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代，士人精神堕落到了最低点，士人阶层也逐渐庞杂化、无序化，这一情况持续到了西汉初年，转变便已悄悄产生。从战国末年的士风沦丧、人心不古，到北宋时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历经了一千多年，这一千多年，就是士人精神逐渐积蓄力量，最终成功自赎的过程。

    1996年即将过去的时候，笔者在《读者》上偶尔读到这样的一段话：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全世界最黑暗的日子，可是，三天之后就是复活节了！

    读至此处，笔者豁然开朗。世事如此，人生如此，历史大势亦如此。

    《周易》中的“复”卦，所代表的正是最艰难的情况之下的“一阳来复”，其中包含的哲理，正是一切事物降至其自身的最低点时，就会出现上升的转机与反弹的动力。

    士人精神也是如此。在战国时代，士人精神堕落到了最低点，士人阶层也逐渐庞杂化、无序化，这一情况持续到了西汉初年，转变便已悄悄产生。

    从战国末年的士风沦丧、人心不古，到北宋时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历经了一千多年，这一千多年，就是士人精神逐渐积蓄力量，最终成功自赎的过程。

    对于人的一生而言，一千多年是遥不可及的未来；对一种社会群体而言，一千多年是开枝散叶、迎风绽放的花期。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当时的士人们并不知道这一过程需要上千年，但是他们中的执着者依然无怨无悔，为着这一群体精神的浴火重生而奋斗。

    深渊中的挣扎

    士人精神之所以会堕落，一方面是因为士人阶层内部存在的“信仰危机”，即儒家和墨家在各自的思想与实践中无法自圆其说的根本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分裂局面的存在，使他们能够周游列国，四处游说，为眼前的利益而放弃原则。

    然而，在突如其来的大秦帝国面前，他们突然发现，以往的方法行不通了。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天下，不但在制度、法令、管理方面严格要求统一，而且在思想、文化、风俗方面也要实行一统的政策。秦帝国是这样，西汉王朝也是这样。在统一的时代，游走于各地的士逐渐失去了表现的机会，而统一的国家需要的也是能够忠于职守、彰显气节的人。

    群体精神已堕入深渊的士人阶层，终于开始反思他们应向何处去的问题了。

    奸士的转型

    秦末汉初的奇人叔孙通的一生，正是士人阶层精神状态转变的浓缩表现。他从谄媚、阿谀转向营造礼乐制度、重建信仰，虽然还带有投机的色彩，但已经表现出积极的一面。

    叔孙通在秦朝时因为善于写文章、知识渊博被征召入宫。以他的才能本来可以被任命为博士，但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过人的表现，任命就迟迟未下。秦始皇去世之后，陈胜、吴广掀起了反秦战争。

    当使者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朝廷时，秦二世召来朝中的各位博士、儒生问道：“在楚地戍边的那些士卒攻下蕲县进入陈县，对这件事，各位是什么看法？”

    在场的三十多个博士、儒生不清楚秦二世的脾气秉性，便按照自己所学的那些纲常伦理之道，直言不讳地说：“做臣子的不能聚众，聚众就是造反，这是死罪，不能宽赦，希望陛下赶快发兵攻打他们。”

    谁知秦二世是一个喜欢文过饰非的人，对他而言，在自己的统治下出现了起义，就说明他治理国家不当。所以，秦二世听到儒生们的这番言论就发了火，脸色顿时变了。

    叔孙通因为迟迟没有被任命，一直想要找个机会表现自己。

    他通过近日来对秦二世的了解，以及刚才儒生、博士们发言时对秦二世表情的观察，已经知道了秦二世的心理变化，便上前说：“各位儒生的话都不对。当今天下已经统一，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而且先帝在时就毁掉了以前为了割据而建起的城池，销毁了杀人的兵器，向天下人昭示不再用它。何况现在贤明的君主君临天下，制定了完备的法令，使人人都能遵法守职，四方八面都归附朝廷，哪有敢造反的？这只是一伙盗贼行窃罢了，何足挂齿。地方官们正在搜捕他们治罪论处，不值得忧患。”

    秦二世听到叔孙通赞扬自己是贤明的君主，还把农民起义说成是强盗的行为，自大感马上冲昏头脑，高兴地说：“说得好！”然后，又重新询问在场的每一位儒生，让他们重新回答对此事的认识。儒生们有的说这是造反，有的说这是盗贼。

    在场者逐个发言之后，秦二世命令监察官审查每个儒生说的话，凡说是造反的，都要下狱治罪，因为秦二世认为他们不该说这样的话。那些说是盗贼的，都免掉职务，因为他们都没有率先表示对皇帝的支持。而第一个说陈胜起义军是盗贼的叔孙通，却获赐二十匹帛、一套服装，并获得了他期望已久的博士之职。

    叔孙通离开了皇宫，回到自己的住所，就有一些刚才在场的儒生问道：“先生说了些什么讨好话？竟然得到皇帝这样重的赏赐！”

    叔孙通说：“各位不知道啊，我如果不那样说，几乎逃不出虎口！现在我说了违心的话，别人一定会轻视我，可是谁知道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呢？再说，等到事态闹大了，秦二世也许会迁怒于我，把我杀掉，我不如及早逃走的好。”

    叔孙通在宫中的表现，是出于自保的心理。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颠倒黑白，找准了秦二世的喜好，在这个残暴君王的面前逃过了一劫。此时的他，是随波逐流、无底线无原则的。他不顾是非只顾活命，虽然一时蒙骗了秦二世，却自己也没有把握将来不会因此而引来祸患，所以才要火速逃命。

    叔孙通逃离了都城咸阳，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薛县，当时薛县已经投降了楚军。等项梁到了薛县，叔孙通便投靠了他。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就到了楚怀王（义帝）的身边。在攻灭秦朝之后，楚怀王被项羽封为义帝，迁往长沙去了，叔孙通便留下来侍奉项羽。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带领五个诸侯王攻进彭城，叔孙通就投降了汉王。而后项羽夺回彭城，刘邦败北，这回叔孙通没有再做墙头草，而是跟着刘邦一起逃走。直到此时，叔孙通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

    叔孙通总是穿着一身儒生的服装，刘邦见了非常反感；他就换了服装，穿上短袄，而且是按楚地习俗裁制的。刘邦是楚地人，看到叔孙通穿上了自己家乡的衣服，很是高兴。

    应该说，刘邦讨厌儒生，只是一己的好恶，而且刘邦也不会因此而杀掉叔孙通，但叔孙通却投其所好，专门费心在细节上做文章去迎合刘邦的口味。确实，“细节决定成败”，刘邦也从此开始觉得叔孙通比以前顺眼多了，说的话也中听多了。

    那么，叔孙通这样讨好刘邦，是为了向上爬，还是忍辱负重呢？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

    当初，叔孙通投降刘邦时，追随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可是叔孙通从来不说推荐他们的话，而专门推荐那些曾经聚众偷盗的勇士。他的那些弟子都很不高兴，在背地里抱怨他：“我们侍奉了先生几年，幸好能跟他投降汉王，如今他却总是不推荐我们做官，却专门推荐那些坑蒙拐骗的社会渣滓，这有什么道理？”

