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远古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天崩地裂。那时候，“天不兼覆，地不周载”，地势高的地方烈火燃烧不灭，地势低的地方洪水浩荡不息。“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女娲的努力，终于使得“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百姓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
女娲补天只是个神话传说，但夷陵失败后，蜀汉出现的“天崩地裂”的局面却是事实。
“隆中对”是蜀汉立国的指导纲领，可以说它是蜀国的“天”。
“隆中对”政略方针和战略方针的自相矛盾，使得蜀汉与孙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结果打了一场惨遭失败的战争，从而使蜀汉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面临着天崩地裂的危机。
刘备已经病逝，这补天平地的任务全都落在了诸葛亮的肩上。
刘备的丧事办得比较简单：百官哭祭，满三天后立即脱掉丧服，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遗体下葬时，再依礼举行哀悼活动，朝廷各部门长官、地方郡守、国相、都督、县令、县长，发哀三日，此后即脱掉丧服正常工作。
这种规模的丧葬，是按照西汉文帝刘恒的榜样办理的。
这种规模的丧葬，是按照刘备的临终嘱托办理的。
这种规模的丧葬，是根据蜀国内忧外患，不宜耗费过多时间、财力的实情办理的。
该办的事办完了，现在，诸葛亮有时间仔细想想今后的事了。
诸葛亮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与孙吴的关系。这几天，他一直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与孙吴的关系闹到了这种地步呢？难道是孙权反复无常，寡信少义，不该与他联合吗？诸葛亮与孙权打过交道，他觉得孙权不是那样的人。在赤壁之战中，孙吴的联合诚意是经过事实检验的。况且，只有两家联合，才能与强敌曹魏鼎足峙立，才有可能战胜强曹，这是刘孙双方都很明白的道理。
然而，为什么在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设想之后，两国的关系就破裂了呢？是孙权改变了方针，要联曹灭蜀吗？孙吴联曹是事实，灭蜀却未必。因为夷陵得胜后，吴将徐盛、潘璋、宋谦等人都主张一鼓作气，攻打白帝城，擒拿刘备，但孙权、陆逊等却下令撤兵，回防曹魏。
看来，孙吴只想得到荆州，并不想灭掉蜀汉。
诸葛亮怎么也想不明白，孙吴为什么紧紧咬住荆州不放。难道他害怕蜀汉会利用荆州威胁他下游的安全？孙吴怎么就不理解蜀汉占有荆州的意图呢？蜀汉占有荆州，完全是为了对付曹魏，如果是为了对付孙吴，蜀汉为什么对孙吴一让再让，为什么派关羽荆州军北征而不东向？这意图表示的还不够明白吗？
每当情绪不宁或思考问题时，诸葛亮总爱拿过一卷书来翻阅。几个月前，他还在永安陪伴刘备时，曾为太子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但抄好之后，在送往成都的路上丢失了。刘备临死前，遗诏刘禅让他再求诸葛亮抄一份。恰巧，诸葛亮刚把《韩非子》抄完。他从案头上拿起《韩非子》翻阅着，一来看看有没有漏抄、错抄的地方，二来借翻书以帮助思考。突然，《韩非子》中的一篇寓言引起了他的沉思：
宋国有个卖酒的人，卖酒的时候从不缺斤短两，对待买酒的顾客非常热情。他的酒质量也很好，味道醇美。酒店的幌子也挂得很高，人们老远就能看见。但是，酒就是卖不出去，以致使美酒都变酸了。卖酒的感到很奇怪，就去请教闾里的智者杨倩。杨倩问卖酒者：“你的狗厉害吗？”卖酒者还是不明白：“我的狗确实厉害。但这和卖不出酒有什么关系呢？”杨倩说：“人们不买你的酒，是因为怕你的狗啊。你想想，有人叫孩子拿着钱提着壶到你店里买酒，老远就见你的狗龇牙咧嘴，站在门前，还不吓得掉头就走，谁还敢进去！”
寓言的道理再明白不过了，买酒者从心眼里想把酒卖出去，但他养恶狗的行为又与他卖酒的愿望不能两全。看来，这个卖酒者面临一个非决定不可的选择：或者把狗处理掉，或者酒店关门歇业。
蜀汉与孙吴的关系太像卖酒者与顾客了。
蜀国立国纲领“隆中对”中，丝毫没有与孙权敌对的意思，并两次提到要与他联合，以湘水为界与吴平分荆州，以示不想独占荆州；跨有荆、益后立即北上襄樊，以示占有荆州的进军目标不是东向孙吴，而是北向曹魏。
蜀汉联合孙吴的心迹不可谓不明，不可谓不诚。
但是孙吴仍感到害怕。可以说，只要蜀汉据有荆州，哪怕是荆州的一部分，孙吴就会忧虑自身的安全，就不会放弃对荆州的争夺，就不会真正与蜀汉结盟。诸葛亮意识到：蜀汉现在也面临一个非决定不可的选择，或者继续同孙吴争夺荆州，不要同他的联盟；或者放弃对荆州的要求，促成与孙吴联盟的恢复。
诸葛亮忽然又想起哥哥诸葛瑾在夷陵大战前写给蜀国的那封信，信中让刘备比较“荆州与天下哪个大哪个小”。很可惜，刘备、诸葛亮那时正处在夺回荆州的冲动之中，没有能认真体会诸葛瑾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看来，哥哥这句话是很可琢磨的。这句话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蜀国争夺荆州的战略与打败曹魏进而统一天下是矛盾的。因为蜀国要争夺荆州，吴国便只好奉陪到底，在无止境的荆州争夺战中，蜀国就会把吴国作为主要敌人，从而无力顾及曹魏这个最险恶的敌人，有可能失掉打败曹魏的机会。
如果放弃荆州，对蜀汉争夺天下是否有利呢？当然，对蜀汉来说，对争夺天下最有利的形势是跨有荆、益，夹击曹魏。但事实证明，要跨有荆、益，就得对付孙吴，并不能真正夹击曹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放弃荆州，才能集中兵力对付曹魏这个主要敌人。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领益州后，孙吴就要求刘备让出荆州。那时候，曹操还未彻底把马超、韩遂等势力消灭，在关中雍、凉等地区立足未稳，更未占领汉中。如果那时候答应孙吴的要求，让出荆州，而率主力北上，肯定会比曹操先据有汉中。然后再以“甚得羌、胡之心”的马超为先锋，刘备率主力随后，并联合孙权在襄樊或合肥方面出击，这样，蜀汉的主力始终集中，又有孙吴为援，使曹操在关中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两面受敌，夺得关中雍、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真是那样，三国的局面将会改观。但刘备集团并未如此，而是与孙吴在荆州反复纠缠，先是在汉中被曹操抢了先，好不容易夺得汉中，荆州又遭孙权偷袭。从建安十九年到章武二年（222），八年的时间，蜀汉并未向关中雍、凉方向跨出一步，而在这八年里，曹魏不但在关中立脚已稳，而且据有了雍、凉二州。
八年过去了，蜀国仅仅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来的起点，甚至不如原来的起点，因为他既失去占领关中的机会，又失去了荆州地盘。
这就是争夺荆州所付出的代价。
诸葛亮感到，为了抗衡强魏，为了将来的大业，不能再与孙吴纠缠于荆州了，不能再与孙吴敌对下去了。
放弃荆州，意味着认识到了自己战略方针的失误。
放弃荆州，意味着将对蜀国战略方针进行重大修改。
修改后的战略计划，史书上虽没有文字记载，但我们根据诸葛亮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可以发现大致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闭关息民，恢复元气，治理蜀汉，寻求自强，为北进打好物质基础。
第二，解决南中问题，开发南中，解除北进的后顾之忧。
第三，集中兵力进军雍、凉及关中地区，挽回以前错误方针所造成的损失，为将来出关平定中原准备条件。
第四，放弃荆州，以最大的诚意与吴国重建联盟，以寻求孙吴在东线的支援与配合。
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钳形夹攻中原的战略计划，钳形的一臂是自己，另一臂是孙吴。这只“钳子”虽然不如以前设计的运用自如，但在此时却是惟一可行的选择。孙吴这只手臂是否配合得好，取决于自己与孙吴联盟的巩固程度，取决于自己壮大的程度，也取决于自己对曹操势力抗衡的力度。
诸葛亮决心在这三方面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孙吴最好的配合。
夷陵之战以后到刘备逝世以前的八个月间，为了与孙吴改善关系，摆脱外交方面的被动，蜀汉方面曾先后派宗玮、丁厷、阴化、费祎等人出使孙吴，但蜀吴关系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孙吴在与蜀汉通使的同时，仍没有断绝同曹魏的往来。蜀汉章武三年，刘备病逝，孙权派立信都尉冯熙出使蜀汉，吊唁刘备。回孙吴后，又被派往曹魏。魏文帝曹丕问冯熙：“吴国若想与我和好，就应该厉兵江关，进军巴蜀，然而我却听说你们又派使节前往巴蜀。你们的主意一定变了。”冯熙说：“我们往蜀汉派使节，是由于蜀汉派使节来我国，吴国不过是应付而已。并且，我们的使节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观察他们的虚实，哪里会改变主意！”冯熙的上述回答，固然是外交使命使其这样说，但同时也说明吴、蜀之间虽有往来，并无信任。
蜀、吴和好进展不大，可能与蜀国派出的外交使节人选不宜有关。比如说丁厷，此人专会夸夸其谈，善于辞令，但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再比如说阴化，又过于实在，不善词令，不能充分表达蜀汉的意思。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此。费祎是蜀国的一流人才，即使在三国中，费祎的才干也属上乘，他出使孙吴为什么也成效不大呢？关键的原因在于，刘备、诸葛亮还处于思考和摸索中，蜀国的战略方针还没有重大改变。
现在好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诸葛亮认识到了以前战略方针的缺陷，做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弥补了以前的缺陷。现在应以新人、新战略，开辟蜀、吴关系的新局面。
为什么要派个新人？诸葛亮认为，此次去孙吴，成功与否至关重要。这是确定新战略后的第一次，老的使臣丁厷、阴化显然不行，费祎当然可以，但与孙吴打交道是个长期任务，不可能一个人一次就能大功告成。费祎身为黄门侍郎，任务是辅佐皇帝，给皇帝出主意，新帝刚即位，正值用人之际，此时去不太合适。再说，为完成结好孙吴这件大事，蜀汉应有更多的出色的外交使臣。
派谁去合适呢？诸葛亮忽然想到了邓芝。
邓芝字伯苗，是义阳新野人，汉代大司徒邓禹的后代。刘备到新野时，邓芝早已人蜀，在刘璋巴西太守庞羲手下做事。刘备据益州以后，邓芝被任为郫县邸阁督，管理一县的粮食物资。邓芝与刘备毕竟有缘，虽然在新野二人未见，但刘备有一次到郫县发现了这个人才，“与语，大奇之”，立即提他为郫县令，以后，又任他为广汉太守。邓芝果然是个人才，治理广汉期间，政绩突出，被召入朝中任尚书。
邓芝很关心蜀国的大政方针，他好像和诸葛亮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因而他主动来找诸葛亮，商议与孙吴联合这件事。他对诸葛亮说：“如今主上幼弱，刚刚即位，应该派遣级别高的使臣前往吴国，以重申蜀汉友好之意。”诸葛亮郑重地说：“这件事我也想了好久了，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人。”他望了望邓芝，见他有些激动，像要反驳自己，随即把话锋一转说：“现在总算找到了。”“谁？”邓芝显然对这个人很关心。“就是你呀！”
只是刹那的寂静，随后便爆发出二人会心的大笑。
十六年前，在刘备集团败军之际，诸葛亮毅然前往孙吴，促成孙刘联盟。十六年后，在蜀汉政权危难之秋，诸葛亮又亲自选中邓芝，担当同样使命。为了表示蜀国的诚意，诸葛亮让邓芝带了二百匹马，一千端蜀锦，还有其他地方物产作为礼物。
孙权并不了解邓芝此次使吴的深远意义，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和以往一样的外交往来，仍按以往的办法，让有关部门接待一下，并未打算亲见邓芝。在他看来，与蜀国的关系不宜搞得规格过高，以免让曹魏知道了，又怀疑自己另有所图。
其实，在对待与曹魏关系这件事上，孙权心里未必不是另有主意。他感到，吴国与曹魏相处，处处要受它的欺凌。就拿通使这件事来说，吴国派往曹魏的使节冯熙，曹丕说扣留就扣留了。为了让冯熙投降，曹丕让冯熙的老乡陈群进行劝说，并以重利相诱。当这一切被冯熙拒绝后，曹丕便把他送到边远地方折磨他，逼他投降。后又将他召回，冯熙害怕自己屡不屈服，必危身辱命，便拔刀自杀，虽被暂时救活，最后还是死在了曹魏。同是一个冯熙，出使蜀国，能安然而返；出使魏国，却死于非命。曹魏真是欺人太甚了！孙权也感到与曹魏的关系难以维持下去了。
然而，孙权完全清楚，在违反盟约，夺取荆州，击败刘备的战争中，吴国给蜀汉造成多么大的灾难，蜀汉能罢休吗，因而他对与蜀汉和好实在没有信心。事到如今，蜀国第二号军政长官，中都护李严，还统兵留在永安，谁能担保蜀汉一旦元气恢复，不再来与自己争夺荆州。让孙权放弃荆州来取得与蜀汉的结盟，他死也不会干。而蜀汉到底有多大诚意与自己和好，孙权心里也实在没底。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得罪曹魏。
出乎孙权的意料，邓芝并没像以往蜀国使臣那样轻易返回，而是向孙吴表示，此次来吴，就要见吴主，否则，决不返回。不但如此，邓芝还亲自给孙权上书，说：“我这次前来，不仅仅是为蜀国的利益，也是为了孙吴的利益。”
不知怎么，孙权一见邓芝这封信，一下子想起了十六年前诸葛亮来东吴的情景。诸葛亮那时也是兼为吴国考虑的：“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诸葛亮这番为孙吴前途利害着想的话，孙权至今记忆犹新，他感到如今又来了一个诸葛亮！孙权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提起来，他决定见邓芝，看看这个使臣是怎样为孙吴着想的。
从邓芝的言行中，孙权预感到这不是个凡庸之辈，然而自己的所作所为，分明是怠慢了他。孙权不免要解释一下：“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孙权这番解释，说的也是实话。
邓芝见孙权如此坦诚，也不与之虚意周旋，坦诚地说：
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邓芝这番话，向孙权表达了三个意思。
第一，向孙权传达了蜀国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即蜀国放弃对荆州的争夺，承认吴、蜀两国土地占有的现状。“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即指吴国占有的荆州、扬州、交州，蜀国占有的益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邓芝在分析两国地理上的优势时，只提了蜀有重险之固。这“重险之固”可以作两层理解，一层是指蜀国是个四塞险固之国，一层是指外有斜谷、骆谷、子午谷之险，内有剑阁之险。无论哪种理解，都是指益州，显然，蜀国承认了只占有益州的事实。
第二，分析了两国联合的必要性。两国各有长处，只有将两国的长处合在一起，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鼎足而立，是指两国的生存；并兼天下，是指两国的发展。不论是生存和发展，两国都需要联合。
第三，指出了吴、魏两国不可能长久联合。因为吴王是“委质”于曹魏。所谓委质，即臣下向君主献礼，是臣下对君王的效忠献身。这种不平等的联合必然会使曹魏不断向孙吴提出其难以接受的要求，总有一天吴国会因无法忍受而拒绝曹魏的要求，从而导致曹魏的讨伐。到那时候，吴国将会陷入以一敌二的困境。
邓芝这番话，句句实实在在，没有浮词虚语。
邓芝这番话，极为简短，但把蜀国的诚意和主张表达的十分充分。
孙权是个聪明人，他仔细地咀嚼着邓芝的每一句话，领会着这番话所转达的每一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使他振奋，使他感到了蜀国的联合诚意，感到了吴蜀联合的障碍已经除去，使他对与蜀国重归旧好有了信心。第二层意思使他沉思，使他想起唇亡齿寒的典故，想起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寓言。第三层意思戳到了他的痛处，因为他正为受曹魏的不平等待遇而感到痛心疾首。百感交集，汇人了孙权的一句话里：“君言是也。”
“君言是也”，言简意赅。它意味着对蜀国新战略方针的赞同，意味着对蜀国结好诚意的积极响应，意味着在重建的联盟中承担义务。
自从邓芝出使孙吴以后，孙权便断绝了同曹魏的往来。
邓芝完成了他前往孙吴的使命。
邓芝的成功，当然与他的外交才干有关，但也离不开诸葛亮根据客观实际对战略方针做出的重大调整。
为了表示吴国对恢复旧好的诚意，在邓芝访吴后不久，孙权便派张温回访蜀国。
张温是吴郡吴县人，吴郡张氏在江东是着姓大族，张温的父亲因“轻财重士，名显州郡”。张温也因“少修节操，容貌奇伟”而被孙权器重。孙权派他出使蜀汉，可见对这次外交行动的重视。临行前，孙权一再叮嘱张温说：“本来不应该派您出这么远的门。但我担心诸葛亮不理解我与曹魏来往的真实意图，所以委屈您走一趟。请您转告诸葛亮，等我国境内山越人叛乱问题完全解决后，我就要和曹丕大干一场。”
张温对出使蜀汉的成功也是抱有信心的。他认为以诸葛亮对事物的洞察力，必定会理解吴王的曲直屈伸，必定对吴国的诚意信任不疑。张温到蜀国后，给刘禅上了一道表章，表章说：“我们吴国依靠本国军民的力量，扫清了长江流域，愿意与有道君主同心协力，共平天下。这种愿望就像黄河之水，永存不变。由于军事行动频繁，深感人力缺乏，所以，吴王不顾以前的鄙陋和错误带来的羞愧，派小臣张温来表示友好情谊。陛下重视和推崇礼义，没有对我表示轻蔑与忽视。自从小臣踏上贵土，来到京城近郊，频频受到慰劳，陛下还不断下达施加恩惠的诏书，真使我受宠若惊。现在谨献上带来的国书一封。”
张温这封表章，尽管充满了外交上的礼貌与谦恭，但表达了一个实质性问题，一个变化，一个感受。
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我们吴国依靠本国军民的力量，扫清了长江流域”这句话。“长江流域”，就是指长江中下游，包括荆州在内。这句话，就是再落实一遍，蜀国决策者是否认可了吴国对长江流域的占有，真正放弃了与吴国争夺荆州的打算。张温提出这个问题，就是看看蜀国君臣作何反应。
一个变化，就是一改孙吴过去对联合的冷淡态度。称蜀国皇帝为“陛下”，表示承认了刘禅的帝位，并称蜀帝为“有道君主”（当然是在蜀国放弃荆州的前提下），愿和他一起平定天下。
一个感受，就是蜀国对他前来的重视。张温还没到成都，便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慰劳，皇帝还多次下达施恩加惠的诏书，这些恐怕不是外交套话，而是事实。
张温出使蜀国也获得了成功，诸葛亮对他要落实的实质性问题没有提出异议，蜀国的众臣们也“甚贵其才”，对他十分热情友好。在蜀国为使的日子，使张温对蜀国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他感到蜀国在诸葛亮的治理下，上下一心，井井有条，人才济济，一片兴旺。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回国前夕，诸葛亮等人给他饯行的宴会。那次宴会，诸葛亮来了，蜀国朝中百官也来了，唯独左中郎将、长水校尉秦宓未到。秦宓不来，宴会就不开始，诸葛亮就三番五次派人前去催请。张温感到奇怪，不知这个秦宓是何等重要人物，就问诸葛亮：“这秦宓是什么人？”诸葛亮告诉他：“是益州的学士。”
