东下，讨伐吴国。周瑜率吴国水军三万溯江西上迎敌，刘备、关羽、张飞亲率精兵二千随周瑜西上。双方在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相遇。正如诸葛亮、周瑜等所预料的那样，曹操的水军主要是荆州降兵，是狐疑之众，而曹操从北方带来的兵众，由于水土不服，开始流行疾疫。这大大影响了曹军的战斗力。初次交战，曹军便吃了败仗，退到江北的乌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

    曹操此次征伐，也想像兵临襄阳那样速战速决。但是，此次征伐情况与征荆州完全不同。曹操征荆州，兵势如强弩初起，锐气正盛，而对手却软弱无力，不战而降。此次征江东，因出征日久，军中疾疫初起，兵势已进入“再而衰”阶段，而对手却是坚决抵抗且战斗力颇强的孙刘联军。曹操敏锐地察觉到，速战速决是不可能的。他退到江北乌林，出于两方面的战略考虑：一方面屯兵乌林，对部队进行修整，以制止疾疫，恢复锐气；另一方面，借对峙之局势以等待、寻找破敌的战机。曹操是个军事家，他很善于在对峙的僵局中发现和利用破敌机会。想当初官渡之战，曹操就是这样做的。如今的军事对峙，对曹操来说比官渡对峙时更加有利，无论是人数，还是军力，曹军比起孙刘联军都占绝对优势，因此曹军具有打破对峙僵局出击孙刘联军的主动权。

    对峙时间越长，越有利于曹军进行修整，恢复锐气，越不利于孙刘联军取胜。这一点，孙刘联军中的许多人已经明白。周瑜部将黄盖经过侦察，发现曹操停泊在长江北岸的船舰，全都首尾相接，连在一起。于是，黄盖便向周瑜建议说：“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周瑜十分赞成黄盖的火攻计谋，于是，二人进一步周密策划了火攻的具体方案。

    为了接近曹军战船，以实施火攻计划，黄盖首先派人给曹操送去一封诈降信，信中写道：

    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中，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戆，意未解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破。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

    黄盖这封诈降信，语气诚恳，逻辑缜密。他讲自己投降的原因，不是政治上失意，也不是嫌地位不高，而是因明白曹军必胜的趋势。并且，明白此趋势者，不是他黄盖一人。即使是这样，曹操也并不是十分相信。他把送信的人叫来，仔细询问一番，见问不出破绽，才相信了。他对送信的人解释说，这样做“但恐汝诈耳。盖（即黄盖）若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后也”。曹操非常高兴，他认为黄盖的投降，很可能是上天赐给的攻破孙吴的机会。想当初，与袁绍对峙官渡时，也是袁绍手下一个叫许攸的人投降，给他战胜袁绍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周瑜见黄盖诈降见效，便进一步依计行事。他让黄盖挑选数十艘冲锋船和大型战船，里面装满柴草和油脂，外面用布盖上，然后在船上树起军旗。在大船后面，是一批满载战士的快船。老天似乎有意帮助孙刘联军取胜，这天刮起了猛烈的东南风。黄盖的船队，从江南出发，行到大江中心，立即升起风帆。数百名士兵一齐摇旗呐喊：“投降喽，投降喽！”伴随着喊声，鼓满东南风的帆船像离弦之箭一样冲向长江北岸。

    喊声惊动了曹营士兵，若是“杀”声，他们早就剑拔弩张严阵以待了。然而不是，随风飘过来的声音分明是“投降喽”！于是他们纷纷出营，“延颈观望，指言盖降”。

    在离曹军约二里远的地方，黄盖命令将装满柴草和油脂的大船一齐点燃，待到火船行到曹军面前时，早已燃成一个火球。刹时间，凶猛的火舌乘着强劲的东南风将曹军战船卷入火海之中。火势继续蔓延，呼啸的火焰窜上江岸，点燃了曹军营寨的木栅栏、军营、帐篷、马厩、仓库……曹军人马被烧死者不计其数，未被烧死者跳人江中，欲借江水灭火，又被淹死在江中。

    兵败如山倒。

    曹操见无法挽回颓势，干脆借联军之火烧掉其余的战船，带领人马从陆路向江陵方向退却。

    从陆路退向江陵，要走华容古道。那时候，那里是一片沼泽。曹军退到这里，在凛烈的寒风中踏泥而行。为了穿过沼泽，曹操又令老弱士兵负草填泥，开出一条“柴草路”，让骑兵踏草而行。那些负草填泥的老弱士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曹操向江陵撤退。孙刘联军，水陆并进，向江陵进发。

    曹操一到江陵，便作了如下部署：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为荆州第一道防线；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为第二道防线。作了上述部署后，曹操撤回北方。

    赤壁之战以曹操失败孙刘胜利而告结束。

    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基础，而孙刘的联合确保了赤壁之战的胜利。

    孙刘联合，就其外部因素讲，是曹操军事压力的结果；就其内部说，应归功于诸葛亮、鲁肃等人的努力。

    然而，当我们考察诸葛亮、鲁肃等人的行为时，就会发现，他们虽都为促成联合而尽心尽力，却各自代表着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

    曹操退走了，外部压力减轻了，孙刘联盟的前途将会怎么样呢？

    四

    所谓三分荆州，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赤壁之战后，孙、刘、曹三家瓜分荆州；另一个是孙、刘两家对所占荆州地盘的三次重新分配。

    赤壁兵败，曹操留下曹仁、徐晃镇守江陵，乐进镇守襄阳，自己则退回北方。从军事态势看，曹军在荆州处于战略防御，而孙刘联军则转入战略进攻。

    周瑜、刘备率领联军沿长江乘胜向江陵进发，诸葛亮留在江夏，孙吴军屯驻柴桑，分别为刘备和周瑜的后援。

    此刻，诸葛亮在江夏，一方面密切注视着江陵方面的战事，一方面思考着下一步的战略行动。诸葛亮认为，江夏郡绝非久留之地，它靠近孙吴，如果周瑜再拿下江陵，江夏郡正好把孙吴军分成两截，处于孙吴势力的腹心地带。孙吴是不能容下这个肉中刺的，一旦周瑜拿下荆州，孙吴军在外界压力减弱的情况下，会东西夹击拔掉这颗肉中刺。到那时候，诸葛亮等人就危险了。然而现在又必须留在江夏，因为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江夏郡对于刘备发展，有着其他地方无法相比的优势。在江夏郡的西面，只有周瑜率领的三万孙吴军队与曹军作战，而孙吴的大部分军力在江夏郡的东面。诸葛亮率刘备集团主力二万多人驻扎此地，一旦向西南荆州方向发展，动作要比孙吴迅速得多。

    以后的事实证明，诸葛亮先屯驻江夏，以后不失时宜地离开江夏，都是同当时紧张的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

    孙吴与刘备之间，是一种既有联合又有争斗的关系。

    在孙权集团中，既主张抗御曹操，又主张抑制刘备的代表人物就是周瑜。早在赤壁之战前夕，周瑜就驳斥降曹论调，力主抗曹。他对敌我双方优劣的分析，在许多方面与诸葛亮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诸葛亮明确提出孙刘联合的主张，而周瑜虽未反对联合却始终没有明确提出。这绝不是周瑜的一时疏忽。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周瑜是相当精细的人。据记载，周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缺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一支曲子，个别音符演奏错了都能听出来，说明他不是个粗心的人。举兵抗曹是一部大乐章，如果在周瑜心目中，联刘抗曹是这个大乐章中的重要乐段，他怎会将其忽略呢？有一段记载能说明赤壁之战前周瑜的心境及他与刘备间的微妙关系：

