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极端的年代？在现实摧残理想、秩序扭曲自由作为一种普遍的、日常化的现象存在时，这个年代已经变得极端化。在这种极端化的环境中，秩序在掩盖一切，人性被渐渐吞噬，沉默的个体与疯狂的个体频频出现，“吃人”也成为那种年代不可避免的现象。

    电影《王尔德》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所想要的，另一种，则是得到了。据说，这是奥斯卡？王尔德本人的名言，在我看来，也是历史留给今人的箴言。

    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悲剧，其实就是在理想与现实、秩序与自由之间产生的。

    世界上所有真正的悲剧，都与此有关。理想与现实，正是性格与命运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秩序与自由，则是群体与个体、他人与自我关系的终极体现。西方哲学家们从古典时代开始便对这两组命题进行阐释，但直到今日，悲剧的根源依然无法消除，因此，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很多极端的年代、疯狂的年代与堕落的年代。

    什么是极端的年代？在现实摧残理想、秩序扭曲自由作为一种普遍的、日常化的现象存在时，这个年代已经变得极端化。在这种极端化的环境中，秩序在掩盖一切，人性被渐渐吞噬，沉默的个体与疯狂的个体频频出现，“吃人”也成为那种年代不可避免的现象。

    所谓“吃人”，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方面，是疯狂的个体通过反秩序的行为，试图实现理想、找回自我、张扬个性，从而剥夺他人的生命与其他自然权利；另一方面，是沉默的个体原有的个性、理想、自我渐渐消失，而被秩序格式化、规范化的样本则被大批量复制。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说，史书的字缝里能够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此语有过激之嫌，但极端的年代中，确有一页页吃人的历史，有的人失去生命，有的人失去自我，最常见的情况，则是失败者失去生命，成功者失去自我。

    且翻开其中的一页，看看吃人的历史是如何发生的，也许寻思久了，能够想出些抵制“吃人”的办法，就像马克思说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秩序是罪恶的温床

    唐高祖武德九年农历六月初四，功勋卓著的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武装夺权的道路，他杀掉自己的兄长和弟弟，逼迫自己的父亲唐高祖李渊退位，历史上称之为“玄武门之变”。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李世民经过长期的准备，通过收买守卫玄武门的将军常何等人，出其不意地设下伏兵，把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杀掉了。

    当宫城北门玄武门下正是一片厮杀的时候，高祖李渊正在宫内的海池上泛舟，一边与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几位宰相谈话，一边等待三个儿子前来。

    岂料，儿子们一个都没有来，只有满身血污、怒发冲冠的尉迟敬德和他率领的一队全副武装的骁勇突然闯入禁宫。李渊当时就觉得大事不妙，马上问尉迟敬德，今天是什么人作乱啊？

    李渊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明知故问。尉迟敬德是李世民的部下，现在他手持利刃进宫，作乱的人还能有谁呢？李渊其实是在质问尉迟敬德：你来做什么？难道不知道大唐的律法是禁止任何人带武器入宫的吗？难道你不怕被判一个犯上作乱的罪名吗？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可是，李渊没想到，尉迟敬德的回答是“太子、齐王作乱，秦王已经举兵诛之”。两个儿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而且还是死在他们的兄弟手中。

    当他还惊魂未定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萧瑀、陈叔达建议道：“建成、元吉于大唐基业功劳不多，嫉妒秦王功高望重，共为不义之谋。今秦王已代陛下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以太子之位安之，委之国事，则自然无事。”

    这两位宰相是在劝李渊就此认命。李渊当然明白，无奈地说：“好！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啊。”

    就这样，谋杀者李世民顺利地获得了皇帝的支持，并就此做了太子，两个月后，又即位做了皇帝。

    秩序无法抵制诱惑

    在中国历史上，常常会出现为了皇位而骨肉相残的惨剧。这种家与国的双重丑闻，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可以说屡见不鲜。但是，对于一代明主唐太宗李世民而言，这又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君不见，此人登基之后动辄引用《尚书》的儒雅，事事讲求为国为民的忧患，怎么都不像一个泯灭亲情的刽子手！

    不要怀疑，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中国古代家天下政治体制与嫡长子继承制度扭曲下的人性。李世民的作为，是这种被扭曲的人性的集中表现，而“玄武门之变”，更是中国古代政治病态的典型案例。

    帝国时代，政权是属于某一个家族的，是由他们私人掌控的公共资源，这就是所谓的“家天下”。而这种“家天下”的政治体制，带来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稀缺政治资源的分配不公。

    为了能够坐上宰相的位子，有人阿谀奉承，有人弄虚作假，有人栽赃陷害，有人以退为进。同样，为了能够成为合法的皇位继承人，皇室中有资格的子弟们更是用尽了花招，使出了浑身解数。原因只有一个，宰相、太子这种稀缺的公共政治资源，并不是由公众力量选出的，更不能搞什么“海选”和短信投票，只能是君主一言堂。

    这就出现了一个怪圈：很多人都想染指最稀缺的资源，想成为显贵分子，但这些稀缺资源的发放，却并不是按照理性的程序和规则进行的，换言之，稀缺资源的所有人——皇帝，总是不按照常理出牌。

    于是，他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铤而走险。

    铤而走险，从政治行为上来说，并不一定就是杀人放火、打砸抢，而是和“孤注一掷”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孤注一掷”起码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选择，而政治上的“铤而走险”则基本上属于碰运气，因为皇帝的兴趣很可能随时改变。

    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选一个自认为可以博得稀缺资源的方法，然后倾尽所有放手一搏。这种政治文化的极端表现，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李世民为什么会不择手段地去谋取太子地位，就会明白皇室成员之间的互相倾轧，甚至杀戮，都已经不是道德范畴的行为，而是单纯的政治行为。

    自相矛盾的司马光

    秩序无法阻止人对权力、欲望的追求，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荒淫无度的西门庆、利欲熏心的和珅，当然，还有不顾亲情铤而走险的李世民。

    可惜，有的人还不懂这一点，或者明明懂得，却想要把皇族内部的政治斗争“教化”成单纯的血缘亲情交往。

    司马光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资治通鉴》里评论李世民杀兄、屠弟、逼父退位的“玄武门之变”时，说过一番很有意思的话：

