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地区，古称南中，被认为是“夷、越之地”。

    夷、越是古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称呼。细分起来，云、贵及川南的少数民族为“南夷”，四川西部的称“西夷”。就族属而言，“西南夷”主要包括两大系统：一是“夷”，即氐羌系，属藏缅语族；一是“越”，即百越系（包括濮或僚），属壮侗语族。

    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各有自己生活的地域，各有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从上述记载可知，南中地区夜郎、滇、邛都等地方的少数民族，以农耕为主，处于同师以东、楪榆以南的越寓、昆明等地的少数民族以畜牧业为主。

    关于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起源，有许多美丽的传说。

    夜郎国的传说，说夜郎国无君长，有一个女子在遁水边上洗衣服，见一根有三个竹节的大竹从上流漂下来，瞬间漂到浣衣女脚下。河间漂竹，习空见惯，浣衣女并未理会。突然，竹子里传出婴孩的哭声，立刻引起浣衣女的注意，她把竹子捞上来，剖开一看，里面有个男孩。她把孩子抱回家抚养起来，后来，孩子长大了，有武略才干，遂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又号为竹王。竹王捐破竹于野，野地便成竹林。竹王曾带人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想喝羹汤，命下人做，下人说无水，竹王以剑击石，即有水从石上淌出。

    再比如哀牢人，据说起初也没有君长。有一个名叫沙壹的女子，在哀牢山居住。有一次她在水中捕鱼，忽然被水中的沉木撞了一下，从此便怀孕。十个月之后，生下十个男孩。有一天，沙壹带十个孩子在水边玩耍，忽然从水中钻出一条龙，对沙壹说：“我乃昔日撞汝之沉木。你给我生的儿子，现在他们在哪儿？”孩子们见状，全都吓跑了，只有小儿子没跑，他背龙而坐，龙爬上岸来，爱抚地舐其后背。沙壹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便把这个孩子叫九隆。十个孩子长大以后，诸弟兄都认为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他为王。哀牢山下有一夫一妇，正好生十个女儿，九隆兄弟便分别娶她们为妻。九隆死，其子孙代代相传，“往往邑居，散在溪谷”。

    传说不是历史，神话亦非事实，但上述传说中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夜郎、哀牢的第一个首领，都是男性，极有权威，而他们却都有其母而不知其父。这反映了当时夜郎、哀牢等地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情形。

    由于地处偏远，道路险恶，先秦时期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很少同汉族交往，因此中原先进的汉族文化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楚顷襄王的时候，曾派将军庄从沅水溯流而上，从且兰（治今贵州黄平西南）出，伐夜郎。而当他们夺得夜郎之地后，秦国打败楚国，夺取楚国黔中之地。庄等人归路被断，只得进兵至滇池一带，见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便“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庄所率楚人，其文化要比南中地区先进，但他们远离自己的文化土壤，脱离了与故土的联系，只好人乡随俗，将自己夷越化了。征服者反而被征服了。

    南中与内地中央王朝建立联系，是在秦以后。

    秦统一六国，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王朝，这个中央王朝，不断地向周边拓展。约在秦始皇统一后不久，就开辟了通往南中的“五尺道”。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五尺道在郎州。唐代郎州即今云南曲靖，一条蜿蜒在山重水复险恶之境的五尺宽的小道，却把南中与秦王朝连在一起。

    西汉初年，朝廷曾“弃此国而关蜀故徼”。什么意思呢？就是放弃与南中的联系，关闭通往南中的关隘。但是，民间的往来是关不住的，西汉王朝统治下的巴蜀之民，偷偷地溜出关隘，与南中作买卖，“取其莋马、焚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王恢奉命率军进击东越，王恢又派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到南越后，南越王用枸酱招待他。唐蒙感到非常奇怪，便问此酱从哪里来的。南越人告诉他，是从牂柯江运到番禺（治今广东广州）的。唐蒙回到首都长安后，又问巴蜀商人，南中怎么会有枸酱？商人说：“枸酱是蜀地特产。蜀人多将其偷运到夜郎出卖，夜郎紧挨着牂柯江，牂柯江宽百余步，足以行船，是联系南中与南越的交通纽带。”唐蒙听后，立即给汉武帝上了一封奏书，建议开通与夜郎国的联系，以利于控制南越。汉武帝认为唐蒙说得有道理，便任命他为郎中将，领千人，带着许多东西，从巴蜀重走五尺道进入南中，来到夜郎。唐蒙此次出使夜郎成效甚大，与夜郎侯多同达成协议，在夜郎国设置官吏。不但夜郎，夜郎周边的小邑因为接受了汉朝的缯帛，也愿意听从唐蒙的话。唐蒙出使南中有功，被任命为犍为郡守。

    唐蒙来到犍为，意欲修通西南夷道，征发巴、蜀、广汉三地数万人，用了两年时间也没修成，反而造成修路士卒多死亡，“费以巨万计”。当时，汉武帝正全力对付匈奴，很多人又都说西南夷道不该修，所以，汉武帝下令放弃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不久，邛都、定笮等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听说南夷与汉朝通好得实惠很多，也表示愿意像南夷一样做汉朝的内臣。汉武帝征求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说：“邛都、定笮西夷离蜀郡很近，道亦易通，秦时曾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天如果再与之通，在那里置郡县，其利大于与南夷通。”汉武帝以为有理，便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西夷。于是，司马相如便“略定西夷，邛、笮、井、駹、斯榆等地首领皆请为内臣”。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也与西汉交往了。

    汉武帝为了控制南中，先后在这个地方建了三个郡；元鼎六年（前111）开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牂柯郡（治今贵州黄平西南，元封二年（前109）开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北）。在开此三郡之前，汉朝与南中互相交往很少，特别是滇、夜郎等国，竟不知道汉朝有多大，以至于他们的首领见到汉朝使者便问：“汉朝与我们相比哪个大？”从而留下“夜郎自大”的千古笑谈。自从设立南中三郡之后，南中与中原汉朝的联系日益密切了。

    随着南中地区与中原汉朝联系的密切，汉王朝对南中地区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也愈益深重，双方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益州郡的廉头、姑缯民反，牂柯二十四邑三万余人也起兵反汉。这两地起事的百姓遭到西汉朝廷的残酷镇压，这是南中地区与中央朝廷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

    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姑缯、叶榆等地又反，朝廷派衡水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结果吕辟胡大败，士卒死者达四千余人。第二年，朝廷又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再征南中，攻破益州郡，“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户十余万”。这是西汉历史上与南中发生较大的一次武装冲突。

    东汉时，南中地区与中央朝廷的关系不但继续保持，而且还有发展 柯、益州、越寓三郡仍臣服于东汉中央政府的统治，此外，云南西部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要求内附。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居住在今天云南保山县一带的哀牢人和鹿芗人发生了战争。鹿茤是已经降附于东汉朝廷的少数民族，哀牢王贤栗遣兵乘竹筏对其进行袭击，擒获了不少鹿芗人，获得了许多战利品。不料返回途中，天气突变，震雷轰鸣，疾雨倾盆，南风骤起，江浪奔腾。哀牢人的竹筏被刮散，兵众溺死数千人。后来，贤栗又派手下六王率万人攻鹿茤，鹿茤王率众反击，杀死哀牢六王。哀牢夷帅将六王尸首掩埋，不料夜里六王的尸首就被老虎刨出吃掉。贤栗大惊，对他手下的耆老们说：“我们自古以来就同周边别族打仗，唯有今天与鹿茤人打仗受到上天的惩罚。中原朝廷恐怕出现圣主了吧？要不然上天为什么如此佑护他们呢？”于是在建武二十七年，“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

    这是《后汉书》中记载的一件事。这件事像个故事，且具有神话附会，但它反映了南中少数民族依附中央朝廷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即一些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依附，是受了率先依附于中央朝廷的少数民族影响的结果。哀牢王贤栗不可能经过两次与鹿茤人的战争就决定依附东汉王朝，而是在与鹿茤人交往碰撞中体会到了依附东汉王朝的益处才决定这样做的。

    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干七百一十一”。汉明帝在此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永昌郡治不韦县（治今云南保山东北），这标志着整个南中地区全部成为东汉王朝的行政区域。

    南中与中央王朝联系的加强，自然使它得到很大的好处。

    西汉末年，广汉人文齐任益州郡太守。他在任上“造起陂池，开通溉灌”，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益州郡。东汉桓帝时，牂柯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

    然而，南中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在两汉时是非常缓慢的，即使是这样的进步，也使南中地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自从秦汉以来，南中的社会阶级关系日益复杂化了。南中地区的阶级阶层，大致可分为四个：

    第一个是封建政府派往南中的各级政府官员。

    第二个是在南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汉人大姓。

    第三个是南中各少数民族首领。

    第四个是南中各少数民族百姓。

    封建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是对南中地区进行政治统治及经济攫取的工具，如果派去的官吏在政治上实行比较开明的统治，在经济上实行较轻的剥夺，那么，南中地区就会呈现安定局面。

    这样的局面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确实出现过。

    西汉末期，文齐任益州郡太守，“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东汉章帝元和年间（84-87），王追任益州郡太守，“政化尤异”，“兴起学校，渐迁其俗”。东汉灵帝时，广汉人景毅任益州太守。他初上任时，郡中饥荒，一斛米价值万钱，他“渐以仁恩，少年间，米至数十云”。广汉人郑纯，“为政清洁，化行夷貊”，被任为永昌太守。他“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东汉明帝时，巴郡人张翕任越寓太守，“政化清平，得夷人和”。他死之后，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如丧父母”，“赍牛羊送丧”。

    但上述人和事毕竟不多，因此，安定祥和局面的时间并不长。在史籍中我们见到更多的，是封建政府对南中地区的掠夺。

    据史书记载，益州郡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永昌郡也是“金银宝货之地”。在这里做官，可以近水楼台，好处先得，官员们当一世官，便富贵一世，“富及累世”的官僚并不新鲜，“富及十世”的官僚也是有的。对于这些贪官污吏来说，在这里多当一天官，就多一份发财的机会，因此，他们不惜用重金贿赂朝中的权贵，以使自己的官位坐得长久。外戚梁冀，势倾朝野，永昌太守刘君世为了贿赂梁冀，用黄金铸造了一条蛇，作为献给他的礼物。此事可以说明东汉朝廷和南中地方官吏对该地的经济掠夺，正因为如此，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反叛”事件也特别多。

    王莽时期，“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嶲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王莽命宁始将军廉丹率十余万众前去镇压。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益州郡少数民族首领栋蚕又联合了姑复、楪榆、桥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等地的少数民族反抗东汉。这七个地方中，姑复属越嶲郡，其余属益州郡，可见这次起义波及了南中两郡。益州郡太守繁胜被打得大败，退保朱提（治今云南昭通）。建武十九年，朝廷遣武威将军刘尚等人率一万三千多人，渡过泸水，进入益州。栋蚕与之周旋了一年多，直到建武二十年才被打败，栋蚕向滇西败退。建武二十一年正月，栋蚕在永昌郡不韦县被官军追上。官军取得“赫赫战果”：“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这次少数民族反抗，波及两个郡，历时三年多，可见规模之大。

    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越嶲郡“姑复夷复叛，益州刺史发兵讨破：之，斩其渠帅，传首京师”。

    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永昌郡哀牢族首领类牢与郡守不和，在忿争中，类牢杀朝廷命官而反叛，并进攻嶲唐城。永昌太守王寻逃奔楪榆（今云南大理附近）。章帝“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第二年才把类牢打败。

    东汉安帝元初五年（118），在越嶲郡，由于郡县赋敛繁重，郡内卷夷大牛种人封离率众起义。第二年，永昌、益州及蜀郡的少数民族群起响应，“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东汉朝廷急诏益州刺史张乔选能任征讨之任的从事讨之，张乔便让从事杨竦率兵进讨。杨竦进兵之前，先以诏书告示永昌、益州、越寓三郡，密征武士，重其奖赏。一切准备就绪，然后才进军与封离战。结果，杨竦大破封离军，“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一千五百人，资财四千余万”。封离惶惧，率众投降。战争结束后，杨竦又向朝廷弹奏奸猾且侵犯蛮夷的长吏九十人和一批下面的“黄绶小吏”。可见这次波及三郡十余万人的少数民族起义，是朝廷命官贪残奸猾，侵犯蛮夷所致。

