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奥古斯丁
我躺在箱子里，回想着发生的一切，思量着自己在这里做出的为数不多的选择，实际上一个都算不上，我根本没得选。我现在没时间纠结乔治背叛我的这件事，如果有可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好像从我走出熟食店的门，已经过去不止几个小时，而是好几天了。
有人进来说道：“你要是企图摘掉眼罩，或者我们发现你想偷看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我们就杀了你。”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我想偷看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我觉得没有，但也不确定。转念一想有可能是他们在找理由杀我，唯一能给我安慰的就是衣服上的尿已经干了。人们经常说同病相怜，但我只有“病”却无人“怜”。
我的精神被所有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压垮了，大脑短路，昏过去一段时间。有多久呢？我也不确定，但是回想起来这片刻昏迷其实是非常及时的休整。身体一定是知道它必须停工一会儿，否则大脑就会燃烧殆尽。他们调大了广播的声音，吵得简直无法忍受，我被粗暴地震醒了。幸运的是，这次电台的音乐换成了慢摇滚，不像之前放的那么不堪入耳了。
过了一小会儿，他们回来了。我之前说过，时间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一个人说：“给你老婆打电话，我们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听懂了吗？”他们给了我一支烟作为犒赏，也许是为了进一步操控我。我每天要抽半包烟，在这样的境遇中，着实可以连续抽上好几包甚至更多。他们试图再次软化我，知道我想解解烟瘾，于是让我单独待着抽烟。很快我就意识到没地方摁灭烟蒂，只能在旁边的地板上熄灭了它，如果引发火灾，那也怪不得我。
很快，他们进来把我从纸箱里拽了出去，让我坐在这间屋子里的一把椅子上，面前有一个类似桌子的东西。我听见他们拿进来一部电话，插上了电话线。
“你要是说了什么引起她怀疑的话，或者是我们不喜欢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把你的老婆孩子都带过来，拴在你旁边的墙上了。”他说。
好吧，说得就像她根本不会怀疑似的，我失踪了，难道她还觉得很正常？直到现在，一直是同一个人在跟我讲话，我也认不出这个声音。他故意改变了嗓音，虽然偶尔会漏出原本的嗓音，但我还是没有认出来。
“我会照你们说的做的，只要别把他们牵扯进来。”我回答。
“把她拴在墙上，你估摸她能撑多久？”他轻蔑地哼了一声。我知道他们说的是我妻子的身体状况，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她一直饱受狼疮的折磨，时好时坏，这事乔治也知道。我没有回答，也许我不回答是错的，有可能会令他们以为戳中了我的软肋，以后会利用这个让我做出更多的妥协。
“说话利索点，别耍小聪明。我们会在另一部电话上听着的。”他说。
我听见他们带进来一部电话，并且拨了号。这是能证明谁参与了此事的确凿证据，他们甚至都不用问我电话号码。
我叫妻子齐娥娜，她则叫我基诺。这名字在她的祖国哥伦比亚很常见，是一种爱称。
她接了电话，声音颤抖着。我打了招呼之后，她问道：“基诺，你在哪儿？发生了什么？”她正处于绝望之中，我觉得尽可能简短地结束通话比较明智。
“我很好，不用担心。我要出差几天，两天后再打电话。孩子们怎么样？”我问道，询问孩子情况是我的习惯，再说我也得努力为绑架我的人表演着。
她开始变得歇斯底里，这可不妙。她问：“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你跟谁在一起？”
我真希望能告诉你，但就算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我答道：“没别人，我需要处理些紧急的事情，过几天再给你打电话。我爱你。”我没有给她再说话的机会就挂了电话，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绑架我的人觉得她没起疑心，那他们真是傻瓜，要么就是被贪婪和愚蠢冲昏了头脑。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对这通电话很满意，还说：“表现不错，我们希望她不会做什么愚蠢的事情，否则你们俩都会付出代价。”
我说：“她不会的，让她和孩子尽快离开吧。”对我来说，这是头等大事，但他们究竟能否离开，何时离开却不是我能决定的。
接着我被带回纸板箱，他们又给了我一根烟。我就像是巴甫洛夫1的一只狗，因为正确地做出反应，并且很听话而得到奖赏。为了让我抽烟，他们把我的双手解开，铐到了前面。这样算是极大的解脱了，双手铐在背后这么久非常痛苦。音乐声震耳欲聋，很难让人思考点事情。我不知道妻子会采取什么行动，也得不到任何消息。
不知道家里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只希望妻子能耐心等待几天，也许那时他们能放她走，她就能在她家人的支持下振作起来，然后想办法联系警方或找人解救我。也许是我太悲观，过几天可能就不必这么做了，他们得到想要的钱之后就会放我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对我来说逃跑的可能性很小。我被捆着双手，蒙着双眼，根本不具备逃跑的条件。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他们武装得如何，更不知道这所谓的仓库的位置。现在逃跑太冒险了，而这种尝试会置我的家人于危险的境地。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决定等等看会发生什么，应该很快就会结束的。但我又想错了。
