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不负山野人之约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

    ——《弟子规》

    魏文侯魏斯（？—前396年），魏桓子之孙，封为魏文侯，从公元前445年封侯至公元前396年去世，在位执政49年。

    周王朝末期，中央统治昏弱无能，各诸侯国互相攻伐征战兼并领地，扩张势力，以期称王称霸。魏文侯为富国强邦广征英才贤士，辅佐其成霸业。他言出必诺，并表现得非常虔诚。臣下魏成向他推荐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位贤德之士，魏文侯都拜为国师，留在身边随时请教。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每次经过段干木的住宅时，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以示尊敬。他虔诚敬贤的事迹传开后，四方贤德之士接踵归附。魏文侯的虔诚还表现在他能虚怀若谷，倾听臣下的劝谏。

    一天，魏文侯与国师田子方一起饮酒，乐师奏乐助兴，钟鼓琴瑟，管弦丝竹，好不热闹。忽然，文侯侧耳倾听少许，说：“编钟的乐声有些不协调，好像左边高。”田子方微微一笑，不以为然。魏文侯十分诧异：“你笑什么？”田子方躬身一揖，诚恳地说：“臣下我听说，国君懂得任用乐官，不必懂得乐音。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我可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魏文侯听罢，欣然接受，起身道谢，并称赞说：“国师您说得太对啦！我一定记住这些忠言。”大将乐羊攻打中山国，尽占其地，魏文侯把这些领地封给自己的儿子魏击。他得意地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异口同声说：“您是仁德君主！”只有任座不肯阿谀，直言说：“国君您得了中山国，不用来封您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算什么仁德君主？”魏文侯闻听此话，勃然大怒，离座拂袖愤然离去。魏文侯又问翟璜，翟璜回答说：“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问：“你何以见得？”翟璜说：“臣下我听说，国君仁德，他的臣子就敢直言。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于是我知道您是仁德君主。”一席话，说得魏文侯有所领悟，转怒为喜，立刻派翟璜去迎任座回来，并亲自迎下殿堂，奉为上宾。

    魏文侯不仅对自己的臣子虔诚守信，就是对一般百姓也是言出必诺。

    有一次魏文侯大摆酒宴与群臣同乐，菜香酒醇，鼓乐喧天，君臣喝得意酣情浓，神采飞扬。正欢乐间，外面风雨大作，见此情景，魏文侯放下玉爵，起身招呼侍臣备车。左右群臣对国君的突然决定感到奇怪，不解地问：“我们君臣饮酒正在兴头上，外面又下着大雨，国君打算到哪里去呢？”魏文侯挥挥手，说：“郊外山野。”大家都疑惑地你瞅瞅我，我望望你，谁也不知道大王究竟要干什么。魏文侯怕扫了群臣的兴头，于是耐心解释说：“我与山野村长约好今天去打猎，虽然这里很快乐，也不能不遵守那边的会面约定。”说完登上车，亲自奔赴山野之中与相约之人见面，告诉他，今天下大雨不能去打猎，特来相告。山野村长听后，很受感动，暗暗称赞：大王，真信人也！周公教导成王守信与人交往，待人以诚，才能换去真挚的友谊。

    ——哈吉·阿布巴卡·伊芒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他道德高尚、才能出众、多才多艺，帮助武王推翻了商纣王，分封了天下，并且建立了各种制度，使社会安定且有秩序，因此，很得武王的信任。后来武王病重，临终前告诉周公说：“我要死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姬诵，他现在还处在襁褓之中，你要多帮助他呀！”周公说：“放心吧，我决不辜负您的重托！”武王死后，周公就自任摄政王，继续为天下的安定不辞辛苦地工作着。

    日子一年一年过去，姬诵也一年一年地长大，成了一个眉清目秀、聪明伶俐的少年。有一天，他和弟弟姬虞在花园里玩儿，兄弟俩你追我赶，十分高兴。过了一会儿，姬诵说：“咱们别打闹了，玩个文的游戏好吗？”姬虞问：“怎么玩文的游戏呢？”姬诵说：“你在我面前跪下，咱们玩‘封土建王’的游戏！”姬虞还是不明白，不过他已顺从地跪下了。只见姬诵从地上拾起一片梧桐叶，说：“接着！我当上大王以后，就封你当侯王！”姬虞就说：“谢大王恩典！”说完，他们都开心地大笑。

    一位史官见到了，赶紧把这场游戏记载下来。

    正在这时，周公也到花园里来了，就问这哥儿俩：“你们玩什么呢？那么高兴！”姬虞举起梧桐叶，说：“叔父，哥哥封我当侯王啦！您瞧瞧，这就是凭据！”

    周公听了，立即恭敬地作揖，表示诚挚的祝贺。可是姬诵和姬虞却都笑了起来，说：“叔父啊，我们是在玩游戏，有什么可祝贺的呢？”

    周公却严肃地对姬诵说：“封土建王，这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你是王储，怎么可以当做儿戏呢？如果连这样的大事也满不在乎，怎么能使人民信服呢？”这一来，姬诵才觉得事情闹大了，心中不免有些不安。

    周公说：“不必紧张，这是好事，说明你已经长大了，已经有了执政的能力了。你小的时候，我代你摄政，到现在已经有7年了，现在应该还政给你了！只是要记住，当了君王，一要勤于国家大政，不能沉迷于奢侈的享受；二要诚实守信，说话算数，不能使百姓失去信任之心。”

    于是，周公选了一个好日子，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让姬诵承继王位，这就是周成王；又帮助周成王选了一个好日子，分封姬虞到唐当上了侯王。周公还政给成王以后，仍然努力协助成王，治理出了一个太平盛世。

    曾参杀猪立信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论语·为政》

    春秋时，在鲁国的乡下，曾参的儿子牛牛与几个男孩在玩游戏，其中有一个男孩耍赖，结果闹得大家不欢而散。牛牛回到家中，把此事告诉父亲。曾参开导儿子说：“小孩子说话要算数，要说到做到。做不到的事情，不能轻易答应，否则，别人会以为你说谎，没有信用。”牛牛听后点点头。

    牛牛来到母亲纺纱的房间，正好一只线球滚落到他的脚下，母亲说：“乖儿子，快帮娘把线球拣过来，等娘织完布去集市给你买点心。”牛牛高兴地拣起线球，走到母亲面前说：“父亲的老师孔子说的，人说话要算数，否则就没有人理你了。”母亲接过线球答应道：“那当然了，娘说话算数的！”

    母子俩来到草房喂猪，看到日渐长大的母猪，非常高兴。不多会儿，牛牛离开了猪圈，来到邻家门前，想找小伙伴一起玩耍，不想一股诱人的香味吸引了他。他循着香味来到邻居的厨房，朝里张望，心想：什么东西这么香？老伯告诉他这是红烧肉，可好吃啦！馋得牛牛直流口水。

    第二天，曾参起早整理自己的文章，发现笔墨快要用完了，于是就和妻子商量去集市用布换点东西回来。太阳刚刚露出笑脸，曾参夫妇就扛着布匹，挽着竹篮准备去集市，脚还没跨出门槛，就被正在院中玩耍的儿子挡住了去路。牛牛知道父母去集市，就吵着要跟他们一起去，还抱着母亲的大腿不放。曾参抚摸着儿子的头说：“牛牛乖，和小朋友去玩，爹回来一定带点心给你吃！”牛牛得寸进尺：“我不要吃点心，我要吃肉！”母亲听了吓了一跳，心想：肉不是随便能吃到的，老百姓只能逢年过节才有这个口福。为了摆脱牛牛的纠缠，她随口答应：“好！好！回家杀猪给你吃！”牛牛听后立刻松开了手，高兴地直叫：“我家要杀猪吃肉了！”馋得小伙伴们直咽口水。

    日落西山，曾参夫妇从集市上归来。曾参放下手中的东西，就拿起尖刀走向猪圈。曾妻看见丈夫准备杀猪，急忙挡住曾参说：“你疯啦！这猪不能杀啊！”曾参说：“你不是已经答应儿子杀猪吃肉了吗？”妻子满不在乎地说：“那是哄哄他，你怎么当真了？等会儿给他两块点心不就行了。”牛牛听了很不高兴：“母亲不能骗人！”曾参对妻子说：“对孩子不能言而无信。父母是他的第一任老师，一言一行都要注意啊！”曾参说完就要进猪圈，曾妻拼命拉住丈夫的手苦苦哀求，说等猪长大，可以换点钱，一家人的穿着全指望它了。牛牛看到母亲如此伤心，就安慰母亲说自己不要吃猪肉了。

    曾参明白儿子心里想吃肉，只是怕母亲伤心，于是对儿子说：“你母亲说话是算数的。”曾参又扶起伤心的妻子，和她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强调父母的言行对孩子教育的重要，如果父母对孩子说谎，受其影响，孩子长大了就是一个无信无义的人。曾妻听后明白了道理，表示猪杀了可以再养，给人留下没有诚信的印象，改过来就难了。

    范式守信不负约

    实言实行实心，无不孚人之理。

    ——《呻吟语·诚实》

    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一个明朗的秋日，在汝南郡（郡治在今河南平舆县一带）的一个村子里，青年学者张劭正在自家的庭院中来回踱步，不时侧耳听听院外的动静，好像在等什么人。他嘴里不住地叨念着：“巨卿兄怎么还不到呢？”

    他说的这个巨卿，就是山阳郡（郡治在今山东金乡县）人范式。范式字巨卿，是张劭在太学里的同学，两人多年寒窗相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两年前，他们同日离开京都洛阳回家，分手的时候，两人依依不舍，洒泪而别。那一天正好是九九重阳节，他们约定两年后的今天，范式来汝南郡探望张劭。

    光阴飞逝，两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越是临近约定的日期，张劭的心情就越是不能平静。他急切地盼望着与好友重新欢聚，以至于坐卧不宁，寝食不安。

    张劭的老母见儿子这样，怕他急坏了身子，就劝他道：“儿啊，何必如此心焦，朋友之间，总有机会见面的。再说，山阳郡离咱们这里有上千里的路程，又是两年之前随口说的一句话，到现在人家怕是早都忘记了，你也别太认真了。”

