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府沃野”是诸葛亮对益州概括性的描绘。他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险塞”一词，概括了益州的地理环境。

    “天府”一词，概括了益州的经济状况。

    最后一句，概括了益州的政治、文化传统。

    生活常识的逻辑告诉我们：对认识对象的高度概括源于对它的透彻了解；对一事物的透彻了解源于对它的周密观察和仔细揣摩；对一事物周密观察和仔细揣摩又源于对它的高度重视。

    诸葛亮对益州是非常重视的，在他的“隆中对”的整盘棋中，益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棋子。

    荆州固然重要，但仅仅据有荆州，还只是一块孤棋。荆州不仅对刘备重要，对孙权和曹操同样重要。

    曹操以中原为根，虎视眈眈地盯着荆州。

    孙权以江东为根，梦寐以求地想着荆州。

    唯独刘备据有部分荆州后，却无其他地区作根。如果占有益州，把荆州连成一片，整个一盘棋就活了。

    诸葛亮对益州的认识相当正确，对益州的概括相当准确。

    益州具有险峻的地理形势：北面横亘着秦岭和大巴山，东面是广袤的湘鄂山区，南面有丘陵起伏的云贵高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国。

    有关古籍中这样记载益州：

    巴蜀，陇西郡之南境，内史之南境，其余土境，自汉以后历代开拓氐羌戎夷之地。汉武帝置十三州，此为益州，领郡八。益之为言隘也，言其地隘险。一曰疆壤益大。

    又说：

    （益州）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

    西晋文学家左思着《蜀都赋》，这样描写蜀地的险峻：

    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霭焉。于前则跨蹑犍、牂，枕輢交趾。经途所亘，五千余里，山阜相属，含溪怀谷，岗峦纠纷，触石吐云，郁葐蒀以翠微，崛巍巍以峨峨。

    唐代大诗人李白作《蜀道难》一诗，用文学笔调把益州的险峻描绘得更加淋漓尽致：

    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索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境岩不可攀。

    ……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胚，砅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古籍中平淡无奇的客观记载，诗赋中夸张渲染的生动描述，都说明了一个事实：益州是个四塞险固的地方。

    然而，高山险阻挡不住益州地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巴蜀文明的进程，至迟可以上溯到远古传说时期。

    传说黄帝娶西陵之女，名为嫘祖。嫘祖是黄帝正妃，生两个儿子：一个叫青阳，一个叫昌意。青阳居住江水，昌意居住若水，皆在蜀地。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关于禹的出生地，传说中有几种说法，而禹出生在蜀地的传说，说明巴蜀地区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关系。

    春秋时期，巴国与秦、楚、邓等俱为诸侯国，它们在长时期内有着政治军事和文化交往，巴国已活跃在西南地区的政治舞台上。

    蜀地的历史记载也很早。“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春秋时期，周朝统治礼崩乐坏，蜀侯开始称王。传说第一代蜀王名叫蚕丛，第二代叫柏灌，第三代叫鱼凫。传到杜宇时，开始改王称帝，号为望帝。

    战国初期，秦国已成为西部地区的一个强国。秦惠文王执政时，巴、蜀两国的关系日趋紧张起来。蜀王把自己的弟弟封于汉中，号日苴侯。苴侯与巴王交好，因为巴国与蜀国有仇，所以蜀王大怒，出兵讨伐苴侯。苴侯兵败，逃往巴国，并向秦国求救。秦惠文王早有灭蜀的打算，在此之前就作了许多工作。他知道蜀王好色，便投其所好，多次给蜀王以美女，以加速蜀王的荒淫，而且还利用蜀王的贪财对蜀国进行侦察。为了探明进入蜀国的道路，秦惠文王做了五头石牛，把金子置在牛尾下，告诉蜀王说，这是五头能拉金子的石牛，如果蜀王喜欢，可以送给他。蜀王大喜，令人把石牛拖回蜀国。沉重的石牛在地上拖过，留下一条进入蜀国的道路，人们把它称作石牛道。公元前316年秋，秦惠文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军伐蜀，进入蜀国所走的正是那条石牛道。蜀王率兵抵御，兵败退走，后被秦军追杀。这年十月，蜀被秦灭亡。平蜀之后，司马错等又乘胜灭掉苴侯与巴国，历史又重演了一幕唇亡齿寒的悲剧。

    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14），秦惠文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任陈壮为蜀相，同时在巴地设巴郡。秦国对巴蜀的统治，即设郡，又封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用。秦国当时已与山东六国发生了广泛密切的联系，巴蜀地区作为秦国的一个行政区域，有利于它与中原文明的交往。不但如此，为了加强在巴蜀地区的统治，秦国还实行移民政策，将秦民万家迁往蜀地，这就直接促进了关中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流。

    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以后，由于蜀地几经政治风云，秦王不再在蜀地封侯，只设郡守。秦国的郡县制在巴蜀地区彻底实行，秦国对巴蜀的统治更加牢固有效了。

    秦霸西戎，巴蜀地区是秦国的行政单位。秦统一六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后，巴蜀又成为统一国家中的行政单位。从秦以后，一直到西汉、东汉，此种情况都无大的变化。尽管由于地理位置、政治地位、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的文明程度有量的差别，但巴蜀地区很早就被卷入中华文明发展的主流之中，其文明发展的进程始终与中原文明同步。

    巴蜀地区有富饶的经济资源。古代土地肥沃，农业和畜牧业的兴盛，都同水利资源息息相关。我国第一大河长江从西向东横穿巴蜀地区，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以及其他大小河流从北向南注入长江，为古代巴蜀之地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水利基础。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地的经济状况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灵寿。”此处所说的黄润，即一种细麻布；鲜粉即一种化妆品；辛蒟，即一种香科；芳翦，即魔芋。由此可见，巴地的物产十分丰富。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地的物产说：“其宝则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氂、犀、象、毡、毦、丹黄、空青、桑、漆、麻、纻之饶，滇、僚、赉、僰僮仆六百之富……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

    巴蜀地区资源物产丰富，加上人们对此地的开发较早，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在蜀地，望帝杜宇时，曾“教民务农”，说明这个地区在很早就进行农业生产。除农业生产外，畜牧业、水利等也得到了发展。史载杜宇“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这里所说“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就是指蜀相开明始凿灌县宝瓶口，这说明蜀地在远古就修建了重要的水利工程。

    秦昭襄王时，李冰任蜀郡太守，在此大兴水利工程。《水经注》在记载长江流过都安县（即今四川灌县）时说：“李冰作大堰于此，堰于江作塴，塴有左右口，谓之湔塴。江入郫江，检江以行舟。《益州记》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检其左，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因山颓水，坐致竹木，以溉诸郡。又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作三石人于白沙邮，邮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腰。是以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它包括鱼嘴、金刚堤、飞沙堰、人字堤及宝瓶口等工程。鱼嘴和金刚堤把岷江水分为外江和内江。外江为岷江正流，内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整个工程比蜀相开明时的宝瓶口水利工程更加完整，更加系统，更加科学，更加有利于蜀地的经济发展。史书记载说，都江堰建成后，“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除都江堰之外，李冰又疏通文井江、蒙溪、白木江等河道，又把洛通山的洛水分出瀑口，与郫别江相会于新都大渡。这些水利工程“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穑。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日膏腴，绵、洛为浸沃也。又识察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

    秦末楚汉相争，项羽为遏制刘邦，把他封在巴蜀汉中。刘邦用韩信妙计，暗渡陈仓，从汉中至关中，东向与项羽争天下。刘邦在前线指挥战事，萧何留在关中“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可以这样说，刘邦的帝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关中、蜀地的经济支持，可见在秦末，蜀地仍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

    西汉时，蜀地经济又进一步发展，出了不少富比人君的大富豪。如蜀地的卓氏，一直到西汉末，都是当地的首富。卓氏的起家，就是依赖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和自身的经营有方。卓氏的先人原居赵地，即今河北省人，有冶铁技术。秦灭赵国，把大量赵人迁往蜀地，卓氏夫妇也在被迁之列。当时，很多赵人都争相用钱财贿赂秦官吏，以使自己不被迁到边远地区。唯独卓氏不这样想。他对夫人说：“许多人都愿意迁到葭萌（治今四川广元西南），其实那里人多地少，没有求富的余地。我听说岷山之下土地广袤肥沃，那里的芋头长得像蹲在树上的鸱鹗（猫头鹰）那么大，那里的人至死都不知饥饿是什么滋味。另外，那里的百姓擅长交易，我们可以和他们做买卖。”于是，卓氏夫妻主动要求远迁，结果被迁到临邛（治今四川邛崃）。临邛多矿，卓氏来此后，即开山铸铁，行贩于滇、蜀之间。由于他们善于筹划，不久就发了家，“富至僮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汉景帝时，王孙之女卓文君改嫁清贫书生司马相如时，王孙“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卓王孙能使一个穷得家徒四壁的书生变成富人，可以想见他的富有程度。

    富人不只卓氏一家，“临邛多富人”。山东迁来的程郑，也因冶铁和做买卖致富。史载他“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蜀地富豪在西汉时期连绵不绝，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富庶。有关史籍这样分析蜀地多富豪的现象：

    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辆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若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亦八百人，而郄公从禽，巷无行人。箫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

    这里把蜀地的富人多，以及他们的生活奢侈，归因于蜀地资源丰富、地沃土丰以及秦风影响，是符合当时蜀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的。

    东汉时，第五伦任蜀郡太守，当时“蜀地肥饶，人吏富贵，掾史家资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第五伦上任后，发现州里属官有家中富庶，用钱买职位的，便对州吏进行整顿。他把那些家财丰赡以财货买官者查出来，免去其职，更选孤贫而有志行之人以处其任。

    从先秦至两汉，巴蜀地区经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开发，成为神州西南地区的一颗明珠。难怪诸葛亮要称它为“天府”之地。

    巴蜀地区有丰厚的、适于传统文化植根生长的土壤。

    巴蜀多山，巴蜀饶水。雄奇的高山，汹涌的河水，无不显示出超人的力量，当人们还没有强有力的手段同它较量时，往往拜倒其脚下并敬而仰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鱼复县（治今重庆奉节东）时说，县“有泽水神，天旱鸣鼓于傍即雨也”。《水经注·江水》在记载瞿塘峡时说：“北岸山上，有神渊，渊北有白盐崖，高可千余丈，俯临神渊，土人见其高白，故因名之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烬，下秽渊中，寻则降雨。”李冰是个水利专家，他用人力完善了都江堰工程，是敢向自然挑战的勇士。即使李冰这样的人，当他来到蜀郡湔氐县，见两山相对如阙，仿佛看见神明一样的时候，“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沉渍”。蜀郡德阳县有青石山，山上有青石祠。传说巴、蜀两地争地界，久争不决。突然有一天，此山自上而下裂成两半，破裂之处如拉一条绳子那样直。于是两地界线始定。人们认为是神的意旨，在山上立了古神祠。

    巴蜀地区不但山神、水神多，人神也是崇拜的对象。在巴郡江州县涂山有禹王祠及涂后祠。在涂山之北临水处，有一幅石铭，铭文说：“汉初，犍为张君为太守，忽得仙道，从此升度。”东汉车骑将军冯绲、大司农玄贺、大鸿胪庞雄、桂阳太守李温等都对朝廷建有大功。他们都是巴郡宕渠人，冯绲、李温死后归葬故乡。当地之人“常以三月，二子之灵还乡里，水暴涨，郡县之民莫不于水上祭之”。在蜀郡，传说第三代蜀王鱼凫在湔山打猎时，“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秦昭襄王时，蜀侯恽被秦王后陷害，无罪被诛。“后迎葬咸阳。天雨三月，不通，因葬成都。故蜀人求雨，祠蜀侯必雨”。被神化的人物不仅有传说中的蜀先王，有悲剧色彩的蜀侯，就连李冰这样的水利专家也被神化。

    巴蜀地区这种对山、对水、对人的神化与崇拜，实质上是中国古代较原始的宗教文化现象。东汉时期，佛教已经进入中国，在江淮地区和黄河流域，佛教都有影响。然而由于地理条件和佛教初人中国影响力还不甚强等原因，佛教在巴蜀地区的影响微乎其微。神仙崇拜的广泛基础和佛教尚未人川，正给道教在巴蜀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机，所以到东汉后期，道教文化便在蜀地广为流传。

    除了宗教文化之外，儒家文化在益州巴蜀地区也有广泛基础。

    巴蜀之人讲孝敬父母。《华阳国志·巴志》说：“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在巴地，有这样一首古诗：