秦宓到后，张温想试试这个饱学之士到底有多大学问，便问他：“您在学习么？”
秦宓知道张温话中有话，便回答：“我们这里五尺高的孩子都在学习，何况我呢！”
张温又说：“那我问你，天有头吗？”
秦宓说：“有。”
张温问：“在哪一方呢？”
秦宓答：“在西方。《诗经》说‘乃眷西顾’，由此推断，头在西方。”
张温又问：“天有耳吗？”
秦宓答：“天处高而听卑。《诗经》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天若无耳，怎么能听？”
问：“天有脚吗？”
答：“有。《诗经》说‘天步艰难’，无脚怎能走步？”
问：“天有姓吗？”
答：“有姓。”
“何姓？
“姓刘！”
张温一笑，问：“你怎么知道天姓刘？”
秦宓振振有词：“当今天子姓刘，所以知之。”
张温听了，不由暗暗佩服秦宓的机警。回到吴国后，张温对孙权盛赞蜀国，从而使吴蜀联合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
由于诸葛亮对蜀国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合乎实际的修改，蜀国的联合诚意得到了孙吴的充分理解和积极响应，两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当邓芝再次作为使臣前去孙吴时，双方谈论的话题显然比过去深入多了。孙权对邓芝说：“我们两国联合，不愁打不败曹魏。等到把曹魏打败了，天下由我们两国君主分而治之，那该多美妙啊！”邓芝当即回答说：“那不可能。俗话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如果消灭魏国之后，大王不能识天命而归顺我朝，那么两国君主将会各树一帜，两方臣子也会各尽忠于其国，到那时双方肯定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战。”邓芝的话虽不中听，但无半点虚伪，句句实在。孙权对与蜀国联合感到更踏实，在孙权看来，既然蜀国在将来与之争统一权这点上坦诚相见，那么在灭魏前与之联合的诚意也是可以信赖的。后来，孙权写信给诸葛亮说：“贵国的来使中，丁厷说话浮夸，阴化不善言词，真正能够促进两国关系和睦团结的，只有邓芝。”
孙权对邓芝的评价很高，但话说得未免有些绝对，这除了赞誉邓芝的外交才华外，更主要的是对蜀国放弃荆州感到十分满意。在邓芝以后，为了巩固、加深与孙吴的联合，诸葛亮所派出的使节都是蜀国最优秀的外交人才，他们在推进吴蜀和睦团结方面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就说费祎吧，诸葛亮南征以后，曾任他为昭信校尉，派他出使孙吴。面对孙权的能言善辩，不断开着的变化多端的玩笑，面对诸葛恪、羊衙等人的“才博果辩，论难锋至”，费祎却“词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对费祎的评价也很高，在他即将离开吴国之际，孙权还真有些依依难舍，对他说：“您是天下最具美德的人，必为蜀朝的股肱之臣，恐怕不能常到我这里来了啊！”
蜀汉建兴七年（229），蜀吴关系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可以说这是一道坎，跨过去，前面便是坦途；过不去，数年的努力便会付之东流。
这年四月，据说吴国夏口、武昌出现了黄龙、凤凰，这是天降祥瑞，“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于是，孙权便大赦改年，在南郊拜天，即皇帝位。不但如此，还给蜀汉送信来，说群臣并尊吴、蜀两个皇帝。
消息传来，蜀汉群臣内部便炸开了。
有人认为，天下正统只有一个，那就是汉。先主是汉室后裔，在曹氏代替汉室后，蜀汉理所当然承袭正统。现在孙权称帝，显然是篡逆。
有人认为，我们之所以与曹氏势不两立，因为他篡夺了汉室。同理，孙权称帝，也是篡逆行为，不能与他交往下去了，应“显明正义，绝其盟好”。
诸葛亮却很冷静。他也认为孙权称帝之举是一种僭逆，但是比起曹魏大逆来，还算是小逆。目前，正是北进与曹魏争夺关陇的关键时期，正需要孙吴在东线配合，牵制曹魏一部分兵力，就是占领关陇以后出关东进，也需要孙吴的配合。小不忍则乱大谋，切不可为一时小忿而坏了伐魏大事。于是，他给大家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不宜与孙吴断绝盟好的道理。他说：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相将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诸葛亮的一番分析，终于把众人说服了。此后，诸葛亮又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措，派卫尉陈震去孙吴，祝贺孙权登皇帝位。
陈震字孝起，是南阳人，在荆州时就跟随刘备，后随刘备入蜀，是刘备集团的老人。蜀、吴再修盟好后，曾为使前往孙吴，也是蜀国优秀的外交人才。正如诸葛亮给其兄诸葛瑾的信中评价的那样：“孝起（陈震字）忠纯之性，老而益笃，及其赞述东西，欢乐和合，有可贵者。”陈震一人吴境，就递给吴国一封公文，公文说：“蜀吴两国之间，使者往来不断，彼此相见于路，两国关系每天都有新进展。吴主受天命而称帝，与蜀分割天下土地，万民群起响应，从此各有归属。当此之际，彼此同心讨伐曹贼，何敌而不灭？我蜀国君臣，皆急盼贵国佳讯，并欣然以贵国为援。陈震不才，充任下使，进入贵国，所受接待令人有归家之感。从前范献子出使鲁国，在询问山名时犯了鲁君名讳，《春秋》曾讥评他。希望贵国一定把有关的避讳告诉我，以使我免于犯忌，保证双方关系和睦。”
诸葛亮的决定和陈震的公文在吴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取得了三个积极成果。
第一，蜀国的诚意感动了孙权，当即与陈震定下一个吴、蜀平分天下的方案：灭曹之后，豫州（治今河南正阳东北）、青州（治今山东淄博东）、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幽州（治今北京市）属吴，兖州（治今山东鄄城东北）、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属蜀。还剩一个司州（即司隶校尉部，治今河南洛阳东），以函谷关（在今河南新安东）为界，东属吴，西属蜀。
第二，孙权与蜀国立下盟誓。誓词中最实质的部分这样说：
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凡百之约，皆如载书。信言不艳，实居于好。有渝此盟，创祸先乱，违贰不协，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
第三，三个月后，孙权把国都从武昌迁回建业。这标志着孙吴与蜀国建立了信任关系，从防蜀转向联蜀攻曹。
这些积极成果表明，蜀国的战略方针已经走出了自相矛盾的困境。诸葛亮经过一番战略沉思之后，对“隆中对”进行了修正，使其进一步走向了完善和成熟。
二
远古时候，虞舜与大禹、伯夷、皋陶一起讨论治国大事。舜对大禹说：“你尽管畅所欲言。”禹说：“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是思日孳孳。”皋陶问：“什么叫孳孳？”禹答：“滔天的洪水，浩浩荡荡淹没了山陵，百姓苦于水深之中。我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襻，与益一起给百姓以稻粮。挖九条大河把洪水引向大海，又疏通沟渠将洪水引入大河。然后和稷一起供给百姓难以得到的食物。食物少了，将其他地方的多余部分调来，或把缺少食物地方的居民迁走。这样，百姓就安定下来，天下大治。”
“孳孳”即“孜孜”，意思就是不懈地追求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诸葛亮所生活的时代，所处的社会环境，所面临的任务，与大禹显然不同，但他们的“孜孜”精神是一致的。
白帝城诸葛亮接受刘备的托付，他深感任重道远，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在对外联合孙吴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理。
西汉武帝以前，儒、法、道三家都曾作过帝王君主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春秋时，齐鲁等国用以治国的主要是儒家理论；秦朝所尊崇的主要是法家理论；西汉初，文帝、景帝则用道家理论支撑着“文景之治”。
诸葛亮用以治理蜀国的理论属于哪一家呢？
诸葛亮对治国之道曾发了很长一段议论，他说：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具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着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为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看完这段议论，人们可以认为诸葛亮是以儒治国的。而在同一篇文章中，诸葛亮又说：
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公。赏赐不避怨仇，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
诸葛亮这段议论，似乎又给人一个印象，他是个法家人物。
其实，单说诸葛亮是儒家或者是法家人物，都是不全面的。诸葛亮是一个儒法融通的人物。
历史造就了诸葛亮这位儒法融通的人物。
从诸葛亮生活的年代往前推，历史上儒法两家都独领过风骚。
儒家思想文化的源头要比法家久远得多。早在西周初分封诸侯时，齐鲁文化就孕育着儒家思想的胎儿。随着这个胎儿的不断成熟，儒家学派和思想终于在齐鲁大地上诞生、成长、壮大。成熟的儒家思想在西周末、春秋初，支撑起齐鲁两大诸侯强国。以齐鲁为中心，儒家思想逐渐向中原、江汉地区辐射，成为当时各诸侯国所推崇、所接受的主导思想。
儒家思想支撑起了诸侯国，但它作为治国理论，还不够全面。形象地说，它只是诸侯立国的骨架，若要强壮丰满起来，还要吸收其他学派的营养。于是在春秋时期，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各家学派中，法家思想对于强国效果显着，于是，许多诸侯国纷纷实行变法，其中齐国、晋国的变法成效显着。但变法最彻底的还是秦国，它地处荒鄙之地，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浅，从而更易于接受法家思想。在法家思想指导下，秦国经过一系列的改革，终于成为一个强国，最后完成了天下的统一。
秦国的胜利，使得法家思想独占鳌头，也使主张法家思想的秦朝当权者自以为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对待儒家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上言：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族。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秦始皇批准了此议，不久，便发生了“焚书坑儒”之事。
但是，这个吞并六国貌似强大的秦王朝，是一个仅存十五年的短命王朝。为什么会如此？西汉初的贾谊曾作过这样的分析：
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
贾谊在这里虽然分析了秦亡的原因在于尚法废儒，任刑弃德，但没有提出儒法结合的问题。
到了汉武帝时代，由于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大帝国的出现，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表面上看，历史好像又退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而实际上，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早已不是春秋初期的儒家了。这是一个已被改造了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政治思想体系。董仲舒认为，秦王朝实行法家严刑峻法，重刑法而不重儒家的德治教化，再加上繁重的赋役负担，结果激起人民的反抗而导致灭亡。因此，他主张德刑并用，而偏重于儒家德治教化的统治原则。毫无疑问，董仲舒的这套理论，开了儒法合流的先河。诸葛亮的融通儒法，正是对董仲舒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时代孕育了诸葛亮这位儒法融通的人物。
诸葛亮所生活的时代，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东汉帝国土崩瓦解，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也面临着挑战和冲击。曹魏黄门侍郎杜恕曾说：“今之学者，师商（即商鞅）、韩（即韩非）而尚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学者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东汉统治的失灵，人们对它赖以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发生了怀疑，一些人试图寻求更有效的思想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其次，由于东汉统治的崩溃，社会思想领域也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儒家之外的其他学说也活跃起来，外来的佛教也不断传人，这些必然对儒学造成冲击。
除了上面所说的两点原因外，人们对儒学的肆意毁坏、践踏也是一个原因。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皇帝名存实亡，许多实力雄厚的军阀对皇位早已垂涎欲滴。董卓独揽朝政，袁术公然称帝，他们的野心是显而易见的。其他的人虽然不像董卓、袁术那样赤裸裸，但心里对皇位却也有着强烈的欲望。曹操曾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但是，这个阻止别人称王称帝的曹操，也不是出于对汉室的忠诚，而是为了给自己的后代称帝铺路。儒家传统的忠的观念，在各路军阀中荡然无存。统治者对儒学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有用时就拿来，没用时就丢开。比如曹操在《求贤令》里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只要有才有用，不仁不孝也无妨。但他在杀孔融时，又利用儒家纲常为自己服务。他说：“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统治者对儒家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自然引起一部分士人的强烈不满。当统治者需要别人为自己尽忠竭诚而利用儒家观念时，一些士人出于逆反心理便对儒教进行诋毁。有一次，曹丕举行宴会，出席宴会的有上百人。在酒席间，曹丕向人们提了一个问题：“君主和父亲都病危，但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人。你们是先救君主，还是先救父亲？”众人纷纭，莫衷一是。只有一个叫邴原的人一声不吭。曹丕便让邴原发表意见，只听邴原悖然对出两个字：“父也！”其实，邴原不见得反对忠于君主，只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不忠行为的愤恨。与其说他在诋毁儒家，倒不如说他在对抗曹氏父子。
然而，儒家学说并非失去了活力，他对于维系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协调人们的社会关系仍起着重要作用。寻求新思想不能完全抛弃儒家，各家思想的活跃不能取代儒家。诋毁、践踏儒家也无益于儒家的进一步完善，只有认真对待儒家思想，坚持其合理的、有益的部分，同时吸取别家思想，对儒家进行完善补充，才能真正找到出路。诸葛亮所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努力。
国情使诸葛亮选择了融通儒法的道路。
在本书第四章，我们曾说过，益州地区有较浓厚的儒学风气，在东汉末动乱年代，此地的儒学受冲击较小。《华阳国志》这样记载益州：
自汉兴以来，迄乎魏、晋，多士克生，髦俊盖世，恺元之畴，感于帝恩。于是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束帛戋戋于梁、益之乡。或乃龙飞紫阁，允陟璇玑；亦有盘桓利居，经纶皓素。其耽怀道术，服膺六艺，弓车之招，旃旌之命，征名聘德，忠臣孝子，烈士贤女，高劭足以振玄风，贞淑可以方苹蘩者，奕世载美。是以四方述作，来世志士莫不仰高轨以咨咏，宪洪猷而仪则，擅名八区，为世师表矣。
这段记载，是说由于益州儒学传统较深，从西汉至魏晋，出了许多忠臣孝子，烈士贤女，他们的事迹，“不胜咏述，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因此，在这个地方用儒家思想治理，易于被人们接受。
但仅用儒家思想治理蜀国是不够的，特别是刘焉、刘璋父子治蜀以来，法纪松弛，主轻臣慢。所以，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不仅用儒家，也兼用法家。法正对诸葛亮用法家思想治理蜀国很不理解，对他劝道：“昔高祖人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诸葛亮回答说：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奉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宪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着。
诸葛亮治蜀兼用儒法，并不是说他有时用儒有时用法，有地方用儒有地方用法，有的事用儒有的事用法，而是说他把儒家和法家理论有机地融合起来。这种儒法融通表现在他治理蜀国的理论和实践上。
先说理论上的表现。
诸葛亮主张治国要“礼”、“法”并用，“德”、“威”兼举。他在治国的带有总结性的论述中，总是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礼有所任，威有所施”。所谓训章，就是指典章教化；所谓劝善，就是指德治教化，这都是儒家学说的主张。诸葛亮经常把它们与法、威、刑放在一起论述，体现了他治国要把礼和法结合起来的原则。
在德法并举的前提下，诸葛亮又特别提倡要以德治教化为先，法治为后。他说：“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又说：“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很明显，诸葛亮所说的“纲”，即指德化；所说的“纪”，即指法纪；所说的“令”，即指教令；所说的“罚”，即指刑罚。诸葛亮非常重视“德”的作用，并赋以“德”多种内含。比如，他总结历史经验时说：“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他称赞刘备“雄才盖世”，天下“莫不归德”，称赞刘禅“天资仁敏，爱德下士”。他自谦说：“德薄任重，惨惨忧虑。”答杜微书称：“君但当以德辅时耳。”教诫其子要“俭以养德”。上述“德”的内含，包括道德修养、德治教化、实施德政三个方面。诸葛亮认为这三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这是他继承儒家思想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他治国思想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面。