    张劭认真地答道：“娘，您不了解巨卿，要说巨卿这人，那是当今天下数一数二的诚实君子，他做事情，从来没有违反过大义；他说过的话，从来没有不兑现。讲好要来，他是绝不会失约的。”

    “你这孩子啊，真是实心眼！好吧，我就给你准备酒宴招待客人吧。唉，我只是怕你急坏了身子啊。”

    “不会的，巨卿一到，我还会高兴得年轻几岁呢！您就放心地去准备吧。”

    重阳节终于到了，张劭一家人早早起来，把酒杀鸡，忙活了半天，备好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可是，范式还没出现。张邵简直望眼欲穿了，他整好衣装，急步走到村头，立在大树下等候。

    看看到了正午，正是两年前他们分手的时刻。就见一辆马车从远处飞奔而来，车到大树下停住，下来一个书生打扮的中年人，向张邵疾步跑来，张邵定睛一看，来人正是范式！

    两人跑到一起，各施大礼，然后紧紧拥抱。张劭说：“大哥果然不远千里，赶来赴约。不过，为何不早到几天，让小弟等的好心焦啊！”

    “贤弟，只怪我心里着急，又加上饮食不慎，途中病倒在客栈里。要不是店家好心照看，我几乎要丧命了。”

    张劭一看，范式果然是一副病容，身子轻飘飘的，好像还站不稳似的。张劭很有点不过意，说：“大哥为了看我，病成这样，小弟真是有罪了。”

    范式笑了起来，说道：“你我二人还要说这些客套话吗？我要是今番见不到贤弟，那才是会急死呢。快领我去拜见伯母吧。我还带了些薄礼来孝敬她老人家呢。”

    范张二人久别重逢，更觉得难分难舍，他们白天一起谈论学问，夜晚在一张床上安眠。一天，范式感慨地说：“我们两人就像古时候的俞伯牙和钟子期一样啊，真是生死之交。”

    张劭说：“我们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将来谁要是先走一步，另一个一定要在他身边为他送葬。”

    “那当然是我这做兄长的先死，你可要为我送葬呀。”范式说。

    “要是我先走一步了呢？”张劭开玩笑说。

    “那不管我在何处，一定会驾着白马素车，身披白练，赶来为你送葬的，你可要等我呀。”说完，两人都大笑起来。

    几天之后，范式辞别张劭一家，回山阳郡去了。这边张劭继续读书种地，奉养老母。不料，没过一年，张劭忽然得了个暴病，不到几天，张劭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临终之际，张劭的同乡老友郅君章、殷子征来看望他。他们拉着张劭的手，流泪说道：“元伯（张劭字元伯），你放心去吧，还有什么心事就请对我们讲吧。”

    张劭叹了口气说：“我死而无怨，只是等不及我那生死之交的好友来给我送葬了。”

    郅、殷二人奇怪地问：“难道我们还不能算是你的生死之交吗？”

    “你们对我友情深重，但你们只是我活着时的朋友，而山阳范巨卿却无论我是死是活，都是我的好友啊！”顿了一下，张劭又说：“有件事情，想托你们办一下。请你们务必派人去山阳郡通知范巨卿，请他尽快赶来，不然，我就等不及了。”

    郅、殷二人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人骑快马到山阳郡报信去了。

    再说范式回到山阳郡后，当地的郡守听说了他的名声，就请他做了郡府的功曹（官名），掌管全郡的礼仪、文教事情。官虽不大，公务却很繁杂。范式尽心职守，把事情办得井井有条，郡守对他十分赏识，有心要再提拔他。

    这一天，范式在梦中忽然见到了张劭，只见张劭头戴黑色王冠，长长的帽带一直垂到脚下，脚上穿的是一双木鞋，好像一位古代的君王。再看张劭脸上一副焦急的样子，好像在呼喊自己，可就是喊不出声音。范式从梦中惊醒，浑身冷汗。他想，难道贤弟已经做古了吗？这个梦实在不吉利。不行，我要去汝南看看贤弟。

    第二天，范式辞别了郡守，郡守再三挽留不住，心中十分惋惜。因为，范式这一走，不但提升职务的事吹了，而且连功曹的官职也要丢掉。范式哪里顾得了这许多，他借了匹快马，日夜兼程地向汝南郡赶去。途中正遇上张劭派来向他报信的人。他一听这消息，当时就口吐鲜血晕了过去。醒来之后，范式买了白马素车和奔丧用的物品，亲自驾车飞奔而来。

    一路上，人们都看见这辆飞奔的丧车。白色的马，白色的车，车上的人穿着麻衣，身披白练，不断抽打着马儿飞跑。

    可是，就在范式赶到的头几天，张劭已经去世了。老母亲记着儿子的嘱咐，一连等了范式三天，后来实在不能再等，只好把丧事办了。到出殡的这天，当地仰慕张劭名声的人都赶来了，送殡的队伍少说也有上千人。说来也怪，那辆载着张劭灵柩的马车走到村口大树下时，车轮突然陷进一个土坑，任凭众人死命往外拉，车也是纹丝不动。张劭的母亲哭倒在灵车上说：“儿啊，娘知道你的心愿，可是，山阳郡离这里千里之遥，巨卿实在是赶不到啊！”

    正在这里，远处一辆白色马车飞奔而来，张母回首一望，说道：“这一定是山阳郡范巨卿来了。”

    果然，这正是范式的白马素车。车到近前，范式跳下车来，扑到张劭的灵柩上痛哭起来，边哭边说道：“贤弟，哥哥来迟一步，让你等急了啊！”

    过了一会儿，范式止住哭声，说道：“贤弟，你该去安息了。哥哥送你下葬。”

    说着他招呼众人扶住车辕，大家使劲一推。真是怪了，这回灵车一下子就出了土坑，又向墓地移动了。

    众人见此场面，又感动又吃惊，都赞叹范张二人真是生死之交，诚信君子，说是由于他们二人的信义感动了上天，才出现了这样的怪事。

    后来，范式安葬了张劭，为他守墓三年，才独自离去。程婴舍子救孤儿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景德传灯录·

    卷六·道明禅师》

    程婴，春秋时期晋国人。他是晋灵公、晋成公在位时老相国赵盾的门客，是个忠诚守信之士。

    公元前620年，晋襄公死后，7岁的儿子做了国君，就是晋灵公。晋灵公长大以后很不成器，终日吃喝玩乐不理朝政。他非常讨厌赵盾，因为赵盾是个忠诚老实的大臣，为了晋国的霸业，经常干涉晋灵公的行为。同朝大臣屠岸贾却会百般奉迎，所以晋灵公很偏袒他。在屠岸贾的助长下，晋灵公更加不务朝政，做事没有分寸。他用弹弓随便打宫外行人，残害百姓；对厨子稍不满意，就大卸八块。对赵盾耿耿劝谏，非但不听，反而恨之入骨。他和屠岸贾多次设计杀害赵盾。但均因义士相救，而未能得逞。后来，赵盾的叔伯兄弟赵穿用计，把晋灵公杀了。

    晋国立晋成公为国君。晋成公非常信任赵盾，还把自己的女儿庄姬嫁给了赵盾的儿子赵朔为妻。从此，赵家有了很大势力。

    晋成公、赵盾、赵穿相继去世以后，晋景公做了国君。晋景公非常傲慢，喜欢奉承。屠岸贾又得了宠。屠岸贾因为跟赵家有仇，就利用晋景公害怕赵家势力越来越大的心理，以赵穿刺杀晋灵公一事为罪名，把赵家满门抄斩。只有赵朔的媳妇庄姬幸免，因为她是晋景公的妹妹。这时她已怀孕，晋景公说，要是生个男孩，就把他杀死，以免后患。屠岸贾天天探听庄姬的消息。

    赵家有两个门客，一个叫程婴，一个叫公孙杵臼，二人都是老相国赵盾的心腹人。他们二人一心要救赵家的孤儿，长大之后好给赵家报仇。庄姬生下一个儿子，在田后的帮助下，被程婴救出宫去。屠岸贾暗中派人到后宫打探，听说庄姬生个女孩，才生下来就死了。屠岸贾起了疑心，他得到晋景公的许可，亲自带人进宫去搜查孤儿，没有搜出来。他断定那个孩子一定被偷出去了。为了斩草除根，就出了一个通告：“有人报告赵家孤儿去向的，赏黄金一千两。谁敢偷藏的，全家死罪。”同时，他派出许多人到处搜查，凡是有婴儿的人家，无一漏过，见到可疑的男婴，就一律杀掉。

    在这种情况下，程婴和公孙杵臼商量设计救孤儿的办法。公孙杵臼问程婴说：“抚养幼儿跟慷慨就义哪一件事难？”程婴说：“死了倒是容易，抚助幼儿可就难了。”公孙杵臼说：“那么，就请你担任那件难做的事，容易的让给我吧。”他决心以死来救孤儿，让程婴把孤儿扶养成人，将来为赵家报仇。程婴答应了，并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儿子，交给了公孙杵臼，换出了孤儿，并假装去向屠岸贾告密。

    程婴带领屠岸贾，在公孙杵臼家里搜出了婴儿。公孙杵臼高声大骂程婴：“该死的东西！你还有天良吗？你我约定救护孤儿，谁知你贪生怕死，背信弃义，出卖朋友，丧尽良心！你为了贪图千金重赏，变成了畜生！你怎么对得起赵家的冤魂？你怎么对得起天下的人？”程婴不敢开口，只有低着头流眼泪。屠岸贾当着他们的面将假孤儿摔死。公孙杵臼指着屠岸贾骂不绝口。屠岸贾立刻吩咐武士把他砍死。事后，屠岸贾赏给程婴一千斤金子。程婴流着泪说：“小人只想自己免罪，保住自己的儿子，才告了密，并不是为了贪图重赏。现在我成了不仁不义之人，要是大人体谅小人的苦衷，请把这些赏金作为掩埋赵家和公孙杵臼用吧，小人就感恩不尽了。”屠岸贾就答应他的请求，程婴拜谢出去后，急急忙忙去办理埋葬的事。