    备（即刘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即周瑜）船，驰往白备。备曰：“何以知非青、徐军邪？”吏对曰：“以船知之。”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谓关羽、张飞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结于东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单舸往见瑜，问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又孔明已俱来，不过三两日到也。”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

    周瑜率军西上，在樊口与刘备相会，托言军任在身，让刘备前来会见。当刘备见到他遗憾孙吴兵太少时，周瑜又表示三万军已足够用，让刘备看着他如何破曹。这些记载，活脱出周瑜轻视刘备，自信且又自负的少年统帅的心态。还应说明一点，上边的一段记载出自《江表传》，是孙吴人所记史书，在记载刘备方面，自有其失实之处。比如说，刘备与关羽、张飞率两千人随周瑜军迎战曹操，而让诸葛亮率主力“差池在后”，决不是由于刘备怀疑周瑜不能战胜曹操，自为“进退之计”，而是有着更复杂的原因。在周瑜方面，他并不愿意刘备率大军与其共同西上，害怕刘备在与曹军战斗中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力量，因此，愿意让刘备“看着”他如何破曹。在刘备方面，也需要以江夏为抗曹后方，以江夏作为战略发展的基地，所以便顺水推舟，顺应了周瑜的心意。

    刘备率领两千人马，与张飞、关羽一起随周瑜西上迎敌，在乌林大破曹兵后，继续溯江西进，一直打到江陵。屹立在长江北岸的江陵古城，城墙高大坚固，城内储备丰饶，加上经验丰富、骁勇善战的曹仁、徐晃等亲自坐镇，攻下江陵谈何容易！

    联军开到江陵，并未立即攻城，而是隔江与曹仁相对。这时，刘备对周瑜说：“（曹）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两千人追（随）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仁闻吾人必走。”刘备的意思是带领一批人马渡过夏水，从侧面包抄江陵，以配合周瑜的正面进攻。刘备仅率两千人马，即使是侧翼，人也略嫌少了些。为了不使周瑜疑心，刘备又提出以张飞率一千人马随周瑜，要周瑜给自己两千人马，实际上等于给刘备增兵一千。

    周瑜同意了。然而，周瑜自有他的打算。《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是这样记载的：

    瑜与程普又进南郡，与仁（即曹仁）相对，各隔大江。

    兵未交锋，瑜即遣甘宁前据夷陵。从这段记载看，似乎吴军开到江陵隔岸，并未立即与曹军交战，而是派甘宁首先抢占荆州西面门户夷陵。

    那么，联军刚到江陵对岸时，到底与曹军打了没有呢？

    答案是肯定的。只是与曹仁交战的不是周瑜，而是刘备。《三国志·魏书·曹仁传》说：

    从平荆州，以仁（即曹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将周瑜。瑜将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将牛金逆与挑战。贼多，金众少，遂为所围。长史陈矫俱在城上，望见金等垂没，左右皆失色。仁意气奋怒甚，谓左右：“取马来！”矫等共援持之，谓仁曰：“贼众盛，不可当也。假使弃数百人何苦，而将军以身赴之！”仁不应，遂被甲上马，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去贼百余步，迫沟。矫等以为仁当住沟上，为金形势也。仁径渡沟直前，冲入贼围，金等乃得解。余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数人，贼众乃退。

    据《周瑜传》记载，吴军开到江陵对岸时，并未立即渡江与曹仁守军交锋，首先派甘宁占领江陵上游夷陵，意在从上游居高临下配合吴军渡江围攻江陵。而《曹仁传》中所记，江陵守军与孙刘盟军前锋部队打得如此激烈。结合《吴录》所记，我们认为，这支与曹仁激烈交锋的联军前锋数千人，正是刘备率领的三千人。裴松之似乎已经觉察此点，所以他将《吴录》那条资料，注在吴军与曹军在江陵隔江相对“兵未交锋”条下。当然，没有主力部队的正面进攻，仅凭三千人要拿下江陵是不可能的。刘备最终只好撤退下来。

    周瑜让刘备率三千人侧攻江陵，有三个目的，第一，利用刘备的力量牵制一下曹仁。第二，想借机以消耗刘备的有生力量。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分兵西进，以便为进一步全据荆州作准备。所以，吴军一到江陵南岸时，周瑜立即命大将甘宁西进占据夷陵。夷陵位于今湖北宜昌东南，处于江陵上游，西与益州为邻。听说吴军已到夷陵，益州将袭肃率军前来投降。周瑜打算利用袭肃的兵马加强吕蒙的力量，便上表孙权将袭肃之兵并入吕蒙军。而吕蒙却认为，袭肃有胆有识，而且是慕化远来，不应夺其兵。结果孙权听从了吕蒙的意见。

    曹仁听说吴军占领了夷陵，江陵上游受到威胁，急忙派人前来争夺。当时甘宁守夷陵，新兵旧部加在一起仅千人，而曹仁所派人马是甘宁的五六倍。曹军在城外建筑高楼，雨点一样密集的箭纷纷射入城中。甘宁一面坚守，一面派人向周瑜告急。急报传来，众人都认为若再援救甘宁，则会造成兵力分散，怕抵不住曹仁进攻。吕蒙则认为夷陵必救，他对周瑜和程普说：“我与你们前去救援，留下凌统坚守。我们救援甘宁的时间不会用得太长，我保证凌统在曹军进攻面前能坚守十天！”吕蒙还建议周瑜在援救的同时，派出三百人马阻住险峻的道路，以截击溃败逃跑的敌人。周瑜认为吕蒙的意见很对，便采纳了。周瑜亲率援军赶到夷陵，当天就与曹兵展开激战。甘宁守军见援兵到来，士气大涨，他们里应外合，杀死曹军过半。曹军不支，乘夜色逃走，在中途险峻之处，又遭孙吴伏军的截击，骑兵都丢下马匹步行逃走。这一仗，吴军大败曹兵，获得战马三百多匹，并巩固了对夷陵的占领。

    夷陵大胜后，吴军尽数渡过长江，在长江北岸建立营寨。一切准备就绪后，吴军发动了对江陵的总攻。周瑜亲自跨马冲入敌阵，不幸被流矢射中右肋，受了重伤。吴军见主帅受伤，便退兵还寨。曹仁听说周瑜受了重创，想乘吴军主帅受伤士气低落之时击溃吴军，便勒兵布阵，前来挑战。周瑜听说后，为了鼓舞士气，强忍伤痛，起身巡视各营。众人见主帅尚能各营巡视，伤势不重，斗志一下高涨起来。曹仁见此情形，只好退兵。

    建安十四年（209）十二月，曹仁在和周瑜相持了一年多并遭受了重大损失后，终于支持不住，便放弃了江陵，带领人马退回襄阳。

    荆州八郡之一的南郡（治江陵）终于为孙吴所有。

    就在周瑜率军同曹仁浴血奋战时，诸葛亮也没有稳坐在江夏一动不动。特别是当刘备侧攻江陵撤退后，诸葛亮敏锐地察觉到了周瑜全据荆州境内长江的战略意图。当周瑜占领夷陵后，诸葛亮预料到周瑜进攻的重点定是江陵。也就是说，吴军发展的方向是北而不是南。这样，就会给刘备向荆州南部发展留下宝贵的时机。于是，诸葛亮果断地向撤出江陵战斗的刘备提出建议，放弃江夏，全力占据荆州江南四郡，站稳脚根之后，再待机谋取荆州北部的战略要地。刘备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向荆州南部进军前，刘备先上表汉帝奏请刘琦为荆州刺史。刘琦是刘表的长子，子承父业，名正言顺。再有，刘备当初曾答应刘表尽力辅佐公子，这样做可以实现诺言，不失信于人。其实，这都是表面的原因，其深层原因，是刘备通过拥立刘琦，使自己在荆州立足取得合法地位，因为刘琦始终是刘备战线上而又为其所控制的人。