    “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 ”

    司马光评价此事时的态度十分值得玩味。他说，立长立嫡，是最合乎礼法的行为——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则，也是西周以来中国几千年的一个基本的继承制度，只可惜，这种制度真正在皇位继承的过程中被落实的情况却少得可怜。现在司马光抬出这个礼法的规定，目的就是要说，李渊当初立李建成为太子，是符合程序的、正义的。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李世民还要有非分之想，而且最后还以暴力夺权呢？因为李世民是“英主”、“圣君”，所以司马光对他放宽了标准，认为李渊之所以能够做皇帝、南面称孤，都是李世民的功劳，而太子李建成资质平庸，表现普通，远远不如李世民。在这里，司马光又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功”。

    可以说，司马光为了掩饰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不顾亲情原则而奉行政治原则的行为，抬出了这么一个“功”的标准，认为李世民既然是唐朝开国过程中功劳最大的人，又是皇子，自然有权利继承皇位。于是，在司马光眼里，李渊立李建成为太子是出自传统礼法，后来李世民又获得太子身份，则是因为实际功劳。

    司马光的这番解释，简直是破绽百出。试想，立太子选继承人这样的事情，怎么能搞双重标准？今天用这个标准衡量甲，明天再用别的标准衡量乙，最终只能是瞻前顾后，不知道选哪个好。到底哪个标准是主要标准，哪个作为参考标准，司马光也含含糊糊，没有明确指出。

    实际上，他也不可能指出。在为李世民辩护、为李世民的暴力行为寻找理由之时，司马光就已经找不到方向了。司马光不可能既站在李世民的立场上，又站在李建成和李渊的立场上。政治斗争就是这样，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理由，你只能选择一个人们的经验与知识范围内普遍承认的标准才行。

    司马光背离了评价政治行为的原则，于是开始继续阐发，他觉得，如果唐高祖父子三人能够像历史上那些在皇位（王位）的继承上守礼、理性的例子一样，兄弟互相友爱谦让，父亲能够公平理性，就不会发生玄武门的惨剧。

    这不过是宋朝人为了重建秩序而做的空想而已。

    僭主的成长

    既然司马光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可行，那么在处理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争斗时，李渊采取的到底是什么办法？

    事实上，李渊的态度一直十分明确，太子就是李建成，就是他的嫡长子，别的儿子只能靠边站。在综合素质的考核基本属于一句空话，而且在特别容易造成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以一种自然属性作为标准无疑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李渊作出了选择，而且一贯坚持自己的选择。

    后人对历史的评论，总是显得画蛇添足。司马光将“嫡长子”和“功劳”的双重标准摆出来，认为可以为李渊和李世民开脱。殊不知，他已经在不经意间触及了“家天下”时代的道德底线——做皇帝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功劳能不能成为谋求皇位的筹码？

    在古希腊的学者眼中，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希腊的哲人曾经简练地概括出了人类社会的三种政治形式：共和政治、贵族政治、君主政治。而这三种政治形式都各有一种变异，那就是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僭主政治。

    如果用这样的概念来看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储位争夺战，那么很明显，李建成所代表的，是君主政治的传统，而李世民所代表的，则是僭主政治的苗头。

    那么，李世民在唐朝开国过程中到底立下了多大的功劳呢？以往的说法是，晋阳起兵的主意是李世民提出的，李渊只不过是被逼同意而已，此后李世民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扫平了当时各路与唐王朝并存的地方势力，开创了大唐一统的局面，所以他是唐朝实际上的缔造者和建立者。

    事实上呢，尽管李世民在太原起兵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把他说成是大唐王朝的缔造者，很大程度上是李世民登基之后自我美化、自我吹嘘、掩盖历史的结果。根据近年来历史学家的研究，唐代开国的历史部分地被复原了，其中太原起兵的计划已经被认定是李渊提出的，李世民不过是按照李渊的计划参与和组织筹划而已。而且，在最初的起兵过程中，他和李建成的地位、功劳基本相同。

    李世民真正的功劳，产生于唐朝建国之后。当时，李渊已经册立李建成为太子，太子作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是不适合亲自带兵出征的，这是基于安全的考虑。而此时，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并且位列开国功臣之首，可以说，一个太子之外的普通王子应有的殊荣，李世民全都有了。

    为什么李渊要给李世民这些殊荣？这并不是出自李渊对他的偏爱，李渊是个十分理性的人，他不会因为对某个儿子的溺爱而乱了规矩。

    他之所以给李世民这些奖励，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李世民与突厥的关系十分密切，二是因为李建成已经被立为太子，皇室需要有一个能够带兵打仗的人。

    由此看来，李世民只是为李渊和李建成效力的“犬马”而已。他在唐朝建立以后的战争中，所担任的职务，类似于“总司令”。

    艰难的夺权路

    李世民依靠李渊授予他的军事指挥权和战事总管权，为自己赢得了战功赫赫的名声，也为自己网罗了一批来自各个割据政权、出身于各个不同阶层的精英人物。更有甚者，他还利用李渊为了方便他指挥战事而建立的天策上将府，培养死士、扶植亲信，形成了忠于自己的小团体。可以说，以天策上将府为基地，以李世民、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为核心的“军事俱乐部”，是一个成长于武德政治体制内的体制外个人团体。

    这话听着有些矛盾，但事实就是如此。李世民利用各种便利条件，在心腹和谋士的建议下，建立了天策上将府的“军事俱乐部”，又组建了秦王府十八学士这一秘书班子，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夺取太子之位，然后谋求皇位了。

    李世民要如何夺取太子之位呢？显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通过和平的方式，要么通过暴力的手段。

    通过和平的方式，只能等待李渊改变心意，废掉李建成，改立自己，或者自己主动出击，“收集”太子失德的证据之后上报。暴力手段自然不用说，利用天策上将府军事俱乐部所掌握的资源进行武装夺权便可以。