    程婴虽然舍弃亲生的儿子救了赵家孤儿，反落得晋国上下留骂名。这件事只有大臣司马厥一个人知道真相，他不仅救了赵氏一个孤儿，也救了许多无辜婴儿的性命。所以他非常钦佩程婴。程婴骗过屠岸贾，就带着孤儿，投奔他乡，隐居起来。他忍辱负重15年，终于把孤儿抚养成人，练成一身武艺。后来在司马厥等大臣们的帮助下，孤儿终于报了大仇，并用屠岸贾的人头祭奠了赵家死去冤魂。这时，晋国上下才知道程婴的为人，从此，程婴忍辱负重、诚义守信的美德广为流传。朱晖信守亡友嘱托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礼记·大学》

    朱晖是东汉初年的大臣。年轻时，他从家乡南阳被选拔到京都洛阳上太学。他的好朋友陈揖听说了，为他得到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感到高兴。当他上路时，陈揖送了一程又一程。

    进了太学后，朱晖努力学习，进步很快，得到大家的器重。朱晖在新的环境里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有一位是南阳同乡张堪，已经进修结业，安排在京都供职，还常常回太学来看望他。

    一天，张堪把朱晖请到家里，忧心忡忡地对他说：“我近来忽然感到身体不好，万一出了事，请你帮忙照顾我的妻子儿女，好吗？”朱晖说：“谢谢仁兄的信任，我会牢记您的嘱托。但是仁兄年富力强，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请不要讲那些不吉利的话！”

    朱晖虽然这样安慰张堪，但对他如此郑重的嘱托，还是谨记在心的。不久，张堪果然大病身亡。朱晖为朋友的逝去，深感悲痛。办完丧事后，朱晖对张堪的妻子说：“嫂子，张大哥生前托我照顾您，我在京城没有什么事情干，他没有收入，让我送你回乡吧！”

    当朱晖护送张堪的遗孀回到南阳时，又得知另一个不幸的消息：好友陈揖也已经病故了。他赶紧来到陈揖家，只见陈揖的寡妻怀里抱着出生不久的婴儿，泪流满面，说：“夫君病重时，这孩子还未出生。夫君临终，说：‘我最遗憾的事是没能和好朋友朱晖再见一面，孩子生下后，就起名叫友，表示我对好朋友的怀念吧！’”

    朱晖听完，连连作揖说：“我明白陈兄对我的嘱托了。朋友之间最要紧的是一个‘信’字，孩子以‘友’命名，既是对我的思念，又是对我能帮忙培养好孩子的信任！我决不能辜负陈兄重托！”

    朱晖决心照顾好张堪、陈揖两家遗属。对张堪家，年年接济50担米，5匹布；对陈揖家，竭力将陈友培养成人。

    陈友一年一年地长大了，朱晖就让他和自己的儿子朱骈一起读书，希望两个孩子都能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朱晖的善行，被南阳太守桓虞知道了。一天，太守来到朱晖家中，称赞说：“先生照顾两家亡友遗属，十几年如一日，真难得呀！”朱晖说：“我仅仅是履行朋友的嘱托而已。”太守点点头，说：“你的儿子朱骈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品德一定高尚，现在我的衙门正缺一名青年助理，就让朱骈来吧！”

    朱晖一听，非常高兴。他说：“谢谢太守的关照！但是比起朱骈来，陈友的才能更全面，我建议您选拔陈友吧！”

    太守听了，十分敬佩朱晖，说：“先生这话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仔细想来，也符合您信守朋友嘱托的本意，我就遵循您的意思选拔陈友吧。”陶侃不违母亲遗训推诚而不欺，守信而不疑。

    ——林逋

    东晋的时候，有一位大将军叫陶侃，做过荆州刺史。有一回，他宴请武昌名士殷浩、庾翼等人，吟诗作赋，讲谈学问，非常高兴。

    大家喝过两杯酒后，殷浩举杯说：“将军，您最近平定了郭默的叛乱，立下了大功，请让我敬您一杯！”陶侃想了一想，痛快地说：“谢谢，喝！”说着，便一饮而尽。

    接着，庾翼也举起杯来，说：“将军，若论战功，您上次平定苏峻的叛乱，功劳更大，请让我也敬您一杯！”苏峻本来也是东晋的一位将军，因为不满晋成帝的顾命大臣庾亮削他的兵权，就带兵造反攻下了朝廷所在的建康“台城”，将年纪尚幼的皇帝挟持到军事重地石头城。陶侃指挥六万大军，从武昌城浩浩荡荡沿江而下，包围了石头城，擒杀了苏峻，解救了晋成帝。按说，当庾翼祝酒时，陶侃应该高高兴兴地饮下这杯酒才是，不料陶侃却抱拳作揖，说：“先生，对不起了，我今天饮酒已经足量了！”

    殷浩附议说：“将军，今天大家高兴，您应开怀畅饮！看得出您有海量呢。”

    想不到这时，陶侃却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瞒二位先生，家母生前，曾向我规定过：每次饮酒，三杯为限。今天杯额（台）已足，我不能违背先母的禁约！”接着，他回忆了青年时代的一段往事。

    陶侃的父亲陶丹本是三国时孙吴的名将，但很早就死了。陶侃小时全靠母亲纺纱织布培养长大，后来当上浔阳县城一名小小的“鱼粱吏”。母亲对他要求很严，有一回，他托人捎几条咸鱼回家，想让老人家高兴高兴。不料陶母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还附了一封口气严厉的信，说：“你才当上了个小官，就拿公家的东西回家，真叫我愁死了！”另一回，浔阳县里举行宴会，陶侃喝得酩酊大醉。酒醒后，母亲一边垂泪，一边责备他说：“饮酒无度，怎能指望你刻苦自励为国家建功立业呢？”陶侃羞愧难当，母亲要求他保证：从此严于律己，饮酒不过三杯。

    陶侃讲完往事，接着说：“苏峻、郭默之乱虽然已经平定，但是中国尚未统一，北方还被羯族人石勒占据。西边的巴蜀则有氐（市）族人李雄割据。男儿报效国家的路还长，我怎能违背先母遗训呢！”

    殷浩、庾翼听完，肃然起敬，说：“将军，虽然老夫人仙逝多年了，而您信守遗训，不减当初，这种美德一定会同功业一起，永留青史！”华歆救人救到底政者，口百之，身必行之。

    ——《墨子·公孟》

    华歆、王朗同是三国时代的人。一次战乱中，他们两人被追兵撵到了长江边。慌乱中，他们找到了一条船。正要开船，岸上又跑来了一个人呼喊求救，也要搭乘这条船逃往对岸。华歆看到这个情景，为难起来，在一边沉默不语。旁人见他犹豫不决，也不好开口。

    这时追兵越来越近。王朗着急了，忙对华歆说：“就让他搭船吧，正好船上还有地方，为啥不帮他一把呢？”就这样，那人也与华歆、王朗同乘一条船往对岸逃跑。

    船行到江中心，追兵已经赶到岸边。他们看见华歆、王朗的船，便纷纷下水泅渡追赶。泅水的士兵离行船越来越近。划船的艄公累得筋疲力尽，船的速度越来越慢了。王朗见此情景，开始着慌了，便打算赶一同逃难的那人下船。华歆连忙阻止王朗说：“我当初所以迟疑，不答应，正是怕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既然已经答应人家同船逃难，怎么能中途丢弃人家呢？”王朗被说得无言以对，只好照华歆的话办。

    追兵泅到江心渐渐累了，泅水速度便慢了下来，与华歆他们的船距离又逐渐拉大了。就这样，行船胜利地划到对岸，华歆、王朗及那人摆脱了追兵，那个人也顺利地逃出了虎口。这件事传开后，人们都赞扬华歆办事讲信用，说话算话，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变卦。宋濂守信借书不误期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中国谚语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义乌县西北）人，是中国元末明初著名的学者。他学识渊博，为人处世也非常讲信用。

    宋濂从小时候起，就非常喜欢读书学习，钻研学问。但是他家里很贫穷，上不起学，连书都买不起，只好向有书的人借书读。当地郑义门的藏书非常丰富。他也很关心宋濂的学习，常常把书借给他读。宋濂学习十分刻苦，在学习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还是阅读了大量书籍。当他遇到好书的时候，爱不释手，可是书是借别人的，不能不还，于是他就夜以继日地把书抄写下来。冬天，有时天气很冷，外面滴水成冰，室内也非常冷，连砚台都结了冰，手指也冻得几乎拿不住笔了，但是他仍然坚持加紧抄书，抄完之后，及时把书还回去，从来没有耽误过还书的日期。就因为他诚实守信用，不少人都信得过他，才肯把书借给他读。

    到了成年，当地能读到的书，宋濂都读遍了。可是他求学的要求更加迫切了，他就常常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去寻师求学。有时还要背着行李，赶不回去，就随便找个地方住下来，忍饥挨冻。有一次他和一位名师约定上门求学，正好碰上下大雪的天气。上路之后，雪越下越大，路上的积雪几尺深，但他为了不失约，顾不得冻坏双脚，还是步行赶去了。到了客栈时，四肢都冻僵了。好心的店主人很受感动，给他热水喝，盖上被子，才渐渐暖和过来。

    宋濂求教的老先生，都是很有名望的学者。只要有机会，他就不放过求学的时机。他在外地学习，生活很艰苦，但他以求知为快乐，别的什么都不在意。就这样，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刻苦求学，终于取得了成就。

    谁都不晓开墓现珠

    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

    ——程颐

    唐代，朝廷的兵部有一位员外郎，名字叫李约。一次，李约坐船外出，傍晚，船就泊在江边。旁边停泊着一只较大的船。

    李约坐在船舱中，隐约听得水手在同什么人交谈时提到自己的名字，他就出舱走上船头。

    “这位就是李大人。”水手向一个人介绍。

    “拜见李大人。”那人行礼，指着旁边的大船说，“我们主人想请李大人过船相见。”