    刘琦是荆州新主，刘备是新主意志的执行者和体现者。

    主人收复自己的土地，理直而且气壮。当两万大军浩浩荡荡南下时，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

    武陵太守金旋献城；

    长沙太守韩玄迎降；

    桂阳太守赵范让位；

    零陵太守刘度稽颡。

    荆州江南四郡尽为刘备所占领。

    至此，荆州八郡为曹、孙、刘三家分别拥有：曹操占有南阳、章陵二郡；孙权占有南郡、江夏二郡；刘备占有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

    三家瓜分荆州，对孙、刘两家来说，各有不满意之处。就面积而言，刘备所得要大于孙权；但从地理位置上看，孙权全据荆州境内的长江，占据了荆州的战略重地。刘备当然不甘心孙权占据长江形胜之地，孙权也不满意刘备占有那么大的荆州地盘，两家重分荆州在所难免。当曹操势力退回北方，孙刘联盟的外部压力减轻时，孙刘之间重分荆州的好戏也开场了。

    孙刘重分荆州，一共有三次。

    第一次重分，是在建安十四年。

    《资治通鉴·汉纪·建安十四年》记载：“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

    平平的文字，淡淡的记事，寥寥二十余言，我们一点看不出孙刘两家纷争的影子。然而我们只要进一步细想，就会于平淡之处窥见起伏。孙权为什么让刘备领荆州牧？周瑜为什么分南岸地给刘备？

    孙权让刘备领荆州牧，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承认。《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一个“推”字，充分表达了刘备、诸葛亮利用刘琦的巧妙。刘备是刘表集团的成员，刘表临危对他有托孤之任，刘琦是他上表名义上的汉帝立为荆州刺史的。如今刘琦已死，刘备接任荆州刺史顺理成章，既不用上表朝廷批准，也不用孙权任命，这完全是荆州内部的事。孙权让刘备领荆州牧，只是承认了这个事实。

    孙权让刘备领荆州牧，也是由于抗曹大局的需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刘备表权（即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刘备承认了孙权徐州刺史的地位，换取了孙权对他荆州刺史地位的承认，此其一。徐州在长江下游，荆州在长江中游，孙刘二人的彼此承认，也初露了东西两路对曹操施加压力的端倪。此其二。

    至于周瑜分南岸地给刘备，我们认为更是刘备力争的结果。刘备占有荆州南部四郡，面积是不小，但却没有发展前途。想当初，诸葛亮“隆中对”的方针是，先占荆州，然后向益州发展，而向益州发展，则必须通过长江水道。而现在，孙吴全据了荆州内的长江水道，刘备被隔在长江以南，他岂能甘心？无疑，他是一定要染指长江，利用其水路北上和西进的！况且，刘备要求与孙吴共有长江有着十分充分的理由：他是荆州刺史，岂能与贯通荆州东西的长江无缘？他是抗曹的另一条战线，没有长江不能北上，怎能担负起如此重任？

    对于刘备的要求，孙吴没有理由拒绝。但此时，周瑜已领南郡太守，江陵既是他浴血奋战之地，又是控制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周瑜都不同意放弃江陵。于是周瑜便分南岸地给刘备。所谓“南岸地”究竟指什么地方？胡三省认为是“荆江之南岸，则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地也”。对于这种理解，近人卢弼曾给予辩驳，他说：“荆州八郡，南阳、章陵非吴所有。周瑜领南郡，程普领江夏，亦决不肯让人。上文周瑜分南岸地给备者，即指油口立营之地，非谓江南四郡也。若已给江南四郡，又欲兼得江汉间四郡，将置周瑜、程普于何地乎？且公瑾方深忌先主，上疏以猥割土地为虑，岂肯遽给四郡乎！是南岸之地仅限于油口立营之地无疑。”卢弼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油江是今湖北境内的一条由西向东的河流。万里长江流过江陵后，突然改变了方向，向南拐了个弯，油江水就流进这向南拐的江中。油江人江口即油口，也就是后来被刘备改名的公安。公安地处江陵下游，仍为江陵所控制，但对刘备来说，能够走到长江边上，就使他实现“隆中对”的方针有所依托。

    第二次重分荆州，是在建安十五年。

    刘备进驻公安后，许多刘表旧部纷纷前来归属，刘备集团的势力渐渐扩大起来。刘备集团的兴旺，使孙权略感不安，但为了抗曹大局，又不得不任其发展。当他得知刘备的甘夫人去世时，为了笼络刘备，便把自己二十多岁的妹妹嫁给他。这时，刘备已经是四十九岁了。

    就在孙刘结交的第二年，刘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为由，就要去京口（今江苏镇江）亲见孙权，要求都督荆州。荆州治所在江陵，所谓“都督荆州”，就是要进驻江陵，领有南郡。刘备的理由也很充分，你孙权既然承认我荆州刺史的地位，南郡作为荆州的一郡，就不应抓住不放。况且，我现在人众剧增，地方太小，容纳不开呢！

    对于刘备的想法，诸葛亮是很赞同的。为了向西进展，实现跨有荆益的目标，占有荆州水路要冲是必由之路。但是，诸葛亮不赞成刘备亲自前往江东。他知道，周瑜决不肯轻易放弃南郡，面对这个足智多谋之人，诸葛亮担心，刘备不但得不到便宜，恐怕性命也会有危险。但刘备去孙吴的态度非常坚决。他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此去江东，“诚出于险途，非万全之计”。但是，此时曹操对孙吴的威胁并未完全解除，孙权要对付曹操，需要以我为援，再说，我和孙权已结亲，他还能把我这个妹夫怎样！诸葛亮见刘备的态度如此坚决，便不好再加阻拦，只是嘱咐他到了江东，凡事多和鲁肃商议，还要对周瑜多加提防。

    刘备到了江东，与孙权相见。盟友加亲戚使得这两位英杰人物在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上分外亲热。然而，当刘备把“都督荆州”的要求提出来后，孙权立刻沉吟起来。他推说这事不能马上决定，还要与周瑜商量。因为周瑜是血战江陵的主帅，况且现在是南郡太守。

    孙权还真的派人把刘备求都督荆州的事告诉了周瑜。不久，便接到了周瑜的一封奏疏。奏疏说：

    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

    周瑜这一番话，体现了他对刘备集团的态度，这种态度可用六个字概括：软化、分化、消化。把刘备留在孙吴，给其美女玩好、华丽宫室，以软化之；把关羽、张飞分置一方，以分化之；最后把他们逐一消化。不错，对于孙权集团来说，刘备集团确是一柄双刃剑，他既有抗御曹操的一面，又有威胁自己的一面。在周瑜这位战略家眼里，刘备集团的威胁之害将要大于抗曹之利，所以一心要把刘备集团除掉。现在，刘备竟来自投罗网，万万不可错过机会。

    与周瑜抱有同样看法的还有彭泽太守吕范。

    孙吴的另一位着名战略家鲁肃，则反对周瑜、吕范等人的做法，他提了两点理由：第一，曹操对吴的威胁是巨大的，东线屯兵合肥，西线拒有襄阳，如同伸向吴的两个拳头，若吴单独抗拒，无疑要承担巨大压力。第二，吴初战荆州，恩信未洽，根基不稳。而刘备久在荆州，深得人心。若把南郡借给他，让他安抚那里的士庶，可以分担曹操西线襄阳的军事压力，我们则可以专力在东线战场对付曹操。因此，鲁肃认为借南郡给刘备，“多操（指曹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

    孙权反复权衡了两方面的意见，“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即刘备）难卒制”。因而认为鲁肃的谋略，更符合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便同意了鲁肃的看法。