    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

    还有一首祭祀之诗：

    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

    从诗的形式及风格看，颇似《诗经》，应是巴蜀地区比较早的古诗。蜀地流传的孝敬父母的故事更加美丽动人。成都人禽坚，字孟由。其父禽信在县衙中任县吏，在出使越嶲时被人掠走，卖人少数民族都落中。禽信失踪时，禽坚还没有出世。禽坚出世后，母亲因生活所迫改嫁他人。禽坚长大后，知道了父亲被掠卖这件事，为人作佣工，积攒很多钱去寻父亲。禽坚“一至汉嘉，三出缴外，周旋万里，经六年四月，突瘴毒狼虎，乃至夷中得父”。禽坚寻回父亲，又把母亲接回来赡养。雒人姜诗，字士游，也是个大孝子。他的母亲非常喜欢喝长江之水，爱吃鲤鱼脍，而且不喜独食，常常与邻居老太太共享。这样，姜诗弄江水和鲤鱼常常要备双份。有一次，姜诗带着儿子到江中为母亲汲水，儿子不小心掉人江中淹死。姜诗怕母亲伤心，强忍悲痛，骗母亲说把儿子送走学习去了，仍每日为母汲水捕鱼不辍。这件事感动了神灵，忽然有一天，姜诗的屋侧涌出一股泉水，其味道和江水一样。不但如此，泉中每天都出两条鲤鱼，这下不用姜诗每天汲水捕鱼了。

    巴蜀之人讲究德行礼义。成都人仲里，从小拜严季后为师，从之受学。严季后任汶江尉时，写信让仲里前来。仲圼答应十月去，不料此时夷人反叛，交通阻隔。但仲里不肯失信于老师，毅然如期前往，“经度六七，几死”，数年后终至汶江。任末，字叔本，蜀郡繁县人，与董奉德同学于京师。后来，董奉德病死。任末推着小车为其送丧。任末的老师死时，任末自己也身患重病，他抱病去为老师送丧。他怕自己病重，不能活着到老师家，便带着棺木前往。果然，在途中任末病故，临死前“遗令敕子载丧至师门，叙平生之志也”。绵竹人左乔云，年少时被左通收为养子。左通曾为一个犯人作保，不料此犯人被保释后逃走，左通因此受连坐。县吏因为左通没有强壮的儿子，便欺侮他，想把他的膑骨弄坏，使他致残。左乔云当时只有十三岁，他怒不可遏，持锐刀杀死县吏，把左通救出来。什邡人贾栩，字元集，为人讲义气。雒县人孟伯元为父报仇，杀了仇人，受到官府通缉。他听说贾栩讲义气，便前往投奔他，雒县县官听说孟伯元的去向，便带兵追来。贾栩听说，叹道：“孟伯元把我作为义士，前来投我，我岂能背叛他！但如果我杀了雒县官兵，必然会使我什邡县受连累。”在这种两难的境况中，贾栩便自杀了。

    上述诸人中，有的尊师，有的讲信，有的重义，有的嫉恶，有的忠于友情。这些人和事，体现了巴蜀人重德讲义的精神风貌。

    孝敬父母，尊师爱友，诚信无欺，重义如山，疾恶如仇，这些品质都和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合拍。正因为巴蜀之人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儒家思想在这里得到广泛传播，发扬光大。西汉时文翁为蜀郡太守，好仁爱教化，选送郡县吏十余人到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学成归来皆被重用。史书记载：

    （文翁）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至东汉时，蜀地的儒学之风仍旧很盛。有关史书这样记载：

    降及建武以后，爰迄灵、献，文化弥纯，道德弥臻。……是以四方述作，有志者莫不仰其高风，范其遗则，擅名八区，为世师表矣。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述，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

    巴蜀地区的儒学兴盛，当然与文翁这类的官员大力宣扬提倡有关。然而，青石板上长不出大树，贫脊之地长不出茂盛的庄稼，巴蜀地区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儒学兴盛的沃土。

    巴蜀地区不仅儒学兴盛，文学也很发达。仅两汉时，便出现许多着名文学家。成都人严遵，字君平，雅性淡泊，学业高妙，精《周易》，通《老》、《庄》，是大文学家扬雄的老师。成都人扬雄，字子云，“好学，不为章句。初慕司马相如绮丽之文，多作词赋。车骑将军王音，成帝叔舅也，召为门下吏，荐待诏，上《甘泉》、《羽猎赋》，迁侍郎，给事黄门。雄既升秘阁，以为辞赋可尚，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武帝读《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不足以讽谏，乃辍其业”。成都人司马相如，字长卿，“游京师，善属文，着《子虚赋》而不自名，武帝见而善之，曰：‘吾独不得与此人同世。’杨得意对曰：‘臣邑子司马相如所作也。’召见相如。相如又作《上林赋》，帝悦，以为郎。又上《大人赋》，以风谏；制《封禅书》，为汉辞宗”。资中人王褒，字子渊。“以高才文藻侍宣帝。初为王襄作《乐职》、《中和颂》，宣帝时，又上《甘泉》、《洞箫赋》。帝善之，令宫人颂之”。

    益州有四塞险固的地理环境，

    益州有富饶的自然资源，

    益州有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水平，

    益州有延绵不断的政治历史，

    益州有醇厚的人文传统，

    益州有独特的宗教文化，

    益州有浓郁的儒学、文学风气。

    了解了这一切，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诸葛亮如此重视益州，就能加深对“隆中对”的认识，更能进一步找出以巴蜀地区为核心的益州，何以能支撑起三国中最小的蜀汉与大国曹魏抗衡的答案。

    二

    益州境险，益州地富。这境险地富的益州曾经是胜者称王天下的起点，也曾经是败者坐以待毙的樊笼。

    秦末，项羽为了遏制刘邦，把他封在巴蜀汉中，并封秦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为雍王、塞王、翟王，把守关中。当刘邦率众沿着险峻的栈道不情愿地进入汉中时，却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烧掉惟一通往外界的栈道，以向项羽显示无出川东向之意。其实，烧掉栈道，是为了麻痹项羽；麻痹项羽，是为了更顺利地出川东进。无出川东向之意的外部表现，恰恰掩盖着定要出川东向的心态。

    最了解刘邦心态的人要属萧何了。

    韩信因在刘邦处不被重用，不辞而别。萧何闻讯，策马急追。当他追回韩信，面见刘邦时，君臣有一段对话，颇耐人寻味。

    刘邦问：“所追者谁？”萧何答：“韩信也。”刘邦不信，骂道：“诸将逃亡者以十数，你都不追。追韩信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萧何说：“诸将容易得到。至于韩信，国士无双。大王若想在汉中长久称王，就不要用韩信；如果决心争天下，除了韩信，没有人能帮您实现此目的。这要看您拿什么主意了。”刘邦说：“我当然要挥兵东向了，安能郁郁久居此乎！”

    其实，即使刘邦不说，萧何也知道他的心思。否则，萧何为什么要不辞劳苦把韩信追回来呢？还不是为了让他帮助刘邦打天下！

    刘邦身居蜀汉，却念念不忘取得天下，在众人的辅佐下，最后终于打败项羽，建立汉朝。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公孙述趁乱占据益州，先称蜀王，后称皇帝。据说，公孙述在称帝之前，曾作了一个梦，梦中有人对他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公孙述醒来，对其妻子说：“八厶为公，子系为孙，能作十二年皇帝。虽贵而祚短，若何？”其妻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上述对话，反映了公孙述夫妇的目光短浅，胸无远志。公孙述根本不是一位有雄才大志之人。他不思进取，据险自守，等光武帝刘秀平定山东，据有中原，其势由占天下四分之三，进而五分之四，进而九分之八，最后一举吞并蜀地。

    一百八十多年以后，历史仿佛进入了又一个轮回。

    东汉末年，诸侯割据争战，天下四分五裂，益州被刘焉、刘璋父子所占据。但刘焉父子暗弱无能，明眼人早就看出他们不是益州的真正主人。

    最早提出取刘璋之位而代之的是诸葛亮，最终把这种设想实现的是诸葛亮所辅佐的刘备集团。诸葛亮辅佐的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与刘邦不同。刘邦是被迫进入巴蜀汉中，而刘备是主动进入巴蜀地区。

    诸葛亮辅佐的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与公孙述迥异。公孙述是要在蜀中称王称帝，而诸葛亮是要借巴蜀之地实现复兴汉室的目标。公孙述在占据巴蜀之前已经是蜀郡太守，而刘备、诸葛亮等人在占领巴蜀前只据有其下游的荆州部分地区，巴蜀另有其主。占据益州，意味着取代益州的旧主人，而取代益州旧主人，不但要靠机会，还要靠智慧和实力。机会肯定会有。因为当时益州的形势是：“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益州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还是从头说起。

    东汉灵帝时，政治极端黑暗，社会矛盾急剧激化，黄巾起义的爆发，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表现。黄巾起义虽被平息，但东汉政权已经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就在这时，太常刘焉向朝廷建议说：“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明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刘焉提此建议，自有他自己的打算。原来，他看到天下将要大乱，朝廷已无力扭转乾坤，留在京师，只能被卷入动荡的漩涡，难保自身安全。因此，他一面建议朝廷设置州牧，一面要求到交耻（即交州，治今越南河内东）任州牧。刘焉要求担任州牧是有资格的，符合他自己建议中提出的“清名重臣”的标准。他是江夏竟陵（治今湖北潜江西北）人，汉鲁恭王的后代。他的先人在汉章帝元和年中徙封竟陵，所以后代支庶安家于此。刘焉少年时便出仕州郡，因为皇亲宗室的缘故任中郎，后因其师司徒祝恬之丧而辞官。辞官后居于阳城山，积学教授，被举为贤良方正。由此可见，刘焉之名不可谓不清。后来，他又被司徒府所征辟，历任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官，其位不可谓不重。

    刘焉要求到交址去任州牧，本意是想躲避世难。但由于增置州一级行政单位毕竟事大，朝廷要谨慎从事，所以没立即决定，刘焉的要求也未及时满足。恰在这个时候，侍中董扶对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董扶是益州广汉（治今四川广汉北）人，因此，他的话对刘焉影响很大，刘焉便改变了初衷，要求任益州牧了。不久，朝廷采纳了刘焉的建议，正式把州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刘焉也因此出为监军使者，兼任益州牧。董扶也要求辞去侍中，到益州任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巴西人赵韪也要求辞去太仓令，随刘焉人蜀。

    刘焉初入蜀中，蜀中士人对他是怀有好感的。当时，益州人马相、赵祗等人于绵竹县（治今四川德阳北）起兵，自号黄巾。马相打出黄巾旗号，对益州的疲役之民有极强的号召力。一两天之内，便得众数千人。他们杀死绵竹县令，队伍扩充至万余人。接着攻破雒县（治今四川广汉北），杀死益州监察官郤俭，又到蜀郡、犍为（治今四川宜宾西南）等地，旬月之间，攻破三郡。这时，马相已经发展到数万人，他自己也自称天子。正在益州黄巾如火如荼之时，益州从事贾龙领家兵数百人在犍为东界，摄敛吏民，得千余人。贾龙带领这千余人攻击马相等人，数日之后，便将马相等人打败。打败马相之后，贾龙便派人迎接刘焉，刘焉便将治所定在绵竹。贾龙是蜀郡人，又在州中任官，是典型的益州士人。他对刘焉的态度，反映了益州士人对刘焉的态度。

    但是，没过多久，刘焉的所作所为便引起了益州士人的失望。首先，与益州士人相比，刘焉似乎对随自己人川的东州士人更亲密些。史书记载：“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人蜀，（刘）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其次，刘焉对客居蜀中的外州人也很信任。如张鲁，是沛国丰县（治今江苏丰县）人，从他祖父张陵时起，便客居蜀地，在鹄鸣山中学道。张陵编写道书，招收道徒，从其受道者出五斗米，所以当地又称其为“五斗米道”、“米贼”。张陵死，其子张衡继之。张衡死，子张鲁又继之。刘焉任益州牧，与张鲁关系甚密。“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然而，与“东州士”和客居蜀地的张鲁相比，益州本土的豪强便没有那么幸运了。史书记载，刘焉为了在蜀地树立威刑，“话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说得更清楚：王咸、李权等十余人是被“枉诛”的。王咸任巴郡太守，李权是临邛长，他们不仅是地方大姓，而且手中有地方行政权力。很显然，刘焉“枉诛”他们，是为了削弱地方豪强的政治势力。

    刘焉如此对待益州豪强，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失望与不满，曾经迎刘焉人蜀的贾龙和犍为太守任岐一起起兵反对刘焉。贾龙和任岐都是蜀郡人，贾龙在抵御益州黄巾时竞能带领家兵数百人，可见是地方豪强无疑。贾龙、任岐举兵攻刘焉的过程，《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的记载颇令人玩味：

    汉献帝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焉御之。东州人多为致力，遂克岐、龙。

    请注意“东州人多为致力”这句话。所谓“东州人”，如前所述即刘焉引为党羽的“东州士”。他们的利益与刘焉是联在一起的，如果任岐、贾龙打败刘焉，东州士在益州地位就会一落千丈。所以，任岐、贾龙与刘焉的矛盾，实质上是东州士与益州豪强的矛盾。这是东州人与益州豪强斗争的第一回合，以后者失败而告结束。