    素昧平生，见我会有什么事呢？李约边想着边跟那人上了那只大船。船上人赶紧把李约让进前舱。

    进得前舱，李约见一人卧在榻上，气息微弱的样子，显然是重病在身。病人费力地请李约坐下。

    谈过几句，李约知道了这病人是来自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商人，这次是带着两个女儿到内地经商的。谈到女儿，商人又将女儿从后舱招呼出来拜见李约。李约一见，两个女孩年岁都不很大，堪称绝色。

    “这次经商很顺利，获利特别大。谁料想，我忽然得了重病。药用得不少，就是不见一丝功效。我是不久于人世了，就是这巨万的资财和这两个女儿，实在让我闭不上眼睛，真是放心不下啊！”商人连连叹气。“怎么不想法通知亲属呢？”李约问。“我的亲属远在万里之外，山高路远，来不及了。我想把资财和女儿托付他人。”“嗯。想来已经有了托付之人？”“轻易托付，巨万资财难保不被侵吞。两个女儿未谙世事，谁知……”李约点头叹息。“今天，听说李大人的船就泊在这里，这也是我命中幸运。我就想将这些俗务托付给李大人……”商人说着，拉住李约的袖子。李约说：“两个未谙世事的女儿，巨万的资财，怎能托给一个素不相识萍水相逢的人？”商人说：“我早就听说过李大人的信用了，只是没缘分同李大人相见相识。”

    商人恳求再三，李约说：“别人托办事情，能办到才能应承。一旦承诺就必须办到。不知你要我办什么？”

    “这些资财，请暂时代为保管。”

    “这可以办到，我绝不动一丝一厘。”

    “两个女儿，烦大人为她们寻上合适的夫婿，免得……”商人气喘得紧。

    “这也可以，我绝不存图利的念头。”

    “还有……”商人说到这里，摆手让别人走开。舱中只有李约一人在旁边时，他也不说什么，只是费力地从怀中掏出一个绒布小包，打开，露出一颗闪闪发亮的夜明宝珠。商人这才说：“这颗宝珠……”说了半句就停住了，有点难以启齿的样子。

    “有事只管直言，能办我就应承，说办我一定办到。”李约说。

    “想请大人把它放到我的口中，勿使任何人知道……”

    很快，商人就死了。

    商人的资财，李约碰也没碰，就让商人的女儿把它们连同账簿一起封好，请官府收去保管。

    商人的女儿，李约为她们寻了夫婿。过了很长时间，得到信息的商人亲属赶来清理商人的遗财。他们到官府将商人的遗财同账簿一一对照，发现除一颗宝珠，余者丝毫不差。他们知道那宝珠价值连城，便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李约说：“酬谢李大人也是应当。”

    李约不说什么，只让官府派人与商人的亲属一起去将商人的坟墓挖开了。坟墓挖开，人们都看见，那颗宝珠就在商人尸骸的口中。

    李约说：“因为我答应他，将这颗珠子放在他的口中……”

    承诺死人的委托，经手巨万的资财、珍宝，不办没人指责，侵吞没人知道，不用监视，不用旁证，靠的是什么？诚实！讲的是什么？信用！李约的品德比那颗宝珠更光彩夺目。

    俞绘还银

    言必信，行必果。

    ——《论语·子路》

    明朝的时候，河南滑县有一个读书人，名叫俞绘。此人从小家境贫寒，他为人忠厚、学习刻苦已是远近闻名。经过10年苦读，俞绘考中了秀才，后来又通过乡试，取得了进京城参加会试的资格。

    对此，俞绘既喜又忧：能参加会试，有可能苦日子就熬出头了，读书人哪个不期盼着这一天呢？可是，京城路途遥远，赴京的盘缠却毫无着落，想跟乡亲和朋友们借，却又羞于开口。众人得知后纷纷慷慨解囊，很快就凑够了他的路费。

    第二天，俞绘一一告别众乡亲上路了。在途中，他省吃俭用，尽可能不浪费一文钱。不料当他在沛县住客店时，一个窃贼夜里潜入他的房间，将他的盘缠一掠而空。

    早晨醒来，俞绘发现钱没有了，当时就如五雷轰顶，不禁号啕大哭。店老板和其他客人闻讯赶来，都表示同情却又无能为力。店老板听他说从滑县来，忽然想起沛县的冯县令也是滑县人，建议俞绘去求助，说不定县令看在老乡的份上，能借钱给他。

    走投无路的俞绘也只好抱着侥幸的心理去试试看了。

    来到县衙门外，他向差役说明缘由，求见县太爷。冯县令听差役报告后，吩咐将俞绘带进来。

    俞绘见了县令，就如见到再生父母，泪水不觉涌出。冯县令问明事情经过后，感觉俞绘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便取出10两银子，说：“你也不必向我借了，这点银子算我赠与你的，估计够往返费用了。”俞绘感激不尽，说：“多谢恩人对晚生如此信任，自当终生铭记！晚生还是留一张借据吧，日后定要奉还的。”冯县令笑道：“不必了，既是同乡，又何必见外。我也不留你了，抓紧时间赶路吧。”说罢，亲自将俞绘送到大门外。俞绘一拜再拜，含泪作别。

    到了京城，俞绘如期参加了会试。结果出来了，俞绘没有金榜题名，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被任命为歙县训导（相当于县一级教育部门官员）。

    歙县在徽州，地处皖南山区，离沛县千里之遥。俞绘到任后，兢兢业业供职，一直抽不开身。但他心里无日不记挂着欠冯县令的10两银子，期待有一天亲自登门致谢，奉还银子。

    这一等就是三年。终于，俞绘有机会返家探亲了，途经沛县，正好可以去拜访冯县令，并奉还所借的银子。

    谁知，俞绘一到沛县就听说冯县令早已病故，不由得悲伤万分。他四处打听，终于找到冯县令的儿子冯珏的住处，可等说明来意后，冯珏却说：“家父在世时并没有提及借钱给你，也没有留下任何借据，所以这银子我不能收。”

    俞绘道：“我当时是要写借据的，但出于对我的信任，令尊坚持不要我写。如果因此就不还钱，我岂不辜负了令尊大人的信任？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如果令尊大人在世，他必定会对我很失望。所以，这银子还请你收下。”

    种世衡顶风冒雪赴约

    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

    ——袁采《袁氏世范·处己》

    北宋庆历三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大臣范仲淹正在巡视边境。他一边视察一边思考：环州（今甘肃省环县）的羌族部落大部分都在暗中与元昊（西夏国国王）往来，这样很不利于朝廷统一大业。怎样才能招抚羌人，并使他们和宋朝联合，一起抵御西夏呢？

    突然，范仲淹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名字——种世衡。种世衡是宋朝著名的将军，他率将士戍边多年，屡立大功。他对待西北各小国和部落，非常诚信，恩威并施，在羌族人中很得人心。此时，由种世衡负责修建的青润城已经完成，若由他去做环州知州，招抚羌族就会变成一件很容易的事了。

    想到这里，范仲淹急忙命随从备马驾车，日夜兼程赶回京城汴梁。

    范仲淹不顾多日来的旅途颠簸劳顿，刚回到京城就马上进宫去见宋仁宗，并递上一本奏折，奏请皇上任命种世衡为环州知州。仁宗看罢奏折，听了范仲淹的建议，连连称赞道：“爱卿所奏与朕所思不谋而合，好！好！”于是下旨，任命种世衡为环州知州。

    种世衡接到朝廷圣旨后，深知肩上责任重大。他长期驻守边陲，与各少数民族打交道，深知朝廷只有善待他们，他们才会善待朝廷。像汉朝的王昭君远嫁匈奴、唐代的文成公主西藏和亲，都是民族和睦的生动事例。种世衡匆匆收拾行装，连夜从青润城出发赶往环州。

    由于种世衡在西北各少数民族中享有很高威望，所以羌族部落的酋长牛奴讹听说他来当知州，便亲自率众到环州郊外迎接。要知道这位酋长平时非常倔强，对汉人的官吏也一向傲慢无礼，是从不拜见州里的长官的。

    种世衡见牛奴讹亲自迎接，大喜过望，十分感动，忙朝他拱手行礼道：“承蒙酋长远迎，本官明日在府邸聊备薄酒，以示答谢。”

    牛奴讹边还礼边说：“能与种大人这样讲信义的君子打交道，我倍感荣幸。我想，还是按我们羌人待客的礼俗，请大人明日到我的营帐来，由我为大人接风洗尘。”

    种世衡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多谢酋长厚意，明日本官一定前往。”

    第二天晚上，到了约定时间，风雪漫天。部下向种世衡报告说：“大人，外面狂风暴雪，道路险阻，而且牛奴讹凶狠狡诈，难以信任，为安全起见，还是别去吧。”

    种世衡说：“那怎么行？本官一向以信义结交边民，牛奴讹也正是因此才与我相约，我怎可以不去呢？从我自身来说，不能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一定要讲诚信；从国家利益考虑，现在正是以信义招抚羌族的大好时机，我岂能错过约定时间，失信于羌人？”

    于是，种世衡顶风冒雪前往。到了羌族的营帐前，牛奴讹看到浑身是雪的种世衡，大为吃惊：“风雪这么大，路又滑，我以为种大人不会来了。我们羌族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山上，汉人的官吏从来没有人敢到这里来，您是第一个。种大人，您难道一点儿都不疑心我吗？”种世衡笑道：“疑者不来，来者不疑嘛。”

    牛奴讹动情地说：“说心里话，今天种大人要是失约，我们羌人就会怀疑汉人的诚意……”种世衡说：“所以，信义乃处世之本也。”

    牛奴讹叹道：“可惜，朝廷像您这样的官员不多呀！他们来到此地，不是武力镇压就是设置圈套，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哪有信义可言！”种世衡道：“只要本官在此任上，一定严守信义，善待羌人，本官可以对天发誓！”

    “若是朝廷的官员都像大人的话，一定会完成统一大业，边陲也就安宁了。”牛奴讹说着，率部落的男女老少围成一圈，按羌人的最高礼节向守信的种世衡行礼，表达对他的敬佩之情。