    东汉灵帝熹平五年（176），益州郡内“诸夷反叛，执太守雍陟”。朝廷派御史中丞朱龟率众进讨，不能取胜。后来，朝廷任巴郡人李颙为益州郡太守，并利用巴蜀境内少数民族的力量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朝廷官员为政清明，南中社会就稳定安宁；他们若贪残刻薄，南中少数民族就“叛乱”频仍。可见封建官吏是影响南中治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南中成长起来的汉人大姓，也是影响南中治乱的一种力量。

    在南中地区，分布着一些汉人大姓。

    牂柯郡的大姓，有龙氏、傅氏、尹氏、董氏等。

    建宁郡的大姓，有爨氏、孟氏、雍氏、娄氏、董氏、毛氏、李氏、焦氏等。

    朱提郡的大姓，有朱氏、鲁氏、雷氏、兴氏、仇氏、递氏、高氏、李氏等。

    永昌郡的大姓，有陈氏、赵氏、谢氏、杨氏、吕氏等。

    南中大姓是历史的产物。

    西汉武帝时开发南中，修筑西南夷道，在南中设置郡县，不但向南中派去了官员，而且向南中移去了汉民。修筑西南夷道是个艰苦、浩大的工程，先由唐蒙负责，征发数万人用了两年也未竣工。后来司马相如在此基础上将其完成。为了解决修路人员吃饭问题，政府先是组织人力千里负担运粮，但庞大的运输队伍本身的耗粮就是十分可观的数量，据说每送去十多钟粮食，运输者就得吃掉一石（一钟合六石四升），用整个巴蜀地区的租赋都不能满足需要。为了解决修路者吃粮，汉武帝又“募豪民田南夷”，即招募内地人到南中开荒种地，生产粮食。这是向南中移“汉民”的一种方式。汉武帝开发南中之后，“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这是向南中移“汉民”的又一种方式。

    这些移往南中的汉人，或奸或豪，或死里求生，或有农业生产技术。他们来到边远地区，比当地少数民族人民文化素养高，久而久之，逐渐发展成地方上有钱有势的大姓。我们从南中大姓吕氏、雍氏家族史上可以发现大姓发展的影子。

    永昌郡不韦县吕氏，其祖先就是战国时大商人吕不韦。吕不韦帮助秦庄襄王归国即位，又把自己的怀了孕的美姬献给庄襄王。后姬生子，即秦始皇，吕不韦也因有大功于秦廷而被尊为仲父。后来，秦始皇因嫪毒事件与吕不韦有涉，将其免官，全家流放到蜀地。《三国志·蜀书·吕凯传》注引孙盛《蜀世谱》说：“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并把此地命名为不韦县，“以彰其先人恶行”。

    益州郡大姓雍氏，其祖先是西汉初功臣雍齿。《三国志·蜀书·吕凯传》记载，吕凯给雍闿的信中说：“失郡雍侯，造怨而封。”吕凯所说雍侯，就是指雍齿。西汉刚刚建立时，刘邦常见诸将聚在一起私语，感到奇怪，就问张良。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吗？这是商量着谋反呢！”刘邦大惊，问：“天下才安定，他们为什么要谋反？”张良说：“陛下起布衣，用这些人取得天下。如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为亲爱的故人，所诛皆平生所仇怨者。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他们怕陛下不能尽封，又怕被怀疑平常犯有过失而被杀，因此相聚谋反。”刘邦担心地问：“那怎么办呢？”张良问：“君臣都知道陛下平常最恨的人是谁？”刘邦想了想，说：“雍齿与我有旧仇，并多次使我受窘受辱。我想把他杀了，只因其立功多，故不忍。”张良说：“不杀就对了！请您赶快封雍齿以示群臣，君臣见雍齿被封，则谋反念头自消。”于是刘邦置酒大会群臣，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大喜，说：“雍齿尚且被封为侯，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就是雍齿“造怨而封”的事，可见雍闾是雍齿的后代。

    这些南中大姓，虽为汉人，但却和中原或汉族地区的大姓不同。他们久居少数民族中间，熟悉了他们的语言，适应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或深或浅地融合于少数民族社会。《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

    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

    这段记载中，“遑耶”、“耶”等令人费解。刘琳同志认为，“耶”，似谓族姓，外来人加入其氏族或结成同盟，就是与夷为姓，就是“遑耶”；其本部落之诸氏族是为“自有耶”。顾千里校谓“与夷为姓”当作“与夷为婚”，“诸姓”当作“诸姓婚”，亦可备一说。刘琳同志提供了彝族人士岭光电先生对“遑耶”的解释：“遑耶”以音言略近于彝语，读furyi，意即“姻家”（fur，通婚；yi，房屋）。读了岭光电先生对“遑耶”的解释，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遑耶”即指汉人与少数民族通婚，“自有耶”即少数民族内部通婚，“百世遑耶”即汉人与少数民族世代通婚。汉人大姓与少数民族通婚，在当时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社会，夷多汉少，汉族大姓若恪守夷汉不婚的陈腐观念，就不能使种族繁衍下去。汉人大姓与少数民族的通婚，也巩固了他们在南中的社会基础，扩大了他们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他们与中原王朝有矛盾，能获得少数民族的支持，他们与朝廷命官有仇怨，能煽动少数民族起来为他们报仇。

    正因为他们在南中地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们对中原王朝的关系有较强的独立性。当他们拥戴中原王朝时，能与之积极配合，当他们反对中原王朝时，便割据自保。如东汉初期，公孙述割据巴蜀，建号称帝，牂柯郡大姓龙氏、傅氏、尹氏、董氏、谢氏“保境为汉”，拒不依附公孙述。

    除汉人大姓以外，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首领。《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这些少数民族首领对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具有更大的号召力。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同样影响着南中地区的治乱。前面所说东汉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的事就是一例。再比如，西汉末王莽时，越嶲郡太守枚根任邛都少数民族人长贵为军侯。王莽新朝倒台，中原群雄逐鹿，长贵乘机率种人攻杀枚根，自立为邛谷王，领太守事。公孙述割据巴蜀，长贵降附于公孙述。光武帝打败公孙述后，为了安抚越嶲郡的少数民族，封长贵为邛谷王。建武十四年（38），又任命长贵为越嶲郡太守。少数民族的首领中，长贵是任郡守职位较早的一个，这可能与他汉化程度较深有关。但长贵并不愿像汉族官僚那样受朝廷约束。建武十九年，东汉武威将军刘尚奉命镇压益州郡少数民族起义，路过越嶲郡。长贵听说后，怀疑刘尚平定南边后，威法必行，自己会受拘束，便聚兵起营垒，招呼诸君长，酿制许多毒酒，准备以劳军之名给刘尚军喝，然后袭杀之。不料计划泄露，刘尚先分兵占据邛都，将长贵袭杀，将其家属徙往成都。长贵之事，也反映了封建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首领的矛盾。

    纵览南中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史，有两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第一，巴蜀地区和南中地区具有密切的联系。从地理上讲，巴蜀的西南部就是南中的一部分，秦汉开发南中，其五尺道及西南夷道起点也始于巴蜀，而且修路的财力、物力、人力也取之于巴蜀。从经济上讲，巴蜀商人早在秦汉时就沟通了两地的商业交流，巴蜀的物产、特产不断流向南中，南中的土产特产也流入蜀中。不但如此，中央王朝向南中的移民，也有很多是巴蜀人，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带去了汉族先进的文化。从政治上讲，中央王朝派往南中四郡的长官也多为巴蜀人，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三条纽带，结成南中与内地牢不可破的联系。

    第二，中央朝廷对南中地区的政策，朝廷在南中地区行政长官的执政水平及清浊贪廉，南中地区的汉人大姓及少数民族首领对中央政府的态度，都会对南中社会的治乱产生影响。

    东汉王朝崩溃以后，中原地区有长达七十多年的时间没有真正全国统一的中央王朝。

    刘备、诸葛亮建立的蜀汉政权，是巴蜀地区具有国家行政职能的政府，历史把维系南中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开发南中的任务赋予了蜀汉政权。

    刘备、诸葛亮等人该怎样从历史中总结经验，从而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呢？

    二

    历史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聪明人能从中总结出深刻的经验。

    早在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就提出了“南抚夷越”的理论。

    那时候，刘备既无荆州，也没益州；诸葛亮既不是军师将军，也不是丞相。除了那座草庐之外，一切都还是虚无飘缈。然而，诸葛亮在那座草庐中所订的全盘战略规划中，却放进了“南抚夷越”这颗重要的棋子。

    诸葛亮的理论当然来自历史经验。他了解历史，了解南中的治乱兴衰，了解巴蜀与南中的密切关系。既然要“跨有荆益”，怎么能忽视南中呢？

    十七年过去了，当年计划中的合理部分早已变成了现实，诸葛亮已经成为受刘备遗诏辅政的顾命大臣，他所当政的蜀汉政权，不仅统治着汉中、巴蜀，而且也管辖着南中。

    历史的经验不但启示诸葛亮提出“南抚夷越”的理论，历史的发展又把实践这个理论的任务交给了他。如果说，当年的布衣诸葛亮对“南抚夷越”，只是从战略的角度予以阐述，那么，现在的丞相诸葛亮深深感到实践这个理论的迫切和重要。

    “南抚夷越”，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平定南中，稳定南中，开发南中。

    平定南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隆中对”的战略规划与现实发展有所出入。蜀汉政权只是实现了据有益州，并未保持住跨有荆益。如果说，南中对跨有荆益来说具有稳定后院的意义，那么南中对独据益州的蜀汉政权，不但有稳定后院的意义，还有增强蜀国国力，确保它与魏、吴三足鼎立的意义。

    平定南中之所以迫切，是因为自从蜀汉建立以来，南中就没有过真正的稳定，而且形势越来越紧迫，越来越复杂。

    刘备、诸葛亮在占领益州后，为稳定南中作了很大的努力。根据历史的经验。他们对派往南中官员的选择是非常谨慎的，生怕由于用人不当，激化了南中与蜀汉的矛盾。

    第一任派往南中的长官是邓方。邓方字孔山，是南郡人，在荆州时便加入刘备集团，又随刘备入蜀。刘备人蜀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年（215），改犍为属国为朱提郡（治今云南昭通），任邓方为郡太守。后来，又任他为安远将军、庲降都督，总管南中事务。当时人评价邓方，说他“安远强志，允休允烈，轻财果壮，当难不惑，以少御多，殊方保业”。可见邓方负责南中事务是很称职的。

    蜀汉章武元年（221），康降都督邓方逝世，南中负责人的人选又成了大问题。在诸葛亮看来，邓方论才干，论品德，无疑都是统管南中最合适的人选，但就是这样的人选，在管理南中的六年中，也没使那里风平浪静。他不由得想起六年来发生的几件事：

    建安二十三年，越嶲郡夷帅高定在郡内发动叛乱，派军围攻新道县（治今四川屏山西）。多亏犍为太守李严率兵急救，将高定叛军打退。高定受此打击，气焰略有收敛。诸葛亮为了不使事态扩大，也没有对越嶲大举征讨。但谁能保证高定不会死灰复燃呢？

    建安二十四年，正当刘备率军在汉中与曹军鏖战正急时，孙吴左将军、领交趾太守士燮引诱益州郡大姓雍闿等，煽动郡人叛离蜀汉，一时郡内汹汹。此外，越传、牂柯也出现了动荡不安的迹象。诸葛亮此时本应该镇守成都，为刘备汉中前线输粮补给，但为了兼顾南北，却不得已曾一度屯驻于地处越嶲、益州、牂柯之间的江阳（治今四川泸州）。

    不久，益州郡大姓雍闯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了，他不但杀害了郡守正昂，还不断派人与孙吴联络。为了阻止雍闿与孙吴接近，诸葛亮又派成都人张裔任益州郡守。雍闿见张裔到任，又用迷信手法煽动少数民族说：“新来的张太守，就像个用葫芦做的壶，外表虽光滑而内里粗糙。鬼神命令你们不要杀他，把他绑起来送到吴国去。”

    对于南中发生的这些事情，蜀汉政权早就应该给予彻底解决，但刘备、诸葛亮实在没有精力顾及。因为比这里更严重的事还要等他们处理，特别是邓方逝世时，蜀汉正处在与东吴争夺荆州的紧急关头，这是要处理的头等大事。至于南中问题，当时要紧的是暂时把局面维持住。

    诸葛亮并不认为邓方无能，他知道，邓方做到这步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他不在了，派谁去接替他呢？他与刘备商议的结果，是派李恢去。