    刘焉镇压了益州豪强反抗后，自以为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意气渐盛。这时候，在关东，各路诸侯已联合起来讨伐董卓，董卓不敌，劫持献帝迁都长安。刘焉的三个儿子都随献帝在长安：刘范为左中郎将，刘诞为治书御史，刘璋为奉车都尉。刘焉早有异图，他专门选择有天子气的益州为牧，就说明了这点。特别是打败了任岐、贾龙以后，他更相信自己已具备了称雄于益州的实力。史载他“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保州自守之意不言而喻。但是，三个儿子俱在朝中为质，使得刘焉不得不有所顾忌。于是，刘焉便假称有病，上疏朝廷请求见儿子刘璋一面。当然刘璋来到益州以后，若虎人深山，龙归大海，再也不回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征西将军马腾正在密谋着进攻长安的行动。马腾是扶风茂陵（治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汉灵帝末与韩遂等人起事于西州。初平三年（192），马腾、韩遂率众到长安归顺，韩遂被封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治今甘肃兰州西北）。马腾被封为征西将军，屯驻郿县（治今陕西眉县东南）。马腾密谋进攻长安，刘焉在长安的儿子全都参与其间。结果马腾兵败退走凉州，刘范因谋泄被杀，刘诞也受到了株连。议郎庞羲与刘焉是世交，便带着刘焉的孙子们逃离长安，来到益州。谁知祸不单行，刘焉所在的绵竹着了一把大火，“车具荡尽，延及民家”。刘焉只得把治所移往成都。由于失子之痛和大火的惊扰，刘焉于兴平元年（194）病逝。

    刘焉死后，巴西人赵韪拥立刘焉的儿子刘璋继任益州刺史。赵韪拥立刘璋，并不意味着东州人与益州豪族矛盾的缓和，恰恰相反，意味着益州豪族企图东山再起。赵韪为什么拥立刘璋？史书说他“贪璋温仁”，正好说明了他拥立刘璋的动机。刘璋固然温仁愚弱，但也有强硬的时候。当时，在汉中的张鲁势力渐强，对刘璋多有不顺，刘璋便将在益州的张鲁的母亲及其家族全部处死。张鲁遂与刘璋变为仇敌，干脆独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

    刘璋与张鲁闹翻，无论从长远观点还是眼前利益，都对自己在益州的统治产生了不良影响。

    从长远观点看，刘璋失去张鲁，便失去了汉中；失去了汉中，便失去了益州北边的门户。汉中由益州的屏障变成对益州的威胁。门户洞开，主人自然无安全感。正是由于这种不安全感，导致了刘璋请刘备入蜀，给刘备的取而代之提供了机会。这一点在后面还要详述。

    从眼前利益看，刘璋与张鲁闹翻，给益州的当地豪族造成一个错觉：似乎刘璋改变了其父刘焉的方针，对益州的外来户不再信任了。其中的典型是巴西人赵韪。

    刘璋与张鲁结仇后，多次派庞羲攻打张鲁均被张鲁打败。庞羲是河南人，与刘璋是世交，在马腾谋袭长安事件中，庞羲领刘焉的孙子们逃离长安，里面就有刘璋的儿子。所以，尽管庞羲屡败，刘璋还是让他担任巴郡太守，屯驻阆中（治今四川阆中）抵御张鲁。庞羲害怕张鲁进攻，为了加强力量，擅自征发汉昌县的少数民族賨人为兵。为此，赵韪多次向刘璋讲庞羲坏话。庞羲与刘璋的关系，赵韪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劝刘璋制裁庞羲，就是误认为刘璋对违法的东州人也是要严加管束的。

    其实赵韪错了。刘璋可以制裁张鲁，但决不会制裁东州人。有些人“：构羲于璋，璋与之情好携隙”，赵韪劝刘璋制裁庞羲，刘璋也不接受。刘璋岂止不制裁庞羲，对东州人也是取放纵态度的。史载：

    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入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缺，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韪，成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

    上述记载中，东州人侵暴旧民，即指外来的东州人与土着益州人的矛盾。赵韪起兵进攻成都刘璋，竟得到蜀郡、广汉、犍为三郡人的响应，足见这种矛盾之深。东州人为什么在赵韪的进攻面前同心并力殊死帮助刘璋？《后汉书·刘焉传》说得更加明白：“东州人畏见诛灭。”一旦赵韪得胜，东州人将要遭殃，可见益州人对东州人的仇恨之深。

    赵韪起兵反对刘璋，是益州人与东州人斗争的第二回合，这一回合，仍以益州人失败而告终。

    刘璋为首的东州人虽然取得胜利，但矛盾仍未消除。不过，经过这一回合的争斗，益州人也学聪明了。他们不再与东州人硬来了，而是采取了另一种形式。赵韪失败后，庞羲也听到了许多人参劾他的消息，又想到赵韪起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己，心中非常不安。为了防止万一，他又派手下一个叫程郁的人到汉昌县去索要賨人当兵。庞羲之所以派程郁，因为汉昌县令程畿是程郁的父亲。不料，庞羲的要求遭到了拒绝。程畿说：“郡守招集自己的部曲私兵，不应该企图作乱。纵然有人在其中进谗谀之言，作为郡守也应尽忠尽诚，没有二心。现在，庞羲作为郡守，见到自己安全受到威胁，便心怀异志，这是不应该的。”

    程郁碰了钉子，只得回去复命。但庞羲仍不死心，又派程郁再次前往。程畿说：“我受州牧之恩，应当为之尽节；你为郡守之吏，也应思念效力。但庞羲索兵，为不义之事，我们不要在不义面前生出二意。”庞羲听说后，心中非常恨程畿，便派人威胁他说：“你不顺从太守，家人要遭祸殃了。”程畿说：“战国时候，乐羊为魏将讨伐中山，中山君把乐羊的儿子烹杀，做成汤送给乐羊，想瓦解他的斗志。乐羊当下便将汤喝掉，乐羊此举，并非没有父子之恩，是为了大义而去这样做。现在，即使庞羲把我儿子做成肉汤，我也会像乐羊那样把汤喝掉。”

    庞羲见程畿软硬不吃，只得作罢。

    程畿是巴西阆中人，庞羲是东州人。在上述事件中，益州的土着和客居者的关系似乎倒了个位置：益州人程畿成了刘璋的忠臣，外州人庞羲倒成了贰臣。不错，程畿是个忠臣，但他最突出的忠贞表现是在对待刘备上。据史书记载：刘备取代刘璋任益州刺史后，程畿便被任为州从事祭酒。刘备率军征吴时，程畿随同前往，结果被吴军打得大败，溯江而还。在撤退当中，有人告诉程畿：“吴国追兵越来越近了，赶快丢船轻行，可以免遭灾祸。”程畿回答：“我在军中时，从来没有在敌人进攻面前逃跑，更何况现在是随从天子而遇到危险呢！”他坚持不弃船，结果被孙吴军追上。程畿亲自持戟作战，打翻了一些敌船。后来，吴船只大批涌到，程畿当场战死。刘备遇难，程畿以命相拼；而刘璋被刘备取代，程畿不但不死拼，而且还到刘备政权中任职，他对刘璋的忠贞程度可想而知。程畿不答应庞羲征賨人为兵的要求，固然反映了他忠贞正直的品质，但他的直接动机，恐怕还是希望庞羲力量不要强大，希望他受到刘璋的惩处。赵韪起兵虽然失败，但三郡豪强大姓一齐响应的事实对刘璋来说确是一个教训。刘璋不得不对益州人士改变政策，不得不对那些过分的东州人士进行管束。史载：“有谗羲于璋，说羲欲叛者，璋阴疑之。”反映了刘璋的这种变化。“羲闻，甚惧，将谋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在这种情况下，程畿拒绝庞羲，与其说是出于对刘璋的忠诚，毋宁说是为了让刘璋制裁庞羲。

    古人曾这样评价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这种评价有褒，也有贬，或者可以说是既不褒也不贬的客观、公允之论。然而，我们从这种客观、公允的评价中，却可以发现刘璋作为益州之主是不合适的。诚然，刘璋不可称为无道之主，从“守善言”的评价中，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个有道之主。但从“愚弱”的评价中，我们又可以说刘璋是个无能之主。有道而无能，作为一个平常人尚可立身于世，但作为一方之主则不称职。

    从兴平元年（194）接任益州刺史起，到建安十九年（214）止，刘璋为益州之主二十年。在这二十年时间里，刘璋也试图解决土着豪族与客居外人的矛盾，调和二者的关系，以争取二者的支持。例如他虽然怀疑庞羲怀有二心，但当庞羲表示深痛自责时，便对他不加深究，依然重用。对待程畿，刘璋则肯定他忠诚的一面，把他从汉昌县令提升为江阳太守。刘璋如此处理问题，后果是消极的，他虽然重用了庞羲，但由于肯定了他的对头程畿，庞羲自然不满；他虽提升了程畿，但由于没有制裁庞羲，程畿也不会满意。由此可见，刘璋试图调和土着豪族和客居外人矛盾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在益州的二十年里，刘璋就像一个初练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在土着豪族和客居外人之间左晃一下，右扭一下，艰难地维持着自身的稳定。直到刘备人蜀前夕。益州的很多明智之士都认为刘璋是个暗弱之主，都作着别选明君的打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张松和法正。

    张松是蜀郡人，史载他身材短小，“放荡不治节操，然识达精果，有才干”。曹操攻占荆州后，张松受刘璋派遣到曹操那里致诚顺之意。曹操对张松不大看重，而曹操手下的谋士杨修却一眼看出他是个人才，他力劝曹操重用张松，被曹操拒绝。杨修为证实自己的看法，把曹操所写的兵书给张松看，张松在“宴饮之间一看便暗诵”。这样一个“识达精果，有才干”之人，早就看出刘璋不是有为之主，“常窃叹息”。

    法正字孝直，扶风郿县人，建安初年入蜀依附刘璋。法正虽为东州人，但一直被东州人所排斥，“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因此不被刘璋重用。其实，法正的同乡们对法正的指责不能说是没有一点根据，法正在做人的品德方面的确有毛病。但法正却是一个奇才，陈寿评价他是个“着见成败，有奇画策算”的人，刘璋不重用他确实是个大失策。

    同声者相和，同气者相求。

    法正和张松不仅是出色的人才，而且都有着远大的抱负。他们对刘璋政权的失望与不满，对不被重用的耿耿于怀，使其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分析形势，探讨出路，策划着另投明主，以图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这两个人的一系列行动，为诸葛亮“隆中对”计划的进一步实施，为刘备集团占有益州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三

    机会是什么？机会是一种只能自然遇到，不能人为创造的外部条件。机会有很强的时效性，它永远朝着一维方向运动，一旦逝去，就永远不会再有。

    据有益州的机会本来应该是曹操的。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即将征讨荆州，刘璋派遣河内人阴溥向曹操致敬。曹操大喜，立即给刘璋加振威将军称号，给他哥哥刘瑁加平寇将军称号。在曹操攻占荆州后，刘璋又派别驾从事张肃给曹操送去叟兵三百人和杂御物。所谓“叟兵”，即武装起来的叟人。当时，蜀人称益州内的氐、羌等少数民族为叟，叟兵特别能打仗。曹操非常高兴，拜刘璋的使臣张肃为广汉太守。大约在赤壁之战前夕，刘璋又派张肃的弟弟张松向曹操致敬。刘璋对曹操如此殷勤，表明他对曹操的惧怕心理。曹操给刘璋兄弟加封赠号，还越俎代庖，任命刘璋的下属为刘璋的地方行政长官，俨然是益州的主宰。不但如此，张松等人早就对刘璋大失所望，正在选择心中的明君新主，这对曹操控制益州无疑是个很好的机会。

    然而，曹操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当张松作为刘璋的使臣往荆州去向曹操致意时，却遭到曹操的冷遇。曹操为什么冷遇张松？有一种说法是张松容貌丑陋。史书上曾这样记载张肃、张松兄弟二人的容貌：“张肃有威仪，容貌甚伟。松为人短小，放荡不治节操。”“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难道孔子所慨叹的错误在曹操身上又重现了吗？事实远不是那么简单。曹操用人，重才大于重德，更何况他手下的大将乐进，也生得“容貌短小”，不也被任为右将军，谥为“威侯”吗？曹操冷遇张松，恐怕是由于益州已经臣服，他的整个心思全在如何征服江东上的缘故上。在第三章《联吴抗曹》一节，我们已经揭示过曹操由于一系列胜利所生出的骄傲心态，他怎能把一个已经臣服的政权的使臣放在眼里呢！

    不管怎么说，曹操冷淡张松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西晋人习凿齿对这件事是这样评论的：

