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失误，经历了不少的坎坷，比如“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运动”，“三年自然灾害”，等等，这些运动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先进性，但是它们脱离了实际，最后不但没有改变当时落后的农村经济，反而雪上加霜，让农民的幸福生活成了泡影，只能在坎坷中艰难地谋求发展。
统购统销：既保证了粮食供应，也让农民大出血
1953年以前，国家没有完全控制粮食市场，粮食可以自由买卖。那时候，国家要储备粮食，不但需要向农民征粮，还得从粮食市场收购，也就是要和私人粮商竞争。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发展很快，国家粮食一直处于购少销多的状态。尤其是1953年局部地区又出现了霜灾，导致1953年秋，农民为了预防灾荒，不愿意再将粮食卖出，这样，国家和私人粮商都买不到粮食，致使国家粮食购少销多的局面恶化。
没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人们的温饱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社会上各项工作都受到了限制，由于“一五”计划是优先发展工业，工业化发展也需要资金和原料，而这些都需要粮食来解决。可以说，粮食短缺已经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安定生活。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国家决定采取政治权力强制推动粮食征购。
1953年，中财委提出了8种解决方案，最后中央政府选定了统购统销。当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销政策正式出台，开始实施。相继，又对粮、棉、油等农产品进行了规定，这些重要的农产品也很快就退出了自由市场，由国家垄断经营。
“统购统销”实行以后，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又因为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和城市都是“世袭”的，农民很难变成城里人。也就是说，吃“农业粮”者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非常困难。
统购统销限制的不仅是粮食，还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而纳入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粮票应运而生了。粮票，代表着政府对每个城市居民粮食配给的数量。当时在一些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就无法买到粮食，农民进城，就要自己准备充足的干粮，否则只能挨饿。若要出省，城里人想领取“含油”的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而领取全国粮票是农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统购统销是20世纪50年代起实行的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深远的政策。从1953年开始，到1985年改行粮、棉合同定购制度，持续时间长达32年之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统购统销可能一直继续下去。1992年底，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先进与坎坷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是依靠先进典型的带动。正如1958年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这个运动的开始，是出于农民群众在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的自动创造。在少数最早的公社获得成功以后，许多农业合作社就学习它们的榜样，使这个运动逐步得到发展。”
在毛泽东办大社的批示精神下，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的岈山人民公社成立，这也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这个社由27个小社合并而成。由于这个合作社的规模庞大，与原来的合作社的特征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合作社的领导人希望可以换个名字。后来，有人说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个巴黎公社，于是人们便将原来的合作社更名为人民公社，而这个过程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岈山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全国迅速展开了人公社化运动，有99%的农民加入公社，而且，岈山公社还为全国各地并大社的名称问题提供了一个榜样，随后，这个名字就像插上翅膀一样，迅速走向全国，成为全国农村并大社以后的统一名称。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
“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四五千户，以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公”，就是将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造成原来的各个合作社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
土地国有化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导致粮食产量大减。从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时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1959年，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136%。
这种单纯的社会主义模式超越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不仅企图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企图超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虽然这种模式在时代的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它是一种具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必然没办法取得成功。
“大跃进”既揠了苗，也助了长
经过岁月的洗礼，昔日那些“吸引”过成千上万人的“炼铁炉”大部分已经随着历史而逝去。而隆林各族自治县桠杈镇纳贡村（原属者保公社），至今还保留着三座土制“炼铁炉”。
年近90高龄的林学秀当年曾当过生产队长、炼铁团团长，回忆起大炼钢铁的时代，她说：“当时隆林响应上级号召，在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大炼钢铁’运动。仅者保公社就有纳贡大队和巴内大队的平坡两个地方炼铁，县内其他公社也派人来参加。这些人把山上的树木砍下来炼铁，因为不通车，原料铁矿石只能从很远的山地人挑马驮运过来。七八千人要吃饭，所以光食堂就有十几个，幸好旁边就是粮站。无论做工还是吃饭，真的称得上是 ‘人山人海’。可惜，折腾一年多，也没有炼出成熟的钢铁，最后只能宣告失败。改革开放后，这些 ‘炼铁炉’大部分被清除，只剩下这三座，被当作 ‘文物’保存下来。”
历史是不容抹杀的，它总会留下一些印记，告诉我们那年那月那段历史，这剩下的三座“炼铁炉”就像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那静静地立着，印证着中国曾经拥有过的那样一段曲折的、不堪回首的历史。
在“大跃进”时期，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依旧比较低，因此，没有大炼钢铁的方法和技术。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当时，农村大炼钢铁的主要方法有两种：