    李恢出身于南中大姓，他是建宁俞元县（治今云南澄江）人。在刘璋任益州刺史时，李恢任建宁郡督邮。李恢不仅是南中大姓，他的亲戚也是大姓。他的姑父爨习就是南中着名大姓爨氏家族首领。爨习任建伶（治今云南晋宁）县令时，有违法之事，李恢也因此受到牵连，都应被免官处理。那时董和任郡太守，他为了利用大姓稳定南中，没有将他们免职。后来，董和还把李恢推荐到成都任职，李恢走到半路，正赶上刘备进攻刘璋。他知道刘璋难成大事，便改道北上，投奔刘备。在绵竹遇到刘备后，又随刘备至雒城。刘备派他到汉中联络马超，他便说服马超，一同为攻下成都尽力。李恢的身份，李恢的才能，李恢的忠诚，得到了刘备的重视、赏识和信任。刘备为益州刺史时，任李恢为功曹书佐、主簿。有人污蔑李恢谋反，刘备不信，不但不予处罚，反而迁其为别驾从事。李恢有南中大姓的身份，有治理地方的才能，对蜀汉忠诚不二，是接任邓方理想的人选。

    刘备把李恢召来，问：“如今邓方已去世，你看谁能接替他？”

    李恢倒也干脆，他说：“西汉时，孝宣皇帝准备攻打羌人，物色指挥官，赵充国就说：‘没有人比老臣更合适了。’如今我不自量力，想作赵充国，希望陛下考察。”

    刘备听了，高兴地说：“我的本意，就是想让你去啊！”于是，便任命他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驻平夷县（治今贵州毕节）。

    李恢出任庲降都督后，刘备便全力进行东征。夷陵失败后不久，刘备便在白帝城病倒了。就在这一年年底，蜀汉汉嘉太守黄元举兵反叛。黄元叛乱虽在第二年三月被平定，但影响极其恶劣。汉嘉郡邻近越嶲郡，黄元的叛乱给南中不臣服的大姓们造成一个印象，即蜀汉政权统治不稳。再加上刘备逝世，南中的局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

    在越寓郡，越嶲叟大帅高定又掀起反蜀浪潮，他自称王，并派斯都耆帅李承之杀害郡将焦璜。

    在益州郡，雍闽不但杀了太守正昂，又将新太守张裔绑送孙吴。张裔在孙吴流徙伏匿了好几年，直到建兴元年（223），蜀汉派邓芝使吴才被接回来。雍闽又接受了孙吴对他永昌太守的任命，跃跃欲试，准备赴任了。

    在牂柯郡，郡守朱褒也心怀异志，准备反叛。

    南中的形势，非常严峻！

    就个人感情而言，诸葛亮恨不得一下子把高定、雍闿等人的气焰打下去。特别是雍闿，他竟然把张裔绑送孙吴，使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那些日子里，他寝食难安，悲伤和愤怒，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他。然而理智告诉他，现在南征不是时候。

    夷陵新败，损兵折将，国力十分虚弱，若此时南征，军力财力均嫌不足；

    国主新丧，新主庸弱，万机决于自己，若决策有误，一失足便会成千古之恨；

    吴蜀反目，联盟破裂，曹魏坐收渔利，若不从根本上改变，兴汉大业何能实现！

    想到这些，诸葛亮以极大的毅力克制住了感情的冲动，对南中问题表现出了最大的忍耐。

    为了表示蜀汉对越嶲郡仍行使着统辖权，诸葛亮又任龚禄为越寓太守，但又允许他不去触动高定，而是停留在离越嶲郡治邛都八百里的安上县（治今四川屏山西），遥领太守。

    为了稳住益州郡大姓雍闿，诸葛亮又让李严给他写信，劝他悬崖勒马，服从蜀汉统辖，李严苦口婆心，给雍闿的信足足写满了六张纸。但雍闽仅仅回了一张纸，纸上只寥寥写了这样傲慢无礼的几句话：

    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

    雍闿的意思很明显：天下应当只有一个君主，现在竟然出现了三个，就不能再有第四个、第五个吗？显然，他是要做三国之外的第四个君主。尽管雍闽态度如此傲慢，气焰如此嚣张，诸葛亮却没有动雷霆之怒。他静静地等着，时时关注着，他寄希望于南中四郡中，有忠于蜀汉的势力遏止一下叛贼的猖獗，寄希望于南征的时机早点成熟。最能说明诸葛亮对南中问题委屈求全的，莫过于他对牂柯郡太守朱褒的态度了。

    牂柯郡太守朱褒见益州、越寓等郡已反，心中也不免萌生反意。这时，益州从事常房受命南巡，到了牂柯。他听说朱褒将有异志，便将朱褒的主簿收审拷问，并将其杀死。朱褒闻讯大怒，派兵攻打常房，并将其杀害，然后反咬一口，上书给蜀汉朝廷，诬蔑常房“谋反”。当时，南中已叛者飞扬跋扈，欲叛者蠢蠢欲动，蜀汉当局：无力及时彻底解决南中问题，因而诸葛亮的方针是缓和矛盾，把动乱缩小到最小程度，以待机彻底解决。而常房的做法，恰恰是激化了矛盾，给朱褒叛乱提供了口实。常房所为似出于对蜀汉的忠心，说他“谋反”，恐有不实。但常房有负朝廷派其南巡安抚的重托，处事失当，并任意杀戮，自应负其罪责。《魏氏春秋》记载，诸葛亮为了南中局势的稳定，为了蜀汉政权的根本利益，下令将常房的儿子诛杀，又将常房的四弟流放。按此为重大事件，而《三国志》、《汉晋春秋》、《资治通鉴》等皆不采用。《华阳国志·南中志》只记载常房被害，无其家属被杀被流放之事，因此，《魏氏春秋》的记载不可信，相比之下，《华阳国志》的记载较可信。

    但是，诸葛亮的希望并没有落空。伴随着雍闽西进的噩耗，也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雍闿自从被孙吴遥封为永昌太守之后，就时时想着西进永昌，做名副其实的永昌太守。但是当他真的率军西进永昌时，却遇到了永昌郡功曹吕凯、府丞王伉的拚死抵抗。永昌郡地处滇西南，它的北面是高定所在的越嶲郡，东面是雍闽猖獗的益州郡，处于与蜀汉政权隔绝的态势。面对雍闿的咄咄相逼，吕凯与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闽”，使得雍闿被拒于永昌郡外。

    苍天有眼，助我蜀汉！当吕凯、王伉的消息传来时，诸葛亮心中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

    其实，与其说是天助，不如说自助，吕凯、王伉的出现，完全是蜀汉政权自身努力的结果，是诸葛亮人格魅力的影响。吕凯给雍闽的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雍闿攻不下永昌，便给吕凯写信，列出种种理由，劝说吕凯投降。吕凯便给雍闽回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天降丧乱于蜀汉，奸雄乘衅而起。万国悲悼先主之逝，天下切齿乱贼猖狂。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脑涂地，以除国难。我想将军世受汉恩，以为您能亲聚兵众，率先而行，上报效国家，下不负先人，记功竹帛，遗名千载。谁知您竟背本求末，甘为吴人臣仆。昔舜勤于民事，至苍梧而陨，书籍嘉之美之，使其美名长流。今先帝为国操劳，至江边白帝而崩，又何尝不是如此。西周时文王、武王接受天命，到成王时才致太平，而先帝龙兴荆益，海内之人望风相随，宰臣聪睿，为上天所赐之康福。而将军您不明盛衰，不睹成败，所作所为，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一旦火灭冰泮，将何所依？想当初，将军的先人雍侯，与高祖有怨却被封以侯爵；东汉窦融知道谁将兴起而归顺光武，这些都被后世歌颂赞美。如今诸葛亮丞相英才杰出，事未萌而先睹，受遗诏而辅命，待众宽而不忌，记人功而略其瑕。将军若能翻然改过，弃旧图新，追上古贤尚有可能，更何况到我区区小域主宰政务呢！承蒙您来信告示，故略陈所怀，望将军察焉。

    吕凯这封信，既是表明自己的心迹，也是向雍闿指明不该背叛蜀汉的理由。这理由大概有两个，一个是“世受汉恩”，当知恩图报；一个是诸葛亮受遗托孤，翊赞季兴，与众无忌，录功忘瑕，具有高尚的品格。吕凯是永昌不韦县人，也是南中大姓。从吕凯的态度中，可见蜀汉政权对南中大姓的优惠和诸葛亮的人格品质给他们留下的良好印象。

    坚持，往往是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的法宝。

    从建兴元年（223）到建兴三年这两年多，是诸葛亮辅佐的蜀汉政权最艰苦的岁月。诸葛亮咬紧牙关，顶住南中之乱的压力，外和孙吴，内修政理，终于渡过了这最困难的时期。

    两年多的外交努力，使与孙吴重结旧好初见成效。

    两年多的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使蜀汉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

    解决南中问题的时机逐渐成熟了。

    蜀汉建兴三年春，诸葛亮决定彻底解决南中问题。但南中叛乱地域广阔，叛乱势力嚣张，形势复杂，在平叛中不能出现失误，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诸葛亮拒绝臣僚们的劝阻，亲自挂帅，将南征大军分为三路：

    东路军由马忠率领。马忠在此之前任门下督，此次南征，被任为牂柯太守。他的任务，是由川南焚道（治今四川宜宾）进入牂柯郡，平定朱褒叛乱，取其位而代之。

    中路军由庲降都督李恢率领。李恢是章武元年继邓方之后任庲降都督的，上任之后一直驻在平夷县（治今贵州毕节）。这次任务，是由平夷直趋益州郡。李恢之行有两个战略意图：第一，庲降都督的治所南移，象征着蜀汉政权真正行使对南中的行政权力。第二，益州郡是雍闿的老巢，雍闿部是南中之乱最嚣张的势力。直趋益州，就是要消灭南中之乱的主要势力。

    西路军由诸葛亮亲自率领。这是南征的主力，其任务是首先平定越嶲郡的高定，然后从西侧包抄益州，配合李恢平定雍闿之乱。

    东、中、西三路大军约定最后在益州郡的滇池会师。

    战马嘶鸣，兵甲曜日。在南征大军出发之际，百官祖道相送。他们纷纷祝愿：丞相早日得胜凯旋。唯独马谡表现有些异常。马谡是马良的弟弟，他们兄弟共五个，都很早就闻名于乡里。马谡才气过人，非常喜欢议论军国大计，且常有独到的见解，诸葛亮十分看重他。但是，今天他却显得有些沉默。

    南征大军告别群臣，踏上征程，而马谡却恋恋不舍，又送出几十里。诸葛亮知道他有话要说，便问道：“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我们虽常在一起讨论南中问题，但总觉得意犹未尽。今天，我还想聆听你的高见。”马谡见诸葛亮这样说，便把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他说：“朝中众人多寄希望于大军一到，叛贼殄灭。但据我看，南中仗其所处既险又远，久怀不服之心。大军平息南中叛乱问题不大，但今日破之，或许明日又反。如今，我们正准备倾国北伐与曹魏相抗，如果南中知道我们的重点在北方，其反叛必然更快，如果我们要把南中叛人斩尽杀绝，以除后患，这既非仁者之情，又非仓猝之功。我送丞相几句话：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您此次出兵，将南中人心征服。”

    一番话说得诸葛亮心里热乎乎的。他之所以受感动，不仅仅是有感于马谡对蜀汉事业的忠诚，还因为马谡看问题比一般人深远。对于南征与北伐，诸葛亮心里也有杆秤，北伐曹魏，是蜀汉政权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南征则是从稳定蜀汉后方、增强蜀汉国力两方面为北伐服务的。因此，南征就是要用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取得南中持久的稳定。马谡的话，正合诸葛亮的战略意图，他与诸葛亮想到一块儿了。

    诸葛亮立即给全军下了一道教令，教令只有二十个字：“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就是马谡给诸葛亮的临别进言。