    这话传到了叔孙通的耳朵里，叔孙通便郑重其事地召集大家，对他们说：“现在汉王正冒着生命危险去和西楚霸王争夺天下，现在需要的是战斗英雄、特种部队，而不是宣传队和文艺兵。我问问你们，难道你们觉得自己擅长阵前厮杀吗？所以，我先要推荐那些能上战场打仗、斩将夺旗的勇士。等到天下太平了，肯定会让你们大展拳脚，你们不要着急，得等机会，我肯定不会忘记你们。”刘邦听说了叔孙通这番话，觉得他又有远见又忠君，而且不把士人看得那么重要，心里大为高兴，就任命他为博士，称为稷嗣君。

    叔孙通对追随他的人讲话时，也带有一定的表演成分，所以他对刘邦浴血奋战的生涯表现出十分钦佩的样子，这样的奉承话正中了刘邦的下怀。作为一个在马上拼杀争夺天下的强权者，刘邦喜欢听到的就是对他战功的赞美，而叔孙通在非公开的场合也这么做——其实他是故意做给刘邦看的——就更能看出叔孙通的忠心了。可见，叔孙通对刘邦的心思揣摩得极为透彻，而且分寸拿捏得也很准，所以给自己带来了实利。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天下已经统一，诸侯们在定陶共同尊推汉王为皇帝，叔孙通负责拟定仪式礼节。为什么讨厌繁文缛节的刘邦会想要拟定仪式礼节呢？

    因为他身边的功臣们基本都出身于基层，不懂得礼法，在朝廷饮酒作乐时争论功劳、狂呼乱叫的事时有发生；还有的人发酒疯，拔出佩剑用力地砍削庭中的立柱，刘邦总觉得这太像在村子里的小酒馆聚众酗酒了，一点都没有皇帝的派头，因此很是头疼。

    叔孙通知道刘邦的心病，就劝说道：“那些儒生很难为您攻城拔寨，可是能够帮您巩固基业。我希望征召鲁地的一些儒生，跟我的弟子们一起制定朝廷上的礼仪。”

    刘邦说：“只怕会像过去秦朝的那些礼节一样烦琐吧？那种礼仪我可受够了，而且我也记不住啊！”

    叔孙通的回答是：“礼，就是按照当时的世事人情给人们制定出节制或修饰的法则。所以从夏、商、周三代的礼节有基本的延续性，但也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进行改动。从这一点上就可以明白，不同朝代的礼节是不相重复的。我愿意略用古代礼节与秦朝的礼仪进行糅合，制定一套适合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新礼节。”

    刘邦对此还是犹豫不决，他说：“先生你倒是可以试着办一下，但要让它通俗易懂，主要是得考虑我能不能够做到。”

    现在叔孙通终于等到了机会，做一些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那就是“制礼作乐”。他一味地向刘邦低头，其实等的就是这一天，现在，他要用自己的想法来规范这个帝国的秩序，让西汉王朝成为一个懂礼仪、有底蕴的礼法之邦。

    为了顺利制定出礼仪，叔孙通奉命征召了鲁地的儒生三十多人。当时有两个儒生不愿去，还讽刺叔孙通说：“您侍奉过将近十位君主，而且都要靠阿谀奉承才能受到重用。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战死者还来不及埋葬，伤残者也没有痊愈，却要制定礼乐法规，这不可行。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只有和平、稳定地发展百年以后，才能真正建立礼乐制度。我们绝不会违心替您办这种事。您办的事不合古法，我们不去。您还是走吧，不要玷辱了我们！”叔孙通笑着说：“你们真是鄙陋的儒生啊，一点也不懂时势的变化。”

    叔孙通就与征来的三十人一起向西来到都城，他们和皇帝身边有学问的侍从以及叔孙通的弟子一百多人，在郊外拉起绳子作为施礼的处所，立上茅草代表位次的尊卑进行演练。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说：“皇帝可以先来视察一下。”刘邦视察后，让他们向自己行礼，然后说：“我能做到这些。”于是命令群臣都来学习，这时正巧是十月，能进行岁首朝会的实际排练。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已经建成，各诸侯王及朝廷群臣都来朝拜皇帝，参加岁首大典。大典的礼仪是：

    在天刚亮时，谒者开始主持礼仪，引导着诸侯，文武百官依次进入殿门。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宫廷侍卫、军士，摆设着各种兵器，树立着各式旗帜。谒者发令说“小步快走”，所有官员便得立即各就其位，大殿下面的官员则站在台阶两侧，有几百人之多。凡是功臣、列侯、各级将军、军官都按次序排列在西边，面向东；凡文职官员从丞相起依次排列在东边，面向西。

    列队完毕后，九个礼宾官从上到下地传呼，然后皇帝才乘坐“龙辇”从宫房里出来，百官举起旗帜传呼警备，然后引导着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上的各级官员依次毕恭毕敬地向皇帝施礼道贺。诸侯王以下的所有官员，没有一个不因这威严仪式而肃然起敬的。等到仪式完毕，再摆设酒宴大礼，诸侯百官等坐在大殿上，都敛声屏气地低着头，按照尊卑次序站起来向皇帝祝颂敬酒。斟酒九巡，谒者宣布“宴会结束”，最后，监察官员对在场者的礼仪进行纠察，找出那些不符合礼仪规定的人，对他们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

    从朝见到宴会的全部过程，没有一个人敢大声说话，行为上也没有失当的。大典之后，刘邦非常得意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于是任命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斤。

    叔孙通顺便进言说：“我的弟子们跟随我很久了，而且他们也参与了制定朝廷礼仪，希望陛下授给他们官职。”刘邦便慷慨地将他们都封为郎官。叔孙通出宫后，把五百斤黄金都分赠给参与制定礼仪的儒生，这些人都高兴地说：“叔孙先生真是大圣人，通晓当代的紧要事务。”

    从制定礼仪这件事可以看出，叔孙通并不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人，他之前的种种行为，虽然有向上爬的嫌疑，但是他这一次冒着很大的风险，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并不是要单纯地讨好刘邦，而是想要树立一种新秩序，并且建立起礼乐制度对政治行为进行引导的体系。

    在礼仪制度建设完成后，他并没有贪财，也没有将功劳都揽在自己头上，这恰恰说明他不是为了权力、金钱而做这件事，而是为了他的信仰、他的理想。

    在汉朝建立前，叔孙通并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对秦二世那样的昏君，他都会假意逢迎。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只注重眼前利益的人，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他卑微地活着，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他终于挺身而出，做了他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从“奸士”到名臣，其实正是他试图让士人阶层介入政治，在制度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自我转变过程。

    殊途同归的坚持

    士人坚持理想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无条件的坚持，即不管外界发生什么事，都要固守自己的原则；另一种是有条件的坚持，可以不拘小节，可以进行变通，但最核心的原则却不容动摇。

    这两种坚持，性质上不分高低，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西汉初年的政坛上，这两种坚持的形式同时出现过，那就是在吕后专权时，就吕氏外戚封王的问题进行的一次大争论。

    汉高祖刘邦本来只是一个默默无名之人，后来在秦末的大变乱中加入到反秦军队，才慢慢崭露头角。他之所以能够建立汉朝，一方面是靠一批勇猛善战的大将，另一方面是靠善于运筹帷幄的文臣谋士。所以，在他统一天下后，举行了一个仪式，与辅佐他打天下的功臣们订立了一个关于富贵等级的政治契约。