我在地上躺了好几个小时，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睡。我太疲惫了，即使想思考也没法思考。我想上洗手间，但不得不尿在裤子里，裤子又湿了。他们走了进来，其中一个人问我想不想抽烟。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能得到这个奖励，但后来发现，来者不善。
他说他可以帮我点烟，让我把手伸出去把烟拿好。我艰难地照做了，他却点火烧了我的手指，我疼得大叫起来，听见皮肤发出咝咝声。我来不及缩回手，他又在我的中指和食指之间烧了一下，还再次爆发出大笑。我痛苦地缩回手，一点也不觉得好笑。
他们强行把我拽起来，让我坐在几步远的一个硬椅子上。我完全不知所措，不是已经达成协议了吗？事实再次证明，当你与魔鬼做交易时，真的不要期望对方能遵守条款，不是吗？
其中一人说：“关于你的财产，你对我们撒了谎。”
“没有。”我说，但是没用。
他们是在试探我，看看能不能吓住我，让我供出点什么财产。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对于所掌握的财产清单并不满意。但那份清单已经基本囊括了我的全部家当，所以再怎么威吓我都毫无意义。突然间，一个想法像一把大锤击中了我的脑袋，我恍然大悟，认出了听到的那个声音。这个人在纽约口音中夹杂着明显的大舌头，毫无疑问，他就是丹尼·卢戈，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在操纵，现在我能理解为什么德尔加多也会参与其中了，到了这会儿我总算是灵台清明了。
接着我听到了打火机的声音，然后一个卢戈的同伙像疯子一般在我耳旁令人作呕地低声咕哝着：“火……火……火……”，他用火烧我的手臂接近肩膀的地方，屋子里弥漫着烤肉的味道，我都能听见火焰灼烧皮肤时发出的咝咝声。疼痛麻痹了我的意识，我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呻吟。他烧了我三次，每次都像疯子一样低声咕哝着“火……火……火……”，这让我感觉更糟，因为每次他一咕哝，我便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每次烫过我，他都无法控制地大笑起来，我听见他还跳起了舞。我意识到对他来说这比性爱更有趣，他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中。这人有病，我敢肯定他生来就是这样，这种疯子一般会独自出现在一个黑漆漆的巷子里。大部分孩子的成长都伴随着体育运动或是电子游戏，而这个人却可能埋伏在街坊四邻里，寻找没有防备的动物，折磨和杀戮它们。
他最后烫了我的手臂下端靠近肘部的地方，每次我都试图撑住，但没有用。屋子里烧肉的臭味和胳膊上创面引起的剧痛相结合，让我想吐。第二次和第三次烫我的间隔里，他还打了我的后脑勺，我猜用的是棒球棒。他打得我很疼，但胳膊更疼，反而分散了我刚刚挨的这一下所引起的痛感。
卢戈说：“你在银行有保险箱吗？”
“没有。”我实话实说，不幸的是，似乎没用。
“你的遗嘱放在哪儿？”他问。
“我没立遗嘱。”我说，意识到是不是很快就得立一个了。
他大笑着说：“犯大错了。”边说边用枪托在我后脑勺上打了一下。好吧，我似乎已经得到了自己那个没问出来的问题的答案。
他们又来烫我，这一次变本加厉，免得像前三次一样没有表达清楚他们的意思。当然了，烫我之前，那个人又不停地重复着那种病态的呻吟“火……火……火”，烫完之后又像只鬣狗一样哈哈大笑。
“我们会找到所有东西的，要是你对我们撒谎，我们就杀了你。”卢戈说。
“哦。”我说。听起来不管怎样你们都会杀了我，有什么区别呢？
他继续说：“明天给你老婆打电话，告诉她周五离开这儿去哥伦比亚。让她除了衣服什么都别带，包括她的珠宝首饰都得留下。明白了吗？”
我想他们真是太仁慈了，还允许我妻子给自己和孩子带点换洗的衣服。这些人像猪一样贪婪，他们什么都想要，想夺走我的一切。
“好，我明白了。”我回答。与此同时，我想这些人肯定赢不了任何智力竞赛，他们不想让我妻子怀疑，但是又让我给她传达一定会令其起疑心的口讯。当然，前提是她还未起疑。
“你家保险柜里有多少钱？”卢戈问。
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出现，我通常在保险柜里存一大笔现金。因为安德鲁飓风之后，我一度手头缺钱，因此这就成了惯例。说起这个，德尔加多曾提到过他就是这么做的，说我也应该这么做。
“五千块。”我说。
“让你老婆再取八千块现金，放在保险柜里。”
“好的。”我回答。这个“智囊团”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但他们做的事情却全部反其道而行之，就差举起一个写着“出事了”的霓虹灯广告牌，真够聪明的。
灼伤的创面疼得我思绪无法连贯，他们说了什么，说的话有多荒谬真的都不重要了，我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然而，他接下来说的话的确引起了我的兴趣。
“还有一件事，我们要派人给你家送一些箱子。告诉你老婆不能打开，把箱子放在车库里，不能打开。明白了吗？”卢戈强调道。
他们已经把我家当做新的邮寄地址了，我对箱子里的东西非常好奇，是枪吗？还是别的用来杀人、折磨我或其他人的工具？又或者是毒品？对这帮疯子来说任何东西都有可能。
“好的。”我说。我还能说什么？难道要说“哦，那得看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他们把我拽起来带进纸箱，我躺倒在地，鼻子里还有皮肤烧焦的味道。这伤口真让人抓狂，但因为手铐的限制，我甚至都没法抬起手来触碰它。那一刻说自己悲惨都不足道，这种感觉已经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了，我在这种局面下略微能够发挥一些主动性的就是确保家人免受伤害。除此之外都无所谓了，他们想要什么都行，我只能做这么多。
