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萧伯纳·萧
“不可能也可能成为可能。”
——罗伯特·H·舒勒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虽然还不能彻底睁开眼睛，也仍然完全搞不清方向，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在医院。我活下来了！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此刻的感受，心中充满喜悦，身体的疼痛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我的视线有限，但能看到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我第一件事就是招呼看护我的护士，喃喃地跟护士说我想吐。她和另一个护士将我移到床的另一侧，我吐了一口血出来。
我来略作回顾，告诉你们我昏迷在仓库里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以及我是怎样来到重症监护室的。这些事情记录在审判时的证词和其他公开文件里，因为我也是通过这些渠道才获知的。直到今天，我都想不起来这些事情，从身处仓库的最后时刻到在医院里醒来，我的记忆出现了断层。
大概凌晨两点的时候，他们把我带到了我的车上，卢戈、他的跟班、德尔加多以及值夜班的友好先生都在车上。友好先生是司机，这就是他所保证的决不允许任何坏事发生在我身上，真是疯话连篇。他们把我的车开到了一个离熟食店很近的地方，位于迈阿密多拉地区的34大街和79大道交界处。这儿是他们干坏事的绝佳场所，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车辆来往，尤其是凌晨的时候。这个地方周围大多都是仓库，说来也奇怪，这里距戴德县警察总局仅仅只有大概一英里的距离。
他们撞毁了我那辆崭新的1994年出的丰田4-Runner，伪造成车以每小时五到十英里的速度撞到电线杆上的车祸现场。我在仓库里时就听到他们开车走之前对车进行破坏的声音，他们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使车祸现场看起来比这种低速撞击电线杆事故要严重得多。他们将失去意识的我拖到驾驶座上，伪造成我正在开车的样子，还在车上和我身上浇上汽油，并放了一瓶丙烷在后备箱里。他们点燃了汽车，回到自己车里观看，准备亲眼目睹一场人肉烧烤和汽车燃烧爆炸时的烟火秀。
值得一提的是，我对那天晚上完全没有记忆，据我所知，我当时失去了意识。不知怎么地，我从车里逃了出来，像一个醉汉，东倒西歪。当我从燃烧着的汽车中爬出来，出现在街上时，他们都惊呆了，气急败坏地要再置我于死地。卢戈习惯性地狂吼乱叫起来，嚷嚷道：“撞他！撞他！”于是他们决定撞死我。
他们撞倒了我，我毫无防备，更不用说有闪躲之力了。卢戈还在叫喊，这次他喊道：“再撞！再撞！”他们倒了个车，又撞了上来。他们想确保我活不了，就又倒车，第三次撞了上来。但这时，老天对我开了眼，突然有一辆车开了过来，他们害怕被人看见，赶紧逃之夭夭。他们认为无论如何我都活不成了，撞第三次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有人看见了燃烧的汽车，叫来了消防队和急救人员。他们到达的时候，我的车已经成为一团燃烧的火焰，而我则昏迷在车旁。我先是被送往海亚里1的帕克兰纪念医院，但因伤势过重，他们治不了，所以又转院到杰克逊纪念医院，这家医院有创伤中心。
他们想把我的死伪造成车祸，原因很简单，我在仓库里签署的其中一份文件就是我的保单受益人更改申请书，该申请书将受益人由我妻子改成了卢戈的前妻莉莲·托雷斯。通过把我的死伪造成看起来像是因精神不正常或烂醉而把车开到了电线杆上，他们就能从保单中获得两百万美元。我敢肯定，那天晚上他们一定认为我必死无疑，从而得意忘形地大肆庆祝了一番。但不幸的是，他们得意得太早了。
我躺在医院的术后恢复室里，望着自己的身体，注意到肚子上从胸膛到阴毛处有一道拉链一样的伤疤，像用订书器一样的针脚缝了起来，一共有五十四针。我浑身上下插满了导管，其中还有一个导管连着阴茎，看来我逃不脱只能尿在各种容器里的命运了。最初几分钟的疼痛难以描述，我真的不想再去回忆。护士不停地过来，擦掉我眼睛里黏糊糊的分泌物，润湿我那像硬纸板一样干燥的嘴唇。