    契约中规定，功臣们可以在朝廷中享有极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而且规定只有刘姓（也就是汉高祖刘邦的同族亲戚）才能封王，只有拥有大功的人才能封侯，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要受到天下人的共同征讨。

    这个政治契约，一方面保证了功臣们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刘姓江山的安全。皇帝为功臣们提供特殊待遇，功臣们负责拥护刘姓人做皇帝不受侵犯。这个规则让汉高祖和他的功臣们相处得比较融洽，彼此间很少出现什么争斗。

    但是，汉高祖死后，他的妻子吕后专权，以皇太后的身份干涉朝政，名义上是辅助她的儿子惠帝，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家族吕氏争权夺利。

    吕后本人十分工于心计，她知道自己这样做会引起功臣们的不满，就等到功臣中的元老萧何去世之后，才慢慢推行自己的计划。但是，这样也引起了许多功臣的不满，吕后则使用各种手段，剥夺了他们的实权，转而重用臣服于她的大臣。

    过了一段时间，吕后觉得人事安排上已经基本搞定，便着手计划封吕氏家族的人为王来加强实力。她计划封王的名单，都是她的兄弟和侄子辈的人，用意也在于先让吕氏诸人拥有和功臣们一样甚至更高的地位，对自己的统治进行保护。

    一天上朝的时候，吕后把封吕氏为王的想法对大臣们直接说了出来。当时，功臣出身的右丞相王陵极力表示反对，并且搬出了汉高祖刘邦当年与功臣们订立契约的誓言，和吕后当场发生了争执。

    王陵说：“先帝在天下刚刚一统的时候，就和功臣们立下了盟约，约定只有刘氏才能封王，如果违背了这个盟约，那么即使是太后您出面所封的王，天下人，包括我们这些为先帝所器重的功臣，都要共同反对，甚至不惜讨伐那些非刘姓的王。请太后收回成命，尊重先帝与我们的誓言！”

    吕后本以为自己既然提出了计划，就应该水到渠成，毫不费力就为吕氏家族争得地位，根本没想到作为首相的王陵会率先反对。

    她十分气愤，但是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反而和颜悦色地对王陵说：“先帝打下天下，确实是你们功臣的功劳。但是，现在治理天下，仅仅靠你们这些只能冒死拼杀的功臣是不够的，还要靠那些有才能的人啊。您想想，这些年来，我为大汉江山付出了多少，我的家族又为治理国家耗费了多少心血呢！难道他们的功劳还够不上被封赏吗？更何况，我是先帝的妻子、当今的太后，我的家人就如同先帝的家人一样，何必分刘氏和吕氏呢？您是先帝身边的老臣，难道说您看我是一个妇人，就对我的建议不以为然？”

    王陵虽然官居丞相，但对权变之术却一窍不通，他认定了刘邦与功臣之间的政治契约不容侵犯，便把刚才那番话翻来覆去地说，就是不同意吕后的建议。

    吕后非常难堪，而且她也知道先帝与功臣的盟约在政治上的地位，不敢直接对此进行否认，只得为自己寻找台阶，问当时站立一旁的左丞相陈平：“陈丞相，您是先帝身边最有智谋的人之一，深谋远虑，智慧过人，先帝对您非常欣赏，常常说您的见解最合他的心意。我刚才说的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陈平是一个文臣，不像王陵那样战功卓著，但他的计谋一向为刘邦所推重。他知道这几年来吕后所作所为的目的，也知道现在吕后这么问他，就是想征得他的同意，挽回面子，并且顺利地把封吕氏为王的计划推行下去。

    他思考了一下，就对吕后说：“先帝为国家考虑，所以与功臣订立了盟约。而先帝去世之后，太后为国家殚精竭虑，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俗话说，创业难，守成更难，太后治国的功劳之大，我们这些臣子有目共睹，而且太后是先帝的皇后，根本不是外人，太后的兄弟子侄，也和刘氏大有渊源，以此而论，封他们为王，并不为过。”

    陈平的这番话让吕后十分高兴，于是她便宣布封自己的兄弟侄子几人为王。可是，朝上的功臣们十分不满，尤其是右丞相王陵，觉得陈平在朝堂上的举动简直就是奴颜媚骨、背叛先帝。下朝之后，他就当面责问陈平为何说出赞同吕后主张的话来。

    陈平面对王陵的责问，缓缓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先帝和功臣们订立盟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汉江山长治久安，让我们这些功臣效忠于大汉，为他的子孙尽心竭力地服务。但是，现在吕太后当权，她所说的话名义上是代表皇帝的，谁要是不服从，就会被扣上大逆不道的罪过。现在王丞相您是因为功高位重，太后才没有公开对您作出处置，但是也会暗中削弱您的权力。如果功臣们都像您这样冲动，我们又靠什么保护大汉江山呢？在朝堂上和太后明争，不给太后留面子，这一点不足取，因为在朝堂上的争辩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做臣子的拗不过太后。而在暗中作出部署，让先帝的子侄们能够保存下来以待日后即位，我们这些功臣再保存实力保护刘姓江山，在这一点上，太后也斗不过我们。所以，何不顺水推舟，暂时放权呢？”

    听了陈平这番解释，功臣们才稍稍放心。不过，因为王陵在朝堂上和吕后当面争吵，吕后不久就把他调离了丞相的职位，封他做地位很高但毫无实权的太傅，而陈平则因为这次权变的成功而留任，并升任右丞相。

    在吕后去世之后，吕氏家族果然对汉朝江山有非分之想。这时候，陈平就与周勃等人齐心合力，剿灭了吕氏家族的势力，辅佐汉文帝登基，使刘姓江山度过了一劫。

    王陵是个讲原则的人，他在原则问题面前毫不让步，甚至不惜与吕后翻脸——刘邦没发迹之前，王陵是老大哥，可能那时候他总是叫吕后“弟妹”呢。为了坚持原则，他丢掉了实权，但是让吕后感受到了功臣们对原则的坚持。

    陈平面对吕后在朝堂上的强势，知道不能硬碰硬，因为那样的结果只能是以卵击石。所以，他采取了变通的方式，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对吕后作出了让步，而实际上他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保全汉朝的江山。在他看来，当年的盟约只是个形式，保住刘氏江山才是关键。所以，他没有与吕后针锋相对，而是在战术上作出了让步，在战略上却依然坚持底线，没有让吕后占到很大的便宜。

    陈平是士人，他用迂回的方式坚持着自己的原则；王陵是武夫，他用直接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已经颓丧许久的士人精神，就是在赳赳武夫的精神冲击下，慢慢带有了“侠”的色彩。

    政治文盲的文化遗产

    在古代，政治看上去不是一种“正式”的学问，也没有人专门为之著书立说——韩非子的书，也并非专门讨论政治，而是讲执政者应有的法度与手腕。可是，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的原则，让人头疼的是，这些原则往往不是公开的、不变的，而是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并且口耳相传、秘而不宣。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整日厮混于官场，与政坛蠹虫们沆瀣一气，往往就会对政治的原则很隔膜，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政治上的文盲。

    西汉初年，有一批“布衣将相”，他们或是与刘邦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或是由当时其他诸侯那里投诚过来的治国人才。为了回报这些追随者，刘邦封赐他们的官爵，让功臣成为西汉初年政坛上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但是，功臣们大多数是战场上的英雄，对于政治，他们是不懂的，因此就出现了很多“不识大体”的笑话。