诸葛亮对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罚以劝其功，行诛罚以防其伪。”在他看来，“政教不当，法令不从”，礼和法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偏缺的。诸葛亮有句名言，叫做：“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这里的“道”，即指三纲五常等仁义道德。就是说，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要言行一致，一切言论行为都必须符合德法并用的政治统治原则，这是诸葛亮对儒法合流的政治思想体系的高度概括，是他儒法融通在理论上最凝炼的阐述。
理论是言，实践是行。我们听完了诸葛亮融通儒法以治国的理论，再看看他在这方面的实践。
刘备占领成都后，命诸葛亮与刘巴、法正、李严、伊籍等人共同制定蜀国的法典《蜀科》。《蜀科》已经亡佚，我们无从知道它的具体内容，但通过这个记载我们知道，诸葛亮是蜀汉立法的参与者。
作为蜀汉的丞相，诸葛亮日理万机，根据法令处理过许多人和事，他又是一个执法者。诸葛亮执法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执法以严。
诸葛亮执法严，包含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诸葛亮执法严峻，有罪必治，依法行罚，决不宥赦。诸葛亮当政期间，很少进行大赦，有人曾批评诸葛亮“惜赦”。对此，诸葛亮答复说：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诸葛亮的“惜赦”，是有道理的。在他看来，轻易行赦，是属于小恩小惠，而小恩小惠是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的。况且，轻易行赦实际是对法的践踏，是在怂恿犯罪。因为罪犯今天犯罪，明天就可能遇赦而获释，大赦多了，就使法律对犯罪降低了威严和惩治力度，就会使罪犯寄希望于大赦而视犯法为儿戏。所以，西汉丞相匡衡说：“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东汉光武帝的大将吴汉临死前也对光武帝说：“臣愚无所知识，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的经验，诸葛亮非常清楚，刘表父子在荆州、刘焉父子在益州年年大赦，但却不能治好荆益，诸葛亮怎能蹈袭他们的覆辙呢？刘表、刘璋等人屡屡大赦，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立法的动机。因为他们搞大赦是为了向人民施小惠，但是要大赦以笼络民心，就得有大赦借以实施的罪犯，为了有足够的罪犯就得密织罪网，使民动辄得罪。这种“民殷富而不知存恤”的做法是诸葛亮所坚决反对的。诸葛亮在施法方面所追求的是“德”。何为德？就是执法严峻，“恶无纤而不贬”，使人民知法治之严而不敢轻易触犯之，就是通过严法来整肃风纪，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形象地说，刘璋所行宽法似水，看似柔和却诱人自溺；诸葛亮所行严法似火，看似猛烈却使人自警。比起以往统治者的视民如草芥、不教而诛、残民以逞来说，诸葛亮的执法以严则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观念。
另一层意思，是诸葛亮严格掌握执行法律的分寸，不枉杀滥杀。蜀国夷陵战败后，镇北将军黄权因后退无路，迫不得已投降了曹魏。有关部门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没有同意，对黄权的家属仍待之如初。这里面也有诸葛亮的意思。因为黄权的家属在成都，诸葛亮也在成都，要处理黄权的家属得经过诸葛亮。黄权到了魏国，蜀国的降人传说黄权的家属已被诛杀，魏文帝曹丕要为黄权的家属治丧。黄权却说：“臣与刘备、诸葛亮推诚相信，他们一定知道我的本志。我怀疑此消息不实，请等落实了再说。”后来，黄权的家属果然安然无恙。不但如此，黄权的儿子黄崇还作了蜀汉的尚书郎。在蜀汉末期，黄崇还随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抵御前来的曹军，在绵竹“帅厉军士，期于必死，临阵见杀”。不但黄权的家属，孟达的家属也赖诸葛亮的保护得以保全。孟达原为刘璋部将，后投刘备。刘备取汉中后，孟达奉命从秭归北攻上庸等地，与刘封一起落实刘备、诸葛亮打通汉水的计划。后来，孟达拒绝助关羽回救荆州，又与刘备的养子刘封不和，害怕刘备怪罪，便投降了曹魏。据说孟达投降后，有一个叫王冲的人对孟达说：“听说您离蜀投魏，诸葛亮恨得咬牙切齿，要杀您的家人，幸亏刘备不听，您的家属才幸免于难。”孟达当即就说：“诸葛亮对我的照顾有始有终，他不会这样做。”诸葛亮听说这件事后，给孟达写信，称赞孟达不信王冲的“造作虚语”，“度量吾心”。这表明诸葛亮也是不主张对孟达家属搞株连的。
诸葛亮在对罪犯处以极刑的把握上也是极严格的，除非那些事关军国成败、社稷安危的重大案件，诸葛亮一般都不轻易诛杀，而是既治其罪，又给出路。
在诸葛亮所处理的刑狱案件中，属于诛杀的有两起：一个是马谡失街亭，一个是彭莱谋反叛。
蜀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出兵北伐。此次北伐，两路出兵：赵云、邓芝率偏军出箕谷，为引诱曹真主力的佯攻部队。诸葛亮亲率大军为主攻部队，进攻祁山。马谡是主攻部队的先锋。战争开始时，曹魏的南安（治今甘肃陇西东南）、天水（治今甘肃通渭西）、安定（治今甘肃镇原东南）三郡叛魏降蜀，关陇震动，形势极好。就在这时，马谡把战略要地街亭（在今甘肃庄浪东）给丢了。诸葛亮进无所据，只得退兵。
仅仅因为打一次败仗，诸葛亮不会杀马谡，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马谡的失败，不是一般性质的指挥失误，而是违抗上级正确指挥所造成的恶果。关于街亭之战失败的原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邰所破。”诸葛亮本人在承担这次战败的部分责任时，向后主上表说：“臣以弱才……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作为全军统帅，面对皇帝朝廷，诸葛亮当然要承担街亭失败的责任，但具体到“街亭违命”，马谡则是罪责难逃。
马谡违背诸葛亮节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三国志·魏书·张合传》说：“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三国志·蜀书·王平传》也说：“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显然，弃城依山、移军频繁、舍去水源，都是马谡违背诸葛亮正确指挥的表现，那么据城守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则是诸葛亮的要求。这虽然是我们根据马谡的临战表现反推出来，但并不是没有根据。诸葛亮在《治军》篇中指出“军队饥于远输，渴于躬井，劳于烦扰”，就容易打败仗，可见他十分注意军队的吃饭、饮水、休息。他还主张部队据守要“不动如泰山”，“以近待远，以逸待劳”，“静以理安，动以理威”。由此可见，诸葛亮平常治军的教导，同他在街亭临战时的指挥是一致的。而马谡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关键地方违抗上级的正确指挥，致使整个军事行动失败，当然无法逃脱罪责。
更有甚者，街亭战败后，马谡自知罪行严重，不是勇于承担罪责，收拾残局，而是畏罪潜逃。按当时军纪，违抗上级命令，将士临阵退却和逃亡，都是要杀头的，何况马谡是两条都占了呢？
彭羕字永年，是益州广汉人。刘备入益州前，他不过是刘璋手下的一个书佐。刘璋不重用他，只用他抄抄公文，即使这样，也不能长久，最后还是听了别人的谄言，把他剃光头发，戴上刑具，罚做苦役。公平地说，彭羕是有才干的，所以刘备人蜀后，经庞统、法正等人推荐，见了彭羕，刘备“亦以为奇，数令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刘备任益州刺史，提拔彭羕为治中从事。彭羕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即“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对彭羕的这种表现，诸葛亮心里很反感，并看出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多次提醒刘备对彭羕多加注意。刘备经诸葛亮提醒，也看出了彭羕的毛病，便对他逐渐疏远，并把他贬职为江阳太守。彭羕听说自己被降职到边远地区，对刘备十分不满。他找到马超，大骂刘备是“老革荒悖”。老革即老兵之意，在那个年代，若称某人为兵、卒，便是对他极端的轻蔑。不但如此，彭羕还对马超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公然煽动马超反叛。彭羕的阴谋被马超揭发，于是被逮捕下狱。
但是彭羕仍无认罪悔改之意。他在狱中给诸葛亮写了一封长信，内容就是两个，一是给自己摆功，二是给自己辩护。信中说他一开始就看出了曹操暴虐，孙权无道，刘璋暗弱，只有刘备有霸王之气。所以，他才同刘备，“论治世之务，讲霸王之义，建取益州之策”，刘备“即相然赞，遂举事焉”。他为自己辩解说，骂刘备为“老革”，是因为自己喝多了酒；“至于‘内外’之言，欲使孟起（马超字）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讨曹操耳”。
彭羕谋反，且无悔改之意，也无被宽大处理的理由。
除了马谡、彭羕以外，其他人的命运就不同了。
义阳新野人来敏，早年入蜀。刘备进占益州后，历任典学校尉、太子家令、虎贲中郎将、军祭酒、辅军将军等职。来敏为人狂傲，“语言不节，举动违常”，一贯在众人中间散布不满言论，而诸葛亮却对他一再“帅之以义”，给他改过的机会。后来，来敏随诸葛亮到汉中北伐前线，仍旧习不改，公然说：“新人有何功德，而夺我荣资与之邪？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来敏的言行，有害团结，影响极坏，对正在进行的北伐战争很不利。但诸葛亮只是上表请求将他免职，让他在家中“闭门思愆”。
鲁国人刘琰，早在刘备在豫州时就跟随刘备。刘备据益州之后，任命刘琰为固陵太守。刘琰无他才干，只是善于谈论，但因是刘备老臣，忠实追随刘备，权虽不重，地位却很高，排列位置仅次于李严。刘琰不预国政，只是率领一千多兵马，随从诸葛亮进行政事的劝谏和议论。建兴十年（232），他在汉中前线与前军师魏延闹矛盾，说出话来荒诞不实，受到诸葛亮的严厉批评。刘琰写信给诸葛亮说：“我禀性道德不足，操行低劣，又有喝酒就言行荒唐的毛病，当先帝在世时我就差点栽在这上边。承蒙您一直根据我忠于国家的表现，原谅我的毛病，对我扶持救援，保全俸禄官位，我才有今天。最近我又头脑发昏，说错了话，您对我又加宽容，使我得到保全，免于刑狱审理，确保性命无虞。我已经在神灵面前起誓，今后一定克制和严格要求自己，改正过错，以死报国。但是，如果我被免去官职，就不能保全面子了。”刘琰对自己错误认识是深刻的，态度是诚恳的，所以诸葛亮答应了刘琰保留官职爵位的请求，只是把他送回成都。
诸葛亮严把惩治触犯法规之人的分寸，不搞株连，不枉杀无辜，而是留有余地，给人以改过的机会。这哪里有先秦法家惨刑寡恩、刑杀立威的弊习，分明是体现了儒家恕道的精神。
第二个特点，执法以明。
晋人习凿齿说：“镜至明而丑者无怒。”丑者之所以承认自己丑，是因为镜子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丑者的本来面目。
诸葛亮执法之明，就在于他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对待犯罪之人，不因己爱而轻其量刑，不因己恶而重其惩罚。
武陵临沅人廖立是诸葛亮十分赏识的人物。刘备任荆州刺史时，廖立就被辟为州从事，不到三十岁时，又被提拔为长沙太守。刘备进入益州，诸葛亮镇守荆州时，孙吴曾派使节到荆州。当东吴使节问到哪些人在辅佐刘备成大业时，诸葛亮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诸葛亮把廖立与庞统并提，可见对他是十分看重的。
但是，廖立却是个恃才自傲之人，并渐渐滋长到狂妄的程度。他认为以自己之才，地位当仅次于诸葛亮，总认为蜀汉亏待了他。他在军中常常牢骚满腹，任巴郡太守时也不好好尽职。刘备去逝，廖立在为刘备守灵时，居然在灵旁杀人。刘禅即位后，众官普增职号，廖立也随着被授为将军称号。廖立非常不高兴，他找到诸葛亮，当面问他：“我怎么适合与将军并列？您为什么不表奏我为卿相，只让我当五校？”诸葛亮回答说：“授你将军名号，是根据对你的考察而定的。至于为卿，连李严也没有任命为卿嘛！再说，你只适于任五校。”
廖立嘴上虽没说什么，但心里更火了。他一向认为自己仅次于诸葛亮，没想到连李严都不如。从此以后，廖立的怨气更大牢骚更盛了，上至刘备，下至群臣，没有他不抨击的。他埋怨刘备不该争南三郡而不取汉中；埋怨关羽怙恃勇名，用兵无法失掉荆州；抨击文恭任治中无纲纪，向朗只会随大流，郭演长毫无主见，王连随波逐流。总之，蜀国朝中上下能人不多。诸葛亮听到这些话后，立刻感到问题的严重，不处理不行，便上了一道表章，弹劾廖立诽谤刘备，诋毁群臣。
结果廖立被免去官职，废为平民，流放到汶山郡（治今四川汶川西南）。
如果说廖立案件是诸葛亮不因己爱而轻其量刑的典型，那么李严案件则是诸葛亮不因己恶而重其惩罚的最好说明。
诸葛亮对李严并不是一开始就印象不好。实事求是说，李严也是蜀汉政权中难得的人才。建安二十三年（218），益州发生马秦、高胜为首的武装起义，合聚部伍数万人，并打到资中县（治今四川资阳）。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朝中兵力紧张。李严没有向朝廷要求增兵，仅带领五千人便把叛军平定。这件事反映了李严的军事才干。正因李严有才，刘备临死时，让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并让李严任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诸葛亮对李严也很看重，说他“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
但是，李严部分如流的外表下，却掩藏着一颗急剧膨胀的个人野心。刘禅即位后，诸葛亮辅佐刘禅，致力于富国强兵，准备完成先帝遗托，而李严却在此时劝诸葛亮受九锡之礼，进爵称王，就像曹操对汉献帝那样。李严这样做，如果仅以他个人利益理解，就是借抬高诸葛亮抬高自己，因为他在当时是仅次于诸葛亮的人物。往坏处理解，就是给诸葛亮带上不忠逆臣的罪名，让诸葛亮倒台，自己取而代之。不论怎样理解，这件事反映了李严的个人野心是不会错的。这大大出乎诸葛亮的意料，他当即给李严写了封回信：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这封信是对李严的驳斥，从“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这句话，可见诸葛亮忽然觉得与李严有了“白发如新”般的隔膜。
当初，刘备让李严留驻永安，有以他的军事才干对付东面的孙吴之意。刘备逝世后，诸葛亮经过深思熟虑，对“隆中对”最初的战略进行了重大修改，决定放弃荆州，联好东吴。随着吴、蜀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李严在永安的意义日渐减轻，于是诸葛亮命李严移屯江州，派护军陈到驻永安。李严认为这样做降低了自己的作用，心中大为不满。诸葛亮出兵北伐，让李严派一部分兵力增援汉中，李严却对此“穷难纵横，无有来意”。不但如此，李严还要求划出五个郡建立巴州，由他出任刺史。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另立中央，或者说要与诸葛亮分庭抗礼。这遭到了诸葛亮的严词拒绝。
蜀汉建兴八年（230），曹魏派司马懿由西城，张邰由子午道，曹真由斜谷，三路进攻汉中。诸葛亮率军西征，命李严率军两万赴汉中。李严竟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要求像诸葛亮一样开府治事，设置独立的办公机构。这件事使诸葛亮深深感到，李严是个荣名利禄之徒。他不由得想起去年陈震出使东吴前对他说的一句话：“李严腹中有鳞甲。”陈震与李严同乡，对李严可谓了解很深。诸葛亮相信陈震对李严的评价，当时他就想，不去触犯他腹中鳞甲就是了。诸葛亮虽然没答应李严开府的要求，但他为了北伐的大局，答应李严离开江州后，由他的儿子李丰督江州，隆崇其待遇。
建兴九年，诸葛亮北伐，屯驻祁山，让李严督运粮草。当时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运输非常困难，军粮供应不上。李严便派部下去见诸葛亮，转达自己的意思，要他撤军。诸葛亮听从了他的意见，撤军回来。不料李严翻云覆雨，假作吃惊说：“军粮很充足，为什么要撤军？”而且他又向后主上表说：“大军撤退是为了诱敌深入以歼灭之。”按当时军令，在战争前线督运军粮误期是要斩首的。李严“运粮不继”，虽曾派人向诸葛亮说明，并请退军。但他深知过失严重，故假装惊奇地说“军粮饶足”云云，“欲以解己不辩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也即推卸自己督粮误期之责，而且企图把退军罪栽到诸葛亮头上。李严给后主的上表更是欺君罔上，也是该杀头的。诸葛亮把李严前后亲笔写的书信全都展示出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严无法抵赖，只得认罪。
李严生活不节俭，安身求名，不忧国事，这些都是诸葛亮所深恶痛绝的，再加上他犯有上述严重罪行，按诸葛亮个人的感情，应给李严以严惩。但诸葛亮并没有从自己的好恶出发，而是顾全大局，考虑到李严确有才干，又是自己的副手，蜀汉臣僚中第二号领导人，所以只将他废为平民，流放于梓潼郡。对李严所犯罪行的处罚，显然带有宽恕的性质。
我们说诸葛亮惩治李严没有丝毫的个人恩怨，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李严被罢官后，诸葛亮给他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和你父子竭力辅佐汉室，此为天上神明所知，非只为人世所晓。我奏请你父亲都护主管汉中，委任你去管辖江州没有征求别人意见，全由我个人作主。原以为诚心可以感动人，事情可以善始善终，谁料竟发生如此变故。古时候楚国官员多次受到挫败，但仍能克敌制胜，这说明心正就会有善果，这符合天道。希望你能安慰都护，要他努力改正过去的错误。现在他虽然被免官，权势、家业均非昔比，但还有奴婢门客一百数十人，你以中郎将、参军的身份在丞相府供职，相比之下还是上等人家。如果都护能自省前过，一心报国，你和蒋琬能诚心共事，那么，阻塞可重新通畅，失去的仍可再得。望你详思此言明吾用心。亮别无他言，只有临书长叹，涕泣而已。”这篇充满感情的信，足以化万年冰霜，暖千秋风寒。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李严一而再再而三地和诸葛亮闹意气，争荣利，诸葛亮能无动于衷吗？史书上虽没有记载诸葛亮对李严仁至义尽若此，经历了多么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这样对待李严，是对自我的战胜和超越。这不是体现了诸葛亮儒家“克己复礼”的精神吗？
第三个特点，执法以平。
所谓平，即公平。公平，公平，只有公才可能平。诸葛亮执法，出以公心，不挟私怨，不泄私愤，不徇私情。
论私情，马谡被诸葛亮“深加器异”，每次引见他与之谈论，总是“自昼达夜”。可是他犯了法，照样受到诸葛亮的制裁。