    对于抵御诸葛亮大军，盘踞在越寓的高定是作了较充分的准备的。他在越嶲作了这样的部署：

    越嶲郡治所邛都（治今四川西昌东南）为该郡反叛中心，高定亲自率兵坐镇。

    在邛都东北的卑水（今四川美姑、雷波一带）派重兵设一道防线，防止诸葛亮从东北方向进入越嶲。

    在邛都北面的旄牛（今四川汉源）派重兵驻守，以防止诸葛亮军从正北方攻入越嶲。

    在邛都西南的定莋（治今四川盐源）设一个据点，作为自己的退路，以便在北面或东北面的防线崩溃时向西南撤退据守。

    高定作这样的部署是有他的战略意图的。当时，从四川成都南下越嶲有两条路：

    一条是从成都沿岷江南至焚道（治今四川宜宾），然后溯长江而上，沿水路往西南至安上（今四川屏山）、新道（今四川绥江）、马湖（今四川雷波），越卑水再往西南，直至邛都。

    一条是从成都向西南经江原（治今四川崇庆东南）、临邛（治今四川邛崃）、汉嘉（治今四川邛崃西南）、严道（治今四川雅安西南）、旄牛，然后南下邛都。

    第一条路，由于是从安上进入越嶲，我们姑且称它为“安上路”。

    第二条路，由于是从旄牛进入越嶲，我们姑且称它为“旄牛路”。

    诸葛亮入越嶲，会走哪条路呢？高定左思右想，觉得两条路都有可能。

    “安上路”，从成都到焚道这段是畅通无阻的，而且又是顺岷江而下，可谓一帆风顺。只不过由焚道向西南，由于是长江上游，江窄流急，一路上都是水恶山险，这是一条“既险且远”的路。

    “旄牛路”，是一条“既平且近”的路。刘备逝世后，汉嘉太守黄元据郡反叛，并烧毁临邛城。杨洪派将军陈留、郑绰讨黄元，并断定黄元要“乘水东下”，要陈、郑二人在南安峡口阻截。陈、郑二人照杨洪的部署，果然在南安峡口活捉黄元。黄元所活动的地方，正是由成都至严道这段“旄牛路”，黄元被俘地南安峡口，正是汉嘉郡内青衣江人岷江的江口，黄元东下所乘之水，即青衣江，这说明，直至蜀汉章武三年，“旄牛路”北段从成都至严道是畅通无阻的。问题就出在从严道至旄牛这段。东汉安帝延光二年（123）春，“旄牛夷叛，寇灵关，杀县令”。从此旄牛道断绝，一直到三国蜀汉时，一百多年都未开通。

    安上路既远且险，但它毕竟是一条百余年来人们一直在走的路；旄牛路既平且近，但它又是一条被淹没百余年的废弃古道。高定觉得，诸葛亮走安上路的可能性大，但又觉得，兵贵出奇，在最不可能走的路上，诸葛亮又有可能披荆斩棘，开山修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在旄牛和安上都设防比较保险。这样一来，高定又恰好犯了分散兵力的兵家大忌。

    诸葛亮并没有走旄牛路，因为诸葛亮南征的战略意图是建造一个稳定的后方，他的主要力量要用在将来的北伐上。因此，此次南征要速战速决，不能耗费太多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再者，诸葛亮已经和马忠、李恢约好会师滇池，如果花时间修复久被湮没的旄牛古道，就会大大影响进军的速度。所以，诸葛亮与马忠一起从成都沿岷江至焚道，在焚道与马忠分手，然后西进安上，与越嶲太守龚禄合军一处，共同向西南进发。

    诸葛亮军突然出现在卑水时，高定才知道诸葛亮确实没走旄牛道，急忙调整部署，收缩防线，他一面从旄牛往回调兵，一面紧急通知在益州的雍阄，让他火速率兵北上援助越嶲。雍闿正要发兵，忽然发现蜀汉庲降都督李恢在自己北面的平夷县秣马厉兵，准备向南进军；在自己的东北方，蜀将马忠也已率军进入牂柯郡。雍闿立即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他觉得，最好的可能是把蜀汉的三路兵马全部挡住，如果不能做到，也要挡住两路，这样，即使蜀汉军一路突破，深入南中也是孤军。如果让蜀汉军突破两路，那么这两路军势必合势与另一条路采取包抄态势，南中就土崩瓦解了。

    对于自己这一方，雍闽是有信心挡住蜀军的。因为他在益州的影响很大，又很早就从事反对蜀汉的活动。几年来，他不但在益州郡上层网罗了一批反蜀势力，而且益州的下层少数民族群众也被他蒙骗得唯命是从。比如，有一段时间，他发现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不愿意跟他进行反蜀活动，便派孟获去进行欺骗和煽动。孟获便在他们中间散布说：“我们抗拒蜀汉官府，完全是为了你们，官府要征收胸前全是黑毛的乌狗三百头，玛瑙三斗，长三丈的斯木三千根，你们拿得出来吗？”百姓们听了，个个摇头咋舌，这些东西哪找去！别的不说，就说这断木，最高长不过两丈，他们祖祖辈辈也没见过三丈高的。对孟获的谎言，百姓们信以为真，反蜀情绪又被煽动起来。

    既然自己一方没有问题，雍闿觉得应该援助高定，如果能帮助高定阻住西路蜀军，则胜利在握。所以，他接到高定的告急信后，把益州郡的事情又做了一番安排和布置，便带着援军向西北越寓方向进发。

    高定的各路兵马向邛都、卑水方向集结，诸葛亮西路主力军所承担的压力越来越重，但诸葛亮面对高定的调兵集结持一种高兴的态度。他认为，高定集中兵马使自己与其决战是件好事。越嶲地区山多地险，如果对高定军分而歼之，势必拖很长时间，不如待其集中一战解决问题。所以他到卑水后，没有立即对高定发起攻击，而是据险敛众，欲等高定军众集合一并讨之。旄牛之师是高定的部队，且在越嶲境内，所以接到高定的命令便迅速赶回来。雍闿之师在益州郡，雍闿要安排好本郡的事才能赶来，所以来得较缓。诸葛亮对高定发动攻击的时机，就选定在旄牛军已经到来，而雍闿军尚未到达之时。这时机把握得非常好，第一，高定军相对集中但又没有完全集中，发起攻击既可多歼叛贼，又不致使叛军形成优势；第二，这样做还可造成叛军内部的矛盾。

    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诸葛亮军打过卑水，击溃高定军，一直追击到高定的老巢，并将其妻子家属活捉。蜀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新任的越嶲太守龚禄被高定军所杀。

    诸葛亮以为，高定受到重创，妻子被俘，道穷计尽，有可能会来投降。而出乎诸葛亮的意料，高定并未投降。这时，雍闿等人也赶来了。高定把失败的愤怒全都撒到雍闿身上，认为如果雍闿军早来一步，便不会有这样的结局，一怒之下，便把雍闿杀了。雍闽的部众归孟获统领。接着，高定又“杀人为盟，纠合其类二千余人”，前来同诸葛亮决战。结果，高定军被全歼，高定也被蜀军杀死。

    高定被杀，孟获孤掌难鸣，只好向南败退，这标志着越寓郡的高定叛乱基本被平定。

    诸：葛亮西路军与高定军厮杀的时候，李恢率领的中路军在益州郡也与叛军激战正酣。由于雍闿在益州郡势力很大，雍闿离开益州前又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李恢中路军进入益州郡后遇到不少阻力。当他越过味县（治今云南曲靖）向西南进至昆泽（今云南宜良）时，便陷入了叛军的重围之中。当时李恢“众少敌倍”，又没有与诸葛亮军联系上，形势极为不利。李恢是南中人，他的老家俞元县（治今云南澄江），就在益州郡内。李恢利用自己是益州郡人的身份，欺骗叛军说：“蜀汉朝廷军队的粮食就要吃完了，没有粮食，只好退回去。我由于在朝中任职，过去一段时间离开了家乡父老，到今天才有机会回来。我是不打算回去了，想和你们共同对付朝廷，所以把心里话告诉你们。”这番话如果出于别人之口，叛军也许不会相信，但李恢毕竟特殊，他是当地人，与叛军是老乡，叛军便相信了这位老乡的话，对他的包围懈怠下来。李恢乘机发动了突然袭击，一下子把敌人的包围打破。叛军失利，只好败退，李恢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南面的盘江。

    东路马忠军进展得比较顺利，马忠之所以顺利进军牂柯，一来是因为马忠具有很高的军事才干。早在夷陵之战失败时，马忠率军，接应刘备，刘备通过和马忠的接触，对他的才干评价就很高，说：“我在战争中失去了黄权，但又得到马忠，真是世不乏贤呀。”黄权是刘备手下着名将领，夷陵之战失败被迫降魏后，深得魏文帝和司马懿赏识。刘备向来以识人着称，他把马忠和黄权相提并论，可见马忠才干之高。二来是因为他的对手朱褒在牂柯的势力远不如高定在越寓、雍闿在益州那样强大。所以，马忠军南征路线很长，但却一路势如破竹，当李恢到达滇池后，马忠一路早已在那里恭候了。

    西路军打败高定，攻下邛都，孟获率军南逃。他想顺原路逃回味县，纠集力量再行反抗，但刚走到会无（治今云南会理），就听说李恢军已深入到味县一带，于是，孟获又折头向西南方向逃窜。原来，从越嶲进益州还有一条路，就是从会无西南至三缝（治今四川黎溪），渡过泸水（金沙江）至青蛉（治今云南大姚），再向西南至弄栋（治今云南姚安），就可西至叶榆（治今云南大理）或东至滇池了。

    诸葛亮军穷追不舍，这年五月，追到泸水边上的三缝。孟获已经渡过泸水向蜻蛉方向逃去。对于没到过南中的人来说，泸水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有人说，泸水畔“气候常热，虽方冬，行过者皆袒衣流汗”。有人说，泸水又深又宽，且瘴气毒人，人迹罕至。其水春夏常热，其源头甚至可以把鸡肉猪肉炖熟。还有人说，泸水“四时多瘴气，四五月间发，人冲之死”。诸葛亮到达泸水边时正是五月，南方的盛夏，气候湿热，气压极低。关于瘴气的传说，更令人谈虎色变。但此时诸葛亮顾不了那许多，他只有一个念头，追上孟获。慢说是江水瘴气，即使是汤池火海也要越过。他对蜀汉军说，瘴气不过是林间湿气，虽于人有害，但不会致命。孟获是人，他和部属都能过，我军何以不能过呢？

    在诸葛亮的鼓励和指挥下，蜀军越过泸水，追上了孟获，与之展开了激战。关于诸葛亮军与孟获军的战斗，《华阳国志·南中志》有这样的记载：

    夏五月，亮渡泸，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公好叛乱，宜穷其诈，乃赦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夷、汉亦是反善。亮复问获，获对曰：“明公天威也，边民长不为恶矣。”

    这就是“七擒孟获”故事最早的文字记载。

    此记载流传了一千多年，到了明初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中，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生动、曲折的故事了。老百姓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他们不必辨其真假，对“七擒孟获”像真事一样津津乐道，但学者们却对此提出了质疑。也许是为了从学术角度证明“七擒孟获”故事的真实性，清人冯苏在《滇考》中对此事还进行了一番考证，说的像真的一样：

    五月，丞相渡泸水，师至白崖，闻孟获为蛮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获引所部至银坑，坑名濠猪洞，在邓赕东，下有龙潭石壁数千级，非人力可到。丞相进师攻破，再擒之，复纵去。其洞蛮感不杀之恩，于潭壁上为龙形及日月星辰人马挥霍之象以记德。获纵后，退保佛光寨，据险坚壁。汉兵不得入，乃潜师由漾鼻江而北，遇毒泉，得药苗解之。进之寨后，获惊以为神，遂又擒获。丞相因驻师点苍山之麓，登览形胜。纵获北徙浪渠，浪渠有山，虎形常出为祟，丞相祭祷，令众断其山为三。已而进兵遇获，一鼓擒之。未至，遣人语曰：“吾无面见尔。”仍纵令去。于渠内祭斩虎之锋日祭锋台，又就东山涧上石壁为摩崖碑以示后人。获因南走庆甸。庆甸本名百濮，获之宗党在焉。丞相追之，道险远无馕，几困。幸髳州夷蛮以赕北运荞菽至。庆甸人谋曰：“诸葛武侯仁德远被，屡擒孟获不杀，获尚欲叛乱，逆天不祥。”于是开壁纳我军，获又就擒。丞相曰：“此亲戚叛之也。”复纵去。获欲入哀牢，纠合诸蛮，而庆甸既下，永昌道通，大兵俱渡江，与吕凯等会，树旗台按八门，休兵养士，命人教打牛以代力耕，夷众咸悦。孟获计穷，复入騄国驱象兽以战。汉兵预备狮豹状蒙之，用火攻，象皆反奔。丞相驻兵怒江之浒，六擒孟获。获至，纵。无所投，携重赂入缅夷、木鹿等国，借安都鲁兵，皆藤帽藤甲，不畏刀剑。汉兵与战少却。见众夷渡江以甲弁为筏，丞相曰：“吾得破之之术矣！利于水者，必不利于火。”及诱入山谷中，举火焚之，蛮无噍类焉。擒获至，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尽管这个记载不是以小说形式出现，尽管它看来类似学术考证，但还是不能使专业人士信服。方国瑜先生指出：“冯苏《滇考》武乡候南征条且指出七擒地名及经过，都是无根之谈。”有学者撰文，指出“七擒孟获”之事可疑之点甚多，并推论其不可信。也有学者在“七擒”的七字上做文章，认为诸葛亮对孟获几擒几纵是可能的，不一定是七次。