    为什么功臣们会“不识大体”？或者换一个角度来提问：为什么这些战斗英雄们注意不到“大体”的重要性？其主要原因，可以说是他们自身对政治缺乏认识，认为政治就像打仗一样，要直来直去，如同刺刀见红一般当场解决问题；同时要亲临现场，再细碎的事儿也要自己亲自操刀。于是乎，我们看到了被政治逼得手忙脚乱的功臣，被政治逼进死胡同的功臣，被政治折腾得团团转的功臣。

    也许，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王陵、周勃、周亚夫们是一流的，但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只适合于战场，到了政治场中，他们看不到敌人，看不到战阵，只能盲目地横冲直撞，结果自然是四处碰壁。于是，他们便迷失在这“无物之阵”中，无法自拔也难以回头。

    但是，“不识大体”的人是可爱而且可贵的。如果整天只想着“大体”，那就会成为市侩的政客、体制的蠹虫，在政务上无所建树，只知道揣摩人心、讨好君主与上级。

    不看脸色，只想自己应该做什么，一旦做不到就诚惶诚恐，这便是不识“大体”的“政治文盲”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为士人精神的复兴保存了火种，虽然他们自己并非士人。

    绛侯周勃，是汉高祖刘邦最早的追随者，也是刘邦在统一天下、平叛定国过程中的大功臣。他为人木讷忠厚，刘邦十分信任他，但他不喜欢学习文化知识，甚至对儒生们恶语相向。但刘邦就是看中了他的朴实、不会耍心眼，在临终前还对吕后说出“安刘氏者必勃也”的政治遗言。

    后来，周勃果然以其效忠于刘氏的一片赤诚，与吕后家族对抗，使国家大政在吕后去世之后从吕氏家族之手重新回到了刘氏皇族手中。

    就是这样一位忠厚果敢的大忠臣，在他拥立的新皇帝——汉文帝刘恒的朝堂之上，闹了一个“不识大体”的大笑话。

    当时，因为周勃有消灭吕氏党羽、拥立文帝的大功，位居右丞相，为百官之首。汉文帝经过一段时间对国家政务和官员的熟悉，打算进一步学习执政经验、了解国家各方面的情况。一天上朝，文帝就问周勃：“天下每年要断多少案子？”

    周勃带着歉意谢罪说：“臣不知。”

    文帝又问：“每年国家府库的钱粮收入与支出又有多少？”

    周勃再次道歉，还是说不知道。一上朝就被问了两个自己搞不清楚的问题，周勃感觉十分紧张，汗流浃背、惭愧不语。——直肠子的周勃就没有想到换个思路：为什么做宰相就非要知道这些具体的数据呢？

    求知欲极强的汉文帝便问左丞相陈平——在拥立文帝之后，本来身为右丞相的陈平因为周勃功劳比自己大，甘愿将首席宰相的位子让给周勃，自己退居为副手（左丞相）。

    陈平面对文帝的问题，狡黠地回答说：“这些事情各有负责的官员。”

    文帝觉得陈平相当于避开了问题，没有直接回答，便追问道：“那么谁是具体负责的官员呢？”

    陈平不紧不慢地回答说：“陛下要问判案的问题，可以咨询廷尉；若是问钱粮收支问题，可以咨询治粟御史。”

    汉文帝觉得陈平是在踢皮球，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便问陈平：“如果这些事都有具体负责的人，那么丞相您又做些什么事儿呢？”

    陈平回答说：“负责管理大臣！宰相所要负责的，就是上要辅佐天子，调理阴阳四时的和谐，下要让万物按照自然天道滋生成长，对外要安抚边境民族和地方诸侯，对内要教化百姓，使公卿大臣各司其职。”

    听了这番具有纲领性陈述的话，汉文帝不由得不佩服陈平对政治的理解，连连称赞。而周勃则十分惭愧，觉得自己作为首席宰相，居然没有陈平这个后生副手那样的觉悟，退朝后便责备陈平：“你以前为什么不教我这样答复皇帝？”

    陈平看到周勃那副憨态可掬又怒气冲冲的样子，不禁哑然失笑：“您做了宰相，还不知道宰相要做什么吗？如果陛下要问到长安城中有多少盗贼，您还要硬着头皮去回答吗？”

    遭到陈平的讥讽之后，周勃觉得自己不如陈平那样能识大体，而且做这个宰相确实也让他从心底里不舒坦，于是他称病辞职。

    可惜，周勃的辞职，并不是出自他对政治的了解，而是出于他个人的朴素认识——既然自己“不称职”，那就应该辞职。可是他没有去想，为什么自己会“不称职”，为什么陈平就“称职”，什么才叫“称职”？

    这就是一个淳朴、敦厚的武将，一个不识大体的老臣，在被追问时，他没有像圆滑的陈平一样推诿，而是在检讨自己的不足。

    如果人人都像陈平，那么官僚机构会变成一个表现智慧的地方，但也会是一个“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沙漠；如果人人都像周勃，那么官僚机构会出现很多的愣头青，但事情总有人抢着做，总有人有担当、有勇气、敢负责。

    堕落的士人们，失去的正是这种道义的担当感和责任感，而政治文盲用他们笨拙的政坛表现，为士人上了精彩的一课：有责任感，可能会像周勃一样四处碰壁，但就是因为他有担当，所以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的伟人。

    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历史有如黄河，并非一泻千里，奔流到海，而是要经过一个“之”字形的路线，曲折前进。

    士人精神的重振也是这样。在西汉初年这些具有责任感、担当感和独立精神的士人逐渐复兴之后，到了东汉时期，士大夫已经逐渐形成了固定的价值取向、共同的知识与信仰和参政的平台，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体系会在东汉以后“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

    但是，东汉末年腐败的政治，外戚与宦官间日渐升级的权力斗争，将士大夫也拖了进来。终于，当时的名流几乎都在“党锢之祸”中被清除、被打击，士人精神也似乎一蹶不振。

    但是，已经有了凝聚力的士人精神并不会就此绝迹，相反，它变成了地下的暗流，会慢慢汇聚起来，喷薄而出——尽管我们还要继续等上几百年。

    无法直面的人生

    “党锢之祸”发生后不久，黄巾大起义爆发，东汉政权也从此分崩离析。到了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而自立，历史进入了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

    中央王朝权威的丧失、内轻外重局面的出现，各路诸侯争霸活动的激烈，促成了三国时代士人对社会的认识产生了变化。这变化是颠覆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所以，在颠覆了旧有的观念后，新出现的变革之后的社会观与政治观，只是一个暂时性、过渡性的存在。

    旧有的观念已经被扫荡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党锢名士们血的教训也让后来的士人们不愿轻言政治；而新的观念却一直都是“临时文件”，没有过渡出一个成型的理念。这让人们无所适从，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找不到什么思想上的出路，十分苦闷，但心中怀有一种宏图大志，想要救国救民，在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碰撞冲突之下，他们在政治上作着艰难的抉择。

    诗人顾城写过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恰好符合三国时期士人们的心态：生活在乱世，但是由于平素学习儒家伦理，总是向往着一个太平盛世，一个靠文治教化百姓而不是靠武力征服天下的国家。他们想要为建设太平盛世而尽力，但是他们却看不到乱世的纷争中会有光明出现，想要放弃但是又不甘心放弃。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内部发生了分化，有人积极入世，有人得过且过，有人消极避世，有人痛诋时政。到底乱世的黑夜给了谁能够找到光明的黑色的眼睛呢？