    范仲淹信守诺言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增广贤文》

    在北宋时的三思书院里，少年范仲淹正在苦读。他出身贫寒，只能靠喝粥度日，但功课却非常出色，所以深得书院李先生的赏识。这位李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精通阴阳五行的术士。他长期研究炼金术，劳累过度，最终吐血而死。临死之前，他交给范仲淹一个包裹，包口用火漆封得严严实实，还加盖了印章，托付说：“这里面有一张祖传的炼金秘方，我托你代为保管，等见到我儿子时交给他。”范仲淹郑重地答应了。

    范仲淹料理完后事，就进京赶考了。一路上，他并没有注意到一个戴斗笠的跛脚人一直尾随着他。走到荒无人烟的郊外时，跛脚人突然从草丛中蹿出，手持大刀逼迫范仲淹交出炼金秘方。范仲淹装糊涂，跛脚人大笑：“我亲眼看见先生将一包白金和祖传炼金秘方交给你！”范仲淹趁其不备，拔腿就跑，跛脚人紧追不舍。最后，范仲淹被逼到了悬崖边，眼看就要被跛脚人抓住了，范仲淹毅然跳崖。也许是命不该绝，范仲淹恰好被挂在悬崖峭壁边的一棵大树上，幸免于难，当时他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只包裹……大难不死的范仲淹来到京城。一日，他目睹得宠的宫廷宦官李太监欺压百姓，非常气愤，说了几句公道话，谁知居然遭到毒打，差点丧命，幸而被王大人遇见，讨个人情，将他救了下来。王大人见范仲淹伤势严重，便把他带回家中疗伤。两人一见如故，很快便成了“忘年交”。一次闲谈中，范仲淹惊奇地发现王大人竟然是已故先生的同乡，而且还是情谊甚笃的儿时好友。有了这一层渊源，范仲淹便把先生所托之事告诉了王大人。

    京试发榜，范仲淹高中进士，王大人设宴为他庆功。而此时，跛脚人也投靠了李太监，成了他的心腹。跛脚人将炼金秘方一事告诉李太监，并说起范仲淹。李太监恍然大悟，立即直奔王大人府上。李太监一见范仲淹，发现他竟然是自己曾经毒打过的那个人，非常尴尬，也就少了客套，开门见山地说：“把炼金秘方拿给我，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范仲淹一口回绝：“我并不知道什么炼金秘方，只有一个包裹，那是受先师之托，替他的孤儿保存的。”李太监无计可施，愤然离去。

    李太监无功而返，怒不可遏。跛脚人献出一计：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深夜，一黑影窜进范仲淹的房间，偷走了包裹。拿到包裹的李太监欣喜若狂，不料跛脚人却抽出一把匕首，直刺李太监的胸膛……跛脚人打开包裹一看，里面竟是一团破布，他一下怔住了。就在这时，侍卫们闻声冲了进来，捉住了跛脚人。原来范仲淹早就料到李太监会出此下策，所以预先将包裹调换了。

    过了几天，有一个自称是李术士儿子的少年来到府上投靠王大人。范仲淹喜出望外——先师的遗愿终于可以实现了。范仲淹回忆起先师临终前的情景，那少年立即追问：家父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王大人随即让范仲淹转交遗物。范仲淹迟疑了一下，取出包裹交给那少年。

    当夜，那少年悄悄来到书房，将包裹交给王大人。王大人得意忘形地大笑：“我终于如愿以偿了！李太监只知蛮干，最后自取灭亡；我巧用计谋，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将秘方拿到手，范仲淹那小子还蒙在鼓里呐！”话音刚落，门“砰”地被踢开了，范仲淹出现在门口，怒斥道：“真想不到你连好友托给孤儿之物也要豪夺！”不料，王大人却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同乡、好友、李术士的儿子……这一切全都是他精心策划、瞎编乱造的。范仲淹这才明白：自始至终都中了王大人的圈套了！但是，除了愤怒，他还有一丝庆幸……王大人急切地打开包裹一看，里面竟是一些杂物。范仲淹也哈哈大笑起来，说：“你的计划确实天衣无缝，只可惜你求物心切，最后一步棋下得太仓促了！但凡人子者，听闻家父去世，当会号啕大哭，可这自称恩师儿子的少年却毫无表情，反而立即追问有无遗物，这怎么不让我起疑心！”王大人颓然瘫倒在地。

    三年以后，范仲淹信守诺言，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先师的儿子，将珍藏的包裹亲自交给他，那包裹上面，当年的火漆和印章纹丝未动。

    梁启超信守诺言

    期果言当谓之信。

    ——《贾子道术》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学者。

    1884年，12岁的梁启超第二次离开自己的家乡——熊子乡，坐船前往广州参加学院考试。到广州后，他租了一间公寓，认真读书、学习。考试时，他对答如流，中了秀才。主考官是广东学政叶大绰。他看到学子们的成绩很好，心中十分高兴，特地接见了被录取的学子。被接见后，学子们一个个都走了，只剩下年少的梁启超没有动。叶大绰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走。梁启超很有礼貌地说：“叶大人，学生有件事恳求您帮忙。”

    小小的学子，竟敢在三品大员学政面前提出要求，叶大绰先是吃了一惊，然后笑着说：“你有什么请求，请说来听听。”他态度和蔼、可亲。

    梁启超听后，十分激动，说：“学生临来考试时，对祖父许下了诺言。如果我这次考试被录取，就请求主考大人给祖父写一幅诞辰寿言。”“你为什么想到这样做呢？”主考官想弄清梁启超的想法。梁启超深情地说：“我的祖父虽然一生没有中举，但他用毕生的精力辛勤地培养我。我今天能够考上，全亏祖父培育之恩。今年，祖父刚好70大寿，作为孙子，我应该感谢他，最好的礼物就是写一条寿言，既肯定他的一生，又表扬他的精神。我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学政大人写的寿言才能满足这两个意思。如果您能写一赠言给他，这是最大的安慰和礼物。因此，我冒昧地求大人帮忙。”

    叶大绰听了梁启超的话，觉得他是个诚实的孩子，说的是真心话。他被梁启超的忠诚感动了，于是欣然接受了梁启超的请求，挥笔为梁老先生写了寿言。

    梁启超回到家乡，他的父母都很高兴，祖父接过寿言，笑得合不拢嘴。

    父亲问梁启超是怎么想起让学政大人写寿言的。梁启超说：“我临走时，祖父问我，这次考试有没有把握。我说，有把握。如果我考中了，就请主考官大人给您写一条寿言。考试后，我被录取了。我要实现我的诺言。于是，我就如实地将我的想法告诉了学政大人。学政大人听了我的话后，真的答应了我的请求！”

    祖父说：“超儿很诚实，而学政大人喜欢诚实的孩子，于是，学政大人就写下了如此有意义的寿言了，这正是‘心诚则灵’嘛！”彝族女杰奢香履行诺言诚者自成也。

    ——《礼记·中庸》

    奢香（公元1361—1396），四川永宁宣抚司（今四川省叙永、古蔺一带）人，永宁宣抚使奢氏女，黔西“黔部”第66世土官霭翠之妻，彝族。她履行诺言，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曾作出卓越的贡献。

    明洪武八年（1375），奢香嫁给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洪武十四年（1381），霭翠去世，奢香因其子年幼，代袭贵州宣慰使职务。

    当时担任贵州都督的朝廷命官马煜，出于大汉族主义的偏见，残酷地压迫剥削当地少数民族，驱使土官兵民去开筑普定“驿传”，他一向以“杀戮”少数民族的高压手段来达到“慑罗夷”（即压服彝族人民）的目的，因而严重激化了民族矛盾，引起广大彝族人民的不满，而骂他为“活阎王”。霭翠去世后，他更加骄纵横蛮，根本不把奢香等孤儿寡妇放在眼里，为了寻找出兵镇压少数民族的借口，居然采取“欲辱香，激诸罗怒，俟其反而后加之兵”，“欲尽灭诸罗酋，代以流官”的阴谋诡计，他把奢香传来，“叱壮士裸香而笞其背”。于是，彝族“48部诸罗，咸集香军门，戛颡愿尽死力助香反”（《大定县志·水西安氏本末》）。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即将爆发。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贵州宣慰同知宋钦妻刘淑贞认为不可动用干戈，她一方面劝告奢香暂不发兵，一方面偕其子上京师控告马煜的罪恶阴谋，并建议皇帝召见奢香，亲自处理这个案件。明太祖朱元璋欣然采纳了她的意见。

    洪武十六年（1383），奢香率土酋15人随刘淑贞到金陵（今南京），面见明太祖，揭发了马煜“激变诸罗欲反状”。朱元璋召回马煜，历数其罪，并处以死刑。同时，为奢香平反，赐奢香以锦衣、珠翠、如意冠、金环、袭衣等物。奢香为了报答洪武皇帝，答应回贵州后一定很好地向彝族人民解释，世世代代搞好民族团结，并愿修从四川到贵州的交通路线，以加强贵州同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奢香回贵州后，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首先把彝族首领和人民安定下来。接着，以偏桥（今施秉县）为中心，开筑了两条驿道：一条向西，经水东（贵阳市东北部），过乌撤（今威宁），到乌蒙（今云南昭通）；一条向北，经草塘（今瓮安县东北草塘区），到容山（今湄潭县），全程四百余里；并建立龙场等九驿于水西境内，自龙场驿（今修文县）至陆广驿（今修文县陆广区）约50里，再至谷里驿（今黔西县谷里区）约80里，再至四水驿（今黔西县城侧）约60里，再至奢香驿（今大方县西溪地区）约50里，再至金鸡驿（今大方县里归化区）约50里，再至阁鸦驿（今大方县阁鸦地区）约50里，再至归化驿（今大方县归化地区）约30里，再至毕节驿（今毕节县城）约30里，这条官驿大道，纵横贵州，接连湘、川、滇三省，为加强贵州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逐步改变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闭塞状态，发展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洪武二十九年（1396），奢香卒。朝廷遣专使祭之，诰封奢香为“大明顺德夫人”。