    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是以君子劳谦日昃，虑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让，势尊而守之以卑。情近于物，故虽贵而人不厌其重；德洽群生，故业广而天下愈欣其庆。夫然，故能有其富贵，保其功业，隆显当时，传福百世，何骄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习凿齿说由于曹操这一骄矜，导致了天下三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道理的。假如曹操不对张松持骄矜态度，张松就可能劝刘璋死心塌地地依附曹操。假如刘璋死心塌地地依附于曹操，他就不会对曹操征讨汉中张鲁反应那么紧张，就不会请刘备人蜀帮他守卫益州。假如历史真的发展成这个样子，刘备能不能实现“隆中对”跨有荆益的战略计划就要划一个问号，起码，刘备不会如此顺利地占有益州是肯定的。

    然而，假设不是历史。历史是按其本身的规律合乎逻辑的自然发展过程。

    张松受到曹操的冷遇后，理所当然对曹操产生怨恨情绪。史书记载说：

    璋（即刘璋）复遣别驾张松诣曹公，曹公时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复存录松，松以此怨。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松还，疵毁曹公，劝璋自绝，因说璋曰：“刘豫州（即刘备），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连好先主，寻又令正及孟达送兵数千助先主守御，正遂还。

    看来，益州牧刘璋与曹操绝好而转向刘备，张松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张松对刘璋是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给刘璋所出的主意，根本不是从刘璋的利益出发。他可以利用刘璋暗弱的弱点，以自己的能说会道，把整个益州像货物一样卖给识家。当他劝说刘璋绝好曹操结好刘备时，就意味着他已经决定把益州交给刘备了。

    张松根据什么选择了刘备呢？

    我们可以认为，刘备有许多与曹操截然相反的品格。曹操待人严峻，刘备待人宽和；曹操待人暴烈，刘备待人仁爱；曹操待人谲诈，刘备待人忠厚。

    我们还可以认为，曹操的赤壁大败，证明了强大的曹操是可以打败的，也证明了刘备集团通过与孙吴的联合而显示了自己的潜力。

    但是，仅仅根据上述理由还不能说明张松选择刘备的必然性。

    固然，刘备在品格上与曹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只有通过与刘备接触才能体会得到。

    固然，赤壁之战的胜利显示了刘备集团的潜在力量。但仅此一点是不够的，只有既显示了力量，又表示出爱才之意，刘备才能赢得张松的好感，而这一点，也只有通过与刘备的接触才能达到。

    很明显，张松在劝刘璋与刘备结好之前已经与刘备有了接触。史书上是这样记载张松与刘备的接触的：

    备（即刘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因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松等具言之，又画地图山川处所，由是尽知益州虚实也。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不但知道了张松确实与刘备有所接触，还能估计出他们接触的大概时间。张松是在曹操占领荆州以后去见曹操的，在赤壁之战以后才回到益州。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到新野，刘琮投降，刘备败走夏口，曹操进军江陵。同年十二月，曹操到达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从九月一直到年底，张松一直在荆州活动。鉴于曹操对他的冷遇，张松不会在曹操处停留很长时间，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在江夏刘备处度过的。

    张松离开了曹操，转向了刘备。

    进军益州的机会之神，就这样来到了刘备集团的身边。

    机会稍纵即逝，一不留神，就只有扼腕兴叹的份儿。

    抓住机会也是一瞬间的事，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说的也是掌握机会的某种偶然性。

    张松来江夏拜访刘备，纯粹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但这偶然的里面却有着必然。

    张松受到刘备集团的热情接待是必然的。

    张松来自曹营，处在与曹操大战前夕的刘备集团，自然需要多了解一些曹军的情况，那怕是张松走马观花看到的零皮碎毛，或是对曹军的感观印象，都是刘备集团所关心的。

    刘备爱才重贤，张松是西川才子。

    在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计划中，益州是夺取荆州后的下一个目标。尽管当时刘备集团还未据有荆州，尽管当时首要的任务是据有荆州，但是诸葛亮以他的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察觉到张松的到来为将来的进一步据有益州带来了机会。当诸葛亮见到张松时，联吴任务已经完成，抗曹序幕已经拉开。对于刘备集团来说，联吴抗曹就是在实践着据有荆州的计划。而在实践第一步计划的同时，又着眼于第二步计划，这既说明了诸葛亮对实现第一步战略计划的信心，又说明了诸葛亮战略眼光的长远。

    上述张松受到热情接待的三个必然因素中，前两种在刘备的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些，而第三种在诸葛亮身上表现得更自觉些。因为到后来，刘璋邀请刘备人川，有人劝刘备乘机占领巴蜀时，刘备还表现得有些犹豫。这说明刘备热情接待张松，主要是出于爱才之心和了解敌情之意，至于通过张松图谋巴蜀，顶多是一种朦胧意识。诸葛亮则不同，可以说通过张松图谋巴蜀是他的一种自觉意识。诸葛亮从吴国回来不久，刘备就带领关羽、张飞随联军西上抗曹，在江夏以恩意接纳张松，尽其殷勤之欢的是诸葛亮。

    张松回到益州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向刘备集团奉送益州的准备活动。首先，张松大说特说曹操如何不仁，刘备如何仁义，说服刘璋与曹操绝交而结好刘备。其次，张松私下里结成了一个背叛刘璋投归刘备的同盟，同盟者有法正和孟达。法正于建安初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益州别驾张松与正相善，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有了这个基础，当张松从刘备处回来决定弃旧从新时，自然会得到法正的赞同。孟达是法正的同乡，与法正一起入蜀，自然也是同盟成员。第三，积极与荆州刘备集团保持联系。张松劝刘璋结好刘备，当刘璋问谁可为使时，张松便推荐法正。法正接到使命，还装模作样，不愿前往，这只不过是蒙蔽刘璋，不使他怀疑自己与张松之间有什么关系罢了。其实，他们已经串通一气了。张松在益州的这一系列活动，说明了他在江夏时，已经与诸葛亮就益州的前途达成了默契，否则他不会如此积极地为刘备集团卖力。

    诸葛亮抓住了张松，也就抓住了法正，抓住了孟达，抓住了向益州发展的大好机会。

    站在向益州发展的角度，回头再看看诸葛亮在治理荆州期间对某些人事安排的高瞻远瞩。

    刘备集团在荆州站稳脚跟后，诸葛亮安排向朗督秭归、夷道、巫县、夷陵四县军民事，就是用向朗持重温和的特点，保证荆、益之间的通道无阻，保证法正等人往来于荆、益之间顺利通畅。

    诸葛亮力劝刘备重用庞统更耐人寻味。诸葛亮在隆中时，庞统就与他齐名。刘备据有荆州后，庞统离开孙权集团，为刘备效力。在诸葛亮等人的劝谏下，刘备放弃了因庞统曾仕于孙吴而对他产生的成见，让他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这固然体现了诸葛亮的胸怀，但仅仅用胸怀解释这件事恐怕还不够。胸怀不是天生的品质，更不是孤立的品质，它常常与志向、修养联在一起。进占益州是诸葛亮“隆中对”战略计划中的重要环节，早在赤壁之战前夕，他就捕捉到进入益州的机会。占据荆州后，进占益州就更成为诸葛亮思考的主要问题。在当时情况下，进占益州和巩固荆州是同等重要的大事，不进占益州，则不能实现平定天下，兴复汉室的事业；不巩固荆州，就不能使进占益州的行动有可靠的后方保证。完成这两件大事，必须要有像诸葛亮一样的人才协助刘备才行。当时，除诸葛亮之外，刘备手下还有一些人：麋竺是个老臣，在徐州时就随从刘备，他家财产巨亿，僮客万人，曾给刘备的事业以巨大的物质帮助，但他“雍容敦雅，而干翮非所长”，显然不能担当此任。孙乾也是在徐州就追随刘备的老臣，为刘备结好袁绍，出使刘表等事干得十分漂亮，但非统御千军万马之才。简雍从小与刘备有旧好之谊，在涿郡时便追随刘备，但只为刘备谈客，“往来使命”而已。伊籍在荆州时始跟随刘备，他为人机捷，善于词令，出使外交是个人才。总之，“麋竺、孙乾、简雍、伊籍，皆雍容风仪，见礼于世”，但运筹帏幄非其所长。

    毫无疑问，无论是进占益州，还是巩固荆州，诸葛亮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只能顾一头，进益州就不能坐荆州，坐荆州就不能进：益州。此时，诸葛亮深切地感到人手不够，他恨不得将自己分成两半。正在这个时候，庞统自江东转回荆州，归顺刘备。诸葛亮闻听此讯，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诸葛亮之所以兴奋，不仅仅是由于旧友重逢，更主要的是庞统来的是时候。庞统正是他完成“隆中对”第二步战略所急需的人才。庞统自幼闻名于荆州，司马徽曾称他“当为南州士人之冠冕”，庞德公曾称他为“风雏”。他不但学识渊博，善鉴别人物，而且有“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要最”的本事，正适合协助刘备进占益州。

    在诸葛亮的努力下，庞统被刘备从耒阳令提升为州治中从事，不久又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庞统的职位变化，透露出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我们知道，军师中郎将不是一般的军师，军师只有参谋决策之权，而军师中郎将既参谋决策，又统御兵权。刘备设两个军师中郎将，意味着要把兵力分成两部分，去执行两个大任务了。

    自从庞统担任军师中郎将以来，他和诸葛亮似乎就有了分工：诸葛亮负责巩固荆州，庞统负责协助刘备进占益州。这决非无端猜测，因为我们从史书上看到，在此之后，凡是有关进占益州的决策和实际运作，绝大部分是由庞统来进行，很少有诸葛亮干预的记载。这里面恐怕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诸葛亮信任庞统。第二，诸葛亮治理荆州的工作十分繁重，既然与庞统分工，就各司其职，恪尽职守。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诸葛亮与进占益州关系不大，因为第一，进占益州的方针策略是诸葛亮提出的；第二，通过张松的投靠做进川的准备是诸葛亮完成的；第三，选派庞统作刘备进川的辅佐是诸葛亮安排的。所以，诸葛亮是刘备集团跨有荆益的直接策划者。

    经过诸葛亮的精心策划，进军益州的准备工作已经完全就绪：

    益州内部，有张松、法正、孟达等人遥相策应；荆、益之间，长江水道畅通无阻。

    刘备方面，坐镇荆州，进军益州的工作已有人各负其责。

    进入益州已是迟早之间的事。

    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北方，三分天下格局初步形成。曹操认为，平定荆州刘备及江东孙权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于是，便改变了方针，把用兵的矛头指向了关中。他要彻底解决关中问题，以一个统一的黄河流域的政权来与南方对峙。

    建安十六年（211）三月，曹操下令，让钟繇率军西征汉中张鲁，让夏侯渊出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与钟繇相会。曹操此举是明征张鲁，实讨关中。因为关中诸将并未降服曹操，而钟繇讨张鲁要经由关中，他是不会越过关中不顾，先去讨伐远处的张鲁的。

    曹操的出兵，惊扰了关中诸将。马超怀疑钟繇将要袭击自己，便联合了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人起兵反叛曹操。

    曹操的出兵，也吓坏了益州的刘璋，因为张鲁虽据汉中与他为敌，却没有吞并巴蜀的实力。如果曹操灭掉张鲁据有汉中，巴蜀就危：在旦夕了。

    曹操出兵的消息，却乐坏了张松。他早就想把刘备请进益州代替刘璋，但苦于没有借口，如今，正好利用这个消息吓唬刘璋一下。

    张松见到刘璋，开口便问：“主公听说曹操要讨伐张鲁了吗？”刘璋点点头说：“知道了。”张松进一步说道：“曹操兵强势众，无敌于天下，此次征伐张鲁，必胜无疑。如果曹操拿下汉中，借张鲁之资以取巴蜀，主公想想，谁能挡得住呢？”刘璋答道：“是啊，我也为此事而犯愁呢！”“我倒有个主意。”张松有意顿了一下，以引起刘璋的注意，然后说：“刘备刘豫州，现在荆州，与益州唇齿相连，与咱们情好甚密。他和您都姓刘，同是汉室宗亲，而且与曹操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善用兵，且讲仁义，如果让他为您讨伐张鲁，张鲁必败。如果抢在曹操前面打败张鲁，据有汉中，那么益州就强盛了，即使曹操真的来了，也对咱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听了张松的一番话，刘璋不由得沉吟起来。的确，单凭自己的力量，根本不是曹操的对手。借刘备之力倒是个好主意，但刘备毕竟是外人，会不会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呢？

    张松见刘璋有些犹豫，便进一步对他施加压力，说：“单凭益州的力量，不但微弱，还有不可靠之人，主公不可不防。”刘璋不禁有些吃惊，忙说：“先生请把话说明。”张松说：“今州中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指刘备），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