    “竹林七贤”是乱世士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原本都学习儒家经典，但因为时局的纷乱，这个原本有着共同信仰基础的群体分崩离析，走上了不同的政治和文化道路。这样，几种不同类型的士人并存于这个群体之中，让这七个人成为乱世黑夜中的活标本。

    以“文化散文”而著称于世的散文家余秋雨在《山居笔记》里，写了一篇和阮籍、嵇康有关的《遥远的绝响》，来抒发他对魏晋风度那种“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感情。 其中，他很是动感情地对阮籍的生命情怀做了阐发：

    “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阮籍不会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沱泪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具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致。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尽矣。”

    余秋雨的这种叙述，十分煽情，而他对阮籍的猜测，过于离谱。实际上，阮籍的哭，根本不像他说得那样“抽象”。

    《晋书·阮籍传》里，一开篇便有这样的一段：“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对一个有“济世”的远大志向的人来说，因为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的原因，客观上没有机会、主观上没有胆量去施展抱负，这无异于在真正美好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草草结束了——何况，阮籍又是一个十分有才华和学识的人。

    余秋雨所讲的那段故事，《晋书》中是这样记载的：“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

    乍一看来，这几个例子都是对阮籍蔑视礼法的描述，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这几件事的不同：和嫂子道别，醉卧酒家少妇身旁，是阮籍洒脱不羁的表现。在这里，阮籍是有着他漠视礼法的对象的，一是自家的嫂嫂，一是邻居的少妇，她们都是真实的存在，而且都是作为阮籍不拘礼教的映衬而存在的。

    而为兵家少女而哭，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阮籍从未见过她，和她的家人也没有任何往来，却因为她韶华早逝而痛哭，单从这段话来看，很难理解。不过，结合前面阮籍的身世来看，就能够看出，阮籍去哭那个“有才色”的少女，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落泪。

    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正当妙龄的女子来说，还没有出嫁就死去，就如花儿刚刚开放便凋谢一般，而且那还是一个美丽而又有才华的女孩子。

    有才华的人无处施展，生命虽未结束，但已黯淡；美丽的生命还未出嫁便香消玉殒，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已永远不可能到来了。阮籍感觉那个早夭的女孩子的遭遇和他自己非常相似，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把自己心中的愤懑与悲伤在死者的灵前宣泄无遗。

    面对的是一个不再鲜活的生命，想到的是自己无法直面的人生，所哭的，是那个女孩子没有得到的；所叹的，是自己和那女孩子一样的经历。然而，阮籍哭过之后，没有其他行动，还是和以往一样每天喝酒，得过且过。

    阮籍得过且过的一个特征是“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便对人家翻白眼，见到不拘礼法、谈吐非凡的士人，则以青眼对之，由此表现自己“飘然思不群”的心理。但是，翻翻眼睛虽然能引起那些以礼法人士自居的人的不满，但是毕竟没有落下什么口实，统治者也不好因此治罪于他。更何况，他每次见到执政的司马氏时，都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去翻白眼，反而是摆出臣子的姿态来；偶尔有对司马氏不满的时候，他也没有直接用白眼去蔑视，而是自称喝醉不能拜见，这样一来，他这种暧昧含糊的立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机会。

    不过，阮籍也不是一味地消极避世，在一些不能回避的大问题上，他还是妥协了。当时群臣上达给司马昭的“劝进表”就出自阮籍之手。

    阮籍没有远离政治，而是在和政治玩太极拳，在双眼哭红也没看到光明的时候，他保持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去“苟全性命于乱世”。

    被背叛的遗嘱

    和阮籍比起来，嵇康的立场就坚定得多。嵇康对司马氏父子掌权十分不满，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嵇康和曹魏的皇室有姻亲关系，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表面上提倡儒家的礼法道德，实际上则是“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一切为了自己掌权而运用权谋，把儒家的伦理价值玩弄于股掌之上。

    作为深受儒家经典影响的士人，嵇康自然十分不满，而且，嵇康还是一个性格特别偏激的人，有什么看不惯的事情就一定要说出来。所以当时的著名隐士孙登曾经说嵇康性格过于刚烈，早晚会因此而获罪。

    结果，嵇康先是拒绝了司马昭的招募，不出去做官，而后还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把推荐他做官的山涛奚落一番，进而对司马昭指桑骂槐。

    因为讨厌司马懿父子三人打着儒家的幌子行弄权之实，嵇康采用了更为偏激的办法进行抵抗。既然儒家这个思想资源被司马懿父子霸占成为他们手中的“宣传单”，嵇康便不得不与此划清界限，他曾公然宣称要“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

    他还把一向和儒家思想分庭抗礼的道家老庄思想拿来作为自己对抗司马懿父子思想控制的武器，宣称自己十分仰慕“李叟寄周朝，庄生游漆园”，表现了对老子和庄子的佩服，甚至更直接地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并表示自己“不涉轻学”，所以不守礼法。

    如果仅仅是自己不守礼法，还没有什么，执政的司马昭个人性格比较温和，还能够忍受那些行为放荡的士人。要命的是，嵇康不但自己不守礼法，而且还专门给礼法作了概括分析，号召别人也不要遵守礼法。嵇康是当时的名士，他的主张一提出，马上就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这是司马昭所不能接受的。

    要知道，有一两个不守礼法的士人存在，是可以作为执政者宽容大度的宣传品的，而且还可以为严守礼法的朝廷带来一些有生气有活力的点缀。所以，司马昭对嵇康个人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嵇康却大张旗鼓地宣称礼法的害处，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是什么？名教就是东汉以来变成那些烦琐礼法的儒家学说，嵇康要推倒名教，就相当于要推翻司马懿父子赖以建立统治秩序的思想基础，司马昭岂能不闻不问？也因为这样，嵇康的罪过，就从一个单纯的个人行为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了。

    有的记载上说，嵇康被杀，是因为钟会的诽谤。这显然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嵇康在当时，是全国闻名的名士，司马昭也知道他的事迹和性情，之所以一直没有处理嵇康，就是因为司马昭觉得他的个人行为不妨碍统治，既然这样，钟会的谗言又算得了什么呢？要知道，钟会也在司马昭面前说过阮籍的坏话，司马昭还是一样地优待阮籍。所以，杀嵇康，完全出自司马昭自己的意思，和钟会的谗言无关，杀他的理由，自然是因为他公然和司马氏的统治思想对抗的缘故。

    按照后人的说法，嵇康是一个对朋友十分温和的人，但是他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却总是要骂个痛快，这种行事的作风，和阮籍的“青白眼”实际上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阮籍只是用眼色来表示自己的好恶，并不宣之于口；而嵇康却要说个痛快，甚至写出来让天下人共同欣赏，虽然这可以让同好者拍手称快，但是更会让反对者恨之入骨。

    嵇康自己也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所以，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面，承认他十分佩服阮籍“口不臧否人物”，说自己做不到这种境界，说明他还是深知自己和阮籍之间的区别。

    在临刑前，嵇康没有说出“十八年后又是……”的豪言壮语，只是静静地弹奏了一曲《广陵散》。这是他最后的遗嘱，他的意思是，所谓功名、地位，都不过是过眼云烟；礼法、道德，也不过是镜花水月。真正永恒的，应该是人心和心中的独立精神。

