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迅速发展。1998年，村上的预制构件厂对外承包。他和家人一商量，包了下来。当时，正值农村盖房热，预制构件厂生意十分红火，产品经常供不应求。经过四五年时间，他成了村上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之一。2002年，他买回了一辆柳州五菱面包车，有了第一辆私家车。后来，老岳又担任了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他的私家车也由面包车换成了普通轿车，后来又换成了广州本田。
2011年，老岳投资100多万元，在路边建起了一幢六层高的楼房。盖楼之前，他又给妻子提回了一辆小型轿车，加上哥哥的那辆，家里现在光轿车就3辆。为了停放自家的车，他在盖楼之前，特意规划了一下停车场。
改革开放使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种地热情和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农业的迅速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逐渐增高，这一切都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农业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也为实现大国农业的辉煌迈出了坚实而有力的一步。
第十节 感恩：羽翼已丰，反哺其母
中国农业的发展是曲折和坎坷的，但是，农业一直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以农养工”，到农业衰落，再到农业快速发展，农业的发展变化对国家的影响都非常之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中国为一个农业大国，只有大力支持和发展农业，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和措施，报答农业这个伟大母亲的养育之恩。
告别两千年皇粮国税
回顾历史，公元前594年，春秋时期鲁宣公实施的“初税亩”，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农业税，也是中国最早的税种，到汉初形成制度。而到2006年彻底废止农业税，整整2600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农民经历太多的苦难和挫折。
李开明是湖北监利县棋盘乡角湖村的一位农民，在取消农业税的第一年，他算了笔账：2000年他种一亩稻谷，收成好的话大约是1000斤，当时谷价3毛多，只能收入300多元，一亩地的成本大约是150元，还有提留农业税等，每亩负担将近400元。如果再扣除劳动力的话，一年到头，每亩地还要要赔上200元。因此，2006年以前，李开明一直不愿意再耕种。当2005年国家正式取消农业税之后，李开明试着种了一年。这一年的收成同2000年不相上下，但是价格涨了一倍多，一斤稻谷能卖7毛多钱，一亩地稻谷就能卖700多元，而负担只有31元，成本开支还是150元，不同于2000年的是，还有粮食直补35元，如此一来，李开明一亩地纯收入就可以达到500多元。
湖南岳阳农民老张在广州打工多年，他说：“我一共有14亩地，以前我出来打工，把地卖给别人种，每年我都要倒贴2000多块钱的农业税，但自从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后，别人现在还在种我的那些地，但不是我交农业税了，而是他们要给我2000多块钱”。
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中国农民的命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农村的面貌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巨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要加大中国农业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按照13亿亩耕地计算，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每亩减少农产品生产成本38元，按照粮食生产来说，每亩减少成本10%～20%，因此，取消农业税对提高农业竞争力有很大的优势。
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
无论是当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改革开放前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具有浓浓的乡恋情结，他们与那些百年来参与农村改革的先驱们一样，在中国农村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中国乡村建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而且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百年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是由那些热心“三农”的知识精英们，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变成上层建筑的意志推动的结果。
从古至今，知识分子一直都恪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上个世纪初，薛仙舟、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有识之士，积极投身到农村和农民中去，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农村走出落后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火如荼，无论是邓子恢、杜润生等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还是基层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比如，为民请愿、坚持真理、历经磨难等，为中国广大农民争取更多的利益。
在现代的农村改革进程中，以曹锦清、温铁军、茅于轼、李昌平、陈林、何慧丽等为主体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仍然怀着浓浓的乡恋，或为民请命，或走乡入户，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开展农民合作实验。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改革进程中开始出现大学生村官，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青春热血，在农村大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抒写崭新的篇章，人们称其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
这些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青春和热血践行乡村建设，使“乡恋”之情薪火相传。从1900年到1937年，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农村的一系列问题，纷纷地以实业、教育等方式进行“农业复兴”和“农村建设”的事业，为中国农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里，我要介绍以下几位：
第一位，梁漱溟。梁漱溟是著名的哲学家、儒学家，教育家，原来是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宗教和儒学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而且他还有许多自己的见解和思想，他愿意把这些自己生产出来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对于当时的社会，梁漱溟的认识也是很深刻的。他在北京大学做老师的时候，军阀韩复榘曾经听过他讲的课，对他的渊博知识非常赏识。后来，韩复榘做了河南省政府主席，还邀请梁漱溟在河南做乡村建设实验；当韩复榘做上山东政府主席的时候，梁漱溟就跟到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同样的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一做就是七年。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的贡献很大。而且，他的思想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主义。他愿意把自己的知识与当时的社会结合起来，并在乡村建设中学以致用。在他看来，要想搞好乡村运动，最重要的是两点：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