    难怪诸葛亮称刘璋是“暗弱之主”！张松明明是欲有外意之人，而刘璋丝毫未察觉，欲有外意之人反诬他人有外意，刘璋却相信了，此其不明之表现。曹操未得汉中，刘璋已如惊弓之鸟，张松一番恫吓，刘璋就没了主意，此其软弱之表现。

    刘璋的暗弱，使得刘备集团得到了打开益州大门的钥匙。

    在张松耸人听闻的危言下，刘璋采纳了请刘备入蜀的意见，并派法正为使，孟达为副，各领兵两千人，前去荆州邀请刘备入蜀。法正到达荆州，见到刘备，请他入蜀。不过，法正所发出的邀请，已经将刘璋的意思完全变了个味。他说：“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

    法正的邀请对于刘备来说，无疑是个飞来喜讯。想当初，在隆中与诸葛亮初次见面，诸葛亮的一番宏论使他兴奋不已。占荆州，进益州，然后以钳形攻势，合击中原，夺取天下，一直是刘备事业乐章的主旋律。如今，占领荆州已成为现实，刘备何尝不想早点据有益州！刘备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进入益州的方式竟这样容易，它的主人竟大开州门，诚意邀请。

    世上的事物就是这样奇怪，这样不可思议，有时候，容易得好像探囊取物的事情，却隐藏着天大的难点。乘邀占据益州这件已经变得很容易的事，对刘备来说又面临一个天大的难题：他需要战胜一个强大的对手。

    这个对手不是刘璋，而是刘备自己。

    如果是让刘备统帅千军万马，去面对刘璋的高墙壁垒；如果是让刘备身披甲胄，去亲冒刘璋的刀锋石矢；如果是让刘备手持兵刃，去与刘璋对阵厮杀，总之，如果让刘备硬碰硬地进攻益州，刘备也不会感到如此为难。而现在，刘璋的诚、刘璋的软、刘璋的弱，对于刘备的道德观念来说，都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一座难以攻克的堡垒。

    刘备讲“信义”。最典型的是建安十三年，当他从樊城向江陵撤退时，荆州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士多随从之，等到至当阳时，已有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当有人劝他抛弃这些人时，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体现了“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的品质。

    刘备讲“宽仁”。魏国的征士傅斡评价刘备，说他“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称赞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晋人张辅也说刘备“威而有恩，勇而有义，宽弘而有大略”。

    有人认为，刘备的所谓“信义”、“宽仁”是虚伪的。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传统的“信”、“仁”、“义”、“宽”等道德观念都是虚伪的。其实，中国传统的这些道德观念，对于个人品德的修养，对于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对于调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但在古代具有积极作用，即使在今天，其积极意义也不应该完全抹杀。但是社会道德不是万能的，这里面有两层含义：第一，道德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第二，道德不能适用一切社会问题。嘲笑道德软弱者，是因为他看到了道德在有些问题上无能为力；痛责道德虚伪者，是因为他看到了在某些问题上并没有遵循道德原则。其实，他们正是犯了道德万能的错误。

    刘备虚伪吗？不能这么认为。前边已经提到，刘备任平原相时，“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若没有真诚的宽仁表现，怎会有这样的结果？刘备退往江陵时，后有曹操数万追兵，他宁可被曹兵追上，也不抛弃追随他的州民。这种在生死关头表现出的信义，能说是虚伪的吗？

    刘备应该在各类问题上都讲“信”、“义”、“宽”、“仁”吗？当然不能这样要求。因为道德不能适用于一切社会问题，例如军事斗争讲“诈”，不能讲“信”；政治斗争讲“权”，不能讲“义”。当然，道德不能适用于一切社会问题，在原则上好说，但在具体问题上，区分什么适用什么不适用就没那么简单了。

    在对待益州的问题上，刘备是应该接受法正等人的建议，乘刘璋邀请之机进占益州呢，还是恪守信义，拒绝法正的建议呢？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是前者。因为从本质上讲，进占益州是刘备集团既定方针，刘备迟早要占领益州，至于用政治手段，还是军事手段，抑或两种手段并用，只是个方法问题。就益州集团内部讲，张松、法正等人与刘璋的矛盾更属于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刘备既然对张松等人厚以恩意接纳，实际上已经参与了其内部的政治斗争。既然如此，还有什么信义可讲呢？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刘璋为什么请刘备入蜀？尽管他态度是诚恳的，言词是热情的，但其最终目的是让刘备为他占领汉中，守住北门，对抗曹操。如果刘备真的恪守信义，傻到如此地步，就休想做益州的主人，顶多是刘璋的炮灰。

    刘备虽然不会为刘璋做炮灰，但也没有把刘璋的邀请作为用政治手段解决益州问题的机会。这是因为他和刘璋的政治关系，在很长的时间内被同宗、盟友等温情脉脉的面纱所掩盖，因此，他常用信义的道德标准去衡量是否该趁刘璋邀请的机会去取益州。这就使他处理取益州的问题上有些优柔寡断。

    当法正建议刘备乘刘璋邀请之机夺取益州时，刘备便和手下商量该怎么办。庞统对刘备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

    刘备对此议仍顾虑重重，他说：“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

    不错，刘备所言自有其道理。多年来，他的为人处世始终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他的信义宽仁确也赢得了不少人心。但这与不成王侯便成贼的政治斗争毕竟不同。庞统见刘备想不明白，便进一步说：“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庞统所说的“兼弱攻昧”，是古代政治斗争的一种普遍现象，岂止春秋时的五霸，七国争雄，秦汉更替亦是如此。弱小就要被强大兼并，昏昧就要受到攻伐，政治斗争谁能受信义的约束！至于逆取顺守，这在古代政治斗争胜利者的例子中就更多。

    庞统一番话对刘备既有震动，又有启发。

    对待益州，若拘泥于信义，则可能耽误兴复汉室大业。

    对待益州，可以取之非义而守之以德。

    刘备终于决定了向益州进军。

    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刘备集团现在面临两大任务：巩固荆州和进军益州。

    诸葛亮与庞统的分工，只解决了执行两大任务的智囊人物问题。

    现在，还要解决执行两大任务的力量分配问题。

    显然，刘备集团的主要力量不能放在进军益州上。

    进军益州所用兵力过重，势必会引起益州刘璋集团的怀疑和警觉，将会使局面更加复杂。

    进军益州所用兵力过重，势必会削弱荆州的防卫力量。而荆州北有曹兵压境，东有孙吴觊觎，一旦防卫力量过弱，很可能出问题。从长远观点看，荆州是诸葛亮“隆中对”合击中原的一只手臂，不容有失；从眼前局势看，进军益州尚无必胜的把握，荆州是进军益州部队的根据地，一旦荆州有失，进军益州的部队必然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

    经过众人合计，最后，刘备、诸葛亮决定了重兵守荆、轻军进益的方针。

    进军益州的军队，由刘备亲自统帅，由庞统任军师中郎将，辅佐刘备。统兵打仗的将领只有黄忠、魏延、卓膺等人，他们都是刘备据有荆州后新归附者。而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刘封、孟达、马良等文臣猛将则留在荆州。这种部署，反映了刘备集团重兵守荆、轻兵进益的方针。

    刘备率领的进军益州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三国志·先主传》说有数万人，而《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说有万人。“数万”是一个伸缩性很大的数字概念，两万可称数万，八九万也可称数万。而根据重兵守荆、轻军进益的方针，刘备集团入蜀的兵力不可能是八九万，一两万人倒有可能。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刘备人蜀所带兵力不多。建安十六年，也就是刘备率军人蜀这年，孙权也派大将吕岱督郎将尹异等人，率兵两千人西进，准备把汉中的张鲁诱到汉兴。但张鲁看出吕岱的意图，切断吕岱进入汉中的道路。吕岱此行无功，只得率军东还。吕岱军走到半路，曾经遇到刘备的入蜀军队。回到吴国，他向孙权描述刘备的军队“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吕岱的描述有其夸张之处，或许他看到的“死亡且半”正是刘备人蜀军的全部。从这件事中也可看出刘备入蜀所率军队人数不是很多。

    刘备率轻军入蜀，体现了重兵守荆的另一面，而重兵守荆，又使刘备轻军没有后顾之忧，使刘备的轻军具有胜可进、败可退的主动权。总之，重兵守荆、轻军人蜀的方针，是一个在当时情况下，实现跨有荆益的稳妥方针，它充分体现了诸葛亮办事稳重、谨慎、周密的风格。

    江水哗哗地向东流着，刘备的船队缓缓地向西行着，虽是逆水行舟，却是有进无退。船队渐渐远去，一点一点地变小，直至消失在茫茫大江中。

    诸葛亮一直伫立在江边。此刻，他的心仍在追随着船队，他祝愿船队平安，祝愿船队胜利达到目的。因为这只船队，不仅有他的知遇之主，他的知心好友，也满载着他的抱负，他的理想，他的希望。

    四

    猎猎帅旗迎着江风尽情地舒展着腰身，宽大的旗面赫然显现着一个斗大的“刘”字。一艘艘战船逆着江水无畏地劈开冲过来的水流，激起一片片白色的浪花。

    刘备率领的入蜀军队，顺利地溯江而上，没有任何人盘察，没有任何船拦截。然而，行进在江中的船队也有不顺的地方。摇动船桨的士兵们，使尽全身力气与流动的江水拼搏着，他们不但要冲破逆流，还要绕过水中的暗礁和险滩。

    就刘备入蜀的整个行动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刘备人蜀，是益州的主人刘璋邀请的，无人敢察，无人敢拦。不但如此，还有张松等人暗地配合，使刘备入蜀的行为更是顺上加顺。但就在这顺流底下，也潜在地翻动着逆流，刘备入蜀的行动，有潜在的阻力。

    阻力之一来自刘璋集团。

    在益州集团内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刘璋那样欢迎刘备入蜀，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张松、法正那样配合刘备据蜀。一些刘璋政权的忠臣，为了益州利益对刘备入蜀是持反对态度的。

    巴西阆中（治今四川阆中）人黄权，当时在刘璋手下任州主簿。他听说刘璋想把刘备请到益州讨伐张鲁，就劝刘璋说：“左将军刘备以骁勇闻名，固然可以打败张鲁。但把他请进来，如果当部下对待，他心中一定不满意；如果当贵人尊敬，则一国不容二君。主客之势如水火，客人在益州的处境安如泰山，那么主人就一定会危如累卵了。希望您不要让刘备人蜀，我们只能关闭边境，等待天下太平。”刘璋想借刘备以抵御曹操的决心已下，没有听从黄权的忠告，还把黄权调出去任广汉（治今四川射洪东南）县长。后来，刘备与刘璋兵戎相见，益州郡县纷纷依附刘备，黄权仍闭城坚守，一直坚持到刘璋投降刘备。

    广汉人王累，当时正任益州从事。他听说欲迎刘备入蜀的消息，多次劝谏，遭到刘璋拒绝。最后，当刘璋准备出城去涪县（治今四川绵阳）会见刘备时，王累还将自己倒挂在城门前进行劝阻。

    巴郡太守严颜，刘备人蜀时正坐镇江州（治今重庆市）。刘备入蜀，自江州沿涪水北上，严颜本打算截击刘备，无奈刘璋有令，让刘备所到之处的郡县，一律供应物资，奉为上宾，不得无礼。严颜眼睁睁地看着刘备过境而去，急得拍着胸脯长叹：“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者也。”

    梓潼（治今四川梓潼）县令王连，字文仪，本是南阳人，后来人蜀，是刘璋所信赖的东州人。当刘备人蜀后攻打刘璋时，王连坚闭梓潼县门，拒不投降，一直坚持到刘璋投降。

    广汉县（治今四川中江东南）人李邈，字汉南，在刘璋时任牛鞞长。刘备人蜀时，史籍上未载他在当时的行为及态度，但刘备占领益州后，他与刘备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那是刘备取代刘璋后的第一个元旦，身为刘备益州从事的李邈借敬酒之机见到了刘备。他指责刘备说：“振威将军刘璋把您当作宗室肺腑，将讨伐张鲁妖贼的重任交给您。然而他没见到张鲁灭亡，自己却先灭亡了。我认为，您这样占据益州是很不应该的。”刘备反问说：“你知道不应该，为什么不敢帮助刘璋呢？”李邈回答说：“我不是不敢，只是力不足耳。”

    上述黄权、王累、严颜、王连、李邈等人，是益州刘璋集团内反对邀请刘备人蜀的代表人物。他们有的冒死相谏，有的以理相劝，有的扼腕叹息，有的守城保土，虽然表现程度不同，却反映了益州一部分人抵制刘备入蜀的心态。这对刘备人蜀取代刘璋是一种或明或暗的阻力。