    刘备在吴，也听说了周瑜建议把他扣住的消息，后悔不该不听诸葛亮的话。当他听说孙权并未采纳周瑜的意见，而是听从了鲁肃的意见时，犹如遇到大赦一般，哪里还敢在吴久呆！他匆匆告别孙权，急急离开江东。船行至半路，忽见后面吴国飞云大船急驶追来，刘备不由一惊：难道孙权变卦了不成。待船驶近时，刘备才知道是孙权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余人追来为他饯行。此刻，刘备恨透了周瑜，若无周瑜献计，他哪里会受此虚惊！当宴会散后，张昭、鲁肃先出去了，就剩下刘备与孙权。刘备对孙权说：“公瑾（周瑜字）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其实刘备也知道，他说周瑜的这些坏话，孙权是不会相信的，只不过聊以出出心中闷气而已。

    当周瑜知道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时，答应借荆州南郡给刘备已既成事实。覆水难收，要孙权收回成命是不可能的。周瑜急忙赶回京口，面见孙权，又提出一个新主张：西取巴蜀。他对孙权说：“今曹操新折切，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蹴操，北方可图也。”周瑜所说的“奋威”，即奋威将军孙瑜。乍一看，周瑜这个建议，有点像诸葛亮的“隆中对”，实际上，除了从关中、襄阳两路夹攻曹操这一点与“隆中对”相似外，在其他地方则有很大区别。诸葛亮的“隆中对”，是指导刘备集团行动的总方略，它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步骤、政治措施、经济措施、外交方针等，而周瑜这个建议，仅具有指导具体军事行动的意义。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在天下形势未明的情况下，经过对形势的分析综合深思熟虑后提出的，因而具有很强的预见性。而周瑜的建议，只是从孙吴一方的角度提出的，没有“隆中对”那种高瞻远瞩的风范，根本不考虑业已壮大的刘备军事集团横亘荆州的现实，从而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当然，“隆中对”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也存在严重的缺陷，而周瑜所提的建议，恰恰与“隆中对”的缺陷部分相似，这一点我们在以后还要详加评述。仅从以上诸条区别来看，我们说周瑜的建议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无法比拟。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周瑜提出攻取西蜀的建议，还有阻止让出南郡给刘备的潜台词。因为攻取西蜀，没有江陵不行；北攻襄阳，更需要以江陵为依托。如果周瑜的建议被付诸实施，那么，孙吴的让出南郡的诺言，无异于开给刘备的一张空头支票。

    尽管如此，周瑜提出的西取巴蜀的计划，维护了孙吴的利益，也符合孙吴的未来发展方向，更与孙权建立帝王之业的思想合拍。因此，此议一出，立即得到孙权的采纳。孙权决定西取巴蜀后，果然把让南郡给刘备之事搁置一边，他给刘备写了一封信，约他共取巴蜀，只字未提让出南郡之事。信中说：

    米贼张鲁居王巴、汉，为曹操之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取璋（即刘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十操，无所忧也。

    孙权这封信，只是向刘备说明了孙吴西取巴蜀对抵御曹操的好处，却没有说明孙吴此举的真实意图，以及其给刘备集团带来的危害。尽管孙权不说，刘备集团对孙吴此举所带来的危害却看得一清二楚。刘备的部下殷观就指出：“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因此，孙吴的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刘备的拒绝。刘备立即给孙权回了一封信，信中强调了西取巴蜀的种种不利，最后说：

    备（即刘备）与璋（即刘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

    刘备不但没有答应与孙吴共取西蜀，反而替刘璋求情，要求孙权不要攻打他，否则自己宁愿脱掉官帽入山当隐士。当然，政治斗争是要有策略上的灵活。刘备所谓当隐士是假，阻止吴军是真。

    孙权并未答应刘备的请求，而是派孙瑜率水军进至夏口。

    刘备也没丢掉官帽披发入山当隐士，而是在公安一带布置兵力，准备阻止吴军西进。

    双方剑拔弩张，大战在即。

    就在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时刻，一个意外的事件犹如一颗钢针扎进充满气的车胎一样，使紧张的局势一下松弛下来：周瑜在回江陵的路上，行至巴丘（今湖南岳阳）病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周瑜在弥留之际，想到曹操是孙吴的大敌，而刘备尽管需要提防，毕竟还是抗曹的同盟力量，因此需要一个明白这种形势，能很好地把握这种形势的人来接替自己。这个人非鲁肃莫属。于是，他给孙权上了一封奏疏，奏疏说：

    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愿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殒踣之日，所怀尽矣。

    孙权闻听周瑜病故，心中万分悲痛。他下令朝中为周瑜举哀，又亲自到芜湖迎接周瑜返回的灵柩。

    周瑜死后，孙权根据周瑜遗疏所荐，任鲁肃为奋武校尉，代周瑜领兵。西征巴蜀之事也因此作罢。

    周瑜之死，对孙吴无疑是重大损失，但对刘备集团的发展却是一个机会。刘备、诸葛亮等人又不失时机地提出领有南郡问题。一来是孙权有言在先，二来是鲁肃竭力赞同，孙权终于同意“分荆州（指南郡）与刘备”，让代领南郡太守的程普还领江夏太守，鲁肃也离开江陵，“下屯陆口”（今湖北蒲圻西北）。

    孙吴让出南郡给刘备，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对于刘备集团来说，意味着其势力已扩展到江北，诸葛亮先取荆州为根据地的第一步战略计划已经实现。对于孙权集团来说，则意味着把江陵一带的防务移交给刘备，让他独自担当起抗御襄阳、樊城一带曹操重兵的重任，从而使自己东线抗御曹操的力量得到加强。据记载，孙吴将南郡让给刘备时，曹操正在写字，他听到这个消息，不由一惊，手中的笔一下子滑落到地上。这也说明，鲁肃让出南郡的主张是极富战略眼光的。

    第三次重分荆州，是在建安二十年。

    建安十九年，刘备经过数年征战，攻下成都（今四川成都），益州刺史刘璋投降，益州遂为刘备集团所有。刘备占有益州，实现了诸葛亮跨有荆、益的第二步战略计划，同时，也使他的盟友孙权深感不安。孙权觉得，以前自己的主要威胁是北方的曹操，现在，在自己的上游，又崛起一个跨有荆州、益州的强大军事集团。这个集团虽说是自己的盟友，然而说不定哪一天，由于形势的变化，自己就会受到来自长江上游盟友的攻击。只有把荆州收归己有，孙权才能感到心中踏实。

    建安二十年，孙权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前往成都，向刘备索要荆州。此时，刘备已把其政治重心移到成都，诸葛亮、法正、张飞等文武重臣都已聚集在刘备身边。孙权派诸葛瑾去要荆州，自有他的用意。他知道诸葛亮是刘备的股肱之臣，是这个集团中的决策人物，派诸葛瑾去，于公于私都好说话。不料，诸葛瑾到了成都，当他提出要刘备让出荆州时，却遭到婉言拒绝。刘备说：“我现在正计划夺取凉州，等凉州拿下后，便把荆州全部交给你们。”诸葛瑾见刘备话虽客气委婉，但占有荆州之意却非常坚决，也没有私下与弟弟诸葛亮会面。他知道，刘备的态度，也反映了诸葛亮的态度，他不会为兄弟之情而牺牲自己集团的利益。与之私下会谈。不但公事办不好，恐怕还会影响与诸葛亮的兄弟之情。于是，诸葛瑾便返回江东复命。