    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事，经《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后，东晋人习凿齿《汉晋春秋》、司马光《资治通鉴》均沿袭此说。由于这三部文献记事可靠性较大，少数学者虽提出异议，但无真凭实据，因而直到今天大多数学者仍是肯定的。

    我们认为，诸葛亮同孟获战斗的过程一定很曲折激烈，因为从孟获一生事迹看，他非等闲之辈，他又为南中汉、夷人民所服，且合并雍闿部，其势力较强。当时蜀汉大军虽从东、西、北三面合围，但孟获向南中南部退却，其地形复杂，回旋余地较大。诸葛亮三月从成都出发，五月渡泸，很快便平定高定，直到秋天才全部平定南中，而且很可能是秋末。因为诸葛亮十二月才回到成都，当时大军从昆明至成都全部行程，最多只需要两个多月时间。也就是说，蜀汉军同孟获的战斗，大约经过了三四个月，其间必有许多精彩的战争场面。诸葛亮为了征服南中人心，在对孟获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必定展开心理攻势。孟获只有经过久战失利，计穷道绝，既慑于蜀汉军威，又为其攻心战术所折服，最后才会真心实意地投降蜀汉，并进而做了蜀汉朝廷有实权的大官。

    不管《华阳国志》所记“七擒孟获”的具体战争过程是真是假，但它反映的实质却是存在的，即孟获投降是经过长期战斗失败，以及诸葛亮征服南中人心的结果。

    孟获的投降，表明南中战事的彻底结束，也标志着南征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诸葛亮挥军东进，与李恢、马忠会师于昆明滇池。

    八百里滇池，烟波浩渺。站在滇池边上，诸葛亮的心情像湖水一样平静。因为南中的彻底胜利，巩固了蜀汉在南中的统治，也解除了他北伐曹魏的后顾之忧，他又将开始筹划下一步的战略行动了。

    三

    千百年来，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着。

    羽扇纶巾拥碧幢，七擒妙策利蛮王。

    至今溪洞传威德，为选高原立庙堂。

    自从罗贯中《三国演义》对诸葛亮南征绘声绘色地描写以后，人们更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似乎诸葛亮征南中就是征孟获，诸葛亮被南中各族人民尊崇，就是因为有对孟获的七擒七纵。

    人们也许要问：既然诸葛亮七擒孟获有了异议，那么，还有诸葛亮对南中实行心战的事么？还有诸葛亮对南中人心的征服么？如果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答案是肯定的。

    上一节我们曾经说过，无论七擒七纵之事是否存在。但孟获之人是存在的，诸葛亮与孟获的战争也是有的。孟获的投降，一是因为迫于强大的军事压力，二是诸葛亮不失时机地对孟获发动了心理攻势。

    这心理攻势是怎样进行的？我们认为，有可能是在孟获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对他进行劝降，也有可能是在生擒孟获后对他表示宽容。这两种可能都合乎情理。第一种可能在对待雍闿问题上发生过，诸葛亮曾让李恢给他写信相劝，只是雍闽没到孟获走投无路的地步，因此没能奏效。第二种可能在张飞对待严颜问题上发生过。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先主入益州，还攻刘璋，飞（即张飞）与诸葛亮等溯流而上，分定郡县。至江州，破璋将巴蜀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砍头。颜色不变，曰：“砍头便砍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

    严颜非常效忠刘璋，张飞一擒一纵便把他争取过来，诸葛亮为什么就不能呢？

    诸葛亮与孟获之间的战斗，有攻心战的成分，但把对孟获的攻心看成对征服南中的攻心就错了。对孟获的攻心只能征服他本人和他的一些亲信，即使“七擒七纵”真有其事，也不能使所有人心服。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了解人心要日久，征服人心也需要日久，征服一个地区的民心更需要日久。

    诸葛亮对南中地区民心的征服，也是一个比军事征服更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他在军事征服中的攻心战术，也包括他在战争结束后的一系列开明政策。

    两汉时期，中央王朝曾多次对南中地区大加征伐。汉昭帝时，大鸿胪田广明征南中益州郡，“斩首捕虏五万人，获畜产十余万头，富埒中国”。汉成帝时，陈立任牂柯太守，到郡后，召见夜郎王。夜郎王带少数民族首领数十人来见陈立，被陈立杀掉。陈立又兴兵讨伐夜郎，“威震南裔”。东汉安帝时，杨竦率兵讨伐南中，“凡杀虏三万余人，获生口千五百人”。

    即使在与诸葛亮同时的汉末三国时期，其他政权的统治者对周边及境内的少数民族也是重武力镇压而轻心理征服的。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率大军征讨北方的乌丸，两军对阵于凡城（今河北平泉东南）。曹操“登高望虏阵，抑军未进，观其小动，及击破其众，临阵斩蹋顿首，死者被野”。

    两军阵前，刀兵相见，死人流血也在情理之中。但我们观察诸葛亮在南征战争中，除了杀人流血之外，还有爱惜生命，尽量争取少死人的一面。比如，对待高定那样“恣睢”妄为的叛乱魁首，诸葛亮在对他们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还希望他“归首以取生”。宋代高承《事物纪原》中还记载这样一件事：

    诸葛公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杀人以其首祭，则神享为出兵。”公不从，因杂用羊豕肉，而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祀，神亦享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

    在上述记载中，有人劝诸葛亮按照当地的风俗用人头祭神，当然是要用当地夷人之头，很可能是与孟获交战时抓到的俘虏。这个主意看起来荒谬而且残酷，但当时人却认为是有效的办法，可以对孟获军心理上产生镇慑作用。因为在当地人看来，用人头祭神，就可得到神的佑助，而神佑助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在一般的军事统帅眼中，为了战争的胜利，牺牲一些人是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更何况所牺牲的是敌人的俘虏呢？而诸葛亮却不是这样，他采用用面包裹猪羊肉的办法代替人头，既起到祭神的作用，又免于人的牺牲，若不是出于对少数民族生命的爱护，谁会去动脑筋想这个主意呢？

    《事物纪原》虽为宋人所记，但这个馒头故事是可信的。因为它所反映的对人的生命的爱惜，符合诸葛亮的为人。诸葛亮对人的生命的重视，我们在其他一些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来，在征伐南中取得军事胜利之后，诸葛亮用当地少数民族渠帅管理南中，不留外人，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征伐就要杀戮，就要使生灵涂炭，这点诸葛亮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对少数民族群众由于父兄死亡而产生的仇恨心理是理解的，并用不留外人的办法使这种仇恨心理慢慢缓和化解，可见他对战争中少数民族群众的死亡不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的。这种做法，在两汉统治者对南中少数民族的征伐中，在曹操对北方乌丸的征伐中，在孙权对山越人的征伐中，都是看不到的。

    南中战争结束后，诸葛亮征服南中人心的工作并没有停止，这个阶段的时间比起军事征伐来要长得多。可以说，南中战争以后，诸葛亮一直都在对南中展开“心战”。这个工作大致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使南中纲纪粗定，南中夷、汉粗安。

    史籍记载，南中战争结束后，诸葛亮决定继续让南中少数民族首领管理南中事务，不在南中留外人，留兵众。有人劝诸葛亮不要这样做，诸葛亮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耳。”

    对于诸葛亮这番话，我们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的。

    第一，所谓“粗安”，是指南中地区的大体安定。这反映了诸葛亮对当时形势的正确估计。诸葛亮认为，南中虽然平定，但矛盾依然存在，战争使南中少数民族不少人丧父亡兄，他们对蜀汉政权怀有仇恨。一些少数民族首领认为他们杀了蜀汉的官兵，害怕蜀汉政权报复，因此心存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南中的最后安定是不可能的，只能保持大体安定。夷、汉粗安，纲纪粗定，是实现南中最后安定的必经阶段。任何想越过这个阶段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实际的幻想，只能把事情搞糟。

    第二，因为保持南中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是个阶段性的任务，所以，为实现这个任务所采取的措施也是阶段性的，带有临时性。为了不使矛盾激化，保持南中的粗安，诸葛亮采取了不留外人，不留兵的措施。所谓不留外人，并不是说在蜀汉统治南中四十余年中始终没有外人，也不是说在南中所有地方都不留外人。所谓不留外人，即在夷、汉粗安时期，在矛盾斗争异常激烈的地区不留外人。我们知道，南中之乱，反蜀活动最猖獗的是益州郡的雍闽、孟获，越嶲郡的高定。蜀汉在平定南中时，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也是这两个郡。南中战争结束后，诸葛亮把益州郡改为建宁郡，用建宁郡俞元县人李恢为建宁太守。分出越嶲、永昌郡的一部分建立云南郡，用永昌不韦县人吕凯为太守。建宁郡和云南郡，分别是李恢与益州郡叛军、诸葛亮与孟获激战的地方，在这两个郡，诸葛亮委任的郡守全是南中人。至于越嶲郡，情况比较特殊。在诸葛亮南征前，曾用巴西人龚禄任太守，但南征开始后，龚禄即被杀害。以后太守不敢至郡治，只住安上县，离原郡治八十余里，因而“其郡徒有名而已”。直到延熙三年（240），朝廷任命巴郡人张嶷为越寓太守，才将郡治迁至原处。至于不留兵，乃是指不留朝廷中央驻军，只保留原都督府军和郡兵，这是为了避免矛盾激化而采取的措施。例如，建兴十一年（233），南中夷帅刘胄反，庲降都督张翼“举兵讨胄”，后来马忠代替张翼任庲降都督之职继续征伐刘胄，张嶷为马忠的属将，“战斗常冠军首，遂斩胄”。刘胄平定以后，牂柯、兴古獠种复反，马忠又令张嶷“领诸营往讨”。诸葛亮逝世后，“永昌郡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蜀汉朝廷便让康降副都督霍弋“领永昌太守，率（都督府）偏军讨之”。这些事例说明，诸葛亮南征以后，平定叛乱全用庲降都督府和郡兵，朝廷未发重兵。

    第三，诸葛亮在南中部分地区一段时间内不留外人，以及不派中央军队驻守，并不意味着他对南中地区放任自流，撒手不管。相反，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南中的措施。

    措施之一，改划行政区域。南中地区在两汉时期有四个郡：益州郡，郡治滇池（治今云南晋宁东北） 柯郡，郡治且兰（治今贵州黄平西南）。越嶲郡，郡治邛都（治今四川西昌东南）。永昌郡，郡治不韦（治今云南保山东北）。蜀汉章武元年（221），又“以犍为属国为朱提郡”。至诸葛亮南征前，南中地区已有五郡。南中战争结束后，将越寓、永昌郡各分出一部分置云南郡（治今云南姚安），将益州郡改为建宁郡，分出建宁、牂柯各一部分置兴古郡（治今云南砚山北）。这样，南中由汉末的三郡，变为蜀汉时期的七郡。很明显，行政区域的改划，使原来雍闽、高定借以叛乱的越寓、建宁郡的区域大大缩小，更便于蜀汉对这个地区进行监督和管理。

