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火不断向西蔓延，南京城已经是朝不保夕，南京金陵大学决定西迁成都。庄巧生随校转移，在经历了武汉、宜昌、万县和重庆之后，他最终抵达了成都华西坝。在西迁的路上，庄巧生时刻都可能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即使在这种流亡的生活之中，他还是按时完成了学校此前布置的所有自修课程。在西迁川之后，庄巧生于1939年2月从成都金陵大学农艺系毕业，获学士学位，并膺选为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获得金钥匙奖。
1945年7月～1946年7月，庄巧生在美国堪萨斯州农学院、康奈尔大学进修。在从康奈尔大学毕业之后，他回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祖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面对着千疮百孔的残破局面以及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庄巧生立志要培育出一种新的小麦品种来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
当时北方种植的小麦植株太高，因此不抗倒伏，而且不抗寒，在贫瘠的土地上产量少得可怜。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庄巧生开始了新小麦品种的培育工作。在经历了多年的悉心选种、培育之后，他培育出了第一批小麦新品种。
在他育成的第一批抗逆、稳产新品种之中，“中苏68”以其优秀的抗寒、抗旱、耐瘠薄、耐红矮病等特点而著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些品种在陕北、晋中等小麦低产区的种植时间都非常长。在此之后，他相继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从北京农业大学引来的“胜利麦×燕大1817”的世代材料之中，他选育出抗锈丰产的“华北187”及其选系“北京5号”、“北京6号”、“北京7号”，这些品种一度在京郊、晋中、新疆、冀东等地得到推广种植。从1964～1966年，他先后培育成功了“北京8号”和“北京10号”。“北京8号”的特点是抗锈、丰产、早熟、优质、适应性广，主要适合于北方冬麦产区，并在这里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其中年最大种植面积曾经达到2000万公顷。“北京10号”的丰产性要比“北京8号”更高一筹，它主要分布在晋东南和冀中地区，其年最大种植面积也达到了900万公顷，这在之中的优质选系“唐6898”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南疆地区的主要栽培品种之一。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北京8号”和“北京10号”相继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70年代初期，由庄巧生主持选育的“北京14”小麦品种获得了新发展，相关部门从这个品种之中选出“12040”、“12057”、“红良4号”“红良5号”等新品种，这些品种在京郊、河北和山西地区的种植中收到了良好的增产效果。1980年他又主持育成了以“丰抗2号”、“丰抗8号”、“丰抗13号”为代表的抗倒、丰产、兼抗条叶锈病、落黄好的“丰抗号”系列品种，它们的年最大种植面积达到1400万公顷。此后庄巧生又相继选育成功了“北京837”、“北京841”，这些品种也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推广应用，并为中国农业生产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仅“北京8号”、“北京10号”和“丰抗号”系列品种就为国家增产小麦约45亿千克。由此一来就部分解决了北方小麦主产区的粮食问题，为中国解决吃饭问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主持育成一大批优良小麦品种的同时，庄巧生还在育种流程、技术以及方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具特点的实践方法。在植株杂交方面，他是国内较早倡导使用复合杂交培育良种的育种家之一。为了能够达到理想的育种效果，他还因地制宜地在亲本选配和后代处理上进行具体实验。“北京10号”便是用三个亲本以双交方式培育而成的，其中的产量亲本为两个单交所共有，由此一来既保证了产量亲本之间的血缘比重，同时也能扩大复交一代的性状分离，从而对于选株非常有利。
就在“全民大跃进”的年景之中，他领导的课题主力全部上山下乡，为了能够进一步压缩小麦育种的试验规模，他在国内首次采用F2代派生系统法对杂种材料进行处理，这就使得实验程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简化，同时积累了两年的小麦产量资料，为此后选出“北京10号”提供了实验的具体依据。在育种方面，根据不同亲本材料的特点，他从中进行了合理的搭配，以此来拓宽小麦种质资源的利用面，达到效益的最大化。
凭借着50年的小麦育种实践经验，庄巧生在鉴赏和选用亲本上形成了“巧点鸳鸯谱”、“慧眼识珠”的独到技艺。“12057”的选育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12057”的亲本组合是“亥恩·亥德（西北欧）/欧柔（智利）//北京8号（华北）”。这种在亲本性状互补的前提下，采用冬/春//冬，兼具国内和国外血统的三交组配模式，这样不但可以为在一般情况下难以结合的性状提供相辅相成、相互借鉴的机会，尤其重要的是可以将不同基因源的有利基因结合在一起，从而对杂种后代的遗传背景进行一定的丰富，进一步提高了这一品种的总体性状水平。在此之后，“丰抗号”培育成功并得到了大面积推广，这就使得华北北部平原地区恢复了多年不曾看到的金色麦浪，这之中的关键就在于庄巧生在“抗丰号”小麦良种之中首先启用了前期兼抗白粉病和三锈，后期灌浆快，熟相好的“洛类”品种作为植株亲本的缘故。此后“洛类”抗源被北方冬麦主产区各育种单位广泛用做抗病亲本，从而培育出一大批在各小麦主产区至今仍占居主导地位的优育小麦品种。
在主持育种的同时，庄巧生还有大量的学术成果问世。从1981年开始，他接受了国家科委和农业部的委托，主持“六五”、“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小麦高产、稳产新品种选育及其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课题。在这个课题组中，他和其他成员自觉地贯彻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注意对有关的支撑研究进行充分的安排，以进一步增强育种的后劲，从而做到不断推陈出新；与此同时，他还带领课题组成员大力开展大区级品种区域试验并与省级品种区域试验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加快了小麦良种转化为社会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同时也扩大了这些小麦良种的应用范围。除此之外，庄巧生还积极从事材料、经验双交流的倡导工作，通过开展穿梭育种的方式来调动各个参加单位的协作积极性。
1983年3月，在庄巧生的积极倡议之下，“全国小麦育种协作攻关第一届学术经验交流会”在陕西杨陵召开，协作组在更新知识和交流信息等方面收到了良好的实践效果。这次会议之后庄巧生还将论文集编印成册，于是一本名为《小麦育种理论与实践的进展》的农学类科普图书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为全国的农业工作者提供了农学方面的有益借鉴。正是在他的辛苦努力之下，经过协作组成员的群策群力，他们不但将“六五”攻关任务圆满地完成，而且还提前超额超量地实现了“七五”攻关的计划指标，这就为“八五”计划中小麦品种的更新换代奠定了扎实基础。