    孙权听到诸葛瑾的回复后勃然大怒，说：“刘备这番话，分明是不想归还荆州，用空话欺骗我们，拖延时间。”他觉得已与刘备没什么好商量的，便决定用强硬的办法收回荆州。他任命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官吏，并派他们前往赴任。这些官吏刚一到任，便遭到刘备荆州守将关羽的驱逐。孙权更加恼怒，派大将吕蒙督率鲜于丹、徐忠、孙规等两万兵众进攻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派鲁肃率一万人屯巴丘抵御关羽，自己则亲驻陆口任总指挥。吕蒙攻下长沙、桂阳二郡，却受到零陵太守郝普的顽强抵抗。刘备听说孙权进攻荆州，率兵五万到达公安，派关羽率三万兵将进驻益阳（治今湖南益阳）。孙权闻讯，急忙调吕蒙还助鲁肃。在离开零陵前夕，吕蒙又用计降服了郝普，拿下了荆州南三郡，接着率兵回师，与大将孙皎、潘璋等人与鲁肃合兵，与关羽相持于益阳。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曹操进入汉中（治今陕西汉中）的消息。汉中是益州北部的门户，曹操打败张鲁，进入汉中，直接威胁着益州的安全。刘备唯恐益州有失，便派人向孙权求和。于是孙、刘双方达成协定：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属东吴，南郡、零陵、武陵归属刘备。

    也许有人问：第三次重分荆州，孙权必欲夺回荆州而后安，为什么还要答应刘备的求和呢？这是因为：第一，如果孙权在东部死缠住刘备，使他无力西顾曹操，一旦曹操占领益州，刘备固然处于窘地，而孙权却也直接处于曹操的攻击之下。第二，此次重分荆州，刘备也确实做出了重大让步。历来人们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刘备借荆州不还，理在孙权一方。事实并非如此，清人赵翼就对此论进行辩驳，他说：

    且是时（即赤壁之战时）刘表之长子琦尚在江夏，破曹后，备即表琦为荆州刺史，权未尝有异词，以荆州本琦地也。时又南征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皆降。琦死，群下推备为荆州牧。备即遣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收其租赋，以供军实，又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在南郡。赵云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遣将分驻，惟备所指挥，初不关白孙氏，以本非权地，故备不必白权，权亦不来阻备也。迨其后三分之势已定，吴人追思赤壁之役，实藉吴兵力，遂谓荆州应为吴有，而备据之，始有借荆州之说。抑思合力拒曹时，备固有资于权，权不亦有资于备乎？权是时但自救危亡，岂早有取荆州之志乎？羽之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军寝不脱介，戮力破曹，岂得徒劳无一块土！”此不易之论也。其后吴蜀争三郡，旋即议和，以湘水为界，分长沙、江夏、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最为平允。而吴君臣伺羽之北伐，袭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说，以见其取所应得。此则吴君臣之狡词诡说，而借荆州之名遂流传至今，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转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论也。

    赵翼这番议论甚有理据。赤壁之战后，孙权取得江夏、南郡，刘备取得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实际上，孙吴从曹操手中夺得的荆州土地，仅限南郡，江夏郡也是刘备集团主动让出的。第三次重分荆州，孙权不但保有江夏，还得到了长沙和桂阳。以南郡一郡换得三郡，孙权还有什么理由不与刘备言和呢？

    三分荆州，两个含义，都体现了诸葛亮、刘备的聪明才智。

    曹、孙、刘三家瓜分荆州，体现了诸葛亮的英明预见性。

    孙、刘三次重分荆州，体现了诸葛亮在实现“隆中对”第二个战略计划时，他与刘备对同盟者孙吴巧妙、灵活、高超的斗争艺术。

    五

    对于孙、刘两家来说，荆州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得之地。

    一次又一次地重分荆州，意味着两家利益的一次又一次地调整。

    三次重分荆州，对于孙吴来说，仍有许多不满意之处；但对刘备来说，却是一个比较完满的结局。他终于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有了一块向益州发展的根据地。

    三次重分荆州，对刘备来说是一场三幕喜剧，而这喜剧的导演就是诸葛亮。

    自从结识诸葛亮以来，刘备的政治生涯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不再是盲目地四处闯荡，而是有着一步一步切实可行的战略；他不再被失败的梦魇所缠绕，而是经常品尝着胜利的甜果；他不再是一块被军阀争战的潮水冲来冲去的碎石，而是一块根深蒂固的小洲。刘表政权中降曹派没有把他排挤出荆州，曹操的几十万大兵没有把他驱赶出荆州，孙吴的明争暗夺也没有使他失去荆州。而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隆中对”的指导。

    诸葛亮帮助刘备根植于荆州。

    诸葛亮与荆州有着不解之缘。

    荆州是诸葛亮的第二故乡。想当初，诸葛亮迫于战火沦为异乡游客时，荆州以它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使他结束了辗转流离的游子生活。

    荆州是诸葛亮成长的第二摇篮。诸葛亮十五岁来到荆州，三十四岁时离开荆州，在这里整整度过二十个春秋。在这二十年中，有十年是在隆中隐居，而这十年正是他的青年时期，是人生的黄金阶段。这里的人杰地灵，给了他知识，给了他智慧，也给了他出仕的机缘。

    荆州是诸葛亮政治、军事生涯的起步之地。在这里，他遇到了理想中的明主，做出了一生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决择。

    然而，上述诸种原因，只能从思想感情上揭示诸葛亮与荆州的关系，还远远不能说明诸葛亮与荆州更深层次的“缘分”。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集团所制定的建立霸业、恢复汉室、实现统一、拯救生民的政略和战略方针。然而，要达到这个远大的政治目标，就得首先实现跨有荆州、益州的战略计划，以实行两路出击夹攻中原的战略。而跨有荆、益，首先的前提是据有荆州，只有占领了荆州，才能溯江西上进入益州，也才能使西进巴蜀获得坚实的战略依托。对于诸葛亮所辅佐的刘备集团来说，没有荆州，便不能实现跨有荆、益的计划，便不能对中原进行钳形夹击，自然也无法实现最终的政治理想。

    这才是诸葛亮乃至刘备集团看重荆州的最深层的原因。

    诸葛亮在荆州的二十年，大体上可分三个阶段：从兴平二年（195）到建安十二年（207），是他借寓荆州和隐居隆中的时期。从建安十二年（207）到建安十四年（209），是他辅佐刘备在荆州寻求立足的时期。从建安十四年（209）到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奉刘备之命率兵入川止，是他协助刘备治理荆州的时期。

    三个时期，诸葛亮依次具有三种身分：布衣平民、谋士、军师中郎将。

    布衣诸葛亮，心怀一颗拯时济世之心，静静地等待着时机。

    谋士诸葛亮，以他的智慧和谋略，导演出三分荆州的活剧。

    身为军师中郎将的诸葛亮，在协助刘备治理荆州的过程中，表现出政治家的杰出才干。

    从建安十四年到建安十九年，诸葛亮治理荆州整整五年。在这五年中，他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网罗荆州人才。

    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势力和地盘经过了多次变化。刘表在世时，刘备的势力主要局限于新野、樊城。刘表死后，刘备转而据有江夏郡。赤壁之战后，刘备一下子占领了荆州南部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地盘最大时又领有南郡。第三次重分荆州后，仍占有荆州的三个郡。总的看来，刘备在荆州的地盘呈从小到大的趋势。随着地盘的扩大，需要管理的行政地区不断增加，对管理行政机构的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多。据史书记载，刘备在荆州期间，归附刘备集团的荆州人士有如下诸人：

    黄忠，字汉升，荆州南阳郡人。刘表在世时，黄忠任中郎将，与刘表的侄子刘磐一起守卫长沙攸县。曹操占领荆州后，黄忠“假行裨将军，仍就故任，统属长沙太守韩玄”。赤壁之战后，刘备占领长沙郡，黄忠便加入了刘备集团。