    措施之二，稳定南中大姓。南中大姓在南中地区的势力及影响，我们前面已经叙述，南中叛乱的兴起，也与南中大姓有密切关系。所以，诸葛亮在平定南中之乱后，采取了稳定南中大姓的措施。他把南中青羌中的劲卒万余家移往蜀中，把其中的“赢弱”留下来，分配给当地大姓焦氏、雍氏、娄氏、爨氏、孟氏、董氏、毛氏、李氏等做部曲家兵。除此之外，诸葛亮对南中大姓有私人部曲家兵的则采取鼓励政策，一些“刚恶之夷”不愿意充当大姓部曲，诸葛亮就给大姓们出主意，让他们出金帛“聘策”这些夷人，并且规定，聘策夷人多者，可“奕世袭官”。于是，南中大姓想具有世世代代承袭官爵的特权，愿意多出金帛多雇夷人，而夷人也贪得财货，愿受聘策，很快便组成了“夷汉部曲”。三国时期的部曲对主人封建依附性很强，大姓部曲的扩大，显然促进了南中封建化的进程。诸葛亮又任命忠于蜀汉的大姓为五部都尉，管理这些部曲家兵，号日“五子”，南中人称为“四姓五子”。这些部曲家兵，实际上起了蜀汉政权地方军队的作用，弥补了“不留兵”所带来的问题。为了进一步稳定南中着姓，诸葛亮又提拔了一些忠于蜀汉政权而又有很高威望的大姓首领，让他们到中央朝廷中任职，例如李恢的姑父爨习，任蜀汉的领军，南中大姓孟琰，官至辅汉将军、虎步监，孟获官至御史中丞，职掌监察百僚的大权。

    措施之三，任用少数民族酋帅。关于这一点，史书上仅有一句话：“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因为史书记载语焉不详，也有人对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是否任用少数民族渠帅管理地方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其实，诸葛亮任用少数民族渠帅的记载是可信的，虽然史书缺乏历史实例记载，但许多历史遗迹能间接证明诸葛亮对少数民族渠帅的态度。云南寻甸县有诸葛亮与少数民族首领会盟的遗迹，《滇南记游》记载：“木密关有小关索岭，上有武侯及关索祠。祠前铜马一，乃唐时物也。古桐大数周，有碑云：‘武侯平蛮，会盟于此。’史称亮盟南人于木密，即此。”云南曲靖县南二十里处，有一座分秦山，又称石堡山。此山“四望平原，孤峰独立，藤萝挂壁，鸟道萦行。相传诸葛亮南征，与诸蛮会盟于此”。云南嵩明县，元朝时为嵩明州。《元史·地理志》载：“嵩明州，昔汉人居之，后乌、白蛮强盛，汉人徙去，盟誓于此，因号嵩盟。今州南有土台，会盟处也。”志书记载：“汉诸葛亮南征至此，与蛮盟所筑。”会盟这种形式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经常出现，尤其是在春秋时期，争得霸主地位者动辄就大会诸侯。参加会盟者，均为各路诸侯首脑，例如春秋时晋郑之盟，“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诸葛亮在南中与少数民族的会盟，也是与少数民族首领会盟，并通过会盟明确他们的权力和义务，从而加深他们与蜀汉政权的从属关系。如果诸葛亮不承认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会盟是不可能成功的。

    除会盟外，诸葛亮还用其他形式给予少数民族渠帅权力。

    清张澍编《诸葛亮集·故事》卷二《遗事篇》引《述异录》说：“蜀汉时，牂柯帅火济者，从诸葛孔明破孟获有功，封罗甸国王，即今宣慰使安氏远祖也。”时至今日，在贵州省大方县文管所，还藏有“妥阿哲记功碑”，碑文有“建兴”年号和“丙午”岁次，立碑的年代则无存。碑文的内容，主要记载诸葛亮南征过程中，罗甸国彝族酋长妥阿哲帮助诸葛亮南征的功绩，由此可见诸葛亮在南征中对少数民族的团结和安抚政策，以及南中一些少数民族酋长对诸葛亮南征的支持。同书又引《方舆纪要》说：“《白虎通》：战国时，楚庄据滇，号为庄氏。汉武帝立白崖人仁杲为滇王，而嗣绝。仁杲传十五代为龙佑那。诸葛武侯南征，师次白崖，立为酋长，赐姓张氏。”封王，赐姓，也是给予少数民族渠帅权力的一种表现。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还给少数民族渠帅“瑞锦铁券”，“每刺史校尉至，赍以呈诣，动亦如之”。“铁券”，即铁铸的文书，上面可能规定了少数民族渠帅的权力和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委任状。所以，每当中央政府来人，他们都要拿出来给朝廷命官看，以示他们权力的合法。

    措施之四，尊重民族习俗，因势利导。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根据南中少数民族信鬼神、好诅咒盟誓的习俗，诸葛亮也常常利用神鬼来同他们诅咒盟誓。据《庆符县志》记载，在庆符县（治今四川高县西北）东五里的武侯祠内，“有诸葛武侯南征誓蛮碑”。所谓“誓蛮”，即用神鬼的力量，与蛮夷诅咒发誓。因为此誓是向神鬼而发的，蛮夷格外畏惧，所以他们恪守誓言也格外严格。《蛮书》卷六《云南城镇》记载这样一件事：在石城川（在今云南曲靖西）内有两块诸葛亮所立的碑，碑文也是诸葛亮亲手撰写。为了使此碑受到保护，让当地少数民族世世代代都知晓碑文内容，诸葛亮便与他们诅盟，并把誓言刻在碑背上，誓词说：“此碑若仆，蛮为汉奴。”蛮人为免为汉奴，千方百计使此碑不倒，用柱木将此碑支撑牢固。

    利用鬼神迷信对南中少数民族进行心理征服，还表现在铸铜鼓上。南中少数民族中，有许多各种纹饰的铜鼓，它们都被称作诸葛鼓。有的诸葛鼓“面广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边有四兽，腰束下空旁，有四耳，花纹甚细，色泽如瓜皮，重二十余斤，悬于水上，用槽木槌击之，声极圆润”。有的诸葛鼓“其形圆，上宽而中束，下则敝口，大约如今楂斗之倒置也。面有四水兽，四周有细花纹，其色不甚碧绿，击之，彭彭有声如鼓，云置水上击之，其声更巨”。有的诸葛鼓图案“奇文异状相错蟠，仅可辨者，雕螭刻鹭，间缀虾蟆，其数皆四”。有的诸葛鼓“旁范八卦及四蟾蜍，状似覆盆。悬而击之，下映以水，其声非钟非鼓”。仅从铜鼓的图案看，水兽蟠螭，蟾蜍八卦，充满了宗教的神秘之感。如果再考察诸葛亮铸铜鼓的用意，更与鬼神宗教有关。据说铜鼓是远古传说中的着名巫师巫咸所发明，“是武侯作铜鼓，本巫咸遗意也”。因为南中夷人叛服不常，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置铜鼓，埋镇诸山”，夷人“稍就帖服”。到明朝时，南中地区仍有诸葛亮制铜鼓以镇蛮，“若日鼓去则蛮运终”的说法。

    除了盟誓碑、铜鼓，诸葛亮还用图谱对南中少数民族进行心理征服。诸葛亮长于作画，他根据南中少数民族信巫鬼，好诅咒的习俗，“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远行安恤；又画夷牵羊负酒赍金宝诣之，以赐夷”。在《南中的历史》一节里我们曾说过哀牢夷中龙生十子的传说，在图谱中，诸画神龙生蛮夷，就是利用了这个传说。画上这个内容，更增加了整个图谱的神圣和权威性。但除了神生蛮夷的内容外，图谱还有其他两个内容：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是向夷人宣传上下尊卑、国家社稷的思想；部主吏远行安恤，夷人牵羊负酒以向部主吏奉献，是宣传朝廷应对夷人统率安抚，夷人应作朝廷的顺民。这些都属于封建统治的文化和思想。由于整幅图谱的神圣和权威性，南中夷人在对图谱的顶礼膜拜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上述思想。

    使南中达到“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是诸葛亮治理南中的重要策略，它体现了诸葛亮思考问题求实、严谨的风格。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南中只能走由粗安到最后安定的道路。诸葛亮作为南征的统帅，不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寻求南中的安定，这是难能可贵的。

    使南中达到“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是诸葛亮征服南中人心的重要步骤。它为南中的最后安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像雕塑，只有具备胚胎轮廓，才可能进行精雕细刻；就像琢玉，只有先具深璞之质，才可能剖出美玉。

    “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局面的形成，凝聚了诸葛亮的努力和心血。

    第二阶段，在“粗安”的基础上寻求南中地区的进一步安定。

    建兴三年（225）十二月，怀着胜利的喜悦，带着一身征尘，诸葛亮回到了成都。人虽离开南中，但他的心仍惦记着那里的安宁与否。因为必须要有一个持久稳定的南中，他才能免除北伐的后顾之忧。而且南中的稳定，也关系着蜀汉国力的增强，霸业的兴旺。

    诸葛亮回到成都，意味着征服南中人心第二阶段的开始，这主要体现在诸葛亮派往南中的官员认真执行和抚政策方面。

    蜀汉南征大军撤回成都，李恢继续留在南中。没过多久，“南夷复叛”，李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不能认为这次“南夷复叛”就代表南中没有取得安定，在“粗安”阶段出现动荡余波并不足为怪。诸葛亮不认为是李恢工作不力所致，他相信李恢的“公亮志业”，相信李恢统管南中的经验，所以并没有把他撤换。果然，李恢迅速地平定了叛乱余波之后，在他治理南中五六年间，没有出现什么乱子。

    当然，诸葛亮也有用人失当的时候，但这种情况一经出现，诸葛亮便迅使加以纠正。李恢去逝后，建兴九年，犍为武阳人张翼继任庲降都督。张翼治理南中严苛，对当地少数民族不能很好地安抚，“性持法严，不得殊俗之欢心”，所以只在任上呆了两年，便激起了南中少数民族的反抗。诸葛亮认为，这次南中动乱与李恢任都督时的那次不同，完全是由于张翼未能实行和抚政策所致，便毅然把张翼调回，用巴西人马忠接替都督要职。早在诸葛亮南征时，马忠就率东路军进入牂柯。南征结束后，诸葛亮又把他留在牂柯任太守。马忠在牂柯太守任上，“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建兴八年，马忠被调任丞相府参军，以副长史助蒋琬署留府事。后又随诸葛亮北伐，“经营戎事”。建兴十一年，诸葛亮调具有军政才干的马忠代张翼为南中廉降都督。直到延熙五年（238），马忠才因事回朝。延熙七年，马忠又还南中任庲降都督，至延熙十二年卒于任上。史称马忠治理南中，“处事能断，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当马忠卒后，夷民“莫不自致丧庭，流涕尽哀”，“为之立祠，水旱祷之”。可见马忠前后治理南中十六年，业绩甚佳，深得夷民的爱戴。

    对诸葛亮安抚政策执行最有成效的，乃是巴西南充人张嶷。张嶷任越嶲太守时，诸葛亮已经去世，所以，张嶷为官南中并不是诸葛亮所任。但张嶷一直为马忠部将，曾参加南征平牂柯之乱。马忠三度人南中，先后任廉降都督共十余年，张嶷都是他的部属，深受其影响。因此，张嶷对诸葛亮的南中政策领会得很深，在处理越寓事务时，颇有诸葛亮遗风。

    他很善于对少数民族渠帅进行攻心战术。史载张嶷任越嶲太守后，“诱以恩信，蛮夷皆服，颇来降附”。越嶲郡北部有个少数民族捉马族，不接受张嶷的统管。张嶷率兵讨伐，并活捉了他们的首领魏狼。就像诸葛亮当年对待孟获那样，张嶷不但把魏狼争取过来，还把他放回去，让他“招怀余类”。结果，捉马族整个部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魏狼因招抚有功，张嶷又表请蜀汉朝廷封他为邑侯。越嶲郡内其他的少数民族部落听到了这件事，纷纷前来降服。

    张嶷征服旄牛夷也不全是靠军事。越嶲郡内苏祁县（治今四川西昌西北）少数民族酋长冬逢、隗渠两人聚众反叛，张嶷将这二人杀掉。冬逢的妻子是旄牛王的女儿，张嶷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赦免了她。当时，在越寓郡北面的汉嘉郡内有旄牛夷四千余户，首领狼路，欲兴兵为冬逢报仇，因为冬逢是他的姑夫。在兴兵之前，狼路派叔父离先去张嶷处观看形势。张嶷看出离先的来意，便把离先及其亲近迎来，以牛酒慰劳，并让冬逢的妻子与离先见面。离先受到了张嶷的赏赐，又见到了自己的姐姐，心中非常高兴，便带着自己的将领到张嶷处致谢，张嶷对他们厚加赏赐，并送他们回去。从此，旄牛族再不为患。