    清道光十三年（1833），经其后裔安涂辛禀请，大定知府王绪昆批准，立碑于墓前，镌批文赞扬她“义笃忠贞，志坚金石，名垂竹帛……实千古伟人”。

    1964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把奢香的坟墓、墓碑及祠庙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林基路说话算数

    信而见疑。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林基路（1915—1943），广东台山人。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被我党从延安派往新疆工作，用延安的火种去点燃西北边疆的革命火焰。

    1940年，林基路任新疆库车县县长，为当地人民办了许多好事，被当地人民誉为说到做到、关心人民疾苦的好县长。

    一天，库车县城外，一位白胡子老爹牵着一头奶牛，忧心忡忡地往县城走。半路上，他突然碰见了“米拉甫”（官府负责分配田地用水的人），真是冤家路窄，老爹的儿子就是被这个“米拉甫”陷害入狱的。“你欠水款不缴，还有钱买奶牛！好吧，就用这头奶牛顶水款。”此人说着便和政务警察、包税掌柜强行作价，然后，“米拉甫”一把推倒老爹，把牛抢走了。

    老爹从地上爬起来，只觉得天旋地转。正在这时，有人扶住了他。他睁开眼一看，是一位穿旧灰制服的汉族青年，旁边还站着一位中年先生。“老爹，你怎么啦？”汉族青年关切地问。于是老爹把儿子被害入狱和刚才发生的事述说了一遍。他要找林县长告状，救出他儿子。

    “这就是林县长。”旁边那位中年先生插嘴说。原来，面前这位穿旧灰制服、态度和蔼的青年人，就是他要找的林县长。“林县长，我求求你呀……”老爹悲痛欲绝地哭着。“老大爷，别难过。”林基路安慰老人一番，接着便询问老爹儿子的名字，又问了那个“米拉甫”、警察、包税掌柜的名字，便告别老人走了。

    白胡子老爹心里七上八下地回到了家里。他不知道林县长是否真能为他申冤。“唉，反正没办法，等着吧。”老人想。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的儿子被释放回来了，手里还牵着被“米拉甫”抢走的奶牛。儿子告诉他，是林县长把他从牢房里迎出来，又派县里职员从“米拉甫”手里夺回了奶牛……老爹望着儿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在心里念叨着：“林县长啊林县长，你说话算数，真是咱维吾尔人的贴心人呀！”

    事过不久，县府下了命令：革除现有区、乡、街长和管水的“米拉甫”，另由老百姓重新选举清廉的人担任；革除作恶多端的政务警察，仅留20多维持社会治安；革除包税制和其他苛捐杂税，由县府统一掌管税务。革除三霸，库车人民心里开了花。林基路说到做到，关心人民疾苦的事迹流传在千家万户。

    1942年，盛世才阴谋制造共产党“四·一二”暴动案，将林基路逮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他坚强不屈，写下了《囚徒歌》，表达了对敌人的痛恨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心。1943年9月他被杀害，时年27岁。新中国成立后，其骨灰安置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并建立了“林基路烈士纪念馆”。

    闻一多说了就去做

    对人以诚信，人不欺我；对事以诚信，事无不成。

    ——冯玉祥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湖北浠水人。中国著名诗人、学者和民主人士。幼年爱好古诗词和美术；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1922年赴美学习美术；1925年回国，历任北京艺专、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昆明西南联大等学校教授。一生写有很多著作，后编辑为《闻一多全集》流传于世。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带领学生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反对国民党匪帮倒行逆施，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英勇牺牲。

    闻一多自幼为人老实、谦虚，勇于探求真理。只要是方向认识清了，说了，他就去做。他经常对人说：“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实际上是他也说了，也做了，说了就做，言行一致。

    1925年他从美国回国，看到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片黑暗，到处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无比愤慨，当即写了一部诗集《死水》，表达了他热切地追求光明世界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黑暗现实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20世纪30年代，他想要深入研究中国民族文化，通过研究给中国开一济救济的药方。于是从唐诗入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饭有时都忘记吃，头发总是零乱不堪，终于写成《唐诗杂论》。又经十年写成《楚辞校外》。因为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人们戏称叫他“何妨一下楼主人”。

    1943年后，他在党的影响下，把主要精力转到带领学生群众从事争取民主斗争，成为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他大声疾呼，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治，借美帝国主义援助发动反人民内战的阴谋。这个时期，他给昆明学生界学生作报告，印政治传单。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他不但说，还冲在对敌斗争第一线。

    1946年7月11日，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黑暗恐怖气氛笼罩昆明。国民党特务布满全城每个角落，甚至给革命师生写恐吓信。闻一多也接到多次警告信号。怎么办呢？他与青年学生商量，决定举行群众集会，给敌人以打击，揭露敌人镇压人民的阴谋。开会那天，他不怕恫吓，不怕牺牲，登上讲台，做了他历史上有名的《最后一次讲演》，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他大气凛然声音激动地说：

    “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

    “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什么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的讲话激起与会者很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闻一多就是这样，说在前，冲杀在前，表现了一个爱国者言行的高度一致。他的讲话和革命行动，像重磅炸弹投向国民党反动派，暴露了敌人的反动丑恶的嘴脸。7月15日，穷凶极恶的国民党特务把他暗杀了。虽然他牺牲了，但他的无畏的精神，激起了全国的群众斗争高潮，“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敲响了蒋家反动王朝的丧钟。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表彰了闻一多的民族英雄气概。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和诗人臧克家写的《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一并选入中学课本，让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学习他言行一致的宝贵品质。

    邹鲁山不负重托

    马先驯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

    ——《淮南子》

    邹鲁山是抗日时期在陈毅同志引导下，由爱国民主人士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一个典型人物。

    邹鲁山是苏北阜宁县人。他聪明好学，仗义轻财，能诗善文，工于书法，精于围棋，亦好京剧。1927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凭邹鲁山年少英俊、才华横溢，加上其长兄、内弟又在政府、军队任要职，有这诸多社会关系，谋求官职，那时并不是难事。但是邹鲁山疾恶如仇，洁身自好，憎恶当时社会黑暗，不愿踏入仕途，愿以教育救国，甘在上海一所中学任教。后来深感教育并不能救国，便谢职返回故里。当时，他家乡一带土匪如毛，危害甚烈。邹鲁山便挺身而出，联合地方自卫队，主动多次击溃土匪，保得一方安宁。抗战爆发后。深为祖国命运忧虑，常常慷慨悲歌岳飞的《满江红》，唱得声泪俱下，又疾书“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悬于中堂，以示一片爱国的赤诚。也曾冒死组织地方武装，袭击过日寇兵船。然而空有一腔热忱，却找不到抗日的前途，常常陷入彷徨苦闷的状态之中。

    这时陈毅同志率新四军军部转移到苏北阜宁县西北的停翅港。开始对邹鲁山这位抗日爱国人士高度重视，便与军部敌工部长刘贯一商量如何接触邹鲁山的问题。不久，刘部长便派敌工部干事张剑秋，带着陈军长的亲笔信找到了邹鲁山。邹鲁山欣然接见，喜阅来书，几行潇洒苍劲的行书跃入眼帘。

    “鲁山先生稚鉴：闻君有围棋，若此情属实，能否借给我一用。如方便，请至我处一叙。”署名陈毅。邹鲁山异常激动，当即回答：“陈军长军务繁忙，赐书一介布衣，邀乡间野士至虎帐一叙……”稍有思考，又说：“哦，我想陈军长与我素不相识，从何叙起？一定有抗日大事相议，我当尽早去拜会。”张剑秋同志当即补充说：“邹先生真是大才，很快领会了陈军长的意图。”

    一个月后，邹鲁山便随张剑秋来到了军部。陈毅同志闻讯出迎，邀请入室。鲁山见陈军长的豪爽气度顿生敬意，忙谦逊地说：“鲁山乡野之人，有辱大驾屈就。呈上一副较好的围棋，聊供将军消遣。”陈毅见他过于拘谨，便哈哈一笑说：“邹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定是高手。来，咱们先干一仗！”爽朗的笑声，坦诚的态度，好似故友重逢，一下子缩短了许多距离。

    晚饭后，陈毅便与邹鲁山促膝长谈。从当前国难谈到将来美好前景；从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到实行减租减息的当务之急。邹鲁山听得非常入神，连声称赞：“全面精辟，前无古人，治了我的急性病。”两人越谈越投机，直到深夜方息。

    1942年4月21日，于大顾庄正式成立射阳县。同年10月，陈毅同志根据邹鲁山的一贯表现和工作能力，推荐他为首届参议长，士绅们一致赞同。邹鲁山从此工作更加积极，他家几乎成了接待站，经常有人住在他家，短则一两天，长则两三个月。由于开支过大，不几年就将田产卖去了大半，生活趋于拮据，但对来往同志依旧十分热情。

    1942年冬末，陈毅率军部向盱眙县黄花塘转移。临行之前，陈毅与张茜商量如何安置出生四五个月的小男孩的问题。随军转移吧，一路上多有不便；找当地老乡抚养吧，谁肯承担麻烦，冒此风险？想来想去，想到了邹鲁山。于是陈毅便向他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邹鲁山毫不犹豫，当即表态说：“军长及夫人敢将爱子托付，这是对我高度信任，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张茜收拾好孩子衣物，用包被裹好孩子，流着惜别的眼泪送给邹鲁山。邹鲁山轻轻接过孩子，说：“请放心，只要我在，一定保证孩子安全。”

    第二天上午，邹鲁山把孩子（当时小名小虎、又称小绔子，即今陈吴苏同志）抱回家。邹母知道了很不高兴，责备鲁山说：“你有好多侄子，随便过继一个都可以嘛，何必抱人家的？”鲁山说：“何必过继伤了他们的感情。我特地抱个婴儿，养大了也是一样啊。”就这样，他瞒过了亲人及邻里，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才将真情告诉了他妻子。她听了忧虑地说：“这担子比泰山还重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向陈军长夫妇交代？”鲁山说：“不要怕，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绝对保密。你得为我多负担繁重的抚养任务。”他妻子点头承诺。从此，为掩人耳目起名“小压子”。鲁山借口孩子胆小，发现有鬼子扫荡立即报信。为避开敌人扫荡，他不顾自家孩子，先将“小压子”藏到芦沟、坟场。一有感冒脑热，鲁山夫妇日夜守护，请医喂药。“小压子”患过猩红热病。鲁山夫妇更是倍加照顾，到处求医买药，花了许多财物，终于治好，鲁山夫妇俩为此喜不自胜。