    庞统，字士元，荆州襄阳人。庞统早先在襄阳，号为凤雏，与诸葛亮齐名。庞统虽是荆州人，却和孙吴士人关系密切。所以周瑜领南郡太守时，任庞统为功曹。后来，刘备领有南郡，庞统便加入了刘备集团。

    马良，字季常，荆州襄阳人。其弟马谡，字幼常。二人在刘备领荆州刺史时，加入刘备集团，任荆州从事。

    陈震，字孝起，荆州南阳人。他也是在刘备领荆州刺史时被任为荆州从事的。

    廖立，字公渊，荆州武陵人。刘备任荆州刺史时，廖立被辟为荆州从事，不到三十岁时，又被提为长沙太守。

    蒋琬，字公琰，荆州零陵人。史载他“弱冠与外弟泉陵刘敏俱知名。琬以州书佐随先主入蜀，除广都长”。可见蒋琬也是刘备取得江南四郡后被任为荆州书佐的。

    邓方，字孔山，荆州南郡人。“以荆州从事随先主人蜀”。显然邓方也是刘备领荆州刺史后被任为荆州从事的。

    张存，字处仁，荆州南阳人。“以荆州从事随先主人蜀”。

    殷观，字孔休，荆州人。刘备领荆州刺史时，殷观任州主簿别驾从事，曾出谋拒绝孙权与刘备共同伐蜀的要求。

    习祯，字文祥，荆州襄阳人。“有风流，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他是随刘备入蜀的荆州之士，刘备在荆州时便得到任用。

    郝普，字子太，荆州义阳人。刘备西征巴蜀，将郝普留在荆州任零陵太守。

    潘濬，字承明，荆州武陵人。潘濬二十岁左右时随荆州大学者宋忠受学，不到三十岁便被刘表任为部江夏从事。刘备领荆州，以潘濬为治中从事。刘备入蜀，潘濬留下来助关羽管理州事。

    上述十二个人，都是刘备在领荆州刺史期间参加刘备集团的荆州人士。然而，仅仅说明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并没有从上述诸人的事例中发现他们的出仕与诸葛亮的关系。事实上，上述诸人的参加刘备集团，绝大多数都是诸葛亮努力的结果。我们举几例来说明这种关系。

    刘备占领江南四郡，诸葛亮被任为军师中郎将，督统零陵、桂阳、长沙三郡。黄忠在赤壁之战以前，曾属于曹操的长沙太守韩玄，守卫长沙攸县。应当说，黄忠的“委质”刘备，当与诸葛亮有关。廖立是武陵郡人，武陵与零陵比邻，而且廖立的才干确是被诸葛亮所发现和欣赏的。诸葛亮曾评价廖立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因此，廖立任荆州从事和长沙太守，都是诸葛亮提拔的结果。零陵人蒋琬，其家乡正处于诸葛亮统辖之下。蒋琬后来是蜀汉名相，他的才干深受诸葛亮的赏识。据记载，蒋琬随刘备入蜀之后，被任为广都（治今四川成都东南）县长。蒋琬对自己大材小用感到委屈，终日饮酒，不理县事。有一次，刘备外出巡察，突然来到广都县，见蒋琬不理众事，醉酒熏熏，不由得勃然大怒，要对他治罪。诸葛亮听说后，忙为蒋琬求情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这才赦免了他。此虽为刘备入蜀以后的事，但通过此事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蒋琬的器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蒋琬走出零陵湘乡，出任荆州书佐应是诸葛亮：擎荐人才的结果。荆州武陵人潘濬，是蒋琬的姨弟，他在蒋琬的家乡湘乡任过县令，他出来任荆州治中从事，当与其姨兄蒋琬同时。

    还须注意，上述诸人中有一类人加入刘备集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诸葛亮的亲友。例如庞统，是庞德公的侄子，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是诸葛亮的姐夫。因此，庞统不但与诸葛亮是朋友，还有一层亲戚关系。庞统的弟弟庞林，娶的是襄阳城南习祯的妹妹，由于这层关系，诸葛亮与习祯也属于亲戚关系。马良和马谡是亲兄弟，刘备领荆州时，两人均为荆州从事。建安十九年，诸葛亮奉命人川支援刘备，马良留在荆州。他曾给诸葛亮写信说：“闻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见矣。夫变用雅虑，审贵垂明，于以简才，宜适其时。若乃和光悦远，迈德天壤，使时闲于听，世服于道，齐高妙之音，正郑、卫之声，并利于事，无相夺伦，此乃管弦之至，牙、旷之调也。虽非钟期，敢不击节。”在这封信中，马良建议诸葛亮辅佐刘备，选拔英才，施行仁政，实行教化，移风易俗，表示自己愿意像钟子期理解伯牙鼓琴那样，理解支持诸葛亮。可见马良与诸葛亮关系之密切。裴松之对此评论说：马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亮年长，良故呼亮为尊兄耳”。正因为这种亲戚朋友关系，诸葛亮在劝他们出来为刘备集团效力时，就更具有说服力和号召力。

    诸葛亮在治理荆州时，为刘备集团网罗人才的苦心，还可以通过刘巴之事显示出来。

    刘巴，字子初，是零陵烝阳（治今湖南邵东东南）人，少年时便知名于荆州。刘表任荆州刺史时，多次请刘巴出来做官，都被拒绝。曹操出兵征讨荆州，刘备率众南走，荆楚士人多从之，而刘巴却北降曹操。曹操任刘巴为自己的掾属，赤壁之战前夕，让他过江南下，招纳长沙、零陵、桂阳等郡投降。赤壁之战，曹操吃了败仗，退回北方，无力再顾江南。刘备占领江南四郡后，刘巴见无法完成使命，又不得北返，便准备南下交州，再取道北还。当时，诸葛亮正督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屯驻在临烝（治今湖南衡阳）。刘巴临下交州之前，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乘危历险，到值思义之民，自与之众，承天之心，顺物之性，非余身谋所能劝动。若道穷数尽，将托命于沧海，不复顾荆州矣。

    刘巴这封信，是向诸葛亮表示，既然无法完成曹操所给劝降使命，自己也不想在荆州留下去了。

    诸葛亮深感刘巴是个人才，眼下治理荆州，急需人才，怎能让他远去！于是便离开临烝，追上刘巴，劝他加入刘备集团。诸葛亮说：“刘将军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荆州之人莫不望风归德，足以反映出天命所在和人心所向。足下不归顺刘将军，还要到哪里去呢？”刘巴不想归顺刘备，但见诸葛亮远道追来，一片诚心，便婉言谢绝道：“我是受曹公之命招降四郡，既然不能完成使命，就应当回去。先生何出劝降之言？”他没有接受诸葛亮的劝告，离开了荆州。

    诸葛亮劝刘巴归顺虽未成功，但他为留住人才亲自追赶，表现出他求才的急切与真诚。刘巴婉言谢绝而诸葛亮并不执意强留，又表现出他对刘巴选择的理解与尊重。

    诸葛亮在荆州所网罗的人才有各种类型：有的在当时就起过重大作用，如黄忠、庞统、郝普、殷观等。有的在当时作用不太显着，但日后却成为蜀汉政权中的重要人物，如蒋琬、向朗、马良、陈震等。也有的当时起重要作用，日后却发生了变化，如廖立、马谡等。这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用人取其所长、不拘一格和从长远处着眼的风范。

    第二，参与荆州的人事安排。

    刘备占领荆州四郡，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这是一个权力很大的职位。胡三省在解释军师中郎将一职时说：“军师，亦古将军号。曹操初置军师祭酒，而备置军师中郎将，皆以一时军事创置官名也。然军师祭酒止决军谋，中郎将则有兵权。”荆州在当时是个用武之地，北有曹操重兵威胁，东有孙吴明争暗夺，因此，荆州的人事安排，必须考虑政治和军事的全面部署。诸葛亮这个既决军谋又有兵权的军师中郎将，不可能不参与荆州的人事安排。