    张嶷有时也对少数民族施威，但施威的同时也不忘施恩，往往是恩威并用。例如，定莋（治今四川盐源）、台登（治今四川冕宁南）、卑水（治今四川昭觉东北）三地出产盐、铁、漆等物品，而那里的少数民族防备很严，不许这些东西外流。蜀汉政权实行盐铁专营，便在那里设置地方官吏，监督那里的盐铁生产。定榨少数民族渠帅狼岑心中不服，对张嶷傲慢无礼。张嶷派数十名壮士前去收捕狼岑，只将他一人杀死，将尸首送回其部落中，并宣布他的罪行。同时警告他的部众说：“无得妄动，动即殄矣！”当其部众向张嶷谢罪时，张嶷又杀牛飨宴，重申恩信，对其部众进行安抚。

    张嶷在越嶲任太守十五年，始终对那里的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政绩卓着。延熙十七年（254），当他被调离时，“民夷恋慕，扶毂泣涕。过旄牛邑，邑君襁负来迎，及追寻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随嶷朝贡者百余人”。张嶷随姜维北伐，临阵战死后，“南土越嶲民夷闻嶷死，无不悲泣，为嶷立庙，四时水旱辄祀之”。

    从汉武帝开发西南到诸葛亮征服南中前，三百多年的时间里，统治者对那里的少数民族杀戮、镇压、掠夺，虽然偶尔有几个开明的官吏能实行安抚政策，但都是人走政策变。像诸葛亮那样，在南中时实行安抚，离开南中仍不变其政策，把安抚政策连续贯彻几十年，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正因为如此，诸葛亮在南中百姓心目中受崇敬的程度，也是历史上所少有的。

    据历史记载，诸葛亮逝世时，出现了“百姓巷祭，戎夷野祀”的现象。这里的戎夷，应主要指的是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

    不但在诸葛亮逝世的当时南中人民对他祭祀怀念，在身后千余年，诸葛亮在南中的影响也没有磨灭。在今天的云南、贵州、四川西南地区，到处都有诸葛亮南征和抚夷的遗迹。这些遗迹，有的是实有其物，被历代保护、修复流传下来；有的是后人根据传说附会以示缅怀的。总之，诸葛亮南征遗迹存在的范围，要比他实际到过的地区广泛得多。根据西南滇、黔、川南有关方志和古地志及其他文献的记载，诸葛亮南征的各类遗迹，大略统计共八十七处。其中诸葛亮南征驻营地、筑城、驻军石标等二十六处，行军凿山开路等五处，屯粮、藏军器等六处，同蛮夷首领会盟地、盟誓碑等七处，传播汉族文化的祭天坛、祭星台、建石塔降妖、筑水井、引泉水灌田、教民牛耕等十七处，南中人民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武侯石刻像二十处，其他南征战士大冢六处。这八十七处遗迹，经过仔细考察，属于诸葛亮南征进军和凯旋沿路的共有七十二处，占全部遗迹的百分之八十三，属于南征沿途以外的共有十五处，只占全部遗迹的百分之十七。而且绝大多数遗迹都集中在南征进军沿路的今四川冕宁、屏山、西昌、会理，今云南的永仁、大姚、姚安、牟定、楚雄、禄丰、昆明，以及凯旋沿路的今云南的崇明、曲靖、宣威，今贵州的威宁、毕节，今四川的珙县、高县、泸州等地。由此说明，这些地区南征遗迹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

    我们认为，这些遗迹中除了作为军事用途的以外，有三类遗迹值得注意。

    第一，蜀汉蛮夷会盟遗迹七处，有的盟碑至今尚存，它表明诸葛亮在南征过程中，曾经多次采用古代汉蛮人民常用的盟誓方式，以征服南中人心。

    第二，在传播汉族文化的十七处遗迹中，如教蛮人饮井水、引水灌田、牛耕等，关系蛮夷人民的生产生活，使南中人民受到实惠。

    第三，正因为如此，南中才出现了各种武侯祠、武侯石刻像等二十处，人们以此缅怀和追思诸葛亮的南征业绩，即古籍所记：“武侯平南中，人思其功德，因祀之。”

    上述全部遗迹中，除南征没有到达过的十五处遗迹肯定是后人附会外，即便是诸葛亮南征到达过的地区，有些遗迹确为当时遗留下来的，也一定有后人附会造假的成分。

    古代南中人民无论保存真遗迹，或者附会制造假遗迹，无疑都是出于对诸葛亮的爱戴，是对他南征功绩的褒奖和怀念。

    诸葛亮征服了他那个时代南中地区的人心，不仅如此，历代古南中地区的人心也被他的精神所折服。

    四

    南征是一次军事行动，它更是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

    蜀汉政权要通过它基本解决南中问题，但又不能耗费时间过长。

    蜀汉政权要通过它平定南中叛乱，但又不能杀得尸横遍野，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

    蜀汉政权要通过它来表示朝廷绝不能对叛乱姑息不理，但又不能给南中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因为对诸葛亮来说，征服南中不是最终目的，南中之战一是为了开发南中，增强蜀汉国力；二是为了另一次更大更重要的军事行动服务的，这就是北伐曹魏。

    “思惟北伐，宜先人南。”

    北伐宜早不宜迟，然而，若在南征行动中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就无法实现上述的两个意图。

    北伐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然而，若在南征中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专力北伐就是一个梦想。

    北伐需要有后方的物力、人力依托，然而，若使南中因战争造成严重的经济破坏，就不能从那里取得人力、物力的支援。

    因此，南征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次关系到下一步北伐能否顺利进行的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诸葛亮亲自领兵南征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他对南征的重视。

    对于南征的必要性，蜀汉政权内的认识是一致的，但由谁统兵，有人就提出了不同看法。大约在诸葛亮决定领兵亲征的决定作出后，丞相府长史王连来见诸葛亮。

    王连是南阳人，早在刘璋任益州刺史时就离乡入蜀，被任为梓潼（治今四川梓潼）县令。刘备从葭萌进攻成都，经过梓潼时，王连紧闭城门拒守，坚决不降。后来，刘璋投降，王连才归顺刘备。王连不但有气节，而且有才干，不论是担任县令还是任郡守、司盐校尉，都有很突出的政绩。诸葛亮对王连的品德与才干十分赏识，在建兴元年（223）让他领丞相府长史，总管丞相府各分支机构的事务。王连作为丞相府长史，常给诸葛亮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每当他主动见诸葛亮时，总是要提一些不同意见。诸葛亮想，这次王连又要提什么不同意见了。

    诸葛亮猜对了。王连此次见诸葛亮，就是为诸葛亮亲自南征的事。

    “丞相。”王连见到诸葛亮，开门见山，直突主题：“南征之事是否决定了？”

    诸葛亮知道王连这话的含义。所谓“南征之事”，是指诸葛亮亲自统兵南征之事。诸葛亮笑了，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

    “丞相。”王连的声音有些激动：“您是否知道南中是不毛之地、疫疠之乡？我蜀汉先遭兵败又遇大丧，如今举国之望，全在丞相身上。丞相若有闪失，将置北伐曹魏大业于何地？”

    王连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征讨南中的确有很大的危险。军事上的冲锋陷阵自不必说，那里的自然条件也极其恶劣，对于不熟悉、不适应南方气候的北方人来说，仅那时的瘴气就很可怕。据说瘴气剧毒，人触之便死。传说西南夷地区有大湖，名日禁水，水中有毒气，湖中还啧啧地往外喷毒气。木石被它喷中，会破裂；人若被它喷中，会立即死亡。人们都管这东西叫“鬼弹”。对于这些传说，诸葛亮当然不陌生。

    对王连的劝告，诸葛亮明白：从私人角度讲，王连是出于对自己的爱护；从国家角度讲，王连是出于对社稷前途的关心。无论于国于私，王连的话都值得认真考虑。王连告辞以后，一连几天，诸葛亮都在考虑自己该不该统兵南征。对于个人的生死利害，诸葛亮已经置之度外。自从白帝城受托以来，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蜀汉的事业了。他所考虑的，是把自己的毕生心血浇灌在何处，当然，北伐曹魏、兴复汉室是他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如果能有一个人能把南中的事情妥善解决，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北伐曹魏，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想来想去，诸葛亮始终没找到一个可以胜任的人。诸葛亮忽然意识到，聪明的王连在思考南征的问题上犯了个错误，他把南征与北伐割裂开了。其实，南征与北伐是分不开的，南中的问题处理不好，就无法进行北伐。而有较大把握解决南中问题的，除了自己别人都不合适。为了早日北伐，诸葛亮认为自己亲征南中，即使冒再大的风险也是必要的，值得的。

    事实证明，诸葛亮亲自率兵征服南中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南中的问题是复杂的，民族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只有诸葛亮这样既有高度政治水平又有高超军事才能的人才能解决南中问题。解决南中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南征与北伐是紧密相联的。这种密切联系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南征是北伐的基础，只有南中问题解决了，蜀汉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北伐才没有后顾之忧。第二，南中问题一天不解决，蜀汉就一天没有北伐的实力，因为南征动用了蜀汉军队的主力，只有南中问题解决了，主力部队才能从南征战场上撤出来投入北伐。用最短的时间，迅速地使南中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在当时确实也只有诸葛亮才能胜任。

    诸葛亮率军南征，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

    南征的胜利，对蜀汉政权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迅速结束战争，不失北伐时机。

    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春三月开始南征，从成都顺岷江南下至僰道（治今四川宜宾），然后折头向西南经安上（治今四川屏山）、新道（治今四川绥江）、马湖（治今四川雷波），直至邛都（治今四川西昌东南），从邛都又南下经会无（治今四川会理）、三缝（治今四川黎溪），五月渡过泸水（金沙江）至青蛉（治今云南大姚）、弄栋（治今云南姚安），再折头向东，当年秋天在滇池与李恢、马忠军会师，基本上平定了南中之乱。然后由昆明北还，经味县（治今云南曲靖）、汉阳（治今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至焚道，沿岷江于十二月返回成都，前后只用了约十个月时间。

    迅速解决南中问题，有利于抓住北伐曹魏的有利时机。事实上，在诸葛亮南征及南征后的一二年中，曹魏方面确实出现了于蜀汉出兵有利的情况。

    首先是曹魏和孙吴的关系越来越坏。孙权黄武四年（225）冬十月，也就是诸葛亮已经平定了南中之乱，正在对那里进行安抚时，魏文帝曹丕带领十万大兵开至广陵（治今江苏扬州西北），临江观兵，给孙吴施加压力。曹兵旌旗连绵数百里，跃跃欲试，作出准备渡江的态势。孙权大惊，严防固守。只因天寒，江边结冰，船不得入，曹丕才下令撤军。曹军撤退时，吴将孙韶又派高寿率五百敢死士卒从小路乘夜袭击，并缴获了曹军的一些军资器械。

    其次是曹魏国内阶级矛盾加剧。黄初五年正月，即诸葛亮南征的前一年，魏文帝“初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号召国内揭发谋反大逆，说明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第二年六月，又发生了利城郡兵蔡方等人据郡反叛，杀太守徐质的事件。

    曹魏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曹丕称帝后，有意提拔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宗族将领曹真主持朝廷军务。但因曹真年资不高，不好一下给以大将军的高位，便专为他设立上军大将军、中军大将军两个名号，以便向大将军过渡。黄初三年曹真升任上军大将军，进京主持全国军务，同年又转中军大将军。黄初七年五月，魏文帝临死时，又遗诏让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辅政。曹真的迅速升迁，引起了曹魏宗室另一个人的极大不满，这就是曹休。曹休认为：论资历，曹真与自己不相上下；论亲疏，自己是正宗曹氏宗亲，而曹真不过是太祖（即曹操）养子，他本性秦，非曹氏正宗。他凭什么人京执掌兵权，又出任首席辅政大臣！新即位的魏明帝曹叡看出了曹休的心思，为了安抚曹休以稳定政局，在封曹真为大将军的同时，又封曹休为大司马，地位略比大将军高，这才将矛盾缓和下来。