    然而，嵇康死后，那些原本消极避世和痛诋时政的士人们人心惶惶，有人干脆闭门不出，隐居深山；有人则好像惊弓之鸟，对政治采取了妥协的态度。

    向秀是嵇康的好友，以前曾经和嵇康一起讨论时政，交换对人生、艺术的看法。他原本和嵇康一样，对当政的司马氏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但是，嵇康的死给了他很大打击，让他感觉到国家机器的可怕，于是，当他自己面对司马昭政权的招募时，不得不低头赴任。司马昭知道向秀这个人以往的表现，特意接见他，问他说：“我听说你一向有隐居的志向，为什么今天会加入我们的政权呢？”向秀回答说：“这是因为巢父、许由这样狷介的人物不识大体，不能服侍尧这样的圣人，那还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司马昭听到之后十分高兴。

    向秀的回答十分低声下气，而且把司马昭比做上古的圣人尧，这种谄媚显得有些肉麻了。而他选择入仕，也并不是一心想辅佐司马昭，而只是为了保全性命，不会重蹈嵇康的覆辙。他的仕途经历也是平平淡淡，自从和司马昭这一次会面之后再无可以书写的内容。他此后一直没有做什么显赫的官职，把在朝当成了在野，过起了“大隐隐于朝”的生活。

    向秀在嵇康死后的转变，正是从“嵇康”走向“阮籍”的转变，是一种在强势的政治高压下士人不得不与之合作，却又不积极合作的生存状态。俗话说“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正可用来形容士人的这种生存状态。

    无论是阮籍、向秀的得过且过，还是嵇康的偏激不羁，都是三国时代社会价值观念解体的情况下催生的。这个时代，节烈忠义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得过且过也被人称为有大智慧，无论坚持什么样的人生信条，都可以在三国舞台上竞领风骚。

    可是，嵇康的遗嘱，还是被背叛了，士人的独立精神，也被阉割了。而背叛这个遗嘱的人，正是他当年的好友，这是一个最令人痛心的事实。

    行走在消逝中

    即便是再动荡的时代，暂时性的观念和规则也必将朝着固定化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从临时性走向制度化、日常化的转变，而只有出现制度化、日常化的政策和规则，乱世的各种非常态行为出现的频率才会降低，一切走向有秩序才有可能。而从“乱世”到“太平”，正是一个从无序化走向秩序化的过程。

    随着从两汉走向三国，原有的秩序逐个被打破、摧毁，人们固守的一些道德和价值观念也荡然无存，而随着三国时期“分久必合”的趋势出现，如何重建一种秩序，成为时不我待的问题。在政治上是这样，在制度上是这样，在观念上同样是这样。

    事实上，无论是在什么时代，只要是从乱世走出，向着太平时代和盛世发展的时候，首先提上日程的，必然是观念问题。思想的发展往往不能与社会同步，不是太早，就是太迟，所以在现实问题解决之后，观念问题必定会凸显出来。所以，只有改变了观念，才能真正带动整个社会的秩序化进程。

    进行一场思想领域的宣传或者讨论，是建立秩序必不可少的一步，所以，在秦始皇的时代，要推行中央集权的制度，前后有过廷尉李斯和丞相王绾、丞相李斯和博士淳于越等几次立国方针的大辩论；西汉中期，也为了国策转变，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讨论，这就是“盐铁论”；到了20世纪70年代，还有一场对日后中国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而魏晋时代士人阶层的社会观与政治观的大讨论，则是围绕着用人问题展开的。

    自从曹操旗帜鲜明地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原则并且着手实施以来，“德行”和“才能”作为用人政策中的两个主要因素，哪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成为萦绕在人们心头的疑团。到了司马懿父子掌权之后，这个问题的讨论没有停止，反而因为司马氏号称重视人才的道德修养而辩论得更加激烈。

    这一场激烈的人才观讨论，就是所谓“四本论”。到底才能和性情（道德）之间是同还是异，是离还是合，很多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讨论有些上升到理论高度了，属于纯粹讨论人性与才能的范畴，但是，在魏晋时期，这样的讨论，恰恰是为了对此前的人才观和用人政策进行清算，进行彻底的检讨，从而对现实中存在的士人阶层的社会观与政治观进行总结、批判、提升与重建。因而，这种极具现实意义的讨论显得格外重要，许多在当时地位显赫的官员也参与了讨论，统治者对此也十分关注。

    过了千年，我们也许会觉得品德和才能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是非常重要，而且二者是否存在天然的关系也成了一个疑问。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的，可以包容任何不同的人才，而且人才是否能对社会有益，是可以从人才的发现、选拔、审核、监督等不同的环节进行控制的，决定人才发展方向的，是社会而不是政府。

    可是，在古代的帝国体制下，政府的权力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权利用其政治力量试图垄断人才，让人才和社会土壤脱节，成为他们的禁脔。但他们忘了，政府只能就政治方面进行管理，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垄断了人才，那么人才不受政治管理的其他方面，诸如家庭、性格、爱好等内容，就成为不受监督、不受管理的脱缰野马。可见，造成才能和道德分离的，是封建帝王在用人政策上的垄断性措施，而不是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

    既然是政治让“才”与“性”分离，那么，在出现才与性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时，当权者采取什么态度来对待这样的讨论，也是“才”与“性”之间能否达到一个相对平衡、健康状态的关键因素。所以，虽然群臣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则是当权者的一句话而已。

    当年，曹操的一句“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成为曹魏历史上激荡三十年的治国理念。那么，在“四本论”的讨论如火如荼的时候，又有谁能够出来一锤定音呢？

    当时，名义上的执政者是曹魏的皇帝，而且曹魏的皇帝们虽然在司马氏的淫威之下不能行使治理国家的权力，但是对于一些国家的重大问题，还是有发言权的，有的时候皇帝甚至会不顾司马懿父子的脸色，发表自己的见解；而实际上的掌权者司马氏父子，则包揽了一切的大权，发号施令如同圣旨一般。这样就出现了问题：如果在才性讨论的问题上，皇帝和司马氏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应该听谁的？

    这是选择的难处，但是又不能不作出选择。当时的才性讨论，看法繁多，这些看法各有短长，莫衷一是，不要说让曹魏的皇帝和当权的司马氏来选择，就是让哲学家们来选择一个结果，恐怕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一条更为适合当时的道路呢？像曹操那样动用自己手中的政治力量来推行自己认可的政策吗？事实证明，无论是以残暴著称的司马师，还是对待大臣稍微宽容的司马昭，都没有这样做的实力和权威。他们只能控制宫中的皇帝，而不能控制天下人的信念。

    在这样的环境下，执政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问题模糊化，越模糊越好，让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想法，并且觉得这想法是国家和当政者允许的，这样他们才能与当政者合作。正因为这种模糊化的做法，司马氏逐渐放弃了用滥杀来消灭异己的办法，而是转向尽可能团结更多的力量与自己合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人们的信仰世界，出现了生存伦理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就是否定了两汉时代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转而承认其他的学说和理论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世人信奉的真理。

    当年，嵇康写下的那句“越名教而任自然”，只是他个人和少数同道者的想法，但是，随着“四本论”讨论的无结果，司马昭刻意地模糊化问题，作为儒家观念的“名教”和作为道家思想的“自然”已经不再是势同水火了。