论地位，李严与诸葛亮同受刘备遗诏辅政，协助诸葛亮掌管全国军政，属于蜀汉政权的高级领导人。可是他犯了法，照样受到诸葛亮的制裁。
最能体现诸葛亮执法公平的，就是马谡案件。
在这个案件中，受处罚的不止是马谡一个人。马谡所率的将军张休、李盛同被处斩。将军黄袭被解除兵权。赵云、邓芝方面，“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故赵云被贬为镇军将军。
诸葛亮自己也受到了处罚。他在给刘禅的自贬疏中说：
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这不是仅说说而已。此事发生在蜀汉建兴六年，直到建兴七年，诸葛亮才被恢复丞相之职。
诸葛亮自贬三等，体现了他的执法以平。
诸葛亮自贬的理论根据，就是“《春秋》责帅”。据《春秋》记载：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晋军以荀林父为统帅与楚军大战，佐军覆灭，统帅彘子阵亡。韩厥对荀林父说：“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说晋军亡师是荀林父之罪。《春秋》是儒家经典，诸葛亮执法，根据却是儒家理论，儒法融通在这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打了败仗，作为一军统帅，不但追究下属的责任，还从知人任事方面深刻反省自己，这不反映了儒家“一日三省吾身”的精神吗？
第四个特点，执法以信。
所谓“信”，也包含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说话算话，决不自食其言，决不自毁成约。诸葛亮在祁山时，魏军司马懿率大军阻挡蜀军出山。当时诸葛亮为与曹魏大军持久抗衡，采用了“十二更下”制，即将前线部队分为十二部，每月用相应的后备兵力替下一部，让其休整。司马懿大军一下来了二十多万，而诸葛亮军只有八万。众人都劝诸葛亮说：“情况突变，敌军势力大增，我们是不是暂时让该休整的部队继续留在前线，以壮大我军声势。”诸葛亮说：“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那些该撤下的兵士已经收拾好了行装，待命回家，他们的妻子家人也延颈企盼，计其归日。所以虽临征战之难，定好的制度不能废止。”这件事说明了诸葛亮的以信执法。
另一层含义，是由于诸葛亮执法公平，深得众人信服。廖立是受诸葛亮制裁的人，流徙汶山郡后，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传到汶山后，廖立竟失声痛哭。另一受过诸葛亮惩治的人李严，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后，竟激愤忧病而死。廖立、李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坚信，既然诸葛亮给了自己改过的机会，就一定会言而有信，终会再次重新启用自己。诸葛亮的逝世，使他们感到不会有人像诸葛亮那样公平执法了，他们再次出头的日子没有了，他们绝望了。
晋人习凿齿评论诸葛亮执法说：
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诸葛亮执法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出了法治自身所达到的最高层次。
百姓怨声载道，沸反盈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
百姓道路以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
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
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意，受罚者刑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诸葛亮却达到了。因为诸葛亮所依靠者不仅仅是法家的法，还有仁爱、宽恕、诚信、克己等儒家精神，这些精神体现了诸葛亮的德。
诸葛亮的儒法融通，使儒家得到了充实，使法家得到了升华，使蜀汉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三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耳聪目明”是说他生理器官健康。
对一个执政者而言，“耳聪目明”则有新的含义：
耳聪，就是纳言，就是听得进各种人、各方面的意见。
目明，就是任才，就是能慧眼发现人才，任用人才。
只要是个健全、健康的人，差不多都能达到耳聪目明；但是，并不是每个执政者都能做到政治意义上的耳聪目明。
如果说耳聪目明是政治家的一种可贵品质，那么这种品质在诸葛亮身上就越发显得珍贵。因为夷陵之战后的蜀汉，在三国中国土最小，受战争创伤最重，国力虚弱，人才奇缺。要想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力，就得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集中大家的智慧。三国抗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才的抗衡，国土最小，就使人才的数量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如果执政者不具备发现人才的慧眼，那么蜀国就会丧失与其他两国的竞争力。
作为蜀汉的执政者，诸葛亮不但耳聪目明，而且在十多年的治蜀实践中，以自己的聪明才智，集思广益，发现并重用人才。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品质的完善，也是蜀汉政权的幸运。诸葛亮对纳言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
一个国家的执政者，能不能行纳言之政，有没有鲠骨诤臣，是关系到能否使国家兴利除害的大事，是关系到社稷安危存亡的大事。
怎样才能行纳言之政呢？诸葛亮认为要做到两点。
第一要做到“视微形，听细声”。所谓微形细声，就是指那些往往容易被忽视的事情和意见。而视微听细，不专心是万万不能做到的。他引用一句话，叫做“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如果把所有精力全都专注于百姓这个心上，“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就能够“视微之几，听细之大”。
第二要“多闻”，即“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多闻，即听取各种意见，既包括进善之忠言，也包括吁嗟之怨言。诸葛亮认为，个人的见识总是有限的，只有“集众思，广忠益”，依靠众人的智慧，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要避嫌疑，或者怕得罪人，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来商讨，就会给国家政事造成缺欠和损失；反之，如果经过大家反复商讨，就能像“弃弊而获珠玉”一样，获得有益的意见和办法。诸葛亮还特别重视下面的“怨声”、“危言”，即批评的、不满的、反面的意见。他说：“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逊。上无所闻，下无所说。”又说：“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他把能否听取反面意见，提高到一个国家政权有道或无道、兴旺或衰落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很有政治见地的。他深知一旦没有了谏诤，群臣们不敢讲真话，国家政治就会被欺骗和假话所淹没，被阿谀逢迎歌功颂德之声所包围和侵蚀。如果没有反面意见的警戒和促进，就有可能无法进步，甚至停滞倒退而走向反面。这就是他所说的“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的道理。
更可贵者，诸葛亮不是空发议论，而是言行一致，付诸实践。早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率兵同曹操在汉中展开争夺战时，诸葛亮就采纳了部属杨洪的意见，急速派兵增援汉中，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大军南征，临行前曾征求马谡的意见，马谡向他提了“攻心为上”的策略，也被诸葛亮所采纳。建兴五年，诸葛亮率兵北伐，需要留一个有才能的人留下任丞相府长史，以代理丞相管理蜀汉日常军国事务。他想把此任交给张裔，但觉得此事关系重大，还应听听别人的意见。一征求别人意见，果然有不同看法，蜀郡太守杨洪就认为：“张裔天生具有明察事物的能力，他能够担负起丞相府长史的公务，但他处事不太公平，恐怕不能单独担此重任。”后来，诸葛亮虽然任张裔为丞相府长史，但又派了“方整有威重”的蒋琬协助他，显然是吸取了杨洪的意见。
对于不同意见，诸葛亮是持欢迎态度的。还在隆中隐居时，他的好朋友崔州平、徐庶等人就常和他一起探讨问题，在探讨中经常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正是这种争论，使诸葛亮觉得获益匪浅。自从占领益州，初建霸业之后，诸葛亮又实行参署制度，即让一些有识之士参与机要事务的议论与处理。在参署人员中，比较突出的是董和和胡济。董和字幼宰，刘备入蜀后被任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经常提一些好的建议。在他参署的时候，有时与诸葛亮意见不一致，双方的争辩讨论竟达十次之多。胡济字伟度，任诸葛亮的主簿，也常提出不同意见。为了鼓励大家都能像董幼宰、胡伟度那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诸葛亮曾一再发布《与群下教》。第一个教令说：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返，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以后，又发了第二个教令：
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街亭之役失败，诸葛亮退回汉中。在对这次战役中有过者处罚，有功者奖励之后，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诸葛亮又下了《劝将士勤攻已阙教》：
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入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跻足而待矣。
从以上三个教令中，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对不同意见的真诚欢迎态度。
集思广益，用的是众人的智慧；重用贤才，则不仅是众人的智慧，还有众人的能力和实干精神。
重用贤才，是诸葛亮治理蜀国的又一个重要的实践。
诸葛亮对贤才问题有着深刻的、系统的认识。
“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这是讲“举贤”对于治国的重要。
“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这是讲贤才对于国家的重要。
“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谷，直士出于众下。”这是讲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人君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纁以聘幽隐。”这是讲以诚挚的态度对待人才。
“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这是讲要任人唯贤，不要任人唯亲。
诸葛亮为什么把举贤任才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大凡有眼光的政治家，没有不重视人才的作用的。三国之争，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才之争，没有人才便不能创业，没有人才便不能立国。而恰恰在立国兴业方面，蜀国面临着严重的人才问题。
在第六章中，我们曾说过，长期的荆州之争，特别是夷陵之战，使蜀汉方面失去了一大批人才，而生老病死无情的自然规律的作用，又使蜀国的人才危机雪上加霜。让我们看看下面一些事实。
陈寿在论述蜀国人才状况时说：齐桓公手下文有管仲，武有王子城父；刘邦手下文有萧何，武有韩信，所以他们能成大业。而蜀国呢？诸葛亮的治国才干，“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
晋人习凿齿反对诸葛亮杀马谡之举，理由是：“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马谡是否该杀另当别论，但他指出的蜀国当时人才缺少应是事实。
孙盛也指出：“蜀少士人。”
袁准也不止一次地说，蜀汉“小国贤才少”，“良将少”。
看来，蜀汉的人才资源不足是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看看蜀汉人才资源有限的严峻现实，我们就能理解诸葛亮为什么如此重视人才问题。再看看蜀汉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现实，我们就能体会到诸葛亮对有限的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我们可以这样说，蜀汉的人才资源在三国中是最少的，但蜀汉对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则是最充分的。
这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的孜孜努力。诸葛亮对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有效的，是成功的，是值得加以系统研究和总结的。
以德才兼备的标准衡量人才，这是诸葛亮用人的第一个特点。
衡量人才的标准从理论上说有三个，唯德是用，唯才是举，德才兼备。事实上，我们在三国中没有见过只问德行，不问才干的人。公然主张唯才是举的人是有的，那就是曹操。诸葛亮的德才兼备与曹操的唯才是举，在一般人看来是截然不同的，而我们认为，二者之间有同有异。
同在哪里？我们先看看诸葛亮所主张的“德”的内涵。
诸葛亮曾称赞蒋琬为“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说他“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还说他“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他称赞董和“有忠于国”，称赞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董允因“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杨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李恢“公亮志业”，吕凯“守节不回”，王平“忠勇而严整”，都受到诸葛亮的重用。诸葛亮多次向蒋琬等人称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
与此相反，诸葛亮弹劾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弹劾廖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坐自贵大，臧否群士”。
上述一褒一贬，可以看出诸葛亮“德”的具体内涵，即对蜀汉政权的忠诚和个人品德尽可能的完善。当然，诸葛亮所褒扬之人，个人品德并非尽善尽美，有的人甚至有明显缺陷，但对蜀汉政权忠诚这点上，诸葛亮是容不得打半点折扣的。忠贞是诸葛亮衡量人才是否有德的最核心的内容。
难道曹操不需要忠臣吗？有几件事表明，主张唯才是举的曹操也是把握着忠于自己这条标准的。
曹操任兖州刺史时，曾任命东平人毕谌为别驾从事史。张邈叛曹，把毕谌的母亲、弟弟和妻子儿女都抓走。曹操对毕谌说：“你的老母在那边，你可以去寻找她。”毕谌当时就伏地叩头，表示决不离开曹操。曹操竟被他的忠诚感动得热泪直流。不料毕谌一出来，立即投到亲人那边。后来曹操破敌，将毕谌活捉。众人都以为毕谌必死无疑，曹操却说：“夫人孝于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便任命毕谌为鲁相。
建安三年（198），曹操打败吕布，将其生擒于白门楼。吕布对曹操求饶说：“明公所担心的不就是我吗？我现在被您降服了，天下再没有使您担忧的事了。明公您统领步兵，我统领骑兵，则天下可定也。”曹操听了吕布这番话，不免有些动心，这时刘备提醒曹操说：“明公难道忘了吕布先后事奉丁原、董卓，又先后把他们杀死的事吗？”曹操听了，便下决心将吕布处死。
曹操任用毕谌，因为其忠孝；杀死吕布，是担心他不忠于自己。这一用一杀，不也反映出他同样需要忠于自己的人才吗？
用人先求其忠，诸葛亮的德才兼备也好，曹操的唯才是举也罢，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的是，曹操本身并非汉室忠臣，这样他对下属忠的要求便不那么理直气壮，他不便像诸葛亮那样公然提倡部下尽忠，只能用杀戮、高压、权术来驱使部下为其效力。诸葛亮则不同，他本身就以兴复汉室、诛杀逆贼为己任，他不但以忠作为衡量人才之德的主要标准，而且自己也对蜀汉尽忠竭诚，从而使德才兼备的标准更有感染力和约束力。
以诚心诚意的态度访求人才，这是诸葛亮用人的第二个特点。
心诚则灵。诸葛亮对诚心的感召力是深有体会的。想当年，他自己就是被刘备求才的诚意所感动，出山辅佐刘备的。如今，为了实现复兴大业，诸葛亮也怀着一颗诚挚之心，寻求着与自己志同道合、同心同德之人。
为了得到贤才，诸葛亮曾筑求贤台。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在华阳县（治今四川成都）北一里有一个台，叫读书台。相传为诸葛亮治蜀时所筑，用来“集诸儒兼以待四方贤士”。
为了得到贤才，诸葛亮鼓励下属向他举荐各种人才。阆中人姚仙，在刘备进益州后任功曹书佐。刘禅即位后，姚仙先被诸葛亮任为广汉太守，后随诸葛亮北驻汉中，为丞相掾属。姚伷曾向诸葛亮推荐很多文武之士，诸葛亮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伷学习。教令说：
忠益者莫大于进入，进入者各务其所尚；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
诸葛亮不但号召大家学习姚仙，还提拔姚仙作参军。他对姚仙特别器重，显然有助于鼓励大家荐举人才的积极性。
为了得到贤才，诸葛亮还亲自访寻。益州人秦宓、五梁、杜微号为州中俊彦。诸葛亮任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杜微为主簿。杜微无心仕途，早在刘璋当政时，他就称病辞官。刘备进入益州后，杜微称耳朵不好使，闭门不出。刘禅即位后，诸葛亮辅政，命人用乘舆把杜微抬进府中。
杜微的听力的确不太好，他为了躲避仕宦官场，索性就装起聋来。诸葛亮见到他，说：“早就听说先生高德，亮渴慕已久。”“啊？”杜微把手放在耳边，装作什么也听不见。诸葛亮见此，又提高声音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杜微还是摇头，嘴里一个劲叨唠听不见。不料诸葛亮极有耐心。他拿过纸和笔，写道：“久闻先生德行高尚，亮盼见先生若饥渴历时之人。可惜您清我浊不能同流，所以一直无缘相见，向您请教。”