    李渊有没有可能废掉李建成，改立李世民？这是很多对唐史有兴趣的读者和学者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果按照被李世民篡改过的唐朝国史的记载，李渊一直是摇摆不定的，今天说李世民功劳大应该做太子，明天又说李建成是长子要保持太子身份……其实，李渊的态度一直是明确而且坚决的，他在武德元年立李建成为太子，此后的九年中一直没有改变，就已经表明了态度。

    此外，在武德后期，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矛盾已经激化的时候，李渊的表现是什么？是劝说，是试图让双方和解，这就说明李渊不想改变现状，他并不认为李世民是很好的太子人选。

    而李建成，因为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所以在被李世民篡改的国史中，被描绘成一个草包、恶棍、败家子，被说成一个毫无才能和德行，只是靠着出生最早才霸占了太子的地位的人。事实上，如果真的如此，为何李渊时代没有大臣对这位据说是一无是处而且劣迹斑斑的太子李建成表示不满？

    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结论很明确：李世民在造谣诽谤，李建成并不是草包，也不是恶棍，更不是败家子。相反，李建成的素质、才能、眼界也许并不在这位如赳赳武夫的秦王之下。

    经历了玄武门的腥风血雨之后，李世民唯一能够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就是自己的战功。

    然而，他忘记了，他战功再大，也是在李渊政权下建立的战功，而且他也因为战功受到了奖励和封赏，战功绝不应该成为他谋求太子地位的筹码，更不应该成为他暴力夺权的理由。他的战功，是他在效忠李渊的前提下发挥个人能力的结果，抛开了效忠李渊这个前提，搞个人军事暴动，那么他的战功一文不值。

    李世民以功劳为借口，成为中国七世纪的伟大僭主。从此，他变成了一个榜样，他通过暴力、非法手段夺取政权、图谋皇位的行为，在唐朝一次又一次地上演。他，就如同罗马的伟大僭主恺撒一般，成为后来的独裁者建立僭主政治的榜样。

    豪门恩怨的权力场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鲁迅笔下的“狂人”如是说。

    事实上，“吃人的人”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很容易被识破，最可怕的，是操纵着“吃人的人”去“吃人”，并且将其他人变成“吃人的人”的东西——也就是人背后无所不在的场域。

    对李世民和李建成之间的争斗而言，这个场域，就是权力场。权力场的全貌是很难被清晰地观察到的，但场域中的当事人则是清晰可见的。其中有冷静的局外人、狂热的追随者、窘迫的当事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局外人

    在朝中大臣的选择方面，大多数人与李渊的立场一致，支持太子李建成。而真正支持李世民的，多是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物。因此，在文官系统里，李建成明显占了上风。

    事实上，兄弟二人的争斗，对于人才的吸引，更多地是在武将方面。他们集中争夺的人，多是那些立下过赫赫战功、在军界呼声甚高的将领，比如出自瓦岗寨的李勣。

    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功，是被后代小说神化的瓦岗寨军师“徐茂功”的原型。他是瓦岗军的缔造者之一，是瓦岗军第一任首领翟让最早的追随者。

    翟让落草为寇时，李勣年仅十七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他劝说翟让不要在自己家乡附近打家劫舍，并且认为那样做没有出息，要做就做一个大强盗，到天下之要冲去拉起队伍，到时候至少可以丰衣足食，好一些还可以成为一方霸主。能看得出来，青年时代的李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他不甘心做“小生意”，而想成为号令一方的大人物。

    翟让听从了李勣的劝说，果然事业蒸蒸日上，李勣在翟让手下也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成为小有名气的常胜将军。

    后来，听说名扬天下的李密在雍丘，李勣认为有必要请李密加入瓦岗军，而且以李密的声望和能力，应该做瓦岗军的首领，这样才能让瓦岗军日益强大。于是，李勣和王伯当做了翟让的思想工作，而后迎接李密加入瓦岗。

    李密加入瓦岗军之后，李勣也得到了重用，而且所献的计谋也基本都被李密采纳。在李密手下，李勣的自我价值的体现得到了更好的机会，他和李密的关系自然也非常亲密。

    后来，瓦岗军内部发生了矛盾，李密杀掉了翟让，这让李勣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他在李密手下有了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而且地位更加重要，但是翟让毕竟是他出生入死的战友，更是曾经效忠过的主人，而今李密杀了翟让，李勣有一种悲愤——如果不是翟让收容李密，李密又怎么会有日后的地位？李密的寡德薄幸，让李勣第一次体会到了君臣之间关系的脆弱。

    李密被王世充打败后率领部下归降了李渊，当时李密的势力范围，已经由李经营并控制了。然而，李勣并没有借此而自立为王，他觉得自己的主公李密既然已经归降唐朝，自己也应该去投奔李密——这种颇有江湖义气的行为，在李勣早年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但等他到了唐朝之后却消失无踪了。不能不说，统一之后的唐朝，君臣关系和政治生态确实不怎么好。

    李勣因为要追随李密而投降唐朝，本身就已经够义气了，可是他还有更加讲义气的事情，那就是将原李密势力范围内的土地与人口簿册交给李密，由李密献给唐朝。要知道，如果李勣自己将这些簿册交给李渊，那么这就是他的一大功劳，然而他没有这么做，他觉得势力范围内的土地和人口是属于李密的，自己没有权力处置，要献给唐朝，也应该由李密来献。

    当李渊得知这一切之后，十分感动，他觉得李勣的义气与忠诚世间少有，更感叹李密手下竟然有这样重情重义而又才能出众的将领。李渊欣赏之余，又想出了一个笼络李勣的办法：赐给他唐朝的国姓李，从此以后，他的原名徐世勣便很少再使用，而以李勣为名。

    李勣十分聪明，李渊对他的拉拢，以及赐姓的意思，他自然心知肚明。但是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对李渊也产生了反感。

    李密的降而复叛，导致了兵败被杀。李渊专门将李密叛逃被杀的事情告诉李勣，目的是想看看李勣的反应，看李勣对自己是否忠诚。李勣看穿了李渊的心思，但他此时依旧存留着一丝豪情和义气，于是请求安葬李密。不过，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讲义气的行为了。此后，他的义气便被深藏，再也没有表现出来。