她走到床尾，说：“动动脚趾，让我看看。”
这是我生命中最恐惧的时刻，我两只脚的脚趾都动不了。
她淡淡地说：“你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脊柱错位了，流失了大量脊髓液，医生考虑有瘫痪的可能。”
我想大哭一场，可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我幸运地活了下来，现在却被告知瘫痪，放我一马吧！难道非要祸不单行吗？
我努力发出声音，却只能喃喃地说：“我还受了什么伤？”
她说：“你的膀胱上部憋坏了，脾脏损坏，盆骨骨折。”
我全身上下，包括胳膊、双腿和臀部，都有大量擦伤、割伤和烧伤，但跟其他伤病比起来，这些就太轻微了，几乎无关痛痒。我经历了六个小时的手术，他们把我像哈密瓜一样切开，看看有多少重要器官被损坏、无法正常工作。现在我回想起来，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当时，我对发生的事情还茫然不知，只觉得自己像是刚从绞肉机里出来。
我对护士喃喃地说：“我没有发生车祸，那是蓄意谋杀，我被绑架了。”就这样，我开始向别人诉说我的故事，并争取让他们信任我，但这并不容易。
我猜她一定以为我因为注入体内的吗啡而精神错乱了，便走开了，不再理我。
我到医院的时候没人知道我的名字，我没有身份证，也没有钱。是的，他们打算把我烧死在车里之前，就拿走了我身上的180美元，故事从那儿就开始了。我对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浑然不觉，仅此一点就该引起怀疑。有哪个人会发生车祸之后一点身份信息也查不到呢？同样，也没人对这一点感到奇怪。我真不知道医院里搞麻醉的是谁，到底是医生还是我。我知道在迈阿密发生过奇怪的事情，但事情得有多奇怪，才能让人注意到呢？鲜红的旗帜在警示着，却没有人察觉到，也没有人想到应该采取些措施。
护士回来了，再次让我动动脚趾，终于，左脚的脚趾能动了。这让我长舒了一口气。右脚的脚趾还是没法动弹，但我知道，给点刺激应该就能动了。她不断地用湿毛巾擦着我的眼睛，我看起来一定像一只浣熊，当然不包括身上的伤口和还在流血的眼睛。这些反常的状况都没有引起她的注意，也许她已经见过太多像我这样的人，也许她仅仅是做好本分工作，对其它都视而不见，漠不关心。
我喃喃地对她说：“我要跟我的律师谈谈，我是绑架案的受害者。”你好，快去报警。没人理会，也没人关心。
我提了很多次要和律师谈话的要求，终于得到了回复。我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吉恩，估计他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不到二十四个小时之前，我还给他打了两个电话，告诉他我所谓的婚姻问题，说我要跟新的女朋友私奔。现在，我却又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之前是给绑架了，还差点被那帮家伙杀了。不过，他说他会来医院的。我让他打电话给我姐姐，告诉她发生了什么，还有我在哪里。我不知道几点了，甚至不知道这是哪一天。护士把电话拿走了，说他们等会儿要给我做一个核磁共振扫描，判断我脊柱损伤的程度。之后，他们会把我送进普通病房。
吉恩来探望我的时候，我还待在术后休息室里。我把发生的事情大致告诉了他，他一定以为我因为药物而精神错乱了，但我不怪他。他给我妻子和姐姐都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后来姐姐告诉我，吉恩给她打电话说：“你弟弟在医院，疯了一样地说他被绑架了。”我不会责怪任何认为我疯了的人，因为我所说的确实极为少见。我知道要让别人相信我和帮助我绝非易事，但是起码总会有人为以防万一而报个警吧。然而，没人这么做。
他们给我做了核磁共振扫描，最终把我送到了普通病房。我浑身剧痛，不断地呻吟着，吗啡也无法减轻这种疼痛。护士进来说我要是再叫，他们就把我赶出医院。这真是有趣，他们要干嘛？把我的床扔到停车场，把我丢下？还是把我的床扔到汽车站，让我乘一辆公交车回家去？再说，我的家也没了。我忍不住发出呻吟，痛彻心扉，肝肠寸断。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什么叫痛。