杜微装不下去了，只好对诸葛亮说：“微乃无名草民，蒙丞相如此错爱！”诸葛亮继续用笔在纸上写道：“先生不必过谦。州中俊彦王元泰、李伯仁、王文仪、杨季休、丁君干、李永南兄弟、文仲宝等常提起您。每次说到您，都赞叹您志向高远，使我虽未谋面却神交已久。我德才俱无，前来统领贵乡益州，深感德薄任重，忧虑不已。”杜微问诸葛亮：“不知丞相有何吩咐？”诸葛亮又写道：“皇上今年十八岁，天姿仁慈聪慧，礼贤下士。天下人心思汉，所以想和您一起因天顺民，辅此明主，以建立重振汉纲之功，永垂史册之勋。”
杜微见此，摇摇头，说：“微无德无能，且年老体衰，耳不能听，实难从命。若无他事，吾便告辞。”诸葛亮摆摆手，示意让他坐下，又在纸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欲与群贤因其邪伪，以正道灭之。怪君未有相诲，便欲求还于山野。丕又大兴劳役，以向吴、楚。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
诸葛亮这番话，坦诚地说明了自己的志向、打算以及对杜微的要求。杜微终于为诸葛亮的诚心所动，做了蜀国的谏议大夫。
独具慧眼识别人才，是诸葛亮用人的第三个特点。
有些人，在没有给他提供展示才华的机会和舞台以前，表现平平，甚至有些怪诞。但一旦给他们机会和条件，他们就会有出色的表现。对这样的人来说，识才者的慧眼是十分重要的。
何祗、蒋琬就是这样的人，但他们很幸运，遇到了慧眼识才的诸葛亮。
何祗字君肃，自幼贫寒，为人宽厚通达。此人开始任督军从事，但整日游戏放纵，不勤所职。诸葛亮听说后，决定亲自去考察一番，若果真如此，就对何祗依律惩处。他没有打招呼，突然来到何祗所在郡，要检查何祗所管的刑狱工作。当时，诸葛亮对官吏的考核非常严厉，众人都为何祗捏了一把汗。何祗头天晚上听说丞相要亲自对他考核，连夜张灯审问囚犯，阅读有关文件。第二天诸葛亮进行考核时，何祗已把众多案情一一暗诵在心，答对解释，无有凝滞，畅若流水。这件事引起了诸葛亮的沉思。何祗的同事们都担心何祗被罢免，说明他在众人中威信不差。何祗竟在一夜间将所管的刑狱工作了解得如此清楚，可见是个有才干的人。他之所以游戏放纵，不勤所职，是不是出于一种怀才不遇的心理？他不禁想起了蒋琬。
蒋琬开始的境遇也和何祗差不多。他是荆州人，随刘备入蜀，任广都县长。有一次，刘备曾因游观突然到广都，发现蒋琬众事不理，又喝得烂醉，不由大怒，要将他治罪。因为诸葛亮长期经营荆州南三郡，蒋琬在他的家乡湘乡弱冠知名，所以诸葛亮十分了解蒋琬的才干。他劝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果然如诸葛亮所说，蒋琬是个治理国家的大才。他从地方县令进入朝廷任尚书郎，又任诸葛亮丞相府的东曹掾、长史，逐渐担当起国家重任。
诸葛亮觉得何祗的情况太像当初的蒋琬了，他决定给何祗提供展示自己才干的舞台。他不但没有罢免何祗的官，反而提拔他做了成都县令。后来郫县县令之位出现空缺，诸葛亮又让何祗身兼两县之职。
诸葛亮果然慧眼识英才！何祗自从治理两县以来，表现出了超人的才干。成都、郫两县因为地处京畿，人口繁多，政务复杂，奸人秽事屡见不鲜，何祗每处理一个案件之前，都要做好周密准备，将罪犯了解得清清楚楚。审案时，他又故弄玄虚，昏昏眠睡，然后突然醒来，指出罪犯的奸诈之处。所以，众人都害怕何祗审案，都以为他有神术，无敢相欺者。何祗也的确聪明，据说他算粮食账，让别人读而自己心里计算，其结果“不差升合”。后来，汶山郡少数民族出现不安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拔何祗任汶山郡太守，结果使“民、夷服信”，当地很快安定下来。后来，何祗又转为广汉太守，汶山郡少数民族又乱，他们提出“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当时朝廷已不可能再将何祗派回，便提拔了何祗的一个族人任之，这个新官凭借是何祗的族人，就使汶山郡的少数民族信服。可见何祗在汶山郡的威信之高。
不拘一格举才，是诸葛亮用人的第四个特点。
所谓不拘一格，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不问新人旧部，只要有才便用。蜀汉所在的益州，人事关系比较复杂。益州本土有许多名族和俊彦，是为益州土着。刘焉、刘璋父子进入益州，又带来了一批人，史称“东州士”，还起用了一批人，这些官吏可视为刘璋旧部。刘备人蜀，带来一批人，史称“荆州集团”，他在益州执政期间又提拔大批人士，这些官吏可称为刘备旧部。建兴元年（223），诸葛亮全面执掌蜀国军政大事后，他除了囊括上述两类人外，又提拔起用了大批新人。据考证，诸葛亮所任用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类人才，共计约有六十三人。如果从地域分布看，荆州二十八人，益州二十九人，兖州三人，豫州一人，雍州二人（此据三国州郡分布）。如果以刘璋、刘备、诸葛亮三位不同时期最高领导人为中心看，上述六十三人中，属于刘璋旧部十一人，属于刘备旧部二十四人，属于诸葛亮新起用的二十八人，其中还包括魏降将二人。从上面统计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所用之人，无论从地域上、政治分野上、人才专长上讲，包容十分广泛，绝没有以人划线，或先后亲疏派别之分。可以说，诸葛亮用人，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
第二，不问资深资浅，位高位低，只要有才便加以提拔。巴西人王平，原来是曹魏的下级军官，投降刘备后，任牙门将、裨将军。他没什么文化，“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但此人十分聪明。写信时由他口授别人代写，但所写之信皆清楚有条理。他不识字，但请别人为他读《史记》、《汉书》，听完之后便知其全部大义，与人论说时不失其主旨。王平还富有作战经验，街亭之役，他一再劝说马谡不要违背诸葛亮调度。当街亭败局已定时，马谡之众星散逃亡，只有王平所领千人，鸣鼓保持队形，使得魏军误以为是伏兵不敢追赶，王平从容收合各营逃散的兵将撤回。诸葛亮见他有真才实学，升任他为讨寇将军，封爵亭侯。襄阳人董恢，曾作为费祎的副手出使东吴，在东吴表现出卓越的外交才干，受到孙吴的称赞。诸葛亮知道后，在他从东吴回来不到三天时，便提拔他为丞相府属，又升任他为巴郡太守。
最能说明诸葛亮不拘一格举人才的还有一件有趣的事。犍为人杨洪，原来只是犍为太守李严手下的一个属官。但由于杨洪表现出出色的才干，当李严还在犍为太守任上，杨洪已做了蜀郡太守，与他昔日的上司成了平级。蜀郡人何祗，最开始只是杨洪手下的一个抄写文书的办事员，由于他才干出众，迅速得到诸葛亮的提拔，由郡吏到县令，由县令到郡守。当何祗任广汉太守时，杨洪还是蜀郡太守。这一对昔日的上下级，如今也平起平坐了。每次朝会时，何祗总是坐在杨洪旁边。有一次，杨洪来晚了，他借题发挥，与何祗开玩笑说：“你的马怎么跑那么快？跑到我的前面。”何祗回答说：“我是您的故吏，怎敢驶马超越？只不过您快马未加鞭罢了。”这件事在蜀国一时传为美谈，众人都佩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在实干中培养人才，这是诸葛亮用人的第五个特点。
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就考虑着将来由谁来接自己的班的问题。掌管蜀国军国大政，辅佐皇帝实现先帝遗愿，这是件大事，非大德大才之人难以担当。当时蜀国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诸葛亮也明显感到，“诸将才不及己”，怎么办？只有让相应的人在实干中增长才干。
诸葛亮看中了三个人，一个是蒋琬，一个是费祎，再一个是董允。
蒋琬是经过诸葛亮长期考察的。诸葛亮认为他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为了让蒋琬尽快成长起来，从建兴元年（223），诸葛亮就有意往他身上压担子。诸葛亮开府，拔蒋琬为丞相府东曹掾，负责东曹工作，主管高级官员的选用和提拔，又举荐他为茂才。蒋琬表示推辞，欲将此职任让给刘邕、阴化、庞延、廖淳等人。诸葛亮为此专门给蒋琬写了封教令，让他明白自己的用意。以后，又迁升蒋琬为参军。建兴五年，诸葛亮北伐，又让蒋琬与丞相府长史张裔一起处理日常国家大事。建兴八年，又让他代替张裔的职务（因张裔去世）。在长时期的、一步一步的政治实践中，蒋琬很快地成长为蜀汉的栋梁之才。
诸葛亮与费祎相识比蒋琬要迟。费祎是刘璋的亲戚，在刘璋当政时入蜀。诸葛亮入蜀后才结识费祎。当时，费祎与董和的儿子董允齐名，难分优劣。后来，蜀国太傅许靖的儿子死了，董允和费祎都要去参加他的葬礼。董允向父亲董和要辆车子，董和就给了他们一辆平民百姓用的简陋小车。当时董允就面有难色，觉得这样的车丢面子，不愿意坐。而费祎却毫不犹豫，从容先上。到了丧所，蜀汉的官员都来了，诸葛亮也来了。看着别人鲜丽的车乘，董允更觉得无地自容，而费祎却泰然自若。董和听了这种情况，就对董允说：“我常觉得你和费祎难分优劣，但通过这件事，我清楚了。”
这件事也给诸葛亮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同意董和的看法，认为费祎和董允都是人才，但费祎要略胜一筹。从此，他有意识地对费祎进行培养。诸葛亮南征凯旋，众官于数十里外迎接，年龄地位多高于费祎。而诸葛亮只把费祎叫上车与之同乘，由是众人对费祎无不另眼相看。在与孙吴重建盟好的努力中，诸葛亮多次派费祎出使，以锻炼其才干，又让他先后担任侍中、参军、中护军、司马等职，随自己进入汉中，参与北伐大事。
诸葛亮也没放弃对董允的培养。他临北伐之前，上书给刘禅，说董允等人是“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费祎由侍中转为参军，诸葛亮马上让董允接任侍中，领虎贲中郎将。
在诸葛亮精心培养下，蒋琬、费祎、董允很快成长起来，担起了蜀国的社稷重任。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为四相，“一号四英”。诸葛亮病危时，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任大事？诸葛亮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蒋琬。李福又问蒋琬以后谁可继任，诸葛亮又说出了费祎。
诸葛亮已经培养出了可靠的后备力量，即使死了，也可放心而去了。
任才用其所长，是诸葛亮用人的第六个特点。
人非完人，各有长短。诸葛亮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在用人的时候，不是求全责备，而是用其某方面的特长。
许靖原为刘璋属僚，刘备入蜀，任他为左将军长史；称汉中王后，任他为太傅；称帝后，又任他为司徒。其实，许靖在治国、军事方面俱无才能，连法正也说他是个“获虚誉而无其实者”。刘备不想用他，法正劝刘备用他的名以召揽人才。诸葛亮也有此主张，他对刘备说：“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许靖在位期间“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许靖与曹魏名臣多有信函来往，在当时士人中声望很高，且为仁厚长者，因而诸葛亮“为之拜”。可见诸葛亮对他始终是敬重的。
郡吏何祗虽然能干，但也有很多毛病。史载他“好声色，不持节俭”。这与诸葛亮的为人作风是格格不入的。但当诸葛亮发现他确实有才，便弃其细行而取其大才，毅然对他加以提拔和任用。
襄阳人杨仪，有政治、军事才干。刘备见到他，与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后来，他随诸葛亮北伐，“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可见他的确有才。但杨仪也有毛病，性情急躁，心胸狭窄，与大将魏延关系紧张。诸葛亮深惜杨仪才干，还是坚持“军戎节度，取办于仪”。
从上述诸人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任人之长的风格和胸怀。
爱护人才、帮助人才，是诸葛亮用人的第七个特点。
蜀郡人张裔，就是深受诸葛亮爱护帮助的人之一。
张裔是刘璋手下旧部，有才干。许靖善评论人物，说他办事干练有条理，是曹魏手下钟繇一类的人物。诸葛亮率援军入益州，张裔曾率兵在陌下（今四川遂宁东南）抗拒，被诸葛亮打败。刘备占领成都后，任张裔为巴郡太守，后任司金中郎将，负责制造兵器及农具。后来，张裔任益州太守时，郡中豪酋雍闺叛乱，将张裔逮捕，送给孙吴。刘备死后，诸葛亮重联孙吴，派邓芝出使建业，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向孙权要回张裔。孙权已经答应，又因爱张裔之才而反悔，多亏张裔动作快，在孙权反悔前就离开孙吴，这也说明张裔确有才干。
张裔回到蜀国，诸葛亮任他为参军，处理丞相府的公务。诸葛亮出驻汉中，又任他为射声校尉领留府长史。张裔有才，但他心胸不宽，好忌恨人。比如他与杨洪曾关系很好，后来却反目，而责任还在张裔身上。原来，张裔被雍闿送到孙吴后，杨洪在张裔的家乡任太守，张裔的儿子张郁充当郡吏。后来张郁犯了错误，杨洪也没有因张裔的关系给予宽容。张裔回到蜀国后，知道了这件事，便对杨洪忌恨起来。再比如，张裔和岑述关系也很紧张，到了相互忿恨的地步。其原因是张裔嫌岑述太受诸葛亮重视了，生怕因此影响了他在诸葛亮心中的位置。
对于张裔的小心眼儿，诸葛亮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帮助。他给张裔的教令说：“去妇不顾门，萎韭不入园，以妇人之性，草莱之情，犹有所耻，想忠壮者意何所之？”以后，又给张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过去在陌下被我军打败，我当时为您的安全担心，真是食不知味。后来您在南方流浪，我又为您的遭遇悲叹，甚至睡觉也不安稳。您返回蜀国，我立即委您以重任，与您同辅朝廷。我自以为与您的友情坚如磐石。交谊如果坚若磐石，那么举用对方的仇人以求获得助益，不任对方的至亲以明大公无私，都不用向对方解释对方就能理解。现今，我只是重视岑述，您怎么就受不了呢？”诸葛亮的话，有情有理，批评中尽显爱意，使张裔深切感受到了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的坦荡胸襟。
诸葛亮的纳言与任才，都体现了他宽容的风范。
宽容，宽容，只有宽才能容，只有容能才见其宽。
大德容众，反过来，容众也是大德的表现。
四
富饶美丽的成都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府之国。
“赋贡所出，略侔三蜀”的汉中盆地，地形平坦，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雨量充沛，物产富饶，是益州北部的一颗明珠。
自先秦至蜀汉，益州地区历经数代，几易其主，然而土地依旧肥沃，江河依旧流淌，阳光雨露依旧滋润万物，山川大地依旧物产丰饶。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虽然如此，但良好的自然环境在治世良才手中会更大地发挥其效益。诸葛亮治蜀期间，益州地区经济的发展，说明他就是这样的治世良才。
同其他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一样，诸葛亮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
封建社会里主要的产生部门是农业，只有农业生产繁荣，农民安居乐业，社会生产向前发展，国家才会出现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同时，只有农业生产发展，封建经济基础巩固，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才能有力地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以及进行统一战争。因此，诸葛亮认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簿赋敛，无尽民财”。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安家”，他觉得理想的社会经济，应该是“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预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他反对那种“利与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的现象。
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诸葛亮在建立霸业的过程中，在霸业初步建成以后，一直重视农业生产。这在前面《五载经营》和《优势的天平倾向谁》两节中已有叙述，兹不再赘。
诸葛亮受遗诏辅佐刘禅以后，仍把农业生产放在重要位置。建兴二年（224）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建兴五年，在为后主所拟的伐魏诏书中，又提出“劝分务穑，以阜民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益州境内虽水利资源丰富，但在生产力水平不是很高的古代，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还是显得软弱无力。一遇天灾，人们的生活依然要受很大影响。有件事使诸葛亮终生难忘。那是他们入益州后不久，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地里粮食颗粒无收，为了节约粮食，刘备下令在民间禁止酿酒。当时禁酒命令非常严厉，发现有酿酒者都要处以刑罚。有一次，官吏在一家人的住宅里搜查出一套酿酒器具，有人认为，既有酿酒的器具，就有酿酒的可能，就应该和酿酒者一样治罪。刘备为了禁酒，居然同意了这种主张。老臣简雍不同意这样做，但一时又无好办法说服刘备。有一次，简雍与刘备外出，路见一男一女走在路上。简雍灵机一动，立刻有了主意。他对刘备说：“你看那个男子，他要行淫乱，怎么不把他绑起来？”刘备觉得奇怪，问：“你怎么知道？”简雍答道：“他具备行淫乱的条件，其性质与那个家中藏酿酒器具的罪犯一样啊！”刘备不禁笑起来，明白简雍在批评自己制裁藏酿酒酒器者不妥，便把那个人放了。诸葛亮却从这件事中得到了另一种启示，他觉得禁酒之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酒难禁，制裁有酿酒具者更是过分。而这知其难为而为之，甚至做出过分之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天旱缺粮。他深深体会到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
诸葛亮重视农业水利建设，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事是保护和利用都江堰。都江堰是我国古代着名的水利工程。它是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史书记载都江堰说：
县有桃关，汉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堰于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江入郫江，捡江以行舟。《益州记》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捡其左，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因山颓水，坐致竹木，以溉诸郡，又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作三石人于白沙邮，邮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腰，是以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俗谓之都安堰。