    李勣从此不再效忠任何人，他对皇帝，做出的只是臣服的姿态。他可以臣服于李渊，也可以臣服于李世民，但对他们，毫无情谊与忠心可言。既然没有什么忠心，也就没有什么额外的义务与责任，就更不必管李渊家里儿子的争斗了。

    李勣因为伤透了心，因而看透了政治，不再关心他人的争斗。但是，对有野心的人来说，他依然有价值，因为他有军事才能，得到了他，就等于拥有了一支百战百胜的军队，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二人都要争取他。

    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想争取李勣，于是向他“问计”。结果他不予表态。他越是不表态，越是表示不愿意参与到兄弟之争中，李世民对他越是重视，因为局外人作为游离的力量，很可能被拉到敌方阵营。

    政治斗争中，非此即彼是一个常用法则，局外人的身份很尴尬。李世民登基之后，就因为李勣之前不表态的做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不给他什么重要职务。

    李勣对这场兄弟之争的置身事外，不但说明这场兄弟之争在旁人看来无聊而可笑，而且说明唐王朝的政治风气让他这样有才能的大臣对政治心灰意懒。

    急先锋

    虽然有局外人，但局中之人更多。很多人愿意加入到某一方的阵营之中，对他们来说，这可以作为一种政治资本，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他们的“义务”。

    尉迟敬德就是李世民身边的“义务兵”和“急先锋”。

    尉迟敬德本来是刘武周手下的猛将，在和唐军作战中曾多次取得胜利，唐军提起他的名字都十分头疼。后来因为力量对比悬殊，他才接受了招降。李世民闻讯十分高兴，将他留在身边。

    尉迟敬德是个颇有传奇性的人物，他不但是战场上的猛将，更是一名武艺非凡的杀手。在当时，槊是战场上常用的长兵器，而尉迟敬德有一项特长，就是善于避槊、夺槊。他不但能够避开持槊敌人的攻击，更能在交战时夺过敌人手中的槊。

    李世民曾经问他：“避槊和夺槊哪个更难一些？”敬德说夺槊更加难。于是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和齐王李元吉现场演练。敬德先避开了李元吉用槊的攻击，而后又以出人意料的手法连续三次从李元吉手中夺去了槊。

    还有一次，李世民和窦建德作战，当时王世充的侄儿在窦建德军中做使者，李世民见到此人骑着一匹良马，十分羡慕，随口说了一句“彼之所乘，真良马也”。结果尉迟敬德就上前请命，要把这匹良马抢过来献给李世民。后来，尉迟敬德与其他两人一起杀入阵中，生擒了王世充的侄儿，夺取了他的坐骑宝马归来，而窦建德军中竟无人能够抵挡得住他的神勇。

    尉迟敬德这种憨直的性格、惊人的武艺、勇猛的作风，不但使他成为战场上的良将，更令他成为李世民身边最具杀伤力的死士。这样的人才，自然也是兄弟之争时的“抢手货”。

    李建成打算拉拢尉迟敬德，就写了一封书信，又送了金银财宝，号称要和敬德做“布衣之交”。结果，憨直的尉迟敬德看破了李建成的用意，回答说：“我是一个低贱的草民，在隋末大乱之中无处容身，加入了刘武周的军队，还曾经和唐军作战，可以说罪不容诛。但是只有秦王善待我，将我当做自己人，现在我做了秦王府的官员，就只有尽心竭力报恩而已。如果我收了你的财物，许诺为你效忠，那就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那样的人，太子殿下你要来何用？”李建成见到回信大怒，拉拢尉迟敬德的事情也就此作罢了。

    敬德怕李世民知道之后误会，就把李建成要拉拢自己的事情原原本本地汇报，李世民的回答也十分有趣，他说，以后太子和齐王送你东西，你就尽管收下，也别答应他们什么，我知道你对我不会有二心，你也别有什么负担。

    李世民这番话说得实在高明，他表示出了大度和宽容，让敬德更加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

    最终，尉迟敬德力谏李世民发动兵变除掉李建成，并且在玄武门之变中亲自上阵，在关键时刻救了李世民。

    尉迟敬德因为江湖义气而效忠李世民，最终成为玄武门之变中最大的功臣。事后，李世民将齐王府中的珍宝都赏赐给了他。可是，和平年代来临后，尉迟敬德却不得不闭门谢客，以免被李世民猜忌。当初，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吧？

    充满玄机的“局”

    对李世民和李建成关于太子之位的斗争，以往最有代表性一个的观点，是李建成觉得李世民对他的太子地位产生威胁，于是主动挑衅，处处都想置李世民于死地，而李世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反击。

    这是一种为李世民辩护的观点，也是一种由李世民及其幕僚们在玄武门之变后炮制出来的官方观点。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就是“毒酒案”。

    根据被篡改后的唐朝国史，李世民和李建成之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夜里，李建成召见李世民，并且请他喝酒。但是这酒里面放了毒药，据说是“鸩”。李世民喝了酒之后突然心口疼痛难当，吐血数升。还好当时有李神通在场，他护送着李世民回到西宫。

    这个消息传到李渊那里，李渊马上到西宫探望李世民，问候了李世民的病情之后，下诏令指责李建成说：“你兄弟秦王素来不能饮酒，今后不要再在夜里找他喝酒了！”

    这段故事至少有三个漏洞：

    第一，毒酒的问题。如果李建成真的想将李世民置于死地，那么应该使用最厉害的毒药，让他饮酒后没有救治的机会，当场毙命，或者迅速失去知觉进而死亡，哪里会喝了之后只是吐血，休养几天就完全康复了呢？

    第二，细节的问题。如果李建成一定要李世民死，肯定在那杯没起作用的毒酒之外还有其他准备，哪里会任由李神通轻松地将李世民带走？

    第三，李渊的问题。这段故事里面，表现出李渊对李建成的偏袒，将李世民的吐血归结为不善饮酒，没有对李建成作出处理。如果李建成真的犯了鸩杀兄弟的罪行，只怕李渊也包庇不住，大臣们会上书抗议的，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根本没看到大臣们的反应，岂不奇怪？