1985年之后，由庄巧生主持的冬小麦育种课题，先后获得国家级或部级奖励5次。其中“12057”和“丰抗8号”先后获得了农牧渔业部和北京市科技改进一等奖；1988年育成的“丰抗13”获得了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87年，全国大区级小麦区域试验“六五”成果及其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本人也在1985年和1986年分别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为四化服务先进个人奖和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和财政部颁发的“六五”国家科技先进个人奖。这些成就和奖项都是对他耕耘于小麦育种工作的充分肯定。
可以说，庄巧生用他的努力奋斗为中国的农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小麦的品种改良和育种方面，庄巧生以其自身的学识和经验为中国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同时，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教育着后世学者们不断为中国的农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这也值得农学学者们去研究学习。
中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者：任继周
任继周，1924年出生于山东平原县的一户农村家庭，在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之后，任继周于1941年进入重庆南开中学学习，并于194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前中央大学（现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这为他此后在草原科学研究领域取得辉煌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在任继周从前中央大学毕业之后，在当时中国草原科学领域的权威教授王栋的大力推荐，以及中国著名兽医学家盛彤笙院士的邀请下，应聘于当时的兰州国立兽医学院，但任继周并没有前往，而是继续留在了中央大学，又进修了二年牧草学和草原学，直到1950年才来到兰州。在任继周即将离开南京之时，王栋亲自撰写对联相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以此来勉励他不畏艰苦，立志高远，深入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为中国的草原科学贡献力量。
对于前往兰州时的困境，任继周曾经无比感慨的说道：“当时是坐着美国产的老道基卡车去的，由于汽车陈旧，路况又不好，从西安到兰州共700公里的行程整整花了21天。风餐露宿，极其艰苦。兰州还不通火车，市里没有公共汽车，只有马车。”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经历，为他之后面对困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到达兰州之后，任继周分别在国立兽医学院、甘肃农业大学、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等单位从事草业科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在进行科研工作中，任继周发现甘肃非常适合发展草原科学，甘肃也由此成为进行草业研究的天然大实验室。在此之后，任继周又参加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的草原调查队，他在1950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对甘肃省的所有草原进行了实地考察，为此后的全面研究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1951年，任继周在王栋的率领下，开始对河西走廊上被称为“丝路绿宝石”的皇城滩和大马营草原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和专业的调研活动，随后一本由任继周执笔、王栋审校、盛彤笙作序的名为《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的著作在1954年出版了，这也成为中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通过近两年的草原研究工作，任继周对甘肃草原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了解，这为此后他提出草原类型学术理论提供了必要的材料。
任继周在甘肃草原上进行研究工作时，他的足迹可以说踏遍了西北数省区。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任继周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他从草原生产能力的评定指标到草地农业生态系统，从宏观的草原分类到不同类型草地的改良利用，从关注传统的草原生产问题到体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多个角度来分析论证草原的发展，从而引领了中国现代草业科学的发展道路。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他研究提出了草地农业系统包括前植物生产层（水土保持、草坪绿地、自然保护区、风景旅游等）、植物生产层（牧草及草产品）、动物生产层（动物及其产品）及外生物生产层（加工、流通等）等4个层次的理论。这一理论体现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对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想，是对传统的草原生产和农业生态系统概念的更新和发展，草地农业理论已为中国政府部门及学术界普遍接受，并在南方草地，黄土高原和内陆盐渍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果。研究提出了系统耦合和系统相悖的理论。在中国草业学术界，开系统科学理论与草业科学理论相结合的先河。
此后，任继周又开始对中国草原的急剧退化现象进行具体研究，在他看来，草地农业中不同亚系统间的系统相悖是中国草地退化的根本原因，而不同亚系统间的系统耦合和草地农业系统外延与种植业、林业等系统的耦合是遏制草地退化，提高草地生产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于是他针对中国传统农业以单一种植业为主的病态格局，开始致力于提高中国农业整体生产力、从根本上遏制草原退化的研究。他的这个设想也得到当时农业部和甘肃省的大力支持，为了能够让他进行具体的研究工作，农业部先后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与建设”、“黄土高原草地农业综合技术开发研究”、中澳合作项目“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研究与发展项目”等重点攻关项目交给任继周，他以庆阳黄土高原试验站为依托，圆满地完成了这些科研课题。他的这一理论最终在甘肃河西走廊山地荒漠系统中成功地得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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