都安堰就是都江堰，从上述记载中，可见都江堰工程规模之大，效益之高。诸葛亮认为“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专设堰官对此堰进行管理。堰官统率一千二百名兵士驻守在那里，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另一件事是修筑九里堤。《成都志》记载：“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故老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扞水势。”《成都府志》记载：“九里堤在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诸葛武侯筑堤九里，以防冲啮。”
1980年夏，四川省三台县文化馆的同志在清理馆藏古代字画时，发现一张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令”碑拓片。从拓片看，碑高五十三厘米，宽三十八厘米。碑面受风雨侵蚀有些斑驳，但碑文仍清晰可见：
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扞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章武三年九月十五日。
这张碑文拓片，弥补了志书记载的不足，证实了诸葛亮曾主持修筑九里堤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诸葛亮修筑九里堤，不但有书可查，有碑可考，还有实物可证。据说，“现在经成都西北桥，出城行数里，还可望见一条东西横卧、长约二百米、高七八米的土埂，那就是古老的九里堤残存部分”。
书籍、碑刻、遗迹，三者互相印证，共同述说着诸葛亮当年兴修水利、防止水患的功绩。
为了使北伐顺利进行，也为了增加军粮收人，减轻国家负担，诸葛亮还在前线实行军事屯田，并任吕义、杨敏等人为督农，负责供继军粮。诸葛亮在世时，蜀国的军事屯田主要有以下几个地区。
汉中地区。汉中自然条件好，虽曾遭与曹操的争夺战争和曹操对汉中移民的破坏，但在诸葛亮的治理下，汉中的经济又恢复和发展起来。相对成都来说，汉中是蜀汉北伐的前线，相对诸葛亮北伐兵锋所至而言，汉中又是战略后方和根据地。汉中是蜀汉的一个郡，其农业生产不可能靠军事屯田支撑，普通百姓的农业生产应为汉中经济的主要部分。但除此而外，汉中地区也似有军屯。诸葛亮实行“十二更制”，每月替换下一部分兵士回汉中休整，并说他们的妻子“鹤望而计日”盼他们回来，可见兵士们的家属都住在汉中。清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说：“蜀置督农，供继军粮，屯汉中。他郡无考。”督农是负责汉中屯田的官员，吕义任汉中郡守，兼领督农，可见汉中有军事屯田，而军屯的农业生产很可能由休整士兵及其家属进行。
赤崖地区。赤崖在今陕西汉中市西北褒城镇北。赤崖是赵云屯田戍守的地方。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赵云、邓芝也率偏师从箕谷撤回。赵云带兵有方，虽未取胜，但在撤军时，“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全军而返。诸葛亮令赵云将其“军资余绢”分赐将士，表示奖励，赵云说：“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人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可见赤崖地区不仅有赵云的屯田，还有存放军粮物资的府库。街亭失败，赵云退军，为防曹兵进入赤崖，也为了保护赤崖府库的军粮物资，放火烧掉了赤崖以北的栈道，被破坏的栈道足有一百多里。赵云撤回赤崖后，继续在此屯田。赵云驻扎在赤崖，邓芝驻扎在赤崖口。诸葛亮在给他的哥哥诸葛瑾信中谈到这种情况时说：“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
黄沙地区。黄沙在今陕西勉县东北黄沙窑。《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载：建兴十年（232），“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水经注·沔水上》记载说：黄沙水“北出远山，山谷邃险，人迹罕交，溪日五丈溪，水侧有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
武功水流域。今陕西岐山县南渭水南岸有一条渭水支流，叫武功水。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率大军据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诸葛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谓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诸葛亮重视农业生产，命地方官吏重视农耕，不妨农时，保护水利设施，兴立屯田，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显着成效。
晋人袁准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袁准所生活的年代离诸葛亮并不很远，他的话应是可信的。
“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梗稻莫莫。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滮池而为陆泽。”这是左思《蜀都赋》中对成都农业生产繁荣的描写。左思也是晋人，他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蜀中景象，当与袁准有同样的可信度。
“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这丰收的景象，是汉中守将刘敏对汉中的描写。这不是文学描述，而是他主张拒魏军于汉中之外的理由，显然这种记述更具有真实性，否则是不能说服别人的。
“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百姓布野，余粮栖亩。”这是后主刘禅在降表中所说的话。这种对于蜀国农业生产繁荣的记载也是可信的，因为国都亡了，夸大、粉饰还有什么意义呢？
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不仅农业生产发展显着，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也令人瞩目。
盐是蜀汉的重要产品，制盐业是蜀汉的重要手工业行业。
蜀汉的盐多为井盐和池盐。左思《蜀都赋》说蜀汉“家有盐泉之井”。李善注说：“蜀都临邛县、江阳、汉安县皆有盐井。巴西充国县有盐井数十。”在巴郡朐忍县（治今四川云阳）出产的伞子盐更具特色。据《水经注·江水一》载，长江流经朐忍县博望滩，有汤溪水自北向南流入。汤溪水源出于朐忍县北六百里上庸界，南流经朐忍，“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之名日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王隐《晋书地道记》曰：入汤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盖蜀火井之伦，水火相得，乃佳矣。汤溪下与檀溪水合，上承巴渠水，巴渠南历檀井溪之檀井水，下人汤水，汤水又南人于江，名日汤口”。
东汉时，朝廷曾取消盐铁之禁，允许民间煮私盐，国家抽取盐税。刘备入蜀以后，重新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建安十九年（214），“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盐府即蜀汉政权管理盐铁业的机构，盐府校尉或称司盐校尉就是掌管盐府的最高长官。王连是蜀汉政权成绩突出的盐府长官。史载他任司盐校尉后，“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所以，当他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后，仍“领盐府如故”。在王连之后，诸葛亮又任岑述担任此职。
诸葛亮非常关心盐业生产，还到生产现场进行考察指导。清张澍编《诸葛亮集·故事》引《山川纪异》说：“诸葛盐井有十四。”为什么盐井要以诸葛命名？很可能就是诸葛亮亲自视察过的井。晋张华《博物志》记载了诸葛亮视察临邛火井的故事：“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所谓火井，即天然气井。左思《蜀都赋》描写火井说：“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李善注说：“蜀郡有火井，在临邛县西南。火井，盐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须臾许，隆隆如雷声，焰出通天，光辉十里。”深二三丈的井中有可燃气体，当然投以荧火会冒出烈焰。但井口纵广五尺，这样大的井口，会使井的气压迅速降低，从而使火势转弱，井里的天然气可能是时断时续的，所以当地人用它煮盐常感火力不足，要投以竹木助燃。刘宋刘敬叔《异苑》称：“诸葛亮一瞰而（井火）更盛。”这当是人们对诸葛亮重视盐业生产，并亲自视察的一种称颂和想象。其实，并不是诸葛亮一看就使火势转盛，而是诸葛亮视察后所采用的办法使火势盛热。这个办法在《博物志》中已经说明了，就是缩小井口，能把盆盖在井口上。这表明临邛火井经诸葛亮视察后，已经不是那个纵广五尺的井口了。诸葛亮改进火井以煮盐，说明了他对煮盐业的关注，也显示了他的聪明智慧。
封建时代的手工业，常常是盐铁并称。盐是人们的生活必须品，铁器是可以反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冶炼业，乃是手工业中重要的行业。益州地区的冶铁业自秦汉以来就闻名于世，在《天府沃野》一节，我们详述过西汉时卓氏和程郑在临邛冶铁成为巨富的事。刘备占领益州后，把对冶铁业的管理交给司盐校尉，并设置了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
在蜀汉益州地区，分布着许多冶铁场所，其中有一些与诸葛亮有关。
《四川通志》记载，铁溪河在成都县南十三里，流入白水河。昔武侯烹铁于此，因名。
《打箭炉厅志》记载，相传诸葛武侯渡泸而西，尝铸军器于鱼通之地。
《四川通志》记载，昔武侯南征，命郭达造箭于此（指鱼通），其炉犹存，故名打箭炉。
《元和郡县志》记载，陵州始建县东南有铁山，出铁。诸葛亮取为兵器，其铁刚利，堪充朝贡焉。
《周地图》记载，蒲亭县有铁山，诸葛武侯取为刀剑，宇文度封为铁山侯。
《嘉定府志》记载，铁山从仁寿来，横亘井、犍、荣、威间数百里，产铁。诸葛武侯取铸兵器。
《方舆纪要》记载，铁钻山在崇宁县西六里，武侯铸铁钻于此，以造军器。
上面所记益州各地冶铁场所，几乎全是铸造兵器的兵工厂。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诸葛亮受刘备遗诏辅政以后，为了实现先主遗愿和自己的政治理想，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南征北伐。蜀国的冶铁业，多为军事服务，为征战服务不足为奇。
但是，决不能认为诸葛亮是个穷兵黩武之人，蜀国的冶铁业也决不仅限于军事目的。
《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又载：先主章武二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三足；又铸一鼎，沉于永安水中，纪行军奇变；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曰“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口山，名曰“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
《鼎录》记载：龙见武阳之水九日，因铸一鼎，像龙形，沉水中。章武三年，又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
《书苑》记载：蜀先主曾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
以上各书所载，均为冶铁用于政治的事例。此外，还有冶铁用于民间生活的记载。《丹铅录》记载：
井研县有掘地者，得一釜，铁色光莹，将来造饭，少顷即熟，一乡皆异。有争之者，不得，白于县令，命取看，未至堂下，失手落地，分为二，中乃夹底，心悬一符，文不可辨，旁有八分书“诸葛行锅”四字。又麻城毛柱史凤韶为予言：近日平谷县耕民得一釜，以凉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饭，即熟，釜下有“诸葛行锅”四字。乡民以为中有宝物，乃碎之，其复层中有“水火”二字，即前物也。
《丹铅录》一书是明朝杨慎所作。杨慎学识渊博，平生着述二百余种，尤长于考证。他的考证着述取材丰富，新见迭出。但杨慎也有一个毛病，即务奇好胜，喜欢在考证中掺杂一些奇诞之事，以吸引读者。《丹铅录》中所说“诸葛行锅”并非无稽之谈。平研县即今四川平研县，与诸葛亮活动的地方相符。“诸葛行锅”为双层底锅，铁色光莹反映了当时冶铁技术之高，做饭少顷即熟，说明这锅设计得巧妙。这些都是可信的。但杨慎又加了一段放进凉水之后，锅忽自沸的神话，不免画蛇添足，又犯了务奇好胜的老毛病。但无论如何，杨慎《丹铅录》中对古代出土文物的记载，反映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的冶铁业的水平，是弥足珍贵的。
丝织业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引以骄傲的行业。左思《蜀都赋》说：“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成都城内，织房鳞次栉比，机杼声声相和。锦织成后，织工们把它们拿到蜀江中濯洗，洗濯过的锦，花纹艳丽，胜于初成。据说，只有用蜀江水濯成都的锦才能有此效果，别地方的水都不成。所以，蜀江又有锦江之称。
岂止江因锦而更名，甚至城也因锦而有别称。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晓看红湿处，花簇锦官城。”
锦官城，即成都的别名。锦官城，顾名思义，是因锦官所在而得名。锦官，是管理织锦业的机构。《华阳国志·蜀志》载：
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
《初学记》卷二七《锦第六》引《益州记》载：
锦城在益州南律桥东流江南岸，蜀时故锦宫（或为“官”之误）也。其处号锦里，城墉犹在。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锦官就设在成都城南夷里桥南岸道西。成都的锦官城之称即由此而来。
据着名史家缪钺先生考证，成都设置锦官始于蜀汉。
锦官的设置，说明蜀汉政权对织锦业的重视，它极大地促进了织锦业的发展。
三国时期蜀锦天下闻名。《初学记》卷二七《锦第六》引《丹阳记》说：“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孙吴江东地区尚没有织锦业，曹魏中原地区虽有织锦业，但远不能满足需要。“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魏、吴两国都向蜀汉购买大量蜀锦。
《后汉书·方术·左慈传》中记载的一个神话故事中，反映了曹操派专人到蜀国购买锦缎的事实。曹操以后，魏国仍大量从蜀汉买锦。《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记载了魏文帝的一道诏书，说：“前后每得蜀锦。”可见其多次购买蜀锦。
至于孙吴购买蜀锦，史书记载就更多了。《三国志·吴书·蒋钦传》记载，孙权曾来到蒋钦的家里，见蒋钦母亲用粗布的帐子，普通的绸被，“叹其在贵守约，即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同书《诸葛瑾传附诸葛融传》说：“融父兄质素，虽在军旅，身无采饰；而融锦罽文绣，独为奢绮。”我们知道，江东此时尚不能织锦，而孙权御府中所藏之锦以及臣僚们所用之锦，全都是来自蜀汉。
刘备入蜀前，益州的织锦业就很发达，所以蜀汉的织锦业在三国中具有先天优势。诸葛亮十分懂得利用这种优势，他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从“民贫国虚”这句话看，诸葛亮说这些话时很可能在夷陵之战前后。这期间，蜀汉对锦的利用也确实够充分的。夷陵之战前，刘备听说曹操去世，“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夷陵之战中，刘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夷陵之战后，诸葛亮派邓芝使吴，与之重结旧好。邓芝带去“马二百区，锦千端”。孙吴使者张温至蜀，回国时，后主刘禅赠张温“熟锦五端”。夷陵之战以后，诸葛亮受遗诏辅政，闭关息民，鼓励耕织，更没有放松对蜀锦的生产。蜀国亡时，府库里仍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除去与吴魏交易、赏赐、送礼及本国消费后，仍有如此巨额库存，可见蜀汉丝织品产量之大。
说到蜀国经济，不能不提到它的商业和货币。
左思《蜀都赋》有一段文字专门描写成都的商业：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堀诡，奇于八方，布有梓花，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
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成都大城之西有一座小城，商贸市场就在其中。可以说，这就是成都的商业城。在这个城中，万商汇集，市肆排列，货物堆积，万头攒动。商人把各地的物品带到此处，又把本地的物品带到他方。当然，左思所描写的情况不仅仅是指蜀汉时的成都。例如临邛竹杖传到大夏事，西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说：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着，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远矣。
由此可见，临邛竹杖早在西汉时就已传到南方很远的地方。又如蒟酱，《蜀都赋》李善注说：
使唐蒙讽晓南越，食蒙以药酱。蒙问所从来，答曰：“西北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故《汉书》曰：‘感蒟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也。’”
可见益州的蒟酱也在汉代传到今两广地区。
但是，《蜀都赋》所描述的繁荣景象主要属于蜀汉时期。只要看看蜀汉时期的货币情况，就可以想见当时的商业状况，因为货币与商业流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刘备进入益州后，国家财政一度出现危机。造成朝中府库空虚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刘备与刘璋之间展开近一年的争夺益州之战，战争使益州的经济受到破坏。另一个是刘备在未攻下成都时就已对众将士许愿：“攻下成都，府库百物我一点不要，全给你们。”许愿就得还愿。等到成都攻下后，众将士纷纷丢下于戈，跑到府库中竞取宝物。结果府库一抢而空，国家财政陷入困境。