    诸葛亮治理荆州期间，协助刘备对荆州的人事做了如下安排：

    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扎江北。

    张飞为宜都（治今湖北枝城）太守、征虏将军，后又转在南郡。

    赵云领桂阳太守、偏将军。

    廖立为长沙太守。

    郝普为零陵太守。

    向朗督秭归（治今湖北秭归）、夷道（治今湖北夷都）、巫县（治今重庆巫山北）、夷陵四县军民事。

    诸葛亮做这样的安排，首先体现了“隆中对”这个总战略的需要。“隆中对”提出，占领荆州，跨有益州，一旦天下有变，派一上将军从荆州北上，配合出关中的大军对中原实行两路夹击。诸葛亮做上述安排时，襄阳仍在曹操手中，把关羽任为襄阳太守，放在长江以北、襄阳以南的地方，一是显示必得襄阳的决心，二是似乎选定了关羽作为从荆州一路夹攻中原的上将军。诸葛亮把向朗放在夷陵、秭归一线，也是为了实现占有益州的需要。夷陵、秭归四县，是荆、益二州的门户，占有四县，就握有了西进益州的钥匙和主动权。向朗为人老成持重，史载他“少师事司马德操，与徐元直、韩德高、庞士元皆亲善”。诸葛亮在襄阳隆中时，也曾以司马德操为师，与徐元直、庞士元等人友善，这说明他与向朗也早就是朋友。也正是出于对向朗的了解和信任，诸葛亮才把荆州西部门户交给他掌管。

    诸葛亮这样安排荆州人事，体现了他对江陵防务的重视。诸葛亮重视江陵，因为江陵对实现“隆中对”的战略计划具有极重要的地位。自从曹操占据襄阳、樊城后，江陵就成为对刘备集团至关重要的战略重镇。没有江陵，便不能向西发展，便不能在荆州真正立足。诸葛亮重视江陵，还因为江陵是刘备集团在荆州的政治中心，刘备领荆州刺史，州治就设在这里。把关羽安置在江陵北面，把张飞安置在长江南岸的江陵地区，就使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紧紧地聚在江陵为中心的地带。刘、关、张三人具有特殊的关系，史载刘备与关张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张二人对刘备也“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周瑜曾经评价三个人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三个人聚在一起，就如同“蛟龙得云雨”一样。对刘关张三人如此安排，毫无疑问是保证江陵也即保住荆州安全的最佳阵容。

    诸葛亮这样安排荆州人事，还有团结刘备集团内部各种力量的用意。刘备自东汉末起家，领过徐州，到过幽州，依过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如今又领荆州。他手下的人，既有关羽、张飞这样的患难兄弟，也有赵云那样的旧部，还有大量的荆州人士。如果处理得不好，会在各种人之间引起矛盾。特别是关羽、张飞这样的人，如果安排不当，就会出问题。诸葛亮对此深有感触。想当初，自己刚从隆中出山，受到刘备的重视，只是由于刘备与自己情好日密，就引得“关羽、张飞等不悦”。最后，还是刘备出来，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关羽、张飞才作罢。那时候，只是为诸葛亮一人，而且诸葛亮又是刘备寻访已久的良辅。现在，如果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其所牵涉的面就不只是一个人了。因此，诸葛亮在安排荆州人事时，不得不进行周密考虑。观诸葛亮在荆州的人事安排，所重用者，既有刘备的患难兄弟，也有其旧部，又有荆州人士，而且轻重缓急极有层次，这说明他确实考虑得妥当周详。

    我们不是说，协调刘备集团内部各种力量是诸葛亮安排荆州人事的惟一原则，这种协调是建立在知人善任的基础之上的。在诸葛亮奉命离荆人川以前，江陵地区固若金汤，说明关、张二人完全胜任守卫江陵的职责。通往四川的长江通道畅通无阻，说明向朗完全胜任守卫荆州西门的职责。在南方四郡，也没出现任何问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云，他在刘备占领江南四郡后被任为桂阳太守。赵云与刘备相识于公孙瓒处，刘备投奔袁绍时，赵云便开始追随他左右。别看赵云跟随刘备较早，却始终谨慎自律，不以旧臣自居。赵云领桂阳太守后，原来的桂阳太守赵范千方百计地向赵云献殷勤，以图拉拢他。赵范有个嫂嫂，姓樊，长得非常漂亮，但红颜薄命，很早就死了丈夫，一直过着寡居生活。赵范见赵云尚未娶亲，便心生一计，欲将嫂嫂樊氏嫁给他。一天，赵范找了个机会，与赵云提起了这件事，不料被赵云婉言拒绝了。赵云说：“我们都姓赵，你的哥哥就是我的哥哥，哪有弟弟娶嫂的道理。”其实，在那个年代，弟弟娶嫂嫂是有先例的，更何况赵云与赵范仅是同姓，并非亲兄弟。别人也觉得赵云太古板了，都劝他应下这门亲事。然而，赵云拒绝这门亲事的原因并不是因：勾与赵范同姓，他觉得，赵范嫁嫂之举并不简单，很可能有别的用意。自从赵范投降刘备后，赵云总觉得他与新主人似乎还隔着什么东西。他对劝他娶樊氏的人说：“赵范是被迫投降的，心未可测。况且，天下女人多的是，何必非娶樊氏！”果然，赵范是在施美人计，他企图利用樊氏的美貌拉赵云背叛。他见赵云拉拢不了，便自己叛逃了。赵云以自己一身正气，识破并拒绝了赵范的美人计，确保了桂阳郡无纤介之损，是很称职的。

    后来，荆州的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在诸葛亮率军人川援助刘备以后，被吴军占领。《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载：“是时刘备令关羽镇守，专有荆土，权命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蒙移书二郡，望风归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这里说长沙、桂阳郡守望风降吴，是为夸耀吴将的功劳，记载有失实之处。诸葛亮入川，赵云随同前往，谁继赵云为桂阳太守，他在吕蒙的进攻面前是否望风而降，史籍语焉不详。但是长沙太守廖立绝非望风而降。诸葛亮曾批评廖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守长沙则开门就敌”。这是批评他在战术上的失误，敌强我弱，应闭城坚守待援，不能开门迎战。所谓“开门就敌”，意为开门迎战，不是开门迎降。《三国志·蜀书·廖立传》载：“建安二十年，权遣吕蒙掩袭南三郡，立脱身走，自归先主。”廖立打了败仗，丢了长沙，脱身逃走，并未投降。

    至于郝普守零陵，更是坚决，吕蒙始终无法取得此郡。这时，刘备已从蜀地亲至公安，遣关羽南下争夺三郡，而孙权住在陆口，派鲁肃住益阳阻止关羽。孙权又命吕蒙放弃零陵，回兵援助鲁肃，形势对郝普十分有利。但很可惜，郝普对此一无所知。吕蒙在准备放弃零陵以前，打算作一次最后的努力，他把孙权的命令藏起来，召集众将，布置任务，作出明天攻城的样子。郝普有一个老朋友，名叫邓玄之，吕蒙经过酃县（治今湖南衡阳）时被征人军中。吕蒙故意让邓玄之看到他部署第二天攻城的情景，并对邓玄之说：“郝普想做忠义之人，行忠义之事，但却不知审时度势。现在，刘备远在汉中，被曹将夏侯渊所围困。关羽在南郡，由我家主公亲自对付。不久前关羽攻破了曹军在樊城的大本营，回军援救酃县，被我方孙规击败，这是你所知道的。现在，关羽处在首尾倒悬的危险境地，自救尚且不及，岂有余力救零陵。如今，郝普以旦夕之命，待无望之救，我明日攻城必破，其必死无疑。你可以去见他，向他说明这种形势。”邓玄之赶忙去见郝普，向他说了这番话。郝普这才投降。