    我们再来回顾另一段故事，就能发现这段故事的真实性如何了。玄武门之变后，原太子洗马魏被抓，李世民对魏说：“你这个家伙，听说曾经劝说死去的太子杀我，你这样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何居心？简直是该死！”魏也毫不服软，冷冷地说：“只可惜太子没有听我的劝告，不然你今天也没有机会坐在这里向我饶舌了。”

    那么，为什么李建成拒绝杀掉李世民呢？

    就像项羽在鸿门宴上一直不肯杀掉刘邦一样，李建成也不肯杀掉李世民，在后人看来，李建成错过了一次又一次除掉李世民的良机，但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李建成是否有不得已的苦衷？

    当然有，那就是“攻守”的道理。

    西汉的政论家贾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在国家问题上，应该“逆取顺守”。这个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道理很简单：在处于非统治地位时，可以采取“逆取”的策略，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用不道德的手段获得收益，用残忍的行为打击对手。可是一旦已经处于统治地位，就不能采取这样的手段了，而要“顺守”，要实行仁政，讲求仁义，标榜宽容，行事光明磊落。

    为什么处于统治地位了，手中控制了各种国家机器了，反而不你处于非统治地位时那样随心所欲、雷厉风行了呢？原因很简单，有权力者也应有义务，处于统治地位者应不只要行使政治权力，更应该做道德上的楷模。这是先秦时代儒家、墨家的政治理想，也是汉代以后形式上被贯彻的政治实践。

    基于这种政治传统，李建成不能做出太出格的事情，不能用自己的太子身份和政治前途去冒险，否则，他可能会把自己的大好前程拱手送给他人。可以说，李建成如果执意要除掉李世民，那么他的风险成本太高，而所得到的利益又太小——对他来说，除掉李世民，所得到的利益不过是巩固了自己的太子地位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特别冲动、幼稚的人，谁都不会作出和李建成不同的选择。

    可以说，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长达四五年的斗争，之所以会长期以合法的形式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李建成。对李世民来说，他所拥有的支持者其实很少，所能控制的资源也不多，而李建成则既有合法的身份，又有李渊的信任与支持，更有一班朝廷官员的拥戴。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斗争中，游戏规则自然应该由李建成来决定。

    不过，从这场兄弟之争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历史的影子。同样是心腹、重臣，李世民手下的房玄龄、杜如晦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决策者，李世民对他们言听计从，很少有反驳的时候；而李建成手下的智囊魏，虽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大多数没有被采纳。

    从现象上看，李建成非常像项羽、韩信。项羽不能采纳范增的建议，韩信没有听从蒯通的计策，最终都失败了；而李建成同样没有听从魏提出的除掉李世民的建议，最后还是被李世民杀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而且会一次次重演？原因很复杂，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顾忌。

    李建成在和李世民对立、争斗的时候，他背负着太多的包袱，不像李世民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大可以豁出去干，李建成是太子，是国家的储君，是合法的继承人，这些身份，决定了他不能轻举妄动。

    李建成最大的顾忌，就是他的太子身份，以及李渊对他的期望。显然李渊是不愿意李建成做一个和兄弟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人，所以李建成必须克制，必须收敛，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李建成在明处，李世民在暗处，处于明处的太子束手束脚、循规蹈矩；处于暗处的秦王屡出奇招、无拘无束，毫无政治底线。

    虽然李建成需要顾忌的有很多，但是有一点他远远胜过李世民，那就是李渊对他的支持与信任。在李世民为唐朝屡建奇功之后，其政治野心滋长，李渊就曾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李世民的不满。

    试想，李渊都对李世民有这样大的意见，李建成还犯得着冒险去对李世民进行肉体消灭吗？要消灭，也是李渊的事情，李建成应该做的，就只有合法斗争，不怕时间久，一直拖着对李建成也没有害处，只要不出差错，皇位终究是自己的。

    但是李世民不能这样，他拖不起，也不肯拖。于是，李建成在合法领域内使用最厉害的“釜底抽薪”招数，驱逐了李世民手下的谋士房玄龄、杜如晦，又企图将李世民帐下武将划归李元吉领导的时候，李世民终于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被釜底抽薪，这釜便不要也罢，李世民所能做的，就是突破合法领域，采取非常手段，破釜沉舟。

    零乱的“吃人”现场拼图

    玄武门之变前后，与此相关的人物纷纷登场，每人演上一段，看似互无联系的系列剧，正是这些系列剧，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玄武门之变。

    此时，每个人都不知道下一刻谁将登台，都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如何。虽然在后人写就的史书中，这些事件一环扣一环，但仔细看去，它们就像一堆被打乱了次序的拼图，没准里面还少了几块。

    未雨绸缪的“地下工作”

    李世民总是想不出如何才能扳倒太子李建成，于是打算采取迂回政策，想要以洛阳为中心，建立自己在长安之外的根据地。可以说，控制了洛阳、河北、山东和江南这些在人口、文化、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区域就都是囊中之物了，就完全可以与关中分庭抗礼，甚至和长安政权对抗了。

    李世民觉得，一旦自己在和李建成的太子之争中失败，至少还可以回到洛阳，保持独立性，而不是在长安坐以待毙。于是，他作了一番安排，先是派亲信温大雅镇守洛阳，对洛阳的基层行政进行控制，然后又派张亮率领一千余人到洛阳，命令他们私下结纳当地的“山东豪杰”。

    此外，张亮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练兵。他带去了一千多人，这一千多人用来控制洛阳及其周边地区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如果在当地进行招募，以这千余人为基础，通过训练，就能迅速拉起一支队伍来。

    正是因为张亮结交山东豪杰的行为，让李元吉抓住了把柄。李元吉告发张亮，说他有“不轨”行为，也就是在政治上搞小动作、搞阴谋。这个罪名可大可小，显然李元吉是要顺藤摸瓜，进而铲除李世民。张亮被收押之后，什么都不说，在李世民的积极营救下，他被无罪释放了。