第二位，晏阳初，1890年出生，1990年去世。这样一个百岁老人，曾是留美的博士，被誉为20世纪中国教育家中最具国际影响的世界性人物。对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非常关注。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走出象牙塔，踏进泥巴墙；开发农民的脑矿，扫除文盲，做一新民。他不仅说到而且也做到了。
晏阳初认为，有新人，就不愁没有新路，就不愁建设不了新国家。因此，他想通过平民教育的方式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进行乡村建设，主要受三种力量的影响，孔子、基督和苦力。在晏阳初看来，劳动人民所受的苦难是非常深重的，他们是苦力，是需要被拯救和自我拯救的。晏阳初认为人民都是聪明的，他们的脑子就像潜力无穷的矿产，只是还没有开发出来。
为了拯救劳动人民，使他们早日走出苦难的日子，晏阳初带着很多知识分子，包括硕士、博士，深入到农村中去。他觉得，要想真正帮助农民，首先自己要像个农民。晏阳初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愿意和中国最基层的人民在一起，向他们学习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他们，开发他们潜在的智慧，为他们创造幸福生活做好准备。
晏阳初先生一辈子都在从事贫民教育，关于平民教育，他总结出十大信条，并且认为这十大信条在进行平民教育的过程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其中有：深入民间；与平民共同生活，向平民诚心学习；共同计划，共同工作；从他们所知开始，用他们已有来改造……由此可以看出，晏阳初为了做好乡村建设，不惜放弃自己的高学历、高身份，毅然加入到农民的队伍中，与农民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崇高的精神。
第三位，费孝通。费孝通是20世纪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在致力于乡村建设方面，费孝通与其他人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如果说其他人是怀着对人民大众的同情和对祖国的热爱，把自己平民化，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农村，是在做事、做人上给我们树立榜样，那么，费孝通则不仅仅是在做事、做人上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最重要的是还做了有利于人民的学问，他是一个做学问的大家，他可以跨越学科界限，不断开拓学问境域，为中国农村建设做出了很多努力和贡献。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费孝通的一生就是对知识分子百年乡恋的一个印证。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主张到田野中去。而且，费孝通早期的著作也都是在村庄里完成的，全部都是关于村庄的事情，都在谈论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费孝通的第一本书叫《花篮瑶社会组织》。还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都是他早年的著作，这些也是他“学以致用”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费孝通立足于乡土，提出了小城镇建设、区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全国一盘棋的理论，当然，他所有的学术理论研究，学术价值，都体现在他的最终目的上：富民。他曾经这样说：“我一没权、二没钱，我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么我能做什么呢？我就能为富民的目的出主意，想办法。”这就是他的学术价值之所在，也是他的贡献之所在。
第四位，陶行知。陶行知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主张将自己的学问与当时的现实结合在一起。五四运动以后，他主要从事贫民教育运动，他原先叫知行，后来改名为行知，因为他认为，只有行动才会有知识。陶行知有许多著名的名言，例如，“生活就是教育，社会就是学校”、“我们研究学问，非只为增加一点个人的幸福，目的总是要改造社会”、“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陶行知认为每个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都有学习知识的能力，所以他非常注重平民教育，鼓励人们学习知识。他一生都怀着一种大众化、平民化的教育思想，深入民间，为农村社会的发展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当然，以上这四位知识分子只是中国百年来众多对乡土怀有爱恋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但是他们为乡村建设所做的贡献却是极大的，他们的作为对中国农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如今，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乡土情结依旧像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一样浓烈，再加上党和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提倡“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乡统筹发展”等战略思想，又为这些知识分子在新时期以当村官，践行“乡恋”情结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国家日益强大，农民生活也越来越好，因此，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在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下，在中国农民的辛勤付出后，中国农村的明天必将无限美好。
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民在希望中收获幸福
在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县委书记肖占乐说：“2011年，安新县财政投向民生领域的支出已超过3.5亿元，占全部财政支出的71%。‘民生财政’让更多老百姓感受到了公共财政带来的暖意，使抽象的幸福指数落实到了群众的笑脸上。”
在惠农补贴等三农政策到农家后，据安新县农业部门统计，2011年，该县发放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中央生产救灾资金等各项惠农补贴3212万元。拨付涉农专项资金1116万元，发放家电下乡和摩托车下乡补贴资金374万元。同时，该县又投资608万元完成了三台镇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建设，完成了寨里乡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前期考察、申报及农业综合开发2011～2015年规划编制工作。
可以说，粮食直补给农民带来的幸福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于田县英巴格乡和喀拉克尔乡的农民来说，他们更是深有体会。
2004年，粮食补贴的政策全面推广和执行之后，于田县英巴格乡和喀拉克尔乡就迎来了丰收年。虽然2005年夏粮收购高峰时期已过，但是于田县英巴格乡和喀拉克尔乡这两个粮站的工作人员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因为总是会有农民陆续来粮站交粮。
受粮食直补政策的鼓舞，2005年，于田县英巴格乡和喀拉克尔乡粮站受到全乡1600户农民上交的粮食，其中有300户超额完成了交粮任务，而在2004年他们还不能完成交粮任务。英巴格乡粮站工作人员对农民交粮的积极性感触颇深，他说：“国家粮食直补政策的实行，使农民种粮交粮的积极性高涨。”英巴格乡农民说：“国家给补贴，粮站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比市场上收购价格还高，我们交给粮站不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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