见到刘备愁眉不展，刘巴给刘备出了个主意：“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刘巴这一招果然奏效，一方面，发行大面额的货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另一方面，却用超经济强制手段，平抑物价，不许物价上涨。我们知道，通货膨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物价上涨，而刘备集团却用一只经济之手增铸货币，又用另一只权力之手抑止物价。这种解决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矛盾的办法，恐怕只有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才能行得通。刘备集团用这种办法使国家财政迅速好转。
但是，决不能认为封建社会便不可以受经济规律制约。只要通货膨胀，就会使物价指数上升，这种上升虽然可用权力控制一时，但不能长久有效。长久有效的办法是发展生产，使物品数量也随着货币的增加而增加。刘备、诸葛亮等人不是杀鸡取卵式的目光短浅之人，尤其在诸葛亮心目中，发展生产具有重要位置。所以，对于一个重视发展生产的政权来说，通货膨胀的政策未必不能起到促进社会经济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刘巴的建议对蜀汉初期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
蜀汉的货币情况，清人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二四引洪遵《泉志》说：“蜀直百钱，建安十九年刘备铸，《旧谱》云：径七分，重四铢。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直百。又有传形五铢钱。顾烜曰：传形五铢，今所谓蜀钱，时有勒为直百者，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称量如一，三吴诸属县行之。”从这个记载中，我们知道蜀汉新铸大面值货币有三种：
一种是直百钱，即蜀汉初期刘巴建议铸造使用的那种。这种钱直径长七分，重四铢。
再一种是直百五铢钱，这种钱比直百钱大，直径长一寸一分，重八铢。
第三种是传形五铢。这是一种与自西汉以后一直流行的五铢钱有很大不同的蜀币。陶元珍《补三国食货志》引《钱录》说：“顾烜谱谓昭烈铸传形五铢，盖五字居左，铢字居右，仿传形半两为之。”通行汉代五铢钱，“五铢”两字从右往左念，而蜀汉的传形五铢钱，“五铢”两字是从左往右念。不但如此，五铢的“铢”字，是“金”旁：在右，“朱”字在左，极其特殊。这种特殊的币面，是因为当时“戎马倥偬之际，鼓铸或从省钱，但反其文以别为正书之五铢，而贾亦直百也”。
蜀汉这三种货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面值高，相对传统五铢钱，都是以一当百。这样，在同样多的铸铜中，货币值却增加了一百倍。第二，货币的质量很规范，径长七分者重四铢，径长一寸一分者重八铢，且大小称量如一。这种情况，说明国家冶铸专营的技术水平高，管理严格，而且蜀汉政权很重视货币的质量。
关于蜀币发行的数量，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1978年，四川威远黄荆沟发掘出大批窖藏蜀汉货币。据统计，共有一千七百零三枚，其中“直百五铢”有四百三十五枚，“传形五铢”四百枚，共八百三十五枚，占总量的一半。当时这种大面值的货币数量不少，同其他一半小面值的五铢钱混合使用，使货币流通灵活方便。一处窖藏如此多的钱币，表明蜀汉时期益州地区货币流通的普遍性。
从史籍中，我们没有发现蜀汉地区由于货币量的大量增加，一部分货币面值的增大，引起物价飞涨的记载。
如果蜀汉的物价是稳定的，那么，蜀汉货币量的增加，多种五铢钱的大量使用，应该被视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较为富裕，商业流通活跃、社会经济繁荣的一种标志。
五
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人人都从事各类政治斗争，因而人人都在政坛上据有一席。但他们并非人人都是政治家。从政之人，或有深刻的政治思想，或有进步的政治主张，或有成功的政治实践，方无愧于政治家的称号。上述三方面条件具备，方可称为杰出的政治家。
诸葛亮可称为古代杰出的政治家。
诸葛亮融通儒法政治思想之长，体现了其政治思想的深邃，这在《孜孜求治》一节中已经讲述。
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主张，实质上是对统一、强盛、兴旺国家的追求。他所要兴复的是“光武中兴”式的汉，而不是桓、灵、献帝式的政治昏暗、四分五裂之汉。这在《待时高歌〈梁父吟〉》一节中也曾谈到。
这里只说诸葛亮在政治实践上的成功。
着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在三国中是最有条理的一个。一个治国者，他所治理的国家与他同时期的其他政权相比，成绩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着，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政治实践上最成功的吗？
诸葛亮治理国家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条：
第一，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进步措施，“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这在前面已经讲述，此不再赘。
第二，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鞠躬尽瘁，笃志躬行，在所有封建政治家中，具有最崇高的品质和最完美的人格。这种品质和人格的魅力，对蜀汉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详述。
不见高山不显平地，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把三国的政治比较一下。
先看曹魏。
曹操也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但由于他在立太子问题上处理得不好，致使当时政局出现了一次动荡。对于立曹丕为太子还是曹植为太子，曹操一度态度暧昧，犹豫不定。结果，曹丕、曹植各树其党，展开了对继承权的明争暗斗。杨修、丁仪、丁廙是曹植一党。丁廙甚至直接找到曹操，说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由于丁廙等人的鼓吹，曹操狐疑，有好几次都差点立曹植为太子。
曹丕也不甘示弱，忙找自己的党羽吴质商量对策。吴质当时任朝歌（治今河南淇县）县长，按当时法令，与外臣交结要受到制裁。曹丕便让吴质躲在箱子里，用车拉进府中。不料被杨修知道，杨修便将此事报告给曹操。曹丕非常害怕，忙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不要紧，明天你仍用这只箱子装一箱绢拉进府来，杨修必定再报告。主上这次必当面验问，到时候箱内无人，杨修必吃欺上之罪。”曹丕照计行事，果然一切如吴质所说。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曹丕、曹植的太子之争多么激烈。
后来，曹丕取胜，登上太子之位。当他即帝位之后，立即诛杀了丁仪、丁廙及其全家，不久又指使人弹劾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将其贬爵为安乡侯。
曹丕继承了曹操之位，也继承了曹操的许多长处，如文才武略、政治经验及其手腕等，都颇有其父的风范。但作为一国君主，曹丕在政治上也暴露出严重的弱点。他游猎无度，大造台榭苑囿，行不急之务。最为严重的是，他喜欢奉迎，听不进直言，刚愎自用。侍中鲍勋常常劝诫他：“今之所急，唯在军、农，宽惠百姓。台榭苑囿，宜以为后。”从鲍勋的劝诫中，可见曹丕不是以军、农为先，不是对百姓宽惠为务，而是以个人享乐为先。
有一次，曹丕又要出去打猎，鲍勋拦住他的车驾，上疏说：“臣闻五帝三皇，无不明本以立教化，用孝道治理天下。陛下仁圣，心怀侧隐，若古代明君。臣愿您法前代圣王，立万世楷模。如今先王丧期未过，怎能迷于游猎之乐！臣冒死以闻，惟陛下察焉。”不料，曹丕竟将奏疏撕毁，田猎依旧。打猎中间休息时，曹丕又问身边的侍臣：“你们认为田猎之乐比听音乐怎样？”侍中刘晔马上顺着曹丕的心思说：“打猎比听音乐快乐。”鲍勋却不顺着曹丕，他说：“音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可使政治兴隆，天下太平，万邦安乐。所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更何况田猎还有暴露至尊于原野，伤害生育之天理，栉风沐雨不以时隙的害处呢！”鲍勋这番话已经使曹丕心里不痛快了，不料鲍勋又接着说道：“刘晔谄媚不忠，阿谀顺从陛下，就像春秋时梁丘据在遄台向齐侯献媚一样。请求治刘晔之罪以清皇朝。”
听了鲍勋一番话，曹丕的田猎之兴被扫个精光，他怒气冲天，回去后便将鲍勋从身边赶走，去做右中郎将。
鲍勋敢于直言而谏，实为社稷之才。尚书令陈群、仆射司马懿一起推举鲍勋为御史中丞，曹丕无奈，不得已而用之。御史中丞主管监察百官，鲍勋任御史中丞期间，“百僚严惮，罔不肃然”。但这样一个称职的官员，又一次因触犯龙颜而被罢免。黄初六年（225）秋，曹丕准备征吴，鲍勋谏道：
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今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中国虚耗，令黠虏玩威，臣窃以为不可。
鲍勋的劝谏是有道理的，但因词语不给曹丕情面，讲了曹丕南征差点在江中翻船身亡之事，又使曹丕恼羞成怒，将他降为治书执法。
鲍勋直言敢谏，却偏偏遇上刚愎自用，不喜欢听反面意见的曹丕，所以不仅直言碰壁，而且自身也因此而丧命。
曹丕从寿春回京时，曾驻军在陈留郡境内。郡太守孙邕谒见毕，退出后又出去拜见鲍勋。因当时刚刚立营，各营之间仅有一些界线标志，尚无完全隔开，所以孙邕便没走正道，斜穿着走了过去。军令史刘曜认为孙邕大不敬，要将其治罪。而鲍勋认为，营垒还没完全建好，孙邕之举不为过，便将此事压下了。后来，大军返回洛阳，刘曜因事犯了罪，鲍勋上奏，要求把他罢官遣送回家。刘曜心中愤恨，便秘密上表揭发鲍勋私下为孙邕开脱一事。这下曹丕可逮住了鲍勋的把柄，当即下诏说：“鲍勋指鹿为马，逮捕交付廷尉！”廷尉经过审理，最后决定判处鲍勋五年徒刑。而负责复议的廷尉三官给予驳回，说：“依照律令只能判处罚交金子二斤。”曹丕听后勃然大怒，说：“鲍勋罪不能活命！你们竟敢宽纵他！我要将三官以下廷尉人员逮捕，交付刺奸处治，将他们一起处死！”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代理廷尉高柔等人知道后，一齐上表，请求曹丕宽恕鲍勋，曹丕不许，最后还是将鲍勋杀害。
通过鲍勋的命运，可见曹丕的政治品格。在曹丕当政时期，政治空气沉闷，臣下绝少直言。有一次，曹丕迁徙冀州的十万户士家充实京畿。当时连年蝗灾，百姓大饥，群臣都认为徙军户之举不可行，而曹丕却坚持要迁徙。侍中辛毗与朝臣求见曹丕。曹丕知道他们欲劝谏，“作色以见之”，群臣见状，“皆莫敢言”。这样，曹丕怎能像诸葛亮那样集思广益呢？
后来的魏明帝曹叡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增崇宫殿，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凰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
宫殿修好，曹叡又金屋藏娇，“广采众女，充盈后宫”。史载曹叡“起太极诸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焉，秩石拟百官之数。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
大兴土木，广采美女之外，曹叡还广占良田。他在洛阳周围圈了大批土地作为鹿苑，不许任何人猎取。鹿苑的面积有多大？据《三国志·魏书·高柔传》记载，宜阳典农刘龟因射兔犯了猎禁被治罪，荥阳周围的农田被麇鹿践踏而农民不敢禁止。宜阳在洛阳西南，荥阳在洛阳东，可见以洛阳为中心，东至荥阳，西到宜阳，都是皇家鹿苑。据高柔估计，皇家鹿苑禁地“广轮且千余里”，里面有虎约六百只，狼约五百只，狐狸约一万只。仅被虎、狼、狐吃掉的鹿，每年就约十二万头。可见皇家鹿苑面积之广。曹魏的禁猎法令极严，“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如此大面积的鹿苑禁地，如此严厉的禁令，给附近的百姓带来了极大危害。高柔指出：“中间以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
曹叡的一系列弊政，使当时出现了“民稀耕少，浮食者多”，“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的现象。
曹操、曹丕、曹叡三世，是曹魏政权政治上上升的时期，但由于他们治理上的缺陷和不足，国家出现的问题也不少。
曹操末年，建安二十二年（217），“疫疠大起，时人雕伤”，第二年，曹操自己也承认：“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就在这一年，南阳郡山民由于“苦徭役”而举行起义，“吏民共反”。
曹丕在位时期，因农民造反屡起，黄初五年（224），“初命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当时“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曹叡时，青龙年间（233-237），大修宫殿，“赐与无度，帑藏空竭”，“百姓失农时”，“民不堪役”。由于“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曹椒再次重申“谋反”罪在不赦。可见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我们再看看孙吴。
孙权是三国时期有作为的君主。他十八岁时便继承了父兄统一江东的事业，团结了一大批从北方南下的文武功臣和江东的人才，对外联刘抗曹，对内经营江东，开发南方，使孙吴政治、经济、军事都有很大发展，成为与魏、蜀鼎立的三国之一。
孙权四十八岁时称帝，七十一岁病殁，这段时间可视为其统治的后期。
孙权中后期逐渐骄矜，政治上专断横暴。他对于臣下的劝谏，往往置若罔闻，对于那些敢于犯颜之谏的人，也常常加以排斥。陈郡人郑泉，被孙权任为郎中，他常常当着众人对孙权进行劝谏，孙权问他：“你喜欢当众面谏，有时竟不顾君臣之礼，难道就不怕触怒我吗？”郑泉回答：“我听说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现在朝廷上下都无所忌讳，这实在是因为您的宽宏大量，所以我不怕触犯您。”在一次宴会上，孙权故意吓唬郑泉，借口冒犯了他，命令左右将郑泉推出，交给有关部门迅速治罪。当他看到郑泉被推出时还连连回头，就哈哈大笑说：“你说不怕触怒我，为什么此时还连连回头看我呢？”从孙权的得意形态中，可见他是喜欢臣下怕他的。孙吴老臣虞翻，对孙权多次谏争，使得孙权很不高兴。有一次宴饮，孙权与张昭说起神仙之事。虞翻因喝醉了酒，指着张昭说：“他们都是死人，却谈神仙之事，世间怎么会有神仙呢！”孙权本来就不喜欢虞翻，对他积怒非一，便借着这件事，将他流放到交州。虞翻最后死在那里。
普通人塞听拒谏，受损失的只是他自己。一个执政者如果不能集思广益，就会使臣下的一些很好的建议不能被实施，而他自己的错误决策不能得到纠正。孙权的刚愎自用便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黄龙二年（230），孙权派军去征夷州（今台湾）和珠崖（今广东琼山东南）。陆逊上疏劝说道：“现在天下未统一，正是需要民力以实现大业的时候。而远征夷州和珠崖，只能损伤民力，得不到什么好处。如今战争不止，干戈不息，百姓陷入贫寒之境。我认为应该养育士民，宽其租赋，这样才可使众和民勇，统一天下。”但孙权却听不进去，仍派甲士万人征夷州，结果是“得不补失”。
嘉禾元年（232）十月，割据辽东的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向孙权称臣。孙权得意忘形，第二年三月，宿舒、孙综返回时，孙权要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携带金银珍宝越海册封公孙渊。老臣张昭极力反对，举朝大臣也都劝谏，说公孙渊反复无常，不可相信，只需派少数人护送宿舒、孙综回去就行了。孙权不听，果然，公孙渊将张弥、许晏等人杀害，随行者只剩六十多人借道高丽从海上逃回。对此，裴松之评论说：“愎谏违众”，“非惟暗塞，实为无道”。
由于孙权不惜民力，在他统治的后期，孙吴百姓赋役繁重，生活日益恶化。孙权的儿子孙登临死时上疏就指出：“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弊，奸乱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他希望孙权能够“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就连孙权自己也承认：“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这种情况势必激起百姓起来反抗。嘉禾三年，庐陵民李桓、罗厉等人起义。嘉禾五年，鄱阳民彭旦起兵反抗。嘉禾六年，鄱阳民不堪政府兵役，在吴遽领导下起义，豫章、庐陵二郡百姓纷纷响应。这说明，孙权晚年孙吴国内阶级矛盾在日益激化。
孙权晚年，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
孙权有七个儿子，长子孙登被立为太子。但孙登没有即帝位就死了，他的弟弟孙虑也早在嘉禾元年死去，孙权只得立第三子孙和为太子。孙权虽立孙和，却又十分宠爱第四子孙霸，封他为鲁王。孙霸恃宠与孙和对立，谋夺太子之位，朝中大臣也因此分成两派。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人支持太子孙和，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以及全寄、杨竺等党附鲁王孙霸。孙和的生母王夫人与全公主有矛盾，一次孙权有病，派太子孙和往庙中求神医病。孙和妃的叔父张休家离庙不远，因此，孙和顺便到张休家去看望了一下。不料全公主早已派人在孙和后面暗地监视，当她知道孙和去了张休家，急忙跑到孙权面前，说太子未去庙中求神，而是去了妃子家。她还告诉孙权，不但太子不关心皇上的龙体，就连他妈妈王夫人听说皇上有病，也不但不忧，反而高兴。孙权闻此大怒，渐渐地产生了废太子之意。
孙和日益失宠，鲁王孙霸乘机加紧了争夺太子之位的活动。孙霸的党羽杨竺见孙权，盛赞孙霸有文武才干，应该立为太子，于是孙权答应改立孙霸为太子。不料床下有耳，二人的谈话恰巧被一个伏在床下的侍者全部听到，并把一切告诉了太子孙和。孙和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正好陆逊的族侄陆胤要去武昌，来向孙和辞行。孙和没在家里召见他，而是换上便服悄悄来到陆胤车中。在车中，孙和把这个消息告诉陆胤，请他帮忙转告陆逊。正在武昌的陆逊闻听此讯，立即连上了三四道奏折，说：“太子是正统，应有盘石之固，不能轻易变动。鲁王是藩臣，与太子应有差别，只有这样，上下才能相安无事。”并要求回京面见孙权。孙权见秘密已经公开，干脆下令废掉了太子孙和，并流放了孙和的亲信顾谭、顾承、姚信，诛杀了太子师傅吾粲，陆逊也忧愤致死。不久，由于谮毁的真相大白，孙霸也被赐死，其党羽全寄、吴安、孙奇等人全被诛杀。