    张亮虽然已经被释放，但是他去拜访、结纳山东豪杰的工作却不能继续开展了。因此，洛阳的经营工作就只能落在另一个人的头上。

    这个人，就是在洛阳镇守的武将屈突通。

    攻占洛阳、平定王世充之后，屈突通就被委派到洛阳镇守。洛阳是战略要地，必须要忠于职守的人负责镇守才能令皇帝放心。屈突通完全符合这个条件，但是李渊没有料到，屈突通会被李世民争取过去，成为李世民安插在洛阳的桥头堡。

    李世民结纳屈突通，应该是兄弟之争进入胶着状态以后的事情。这样一来，屈突通在暗处，而李世民先后派到洛阳的温大雅、张亮在明处，将洛阳牢牢地控制在了手中。

    当李世民和李建成的争斗进入白热化状态后，根据史书记载，李渊曾经动过派李世民去镇守洛阳的念头，李世民的部属们听说这个消息，欢呼雀跃，都想马上去洛阳。他们之所以如此高兴，原因就是洛阳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到了那儿，不但比在长安安全，而且管制会比长安松得多。

    但是，在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阻挠之下，李世民镇守洛阳的计划落空了，这下子李世民不但失去了从洛阳谋求更多政治资本的机会，更是暴露了自己的意图——以洛阳为据点来对抗李建成的野心。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屈突通并没有暴露，他依旧镇守着洛阳，也就意味着洛阳的大门随时向李世民开放，即便他在长安斗争失败，只要一息尚存，就可以奔向洛阳，开辟第二战场。

    在武德九年各派人士都蠢蠢欲动的时刻，屈突通却没有任何明显的举动。这位隋朝的老臣以蛰伏的姿态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李世民的洛阳基地。

    谁来推倒多米诺骨牌

    谁也不会想到，加速了兄弟之争最后爆发的，是一个偶发的、笼罩着神秘主义色彩的怪异现象。

    到了武德九年，这场内耗式的争斗已经进入僵持期，双方摩擦不断，互相之间的诽谤现象也层出不穷，但都没有给对方致命一击的行动。

    眼看着这场兄弟之争进入胶着状态，偏偏出现了一个偶发事件，打破了斗争的平衡，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个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人，就是太史令傅奕。

    十分凑巧，这次的天象真的和不久之后的玄武门之变有一种出奇的巧合，而太史令傅奕又十分精确地推测出了将要发生的事件。对我们来说，这可能过于怪异，但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他们相信“天意”的存在。

    傅奕非常具有职业操守和政治敏感性。武德九年六月，出现了两次“太白经天”的情况。第二次“太白经天”的天象出现之后，傅奕根据占星学的方法，结合当时的政治现实，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

    当时秦王和太子的争斗不分胜负，李世民没有占到上风，李渊也站在李建成一边，丝毫看不出李世民会做皇帝的迹象——正因为看不出迹象，所以傅奕的占星结论才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是他发现了即将发生但局势尚未明朗的事件，这对国家来说是非常关键的预警。于是，傅奕马上写了一道密奏，向李渊汇报他的占星结果。

    傅奕的密奏内容，现在我们看到的，就只有“太白见秦分，秦王当为天子”这个结论，但密奏原文肯定并非如此简单。

    天象变化本来就充满细节，而且“太白经天”的天象在这一年六月初一已经出现过一次，现在又出现了，为何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两次这样的情况？傅奕也应该对李渊解释一下，但这些内容却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不能不令人怀疑——无论“太白见秦分”还是“秦王当有天下”，都是一种中性的说法，而与此相关的其他天象和傅奕对此的解释，才是对李世民究竟以何种方式成为天下之主的性质判断。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以坦诚相见的态度对傅奕说：“你在六月的天文密奏，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是只要天象有异常，你就应该像那次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千万不要有什么负担，也别把那件事放在心上。”

    这句话颇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也恰恰说明傅奕当日所上的密状内容肯定是不利于李世民的。

    傅奕的密状，引起了李渊的高度重视，要知道，李渊一直是支持太子李建成的，而傅奕却根据天象的启示，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不由得李渊不怀疑李世民的行动。李渊的反应是，马上召见李世民，将傅奕的密状扔给他看，并且质问他为什么上天会有这样的启示。

    在敏感时期，如果回答不好，李世民马上会被废为庶人，甚至关押、处死，李世民所能做的，只有顾左右而言他，用李渊最感兴趣的话题——李建成与李元吉淫乱后宫——来分散李渊的注意力，让这位老人家为尊严而暂时忘记了傅奕的示警信息，也给了李世民短暂的喘息机会。

    李渊的怀疑，让李世民有了紧迫感，他决定孤注一掷，使用非常手段结束与李建成之间的争斗。在合法斗争领域与李建成僵持了那么久，在太白星的召唤下，李世民终于按捺不住，图穷匕见了。

    道袍下的窘相

    在李世民准备先发制人之前，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诽谤，其手下最为重要的谋士房玄龄、杜如晦被李渊下令驱逐。

    现在要起兵，李世民非要找回房、杜二人出谋划策才能放心。武德九年六月初二，也就是玄武门之变的两天前，李世民委托内兄长孙无忌去请房、杜回府。结果房、杜二人为了让李世民表明态度，没有回来，还说：“皇上的敕旨已经说了，让我们不能再做大王您的属下，如果今天我们跟着长孙无忌回去，按照国家的法律，是要被处死的，我们不敢按照您的命令行事。”

    这下子，李世民被将了一军，他当时头脑混乱，觉得房、杜二人可能已经不再为自己卖命了，便找来尉迟敬德，将自己的佩刀解下，对敬德说：“你去看看，房玄龄和杜如晦是不是背叛了我，如果他们没有回到我身边来的意思，就用这把刀杀掉他们！”

    于是，敬德和长孙无忌来到了房、杜二人的寓所，告诉他们：“大王已经下了决心要干掉太子和齐王，你们快跟我们回去好好商议行动计划吧！我们四个人不能一起走，那样太显眼了。”就这样，房玄龄和杜如晦化装成了道士，和长孙无忌一起回到了李世民的府邸，尉迟敬德则从另外一条路回府。