    阮籍的儿子阮瞻去应召做官的时候，招募他的正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王戎当时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名教和自然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如果放在阮籍、嵇康的那个年代，绝对是不能讨论的，但是，时代变了，这个问题都可以在政府的招聘考试中被提问了。阮瞻当时只回答了三个字：“将无同。”

    王戎听了之后十分高兴，觉得阮瞻的回答十分符合“模糊化”的政治理念，而且简练明了，颇有名士风度，于是把他召为掾属，他也因此被称为“三语掾”。

    国家的政策走向模糊化，社会的生存伦理走向多元化，在根本不可能获得一个最后答案和思想出路的时代，这种选择十分无奈，虽然也在逐渐前行，但足迹却并未成为后人可以追寻的坦途。因此，随着模糊化潮流的大兴，当时的士人自身的形象也模糊起来，在行走中逐渐消逝，在消逝中继续前行。

    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

    经历了东汉末年到魏晋的社会动荡，士人的价值体系也经历了崩溃与调整的过程。在这样的调整过程中，士人的价值观和基本精神有了改变。

    先秦时代，士人的独立精神与自主意识，是他们能够超然于当时的社会集团与社会阶层之外的重要条件与重要标志。在战国时期独立精神的消亡、秦汉时代自主意识的重建过程中，这种重要标志也慢慢发生着变化。

    东汉时代，士大夫的独立，已经不是先秦时代所说的独立了，而是一种有条件的、有局限的独立，那就是作为“国民”的独立，而不是作为自由之士的独立。他们必须要承认一个王朝的统治，表示对一个君主的效忠，而他们自己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合理，相反，忠君也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目标。

    在魏晋易代风波平息后，士人的精神与意识再次复苏，但这种复苏的主题已经不再是独立精神、自主意识，而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国家主义的抬头，忠诚、专一观念的强化，使得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被改造。在此基础上，士人的精神王国在改建中破土而出。

    为理想而昏聩

    有人为了理想而奋斗，有人为了理想而吃苦，也有人为了理想而放弃，不过，为了理想而庸俗的人倒是不多见。

    东晋政权建立时，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正是在外界压力造成的困境下，以士人为主导的大族力量主动向皇权提出合作的典型，而促成这一合作的主要人物——东晋初年的宰相王导，则是为了理想而使自己庸俗化、软弱化的代表。

    在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之后，西晋司马氏统一了中国，可是西晋的政权并不稳固。在经历过长年的战乱后，地方割据力量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司马氏皇室子弟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其中颇有势力的是东海王司马越。

    几十年后，司马越终于联合其他藩王，发动了内战，以争夺皇帝的宝座，史称“八王之乱”。可是，因为藩王们的内讧，加上北方的匈奴和羯胡的趁机侵略，西晋王朝被推翻，北方被匈奴和羯胡占据，司马越也死于战乱，中国北方也从此陷入了长达二百年的战争浩劫之中。

    当时，西晋司马氏的皇族在战争中死伤过半，幸存的皇族纷纷准备渡过长江逃避战乱，其中，琅琊王司马睿实力薄弱，本身也不是皇族中的直系亲王，在渡江之前只想着如何避难自保，并没有考虑渡江之后的计划。可是他作为皇族的幸存者，对社会还是具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于是，琅琊王氏家族的精英人物——王导和王敦便打算扶持他称帝，在南方重建晋朝的统治。

    王氏兄弟出身于高门大族，从汉末到魏晋时代的名士王祥、王戎、王衍都出自这一家族。而王导和王敦兄弟也向来都有报国的志愿，他们见到国家危难，就想扶助皇族重建统治，同时为自己、为家族建功立业。

    不过，王敦和王导这堂兄弟二人也有自己的困难，他们既不是司马氏皇族成员，没有皇族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又不是手握重兵的大将，没有可以调遣的千军万马。因此他们既不能号令天下，也不能上阵杀敌，对于时局，他们有心无力。

    上天还是眷顾王氏家族的。在西晋灭亡之前，在东海王司马越和王衍的安排下，琅琊王司马睿准备渡江开辟南方根据地，而与他搭档的，就是王导。

    王氏兄弟因为这个特殊任务的关系，遇到了落难的皇族司马睿，便想借助他的皇族身份，进行复兴大业。

    在和司马睿进行了秘密磋商之后，王导说明了他们想要辅佐司马睿做皇帝、恢复西晋基业的意图。作为一个本来不太受重视的皇族成员，现在居然有了登基坐殿的机会，司马睿自然是大喜过望，甚至有点英雄落魄得遇知己的感动，便与王氏兄弟一拍即合，开始了司马氏和王氏的亲密合作。

    如果不是王氏兄弟主动放下身段，就不会有东晋王朝的诞生。而王氏兄弟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司马睿有什么过人之处，只不过是“天时”与“地利”所致。

    天时方面，当时正值丧乱之际，容不得精挑细选、挑肥拣瘦。因此，王氏兄弟在此时选择君主的条件，是作为旗帜来号召天下皇族的，而不是一个各方面素质都十分突出的明主。

    地利方面，因为北方陷入战乱，王氏兄弟不可能孤身犯险，只能就地取材。而司马睿受命渡江，正给了他们一个契机。

    渡江之后，王氏兄弟马上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做的第一步，就是增加司马睿的声望和气势，于是出现了“帝亲观禊”的一幕。

    在禊节的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前面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这一天在建康江边看热闹的人本来很多，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见到过的大排场，都轰动了。

    江南有名的大族人士顾荣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在暗地里进行观察，有的人还不顾自己的身份，从自家的门缝里向外偷偷张望。他们一看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这样尊敬，大吃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一个接一个地出来排在路旁，拜见司马睿。

    这一来，提高了司马睿在江南士族中的威望。王导接着就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这一带的名士，只要把这两人拉过来，就不怕别人不跟着我们走。” 司马睿派王导上门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两个人都高兴地来拜见司马睿。司马睿殷勤地接见了他们，封他们做官。打那以后，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就站稳了脚跟。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士族也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又劝说司马睿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司马睿听从王导的意见，前前后后吸收了106个人，都在司马睿的琅琊王府里做官。

    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安排，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地位，俨然就是南方小朝廷的皇帝了。对此，司马睿心里十分感激王导，他对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经过这样的一番经营，王氏兄弟最终联合各大家族，推举琅琊王司马睿做皇帝，是为晋元帝，从此建立了偏安东南百余年的东晋王朝。

    晋元帝登基的那天，还有出现过富有戏剧性的一幕：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晋元帝见到王导，便从御座站了起来，把王导拉住，要他一起坐在御座上接受百官朝拜。

    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大为吃惊。因为在帝制时代，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事的。王导忙不迭地推辞，说：“这怎么行。如果太阳跟普通的生物在一起，生物还怎么能得到阳光的照耀呢？”

    王导这一番说辞，使晋元帝十分高兴，晋元帝也不再勉强。但是他总认为他能够得到这个皇位，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特别尊重。他在内政方面倚重王导，让他掌管朝内的大权；又让王敦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封了重要官职。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意思就是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了东晋的大权。