    1943年端阳节前一天，陈毅派人将小虎从鲁山家接回黄花塘。临行时鲁山夫妇依依不舍。鲁山的三个女儿忽然不见相处很亲热的“小弟弟”，与父母缠蛮数日，直到得知孩子安全到达，才将真相告诉三姐妹。

    1979年9月，当年的“小压子”陈吴苏同志还从北京专程来阜宁看望了两位老人。陈毅取信于民一丝一毫关乎节操，一件小事、一次不经意的失信，可能会毁了我们一生的名誉。

    ——林达生

    解放战争时期，陈毅曾是百万雄师过长江的卓越指挥者之一，并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上海。在建国初期任上海市市长。他在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

    1949年初，我数十万大军包围上海，守城蒋军已成瓮中之鳖，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军队进城后，怎样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这是陈毅日思夜想的一个大问题。上海情况很复杂，接管这座城市若稍有疏忽，后果不堪设想。搞不好，甚至难以站住脚跟。“怎样从一见面，就给上海人民一个好印象？”一天，陈毅忽然想起史书上有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于是，就在“入城守则”中加了这一条。但在团以上干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许多同志想不通。我军与老百姓鱼水情深，在农村都是住在老百姓家里，到上海为什么睡马路？一个团长问：“遇上大雨怎么办？”陈毅郑重而严肃地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地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总前委在讨论“入城守则”草案时，刘伯承、邓小平都非常赞同这一条。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这个“入城守则”。毛泽东回电批复：“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部队进入上海市区后，严守“入城守则”。尽管上海连日大雨，五月的夜晚仍有些寒意，但我军指战员仍睡马路，无一人入民宅。为了不惊扰群众，部队还把战车和军马一律留在市郊，饮水和饭食要从三四十里外送来。解放军官兵每餐只吃少量的咸菜，以保证上海市民的蔬菜供应。

    这一切，深深感动了上海人民，他们从这些感人的事实中得出结论：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上海市人民热情地带着汽水、饼干，纷纷涌上街头慰问子弟兵，整个大上海，呈现出一片亲人相会拥军爱民的动人景象。胡逸民年逾九旬践前约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

    ——蔡锷

    胡逸民，浙江永康人，1890年出身于农民家庭，攻读法律，成为法学士。早年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很得孙中山赏识，投奔孙中山后，积极为民主革命效力。他在国民政府中历任国民革命军军事法官、审判厅厅长、高等法院院长等要职，“四·一二”政变前后，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他倾向革命，同情共产党人，曾四次被蒋介石投进牢狱。他第三次入狱，在南昌北营场军法处看守所与方志敏相遇，并结成囚友和知己，留下一段诚实守信的佳话。

    1935年2月，闽浙赣三省省主席方志敏同志被押进敌看守所，胡逸民听说后，想尽办法与方志敏接近。经过多次接触、交谈，俩人逐渐加深了解，胡逸民对共产党人方志敏更加佩服，称他为真正的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于是胡逸民坦诚相告，国民党当局让他劝方志敏投降。“他们要我转告你，官厅想重用你。这些天，我看你心坚志定，不是那号人，也就耻于启齿。请原谅，今日才挑明此事。”就告诉方志敏，顾祝同来南昌捎了蒋介石上谕，“劝方自首，将功折罪”，顾可能探监拜访，要多加防备。

    一对囚友，越谈越投缘。方志敏开导胡逸民：“蒋介石有什么可怕？在全国人民面前他是孤立的。就在贵党内部，反蒋英雄不是也大有人在么！”此话一出，胡逸民立刻想到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此人因反蒋而遭迫害，关押在胡逸民任狱长的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胡曾设计放邓逃走，因蒋防范严密，计划失败。后宋庆龄造访胡逸民，要求探监见邓。胡未请示蒋介石，满足宋庆龄的愿望。蒋介石知晓此事，怕事情有变，便命令戴笠杀害了邓演达。

    蒋介石杀害邓演达，引起公众舆论的谴责。他为掩盖罪行。捏造邓的“口供”和罪状，并“栽赃”说“经胡逸民审理予以枪决”。面对蒋的残暴行为，卑鄙的伎俩，胡逸民闯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指着蒋失口大骂：“无仁无义的东西……”蒋介石涨红脸，跑过来给胡重重两记耳光：“胡逸民，你这小子昏了！给我滚……”胡逸民一口气向自己的囚友、知己，讲完这段往事。从此，两人的心贴得更近了。

    方志敏知道敌人留给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他要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在这特殊的战场上，采用另一种方式坚持战斗，于是，他利用敌人让他写“交代”而提供的条件，不停地写作，宣传自己的信仰，呼唤真理，揭露敌人。《可爱的中国》文稿完成，但问题是如何想办法送出去。胡逸民看到方志敏的文稿，眼睛一亮，称赞道：“《可爱的中国》，噢！好题目！”并激动地说：“方君啊，你写，你快写！我一定想办法为你送出去。”

    继《可爱的中国》之后，方志敏又写了《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给某夫妇的信》、《狱中记实》、《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这些文稿在狱中都是经胡逸民的手转移藏匿。其中给某夫妇的没有称呼和姓名的信，胡逸民心领神会，“这一定是他留给我的文字！”这是一名行将赴义者对囚友的希望和忠告。他牢记着信上“从罪恶跳入正义；从黑暗跳入光明”那振聋发聩的话语。

    1935年7月初，方志敏根据形势分析，敌人很快就要对自己下手，他把最后两份文稿交给胡逸民。胡逸民双手捧着沉甸甸的一包文稿，再次表示：“志敏，我一定要把它送出去！送给谁好，怎么送，你吩咐吧！”方志敏告诉他，可把文稿交给鲁迅或者宋庆龄，请他们转给共产党组织。当年秋天，胡逸民出狱。在南昌小住几日便赴杭州。在杭州隐居简出，在痛苦和彷徨中熬了一年，最后终于决定冒险赴上海，去实践自己的诺言。

    1936年11月，胡逸民一身小生意人的装束来到上海。他先找鲁迅先生，未找着（鲁迅于10月19日病逝）。共产党组织他又找不着，怀揣烈士遗稿他焦虑异常。突然，他想起上海救国会头面人物章乃器，此人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11月18日晚他找到章家，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接待他（章外出不在家），并收下烈士遗稿。几天后，胡子婴与宋庆龄联系上，由章乃器的弟弟共产党员章秋阳，乘出租汽车送到宋家。后来宋庆龄将文稿转给冯雪峰。至此，方志敏烈士的手稿才真正转到共产党组织手中。若干年后，胡逸民得知文稿的归宿，久久悬系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胡逸民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礼遇。但由于他对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存有疑虑，加之听信流言，惶惶不安，1950年春夏之交赴香港定居。1981年10，胡逸民回大陆观光，专程赴南昌梅岭拜谒方志敏烈士陵墓。年逾九旬的老人，他从山下一步步地踏上157级台阶，来到方志敏墓前。

    “志敏啊，志敏！我的囚友，我的知己！我没有忘记你的教诲，没忘记你的重托……”老人泣不成声，重复着这几句话。

    1982年胡逸民回浙江永康定居，1987年病逝，享年98岁。白求恩遗嘱赠相机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

    ——洪应明

    诺尔曼·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医生。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到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毛泽东主席接见他时，他说：“作为医生，我应当到前线去，为伤病员服务。”6月，他到达了抗日敌后革命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晋察冀边区的军民，热烈欢迎白求恩大夫，聂荣臻司令员亲切会见了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会见时，一位新闻记者拍了照片。会见后，几张照片送来了，白求恩一看，啊，拍得好极了，为他留下了极有纪念意义的永恒的瞬间。白求恩大夫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对记者说：“我能看看您的摄影作品吗？”

    这位摄影记者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新闻科科长沙飞，他很高兴地把自己的影集交给白求恩，白求恩一页一页地翻看着，他看到了“激战喜峰口”、“平型关大捷”、“挺进长城内外”、“沙原铁骑”、“塞上风云”等军事题材的摄影作品，还看到反映晋察冀边区人民政权建设的作品。忽然，他看到影集中有几张摄有西方人士的照片，就问：“他们是谁？”沙飞介绍说：“这位是美国记者郝乔治、这位是英国武官司品列，他们都在前不久访问过我们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又问：“怎么这里还有鲁迅先生？”沙飞说：“两年前，我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当鲁迅先生抱病参观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和几位青年木刻家围坐交谈时，我抢拍了这几张照片。11天后，也就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就病逝了。”白求恩欣赏着鲁迅先生轩昂的形象，说：“了不起，沙！您留下了许多历史性的画面！”

    白求恩大夫很快投入了抗日敌后革命根据地的战斗生活。前线不断送来伤病员，晋察冀边区不但缺医少药，而且缺乏足够的医生。白求恩一方面抢救伤病员，一方面筹建医院，还要培训医护人才，同时要想方设法，通过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线，从敌占区采购药品和器材。对于白求恩大夫忘我的工作，沙飞都暗暗地留心着。

    一天，沙飞又把《白求恩和小战士》等几幅摄影作品，送给白大夫。白求恩欣赏着照片，突然问：“沙！能不能让我看看您的照相机？”

    沙飞笑着说：“当然可以。这是我在上海读书时，在旧货商店买到的。”白求恩检视了一番后，叹了口气说：“啊！一架普通的旧相机，却拍出第一流的照片，内容和技术都那么好。你真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摄影记者之一。”他拿出了自己的相机，说：“沙！我的机子比你的好，可是我拍不出你那么好的作品！”他收拾好相机后，又说：“沙！以后我回国了，一定要捎给你一架新相机，让你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但是，白求恩大夫终于没能回国。1939年，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他的手指被手术刀划破而感染，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了。临终，他立下遗嘱，交代了自己身后应当办的事，其中有一条是：请把我的那架照相机，转交给沙飞！