    这里的一个细节比较有趣：房玄龄和杜如晦非要化装成道士，才能回到李世民身边，为他出谋划策、制定计划。可见当时李世民及其手下已经窘迫到了何等的地步！

    现在，他们要为李世民出主意，还要偷偷摸摸、乔装改扮，这说明李世民在李渊和李建成的联合压迫之下，已经再无退路，唯有奋起一击，才有翻身的可能。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个谋士的乔装改扮，就能戳穿李世民在登基之后编造的各种谎言——比如李渊要立他做太子，李渊素来喜欢他而不喜欢李建成等等。在历史面前，有时候一件作为道具的衣服也会暴露真相，任凭你怎么篡改纸上的文字都没用。

    沙场外的决战

    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并非永远按部就班地平稳发展，它总是别出心裁地将重要任务交给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使他们得以在万众瞩目下亮相。在包厢中狙击林肯总统的演员蒲斯、据说向列宁发射了有毒子弹的盲女卡普林，都承担了和他们身份不相符的历史责任。

    这种个人身份与其在历史中承担的责任不相符的情况，姑且可称为“历史的失重”。

    这种现象说明，决战时刻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往往并不是战场上的人与物。战场之外的因素，才是最重要的。

    被引爆的暗雷

    在玄武门之变中，一颗被安置了两年的定时炸弹终于被引爆，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次扭转乾坤的人物是常何。

    那么，常何在玄武门之变中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答案是：内应。

    常何的命运在玄武门之变前一直不好，他曾经加入瓦岗军，后来又跟随李密投降唐朝，李密反叛之时，他也跟随李密一起出逃。因为有了跟随李密出逃的污点，他的官职被降低，此后虽然曾先后跟随李世民、李建成出征，但他的地位一直没有提升。

    据碑文记载，武德七年，李世民曾经秘密会见常何，并且赐给他钱财，将他安插在玄武门，负责守卫宫门，还给了他一些钱财，命他物色、招纳愿意为李世民效忠的勇士。

    可以说，李世民在武德七年对常何的拉拢和收买，最初的目的只是在禁军之中安插自己人，以便发生紧急状况时能够救应。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前还想着到洛阳去建设新基地的情况来看，如果不是因为一连串的突发事件，他是不会采取暴力手段夺权的。

    可是，一旦他决定使用暴力，常何的关键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两年前的无心插柳，给李世民提供了制胜的法宝：常何所负责的玄武门防卫，正是在宫廷中最为重要的。控制了玄武门，就可以在不惊动负责首都防卫的部队的情况下迅速控制后宫，实行政变。而李世民的目的不但是控制宫廷，更是要消灭李建成和李元吉。

    于是，李世民和常何取得联系，要求他在玄武门进行接应。常何自然是食君之禄，担君之忧，慨然应允，并且为李世民大开方便之门。就这样，李世民在上朝之前就布置好了埋伏，就等着李建成和李元吉取道玄武门进宫，趁机杀掉二人了。

    如果没有常何的投效，李世民很难顺利地在玄武门布防，在此袭杀李建成、李元吉就更是不可能了。然而，正是常何这颗棋子扭转了整个局势，李建成对局势的估计只错了一处，那就是常何并非是中立的守将，更非忠诚于自己的旧部，而是李世民的内应。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李建成的败亡，就在这一刹那便已决定了。

    “第一夫人”的感召力

    当李世民率领他手下的亡命之徒在玄武门作决战之前的准备时，还有一段插曲：李世民把铠甲分发给将士们，并且指挥他们进行埋伏，此时他的妻子长孙氏亲自到场抚慰将士，在场的将士“莫不感激”。

    长孙氏的出场恰到好处。在李世民和文臣武将们筹划如何对付李建成和李元吉时，她没有参与，而是在后宫和众位妃嫔搞好关系，让她们能够在李渊面前多说几句李世民的好话；在李世民与常何联系，准备在玄武门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时，长孙氏可能还在替李世民行孝道，去李渊那里问安。

    然而，她此时出场了，她的出场让将士们觉得，这绝不仅仅是他们和李世民这群人的冒险，更是一个个家庭在政治上的冒险——也许长孙氏的出现，让将士们想起了自己的妻儿，让他们想到一旦失败，自己的妻儿也将受到牵连，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长孙氏也没有多说什么，就是来慰问一下，对将士们笑笑，最多就是说“大家注意安全，要自己保重”。然而，就是这一露面，便激起了将士们的斗志。

    在有些政治场合，女人的一个微笑，一句宽慰之词，往往会胜过男人的千百句口号。

    不过，我们有理由怀疑，长孙氏对这场即将发生的宫廷政变，真的是如此支持吗？从她之前的活动来看，她并不是一个喜欢钩心斗角的人。因为她的活动，李世民才能在后宫嫔妃们那里获得一些支持，但只不过是在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向李渊诋毁李世民时做一些辩护罢了——长孙氏并没有用心钻营，反守为攻，让后宫嫔妃们帮助李世民制造舆论、攻击太子与齐王。

    也许，出嫁从夫，她今后的荣辱，都将与这个男人分不开。所以，他既然决心要用血腥的手段解决问题，她便只能默默地服从，甚至亲自出面，为他和他的将士加油鼓劲。

    玄武门下的省略号

    玄武门之变中，李建成、李元吉被杀，而且还被尉迟敬德枭首示众，场面极其血腥。这“吃人”的过程不需回味，历史上此类的事情太多了。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一般这样的大场面，都要有一个回味隽永的尾声。

    李建成手下有一位将军冯立，听说李建成已经被杀，建成和元吉的部众溃败奔逃，他长叹一声说：“哪有人家活着我受了恩惠，人家死了我就为了自己的性命逃跑的事情？”他和副护军薛万彻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的兵将两千余人冲击玄武门，想要为两位主人报仇。当时，李世民一方的张公谨守住了玄武门，让冯立等人无法入内，而云麾将军敬君弘见冯立等人来犯，便出了玄武门与之搏斗，结果被冯立所杀。