    阻力之二来自刘备自己。

    我们曾经说过，刘备是一个讲“信义”、“宽仁”的人，而且有时在不该讲“信义”和“宽仁”的事情上拘泥于所信奉的道德观念。在是否乘人蜀之机拿下益州的问题上，庞统曾给他讲过取暗攻昧、逆取顺守的道理。刘备听从了庞统的建议，答应进取益州。但一个已经形成的观念，是不可能经一次谈话、一个建议就能改变的。刘备所率军队从荆州出发，人三峡、出夔门、经白帝、过江州，然后从江州乘涪水北上至涪县，所到之处，物资供应不断，奉迎之情不绝，大有“入境如归”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又表现得心慈手软起来。

    刘备一行到达涪县，离刘璋所在的成都只有三百六十里之遥。刘璋听说刘备到达涪县，亲自前往涪县为他接风洗尘。这时候，在成都的张松托人秘密给法正带来口信，让法正动员刘备乘与刘璋会面之机干掉他。不料，刘备听到法正的建议后，摇了摇头，说：“此大事也，不可仓卒。”依旧与刘璋情好日欢。法正见刘备不听，便与庞统合计，让庞统再向刘备进言。庞统找到刘备，对他说：“刘璋前来与您相会，已经好几天了。我看他与您情好日浓，毫无戒备，可趁此时，将他擒拿。这样，您就可以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了。”不想，刘备也拒绝说：“初人他国，恩信未着，此不可也。”

    刘备该不该乘涪县之会抓住刘璋？

    如果刘备入蜀的目的是专为支援刘璋，替他讨伐汉中张鲁的，那趁与之相会对方不备，将他暗算，进而夺取人家地盘，显然是非仁非义的不道德行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刘备入蜀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庞统在荆州对他所说的取暗攻昧、逆取顺守，取代刘璋，占据益州。

    如果从取代刘璋、占据益州出发，张松、法正、庞统等人的建议无疑是可行的。因为第一，刘备集团采取的方针是轻军人蜀，军事力量与刘璋相比要弱得多，硬打取胜的把握不大，巧取才是可行的上策。俗话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趁与刘璋相会之机将其擒住，正是可行性较强的“巧取”。第二，当时的形势是张松等在内部作策应，擒住刘璋，成都方面有张松处理，不会出大乱子。第三，刘璋毫无戒备，突袭可能成功。

    然而刘备并没有这样做。他的理由是：“此大事也，不可仓卒。”“初入他国，恩信未着。”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看史实：

    先主至江州，北由垫江水诣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是岁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骑三万余人，四乘帐幔，精光曜日，往就与会。先主所将将士，更相之适，欢饮百余日。璋资给先主，使讨张鲁，然后分别。

    刘备于建安十六年（211）四五月入蜀，与刘璋在涪县相处百余日，足足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三个多月，对于有心搞突然袭击的人来说，并不能说是仓促。然而刘备却没采取任何行动，而是与他欢饮百余日，然后让他从容返回成都。这只能说明时间仓促不过是借口而已，刘备无意袭取刘璋。

    刘备为取代刘璋而入蜀，但囿于恩信又不肯趁其不备而袭击他。刘备又一次陷于政治目的与道德观念的矛盾之中。

    轻松占据益州的机会在这种矛盾中消逝了。

    涪县相会之后，刘璋推刘备领大司马，司隶校尉；刘备则推刘璋领镇西大将军，仍领益州牧。其实，二人互相推举，只是互赠一种名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刘璋赠给刘备的“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确实使刘备得到了实惠。

    按照涪县相会的约定，刘璋回到成都，刘备则北上讨伐张鲁。刘备北上，表面上看，力量强大了许多，“督白水军，并三万军，车甲精实”，其实，刘璋在里面耍了个小伎俩。

    白水军即驻扎在白水关的刘璋的部队。白水关在梓潼郡白水县（治今四川青川白水镇之北）境内。据同治《昭化县志》记载，白水镇北的西隍坝，“城垣故迹犹存，扼阴平、阳平之要而地势亦平旷，白水、西谷两环之”。如果说白水县是益州北部的重地，那么白水关则是重中之重。刘琳同志考证：

    《蜀志·先主传》与本志皆谓杨怀、高沛守白水关，而《蜀志·庞统传》则称杨怀、高沛“各仗强兵，据守关头”，本卷前文亦云“遣杨怀、高沛守关头”，可证关头即白水关。前代学者将关头与关城混为一谈，大误。关城指阳安关，即今阳平关。《后汉书·李固传》注引南齐刘澄之《梁州记》，谓白水关在关城西南一百八十里。按其方向道里。亦当在今白水镇一带（今阳平关至白水一百六七十里）。古代白水关为陕、甘入蜀之孔道。自汉中来系取道关城而至关头，即由今勉县趋阳平关，西南至白水关（此为古石牛道之一段，今仍为大路）。自武都来系由今甘肃成县，东南经略阳（属沮县）沿嘉陵江至阳平关，入白水关。自阴平来，则由今甘肃文县循白水江、白龙江，至白水关。白水关而南，沿白龙江河谷至葭萌（今此路上仍有古栈道遗迹）。自葭萌而西经小剑而入剑门。三道均由白水，故法正云“鱼复、关头，益州祸福之门”。

    白水关扼控汉中、武都（治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治今甘肃文县西北）三地进入益州之路，对刘璋来说十分重要。因此，他派了杨怀、高沛两个亲信将领镇守此地。这两个人名义上归刘备督统，而实际上是监视刘备的行动，督促刘备北伐张鲁。

    刘备既然不愿意乘涪县之会袭击刘璋，就没有理由拒绝刘璋对他提出的北上讨伐张鲁的要求。刘备在对待刘璋的问题上虽然有些迂腐，在军事斗争中却很精明。他深知，如果出自水关进入汉中讨伐张鲁，那就会弄假成真，被杨怀、高沛关在白水关外，不想打张鲁也得打了。事情真的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人蜀的意义和目的就全变了。所以，刘备北上，走到白水南面约七八十里的葭萌（治今四川广元西南）便停了下来。

    刘备屯驻葭萌，一呆就是一年。这一年当中，刘备利用一切机会“厚树恩德，以收人心”，企图像当初在荆州刘表那里一样，利用屯驻的机会慢慢壮大自己力量。然而，益州不是荆州，刘璋也：不同于刘表。刘备在荆州，是被刘表接纳而客居；现在在益州，是接受刘璋邀请去北伐。客居荆州，在那里住上三年五载也不为长；而应邀北伐，经过一年的时间却迟迟未动，自然要引起人家的怀疑。

    果然，屯驻白水关的杨怀、高沛二人，见刘备迟迟不动，感到他此次入蜀居心叵测，怀疑他是否真的前来讨伐张鲁。他们几次向刘璋秘密报告刘备的行动，劝刘璋不要再指望刘备，赶紧让他退回荆州。

    此种情况下，刘备在葭萌不宜久留。

    他在葭萌多驻留一天，就会使刘璋集团对他增加一分怀疑。

    他在葭萌多驻留一天，就会使他的战略意图多一分暴露。

    他在葭萌多驻留一天，就会多一分危险。

    庞统充分认识到局势的严峻，他找到刘备，对他说：“主公，我们不能在此久留，如果再沉吟不去，必将招致大困。”

    刘备也认识到了久留葭萌的危险，他问庞统：“军师有何良策？”

    庞统说：“我有上中下三策供将军选择：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策也。”

    “那么，中策呢？”刘备问。

    “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未至，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攻其兵，乃向成都，此中策也。”

    刘备又说：“先生的下策也不妨讲讲。”

    庞统一笑，说：“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策也。”

    庞统将这三策分成上中下，是有其道理的，暗发精兵，偷袭成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能以最短的时间、较小的代价占据益州。这在当时来说确为上策。先灭杨怀、高沛，取白水关，然后合势进军成都，其好处是可免去后顾之忧，可加强军势。然而这样一来，就等于公开与刘璋宣战，使其有了准备，完全丧失了偷袭的可能。当然，这样做不是不能占据益州，但比起第一种办法，无疑要花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庞统称其为中策。如果退回白帝，固然能与荆州连络，有了绝对安全保障，但这也意味着将近两年的努力几乎等于白费，占据益州将是一种遥遥无期的等待。所以庞统把它列为下策。

    对于庞统的上中下三策，刘备自有他的考虑。下策当然不在他的选择之列，在上策与中策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刘备为什么要作这种选择？

    《通鉴辑览》说：“刘璋无能耳。时若听庞统上计，成都可立得。然备（指刘备）虽称英雄，亦实内怯，宜其听中计耳。”上计可使刘备立得成都，此论不错，但说刘备不取是由于内怯，则需要重新加以考察。受这种议论的影响，后人在分析刘备为什么要取中策时也说是由于上策太冒险，下策又缓不济急。

    上策冒险吗？对于一支与对手力量非常悬殊的部队来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进行袭击，与公开与对手宣战，硬碰硬地拼杀，哪种方式风险更大一些呢？显然不能认为是前者。

    刘备采取中策，与其说是害怕冒险，毋宁说是其“信义”道德观念在作祟。在与刘璋正式宣战以前，刘备始终没有彻底摆脱“信义”观念的束缚。张松邀其入蜀取代刘璋，他犹犹豫豫；庞统劝他乘涪县相会抓住刘璋，他不忍心；庞统劝他偷袭成都，他不采纳。之所以如此，因为在刘备看来，这些手段都是不符合信义的。他采纳庞统的中策，就是要向刘璋公开宣战！

    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出兵攻打孙权。这件事的发生，为刘备实施庞统的中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立刻派人告诉刘璋说：“曹操进犯孙吴，吴地危急，吴主孙权请求我援助他。孙吴与我是盟友，我们唇齿相依，不能坐视不管。此外，曹操又派大将乐进在青泥袭击关羽，如果我不去救关羽，乐进势必得胜。如果他乘胜掉头攻打益州边界，其威胁甚于张鲁百倍。张鲁不过是个自守之贼，不值得忧虑。请将军支援我一万军队和相应的军用物资，我立即返回荆州。”

    刘备这一番表示，其实就是庞统中策所说“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意在作出一个欲还荆州的姿态，麻痹白水关的杨怀、高沛。这个姿态立即引起了一系列反应。

    刘璋闻讯后，立即产生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一年多以来，他为刘备军队提供了许多军需物资，满心指望他能替自己讨伐张鲁。不料他吃饱喝足了，还未与张鲁交锋，就要撤回荆州！但他没有充足的理由阻拦刘备回救荆州，愤怒之余，只对刘备的求援作了一个相对冷淡的表示：一万军队不能给，只给四千，军需物资也减半。刘备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把全军将士召集起来，对他们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进入益州为刘璋征讨强敌，部众勤苦劳瘁，没有一日安居宁处。如今，刘璋府库盈满而舍不得对我们的劳苦进行奖赏，还指望我们为他出死力作战，这可能吗？”刘备的这一番言论，实际上是一个正式与刘璋交战的战前动员。

    张松等人闻讯后，立即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们以为刘备真的要返回荆州。张松立即给刘备、法正等写信，劝他们留在益州。信中说：“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与张松本为一伙，对张松的行为了如指掌。他本指望依靠刘备推翻刘璋，现在刘备一撤，有大势已去的感觉。为了洗清自己，他向刘璋检举了自己的弟弟，揭发了他的全部活动计划。刘璋勃然大怒，立即将张松逮捕斩杀，并给诸关戍守将领下令，不许刘备军通过。刘备与刘璋之间的脉脉温情终于撕破，双方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

    杨怀、高沛闻刘备欲回荆州之讯，立即放松了警惕。他们以为刘备真要回荆州，闻刘备之召后便乘轻骑来见，其结果自然是做了刘备的刀下鬼。

    刘备斩杀了杨怀、高沛，控制了白水关内的地区，接管了白水军。接着又命令白水军随自己攻打成都，为了防止他们中途叛变，刘备把他们的妻室儿女扣为人质。刘备率军南下，在梓潼县遇到县令王连的抵抗。为了不在此过多纠缠，刘备下令绕过县城，继续向西南成都方向前进。刘璋派刘璝、冷苞、张任、邓贤等将领在涪县截击刘备，经过一番苦战，刘璝等人皆被打败，退守绵竹（治今四川绵竹东南）。

    刘备攻下涪县，心中非常高兴，在此大会众将，置酒作乐。在宴席中，刘备对庞统说：“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刘备拘泥于仁义恩信，几次丧失了速取益州的机会，对此，庞统早就看在眼里。他认为，若不让刘备早些从仁义恩信等观念束缚中解脱出来，对以后的攻取益州还会造成不利影响。如今这个宴会，正是帮助刘备改变观念的机会。于是，他便接过刘备的话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刘备喝得醉熏熏的，闻庞统之言大怒，反驳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

    庞统见刘备发怒，只得退出宴席。

    刘备不一会儿便觉得自己过分，又把庞统请了回来。庞统回到自己的座位，也不对自己刚才的言论向刘备谢罪，仍旧饮食自若。刘备见状，问庞统：“向者之论，阿谁为失？”庞统回答：“君臣俱失。”君臣俱失，是说刘备和庞统都有过失。