    南三郡的丢失，一来因孙吴战略家吕蒙以重兵压境；二来因诸葛亮把荆州主要力量移往益州，而荆州主要力量移往益州则是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这点我们在以后还要详加叙述。

    诸葛亮参与刘备在荆州的人事安排，在如何使用庞统的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庞统虽为荆州人士，但由于他与江东士人的特殊关系，使他开始并没像诸葛亮那样加入刘备集团，而是在周瑜手下任郡功曹。周瑜死后，庞统护送周瑜灵柩至吴，然后才离开孙吴加入到刘备集团。

    庞统早年知名于荆州，以“凤雏”之雅号与诸葛亮齐名，刘备不是不知道。但是，庞统这次却没受到刘备的重用。刘备恨透了周瑜，他在吃饭时问庞统：“你在周瑜处任过功曹，听说我到吴国时，周瑜曾向孙权秘密献策，把我留在吴国，有这回事吗？”庞统一愣，他没想到刘备在这种场合提出这样令人尴尬的问题。刘备见庞统不语，又逼了一句：“在君为君，你不必隐瞒。”庞统只得回答说：“有这么回事。”刘备叹了口气，说：“孤时危急，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此诚出于险途，非万全之计也。”

    刘备口头上这样说，心里却把庞统与诸葛亮进行比较。他认为庞统比诸葛亮差远了，诸葛亮始终与自己荜路蓝缕，草创荆州事业，而庞统却跑到江东做官；诸葛亮苦口婆心劝自己提防周瑜时，庞统却在周瑜下任功曹。所以，他并未把这位“凤雏”先生看得与“卧龙”同等重要，只是让他代理耒阳（治今湖南耒阳）县令。

    刘备这样安排，分明是大材小用，委屈了庞统。诸葛亮也认为不妥，但他没有马上进行劝谏。他知道刘备此时的心思，在这时劝他不会有好的收效，最好的劝谏时机是在庞统有特殊表现的时候。他相信，像庞统这样的具有大才的人物，一定会有特殊表现的。果然，庞统到了任上，不久便有了“特殊”表现：把耒阳县治理得一团糟。刘备大怒，将庞统免官。鲁肃知道了这件事，便写信给刘备说：“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见劝谏刘备的时机成熟，便乘机对刘备讲，庞统是有大才之人，要求刘备委之以大任。刘备听从了诸葛亮的劝告，任庞统为治中从事。庞统以他非凡的才华，得到了仅次于诸葛亮的待遇。不久，又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朗将”。庞统得到刘备的重用，诸葛亮在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诸葛亮力荐庞统，是因为庞统确有才华，而实现“隆中对”的目标，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封建时代，忌贤妒能、邀宠争功是官场上常见之事。而诸葛亮心中只有复兴汉室之业，为此大业，他不怕有大才之人颖脱而出，不怕有大才之人与自己平起平坐，这是多么宽广的胸襟！

    第三，妥善处理与孙吴的关系。

    荆州雄据孙吴上游，孙吴把南郡让给刘备，一方面卸掉了自己承担西线曹兵压力的担子，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上游悬起一把时时都可能劈下来的利剑。对把荆州让给刘备的担心、不放心、不甘心的情绪，时时袭扰着孙权。而在刘备方面，进攻的重点方向是从荆州向西、向北，向东进攻孙吴则没有列入诸葛亮“隆中对”的议事日程。因此，如何与孙吴搞好关系，巩固联盟，让孙权对荆州不感到威胁，不感到担心，是诸葛亮治理荆州时所考虑的问题之一。

    鲁肃是孙吴政权中颇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对与刘备联合共同抗曹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决的态度。诸葛亮治理荆州期间，始终与鲁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鲁肃在刘备任免庞统的问题上能写信谈自己的意见，说明鲁肃与荆州刘备、诸葛亮等关系密切。另外，诸葛亮主张重用庞统，也有利用他与孙吴士人关系密切的长处，从而与孙吴稳定同盟的用意。

    诸葛亮治理荆州期间，还经常与孙权互派使节，通好双方。《三国志·蜀书·廖立传》记载：“先主人蜀，诸葛亮镇荆土，孙权遣使通好于亮。”这说明双方的友好往来。

    当然，荆州与孙吴之间，不完全是和睦友好，有时也发生一些斗争。建安十六年（211），刘备率军入蜀，孙权闻听大怒，不由想起当初他邀刘备共同伐蜀遭到拒绝的情形。说什么与刘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全是骗人。他愤愤说道：“猾虏乃敢挟诈！”孙权在盛怒之下，作出一个决定，把妹妹从荆州接回来，实际上是与刘备断亲，这是孙、刘荆州之争的一个预兆。孙权派出船只，来到江陵，把孙夫人接走。孙夫人走时，把刘备的儿子阿斗刘禅也带上了。诸葛亮得知后，忙派张飞、赵云在长江下游堵截住孙夫人的船只，留下阿斗刘禅，放孙夫人自己回去。刘禅并非孙夫人所生，留下刘禅完全有理。留下刘禅，使得孙权不能以刘禅为质，要挟刘备，对刘备有利；放孙夫人回去，不使孙吴与刘备的矛盾扩大，表现为对与吴斗争力度的节制，有理，有利，有节，这也体现了诸葛亮处理与吴关系的机智。

    第四，绥抚荆州南部的少数民族。

    东汉时荆州长沙、零陵、武陵等郡居住着少数民族蛮人，同汉民一样向封建政权服役纳赋，他们曾先后举行十一次武装斗争，以反对东汉政权繁重的赋役剥削和民族压迫。最早一次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最后一次在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人数近三万人，规模最小的也有数千人。当刘备集团占领荆州南四郡后，必然涉及对蛮族的关系问题。诸葛亮一贯主张对少数民族实行明智的政策，使其与汉人亲善相处。他在督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租赋时，对蛮民作了大量的安抚工作。据《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所记，在当时人迹罕至的蛮族地区，有不少诸葛亮当年的遗迹。又同书《湖广》“黔阳县·镡城废县”条载：

    志云：县有诸葛古城二：一在城南四十里，其地有卧龙岭；一即城东九十里之安仁堡，俗亦谓之诸葛营。相传武侯抚绥溪洞诸蛮，尝驻于此。

    诸葛亮安抚荆州南四郡蛮族的工作是艰辛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蜀汉章武元年（221），当刘备伐吴，进兵秭归时，“武陵蛮夷皆遣使请兵”。刘备派马良“招纳五溪蛮夷”，“于是诸县及五溪（蛮）民皆反为蜀”。孙权恐蛮民起兵牵制陆逊主力吴军拒蜀，还分派军队防御。所有这些，都说明诸葛亮对荆州少数民族的安抚工作不仅卓有成效，而且影响深远。

    第五，督统三郡，调发粮赋。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裴松之注引《零陵先贤传》说：“亮时住临蒸。”临烝是汉末所置的一个县，“此县居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中，调其赋税，最为要地也”。诸葛亮督三郡名义上是征发调税，实际上有双重意义：政治上因三郡新附，进行整顿使政权巩固；经济上有力地支持着刘备集团在荆州以及益州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

    诸葛亮治理荆州五载，使荆州成为刘备事业发展的稳固根据地。

    诸葛亮治理荆州五载，显示了他做为政治家的才能和对政治目标的勤奋追求和实干精神。

    诸葛亮治理荆州五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他今后成功治理蜀国的一次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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