    在曹魏西南与蜀汉邻近的新城郡（治今湖北房县），也出了问题。新城太守是蜀汉降将孟达。孟达初降，魏文帝曹丕听臣下说他有将帅之才，卿相之器，对他非常赏识，任命他为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当时众臣中有人认为文帝待孟达太厚，不应该将西南之任交给他。曹丕说：“吾保他无二心，就像把蒿箭射入蒿中一样。”当时，孟达既深受曹丕信任，又与曹魏重臣桓阶、夏侯尚等人交好，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好景不长，不久桓阶、夏侯尚先后死去，魏兴太守申仪也与他矛盾很深，这使孟达不禁生出羁旅他乡、寄人篱下的伤感来。正在这时，一个叫王冲的人来见孟达。这个王冲，原是蜀汉中都护李严手下的一个牙门将，为李严所嫉恨，惧罪降魏。他见到孟达，说当年孟达降魏时，诸葛亮如何咬牙切齿地要杀孟达的家属，多亏了刘备不接受诸葛亮的意见，孟达对王冲的话一点也不相信，言谈中还表示了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情。这些话恰好又被一个叫李鸿的人听见了。李鸿正欲投降蜀汉，他知道孟达也有此意，便急忙入蜀南下见诸葛亮。这件事是诸葛亮南征这年发生的。李鸿南下见诸葛亮，正值诸葛亮平定南中，撤军走到汉阳的时候。

    上述曹魏政权中所发生的一切，对蜀汉政权来说，正是出兵攻伐的好时机。诸葛亮迅速解决了南中问题，因而没有错过这个时机。

    第二，实现了南中的基本稳定，免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

    南中之乱，有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一是南中有些大姓借当时天下尚未统一的机会，企图使南中脱离蜀汉政权的控制。益州郡大姓雍闿给李严的回信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倾向。这些企图分裂的大姓利用自己在南中的势力和影响，利用南中少数民族对历代封建政府压榨他们造成的反感，企图实现自己的阴谋。外部因素是当时孙吴政权利用夷陵之战胜利之机，对南中一些大姓进行拉拢，煽动他们脱离蜀汉政权。

    诸葛亮解决南中问题，根据这两方面的因素对症下药。他用军事力量镇压了一些南中大姓所煽动的叛乱，又对南中大姓、少数民族渠帅进行了心理攻势，对他们进行心理征服。除此以外，他还在南中对少数民族群众实行安抚政策，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对待外部因素，诸葛亮积极与孙吴改善关系，恢复联盟，使其不对南中施加压力和影响。

    经过诸葛亮的努力，南中实现了纲纪粗定，夷、汉粗定，一些忠于蜀汉政权的南中大姓得到了重用，心怀异志的首领也表示“南人不复反矣”。诱使南中动乱的外部因素也起了很大变化。孙权黄武五年（226），也就是诸葛亮平定南中的第二年，曾经煽动雍闿叛乱的孙吴交址太守士燮死去，孙权乘机对交耻进行调整。交陆远离孙吴政治中心，孙吴对其难以进行有效控制，所以，士氏在交陆形成了很大的地方势力。士燮死后，孙权乘机加强了对交耻的控制。他把交址分为几部分，合浦以北为广州，以吕岱为刺史；交址以南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史；又派陈时代替士燮为交陆太守。孙权的这些措施引起士燮的儿子士徽的强烈不满，他自任交址太守，并派兵拒绝戴良入境，戴良被迫留在合浦。孙权命吕岱兴兵讨伐士徽，吕岱率军自广州出发，过合浦与戴良会合后一起进军。士徽的从兄士匡与吕岱关系很好，又任吕岱的师友从事。吕岱便派士匡前去劝士徽投降，并保证其无性命之忧。不料，当士徽领兄弟士祗、士干、士颂等前来投降时，却被吕岱一一诛杀。士氏与孙吴政权的矛盾一直到数年之后才解决。交址的这种形势，使孙吴无力顾及南中，这无疑有利于南中地区的进一步稳定。

    “定南中然后可以固巴蜀，固巴蜀然后可以图关中。”清人顾祖禹的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说明了南中的稳定对蜀汉政权及其北伐的重要意义。

    第三，开发南中的兵源财源，支援北伐战争。

    南中古称“不毛之地”。其实，不毛之地，只是未经开发的原始荒蛮，南中的物产还是很丰富的。据史书记载，牂柯郡平夷县出产茶、蜜。晋宁郡土地平敞，有原田，产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晋宁郡的连然县“有盐泉，南中共仰之”。建宁郡牧麻县，山中所产的升麻，是解毒的好药材。据说当百花盛开的时节，飞鸟误食乌喙口中毒者，“必急飞往牧靡山，啄物靡（即升麻）以解毒”。朱提郡的堂螂县有堂螂山，山中出银、铅、白铜等，还出产一种名为堂螂付子的药材，有温肾回阳、行水止痛之良效。滇西的永昌郡，土地沃腴，出产黄金、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锦绢、彩帛、文绣等物品。据《蛮书》卷七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南诏蒙异弁寻进献一块琥珀重二十六斤。永昌郡所产濮竹，高可达十丈，径可长一尺，其纤维柔软细微，剖之缕缕如麻，可用其纤维织鞋，故又有麻竹之称。还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永昌郡还产一种名为兰干的纻麻，用它织成的兰干细布，“文如绫锦”。此外，永昌郡还“宜五谷，出铜锡”，“又有罽旄、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永昌郡的博南县，“有金沙，以火融之为黄金。有光珠穴，出光珠。有虎魄，能吸芥”。梁水县“有振山，出铜”。“律高县西有石空山，出锡；东南有监町山，出银”。

    诸葛亮征服南中，对南中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使之为北伐服务。史载诸葛亮平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这正说明征服南中对北伐的积极意义。

    毫无疑问，诸葛亮南征最直接的出发点是为了北伐，因此，建立一个稳定的南中对支持北伐的意义能直接迅速地显现出来。

    然而，这只是蜀汉政权南征之举的一得。

    蜀汉政权南征之举的另一得，是它对南中地区的开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南中地区自西汉武帝时开始立郡，直至东汉明帝时，才在南中地区设置四个郡。蜀汉政权建立后，刘备便在南中建立朱提郡，并设立庲降都督统管南中事务。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又从南中五郡中分出两个郡，使南中一下变成七个郡。这种政治措施对于加强南中与中央朝廷的联系具有深远意义。

    蜀汉在南中设庲降都督前，南中四郡虽归益州刺史督察，但实际上独立性很强。我们知道，汉武帝所置十三州刺史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他没有治所，只是巡行诸郡，监察豪右，黜陟能否，审理冤狱。而南中三郡地处偏远，刺史的监察鞭长莫及。东汉前期，刺史在监察区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和属官，具有行政机构的雏形和初级职能，但它真正成为一级国家行政机构还是在东汉末期。但是不久，东汉王朝便土崩瓦解，各路军阀互相混战，益州刺史刘焉父子据州自保，主要精力放在北方、东方，无暇顾及南中。所以，自汉武帝在南中设郡以来，南中虽是中央政权管辖的行政区域，但与中央政权的联系不够密切。蜀汉政权的建立，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标志着东汉末战乱纷争的局面结束，局部统一形成。局部统一的实现，使蜀汉政权有条件对南中进行更加切实有效的行政管理。廉降都督就是介于郡与中央朝廷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它虽未称刺史，但实际上具有对南中地区实行统一管理的刺史职能。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将原来的五个郡变成七个郡。郡多了，县也要跟着增加，随着大郡变成小郡，大县也生出了小县。束世潋先生曾专门对南中增郡后县的增加作了考察，指出在蜀汉时期，南中共增加了十二个县：

    朱提郡增设南昌县；

    越嶲郡增设安上、马湖两县；

    建宁郡增设存、新定、修云、伶邱四县；

    牂柯郡增设广谈县；

    永昌郡增设永寿、雍乡、南涪三县；

    兴古郡增设汉兴县。

    南中郡级、县级机构的增多，意味着蜀汉在南中地区官吏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南中政权所统辖的区域增大，人口增多，意味着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统治的加强，意味着南中与蜀汉政治联系的加强。

    西晋武帝泰始六年（270），“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为宁州”。这四个郡，是建宁郡、兴古郡、云南郡、永昌郡。西晋在南中设宁州，并派刺史管理宁州，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它表明南中与中央朝廷政治联系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两汉。西晋在南中设州一级的行政机构，理由是因为“益州大”。这是经不住推敲的。西汉时期，益州刺史监察的范围包括南中，东汉时，益州刺史或益州牧监管统治的范围也包括南中地区。那个时候为什么未觉得益州大，而在益州单划出一州呢？

    我们认为，西晋在南中设州，重要原因并不是益州大，而是蜀汉四十余年对南中的开发治理，南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迫切需要中央政权在南中行使行政权力，使朝廷在南中实行有效的统治。从晋武帝泰始六年以后，西晋在南中的行政机构，名称虽几经变化，但其州一级的行政级别始终未变。泰始六年距西晋灭蜀仅仅八年时间，我们知道，设一个州需要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前提，两汉几百年都未能在南中设州，西晋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在南中设州，显然与蜀汉对该地的开发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蜀汉在南中所设的庲降都督，是西晋宁州的前身。

    诸葛亮南征的结果，不但加强了南中地区与蜀汉的政治联系，也促进了南中地区的经济开发。

    诸葛亮及蜀汉政权把汉族地区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到南中地区，至今在云贵地区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诸葛亮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传说。云南省德宏地区傣族就有诸葛亮给他们带来耕牛，教他们用牛力代替人耕的传说。云南保山县城南约十里的地方，有三个“诸葛堰”，至今还发挥着灌溉农田的作用，传说也是当年诸葛亮修筑的。佧瓦族人传说诸葛亮教他们的祖先盖房子，编竹箩，给他们稻种。傣族说他们佛寺大殿的屋顶就是受诸葛亮帽子式样的启发建造的。直到解放前夕，云贵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还称诸葛亮为“孔明老爹”。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公曰：“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何？”绚曰：“莫不是取其才出甲者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所居随以滋长，三也；弃去不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zhú）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然。”一蜀之人，今呼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亦然。

    这段话中记载了“诸葛菜”的六大好处：果实可以生吃，叶子可以煮食，容易成活，弃去亦不可惜，容易摘采，冬季无菜时其根可食。这种“诸葛菜”本在巴蜀、荆楚地区生长，但也传人了南中。《云南记》载：

    州界缘山野间，有菜，大叶而粗茎，其根若大萝卜。土人蒸煮其根叶而食之，可以疗疾，名之为“诸葛菜”。云武侯南征用此菜种于山中，以济军食，亦犹广都县山枥林谓之“诸葛木”也。

    上述传说，反映了诸葛亮治理蜀汉期间，对南中的经济开发和文化传播。传说不是史实，但传说却源于历史，如果把南中经济文化开发同诸葛亮南征和蜀汉对南中治理所实行的政策加以联想，不能不承认传说之中包含着一定的真实性。

    南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还可以以蜀汉为界，把其前后变化作一比较。

    西晋时，“建宁太守巴西杜俊、朱提太守梓潼雍约懦纯无治，政以贿成。俊夺大姓铁官令毛诜、中郎李睿部曲”。从这个记载看，西晋时在南中设置铁官，有的并由南中大姓担任。我们知道，西汉时云南铁器主要来自蜀中，自己境内有铁矿尚不知开采，更无冶铸技术。直到东汉，才有冶铸的记载，但无铁官的记载。

    蜀汉建立后，实行国家专营冶铁政策，设置专门机构及官员。西晋在南中建宁设铁官令，显然与蜀汉对南中地区冶铁业的开发有关。南中地区铁器普遍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应是从蜀汉统治时开始的，这对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华阳国志·南中志·南广县》载：“南广县，郡治。汉武帝太初元年置。有盐官。”乍一看，好像南广县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就开始置盐官了。其实不然，我们遍翻《汉书》，并没有南广县置盐官的记载。仔细推敲，这个记载其实是讲，汉武帝太初元年置南广县。而在南广设郡治，是蜀汉延熙年间（238-257）的事，只有在南广设郡，南广县才有可能称郡治。所以，“有盐官”，是指蜀汉设南广郡时并设盐官，西晋可能沿袭下来。这正说明了蜀汉对南中地区的经济开发。

    西晋政府在南中设宁州后，“每夷供贡南夷府，人牛、金、旃、马，动以万计”。这条记载一方面说明，朝廷对南中盘剥之狠；另一方面也说明，经过蜀汉对南中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南中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蜀汉南征，一举两得。

    稳定了后方，增强了国力，支援了北伐，此为一得。

    进一步开发了南中，加强了南中与内地政治经济的联系，此为二得。

    前一得是蜀汉统治者主观努力所奋力追求的目标，后一得是这种努力所带来的客观后果。

    前一得的意义只存在了几十年。后一得的意义却千年不灭，它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建设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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