    庞统的过失是用仁义的标准衡量“伐人之国而以为欢”的行为。其实，话虽是庞统说的，意思却是刘备的，因为刘备在与刘璋争夺益州的斗争中，常常被仁义恩信所困扰。庞统否定了自己，也就否定了刘备，否定了仁义作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标准。

    刘备的过失是既要袭夺益州的实惠，又要仁义恩信之名。听了庞统的话，刘备大笑，君臣“宴乐如初”。刘备的笑，是对庞统苦心的意会，是对庞统批评的接受，是从仁义恩信观念束缚中的解脱。宴乐如初，说明刘备对自己取蜀行为符合仁义恩信与否已经不在乎了。

    涪县取胜后，刘备率军直逼绵竹。为了加强绵竹的防御力量，刘璋又派李严督绵竹诸军。李严不满刘璋的暗弱，率所督之众投降了刘备，绵竹亦为刘备所有。

    取得绵竹，下一个目标就是雒城（治今四川广汉北）。雒城是成都东北的门户，汉献帝初平年间，刘焉曾一度把州治从绵竹移至雒城，在此修筑城墙城门。后来，听说此地非王者所居，便迁至成都，留下孙子刘循据守。刘备在雒县，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从建安十八年到建安十九年，刘备围攻雒城将近一年，就是拿不下来。更为严重的是，在一次攻打雒城的战斗中，庞统被流矢射中，重创身亡。

    庞统的中箭身亡，无疑给刘备带来巨大损失。实践证明，刘备不听庞统的劝告，造成了入蜀行动的几次失误。经过庞统的努力，刘备摆脱了仁义恩信等观念的束缚。正当他需要庞统大展才智为自己挽回失误时，庞统却不幸身亡了。

    刘备陷入了困境，还不仅仅是由于庞统的阵亡，更主要的，是他所采取的中策的不利因素越来越突出。我们知道，刘备采取的中策，等于先向刘璋宣战，使益州方面有了较充分的准备。刘备的入蜀轻军，最适于对毫无准备的刘璋发动突然袭击。换句话说，刘璋的准备越充分，攻占益州的难度就越大，而攻占益州所用时间长短，则是难度大小的重要体现。刘备与刘璋的战斗，是经不起持久战的消耗的，这种情况早在攻打涪县前就有所表现。当梓潼县令王连闭城不降时，史书上说“先主义之，不强逼也”。事实上是刘备恐怕在此耽误太多时间。当刘备率军南下时，刘璋的州从事郑度曾给他出主意说：“刘备孤军深入攻打我们，其兵力不足万人，也没得到士兵的真心拥护，只靠田野谷物为生，完全没有军粮储备。如今之计，我们不如把巴西、梓潼两郡的百姓全部迁徙到涪水以西的地方，把那里粮仓和野外的粮食全部烧掉，修筑深沟高墙，等待他们到来。如果他们前来挑战，我们不必应战，不出一百天，他们就会因支持不住而撤退。到那时我们再出兵袭击，必定能擒杀刘备。”刘备听说郑度为刘璋出这个主意后，心中很害怕，忙问法正该怎么办。法正深知刘璋的为人，回答说：“终不能用，无可忧也。”刘璋真的没有听从郑度的意见，但从刘备的反应中，我们足以看出他的入蜀之军是经不起持久战的消耗的。

    雒城久攻不下，郑度的计策虽未被刘璋采纳，但他所描绘的可能性在雒城之役变成了现实。

    刘备真的陷入了进退失据的泥潭。

    经过将近百日的消耗，刘备前期顺利进军所获的物资已所剩无几，对雒城多围攻一天，就意味多耗掉一份实力，多一分被刘璋吃掉的危险。他又不能撤退，只要一撤，立即就会被刘璋军队追歼。

    惟一的办法，就是改变重兵守荆、轻军入蜀的方针，从荆州调重兵援助攻打益州。紧急援助的命令越过巴山蜀水，飞到荆州诸葛亮手中。

    面对重大的战略方针调整，诸葛亮该作何安排呢？

    五

    在诸葛亮“隆中对”战略计划中，占有益州是至关紧要的一步。

    从战略系统角度看，占领荆州是进占益州的必要准备。只有先占有荆州，进占益州才有一个可靠的起点和根据地。所以，诸葛亮在占领和经营荆州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然而，若不及时占有益州，荆州便会失去其战略意义。因为第一，荆州是个战略争地，曹操、孙权、刘备都要占领荆州。曹、孙两家都有自己的战略大本营，而对刘备来说，若不占领益州，荆州只是一块孤棋。第二，正因为荆州是个战略争地，它不适于作刘备集团的政治中心，政治中心应放在益州。第三，“隆中对”所设想的是对中原实行两路夹击，若不占领益州，单凭荆州一路，进取中原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占据益州并把重心向益州转移，是刘备集团迟早要进行的工作，而益州形势的急剧变化，又使这项工作不得不以急促的方式提前进行。如果刘备没有与刘璋兵戎相见，诸葛亮不会马上率大军入蜀；如果刘备听从了庞统、法正等人的建议，偷袭刘璋成功，重心向益州转移的工作可以从从容容地进行。然而，刘备入蜀军队已经和刘璋军队枪对枪、刀对刀地干起来了，而且雒城久攻不下。此时摆在刘备集团前面只有前进一条路，如果撤兵，且不说可能被刘璋追兵吃掉，即使侥幸撤出益州，刘璋必定会将进入益州的大门紧闭，严加防备。再想人蜀，真是难于上青天了。

    此时，只有改变重兵守荆的方针，以重兵人蜀救援了。

    派谁去援助刘备，谁留下镇守荆州，这是诸葛亮必须要处理好的重要问题。

    清人王夫之曾说：“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守江陵，而北攻襄、邓；攻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在他看来，诸葛亮应当与张飞、赵云等留守荆州，而让关羽率援军入蜀。刘备有雄才，关羽骁勇过人，再加上法正足智多谋，照样可以取得益州。诸葛亮实在不应该率军人蜀。

    如果庞统不死，王夫之的分析自有其合理之处，而且诸葛亮很可能坐镇荆州。因为诸葛亮虽然同意把政治中心移向益州，但他也同时兼顾荆州，因为荆州军队毕竟是合击中原的另一只手臂。但庞统死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庞统不但能协助刘备占领益州，而且能协助刘备治理益州。庞统去世，以刘备之雄、关羽之勇、法正之智固然可以拿下益州，但能否治理好益州则另当别论。关羽武勇绝伦，但治国非其所长；法正虽有谋略，但心地过于狭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以此治国显然也不适宜。因此援军入蜀之任只能由诸葛亮担当。

    镇守荆州的任务交给谁呢？

    根据“隆中对”的战略，荆州一路的主要任务是北征襄、邓，也就是说，主要敌人是北边的曹操。诸葛亮治理荆州期间，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巩固与孙吴的联盟，由于诸葛亮的努力，这项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这样，荆州北拒曹操的任务就更加突出。张飞是一员猛将，其“雄壮威猛，亚于关羽”，而且又“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就连刘备也担心他早晚会出问题。把荆州交给他，诸葛亮显然不放心。赵云倒是有勇有谋，他办事精细、谨慎，但诸葛亮在与他的接触中，从他言谈话语中感到他对两路夹击中原的钳形攻势似乎有自己的看法。诸葛亮并不是那种不许不同意见存在的专横之人，相反，他对赵云的有自己主见是非常赏识的。但诸葛亮坚决主张，让人去作自己理解的事，更有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想当初，他和庞统的分工就有这方面的因素。让我们再回忆一下建安十五年庞统对刘备说的那段话：

    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

    庞统这段话，反映了他在对荆州看法上与诸葛亮是有分歧的。庞统认为荆州是曹、孙、刘三家矛盾的焦点，是危险之地，因而每次规划总方针时从不提及荆州，甚至连荆州在经济上的地位也加以否定。所以，庞统与诸葛亮一个协助刘备人蜀，一个坐镇荆州，这种分工与上述分歧不能说没有关系。而赵云在对荆州的看法上是倾向于庞统的。很显然，让赵云随自己入蜀，比让他镇守荆州更为有利。

    关羽是镇守荆州最合适的人选。

    关羽是与曹操打交道最多的人，他的武勇，他的忠义，在曹操军中有很大影响。早在建安五年，刘备被曹操打败，关羽被曹操生擒。曹操任命他为偏将军，礼之甚厚。那时候，曹操正与袁绍对峙于官渡。袁绍派遣大将颜良进攻白马（治今河南浚县东南），曹操派张辽和关羽为先锋进击颜良。关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军将士亲眼目睹了关羽的武勇与威风。后来，关羽知道了刘备在袁绍军中，准备离开曹操返回刘备身边。曹操察觉后，对他重加赏赐，企图留住他。而关羽把所有赐品尽数封存留下，又写了一封告辞的书信，然后去投奔在袁绍军中的刘备。曹操的左：占还想追击，曹操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关羽的重于情义，给曹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与曹操打交道多，关羽与曹军中许多大将的关系很好。例如当曹操察觉到关羽要离开他时，便派张辽前去试探。张辽见到关羽，问及去留之事，关羽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张辽探明了关羽的真情后，感到很为难：向曹操报告吧，恐怕他杀了关羽；不报告实情，又有背于事君之道。他犹豫再三，最后叹道：“公，君父也；羽，兄弟耳。”还是说了实情。再比如曹操的大将徐晃，与关羽的关系也很好。在关羽与徐晃在樊城战场相遇时，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情节：

    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

    关羽与张辽、徐晃各为其主，没因彼此情好而背叛自己的主人。但张辽视关羽为兄弟，关羽称徐晃为大兄，说明他们的关系的确不一般。

    关羽讲忠义，这保证了他不会背叛刘备；关羽对曹军将领很熟悉，在曹军中有影响，这又有利于他与曹操的军事斗争。唯其如此，早在诸葛亮经营荆州进行人事安排时，就让关羽任襄阳太守，驻扎在江北，有意让他做从荆州一路夹攻中原的上将军。

    经过反复考虑，诸葛亮迅速作出了如下决定：

    张飞、赵云、刘封等随自己率军人蜀；

    关羽留下镇守荆州；

    马良、麋芳、士仁、廖化协助关羽镇守荆州。

    献帝建安十九年夏，一切安排好以后，诸葛亮一声令下，入蜀援军溯江而上，浩浩荡荡踏上征程。

    张飞率领的前锋部队，一路势如破竹，下白帝、占巴东，一直打到巴郡郡治江州（治今重庆市）。当时，守卫江州的是巴郡太守严颜，此人对刘备人川早有看法，认为请刘备入川是独坐穷山，放虎自卫。当刘备向刘璋宣战后，严颜调重兵严守江州，准备截断刘备军的归路。当张飞打到江州城下时，双方自然免不了一场恶战。

    张飞号为万人敌的勇将，严颜当然不是他的对手，战败被擒。张飞喝令兵士把严颜带到面前，只见他被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张飞对他怒喝道：“我大军兵临城下，你竟敢不降，而且抵抗！”严颜正色回答：“是你们无礼。我主将你们请入益州，希望你们帮他，而你们却乘机侵夺我州。如今，我虽被你擒住，但我要告诉你，我们州内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你们会处处遇到抵抗的。”张飞听了，不由暴跳如雷，他几乎失去了理智，狂喊道：“快，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严颜见张飞被气成这样，不禁哈哈大笑。他一点也不害怕，平静的语调中包含着对张飞失态的斥责：“砍头就砍头，发那么大火干什么！”

    这平静的斥责不但没有进一步激怒张飞，反而却使他从暴怒中解脱出来。他望着这个视死如归的手下败将，忽然感到自己并没有把他彻底征服。只有让他投降，才是对他彻底的征服。严颜的轻蔑与嘲笑，激起了张飞对他的征服欲；严颜的不畏死亡，使张飞明白了征服他的价值。他走上前去，一边为他松绑，一边承认自己的粗鲁无知，同时也表示对他的敬意。严颜也被张飞的诚意感动，终于归顺了张飞。

    当诸葛亮率大军到达江州时，江州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当时，益州的战斗已经呈现复杂的形势。在葭萌城，自从刘备南下进攻刘璋以后，只留下中郎将霍峻驻守此地，当时他手下只有几百人。刘璋派出大将扶禁、向存等率一万多人由阆水（今四川境内的嘉陵江）北上，进攻霍峻。霍峻依城固守，到诸葛亮入川时，双方依然在葭萌对峙。在雒城战场，刘备依然和刘循未分胜负。