孙霸、孙和的太子之争以双方的毁灭而告结束，但它给孙吴的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朝中的派别并未消弥，一些大臣因这个事件被牵连进去，使吴国的政治力量受到削弱。由于太子被废，鲁王赐死，孙权不得不选少子孙亮为继承人。孙亮即位时，年仅十岁。孙权临死时，见孙亮年幼，便召集大将军诸葛恪、中书令孙弘、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等“属以后事”。但孙弘一向与诸葛恪不和，孙权刚死，孙弘就想矫诏杀死诸葛恪。诸葛恪联合孙峻，先下手除掉孙弘，掌握了朝中大权。以后，孙峻又利用诸葛恪伐魏兵败之机将他杀死，自己辅政。孙峻辅政，孙吴政治更加腐败，史载孙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又奸乱宫人，与公主鲁班私通”。孙峻死后，其族弟孙琳接替了他。孙琳“负贵倨傲，多行无礼”，不久便废掉孙亮，另立孙休。孙琳重权在握，“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皇帝孙休自然不能忍受，永安元年（258）年底，利用腊会之机将孙琳杀死。
从孙权统治后期起直至吴亡，孙吴的政治一步步走向腐朽没落，始终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赤乌三年（240）四月，孙权“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这显然是吴国后期阶级矛盾激化的反映。
与魏、吴两国相比，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最高统治者不像曹丕、孙权那样刚愎拒谏，一意孤行；不像曹叡那样大兴土木，挥霍无度；不像魏吴两国那样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相反，却是政治稳定，能者尽职，吏风清廉，社会安宁。
蜀汉君臣之间无猜忌。
君臣无猜是蜀汉的政治传统。早在刘备时，就对诸葛亮绝对信任，白帝托孤成为君臣信任的千古美谈。刘备死后，诸葛亮受遗诏辅政，集政权、军权于一身，“事无巨细，亮皆专之”。功高震主，权重招祸，这几乎是封建政坛上普遍的现象。而蜀汉却显得有些特殊，后主刘禅对诸葛亮非但不猜忌，反而对诸葛亮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诸葛亮逝世后，后主刘禅很伤心，李邈上疏说：“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李邈举了两个历史上的例子，说诸葛亮死了比活着好。一个是西汉宣帝诛杀霍禹之事。李邈认为，霍禹未必想造反，而宣帝也不是喜欢杀人，霍禹被杀，实在是他权力太大的缘故。另一个是春秋时申无宇的一句话：“五大不在边。”所谓五大，指五种权力很大的人，这种人长期在外统兵，就会威胁朝廷。李邈认为，诸葛亮也属于“五大”那种人。刘禅听了非常生气，便把李邈杀掉了。
刘禅不猜忌诸葛亮，固然出于对诸葛亮的信任，但这种信任的建立，也是诸葛亮对蜀汉政权忠贞不二的结果。
诸葛亮不但用自己的忠诚取得了刘禅的信任，他所举荐的人同样没有受到刘禅的猜忌。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行时向刘禅上了一封语重心长、情理并重的奏表，这就是着名的《前出师表》。在表中，他告诫刘禅要自尊自律，要使忠谏言路畅通，要刑赏平明，要亲贤臣，远小人。诸葛亮在表中还举荐了“志虑忠纯”的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让他们主管宫中之事。又举荐了“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将军向宠，统领营中之事。后主刘禅听了没有呢？史籍记载，刘禅在位时，想采择美女以充后宫，董允知道后，认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如今嫔妃人数已经够了，不宜再增加，始终不同意。这说明刘禅的言路并未堵塞。刘禅逐渐长大，宠爱宦官黄皓。而黄皓也善于逢迎献媚，会花言巧语，也使尽全身解数想取悦于刘禅。董允知道后，常常上匡后主，下斥黄皓。在董允监督下，黄皓畏惧，“不敢为非”。董允在世时，黄皓的官位最高也不过黄门丞。这说明刘禅才虽平庸，而却非昏暗之主，他是“近贤臣，远小人”的。
应当指出，有人认为蜀汉诸葛亮死后，后主即任用黄皓专权政治腐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之副，延熙九年（246）先卒。继由“号为清能”的吕义代董允为尚书令，直到延熙十四年（251）吕义卒后，陈祗以侍中守尚书令，才逐渐与黄皓互为表里，以专国政。但黄皓真正独专国政，是在蜀国接近灭亡之时，即在景耀元年（258）陈祗卒后，这在《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讲得很清楚。
诸葛亮北伐，进驻汉中整八年，在这期间，朝中之事始终由蒋琬、董允、郭攸之等人负责，诸葛亮则专心北伐，无后顾之忧。这说明蜀汉君臣之间彼此信任，没有猜忌。
不但蜀汉君臣之间无猜，臣与臣之间的互敬互信也蔚然成风。比如蒋琬任益州刺史，他发现费祎比自己能干，坚决要求把益州刺史之职让给费祎。结果费棉任益州刺史，“当国功名，略与琬比”。费祎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在任尚书令时，“军国多事，公务繁猥”，而他“每省读书记，举日暂观，已究其意旨，其速数倍于人，终亦不忘”。他常在吃早饭时处理政事，在此期间，他是又接待宾客，又饮食嬉戏，又与人棋枰博弈，又把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后来董允代费祎任尚书令，也想学着费祎的样子，不料没过几天，就耽误了很多事。董允感叹地说：“人才力相悬若此甚远，此非吾之所及也。听事终日，犹有不暇尔。”董允此言，对费祎之才充满钦佩之情，绝无忌贤妒能小人之心。
诸葛亮作为辅政大臣，对下属从无狐疑猜测，而是充满了信任，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姜维。
姜维字伯约，是天水冀县（治今甘肃甘谷东）人。姜维本是魏国中郎官，参天水郡军事。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军向祁山，姜维归附蜀国。一般人是不敢轻易信任敌方降将的，但姜维很快就得到了诸葛亮的信任。诸葛亮退回汉中，姜维丢下老母妻小，只身随蜀军退入汉中。后来，姜维接到母信，“令求当归”。姜维说：“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就凭这两点，诸葛亮认为姜维是值得信赖的。他对姜维的评价是：“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即李邵）、季常（即马良）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他又给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写信说：“让姜维先在汉中训练中军虎步兵。姜维敏于军事，深通兵法，又有胆量义气。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训练完毕，即遣其入宫，觐见主上。”从此以后，姜维的地位不断提高，成为蜀汉后期的栋梁。
诸葛亮的第一位继承人蒋琬，深受诸葛亮虚心纳言、开明待下风范的影响。有一次，他与杨戏论政事，戏“时不应答”。有人向琬说：“你与杨戏论事，他居然不理，太不尊重你了。”蒋琬不仅不生气，反而回答说：“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督农杨敏说蒋琬“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监察官请治杨敏罪。蒋琬制止说：“吾确实不如前人，不能治杨敏罪。”监察官同意不治罪，但要追问“愦愦之状”为何？琬又阻止说：“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来杨敏犯重罪入狱，众人以为必死，而琬却公正处理，免其重罪。这种处事公允、上下无猜的事例，在蜀汉臣僚中还可举出许多。
我们说，蜀汉政权人与人之间互敬互信，不像魏、吴中后期那样争权夺利，并不是说蜀汉政权内没有争权夺利之人。李严就是一个安身求名、追逐荣利之人，但他不忧国事、只谋私利的卑劣行径很吃不开，与诸葛亮一起上表要求罢免李严的有刘琰、魏延、袁琳、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祎、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雍、胡济、阎晏、爨习、杜义、杜淇、盛勃、樊岐二十二人，可见多数人都不赞成李严的行为。魏延也是一个在关键时刻闹个人意气的人。诸葛亮逝世后，蜀军从渭南撤回汉中，杨仪为诸葛亮长史，本负责“军戎节度”之事，便指挥军队撤回。魏延平时就看不起杨仪，听到这个消息，竞说出“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的话来。他违抗诸葛亮去世前的安排，带兵先据南谷口，准备截杀杨仪。但魏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一下子都离他而去，可见魏延的行为也是不得人心的。杨仪也是一个争权夺利之人。他任尚书时，蒋琬只是个尚书郎。后来他们虽然都做了丞相参军、长史，但杨仪每次随从诸葛亮出征，都承担了辛苦繁重的任务。诸葛亮逝世后，推荐蒋琬任尚书令、益州刺史。杨仪被任为中军师，手下无兵马，只是个闲职。杨仪觉得自己资历比蒋琬深，才干比蒋琬高，很不服气，“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杨仪这么一来，众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大家都不理他，杨仪一下子就成了孤家寡人。当时只有费祎前去探望安慰他，但揭发杨仪不轨之言的也是费祎，可见费祎也和他不是一条心。李严、魏延、杨仪等人在蜀汉臣僚中算是有文武才干的，但他们争权夺利，最终众叛亲离，非常孤立，不是从另一方面说明蜀汉官员整体上公忠体国的风气吗？
蜀汉官员多恪尽职守之人。
诸葛亮的继承人蒋琬、费祎二人，在治理国家方面颇有诸葛亮尽职尽责的遗风。陈寿说：“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蒋、费为相，克遵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缉之实。”可见他们在“保国治民，敬守社稷”方面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的。
吕义任多处地方官，无不尽职尽责。任新都、绵竹令时，“乃心隐恤，百姓称之，为一州诸城之首”。任巴西太守时，诸葛亮因连年出兵，各郡被征调新兵时，大多不能及时向前线供应，而吕义能“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任蜀郡太守时，正值诸葛亮去世，蜀郡因是国都所在，户口众多，许多逃亡的士兵冒名顶替，在户口上搞了许多花样，以逃避政府的监管。吕义到任后，“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后来，吕义入朝任尚书，又代董允为尚书令，在此期间，“众事无留，门无停宾”。
其他人为官尽职的记载也屡屡见诸史书。王离为督军从事、犍为太守时，“推法平当，治有美绩”。何祗任汶山太守时，“民、夷服信”。邓芝任广汉太守时，“清严有治绩”，为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张翼任床降都督、绥南中郎将，因持法严刻，当地的少数民族不喜欢他，致使刘胄造反作乱。张翼领兵讨伐，还没将刘胄击败，就接到要他回成都的诏令。下属们认为他应该马上赶回成都接受处分，而张翼却说：“不然。我是因：勾辖区动荡，朝廷认为我不称职而被召回的。但现在接替我的人还没到，我应当抓紧运送储备军粮，为新任都督平乱准备条件，怎能因被削职而荒废公务？”他继续指挥毫不懈怠，直到接替他的马忠到后才离任。马忠凭借他所准备的条件终于平定了刘胄之乱。应该说，张翼是个不很称职但很尽职的官员。
蜀汉吏风清廉。
蜀汉的清廉吏风最为突出，而且也同样是具有传统性的。刘备入蜀以后，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曾铸新币，甚至把帐幔上的铜钩都拿来铸钱。有人认为这是刘备日暮途穷、铸造劣币的信号，其实这正是刘备清廉的表现。蜀国的货币重量虽轻但质量不差。蜀汉建国之初，需要大批的铜铸钱以解决财政困难，更需要大批的铜铸造兵器，以满足战争需要。刘备用帐钩铜铸钱之事见于南朝齐崔祖思的奏章：
汉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身衣弋绨，以韦带剑，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人十家之产，不为露台。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魏武遣女，皂帐，婢十人，东阿妇以绣衣赐死，王景兴以淅米见诮。宋武节俭过人，张妃房唯碧绡蚊帱，三齐茌席，五盏盘桃花米饭。殷仲文劝令畜伎，答云：“我不解声。”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历观帝王，未尝不以约素兴，侈丽亡也。
崔祖思在这里列举了汉文帝、刘备、曹操、宋武帝等人的节俭事迹来说明俭兴奢败的道理。刘备以帐钩铜铸钱，被后人看作是生活节俭的表现。
如果说刘备的生活俭节是迫于建国初财政窘迫的压力，那么诸葛亮则对节俭清廉有着更自觉的认识。诸葛亮深知，他所治理的蜀汉在三国中是最小最弱的。以最小最弱的蜀国，抗衡最大最强的魏国，他的国家，他的臣僚，他的百姓要承担多么大的压力！为了不被压跨，他的国家要自强！要经济上自强！要政治上自强！要军事上自强！
经济上自强，是靠一系列积极措施发展生产。
政治上自强，是靠一系列开明措施凝聚臣民。
军事上自强，要以经济、政治自强为坚实基础。
诸葛亮认为：“今篡贼未灭，社稷多难，国事惟和，可以克捷。”
不猜忌，不倾轧，互敬互信，可使统治集团内部和睦，上下一心，产生无穷的力量。吏风清廉，以示与百姓同甘共苦，可使整个国家和谐，政权运转效力高。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诸葛亮以身作则，努力使蜀国的吏治清廉。在诸葛亮的示范和推动下，蜀汉的官吏清廉者居多。
董和，生活简朴。刘备入蜀后，董和任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具有如此地位，他“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内干机衡，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担石之财”。诸葛亮曾两次与群下教令，表示对董和的追思。
张嶷，在蜀汉任州从事、都尉时，曾经得病，而且越来越重。但他“家素贫匮”，没钱医病。他听说广汉太守何祗为人通达厚道，便让人抬着到了何祗处，求他助自己治病。张嶷与何祗并不熟识，但何祗并未因此将他拒之门外，而是“倾财医疗，数年除愈”。一个州从事、都尉有病竟无钱自医，要靠别人帮助，可见其清苦至极。
诸葛亮亲自选拔的接班人费祎，在诸葛亮逝世后，官做到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蒋琬卒后，他实际上掌握蜀汉军政大权。费祎虽官位显赫，却“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颇有诸葛亮的风范。
姜维在生活上也很廉洁。蜀国的郤正曾这样评价他：“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鳗，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
邓芝任将军二十多年，“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尚书令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吕义“历职内外，治身俭约”。这些文献记载，实录了蜀汉政权中一个个清廉官吏的形象。
在诸葛亮死后不久即建兴十五年（237），蜀郡江原县长朱游“被上官诬劾以逋没官谷，当论重罪”。县主簿功曹常播“诣狱讼争，身受数千杖，肥肤刻烂，毒痛惨至，更历三狱，幽闭二年有余”。这次贪污案件终因不实平反，但却反映了蜀汉反贪刑罚的严峻。它从另一面证明蜀汉的廉政建设，在诸葛亮等人的倡导下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诸葛亮二十七年的执政实践，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广开言路、恪尽职守、严明法纪、忠顺勤劳，尤其是廉洁奉公等政治品质方面，给予他的第二代继承人蒋琬、董允，第三代继承人费祎、姜维等人以深深的影响。在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中，就选拔培养德才兼备的继承人来说，诸葛亮所收到的实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人民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最具权威性。诸葛亮死后“百姓苍祭，戎夷野祀”。甚至在五百余年后的唐代，“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这是无词的颂歌，无言的褒奖。诸葛亮受到蜀汉人民如此追思、怀念，难道不是蜀汉官吏廉洁、政治清明的显证吗？！
我们比较了三国时期魏、吴、蜀的社会政治概况，指出了蜀汉的治理比起魏、吴要好得多。从整体上说，蜀汉政权比较廉洁，官吏贪污腐化现象要少一些，因而蜀汉政治要清明一些。
但我们不是说，蜀汉是百姓的天堂。蜀汉在三国中地域最小，人口也最少，因而人力物力受到限制，经过连年的战争，尽管诸葛亮等人注意节约民力，但战争所带来的兵役、运役、赋税负担，仍然是很沉重的。
但蜀汉的百姓却表现出了惊人的承受力和忍耐力。刘备建安十九年（214）进占益州，从建安二十年到蜀汉亡共四十九年，其间魏国爆发了十二次农民起义，吴国二十三次，而蜀汉仅发生了二次。各国在同时期内农民起义的多少，直接反映了该国阶级矛盾的激烈或缓和，而这又取决于该国政治的清明或腐败以及农民受压迫剥削的程度，这是历代封建统治的无数事例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孔二产有句名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说蜀国百姓的生活比魏、吴要好很多，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说蜀国百姓忍耐力和承受力优于魏、吴，恐怕也是不科学的。
惟一可以说服人的解释是，蜀国的政治清明，诸葛亮及其后继者以身作则，官吏们（当然不是全部）廉洁自好，对减轻农民的负担有利，从而使国内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
政通才能人和。人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人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诸葛亮治蜀的实践就是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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