    康德黎援救孙中山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

    ——朱熹

    康德黎博士是英国医学家，是孙中山青年时代在香港新医学院求学时的老师。1895年10月，孙中山领导兴中会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到夏威夷群岛去。在火奴鲁鲁城，孙中山遇见了这位老师和他的夫人。康德黎十分同情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说：“我们已离开香港，要回英国，住在伦敦波德兰区覃文省街46号，假如你到英国，请来找我们。”

    1896年10月1日，孙中山流亡到伦敦，按址找到康德黎先生。康德黎夫妇热情地欢迎他，康先生说：“到伦敦来了，有什么需要，我们一定竭诚相助。”康夫人说：“到伦敦也要警惕，这里的中国使馆也收到国内通缉令，当心被他们抓到！”康先生说：“不要担心，遇到困难就找我们吧，请你相信，我会尽力帮助你的！我不能让一位革命者在伦敦孤立无援！”

    10月11日是个星期天，孙中山准备到教堂去，在大街上，有两个人用广东话和孙中山搭话，认乡亲，请孙中山到家里喝茶。孙中山不知是计，竟在清政府驻英大使馆被诱捕，关押在密室。大使馆订好了船票，准备将他秘密押解回国。

    事情十分危急，孙中山千方百计想和康德黎先生联系，都失败了。最后，他通过使馆英籍老司炉工人柯尔，把一张名片偷偷送到康德黎先生处，上面写道：“我被关押在清驻英使馆，一两天后，将被押送回国。回国后一定会被砍头。请您救救我！”康德黎闻讯后，感到事不宜迟，立即组织营救。

    康德黎先生得到消息已经是夜间11点，但他还是立刻向苏格兰场警署报了警，接着向英国外交部提出报告。由于是星期天，警署和外交部都休息，怎么办呢？康德黎又连夜赶到英国最有影响的《泰晤士报》报社，向值班主编反映这起中国使馆诱捕案，拟通过新闻报道的力量，形成对清使馆在驻在国非法捕人事件的强大舆论压力。

    康德黎想，如果使馆连夜把孙中山转移了怎么办呢？他决定：雇请私人侦探，监视使馆的动静。一旦发现孙中山在深夜被押解出来，就开车尾随跟踪。

    英国政府在接到康德黎报案后，迅速派人调查“诸格来轮船公司”，证实清使馆的确雇定了货船的船舱。而伦敦各报如《地球报》、《中央新闻》、《每日邮报》等纷纷发布了新闻报道，用了“可惊可愕之新闻”、“革命家之被囚于伦敦”、“公使馆之拘囚”一类的大字标题，轰动了整个伦敦。10月23日，康德黎博士在一名英国外交部官员和一名苏格兰场探长的陪同下，到清使馆把孙中山接出来。他信守自己的诺言，千方百计援救了孙中山。张闻天临终交党费小信诚则大信立。

    ——韩非子

    张闻天，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川沙县）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军长征时期，曾任党中央总书记。在遵义会议上，他和周恩来、朱德等一起，坚决抵制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积极支持毛泽东对我党我军的领导。1959年后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错误批判和“四人帮”的迫害。在这种逆境的情况下，张闻天仍然忠于人民，忠于党。

    这一天，病榻上的张闻天已经进入了弥留之际。经过长时间的昏迷后，他又苏醒过来了。他艰难地举起了颤抖的手，守候在他身边的妻子刘英赶忙凑到床前，张闻天吃力地说出了自己心中仍不放心的事。原来，他向妻子一再坚决地表示，要把生前全部存款作为党费交给组织。这件事他还放心不下，他要妻子留下字据。妻子含着眼泪说：“你放心吧，难道你连我也不相信吗？”张闻天这才满意地表示了放心。他还再三嘱咐，不要让公家负担他的药费，全部由自己支付。这位一生简朴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离开人世时，身上仅穿一套经过再染的旧制服。

    张闻天的举动绝不是偶然的。抗美援朝时，他捐献过一大半工资；发行建设公债时，每次他都带头认购；他还经常多交党费，有一次，他交出过两千元。在许多活动经费上，明明公家可以报销的，他却要自己付，而这最后一笔四万元的存款，大部分是补发给他的工资。他也全部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张闻天不但自己一生忠于人民，忠于党，还教育子女也这样做。1957年，党中央第一次发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时，张闻天支持儿子到河北农村劳动，1967年又鼓励儿子去新疆建设兵团，并在那里安了家。1972年，儿子回广东探亲时，曾向爸爸提出，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是否向组织要求调动工作。根据父母年迈的情况，这个要求是符合政策的。可是张闻天不同意，对儿子说：“不能提，国家经济有困难，不能造成不好影响。”直到临终前，他还嘱咐儿子安心边疆。

    张闻天就是这样，无论是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年月，还是在受到误解和屈辱的时候；无论是对自己，还是要求自己子女，都始终不改他那对人民、对党的无限忠诚。列宁信守新年邀约凡人所以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于诚敬。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

    ——朱熹

    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非常热爱儿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立刻指示在全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之下，成立一个儿童生活改善委员会，负责收养孤苦伶仃的孩子。在国内闹饥荒的时候，他指示，要保障孩子们的生活，要由国家免费供应14岁以下的儿童一切食品，因为“孩子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共产主义大厦得靠他们来建成”。

    列宁自己没有儿女，可是自从革命胜利以来，逢年过节，他总是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到儿童之家，和孩子们欢度节日。1921年，列宁病了，因为革命胜利以后，反革命势力在1918年8月刺伤过列宁，养好伤以后，又有太多的工作压着列宁，使列宁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可是眼看着1922年的新年快到了，这回列宁实在不能到儿童之家和孩子们一起欢度节日，怎么办呢？最后他决定在自己的家里布置一个枞树晚会，请孩子们上家里来做客！

    孩子们一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了，他们扳着手指头数着日子，等着到列宁爷爷家里去过年。自然，他们谁也不知道，列宁爷爷这会儿正患着重病。

    列宁病得越来越厉害，他头疼，整夜整夜地失眠。医生对他说：“列宁同志，您无论如何也得去休养了。”秘书说：“新年晚会就取消了吧，那会消耗您太多的精力的！”

    列宁说：“不！我希望孩子们成为有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人，我对孩子们不能失信！新年晚会一定要如期举行，我也一定要准时出席，和孩子们一起欢度新年！”

    工作人员知道列宁的脾气：不但对大人不会失信，而且对孩子们也从不失信，因此，就按照列宁的意思，忙着把列宁的家布置起来。他们从森林里砍回一棵树杆特别直、枝叶特别茂密的枞树，摆放在大厅里，又在树上挂上五颜六色的小电灯和各种玩具：洋娃娃、小兔子、小狗熊……当孩子们来到列宁家里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这棵漂亮的新年枞树，高兴得欢蹦乱跳。这时，列宁尽管正病痛难忍，却一定让工作人员推着他坐的轮椅，来到孩子们中间。当孩子们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时候，列宁就坐在一旁，笑眯眯地拍着手。有个淘气的孩子爬到列宁的膝盖上，列宁就搂着他慈祥地笑。最后，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女工作人员玛丽亚给孩子们发了新年礼物，每个人都有一份。

    孩子们长大以后，谁也忘不了在列宁家中的这一次新年晚会，当然，也永远忘不了，这一回列宁是坐着轮椅来和他们欢度新年的。列宁信守了他的新年之约，抱病举办并且参加了这样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新年晚会！埃德加践诺向西行人谁不欲人谓正人君子，而卒不免为常人，至或陷于大恶者，患在心违其貌，而安于自欺。

    ——范浚

    1936年6月的一天，在由北平开向西安的一列火车里，有一位美国大学教授正在发高烧。虽然是六月天，他却裹着厚厚的外衣，冒着虚汗，冷得浑身直打哆嗦，他咬着牙硬挺着。他心里明白：这是不可避免的药物反应，因为在他身上注射了多种预防针：预防天花、伤寒、霍乱、斑疹百伤寒和鼠疫的预防针。当时，这五种病在中国西北部都正流行着，而且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在那里也已蔓延开了。然而更可怕的是，他听说这一趟旅行，除了疾病的威胁，还得随时防备可能遇到强盗和土匪，如果遇到他们，不仅会被洗劫一空，还可能丧命。

    他望了一眼行李架：那里摆着一个铺盖卷，一个旅行包——里面有文具、两架照相机和24卷胶片。虽然他正发高烧，但心中非常兴奋。他认为，受这样大的罪，冒这样大的险，值得，因为他正在实践着一个崇高的诺言：只要把我介绍给毛泽东，我就不计艰险，一定要到陕北采访一趟。为了探明在中国正在发生着的事实真相，难道不值得我这个外国人用脑袋去冒一下险吗？

    这个外国人叫埃德加·斯诺，一个美国记者，在北平著名的燕京大学任教授。1935年12月的一天，一名大学生找到他，说：“斯诺先生，明天在长安大街，我们中国学生有个大行动，您愿意不愿意去看看？”他说：“当然，我要去的！”他看看日历，知道“明天”是9号。第二天，他在长安大街上看到上万名学生在那里集合，齐声高呼：“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这一天特别冷，大批军警开动着水车，水龙头喷出一条条水柱，淋向学生。一时间队伍被驱散了，但是以这一天命名的“一二·九运动”，却在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高潮。

    斯诺知道，这场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发动这场运动的基础是什么？是什么目标，什么理想，使共产党人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呢？相当长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来解答这些问题，实在可悲。于是，他悄悄地对接近他的青年朋友许下一个诺言：只要有人能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我就立即动身，设法进入中国西北的红区，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使人们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

    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介绍信终于秘密地送到埃德加·斯诺教授的手里，斯诺教授立即实践他的诺言，成为第一位进入中国革命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写下《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又名《西行漫记》）这部不朽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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