    历史学家们把司马睿与王氏兄弟的这一对政治组合称为“门阀政治”，也就是司马氏在大族的支持下，作为名义上的皇帝来号召天下，而大族则在皇帝的授权下主宰朝政。

    人们只看到司马睿对王家兄弟的尊敬和畏惧，却并没有看出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王家兄弟拥有在政治上的实力和在社会上的地位，司马睿则拥有一个“高贵”的皇族身份。在当时北方战乱、胡族强势的时候，他们单靠哪一方都无法建立一个与北方少数民族相抗衡的政权，所以，他们只能联合起来，尽管皇帝要失去应有的威严，王氏兄弟也要屈居人臣之位。

    双方都付出代价，失去自己不愿失去的东西，但只有这样才能共存并且摆脱囚徒困境，这有如壮士断臂，不得不为，也乐得为之。

    作为一个皇帝，司马睿是十分失败的，因为他自己的一切都来自于王氏兄弟，而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也要听命于王氏兄弟，可以说他只是用来号令天下的一面旗帜，而别无其他用途。所以，他对自己和后代的前途非常担忧，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失去了作为名义上的皇帝的利用价值，就是王氏兄弟抛弃自己之时。

    作为皇帝背后的支持者，王氏兄弟的目的并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借着皇帝的名义，实现他们振兴中原的理想。为了国家、民族，他们做了操纵傀儡的幕后指挥者。

    当然，在有些时候王氏兄弟也过于跋扈。在君臣关系中，即便臣子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做得最好的状态也应该是处于强势而不动声色，让处于弱势的皇帝也不必卑躬屈膝。可是，由于实力对比的过分悬殊，王氏兄弟有些自大，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要走向前台，成为名义和实际相一致的统治者。

    有一次，王敦就悍然帅军兵临建康（今江苏南京）城下，威胁司马睿，司马睿无奈之下，只能自我批判，同时央求王导从中调和，甚至说出了“如果王大将军对我不满意，我只能自己退位，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做一个普通的藩王，让王大将军挑选合适的人来做皇帝。”作为一个皇帝，司马睿这番话已经完全没有了君臣间的尊卑名分，而变成了一个只是请求苟活的普通人，可见王氏兄弟在当时的压倒性优势以及他们的强悍。

    当时，王导对王敦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并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现，反而暗中支持，并对司马睿的检讨反应冷淡，最后才出面制止王敦的逼宫行为。王导是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出现改朝换代的举动的，因为一旦那样，他们的理想就变成了野心，他们的抱负也就变成了包袱。如果放弃了忠君的立场，原有的政治平衡就会被打破，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虽然王氏兄弟飞扬跋扈，但是东晋王朝也能靠着自己的血统苟活下来，保持一个偏安的百年局面。

    在“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中，王氏兄弟和司马睿，构成了一个在外部强敌环伺的危难局势下独撑一角的合作局面。如果司马睿不依靠王氏兄弟，他将无法在江东立足，如果王氏兄弟不推举司马睿，他们自己也没有足够的号召力建立一个新王朝。他们有着共同的困境，就是北方的外族入侵，所以他们可以合作起来，司马睿让出一些国家权力给王氏兄弟，王氏兄弟也没有过分的跋扈欺压司马睿，二者合作奠定了一个新朝廷，共同支撑起了和北方外族铁骑抗衡的局面。

    以天下为己任

    如果说东晋时代的士人还没能走出模糊化、无序化的思想与精神状态，那么经过了几百年的沉淀，到了北宋时期，士人们已经在精神上、心智上全面成熟了。

    北宋时代的士人，真正显现出了士大夫的作用。他们在政治上指点江山，在文化上引领潮流，在社会上引导舆论，成为中国古代后半期不可缺少的一支社会力量。

    而北宋士大夫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庆历新政”时期的范仲淹与欧阳修。

    北宋时期，因为北方的契丹、西部的西夏屡屡犯边，让宋朝统治者觉得自己的统治非常不牢固。加上宋太宗时期实行的各种政策，使得朝廷中尸位素餐的官员越来越多，军队中没有战斗力的将士比比皆是。面对这样的局面，几任皇帝都是有心无力，想改革而又怕出现意外情况。

    到了宋仁宗执政的时候，这位富于革新精神的君主决心任用在朝野非常有声望的范仲淹等人做宰相，实行变法革新。

    庆历三年四月，宋仁宗便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起主持朝政。宋仁宗三番五次召见范仲淹等人，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并且催促他们：“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赶快提出来。”

    为了便于范仲淹等人制定改革政策，宋仁宗为他们开了绿灯，叫人打开宫中的天章阁，在条案上摆好纸笔，督促他们立即写出改革方案。

    范仲淹一贯主张改革，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早在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范仲淹就曾洋洋万言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选择贤明的人做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当县令，排除社会上的游散懒惰势力，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度奢侈费，严密选举制度，培育将帅以加强边防等。

    后来，他又经常上书，分析民间利弊和朝政得失。现在他更觉得责无旁贷，但他又深知积重难返，对人说：“皇上对待我，真够信任的了。不过，事情总有个先后缓急，以往长期安定局面中积累的弊病，绝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的啊！”

    然而，国家的危机如此严重，皇上求治如此心切，时间是耽搁不起的。

    范仲淹认真总结了他从政以后一直在酝酿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人，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前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的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颁发诏令，要求各级官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以便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做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

    （九）重命令，即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将现行的法令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百姓便不再为繁重的负担而忧愁了。

    《答手诏条陈十事》写成后，范仲淹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率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对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但是，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谣言。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确实因为改革弊政而结合，而且确实已经形成了互相声援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互相结交而稳固权威，而是为了振兴国家。

    他们的结合，是士大夫群体自觉意识的觉醒，他们在为国为民的目标下结合起来，只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这在此前是很少有的情况。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并没有官职上的直接隶属关系，而是靠着共同的改革愿望和相近的政治主张而结合，互相在一起谋划改革大计，计划国家的发展前景。

    当时，有人因为他们联合实行新政而告发他们结成朋党，欧阳修不但不否认，反而写了一篇《朋党论》，宣扬朋党有理，认为朋党也分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君子以共同的志向而结成朋党，小人因阴谋私利而结为朋党。所以，君子之党有利于国家，应当鼓励；小人之党误国害民，应该杜绝。

    欧阳修的文章作为士大夫群体的政治纲领，表述了君子们以公共利益而结成互相声援、互相庇护的固结型关系的原因，更表现了他们对国家的忠心。接下来，他们中的成员石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在文中赞扬了宋仁宗实行变法的勇气和远见，并明确指出范仲淹和富弼为变法作出的贡献，提出他们结成的亲密关系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应当予以肯定。

    可惜，在北宋刚刚建立不久，宋太宗就开始预防朝中大臣结成固结型关系，因而明确指出大臣结成朋党就要进行严肃处理。而欧阳修和石介不但不回避这个问题，反而提出他们结成的固结型关系是正确的，可见士大夫的自觉意识之强，即使在政治的强势压力下，依然有其顽强的生命力。

    后来，庆历新政在反对派的诬陷和流言造成的恶劣影响下失败了，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也被贬官。但是，他们之间结成的固结型关系并没有消亡，范仲淹和欧阳修之间经常有书信和诗词往来，富弼和欧阳修后来也一直鼓吹变法。

    他们因为变法图强的愿望而结交，因为共同实行变法而结合，终于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固结力量，即使事业失败、天各一方，他们的固结关系仍然存在，并且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欧阳修后来提拔了苏轼、苏辙等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富弼更是亲身参加了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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