一种方法是采挖铁矿石。我们都知道，铁矿石不是到处都有，而且其含量也不一样，这就导致有些村把一些含量很低的矿石进行烧制，由于含量低，高炉的温度又达不到，所以，根本就炼不出来钢铁，基本上都是一堆黑疙瘩。
另一种方法就是回收旧铁。因为有些地方没有铁矿石，就想到旧铁回收的办法了。由于炼钢屡试屡败，而废旧的铁又有限，最后发展到连农民正在用的铁器也砸了来炼，农民家里的铁锅、门上的铁环、耕田的犁耙都被砸烂来炼钢。不但种地的工具没有了，做饭的工具都搭进去了。在大炼钢铁过后，有些地方出现了“灶无锅，门无锁，碾无轴，庙无钟”的可怜又可笑的局面。这一系列的举动给当时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大跃进过程中，全民炼钢热潮进行得如火如荼。所谓全民炼钢，大搞“小土群”，说到底是农民炼钢、办工业。1958年本来是一个丰收年，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长得很好，但到了金秋大忙季节，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劳力被命令去大炼钢铁，成熟的粮食没有人收割，只有一些年老体弱的劳力收获一小部分，结果是丰产不丰收。第二年，很多地方的农民到了无饭吃的境地，城市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按两供应蔬菜的情况。
炼钢最直接的危害就是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在农村大炼钢铁，就只能采用土法，这就需要对自然资源进行开采。其中受到破坏最严重的就是森林。在大炼钢铁中，全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南方一些少煤的地区，都是用木材做燃料，于是，大量原始森林都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被砍伐，烧掉了。这样的历史性破坏，给全国的生态平衡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和大炼钢铁一样，兴修水利也是搞“人海战术”。除了大炼钢铁之外，各个人民公社还抽调了一大批劳力进入水利工地。这些兴修好的水利设施确实使一些地区的生产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有的至今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对于有些没有受益却还要参加水利建设的农民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这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此外，有些水利的选址与设计不符合客观规律，建成以后不能发挥作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大跃进”时期，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对传统的一些方法进行了大胆的改进。当时影响最大的就是作物密植与深翻耕地，因为它们是农业“八字宪法”的重要内容，而“大跃进”时期，放出的高产“卫星”，都把密植作为增产的一个重要措施。有的地方甚至把密植发展到十分荒唐的地步，把水稻与小麦种得一株接一株，株与株之间一点缝隙也没有，根本就不可能透风和接受阳光，这种不科学的种植方法不可能增产，但在当时严重的浮夸风影响下，好多人竟然信以为真，有些地方在领导来参观“卫星田”时，就在头一天晚上，把其他田里的稻子移栽到“卫星田”里来，一亩田里集中好几亩甚至十几亩的成熟稻子。
1958年8月19日，《河南日报》报道的几个高产“卫星”都是在深耕上作了文章，因此才有了高产“卫星”之说。张集乡人民公社的玉米亩产高达12875斤。为什么会取得这样高的产量呢？主要是耕了两次，第一次用套犁深耕一尺二，第二次在下种前又深耕了一尺五。后河乡的一亩玉米亩产12147斤，种植前深翻地二尺，并分层施肥。坡湖乡一亩玉米亩产12580斤，种植前深翻地三尺。所有这些都是在“大跃进”时期，改良农业耕作技术的一个极端反映。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福还是祸
大寨，是山西省太行山西侧昔阳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村子，在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63年8月2日，一场毁灭性的特大灾害降临到大寨，连续一周的暴雨，使得人们多年辛勤劳作而造成的沟坡地、“大寨田”毁于一旦，房屋倒塌，庄稼全毁。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大寨并没有因此变得贫困和清苦，而是扶摇直上，变成了超过全省全国一切先进典型的政治红旗。以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为代表的大寨人克服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连续夺得粮食丰收，提出并实现了大灾之年“三不要”与“三不少”的口号。“三不要”是：大寨在大灾之后，不要国家的救济粮食，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国家的救济物资。“三不少”是指大寨人在大灾之后，社员的口粮不减少，社员劳动日分配不减少，上交国家的粮食不减少。
在当时，按照《农业发展纲要》的标准来看，大寨在大灾之年没有减产，反而每亩增产到400公斤，已经“过长江”了，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陈永贵把灾后的情况及时地向当时做省委副秘书长的昔阳老乡毛联钰进行了反映。毛联珏高兴地说：“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接着，他就报告了省委书记陶鲁笳，陶鲁笳在全省电话会议上对大寨的成绩大加赞赏。对此，省报专门还发表了长篇社论。
1963年11月间，身为中南局候补书记的昔阳南关人李一清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得知了大寨的事迹。李一清从小就知道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山庄。当他听到大寨的事迹，会后立刻赶回家乡进行参观访问，看后深受感动，认为这是自力更生的典范、建设山区的榜样，值得大大推广。
后来，李一清又和好友陶鲁笳谈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还专门在北京写了专题报告向中央反映。后在广州向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进行了介绍，王光伟深受感动，专程到昔阳大寨住了好几天，并在北京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又分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递交了书面报告，邓小平也对此赞不绝口。从此，中央决策层都知道了大寨的事迹，中南海的会议上从此也多了一个名字——陈永贵。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和另几位著名劳模，被邀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一个农民，第一次在国家级的讲台上讲话，开始显得有点拘谨，但他很快就适应了。什么老少组与好汉组，什么三战狼窝掌，什么自力更生十大好处，他都讲得头头是道，完全把那些听惯了大报告的人给镇住了，对于他们来说，陈永贵讲的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简直让人大开眼界。
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南下视察，在河北省短暂停留，把河北省负责人林铁、刘子厚和山西省负责人陶鲁笳找来座谈。陶鲁笳去大寨做过几次调查，对大寨的情况很熟悉，他详细地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毛主席听得津津有味，并对陈永贵予以表扬。
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随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靠大寨精神》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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