    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面对葭萌、雒城两个战场，应该支援哪个？

    诸葛亮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守葭萌的霍峻，以数百人与扶禁万余人对抗，非常需要援助；而雒城战役已经进行了一年，且攻破雒城，成都就会暴露在刘备军的攻击之下，因此援助雒城也很重要。但如果分别援助两处，势必造成兵力分散，延缓占领益州的进程。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分兵救援不如直攻成都。诸葛亮当机立断，决定开辟成都战场。他把兵力分成三路：

    北路由张飞率领，从垫江（治今四川合川）北上，直取巴西郡治阆中（治今四川阆中），然后从北面进攻成都。

    南路由赵云率领，从长江西进，攻取江阳（治今四川泸州），然后北上，直取犍为郡治武阳（治今四川彭山），从南面进攻成都。

    中路由诸葛亮亲自率领，沿涪江取德阳（治今四川遂宁东南），然后直取成都。

    诸葛亮这个举动，起到了长己士气，灭敌斗志，加速夺取益州进程的作用。比如张飞军直扑阆中，作出了一个欲援助葭萌的姿态，这无疑会使霍峻守军士气高涨，使围困葭萌的刘璋部队闻风丧气。史书上记载，刘璋将扶禁、向存“攻围峻（即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才数百人，伺其怠隙，选精锐出击，大破之，即斩存（即向存）首”。扶禁军一万多人围攻葭萌，为什么会出现“怠隙”？为什么会在霍峻从数百人中选出的“精锐”面前不堪一击？个中原因似乎只有与张飞进兵阆中联系起来才能令人信服。再比如诸葛亮进兵德阳，刘璋让成都人张裔率军在德阳陌下（今四川遂宁东南）抵御诸葛亮军。张裔被诸葛亮打得大败，逃回成都。张裔的大败而归，自然也会使刘璋军士气大挫。

    乘诸葛亮援军入蜀的大好形势，围攻雒城的刘备军也加强了攻势。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展开了政治攻势。由法正出面，给刘璋写了一封长信：

    我法正不才，未能使您与刘将军之盟好圆满结成，又怕您左右之人不明真相，将罪名全都归咎于我，使我蒙耻而死，并辱及您，所以至今在外，不敢回来复命。我虽身在外，然心中时刻都在眷念成都。思量过去我多次向您表露的内心想法，的确没有任何隐瞒和保留，只是由于我的愚暗策薄，精诚不足感动于您，所以才到了现在的地步。如今益州局势危险，灾祸在即，我虽被放逐在外，说话也使您不爱听，但还要讲出来，以献出余下的忠诚。

    您的本心我完全了解，确实不想和刘将军把关系搞坏，然而为何事与愿违？恐怕其原因就在于您的左右不懂得如何对待英雄人物。他们认为信用可以不守，诺言可以违背，只要用馈赠物品的手段去拉拢他，久而久之，他就会顺从附和。这些人全然不为益州前途长远考虑，所以才有现在的局面。变故发生后，他们又不认真衡量势力强弱，认为刘将军孤军深入，军粮储备匮乏，想以优势兵力与之长期抗衡。可是自从刘将军白水关起兵至此，沿途城池均被摧破，您的离宫别屯也日自零落。雒城虽有万兵，然皆是坏阵之卒，破军之将，如果要与刘将军一争高下，实力相差甚远。如果要与刘将军持久相耗，那么，刘将军一方营垒已经坚固，谷米已有大量储存，而您却土地日少，百姓日困，敌对日多，军需日耗。我看，您的军粮倒会先枯竭，不能长久维持。刘将军就是对您围而不攻，您都不堪忍受，更何况如今张飞又率数万人马，已经从荆州赶来平定了巴东郡，正在进入犍为郡界，分兵攻占资中、德阳，三路并进，您怎么抵御得了呢？那些为您出主意的人，一定以为刘将军的援军自荆州远来，军资缺乏，馈运不及，兵少无继，然而，目前荆州道路已通，兵力增加数十倍，此外，还有孙权派其弟弟以及李异、甘宁等将为其后援。如果从土地多少来考虑主客的优劣，刘将军一方已经完全占有巴东郡，并占领了广汉、犍为二郡的大半，巴西一郡，眼看着也将不属于您。您所依仗的蜀郡，已遭到严重破坏，全郡三分之二的地盘已经丢失，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就有八户。如果敌人尚远，百姓不愿服役远征；而敌人临近，他们又会弃主而降。广汉郡各县就是明显的例子。再者，鱼复和关头两地是关系到益州祸福命运的大门，今二门悉开，坚城皆下，诸军并破，兵将俱失。而刘将军却几路并进，已入心腹，您坐守成都、雒城，存亡之势已昭然可见。

    上述形势只是从外面大体观之而见到的，至于内中详情，则难以用言词表达。像我法正这样愚昧之人，都知道您的抵抗徒劳无功，何况您左右那些明智用谋之士，还会看不到这个结局吗？只不过他们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虑远图，莫肯尽心献良策罢了。不独如此，一旦形势危急，他们还会各求生路，保全家门，背叛于您。他们决不会为您舍生赴死，倒霉的还是您自己。

    我虽遭到不忠之谤，但自忖没有辜负您的恩德，思念过去的情义，常暗自伤心。刘将军南下成都完全是本分之举，他对您仍怀依依旧情，实在没有薄待您的意思。我以为您应停止抵抗，出城投降，以保全家族的安全。

    法正的信，有情有理，有蒙骗也有威胁。对刘璋来说，法正之情乃虚情，法正之理乃歪理，丝毫不能打动他。但法正信中所讲的双方强弱形势，及其虚张声势，声称孙吴出兵援助刘备，对于刘璋却是个极重的心理压力。刘备军全据巴东，部分占领巴西、广汉、犍为诸郡全是事实，这种攻心战术对于摧毁刘璋的信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建安十九年夏末，刘备、诸葛亮、张飞、赵云率领的各路大军分别从北、东、南三面会合于成都城下，准备发动夺取益州的最后一战。

    当时，成都城中尚有精兵三万，军粮物资尚可支持一年。刘备、诸葛亮率军把成都围住，商议着夺取成都的方案。他们觉得，成都兵精粮足，硬攻将是一场付出极大代价的恶战。如果不硬攻，又有什么好办法呢？正在这时，传来了马超意欲归降的消息。刘备闻讯大喜，说：“这下我可以取得益州了。”

    为什么马超一来，刘备便认为益州可得呢？

    马超字孟起，是马腾的儿子。马腾自幼生长在陇西（治今甘肃临洮）羌人当中，他的母亲就是个羌族妇女。东汉末大乱，马腾与韩：遂等人起事于凉州。后来，马腾被征为卫尉入朝，其子马超统领其众。曹操征关中，用离间计使马超与韩遂不和，然后将他们各个击破。马超到汉中投奔张鲁。张鲁对马超不信任，因此，马超在张鲁手下常感郁郁不得志。正在这时，建宁俞元（治今云南澄汉）人李恢受刘备派遣到汉中与马超交好，马超正想离开张鲁，便欣然从命。

    刘备听说马超欲降，急派人告诉马超不要着急。他暗暗派出许多人马与马超兵众合势，然后让马超率领被增益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到成都城北屯驻下来。刘备这样做，给刘璋造成两个错觉：第一，刘备又增加了精兵强将。马超武勇当世闻名，连曹操的人都知道他有“信（即韩信）、布（即英布）之勇，甚得羌胡之心”，如今他又带着大队人马帮助刘备来打成都了。第二，刘备可能得到了汉中张鲁的支持，因为刘璋知道马超是张鲁的手下，而李恢招降马超是秘密进行的，刘璋不可能知道。这样一来，刘璋的信心又受到进一步动摇。刘备又不失时机地派简雍进入成都劝说刘璋投降。刘备派简雍正得其人，简雍善词令，是刘备的谈客。

    涪城之会，刘璋非常喜欢他，让他去说服刘璋投降是再合适不过。果然，刘璋见到简雍后，对那些主张抵抗的人说：“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便打开城门，与简雍“同舆而载，出城归命”。

    刘璋向刘备缴械投降，益州易主，归属刘备。

    刘备占有益州，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计划。

    跨有荆益，是刘备事业最辉煌的时期。

    跨有荆益，是诸葛亮“隆中对”最成功的实践。

    刘备的成功，离不开诸葛亮。刘备事业的进展，离不开诸葛亮“隆中对”的指导。

    让我们回顾一下刘备崛起的背景及历程，就可以发现他的事业与诸葛亮及“隆中对”的密切关系。

    刘备跨有荆、益，曹、孙、刘三分鼎立的格局就基本确定下来了。分割天下者，除此三家外还有一个张鲁，但他不是归属关中便是归属益州，不是能够与这三家并立的力量。曹、孙、刘三家才是三国舞台上的主角。

    然而，当我们考察曹操、孙权、刘备这三个人的崛起史时就会发现，刘备的失败要比其他两个人多，他的崛起历史，要比其他两个人艰难得多。

    历史所给予刘备的条件是严酷而苛刻的。

    曹操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宦官之家。曹操的祖父曹腾，在东汉安帝时便任黄门从官，一直到桓帝时，因参与策定桓帝即位，被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史载曹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等”。可见曹腾不仅权重，在名士当中也颇有影响。曹腾死后，其养子曹嵩袭爵，曹嵩就是曹操的父亲。灵帝开西园卖官，曹嵩花了一亿万钱买了个太尉的官职，成了朝中三公之一。曹操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该得到的几乎都能得到。东汉时乡议之风盛行，凡经名士肯定过的人在社会上名声就很大。桥玄是当世名士，史称他“严明有才略，长于人物”。他对曹操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经他这么一说，曹操在社会上名声越来越大。曹操二十岁时，被举孝廉为郎，任洛阳北部尉，又迁为顿丘（治今河南内黄东）县令，后征拜为议郎，名也有了，官也做了。黄巾起义后，曹操又因功迁为济南国（治今山东济南东）相。汉灵帝末，曹操的官已做到着名的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了。董卓之乱后，诸侯起兵讨董，曹操当时代理奋武将军，为众诸侯中的一路。

    以后，又领衮州牧，收编青州黄巾，迎汉献帝人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由此看来，曹操的崛起，在家庭、社会、政治、军事诸方面具有一些有利的客观条件。

    孙权据有江东，有其父兄为其奠定的坚实基础。孙权的父亲孙坚，东汉末从佐军司马、别部司马等下级军官升为长沙太守。董卓之乱，孙坚代理豫州刺史，兼破虏将军，参加讨董联盟。孙权的舅舅吴景任丹阳太守，其从兄孙贲任丹阳都尉。特别是孙坚死后，孙权的哥哥孙策乘各路诸侯在中原争战时机，带兵还乡，开始经营江东。

    他在江东网罗人才，败袁术，破刘繇，收会稽，占豫章，短短几年时间便据有江东之地。到孙权即位时，地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等郡，物有鱼米盐铁之富，境有万里长江之险，人有周瑜、张昭等倾心拥戴。而此时，曹操正与袁绍在黄河两岸厮杀，无力南顾，正是孙权巩固江东的好时机。可以说，孙权立国，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这样说曹操、孙权，并不想否定他们的智谋与才能，而是想说明他们崛起的客观条件要比刘备优越得多。

    刘备起家，首先无显赫家世可以凭依。尽管他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与中山靖王不知隔了多少代，早已没有了昔日的显赫。他从小失去父亲，与母亲靠贩履织席为生。他做过县丞、县令等小官，但总以失意去官而告终。他没有自己的地盘，先后投靠过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多人，但不得展平生之志。刘备曾有过徐州，但没过多久便被吕布赶跑。在刘备初起的历史中，充满了屡起屡落的遗憾和颠沛流离的酸楚。

    晋人常璩曾这样评价刘备：“汉末大乱，雄杰并起，若董卓、吕布、二袁（袁绍、袁术）、韩（韩遂）、马（马腾）、张杨、刘表之徒，兼州连郡，众逾万计，叱咤之间，皆自谓汉祖可踵，桓文易迈，而魏武神武干略，戡屠荡尽。于是先主名微人鲜，而能龙兴凤举，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飞梁益之地，克胤汉祚，而吴、魏与之鼎峙。非命世英才，孰克如之！”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董卓、吕布、袁绍、袁术、韩遂、马腾、张杨、刘表等均跨州连郡，然而都土崩瓦解，倒是没有地盘的刘备，不仅能够生存，而且壮大起来，成为三国的主角之一。

    从这点说，刘备不愧是命世英才。常璩说刘备龙兴凤举的起家史，提到“伯豫君徐”，即指他做豫州和徐州刺史，然而这正是他起伏不定之时。刘备真正的腾飞是在他“假翼荆楚”之际。刘备“假翼荆楚”，得到了诸葛亮的辅佐。在群雄并举的纷争中，诸葛亮协助没有家世、天时、地利优势的刘备走出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困境，演出了假翼荆楚，飞翔梁益，鼎峙吴、魏，克胤汉祚等一幕幕历史活剧。

    诸葛亮才不可泯！

    诸葛亮功不可没！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