新一轮折磨过后，我相信他们只要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后就会杀了我。但我不能让自己陷入自怨自艾的境地，不能放弃希望，虽然我的未来看起来极其昏暗。即使这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必须保持斗志，战斗到底。我决定继续战斗，并对自己说，好吧，贱人们，来吧。
过了不久，他们回来了，带我去上洗手间。这次他们的确让我解手了，不过不是因为他们大发慈悲，可能是我裤子上散发尿液的味道令他们不快。好啊，这也算是跟他们捣蛋了。像往常一样，去洗手间的路上花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让我绕着圈走，好让我迷失方向，其实根本犯不着。
他们把我带回纸板箱，解开了我脚上的镣铐，又解开了手上的，然后用枪顶着我的太阳穴，把我的一只手拴到一把沉重的皮革椅子上。他们好像是用两副手铐做了一个链子，一头铐着我，另一头铐在椅子上。我只有极小的活动范围，但还是增加了一些自由，手铐也不再勒我的皮肤，算是一点慰藉，还是令人非常开心的。我感觉舒服了一些，如果在这种条件下还能用“舒服”这个词来形容的话。他们给了我一支烟，我坐在箱子上抽了起来。这一次，没有人来烫我的手。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卢戈进来说道：“我们担心你老婆啊。”
“怎么了？”我问，尽量装傻充愣，以便从他们的话里得到更多信息。
“我们窃听了你家的电话，昨晚深夜她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们可不喜欢这样。”他说。
这是真的吗？他跟我说的是实话吗？我无法想象这么一群小丑居然还会窃听电话。但是不管怎样，我决定跟他们玩下去，有时候装傻也有好处。
“我倒不太担心她能做出什么事来，让她走吧。”我说。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轻描淡写，尽量减少他们的恐惧。无论他们表面上在我面前如何装腔作势，内心还是会感到紧张和疑虑的。
“你觉得她是打给谁的？”他问。
我告诉他们：“她只会给她哥伦比亚的母亲或姐妹打电话，在这儿她没人说得上话。”不幸的是这正是事实。
“好吧，希望她别惹麻烦。”卢戈说。
我近乎恳求地说：“她不会的，让她离开就是了。”我最怕的就是这些人改变主意，不让我家人离开，而是把他们囚禁在家里，或者更糟的话，关进我所在的这个仓库。
“好吧，告诉你老婆和孩子周五离开。记住让她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把多余的现金放进保险柜，还有把那几个箱子留在车库里。”卢戈重复道。
“好的。”我松了一口气，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他要改变主意。
我靠着墙，想着还能做点什么。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大脑想不出来任何可行的办法。接下来我做的这件事可能很蠢，但当时却给了我所需要的信息。我以为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听不到任何人的动静，我知道我面前不远处就有件家具。
他们上次给我烟的时候，把烟放在了这东西上，我是从他们发出的声音判断出来的。我想抽根烟，便决定勇敢点，伸手取一根，果然找到了烟和打火机。我拿了一根烟想点着，还没点着，头上就被重重地踢了一脚，踢得我眼冒金星。我并非一个人，一直都有人在监视着我，这真是一个痛苦而有价值的教训。
屋子里这个人问：“你能看见？”他这么问也是情理之中，因为他不知道当我看不见的时候，其他感官就灵敏起来。我说我看不见。他说：“好吧，你要是看见了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我们就只有杀了你。”
我尽力向他解释，我谁都没看见，也看不见。不知道他相不相信，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我太累了，根本顾不了那么多。
我坐在那儿傻笑着，毫无疑问，妻子离开后到了机场的安全地带，就能报警或找FBI，他们会来救我的。想到待在这儿的时间不多了，救兵很快就会来救我，我感到沾沾自喜。绑架我的人永远也拿不到钱或者别的东西，我坚信自己什么都没给他们，而且还把他们骗进了他们自己编织的圈套里。在一个一切按常规运转的世界里，这行得通。我其实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进了一个黑洞，现实在其中已经被完全扭曲了。
我靠墙坐着，监视我的人最终还是给了我一支烟。我慢慢地抽着，就像是在抽最后一支烟，在这种情况下这也很有可能。当时我甚至都不能够思考，脑子运转过度，精神上的恐惧和胳膊上的疼痛让我的思路完全闭塞了，也许这样最好。在救兵到来之前，我必须集中精力，鼓起勇气应对前方的任何事情。吸完烟我躺了一会儿，渐渐地睡着了，唯一能给我带来安慰和平和的就是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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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条件反射理论建立者，曾获诺贝尔生理学奖。其有关消化道的实验是以狗为实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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