    过了一会儿，冯立和薛万彻还是没能冲入玄武门，薛万彻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扬言要攻打秦王府，端了秦王的老巢。这下子玄武门的守军可慌了，马上去汇报。尉迟敬德听到消息，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上了玄武门城楼，向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展示，人们见到主子的人头，马上溃不成军。当时，薛万彻率领着残余部队躲进了终南山，冯立见孤掌难鸣，只好自我开解说，杀了一个敬君弘，也可以稍微报答一下太子了，于是也逃走了。

    冯立、薛万彻、敬君弘，是这场兄弟之争最后一幕的主角。冯立是一名忠于主子的死士，就像先秦时代的聂政一样，不问对方是好是坏，只要是和自己的主人作对的，就要替主人报仇，杀掉对方；敬君弘贸然出击，也许是想立功，也许是想扬威，但却适得其反，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最有趣的是薛万彻，先是和冯立一起攻打玄武门，被尉迟敬德瓦解了军队之后又逃到终南山去避风头，听说李世民不怪罪自己，便又出来归顺，就像一个过客一样，赶上哪里是哪里，毫无目标。

    冯立忠，但是忠得没有方向；敬君弘勇，但是勇得没有底气；薛万彻则忠也不彻底，勇也不完全，最后还是要从山上走下来，接受李世民的招安，然后继续漫无目的地赶路，做他的贞观名将，最后莫名其妙地被长孙无忌扣上一个罪名杀掉。

    这三个人在玄武门之变最后的表演，毫无悬念而且毫无美感，除了冯立让人慨叹之外，其他二人的表现，就像为了凑足时间而拙劣出演的肥皂剧，让本来很严肃的血腥屠杀在这一刻显得有些滑稽。

    相逢一哭泯恩仇

    在获得完胜后，李世民入宫拜见唐高祖李渊。这一场父子相见，已恍如隔世。几个平日里在皇帝驾前争得面红耳赤的皇子，现今只剩下了秦王。

    高祖李渊的心中不禁一阵悲凉：难道生在皇家，手足之情也会泯灭，只会为了权力而争斗吗？如果真是如此，自己当年在晋阳起兵，难道真的注定是个错误？

    父子之间对视了一会儿，双方都有千言万语想要倾吐，但都不知从何说起。他们都无法开口，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以父子的身份交谈，还是以君臣的口吻对答。

    渐渐地，他们都不再激动。双方都很清楚自己的处境：高祖李渊已经被严密管制，不再有人身自由，但皇帝的权威仍然存在，如果外界支持，依然可以重掌大权而消灭秦王；秦王李世民软禁了高祖、杀掉了太子和齐王，基本控制了京城，但名不正言不顺，一旦那些有威望、有实权的地方官员反对他，长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

    此刻，他们都是如此地需要对方，需要对方的谅解和支持。

    终于，李渊开了口，说了一句含蓄而又意味深长的话：“最近我听到很多人说你要谋反、要作乱，差一点就因为这些谣言而对你产生猜忌啊！”

    这句话说出来看似轻描淡写，但其中包含了李渊的几层心思。

    首先，李渊通过这句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以前那些关于秦王要造反、作乱的言论，都是谣言，秦王是清白的，是忠诚的。这样一个立场，就相当于肯定了秦王发动的玄武门之变，肯定了玄武门之变的性质不是作乱，而是平乱。

    其次，高祖说自己险些相信了谣言，就相当于说自己虽然态度有过动摇，但还是信任秦王的。这层含义的真实性虽然有问题，但要表现出的态度是李世民所需要的——高祖李渊要和他站在同一战线上，或者说被迫站在他的战线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太子和齐王已死，就算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秦王也是第一人选了，此时高祖表态，信任秦王，就相当于承认秦王是新任太子了。

    李渊的这两层意思，是他在得知玄武门外发生了大变乱的时候就已经想好的。当时，尉迟敬德名为保护，实为监视和逼宫，来到了高祖身边。在尉迟敬德要求将天下政务交给秦王处理的时候，李渊就说了一句话：“太好了，这正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啊。”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层，除了上面两层政治上的表态之外，李渊所用的典故也非常值得一提。“投杼”的典故本身就含有一个亲人之间因谣言而失去信任的意思。

    李渊在此刻用到这个典故，其实也正是想要说明，作为一个父亲，我本来是信任你的，但是因为很多人在我身边造谣，我才动摇了。父子间的亲情表露无遗。

    听到了这句话，李世民如释重负。他听到了自己想要听到的一切，皇帝对他的行为给予了肯定，对他进行了支持，并且表示将要立他为太子，这些都是他在来的途中不知如何开口向父皇要求的。

    稍微回味了一下父皇的这句话，那句“几有投杼之惑”，击中了李世民的心。尽管他觉得父皇这句话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说出的，但提到对自己的信任时，引用了曾子母亲的典故——如果不是充满了亲情，怎么会想起这个典故？

    李世民再也不顾君臣之别，亲情在此刻完全迸发出来，他就像小时候一样，跪在李渊的身前，吮吸起李渊的乳房，而且恸哭失声。

    李世民在孩提时代经历过“乳翁”的教育，但自从成亲之后，便再也没有在父亲面前如此撒娇，更没有如此直接地表露对父亲的感情。

    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以一个独立的强者身份生活，忽视了亲情，忽视了父子之间的天性。可是，就在他手刃了自己的兄弟之后，由于残害骨肉给他带来的不安和恐惧，让他愧对父皇，同时也让他对父亲产生了深深地依恋：他既需要父皇对他的支持，也需要父亲对他的原谅。

    也许，只有经历过最残酷的“吃人”体验，一个原本一心追求权力的人才会反思自身，回归到人性中来。

    此刻，李世民的恸哭，不但是压力得到纾解之后的自然宣泄，更是一种悔过，真诚的悔过。他想让所有的丑恶都被泪水冲刷干净，以后的自己，将是一个真正充满诚意的人，一个不再为权力而不择手段的人。

    正是这一天的恸哭，哭出了一个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君主，更哭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正如婴儿来到世间，总是以响亮的啼哭声作为标志，令后人追思感念的“贞观之治”，也伴随着李世民的哭声而悄悄走近。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