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清醒的时候，就盼着警察来听听我的故事。但没有人来，而且似乎我无法让别人相信我的故事。我知道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一定对我很好奇。我可不像玫瑰那样闻起来香喷喷的，头发也油乎乎地黏在一起贴在头皮上。换句话说，我看起来就像一个流浪汉。也许正因如此，他们并没有把我的话当回事。许多流浪汉有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而我看起来正像是这样。
第二天，我姐姐米歇尔和弟弟艾利克斯来了。我永远都忘不了弟弟看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他说：“天哪，你是从搅拌机里爬出来的吗？”
我根本不需要镜子，他们脸上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是的，我看起来一定无比凄惨。姐姐说我看起来像一只浣熊，还问我眼睛怎么搞成这样。我很高兴他们来了，让我不再孤单，但我仍然感到害怕，没有安全感，并且极度脆弱。绑匪本来是要我死的，但我却活下来了。那些恶棍一旦发现，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回来要我的命。姐姐跟吉恩·罗森谈了谈，他们告知医护人员不得向任何人泄露与我有关的信息。院方保证尊重我们的意愿，但是他们并未信守承诺。
起初几天，我只能忍受疼痛，什么都干不了。几天以后，我开始打电话注销信用卡。他们所享受的空前的疯狂购物热情震惊了我，他们花了16万多美元。我试着跟信用卡公司解释情况，但事实证明这非常难，从某种程度上说，简直是不可能的，没人相信我说的话。我打电话给熟食店经理弗雷迪，让他把店里的锁换了，以免他们把剩下的东西也卷走。我努力挽救着我所能挽救的一切，尽管已经所剩无几。我的指示弗雷迪还是可以执行的，他来到医院告诉我除了我的电脑，其他东西都在。至少他们没来得及把熟食店洗劫一空。
我打电话给银行，惊喜地发现我的一个账户里还有4万美元的余额，显然这笔钱还留在账户里是因为我的签名不过关。令我无法理解的是，银行既然能对一张4万美元的支票提出质疑，为何却轻易地兑现了一张50万美元的支票和一张70万美元的支票。我冻结了账户，没有解释原因，这个时候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相信我的。我知道如果绑架我的人还没有发现我活下来了，那么我现在冻结账户内剩余的资产就会提醒他们我还活着。我查询了佣金和共同基金账户，但为时已晚，这些钱都被洗劫一空，甚至连我的个人退休账户也难逃一劫。
当别人发现你处于低谷、无比脆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会想尽办法占你的便宜，这着实让我感到心寒。弗雷迪到医院里看望了我，但他并没有换掉熟食店的锁。他拿着熟食店的信用卡去买私人物品了，总共花了有一千美元。多好的一个人啊，真是谢谢你了。连他都堕落到如此境地，真是太让我震惊了，但转念一想，都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是值得奇怪的呢。
随着身体开始痊愈，我逐渐陷入一种恐慌，姐姐也是同样的心神不宁。她的直觉告诉她得尽快带我出院。我姐姐性格中的一个优点就是她行事绝不拖泥带水，思路很清晰。如果离开医院，我能去哪儿呢？我没有了家，亲人也不在身边，我的身体状况更不能去哥伦比亚。一个月之前我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一份生计，现在都没了。除此之外，当时的情形也令她心里惴惴不安。她的直觉是对的，弟弟也是精神高度紧张，进病房的时候还带着一根“安全”手杖，也就是一根小型警棍。我们的性命其实朝不保夕，那帮暴徒随时都会端着枪破门而入一通扫射。
我们反复思量，考虑在我住院期间，雇一个贴身的私家侦探。我们给吉恩·罗森打电话，他推荐了一个叫做艾德·杜波依斯的人。我们给杜波依斯打了电话，不过对于他听了我故事之后会作何反应依旧心里没底。然而，他来到医院，见了我之后，就相信了我。他告诉我们雇人24小时贴身保卫的价钱，这价格令人望而却步，我们立马就否定了这个想法。艾德建议我们出城，留在迈阿密很危险。在接下来经历的一连串考验中，艾德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正在商讨其它办法的时候，米歇尔跟医护人员去拿我的衣服和个人物品。他们把我的靴子和一套撕烂了的内衣给了她，这就是我剩余的所有东西。如果穿这一身，我就得光着身体只穿一双靴子走出医院了。
姐姐决定带我乘飞机转往纽约她家附近的一家医院，那样她就能照看我。医生来给我做检查的时候，她把她的决定告诉了他。
医生表示反对，对她说我的身体情况哪儿都不适合去，他不会同意的，也不会签出院单的。姐姐这时尽显强人本色，直截了当地告诉医生她不在乎他怎么想，不管他愿不愿意，周五她就带我去纽约，并且还会让我一切准备就绪。医生肯定从没遇到过这么直白地跟他讲话的人，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需要时间来慢慢恢复。我告诉他我没有经历什么车祸，那是一场蓄意的谋杀，还解释说我被绑架了，请他们报警。
姐姐和弟弟站在我身边，一起目睹医生面部表情的扭曲，他对刚刚听到话表现出震惊和难以置信。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永远印刻在我脑海中，只能说那令人感到很不真实。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诡异地笑了一下，就离开了房间。我们姐弟三人明白自己已经身处孤立无援的困境之中，必须马上撤离。
第二天，姐姐安排了一家当地的空中救护公司将我送往纽约。早上八点，我们就将离开这个天堂和这里所有美好的回忆。
周五早晨，我盼望着离开这个在过去一个月给我带来如此多痛苦的地方。那天早上，我偶然听到两个医生在我的病房外谈话。在他们看来，整件事都非常奇怪。我来到医院时是个无名氏，也没有文件或是任何线索能表明我的身份。我不知道为什么既然他们已经发现事情不对劲了，就不能费心去报个警吗？
后来，医生进来拿走了交叉缠绕在我身体上的导管。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似乎还在梦里，我很清楚，故事的第二章就要开始了。姐姐安排很周到，她找了一个护士陪着我们前往纽约。
我被抬到担架上，又被转移到一辆轮床上，最后被抬到了救护车上。到达机场时，我的轮床也上了飞机。我跟弟弟道了别，他不一同前往，而是回坦帕市2的家。姐姐也登了机，飞机的门关上了。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眼泪流出了我的眼眶。这既是悲伤的眼泪，也是喜悦的眼泪，既是因为上个月我所经历的磨难，也是因为我不仅活了下来，而且终于能前往一个更能给我安全感的地方，远远离开那些想要置我于死地人。
那天上午大概十点，卢戈、他的跟班、德尔加多以及另一个同伙来到了医院。他们疯狂地打电话想找到我，第一个电话就打往太平间，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期望在那儿打听我的消息。但结果让他们感到震惊，我并不在那儿。这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我活了下来。他们又给所有的地区医院都打了电话，最终在杰克逊纪念医院找到了我的踪迹，不知是谁大发慈悲，把我的房间号告诉了他们。还记得他们是怎么保证不会泄露任何消息的吗？
他们到医院来杀我，带了装有消声器的手枪，打算杀死任何跟我在一起的人和任何阻拦他们的人。他们的计划是用枕头闷死我，不留下任何闪失，走进我的房间后，没看到人，以为我去接受检查了。卢戈跟护士谎称是我的朋友，问我去哪儿了，护士告诉他我一早就走了。卢戈和他的同伙大惊失色，他们的猎物逃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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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城市。
2佛罗里达半岛西安海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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